时间:2023-05-28 0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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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动物
清洁级雄性ICR小鼠30只,体质量(20.03.0)g,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SCXK(浙)2008-0033。
2. 仪器
1200 Agilent高效液相色谱(美国Agilent公司);RYJ-12B药物透皮扩散试验仪(上海黄海药检仪器有限公司);XS205电子微量天平(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STARTER2100酸度计(美国OHAUS公司)。
3. 试药
马钱子碱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0706-200505,纯度95.9%);士的宁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0705-200306,纯度97%);马钱子碱纯品(南京泽朗植提技术有限公司,批号:ZL110116,纯度97.2%);士的宁纯品(南京泽朗植提技术有限公司,批号:ZL110120,纯度96.2%);马钱子购于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批号:101011,经该公司质检科郑霄鹰主管药师鉴定为马钱科植物马钱子(Strychnos nux-vomica.L.)的干燥成熟种子;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1(自制,批号:20120608,马钱子碱含量94.1%);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2(自制,批号:20120828,马钱子碱含量27.01%,士的宁含量2 6 .95%,总生物碱含量67.38%)。乙腈(美国Tedia公司,批号:14035045,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方法
1. 透皮接受液中马钱子碱、士的宁的含量测定方法研究
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gilent SB-C18柱(4.6mm150mm,5流动相:乙腈-0.01moL/L庚烷磺酸钠与0.02moL/L磷酸二氢钾等量混合(10%磷酸调pH值为2.80)(21∶79);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260nm;进样量:20柱温:室温。
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量马钱子碱、士的宁对照品适量,甲醇溶解,流动相稀释至浓度分别为38.80、45.20g/mL。
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透皮接受液,0.45m微孔滤膜过滤,即得供试品溶液。
1.4 标准曲线
取1.2项下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5、10、15、20、30、40、50、60L,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行检测。相应对照品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样量(X)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马钱子碱回归方程Y=1 767.7X-39 093,r=0.9999,马钱子碱在0.194-2.328g内线性关系良好。得到士的宁回归方程Y=2 352.3X-2 9943,r=0.9929,士的宁在0.226-2.712g内线性关系良好。
1.5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6次,计算峰面积的RSD值分别为0.19%,0.18%,说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1.6 重复性试验
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6份,进样检测,计算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RSD值均为0.32%。说明此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1.7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量取已知含量马钱子碱18.79g/mL,士的宁3.57g /mL的上述供试品溶液6份,每份0.5mL,各加0.2mL混合对照品溶液,流动相定容至2mL,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行检测,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1。测得马钱子碱和士的宁的平均回收率为96.74%,99.28%,RSD值分别为0.99%,0.55%(n=6)。说明此方法准确度良好。
1.8 样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上述供试品溶液置于37℃条件下(n=6),24h后测定含量,马钱子碱、士的宁的RSD值分别为1.17%和1.52%,表明在37℃条件下透皮接受液中马钱子碱和士的宁在24h内稳定性良好。
2. 体外经皮吸收实验
2.1 接受介质的配制
称取氯化钠8.00g,氯化钾0.20g,磷酸氢二钠3.63g,磷酸二氢钾0.2 4g,加蒸馏水溶解定容至1 0 0 0mL,即得pH值7.40磷酸盐缓冲液(PBS)。量取80 0mLPBS加入200mL无水乙醇,混匀,即得20%乙醇的PBS溶液。
2.2 样品溶液的配制
马钱子碱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马钱子碱纯品适量,接受介质溶解稀释至浓度为1.56mg/mL。士的宁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士的宁纯品适量,接受介质溶解稀释至浓度为0.48mg/mL。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1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1适量,接受介质溶解稀释至马钱子碱浓度为1.62mg/mL。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2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适量,接受介质溶解稀释至马钱子碱浓度为0.829mg/mL,士的宁浓度为0.797mg/mL。按一定比例吸取上述马钱子碱、士的宁溶液,制得不同比例的纯品组;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1溶液中加入适量马钱子总生物碱提取物2溶液,制得不同比例的提取物组。
2.3 离体皮肤的制备
取雄性健康小鼠,用7%硫化钠溶液(含5%甘油)活体脱去其背部毛发后0.9%氯化钠溶液洗净皮肤,擦干后饲养12h。处死后剥离背部皮肤,剔除皮下脂肪和黏连物,0.9%氯化钠溶液洗净,待用。
2.4 离体透皮实验
将小鼠皮肤自然固定在改良的Franz扩散池两室之间,皮肤角质层朝向供药室,有效扩散面积为2.8cm2,接受室容积为6.5mL。接受室中加入37℃预热的接受介质,皮肤与接受液间紧密贴合,排尽气泡。供药室中分别加入0.5mL上述比例的纯品组和提取物组溶液,(37.01.0)℃恒温水浴加热,以600r/min磁力恒速搅拌。分别于给药后2、4、6、8、10、12、24h取样5mL,并补加5mL 37℃预热的新鲜接受介质。HPLC法测定马钱子碱,士的宁含量。根据各取样点接受液中马钱子碱,士的宁含量,计算单位面积药物累积透过量(Q)及稳态渗透速率(J)。Q计算公式如下:Q=(V0Cn+Vn-1i-1Ci)/A (1)其中Q为单位面积累积透过量(A为有效透皮吸收面积(cm2);V0为接受液体积(mL);V为取样体积(mL);Ci、Cn为第i(in-1)、n个取样点测得接受液中药物浓度(g/mL)。并按公式(2)计算累计透过百分率Q%。Q%=QA/QT (2)其中QT为上样的总药量(g)。
结果
1. 马钱子碱的透皮结果
马钱子碱在纯品组及提取物组中透皮累积渗透曲线。透皮速率及累积透过百分率。随着士的宁比例的增加,纯品组及提取物中组马钱子碱的J及Q%依次减小。当比例为1∶0.6,提取物组与纯品组进行比较,Q%明显升高(P0.05),J增大,说明可能其他生物碱的存在对马钱子碱的透过有一定的影响。
2 . 士的宁的透皮结果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国内的投资者在国外或境外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一)我国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多元化、地区分布不均衡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体现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赁与商业服务、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以及制造业五大行业占了整个对外投资行业类别比重的绝大部分。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偏重初级加工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科研与技术服务、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是不均衡的,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增长不尽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两者占比高达八成。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国)地区;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分布主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香港(中国)、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分布如此集中,源于这三个地区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其对资本流动限制少,税收政策也比国内优惠。
(二)国际投资地位成功转型
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成功转型为资本输入输出趋于平衡,这说明我国从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参考英国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J.H.Dunning)提出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论,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阶段论中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折的时点。到了第四阶段,净对外投资额将不断扩展,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将高于流入量。
(三)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度增加
在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类型当中,非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占比不断扩大,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国家政策也鼓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走出去”,走向国际化经营和竞争。
二、中国对外投资热潮的导因分析
(一)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对外投资加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平稳的国内经济环境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契机。另外,国内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资源环境的压力也逐渐增大,企业此时将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强利用多国资源和市场。
(二)国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国有、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呈逐渐上升趋势的,其国际化经营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变强。在美国经济学家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中,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是其选择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具有这种优势的跨国经营企业能够克服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三)示好的对外投资前景
一方面,发达国家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发达国家能形成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上的优势互补,吸收世界领先的科技优势与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有良好的投资机遇。亚洲、非洲、南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巨大的需求量预示着巨大的机遇。
(四)政府的不断鼓励与支持
中国政府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并加大了对跨国企业的信贷、保险、外汇支持力度。商务部的新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一个最大亮点在于切实落实企业对外投资自,有利于落实企业自主进行投资决策,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进程。
(五)国外相关优惠政策的鼓励
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令许多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以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以推动本国的经济的发展。欧债危机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动经济考虑,都表示将给予税收减免等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国外投资者进行投资。亚洲市场也不断在推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
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扩张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战略规划,鼓励、支持及引导我国企业的跨国公司健康发展。提高对跨国企业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扩张海外融资渠道。尽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国际惯例规则的研究工作。
(二)企业内部结构升级,注重与东道国文化环境的融合
首先,应借鉴国际知名企业的管理经验,重视提高国内企业的品牌价值,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注重提高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及投资回报率,保持其持久的竞争力。其次,要有国际化经营意识,具备创新意识,持续更新经营观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与投资国当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备风险意识,做到未雨绸缪
跨国投资包含机遇也有挑战,对外投资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对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要真正落实到实地考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风险意识,做足市场分析并明确定位,深度思考投资行为中包含的潜在利弊,能够快速识别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并做出迅速的反应。做到理智分析、谨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实力,规模与质量双优的大型跨国企业。
参考文献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2]杨挺.201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期.
二、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标
设计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时,首先应该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容特点和管理要求提炼内部控制目标,然后据以选择具有相应功能的内部控制要素组成该控制系统。
1. 建立对外投资活动的授权批准、职务分离制度,维护对外投资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要保证一切对外投资交易活动必须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职务分离制度才能进行。投资资产中的有价证券,其流动性仅次于现金,如果没有严格的审批授权控制制度,他们较易被冒领、挪用或转移。因此,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是维护对外投资资产的安全与完整的重要保证。
2. 确保国家有关投资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为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国家颁布了相关的投资法规。为减少投资风险,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企业在投资时的各种交易手续、程序,各种文件记录以及账面数据的反映和财务报告信息的披露等必须符合国家的投资法规,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3. 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对外投资资产、收益在会计报表中合理反映与揭示。无论现实的、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还是政府,必然会关心报表所反映的资产、收益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企业要使利益相关人和审计人员对其提供的财务信息感到可信,就必须对对外投资的计价和反映进行有效地控制,对取得的投资收益予以合理的揭示,防止计价方法的不恰当运用和其他原因导致报表错误。
三、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
按照财政部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关键控制点至少应包括:投资项目立项、评估、决策、实施、检查等内容。
1. 投资项目立项。企业投资部门在投资立项前,首先应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发展的规模与范围,对外投资的品种、行业、时间、预计的投资收益,然后对要投资的项目进行调查并收集相关的信息,对已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投资建议,报企业审批部门立项备案。企业无论是对外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其成功与失败的结果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就必须保证一切对外投资交易活动要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才能进行,并根据这一要求设置职务分离制度,批准对外投资活动的负责人级别,各种具体的呈报和审批手续。另外,应建立规范的投资项目立项控制制度,如企业投资立项授权制度、投资部门投资意向申请书、投资部门投资项目报审制度等,保证对外投资活动在初期就得到严格的控制。
2. 投资项目评估。单位可授权投资部门或委托其他相关单位的中介机构或中介人成立投资项目评估小组,对已立项的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评估。评估控制的重点:一是项目评估小组是否有能力承办该项评估业务,防止走过场,搞形式;如果是委托了中介机构或中介人,还应当重视对中介人选择的控制,以避免日后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之中。二是评估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投资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以加强投资项目合法性控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设置时,就应充分注意到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投资方面的各种规定并符合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使一切对外投资活动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三是评估投资项目的有效性,不能局限于某一时点或某几个时点,而是要评价投资项目有效性在一定时期内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四是加强投资项目风险评估,企业必须围绕目标的实现,分析评估该投资项目内、外相关的风险,强化风险管理,使对外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利,也让我们认识到海外投资存在着一定风险,要谨慎对待。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在海外完成投资,并且取得良好的收益,就必须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时刻警惕在海外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对此,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律师王卫东认为,虽然中国企业迎来了迄今为止海外并购的最佳时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认识不足才能防范风险。第一,对外投资累计规模较低。尽管中国对外出口额在全球出口额中的比例已经跃升至10%,但中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却仅为世界外商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0%;海外并购的金额只有美国的10%。第二,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走出去”是目前我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特征,但“基金”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猜忌。并购发生地对中国企业并购背后的政府行为的质疑和审查,是并购失败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第三,并购技巧有待改善。国内投行、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发达,导致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技巧。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外并购失败率达到1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2%的比率。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据王卫东介绍,中国企业过去仅需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而现在却要承担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而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风险,其主要指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可能采取的改变其预期投资收益的各种手段,最终体现为对当地法律环境的影响,如任意修改法律、征收征用资产、提高税负、限制利润汇出、限制换汇、限制外来投资等。二是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税法、公司法、劳工法、外汇管理法、会计规则及其他与投资项目相关的法律风险。除此之外,东道国法律风险还包括该国法律变更的风险,以及在签署并购协议时出现没有预测到的法律变更,如提高准入要求、加重税负等,影响并购方利益的情况。
针对风险应该如何应对?王卫东表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应当坚持“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原则,并应“以防为主”。首先要对被并购方所在国的外资准入制度、公司法律框架、税务体制、劳动法律制度、环保要求、外汇管制要求等与企业运营和收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做详尽的调研和确认。其次,要对被投资主体或目标资产的法律进行调查。在签署正式投资文件前,应确认未来合作方、被投资主体的法律资质、合规性,目标股权或目标资产是否存在任何瑕疵,完成相应法律尽职调查工作,以此有效避免海外投资的潜在法律风险。第三,要策划、设计交易结构和融资方式。根据国内企业未来着眼点的不同,从合理避税、退出机制等不同角度,分析各种交易结构的利弊,设计不同的交易结构、海外股权框架。同时,针对投资所在国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金融体制的不同,选择并购贷款、股东贷款、当地金融机构贷款以及私募股权基金注资等多种融资方式。
“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目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加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态势。事在人为,人的行为受自主意识的支配。法律是规则,“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的指导。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33―02
1、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于10%速度增长,社会产品丰富,产品短缺现象已不存在。虽然我国三大产业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近20年里超过了世界同期水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很多百分点,但这种表面的现象不能掩盖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不均衡,我国消费和服务发展不足,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我国服务业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见表1),我国产业发展很不均衡,服务业只占GDP的40%,而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地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60%―92%,平均比重73%。与世界同期其他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比重都处在明显偏低位置。由此可以看出,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端倪。同时从我国服务业对外贸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我国服务业发展处在初级阶段。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壮大国民经济,我国必须加快发展我国服务业,发挥服务业的拉动和带动作用。
2、我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和服务业跨国公司
由于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数据掌握欠缺,本文拟以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层次和转移速度来阐述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根据《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经过90年代的低速发展,进入2l世纪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对外投资一直占据较大的比重,近几年特别明显,在流量中比例从2004年的45.95%到2009年的70.48%,存量比例也从72.39%变化到74.83%(见图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对外投资处于绝对优势,占据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三左右。
服务业对外投资的载体是服务业跨国公司,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我国跨国公司中也占据较大比重。2009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达到了12000家,投资者的行业分布中批发和零售业占36.6%;其次是制造业,占31.9%,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再次为建筑业,占4.5%。从行业分类构成来看,服务业占47.5%,制造业占40.8%。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中进一半企业是服务业跨国公司。
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但是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尚处于幼年阶段。据统计,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主体是我国国有企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要求对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各方面进行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改革,包括对服务业跨国公司产权结构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改革。
3、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滞后的原因
3.1 历史原因
解放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的模式是以前苏联模式来设计的,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主体是国家,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结果导致所有权主体的虚致。以后,我国进入了划时代的历史时期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进入中国,对我国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在社会中确立,企业内员工的收益与企业的绩效初步挂钩,这一措施激励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企业也获得了部分经营决策权。但是改革初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拿来直接运用,因此改革初期政策较混乱,朝令夕改的现象较多。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十三大提出企业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居民以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真正意义上消除了之前的政策混乱。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收入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政策,这为国有企业弱化行政激励,提升国有企业经济效率,落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同时这种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我国企业在知识经济下积极应对市场,更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灵活开拓市场,进行国际化生产。
3.2 现实原因
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发展时间短,对外投资经验不足。改革开放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主要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引进外国资金发展我国经济,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取长补短,发展我国经济。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十五届四中全会后,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但从我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我国国有服务业。国有企业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应对反映迟缓,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导致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发展滞后,阻碍了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快速国际化。
4、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快速发展途径
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要能改变现有的发展现状,快速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必须选择要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和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建立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须在吸收发达国家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道路。
4.1 世界上典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
现今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两种企业管理模式。欧美模式中,重视对管理层的激励,管理层能获得企业很大的股权和期权,往往能获得成千上万的股权,如2000年苹果公司CEO史蒂、文・乔布斯获得了二千万的股份,相当于八亿七千二百万美元的期权。欧美模式重视管理层的产权结构的效率是次优的,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的发展。
日德模式的企业产权结构重视企业员工的作用。企业内重视员工持股,日本上市公司中,制定并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比重在1973年为61%,到1988年增加到91%。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一般在42-76%之间。这种制度对员工的关注和员工持股比例的提高,限制了企业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减弱了企业的经济活力,不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效参与竞争。因此企业的效率也处在一种次优的状态。
由以上的分析看出,典型的两种企业管理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因此科学合理的选择适合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
动者权利,给予三者在企业合作剩余分配的适当比例,这种分配比例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弊关系和成本收益的比较。
4.2 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目标选择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联合产权结构
联合产权结构。主要是指要素联合体和劳动联合体参与分配的产权结构,具体来说就是要素联合体与劳动联合体都参与企业的合作剩余生产、组织生产过程、交换剩余产品以及分配。要素联合体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集合,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劳动联合体是一种集体力量,其产生源自企业组织资源――组织知识、组织协作和组织能力,是建立在要素联合体基础之上的。
联合产权结构在兼顾公平的条件下,达到组织效率最优的目的。针对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特点,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应在吸收欧美和日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展特点,形成我国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涉及到的企业合作剩余的分配应通过以下过程形式进行:
首先,服务业跨国公司产生合作剩余后,先要考虑到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国有资本作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创始者,在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管理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通过税收以及其他税金的方式分配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合作剩余。这是作为第一次分配合作剩余;其次,在国有资本分配完合作剩余之后,剩下的合作剩余进入企业内部后,在企业内部的分配遵循着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要素联合体产权和劳动产权参与分配,具体份额的实现需要依靠要素的稀缺性导致谈判力量较量的均衡来实现。在要素产权和集体产权完成对合作剩余总体分配划分过程后,合作剩余便进入各自产权联合体内部分配;第三,要素产权内的分配需要在物质资本所有者、非物质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完成分配过程,其分配原则是效率原则,即按照在合作剩余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作用大小来分配。按照这样的分配原则,企业合作剩余在各个产权主体之间实现了分配,这样的分配也达成了“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目标:公平目标则通过集体产权内的分配来体现,效率目标通过要素联合体内的分配来体现。所以,联合产权结构在企业内能实现最优组合,协调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企业合作剩余的做大、公平分配,它应该是服务业跨国公司特别是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产权结构的目标。
5、总结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这种窘境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单一,不利于企业内产权主体能动性、主动性的发挥,阻碍了服务业跨国公司快速成长。在分析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应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即建立联合产权结构。联合的产权结构能有效的激励企业内各个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因此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全面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成大型服务业跨国公司,增强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就必须立足现实,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联合产权结构。
注释:
①我国整体经济在2000-2008年间的增长率为:GDP为10.4%、农业为4.4%、工业为11.7%、服务业为10.7%,同期世界水平分别为3.2%、2.5%、3.0%、3.2%,发达国家四项值分别为23%、0.7%、1.7%、2.6%。数据来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26-228。
②数据来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lndicators》:230-232。其中中国数据没有包括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的GDP的比重为92%。
③服务业是指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即国际通行的产业划分标准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按服务对象一般可分类为:一是生产业,指交通运输、批发、信息传输、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等,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含量;二是生活(消费)业,指零售、住餐、房地产、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属劳动密集型与居民生活相关;三是公益业,主要是卫生、教育、水利和公共管理组织等。
④联合的思想来源于刘长庚(2005)提出的联合产权制度,将企业产权分为劳动联合体产权和要素产权。劳动联合体产权基于组织的共同知识所创造的剩余,它的分配具有共享、平均的特点;要素产权基于个体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所创造的剩余,它要求明确划分其归属,具有竞争性分配的特点。以此为基础,阐述劳动联合体和要素联合体如何参与生产性企业合作剩余的创造和分配,从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The World Bank:《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26-228.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3]世界贸发会议:2010世界投资报告.
纵观近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东道国。1993―2003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家。截止2004年末,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中国2004年以606.30亿美元的流入量已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看,我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组装起步到政府大规模地倡导“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国累计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外资累计来华实际投资总额相比,只相当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外商FDI大规模的流入和中国FDI小规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缺口”。近几年来在中国,FDI流入量一直为流出量的十几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0.87亿美元,资本流入额为535亿美元,资本流出约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与中国FDI流出的缓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从表1可知,从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而这期间中国FDI的流出总量比外资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流入量的6‰。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14.71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32亿美元,资本流出缺口高达4682.71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何其强劲
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强劲。造成外资多年来持续增加来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外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解释,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发达国家而言,投往中国的外资主要是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这些传统部门在发达国家已无任何成本优势,转移到与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中国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延长本国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辉煌,现在轮到了中国。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另外,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政策壁垒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双方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占领中国广阔而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动机。对于外商来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不仅可以接近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等资源,还可以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受到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2005年1月,人口已达到13亿,并且每年以净增长700-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使外商来华投资可以获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市场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弥补资金外汇缺口、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自不待言,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于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资本流出缺口对中国经济不无影响
中国的资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中国利用外资完全符合“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大量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的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对我国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企业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了演习性的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而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
然而,时过境迁,自1989年后,储蓄开始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不复存在。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为2080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8996亿元,存差为490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时,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在外资大量涌入和中国银行业存在4.9万亿存差的背景下,这种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1.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
巨额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外资与内资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争夺投资市场的竞争。虽然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明显的益处,但从微观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企业在利益上存在冲突也无须讳言。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它们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对中国各种产品的高端市场长驱直入,几乎所向披靡。这种竞争固然有逼迫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并且对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国在GDP增加的同时GNP减少。
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既是中国的GDP,也是外国的GNP,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总产出的同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尤其当外资的数额很大时。从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5621.01亿美元,相当于46485.75亿元人民币,倘以10%的利润率计算回报,每年约为4648亿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实际获益者是外商投资母国。另外,外资企业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年鉴的数据,2002年在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为758万人,大体上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对中国GNP的贡献比较有限。
3.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难以摆脱不利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安全保障。
4.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入世大约5年以后,我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规模将会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按照年内销利润的10%,即相当于8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算,就有大约7000亿人民币汇出,亦即每年汇出的外汇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
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7-0030-03
[作者简介] 吴雪平,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江西 南昌 330022)
一、中小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背景分析
1.全球化经营战略,企业的必然选择
这是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小企业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里,国际竞争力非常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资、内资大量投入,某些低技术行业生产过剩。过剩之后的出路是出口或对外投资,而我国出口大幅度增长,挤占了一些国家的市场,使得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严重,因此,走出国门、对外投资是必然出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国内也面临竞争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6.5万家,共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控制了全球产出的50%、世界贸易的60%和技术转让的7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①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的70%以上为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所拥有,这些跨国公司均在中国登陆。随着我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份额中比例的扩大,他们把更多的制造和研发业务放到中国,这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抵御风险能力的超强巨型企业。而我国的中小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产生的成本优势日渐削弱,在核心技术、管理能力、资金实力、规模效益等方面的劣势却日益明显。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冲击下,每一个企业所面对的都将是“国际市场”,在经营时所遵循的准则和惯例都将是“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在此情形下,企业必须把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放在全球经济总体发展中去,制订全球化经营战略。
2.国家政策支持,投资环境宽松
中小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截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近万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②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包括简化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信息服务体系等。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也在企业跨国兼并中态度积极,一些并购已明显体现出国家的战略利益。
其次,超过万亿的外汇储备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30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④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8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为1.76万亿美元,2008年6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634元人民币,高额外汇储备使中国面临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美元资产储备的“缩水”成了现实问题。而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成了缓解这种压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再次,中国入世后,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支持。
最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持欢迎态度,并提供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如管制政策松动、投资和贸易体制的自由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活跃的市场中介、新兴的金融工具等为跨国经营提供了方便。
3.经营机制灵活,比较优势明显
一是具有规模小适应性强的优势。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投入资金少,布局条件要求简单,能广泛地分布于各种环境,甚至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也能生根发芽。中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织结构简单,有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投资决策迅速,营销方式有较多的自,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在经济萧条时,容易进行技术、产品及经营方式等多方面的调整,一旦市场好转马上就能恢复生产,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能有效地抵御经济波动,保持市场活力。尤其是,我国中小企业大都是在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历经挫折和磨炼,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斗志,这使中小企业更容易开拓海外市场,并迅速站稳脚跟。
二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中小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人员素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国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工艺设备以及机电、小规模制造业方面具有传统的比较优势,这种传统产品和成熟生产技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似或略低于我国的区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水平低,国内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我国具有传统产品优势和成熟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发展对外投资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中小企业全球化经营所面临的问题
1.管理落后,缺乏战略目标
我国中小企业生命周期普遍较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管理方面的差距更为突出。如,推行现代物流管理方式,以订单流带动物流、资金流,实施流程再造,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供应链,大幅度减少中间管理层,弱化行政色彩等,都是管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而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经营方式落后、组织结构僵化、管理流程低效,在企业开始国际化经营时期,其弱点显而易见,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另外,我国中小企业大都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很少着眼于企业长期发展,更多关注的是眼前的盈利,而暂时的成功并不是长期生存的保障。技术的突破,或是市场条件的突发性变化,都会使暂时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因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富有朝气的企业文化氛围,都将严重制约企业的成长,这是值得我国中小企业审慎思考的问题。
2.创新不足,国际竞争力弱
据对部分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设备技术水平普遍落后10年左右,一些个体私营企业甚至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技术设备为主进行生产。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不够,其研发费用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2%,而全球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其产品销售收入的5-20%。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还未认识到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深远影响,仍凭借于劳动力成本低,负担轻的优势,不愿投入资金研究和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孰不知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即使在国内市场也难有竞争力,何况在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呢?
创新较少,致使我国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在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处于劣势,产品和技术大多只属模仿性质,竞争性不强。从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韩国、东欧、印度等国的出口产品存在严重的同构性,而我国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具竞争优势。
3.面对风险,规避防范不力
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现代市场竞争变幻莫测,国际化经营不同于国内经营,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国际化经营涉及的环节多,需要考虑的问题复杂,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缺乏全球化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往往受自身人力、财力、物力条件的约束,对东道国的金融政策、外汇管制、税法、劳工法律、资金管理等了解不全面,对有关经济政策的变化反应不敏感,对社会风俗、国际市场、行业和产品等信息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对自己行业的“国际标准”不甚了解,给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素。
三、构造我国中小企业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对策
1.制订长期战略决策,竞争未来
战略决策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的决策。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组要求中小企业必须重视、研究和制订长期战略决策。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对外投资所占资源的比重要比大企业大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这是扩展自身规模的必要过程。他们会避开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的长期目标,侧重能很快带来收益的短期项目。这样一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的收益,投资回收快,但从长期看,企业投资缺乏长期目标,很难把握未来可能出现的机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不仅不能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已有的市场都可能失去。因此,中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已有的和新获得的比较优势培养竞争优势,不断地提高自身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2.加入国际分工协作,提升实力
中小企业以其某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加入国际产业分工和协作网络,这是我国中小企业进行全球化经营的捷径和重要策略。中小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入国际产业分工和协作网络,不仅可以迅速发展和壮大我国的中小企业,还可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升级和优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迅速达到国际要求,并积累全球化经营的经验,培养一大批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的人才和熟悉现代企业运作的综合管理人才,提升逐步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3.选择合理经营区位,壮大自己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从总体上来看还不高,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相比有明显差距,但较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却具有明显的相对先进性,因此,中小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行业和产品优势,找准市场切入点,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区位进行投资。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似且需求结构也类似的区域进行投资,便于中国相对优势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梯度转移”。我国中小企业的中档技术产品,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使用。因此,国内中小企业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到发展中国家去创办跨国公司。同时,中小企业要善于寻找“产业空隙”,在对外投资时选择大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不愿或难以涉足的市场,为大企业提供原材料,生产零部件,提供维护和其他配套服务。有能力的中小企业,还可以利用自身经营灵活的特点,挤进高新技术产业,跳出长期在传统产业中过度竞争的市场局面。
4.建立产业集群组织,优势互补
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缺乏,生产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采取产业集群,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弱弱联合,优势互补,克服单个企业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困难,改变中小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产业集群是一群独立自主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组织。这样集群的产业网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通过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与紧密协作,对外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团队,从而提高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企业间通过建立集群组织结构,可以有效解决企业间缺乏协作、地区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
5.采取差异化的战略,规避风险
由于中小企业一般投入产出规模较小,资本和技术构成一般较低,从而导致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低下。特别是很大一部分企业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生产工艺简单的行业,无力实施低成本战略,因而采用差异化战略是明智之举。通过挖掘其他产品的不足,填补缺陷,提升其使用价值,从而生产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是开发空白市场,挖掘别人忽略的市场空间,生产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产品,将自己与其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使企业获得溢价。
在国际市场上,全球化经营须针对不同的东道国市场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战略。单一战略模式在跨国经营中是行不通的。在全球经营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尤其在SWOT的分析时,依据企业的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进行客观评价,既要综合分析企业内部条件的优劣势和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又要考虑对各东道国经营环境差异的适应性,低成本原材料来源和全球规模经济效率,全球性竞争条件,在一个东道国采取的战略行动可能在其他东道国中产生的影响等,通过一体化领导对分散于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进行统一协调。
注释:
①王健.跨国公司的现实和潜在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7,(7).
②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hzs.mofcom.gov.
cn/accessory/200709/1190343657984.pdf.
③张意轩.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明显加快[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1-25 .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http://stats.省略/tjgb/.2008-02-28.
根据“2008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论坛”的消息,除中国铝业、中国钢铁、紫金矿业外,中国有色集团、五矿集团、中信集团、首都钢铁集团、云南锡业集团等企业也都签订了一批境外合同,并着手实施对海外矿山进行股权投资。
对此,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分析说:“投资矿山一般都在5年以上,这在普遍认为投资不景气的当下,尤其是相对于未来3~5年的投资市场调整来说,不失为一种好机会。更重要的是,投资矿山大都从公司发展的战略上来考虑,而不是短期退出获利,因此这种专注长期投资价值的做法在当下也正在展现出独有的魅力。目前,各大外资PE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海外抄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矿产资源对外的依赖程度也在日益加大,这些因素催生了中国对各种资源井喷式的需求,再加上目前全球矿业市场的低迷,使得中国企业正跃跃欲试地抄底海外市场。”王安建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
紫金矿业副董事长蓝福生对此表示赞同。他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解读到:“紫金矿业主要关注海外的金矿、铜矿收购,今年年底前有望落实两个收购项目。目前,关于菲律宾金矿项目的投资正在等待中国和菲律宾政府批准。如果申请成功,紫金矿业将获得菲律宾采矿企业Lepanto Consolidated Mining Co.(LC.PH)旗下子公司Far Southeast金铜矿项目近60%的控股权益。除此之外,紫金矿业还对已收购的塔吉克斯坦ZGC矿山项目有增资计划,拟投约13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已先期投入5.05亿元人民币。”
除了紫金矿业,中国钢铁集团刚刚耗资12亿澳元,正式完成了对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的收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在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上完成的“没有被邀请的”要约收购。五矿集团在海外矿山的股权投资上也已走出重要的一步。
“通过不断地实践摸索,五矿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海外投资运作模式。”中国五矿集团副总裁宋玉芳说:“五矿集团通过与有关国家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实现‘以融资换产能’。另外,还通过并购、以风险勘探获取资源开采权、建立战略联盟和签订长期供货协议等形式保障资源供应。”
对此种种,蓝福生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解释是:“现在是进行矿权投资的好时机。除了黄金价格外,铅、锌、铜、镍等矿产资产都处于历史最低位,大部分矿山面临亏损。明年收购的机会也许会更好。矿业市场的低迷已经使矿产资源项目和矿业公司收购成本大幅下降,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高价位进入矿业领域的公司因为资金链的问题不得不低价出售其公司或资源项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收购机遇。”
中钢集团负责投资的吴红斌则持相对谨慎的观点。他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对于海外并购活动,每个时候都有利弊,经济低迷时更是‘双刃剑’,这个时候整合的成本低,但收购企业资源的整合力度也会不足,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部,什么时候可以有信心,这与股市上的操作是一样的道理。”
千亿资金涌入
据“2008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论坛”预测,近年来中国矿业股权投资的资金估计已达千亿元,甚至几千亿元。仅2007年1~9月全国采矿业共投资3162亿元,同比增长23.2%;矿产加工冶炼投资6533.49亿元,增长了33.8%。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仅有国内资金对矿业投资感兴趣,其他各类投资机构都已将目光聚焦于此:垄断性质的企业资本、民营性质的企业资本甚至非矿业行业企业资本,都进入了这个投资领域。此外,外资和个人投资也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此,王安建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解释是:“矿山投资无非集中在矿山开采和原材料加工两个投资领域。之所以各种资本都纷纷进入这两个领域,无非是他们都能根据自己的定位找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并获得巨额回报。比如大型钢铁公司、煤炭集团等公司可以凭借自己独特的开采权等优势,获得很高的利润。至于为数更多的小规模投资者,他们通常只有三、四百万元的投入,并以吃大型企业开采生产完的边角料为主。由于大型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利用率不高,浪费比较大,这就给了中小投资者留下了机会。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大量资金涌入矿业投资领域。”
“矿山开采投资的最大风险在于矿藏的不确定性。即便知道有很多矿,但是并不了解它在地下的情况。从全球矿产勘查的成功率来看,一般投资100个矿点,最终能采到1个矿已经不错了,如果能达到3%~5%的成功率,则已经算是很高的了。”王安建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
尽管如此,矿业极大的投资空间还是吸引着资金的大量涌入。“相关资料显示,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亿~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因此,无论从中国经济增长对矿业的需求,还是中国矿业自给率不足来说,都能说明投资矿业市场空间的巨大,因此资金的涌入也就很正常了。”蓝福生在“2008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论坛”上强调。
■记者观察:做足功课再下水
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矿业行业股权投资尤其是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投资发展和整合已经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甚至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收回采矿权、增加税种、提高国有公司在开发项目中的股份等措施。因此,在进行海外矿业股权投资或并购时,不仅会面临着许多包括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障碍,不少地方还有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都导致矿业投资风险增大,成本增加。
“为了回避或减少这种政策投资风险,中国钢铁在投资前都会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潜在和合作伙伴进行深入调查、综合评估,还坚持多品种开发、海内外结合开发以及独资、控股、参股相结合的投资战略。这些多元化的投资,都有利于降低单矿品种和单一国家带来的投资风险。”中钢集团负责投资的吴红斌介指出。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448亿美元。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其中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91%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3%;其中香港为17%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目前阶段,大多数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仍然停留在办事处、经理部经营的阶段,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和取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企业驰骋国际市场的“拦路虎”体现在缺乏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体制障碍、管理系统和方法缺陷、本土化运作水平低等,而克服这些障碍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方面
(1)政策促进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国家对国际经营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多头管理的制度,即以现在的商务部为主,商务部内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此项工作,而是分散在几个下属司局。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这就往往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国海外企业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等方面,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目前在海外的企业,一部分是经批准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经批准成立。例如,在美国纽约地区某使馆登记的海外企业有130家,中方领事馆估计实际有300家,而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估计,各类带中资背景的公司约有1000家。
(3)监管调控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风险相比,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算,中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海外搞的实业投资,成功的少,赔钱的多,或勉强保本。
(4)市场服务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接触较少,加之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许多企业想对外投资,但是苦于信息不灵,不知道应向哪里发展。而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等。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项目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
2.微观方面
(1)中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规模接近90%的在300万美元以下,比较摩托罗拉等国际著名企业,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国经营投资的行业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家电、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牌知名度较低,在国外市场上大多处于中低档水平,除海尔等少数几个知名品牌外,大多数中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品牌竞争力。由于跨国经营经验不足、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存在,多数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企业挑战最大的是人才竞争。国际市场环境变幻莫测,跨国经营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视角定位企业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精通国际竞争规则,具有丰富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但就目前而言,中国跨国企业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相当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员从中国企业流失。
(3)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低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技术含量较低,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下游行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应也较弱。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大约占1%,而世界500强研发投入则占3%左右 。 此外,中国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低于国外跨国企业。中国企业大多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下游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的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外仅进行贴牌生产,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品也大多进入中低档品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竞争优势。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在跨国企业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员工,他们具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为习惯,在日常的组织运营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难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激化。
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国家支持战略
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中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建议如下:
1.建立与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制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国别地区规划和产业规划。规划是指导性和导向性的,不应具有行政约束力。规划的制定应突出重点。应选取政局稳定、投资合作环境好、与我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有一定的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推进技术进步。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的赶超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中国政府效仿。
2.建立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制订《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抓紧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以法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以法规范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实现跨国经营过程中的管理、服务和经营行为。
3.建立与完善监管调控体系
完善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与联合年检制度,及时掌握境外企业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加强对境外投资效果的检测。探讨对境外投资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制定与完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加强对企业以收购兼并、股权置换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的政策指导与规范。
4.建立与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提供技术、快捷的信息服务。建立企业投资业务数据库,充实与完善境外投资环境信息库、外国吸引外资项目信息库、外国中介机构信息库、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意向库等子库,为企业提供境外经营环境、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合作伙伴资信等信息。
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战略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困难重重,但也拥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
1.规模战略
国际竞争最终是规模和实力的竞争,大规模跨国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为适应这一国际竞争规律,中国企业应先在国内的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产业集团,改变以往小规模、分散化的局面,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和控股等市场行为,构建具有资本、生产和技术规模优势于一体的跨国投资主体――跨国集团。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也可以积极对国外中小企业实行分合并购之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规模优势、生产能力或者是当地企业的品牌资源。
2.人才培养战略
人力资源是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的核心资源。目前,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劣势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进来,而自己培训的人才又不断流失。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在加大力度吸纳国外优秀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核心员工的位置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企业员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质留人、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战略,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发挥员工的专长和优势,使之为企业所用。
3.核心竞争力战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通过有特色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市场现实需求长期统一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是一个企业核心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企业的优势。它可以是技术,是销售能力、营销策略,也可以是组织文化和经营理念。企业经营价值链上任何一环均可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跨国经营,必须选择并培育与自身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走向扩张和发展。只有构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走出国门,立足于国际市场。
4.文化融合战略
跨国企业要变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须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战略。首先要进行文化差异识别,寻找文化差异的范畴所在,是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还是技术规范,不同规范的文化造成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促进不同背景的企业员工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业应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组织文化,使员工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组织目标有效地统一起来,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现,增强跨国企业应付和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
5.进入方式战略
在跨国公司的进入管理中,进入方式选择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内容。进入方式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进入的效率,以及进入后的经营绩效。合理的进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降低进入风险和提高经营绩效。中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应该按照投资的动机、目标,以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实际状况,针对不同的地域、行业、时机,选择相应的投资方式,以保证投资活动的成功。
6.区位选择战略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有两种选择,即上行投资和下行投资。上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这种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打破技术封锁,直接获取发达国家的一流技术;二是为了避开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或打入第三国市场。下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它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看作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实际运用,因为它是将本国处于成熟化的产品或技术移植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以便实现产品或技术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国跨国公司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国情和特点,以及企业的自身优势,对拟选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比较,综合权衡利弊得失。
五、结束语
随着国际间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一国向别国渗透,占领别国市场的有力武器。中国若想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发展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允宏游春杨晨:经济全球化既我国企业应对策略[J].管理科学文摘,2005(5)11~13
[2]冯春丽: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的一些思考[J]. 经济与管理,2004(8):19~20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客观的趋势,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91%,创下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单季最大升值水平,理论界和舆论界围绕着人民币升值话题,观点纷呈。本文从人民币升值负面和正面的效应进行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将对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价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出口企业不惜血本,竞相采用低价销售的策略。人民币升值,为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
2、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即将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投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投资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3、加大国内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出口受阻必然会加大就业压力;外资企业则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之一,外资增长放缓,会使国内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4、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成长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调整。
5、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的威胁。截至2008年4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76万亿美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然而,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正面影响
1、有利于进口。汇率升高会拉动国内市场对国外原材料的需求,尤其是石油、铜、高科技机械等产品的需求。这就说明引进生产设备以及原材料的企业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利润会增加,并且将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通胀得到控制。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从而让人民币对美元适度升值的作法,可以缓解进口价格升高产生的通胀压力。由于经济增速高,中国的进口额非常高。原料、能源对中国至关重要,近来的涨价带来通胀压力。升值以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便宜了,通胀的压力减小,而且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进口品价格,进而抑制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
3、国人购买力提高。进口商品的售价下降,再加上人均收入的上升,中国公民的消费能力增强。另外,目前环境下,民企私企贷款不易,人民币升值,对外国而言,相当于中国人能买到比别人更多东西,能买到比别人更多的原材料、机器、设备,而民间更易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效果相当于民间的资金变得充裕,相当于国家给民间发放一大笔贷款。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民间的生产活动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
4、有利于对外投资。虽然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在华外资企业的赢利能力(以美元计算),但相应的新增投资成本上升,原有的外资企业会继续留守而新增资金会转向其他国家投资;但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中国企业,去国外建厂就成为非常好的选择。
5、提高中国GDP。人民币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2007年的GDP总值是3.0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位。
6、人民币国际通用化。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成为人们的财富借以保值升值的购买对象,即人民币在国际上将产生“黄金效应”。人民币如果能成为国际通用货币,至少有以下好处:可以直接以人民币进行各种交易、偿还对外债务等等;具有变相的举债功能。人民币升值在出国培训和学习、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等方面也是利好。综合分析,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利大于弊。
在阐述了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之后,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在短期内应当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
三、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均衡水平的原因
1、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金融改革与稳定。我国正处在金融改革的攻坚阶段,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不良资产多,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导致集中且大规模的兑换;继续升值的预期可能会使外汇流入国内,大规模兑换人民币,使得银行的外汇持有量迅速增加,银行可能面临亏损的风险,使得尚未健全的金融体系雪上加霜;在脆弱的金融体系下,一旦放开汇率,国内、国际的买家将可以来炒作人民币,这时如果大量地兑换美元,使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会引发人民币存款的流失,打破合理的存贷差,使我国原本就有沉重负担的商业银行体系难以运作。
2、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稳定财政收支。我国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也有着潜在的财政赤字。2007年中央财政赤字为200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2450亿元缩减了450亿元,这仅仅是显性的财政赤字。隐性的财政赤字规模更大,包括巨额的银行坏账、社保基金缺口、政府债券发行积累的国内债务、地方政府的欠款,还有巨大的创造就业的压力等,一旦汇率有较大变动,会使潜在的财政赤字显性化,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
3、人民币升值不会缓和贸易摩擦,根据贸易赤字要求其升值并不合理。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对美国保持着高额的对外贸易顺差,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即使能使中国的出口减少,也并不能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同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可以减少中国产品的进口,却不会将这部分市场转向国内供应商,而是将转向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此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因此减少。另外,美国之所以产生巨额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因为其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还由于其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同时美国的对外投资非常活跃。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欧盟等国,他们对外输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引资条件。而这些产业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又返销到本国或是其他发达国家,表面看来,是发展中国家获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得到的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的利润被这些国外投资商获得。因此,依据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大这种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不合理的。本国的经济状况应主要靠国内政策进行调整,而不是要求其他国家去怎样做。
4、汇率变动与资本流动。有观点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导致我国引进外资能力降低,同时也有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方面,外商到中国来投资,绝不是看中人民币被低估,而是因为中国近些年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中国市场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并且,中国政府给予外资很大的优惠政策,外资在国内不仅具有国民待遇,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国内企业具有更加优惠的待遇。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确实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但是,和外资来华一样,人民币升值只能起到促进作用,关键在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和企业战略的规划。所以,在抛开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单纯分析人民币升值会对资本流动产生什么影响,并不现实。最现实的是,人民币小幅升值所造成的继续升值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会吸引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或者是其货币与人民币关联紧密的其他国家,等待套利,一旦继续升值,则国际游资可以获得极大利益,我们应保持高度重视。
5、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进人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升值周期,从1985年的1美元=200.25日元升值到1995年的1美元=80日元,造成了日本的经济长期低迷和通货紧缩。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相比,存在着诸多共同点:出口量大,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传统产业而非高新产业,巨额贸易顺差,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摩擦频繁,汇率问题成为焦点。同时,我国的某些状况比当时的日本要差:我国的出口中外资占了很大部分,日本的出口完全基于本国企业的发展,不存在外商要求汇出利润的问题;我国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少,近两年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陷人知识产权纠纷中,而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自己开发的,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产业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目前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而日本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比之下,我国有更多的问题和隐患,情况较好的日本在大幅升值之后尚且出现经济低迷,我们要及时掌握人民币升值后各种动态,以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6、汇率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我国GDP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国内投资的增加促进了中国进口的增加。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进口的增加即是给周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增加了出口。一旦中国经济因为汇率大幅变动出现萎缩,势必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的经济状况。中国对美国、欧盟都存在贸易顺差,但是,对东亚各国是贸易逆差,各种迹象表明,东亚各国通过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必将影响东亚各国的出口。同时,由于东亚各国和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其货币也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四、结论
人民币的汇率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机会。中国的崛起已经向世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但同时也要学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承担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的汇率选择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的需要,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的承受能力,否则,中国的崛起将会引发国际贸易磨擦,甚至贸易战,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利。因此,我们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国际社会的呼声,适时提升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 庄伟: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05(6).
[2] 刘金山:共损: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分析[J].价格月刊,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