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近代文化交流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篇（2）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篇（3）

在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不一定很成功的，上海土山湾文化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处于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土山湾孤儿院把一些孤儿收养来，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有长远的意义的。第一，使得很多的孤儿（有一些不是孤儿，是贫寒子弟），在这里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第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一般的工匠到大师级的人才都培养出来了，这个我在看博物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第三，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典范。职业教育现在对于各国，对于现在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前，职业教育是非常看不起的，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土山湾的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对今天有现实意义。

篇（4）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篇（5）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篇（6）

1.2002年全国卷第40题：通过呈现“丝绸之路示意图”，考查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艺术成就，及西汉和唐政府的管辖机构。

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篇（7）

文化交流是国家进步的阶梯。近代，日本虚心向西方学习，不断革新，成为亚洲最早崛起的国家；反观清朝，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错过了绝佳的变革时机，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何不令人警醒？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认识他人的智慧，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取他人之长，使自己进步。

文化交流是多彩生活的来源。今日之中国，美剧日漫拥有大批粉丝，韩食泰餐聚集众多拥趸。大众的口味不再单一，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外国文化正在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圣诞节与春节同贺，耶稣和孔圣共尊。在国内，喜欢西方文化的人到处都有；在国外，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不在少数。世界大同正在逐步形成。

文化交流是文明兴盛的保证。一种文明不应脱离其他文明而孤立存在，孤立会使文明保持某种意义上的纯洁，却也会使其走向没落。试想，如果中华文明去掉印度骼吹奈幕会怎样？敦煌壁画没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没有了，寒山拾得也没有了，这样的中华文明还是我们所认可的中华文明吗？

篇（8）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3201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JK1787）；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基金（Szxky121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12XSYK05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波及世界。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由于毗邻中国，受中国茶文化影响尤为深远。茶虽是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茶叶向日本的传入

唐代以前，日本既无原生茶树，更无饮茶习惯，茶叶传入和茶道文化的形成均源自中国，而在此过程中，遣唐使尤其是其中的僧人发挥了关键影响。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饮茶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且风靡于整个社会。其次，出现了“茶圣”陆羽及其名著《茶经》。再次，茶艺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操作步骤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如宫廷茶艺、文人茶艺、民间茶艺、宗教茶艺（尤其是佛教）、女性茶艺等。第四，茶文化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的茶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由此开始形成，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再如齐己的《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杜牧的《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使得遣唐使将茶文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茶叶与其他唐代先进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及日本佛教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最澄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天台宗典籍，还将茶树引入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而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人物则是日本临济宗始祖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前往中国求法，并再次将茶种带回日本，开启了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荣西之功一是在于他将中国茶叶的加工方法介绍到日本；二是在于他使日本人认识了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德”，并将其在日本推广，使日本对茶叶功用的认识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三是荣西写就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荣西在书中指出：“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

此后随着日本茶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日本人的饮茶习惯逐步形成，茶文化不断从皇室贵族和寺院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和茶会文化开始形成，到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せん の りきゅう，1522-1591）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

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禅”与“茶”文化的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茶与佛教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使茶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茶促进了佛教徒的修行。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修行，并以饮茶的方式提神来促进禅修，这使得在有唐一代，寺院僧侣饮茶之风大兴，并由此形成了寺院茶艺和禅茶文化，最终实现了佛教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得“禅”“茶”形成一体、融为一味。

中国茶文化中的这种“禅”与“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日本对宗教与茶文化关系的认知，并引发了它们对这一现象的学习和模仿。这在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针对此前村田珠光（1423-1502）和武野绍鸥（1502-1555）的茶道思想只注重外在形式的不足，他提出饮茶应以佛法修行为根本，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和器具，会失去茶道的本意。为此，千利休努力提升茶道的精神境界，他将禅宗精神、寺院清规、僧侣修行方式与日本茶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草庵茶”，并将起自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发展的“鞑琛蔽幕发扬光大，使之普及民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茶文化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茶道文化推崇的“鞑枥志场本辰绾头钚械摹昂途辞寮拧毙盘酰同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静、怡、真”有着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对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追求。

其次，喜饮绿茶及煮茶的传统。有唐一代，花茶以及红茶等发酵茶尚未出现，制茶以蒸青为主，因而成茶均为绿茶，唐人饮绿茶的这种习惯对日本茶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唐代制茶，以饼茶为主，而在制作饼茶的过程中，蒸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去除茶叶的青涩之味，同时保留茶叶的色、形和营养，这种制茶工艺后来流传至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制茶的重要程序，对抹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日本不仅从中国继承了饮用绿茶的习惯，还坚守着在中国已经遗失的煮茶传统，中国茶文化以明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煮茶为主，而在明代以后，中国人饮茶方式演进为泡茶，至此，中日两国的茶文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日本一直坚持使用从中国学习来的煮茶方式。因为这种煮茶方式，在日本还兴起了“铁壶”文化，铁壶源自中国，后流传至日本并逐渐发展为两大流派，即以观赏为主的关西铁壶和以实用为主的南部铁壶。近代以来，煮茶所需的铁壶已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强调礼仪、程序的日本茶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用铁壶煮茶之风渐次形成了向中国的回流，这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次，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生活方式。唐宋两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饮茶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促进自我境界升华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日本茶道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生命美学。近代日本文化大师冈仓天心（1863-1913）在名著《茶之书》中指出：“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①在推动日本茶道文化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过渡过程中，高僧空海（774-835）起到了关键作用，空海于804年入唐。在806年回到日本，同其他入唐日僧相似，他同样对茶非常爱好，并且对中国朝廷寺院内茶文化发达的情景非常羡慕，非常想在日本国内也营造相同的文化氛围，并使茶叶上升到更高、更伟大的地位。②

在使日本茶道实现哲学化、美学化、道德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北向道陈、千利休、山上宗二、南坊宗启等人均功不可没，而以千利休影响最大。千利休对茶文化物质层面进行了极度压缩，与茶文化相关的一切外在形式在其看来意义都微不足道。村田珠光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而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则仅有一张半榻榻米。千利休之所以为饮茶设计出这种不能再小的空间，意在提醒世人物质需求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牵绊，超越外在事物的束缚，从而实现无我状态，达到“和敬清寂”的至高境界。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思考

自隋唐至今，中日之间茶文化的交流已持续千年，这种交流是同时期中日两国整体交往的一部分，但借此也可一窥东亚历史的演变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分野。

首先，中国茶文化是包括日本茶道文化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茶文化的母体。中国是世界最早培植茶树和饮用茶的国家，从隋唐开始，中国茶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内容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茶种、饮茶器具、饮茶方式等，精神层面包括茶文化、茶德、茶礼仪等，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为其他国家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全面性借鉴。中日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国文化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正如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③

其次，中日交流是中国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交流是一个文化扩展自身影响、增进其生命力的有效渠道，具体到中日交流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上，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在日本得到坚持。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日本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它大量移植并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它的建筑风格甚至著名的“日本茶道”，包括那相当苦涩的烂泥状绿茶、漂亮的碗和所遵循的精细仪式，都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从唐朝的中国学来的。④另一方面，茶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中国茶文化在域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以中国茶文化为基础日本发展出极为讲究规程、场所、礼仪的“茶道”文化，并将其深深嵌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理想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二战后，茶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日本茶道的传播有着重要关联，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的再生。

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日交流史上，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日本借助对中国的学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体现了文化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中国也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探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创新之路，从而推动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侬佳、刘涛、姜海蒂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12页。

③[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IV-V页。

篇（9）

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

教育史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去中、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机关、教育科研院所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各级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和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文字等工作。

档案专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才而进行的档案学理论、专业技能和有关学科知识的传授活动，它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档案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