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乡土文学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乡土文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大自然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蕴藏着丰富的知识，是学生学习的活教材。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的教育价值，引领学生走进大自然，这是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途径，它不但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能解放学生的思维，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能让学生无拘无束地在大自然中释放情怀，寻求大自然的奥秘。在参与田间劳作的实践中知道了水稻的生长过程，以及收割晒干碾成大米煮成香喷喷米饭的全过程，懂得“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艰辛，珍惜粮食的重要，也对古诗《锄禾》加深了理解，觉得语文也是贴近生活实际的并不难学，将平时的生产劳动实践与语文学习结合起来效果更好。当春暖花开时，让学生去注意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金秋时节，丰收的田野就在眼前，金灿灿的稻穗笑弯了腰，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学生们跟随大人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劳动中，体验生活中的苦与乐，感悟生活真谛，感受劳动的光荣。

二、利用农村乡土资源，促进教学

我们知道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使学生与环境“对话”。让学生多体验生活，培养他们观察生活的能力，积累生活技能和写作素材。农村孩子有着许多令人惊奇有趣的生活情趣：田间收割播种，地里采摘铲耕，水中捞鱼捕虾，山上摘野果采蘑菇……，这些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和生活情趣以及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为学生提供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

三、活用乡土资源，让学生主动学习

篇（2）

因此，我们只要能好好地把握住农村作文教学的特有优势——乡土性，在指导思路上能始终贯穿一个“农”字，农村作文教学同样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一 创设情境，引发兴趣，激发学生写作的内在动力

农村虽没有城市的繁华，但它充满了淳朴的美，应该让学生走进农村广阔的天地中，让学生感受农村生活之美，教师要做好兴趣的引领和写作冲动的开发。学生作文中冬天的描写多是写雪景，萧索的大地，但现在农村冬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蔬菜大棚就是农村冬天的又一大特色。冬天，我带领学生参观我们村南边的蔬菜大棚。学生一走进大棚，眼前一亮，棚里绿意盎然，他们大喊：“春天来了。”在大棚里他们看什么都新鲜，不断地向菜农和老师提问题：是怎么种的？如何管理？收入怎样？他们问了个遍。学生们兴奋不已，提笔写冬天就各具特色了。有的写的是《冬天里的“春天”》一看题目就有新意，孩子是这样写的：

我们弯着腰钻进一个黄瓜大棚，里面既湿润又暖和，感觉就象春天一样。只见绿色的黄瓜藤蔓缠绕在竹竿上，藤上结满了黄瓜，嫩绿的黄瓜带着晶莹的露珠，顶端还开着黄色的喇叭形的花，真是美丽极了。原来菜市场里的反季节蔬菜就是这样种出来的啊。

有的同学仔细描写了冬天的黄瓜是如何种植和管理的，大赞现代的科学技术。这次练笔很成功，学生们的选材角度新颖，内容真实。

二 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事物，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农村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要让孩子们平日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景和物，人和事，指导学生现场观察，调动学生观察思考和练笔的积极性。在教学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作文《我爱秋天》时，我带领学生观察学校里老师的菜园，有的看到了茄子会说那分明像一个个香蕉，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有的会说那冬瓜像一个个胖娃娃。观察之后，我先让他们分组讨论交流：看到了什么？形状像什么？看后有什么感受？然后开始写作。这样通过观察、讨论、交流，有的孩子就把秋天丰收的菜园描写得栩栩如生。

今天，我们和语文老师一起来到老师的那片菜地儿，啊！那画一样的菜园在我眼前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给这片菜园装点得美不胜收。你看，大大的冬瓜挺着那肥胖的大肚子，像个可爱的大肚娃娃。冬瓜北边是一畦西红柿，每一颗上面都挂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红柿，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这时，紫盈盈的茄子不时地探出头来，他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到处张望，好像在问：“我美么？”看着茄子可爱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走着走着，又看见了青绿青绿的辣椒，它瘦瘦的身材，像个苗条的淑女，非常可爱……

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带着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使得他们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心中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写《难忘的下雪天》都写出了自己在玩中的感受。乡村的美景变幻无穷，经常带着学生去亲自体会生活，挖掘写作素材，这样使农村学生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三 走进生活，用心观察领悟

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悟性。在感悟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社会生活中的平凡小事，都可引发我们的思考。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孩子们往往求大，忽略了身边值得关注的小事，所以，也造成了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情况。对农村学生来说，农村的风景优美，乡土气息浓厚。美丽的大自然又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这既是作文教学的直观教具，又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教师利用这种优势，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使他们“见景生情”。把这种情景教育引进小学作文教学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三八妇女节时，我让学生每人回家为妈妈做一件令她感动的事，并把他写成文章。学生纷纷表示：没问题，这个简单。第二天看到他们写的作文我也很感动。其中一个孩子写的《我为妈妈捶背》，他是这样写的：

篇（3）

虽然新课改要求学生处于教学主体地位，教师处于引导地位，但是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师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学生发散性思维。城镇学生接触的事物大多会通过网络及教师介绍，很多事物都需要教师详细讲解才能有所体会，农村学生则不同，他们有更多机会见识作文素材。比如，学生更能体会乡土地理、民风民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虽然农村缺少城镇的花天锦地，缺少街道的车水马龙，但学生们可以自由观赏广袤自然，体会风吹麦浪的美丽场景。这样就形成了学生生活味更浓，对人与人间的情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再比如，农村生活注重对传统文化及传统习俗的继承，而善良、淳朴、热情、坦诚、率真的人性光辉在城镇中比较难找到。

学生只要抓住这些特点展开作文练习，不仅能够在写作文时占据主体地位，还能够培养自己的优秀品质。写情，农村学生更有机会体会到与周围人的冷暖交际;写景，农村学生有更多机会体验大自然情怀，体验不同季节的明显变化。

二、乡土题材开发为农村中学作文教学注入了活力

农村学生生活在自由广阔的环境中，因此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生活中田野风光、简朴民居等都是很好的作文素材。因此，在实际写作中，教师不必刻意准备教学资源，只需让学生熟悉生活、体验生活即可。

1.乡土题材开发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学生从不同方向观察事物，结合平常事物特性，自然会写出不平常的作品。例如，在写景作文中，以农村建筑为例写作文。只要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农村建筑有众多特色，首先是屋顶，有羽翼式、平顶式、半斜坡式，不同形状屋顶有不同作用。其次是梁的构成存在多种形式，每种组成形式都有其独特功效。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以农村建筑为题材即可写出多篇文章，关键在于用心发现。

2.乡土生活实践有助于提升学生作文别样情感表达。众所周知，写作过程中最能表达感情的是自己对某件事物深有体会。举例来说，农家技艺并非看到的那样简单，学生通过自己实践后便能有深刻体会，写出的作文也更具情感，而非强硬拼凑出来般毫无生机。

3.乡土丰富语境有助于学生作文语言提升。农村中众多歇后语、俗语等都是丰富的写作素材，将这些素材有效运用就能使学生写作语言走向凝练与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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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语文教师专业素养问题的因素分析

导致农村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指教师个体方面，客观原因指的是教师所处的环境，包括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等方面。

（一）主观原因

1.教师个体缺乏教育理想和动力。笔者在多年的农村教学经历中，了解到大部分农村语文教师没有明确的教育理想，和职业生涯规划，深刻感受到农村语文教师普遍缺乏教育理想，没有教育目标，缺乏竞争意识，没有职业规划的意识，（甚至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2.农村初中语文教师缺乏读书学习习惯和意识。没有职业理想，缺乏自主发展的意识和需要，我们农村的语文教师也就没有学习读书的动力，所以很多语文教师缺乏读书的习惯和意识，大家除了上课教学需要的语文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以及相关的教辅资料之外，很少读其他的专业书籍了。

（二）学校管理方面的原因

教学环境是影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学校是对农村语文教师产生直接影响的环境，由于农村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设备等方面比较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由于教育研究产生的效果缓慢，有的学校领导还认为教育研究会占用正常的教学资源和时间，影响学校的升学率。所以当前的农村中小学校普遍不大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对于教学研究大多流于形式，只是将教育研究当做宣传学校的工具，为了”装门面”而进行教学研究，不是把它作为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的途径。因此，不少学校对于教育研究投入较少，缺乏校际教学交流，特别缺乏与教育教学先进的城市学校的教学交流，更缺乏与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既不请进来，也不走出去。校内的教研活动也缺乏规范化和制度化。以教研公开课为例子，按要求每位教师一学年应该上一节教研公开课，并且在教研组内要进行严格地评课，但是调查中了解到，绝大部分学校难以做到这一点，有的老师反映不上公开课已经好多年！即便上了公开课之后，也不进行严格地评课，不进行反思，难以促进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2.为教师提供、创造学习的机会较少，不是积极支持教师学习，甚至以影响教学工作为理由，阻挠教师深造学习，据了解能够脱产进修的教师大多是依靠关系。

3.学校资源不足。不论是教学资源还是学习资源与城市学校相比都非常缺乏，农村初中语文教师所需的资源更甚。据调查了解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图书资料。农村初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需要的书刊较缺乏，语文教育教学类报刊杂志每所学校只有一两种。语文教育教学专著更是少之又少，很多学校根本没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也比较少，只有一些缺乏经典意义的书籍。古今中外的名著除了少数是原著外，很多是盗版书籍，而且都是经过删改的所谓”教育部《全抑埔逦窠逃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许多经典名著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三）教育主管部门的原因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师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继续教育制度不完善，效果欠佳。这也是农村初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1999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该规定指出：”中小学继续教育，是指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中小学在职教师为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的培训。”旨在不断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继续教育，但是在农村的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很多的问题，制度不完善，流于形式，随意性较大，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四）教师待遇方面的原因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社会公平，努力提高教师的待遇，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农村教师的待遇收入却一直偏低，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教师除了工资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教师们干着繁重的工作，却领着较低的工资，一个月的工资只能够勉强维持当前的生活，不少农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 “月光族”。

二、农村中学语文教师专业素质提升途径分析

农村初中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事关农村语文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广大农村青少年学生的语文能力素质的高低，但是同时也面临诸多的问题。根据教师成长规律，结合农村语文教师的具体情况，笔者以为农村初中语文教师要实现专业化的持续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自主发展

教师自主发展是指教师基于个体主动意识和能力而自觉的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达到作为教师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超越。当前的农村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教师的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专业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需要采取一定的管理策略，提升专业的态度和动机，促成自我成长的主观动力。

（二）改革职前教育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学毕业生下基层，到基层锻炼，是大势所趋，所以大部分的师范生毕业后将到农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语文教师的培养主要由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中文系（文学院）负责，传统的师范教育已经滞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要培养新时期合格的准语文教师，必须加以改革。

（三）健全职后继续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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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校图书室与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学校图书室建设现状

（1）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且其中不乏是大量陈旧过时、无人问津的图书，而新近出版的书籍以及文学、科普类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较少。

（2）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又不能满足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学校图书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凡是经老师推荐后的书，很快会被全部借光。

（3）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深入，家庭电脑配置，网络的普及，使城市学生的阅读途径、阅读方式、阅读场合都发生了改变，无论小学生还是初高中生，在网络上足不出户就能获取他们想看的图书，浏览空间比原来有了更大的余地，电子图书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些信息技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2.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国家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乡镇投入建设了这么多的文化设施，但其发挥作用不理想。各乡镇综合文化站从2011年正式向公众全部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程，既是提高基层群众文明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城乡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由于对文化投入的不足，加之措施不到位，经费没有保证，站址狭小，多部门合用，人员没专职或者是专职难专搞文化工作，管理人员身兼数职，没补助少福利，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难于开展工作，使文化站图书室往往是“一块牌子、一枚章子、一间房子”，真正开展活动的寥寥无几，成为应时、应人、应景之作，使配备图书大量流失或是积满灰尘。种种原因使得图书室慢慢失去提供文化信息的功能。

（2）由于农村阅读人群的主体──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留村多为老人、儿童，村民的阅读欲望、兴趣不强，没有读书氛围。图书室布点不合理，管理跟不上，多数图书室是建在行政村所在地，由村干部管理。

（3）村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图书室，另一方面是村民很少愿意跑几里路去村部找村干部借书。

二、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设想

1.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业务中心，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乡镇中小学图书馆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方便农民，有利于农民就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阵地，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充分发挥乡镇农村文化的职能作用，提高乡镇农村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拓展乡镇中、小学校办学阵地，实现农村文化活动与农村青少年教育活动互融互通、资源共享，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与乡村学校联合共建图书室，推进文化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整合农村文化建设资源，把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建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整合到乡镇中小学图书馆，发挥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充分拓展和发挥乡镇学校图书室的功能，除为本校师生服务外，还可以为广大农民服务，为建设农村和谐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服务。

2.利用电脑实现网络化管理。利用综合文化站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设备齐全的优势，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丰富的信息资源，借助庞大的有线电视、广电宽带网络以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各种惠农政策、种植技术和致富信息资源。乡镇文化站可以主动开展“共享工程”进校园活动，到当地的农村学校，进行“共享工程”相关的宣传、介绍、培训活动，让师生了解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次是用电脑把乡镇中小学图书室和乡镇文化建设项目联网，建立统一的机读目录资料库、联机编目及互借系统，这样可以使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和乡镇的文化设施的图书室相互利用，既解决了室与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又可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3.加强宣传活动，培养阅读氛围，搞活书屋。利用乡镇赶集日，在集市上搞新书推荐，并向广大农民群众介绍要想看到这些图书可以到本乡镇的哪些书屋借阅及书屋在乡镇的具体地址；可以在学校开展宣传，让学校学生和老师了解书屋藏书，方便就近借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雅而又自在的休闲空间。学生家长可以委托学生借书，还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一起阅读，既提升了农家书屋网络资源覆盖面，同时也增大了农村中小学生的阅读量。

三、结语

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能充分发挥图书室的作用，能把图书送到广大农村村民和孩子手中。农村的希望在农村的孩子身上，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农家孩子的一生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一户农家的命运。图书室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新农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有着不可S视的作用。

篇（6）

乡土文学，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萧红、台静农，莫言、屈远志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

据考证，在现代中国，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源于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一、《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背景及创作灵感

（一）植根于乡土，在批判中出生

中国乡土文学，主要以小说的形式呈现，通过农村题材，是近代地方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乡土文学深受理论的影响，在主题方面，这一时期描写的农民形象不再是纯粹的受压迫的对象，而是具有独立思想和反抗意识。

（二）突显地方习俗，展现进步思想

小说作者赵树理自幼对民俗文化的积累，使得他在创作乡土文学的时候更能表现出地方的民俗性。在刻画人物，叙述故事的时候，通常以一名本土农民直觉的感受和判断为基准，总是想农民之所想，写农村之实事。《小二黑结婚》以农村的忌讳和习俗开篇，进而引出父母包办婚姻，农村祭神信神等民俗性情节，结尾以移风易俗，打破陈规为主题，表达了作者反对农村陋习、倡导新事物的愿望。

二、中国乡土文学翻译探究――以《小二黑结婚》为例

（一）《小二黑结婚》色人物的刻画

《小二黑结婚》中花篇幅描写的人物不多，三仙姑这一形象尤为突出，小说中这样写道：“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从赵树理对三仙姑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会出现例如“老来俏”、“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这类地方俗语或者农村口语化的比喻，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增强对乡土历史文化和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力求保持文学创作的原汁原味，并运用英文习惯进行适当的异译。

首先对于“老来俏”这一词，在当时农村借指衣着打扮如青年人的中老年人。在当时经济落后的农村，中老年人过于热衷于自己的装扮，往往会被视为铺张浪费，因此“老来俏”这一词一般是以贬义的形式出现的。这里“老来俏”可翻译为getting dressed in old age，与小说中三仙姑老了还要卖俏虚荣的丑态相对应。

内蒙西部地区有这样一个通俗说法“驴粪蛋表面光”，用于比喻事物的质量远没有其表象那么好。赵树理将三仙姑擦过粉的脸比作“下上了霜的驴粪蛋”，既有诙谐幽默的准确形容，又捎带有对这一人物的讽刺和批判。然而英语中没有那么具体贴切的直译，如果仍旧按照原文进行翻译，再稍加注释，外国读者也能大致从字面上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综上来看，关于三仙姑的这段特色人物描写，可以概括翻译为：Although she was almost forty-five， she still attempted to get dressed in old age. She always wore embroidered shoes and trousers with striped pants. Her head was becoming bald， covered with a black kerchief. The only pity was that powder failed to hide wrinkles on her face， which looked like a donkey's egg-shaped dropping，with a layer of frost.

（二）乡土文学翻译中人物对话

《小二黑结婚》中的说话方式相当具有乡土气息，避免过于咬文嚼字。这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由于文化的普及程度不高，因此往往会采用直接的叙述方式。例如，小芹因为把她娘反对结婚的事情告诉了小二黑，小二黑是如此回应道的：“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从句式及用词上来看，这句话没有过多要进行英文思维转换的地方，可以进行字句的直接性翻译，即：“Don't trust her！ I heard from a comrade of the area， he said as long as we were ready to get married， we could register in the area so that nobody had the right to make a decision for us.

但是，小说中人物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也不是一味地直白了当。例如，二诸葛不同意小二黑与小芹婚姻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二诸葛是个纯朴忠厚的老实农民形象，但封建迷信思想已经深入到骨髓中，使得他一举一动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在翻译过程中，古人认为的“火命”是一种对命运属性的阐述，而不能理解为简单的生命，因此可以翻译为“the fire of fortune”。而小芹出生的月份是一个“犯月”，当地人通常认为每一生肖都会有携灾带难的月份，所以在翻译时，可以稍加变化为“taboo month”，这样的方式较贴近英文的用法，并可以添加适当注释。

参考文献：

[1]老舍， 沙博里.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2.

篇（8）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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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篇（9）

中图分类号：F592.72 文献标识码：A

1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是农业文明的社会史和心灵史。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首先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认识乡土文学，必须首先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鲁迅探究中国文学的乡土根基，都是农民情结，用“革命”的方式，鲁迅用“精神”的方式。所以，从鲁迅开始，一百年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到实、路遥、韩少功，再到张承志、莫言，都是在书写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活。

但是，同为“乡土文学流派”，以鲁迅为代表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的创作目的和风格却截然相反，鲁迅的冷峻无情批判，沈从文的温暖热情赞美。从文学大师这里开始，就有了一个如何认识“现代性”、如何审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化的问题。到了赵树理这里，很少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没有了多情的赞美，只有生动地描述乡风民俗，写新旧习俗之间的斗争，提倡移风易俗。乡土文学一直沿着这个路子走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既继承了沈从文、赵树理的传统，又显露鲁迅的风骨，形成一个新的创作格局，有评论家说“寻根文学是半个多世纪的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对乡土文学的一次大提升。”“寻根文学”创作集中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也就是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认同。代表作家是韩少功和实。在宁夏作家群中，突出的是郭文斌，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汪政评价他的创作是“乡村教育诗”。

2西部乡土形象

西部地处边缘，指中国西北“游牧文明覆盖圈”。自然环境辽阔，生存状态酷烈，“自然资源与文化精神都呈现出被消耗殆尽的衰退之态。西部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文化呈多元状态，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汇，儒道文化、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也在此共存，没有一种可以起整合作用的主导文化形态。自然的贫瘠，地域的闭塞，文化心态的驳杂，使西部乡土的现代性转型格外艰难、沉重和迟缓。”

八九十年代之交，新西部乡土作家群崛起。在乡土文学创作长廊中的西部乡土形象一改八十年代西部汉子的传奇英雄形象。“在他们创作的新乡土小说中，传统文化积习深重与家庭血亲关系稳固的西部村镇是其叙述的主要场景，西部乡村人的凡俗人生及其在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击下所发生的经济和文化的震荡则是叙述的主要对象。对西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与重新审视。”比如，宁夏作家漠月的《放羊的女人》中，“女人”与丈夫的冲突，不再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而是土地对游子的呼唤，在陈继明的《一棵树》中信义老汉和他的那棵老柳树、漠月的《老满最后的春天》中的老满和他的老骆驼、郭文斌的《呼吸》中的郭福水和他的老牛大黄，他们所结成的关系当然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依存、陪伴和映照，从而构成苍凉但自由自在的西部乡土生命图景。还有，新西部乡土作家更多地书写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如陈继明的《寂静与芬芳》，书写西部多样的宗教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救赎，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

3宁夏作家群

就宁夏小说创作而言，被评论界命名为“乡土文学”的时日已久，这也的确符合宁夏作家的创作实践。宁夏文学创作丰富了西部乡土文学形象。石舒清在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塑造的马子善老汉形象，堪称是“乡土”的经典形象，这也是这篇小说能获鲁迅文学奖的重要元素。宁夏文学为什么离不开“乡土叙述”？从几位著名的宁夏作家成长的生存环境来观照宁夏文学创作的文化积淀。童年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是作家一生挖掘不尽的创作素材，这是文学创作的共识。作家漠月在谈创作体会时说：“我想说的是，出生地和儿时的经历，尤其对于作家和诗人很重要，决定着写作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宁夏几位成名的作家都是在乡村或者贫穷的山村度过青少年时代，通过读书考取大学进入城市的，多数作家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石舒清1969年出生于宁夏海原县；漠月1962年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郭文斌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李进祥1968出生于宁夏同心人；火会亮1966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季栋梁1963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陈继明1964年出生于甘肃。乡村生活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他们创作的源泉。“西海固作家群”最能体验这个特点。2006年青年作家火会亮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出版，有评论家认为，火会亮是中国“新乡土小说”的倾心叙写者。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石舒清评价火会亮的写作是“一种农耕式写作”，“他总是让人想起中国作家里一些最诚恳最勤勉的劳动者来，在中国作家里，这样一种作家确乎是不多的。”而文学世界里的乡村与现实世界中的农村距离有多远，作家阿来在回忆农村生活时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很多人一生的努力就是离开乡村。跟乡土文学中描写的农村不一样，乡土文学里农村有着乌托邦一样美好的田园生活……农村的自然环境优美，但是因为贫困很少享受这些美好。中国文学中有趣的问题：把故乡的依恋渲染到难以割舍的程度。我不太相信。”由此想到约翰・韦恩所说的“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宁夏文学的诗意与苦难二元叙述来自乡村成长的生活的经验，就再自然不过，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其实，农村是宁夏作家生命的底色，也是中国作家生命的底色。

那么，是什么样的地越文化滋养了宁夏这块沃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笔者简述一下宁夏地域文化的特征。

4宁夏概貌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10月，是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全区现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总面积6.6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3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在祖国的版图上，宁夏犹如一只舒展双翼的“凤凰”，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三面环绕，都挡不住它展翅翱翔。因为，宁夏的首府银川被称为“凤凰城”。宁夏的版图像一张铺开的滩羊皮，这可能是一种寓意或象征。宁夏著名的地方特产有“五宝”，以颜色来区分，即红（枸杞）、黄（甘草）、蓝（贺兰石）、白（滩羊二毛皮）、黑（发菜），其中白色的滩羊皮就是五宝之一。“宁夏”名字的由来要追溯到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认是夏后氏苗裔，在今宁陕甘一带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夏。“夏”字自此成为这片土地的标注而延续下来，直到元灭西夏后，以西夏故地永保安宁之意设“宁夏路”，宁夏地名得以形成。

5古诗中的宁夏

宁夏是古战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本土文化多与战争相关。笔者以为这种积淀主要在西海固地区。石嘴山是新型的移民城市，文化积淀不深。历史上的宁夏我们已看不见摸不着了，都化为云烟。我们只能从史料和古诗中略知历史上的宁夏处于怎样的战争场景。

从战略地位看宁夏，宁夏是西北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咽喉。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争夺这块战略要地。历史上的宁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与磨难。今天的固原市，有一个叫萧关的地方，是中原通向塞北的重要关口。从固原这个地名看，隐含着浓烈的军事意味。战争的硝烟直接反映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边塞诗。

关于描写宁夏的古代边塞诗，最早的是在《诗经》得到佐证。比如：

《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周王朝与北不少数民族猃狁发生的战争冲突。

《诗经・小雅・出车》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车彭彭，硌胙搿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这首诗中提到的朔方，就是今天的宁夏内蒙一带。

6岩画中的宁夏

贺兰山是我国岩画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贺兰山古代岩画，可能是那些生活在山林草原上的少数民族人民，用简陋粗糙的工具，在坚硬、平整的石壁上雕刻的。从岩画的内容雕刻技巧上分析，它们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某一特定环境人类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真实记录，是古代人们生活艺术的再现。千百年来，岩画留存于贺兰山石崖之上，藏珠于深山草莽之中，默默无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遗风和崇高美德。“据记载，贺兰山岩画已勘定过的有近2000处，岩画特点突出，内容丰富，品位高”。

“大麦地面积15平方公里，自东向西排列着南北走向的11条冲沟，千奇百怪的密集岩画群就凿刻在这些山梁、山沟的岩面上，如同一个天然画廊。这里遗存的、登记在册的史前岩画已有2137幅，展现个体形象的有8453个，平均每平方公里遗存图像达568个之多，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判定岩画‘主要分布区’限定标准的20倍”。“大麦地最大的一组岩画，被研究人员命名为‘游牧长卷’，长达9米，高约1.2米，竟被刻上100多只动物和符号，几乎没有空白。像这样的巨幅岩画在大麦地有近百个，描绘的都是游牧、狩猎、舞蹈、战争、祭祀等场景，表现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而岩画上那些似文似图的符号，也具有象形和表意的功能，颇有文字雏形”。

从以上这些文字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宁夏岩画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世界其他岩画不可比拟的。

有关调查显示，宁夏共有5个岩画区、42个岩画点，发现岩画总数在4.5万幅以上。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其文化内涵，在国内外都属罕见。据有关方面考证发现，从岩画内容看，宁夏5个岩画区的岩画图像包括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同类岩画；从岩画区分布的地理环境来看，包括干旱半干旱地区、戈壁草原地区、低山丘陵地区和崇山峻岭区；从岩画凿刻的时代来看，5个岩画区包括了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另据岩画研究中心披露，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的大量独立岩画群中，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千年的我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其早期岩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万年左右。

这充分说明宁夏岩画与世界各“主要分布区”的岩画一样，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出现，是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画，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各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的结晶，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岩画搭建的桥梁，跨越到远古时代，了解祖先的生活；可以通过岩画和其他相关线索， 研究人类童年时期思想观念、经济生活、社会状态、艺术创作、民俗风情、生活环境，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是重建人类史前史、探寻文明源头的珍稀瑰宝。

7民歌中的宁夏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回族地区的一种民歌，实际上是一种高腔山歌。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亦统称为“花儿”。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地区的花儿很出名分为“整花”和“散花”两种，“整花”以长篇为主，“散花”形式自由，可以即兴发挥。海原花儿唱起来更加高亢、激昂，时而声音嘹亮，时而委婉细腻，是回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整花的完整长篇为你娓娓道来一段段动人故事，自由的散花变化自由，不时显示出演唱者的多才机智，两人对唱时，你方唱罢我来接，你一句，我一段，精彩对接迭起，常常让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演唱花儿的人被称为“漫花儿”或“漫少年”

7.1“花儿”起源

约产生于明代，有关它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在蒙藏民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歌；有人认为它是从外地迁来的回族人民的思乡曲演化而成；也有人认为是明初从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常以花卉为比兴的一种民歌。总之，“花儿”自近代以来成为回族人民传唱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

7.2“花儿”分类

“花儿”按传唱地区划分，又分为“青海花儿”、“河州花儿”和“宁夏花儿”，其源泉则源于河州（今甘肃临夏）。

“花儿”内容丰富，多为情歌，也有表现回族人民生活的。一般多是四句或六句，歌词多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花儿”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兴起句，文字优美，格律谨严。它的音乐主调令达100多种，旋律、节奏、唱腔都有着独特的风格。由于“花儿”最早产生于山间田野，歌手们在空旷幽美的环境中无拘无束，放声高歌，所以它的曲调多高昂、奔放、粗犷、悠扬，表现了回族人民对幸福生活和纯真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在回族聚居的临夏地区，几百年以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人们都要聚集于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的山间举行传统的“花儿”会。每年农历6月初1至初6的莲花山“花儿”会和农历4月28日的松鸣岩“花儿”会久负盛名。春夏之交，树木葱绿，山花烂漫。届时，歌手云集，对歌联欢，盛况空前。

花儿流行范围广泛，曲调繁多，流派众多，宁夏花儿的曲调就有30多种。以临夏为例，有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之分，两支派按地区又分为北乡花儿、南乡花儿、东乡花儿、保安花儿、撒拉花儿等。宁夏花儿的基本格式是每首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本题，单双句结构各自相同，单句每句有四个停顿，但末顿只有一个字；双句每句有三个停顿，末顿必须是两个字。

每年农历六、七月间，甘、青、宁、新都要举行盛大的花儿会，吸引着各地花儿爱好者。宁夏规模较大的花儿会有近10处，其中由以莲花山花儿会和松鸣岩花儿会最负盛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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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家们对乡村题材的捕捉和书写，充满了乡土人文的关怀。高晓声作品中的陈奂生人物形象带有某种典型性。从“漏斗户主”到进城及后来成为采购员再到出国一系列的角色转变，事实上寄托了高晓声对陈奂生形象从写实到理想的升华，也代表了他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创作思想的转变，即乡土人物的觉醒意识。

李徽昭在本部研究论著中另辟新路，提出了新的分析视野，他认识到乡土意识这个概念是揭秘乡土文学的一把钥匙。乡土意识一词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它包括了乡土情结、民族意识和精神家园意识等。本部论著对于高晓声作品的分析基点就在于乡土意识，这样可以把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历史的风云变迁关涉起来，从而挖掘深层的社会心理意识结构。很明显，在高晓声的作品中，由于他本人的多重身份（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底层生活经验，也会不自觉地闯入作品中来，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即倾注了乡土意识的高晓声让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从迷茫走向觉醒，这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缩影的恰当概括。但在后来的乡土写作中，乡土意识升入到了乡土省思，这类反观式写作展示了新的写作视角和思考方式。

乡土写作的作家大部分都带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模式。丁帆曾说到乡土作家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正如李徽昭所言，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意识内涵主要是脱离农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还乡。韩东在童年时候随父母亲下放到农村，后来的返城，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暂居者的身份。韩东的小说《扎根》以下放干部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寻求暂时生存之根，融入之根，可是却无法扎根，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城里，这是一个文化悖论。另一作品《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主要讲述了生活在贫瘠县城下放户的三位孩子，他们各自怀揣梦想，多年之后，主人公命运各异，留下的是一个失落的记忆。同样在小说《知青变形记》里，来自城市的罗晓飞成了知青。生活在生产队的他接受了冒名顶人的命运，随后一次次努力想回城，但却未能实现，终于有了返城的机会，他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纵观韩东的乡土写作历程，是冷静的隐退与克制，因为在这些被观察的乡村人物身上也有着一种投射。它同其他作家对于知青、下放到农村的视点不同，这种反差却使得寻根投射更加鲜明。他对乡土的写作是一种记忆与理解的重构，写作的姿态是站在乡土界外，他观念中的乡土是一种断裂，代表的是一个知青作家的省思与批判。

现代化的进程中，随之引发了人类存在的普遍焦虑，主体无处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于是返乡情绪、怀旧情绪、精神港湾的寻找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逐渐萌生。与喧嚣、浮华的都市生活相比，田园式的乡村生活是理想的精神家园归宿地。在徐则臣的作品中，主人公成为一个理念符号体，是位孤独的游离者，漂泊在城乡中经历着不同的文化冲突。这种反叛和逃离的意义标志着新一代青年人从物质、精神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融入，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却失败了。

作家徐则臣的系列作品中隐含的部分主题是孤独的漂泊者，或者被称为京漂小说。主人公进入城市后的尴尬与失落，心灵上遭受的无奈不得不去追忆乡村中的人和事。他的散文随笔集《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小说《夜火车》《午夜之门》和《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生活在北京的三位边缘人物敦煌、边红旗和王一丁，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靠贩卖盗版碟、办假证和经营小店为生。他们更没有北京户口，处处受到限制。原本打算干出一番事业，却发现面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京漂一族中的小分子。在小说《夜火车》中，主人公陈木年一直幻想着出行，现实生活中，在一系列事情的捉弄后改变了他的命运，最终踏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出走，是自我的放逐与逃离。可以说，在徐则臣作品中，乡土意象在隐退，乡土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意象。

作者在本部论著中重点阐明了徐则臣写作中渗透的哲学的思考和批判以及诸多意象的运用。他认为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并且寄托了作家文学与理想的抒发。这在赵树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转换的端倪，不再注重于表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的书写，而是逐渐转移到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浅层到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剖析，赋予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寓言。

作者在本部著作中说到，不管是上世纪的农民的迷失还是知识分子的迷茫，代表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李顺达的“跟跟派”本性，那只是简单的盲目崇拜与逆来顺受而已。老陶一家五口人的扎根却未能扎根的疏离。作为知识分子陈木年的“漂泊”与“出走”。然而在现代性面前，普通人的社会心理结构早已变的复杂至极，不单单是对生活的迷茫，而是在精神存在状态上的孤独与迷惘。这是人类普遍悲剧，都市与乡村共同面对的命运。

在中国当下每一个乡村的角落，都似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乡结合的发展势如破竹，交通枢纽延展到尽可能触及到的地方，强拆乱建有增无减，小村落已被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和封闭，不论是在江南一隅还是在西部山村。广大依赖于土地的农民早已离开了祖辈们生存的黄土地，更多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已渗入到各个大中型城市，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里，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他们处于边缘的位置，扮演的是“底层形象”，需要得到身份共识和地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