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特征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调查的特征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述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制度，包括取保候审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和合适未成年人参与制度。本文重点探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案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不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监护教育状况、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做全面、细致的调查，必要时还应进行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其特点就是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的社会调查，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提供基础，比如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的考察帮教，需要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进行考察评估等。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基础，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和利益，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能够找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根源，并予以拆除，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彻底的矫治，不再犯罪。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内容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

2000年11月15日通过、自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据此，社会调查的主体为控辩双方和审判人员的多元主体。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

首先是被调查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经历，有没有不良的犯罪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征；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状况，主要包括身心健康及生理发育状况等。其次为被调查人的生活环境，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环境，受教育状况、家庭监护状况。第三，为被调查人的社会关系，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与朋友、同学的交往范围、交往对象等。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调整社会调查的主体

在实践中，法官不应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裁判权是消极的、被动的，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会造成先入为主，无法做出公正的处置。其次，检察院作为法律的监督部门和提起公诉部门，很难在案件中有中立的身份，进行社会调查，检察官的非专业性会影响司法效果。检察官无法做出公正的社会调查，因此要完善社会调查的主体，要在控辩审三方之外寻求社会调查的主体，就是社会机构，不应忽视社会的参与力量，比如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行政部门，或者聘任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这些人员一般都比较了解或者接近未成年人的生活，更有利于社会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保证社会调查的客观性、准确性，可以对被委托的社会调查员应当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传授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提高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工作的能力。

（二）明确社会调查的内容

篇（2）

掌握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为检察机关确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继续适用羁押措施，是否适用附条件不，以及采取何种矫治和教育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这些必须通过社会调查。本文试图对检察机关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时，由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组织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法律层面肯定并倡导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综上，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充分强调了社会调查制度在保护和关爱未成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二、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阶段

（一）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逮捕中的适用

审查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逮捕的制度。《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羁押的措施，取决于该未成年人是否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而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响社会危险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质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态度，其关键是个人的素质特征，即年龄、性格、爱好、以往的一贯表现、为人处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质。个人的素质特征必须依靠社会调查来体现，通过对未成年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村委会、社区的表现情况、个性特点和社会的认可度，确认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其作出是否需要羁押提供依据。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中的运用

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的活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而犯罪原因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观恶性的大小，这些可以通过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个性特点、身心状况和家庭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社会调查报告恰恰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或者免除刑罚提供了参考资料。一般而言，作出不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缓刑建议中的运用

缓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定情况，依法对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所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同时，调查报告所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和社区的情况也是未成年罪犯具有有效监护、帮教条件的证明材料，能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从而在社区内实现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的运用

（一）检察机关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承担着审查批捕、审查职责，因此在受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案件后，检察机关可以启动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将社会调查的结果作为办事案件的参考。

（二）完善检察机关社会调查流程

检察机关不管是自行开展社会调查，还是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工作要规范，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在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其公正性给予充分关注，完善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必须有2人参与调查行为。必须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二是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三是严格按照我国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收集，在收集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程中，严格按照我国法律中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调查的内容采用书面形式，必要时要有音像、视频等资料，尽量减少对口供内容的依赖。四是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五是明确调查时限。在审查逮捕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五日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在审查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十日内出具《社会调查报告》。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方式和内容

社会调查一般由社会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方式如调查问卷、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不定期地对未成年人进行访谈；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的领导；深入学校、社区、村委会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等等。然而，这些方式很难准确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因此，应当完善调查方法，既要发扬传统调查方法的优势，又要积极采用人格理论、人格心理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人格测量等方式来更好地进行人格调查。同时注重各种方法应相互配合使用，通过综合分析，使调查内容客观、真实、完整、准确、实用。新刑诉法明确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细化了这一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篇（3）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50 ― 02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代诉求与回应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人才培养有着不同的诉求。工业时代有其显著的标准化、专业化、模式化特征，科技知识以高度分化为主要特征。应用研究型人才培养强调了专业的特殊性、规范化。培养方式主要通过灌输和记忆再现知识，尚能够应对需求，一经培训就终身够用。

后工业社会在工业时代特征基础上，出现了交叉综合，结构调整，更新加快的新变化。这种变化紧靠再现知识很难满足工作需求，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提出了新的职业和技能诉求。应用型人才需要能够创造，具有有效获取信息、选择信息、识别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掌握专业技能和较高职业素养的人才。

国内高等教育顺应这种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开始反思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学模式，探寻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来改变授受式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开始在国内高校快速的吸收和推介。

这种方法本身有较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杜威的“做中学”理论。它强调根据兴趣由学生自主设计、实施，做中掌握知识、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克伯屈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提升，明确提出和界定了项目教学法。〔1〕德国的职业教育家提出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参与设计工作和技术的能力，将职业和学习结合，开创了职业教育的革命性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2〕这种培养方法和理念迅速成为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主导。

随着新实用主义在中国高校的兴起，项目教学获得了国内职业教育的认可，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教学模式，并进而扩展到基础教学、高等教育等领域。中国知网以“项目教学”为关键词的文献显示，职业教育占总量的70%，高等教育占到15%左右。

项目教学法和具体学科结合，特定学科的项目教学方式。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学科顺应时代诉求，回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是项目教学和社会学学科结合的产物。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形式，也是该专业综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径。〔3〕如何通过社会调查，提高学生职业技能与素养，是社会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将项目教学法与社会调查相融合，在机制上使社会调查运转了起来。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根据学生兴趣、指导教师意见和企事业组织需求，形成有实用价值和研究意义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项目、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社会学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其成为认识岗位问题、适应职业需求、发展职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高校的社会学专业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实验，和控制组相比，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作为示范，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开始成为相关社会科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推广。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理念，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适用于社会科学某些课程板块的教学。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这种方法在有效回应了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所产生的问题时，也有着新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领域。换句话说，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尤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一旦超出适用范围，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可能得到相反的功效。

二、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一定的学科通用

无论用什么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实施项目教学法基本程序和特征类同。由此产生了不同学科的通用现象。具体到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虽然它是项目教学法和社会学学科结合的产物，但在相关联的其他学科中也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遵循项目教学法的基本程序，因此具有一定的学科共通性。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大体上包括六大步骤：选定主题，制定计划、项目实施、报告撰写、成果交流和活动评价。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将依据学生兴趣、职岗要求等选择典型任务。根据所选项目主题，项目小组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进行整体规划，合理安排进度，形成测量工具，选择恰当方式等准备工作。在此之后，在教师指导下，项目小组自主实施项目，发现、分析、反思面对问题和困境，分工协作完成项目测量等工作。项目小组根据实施所获得的数据和经验，形成描述现象、解释原因、形成对策的调查报告，完成项目任务。所形成的报告，小组之间可进行通过展览、报告会等方式相互交流，分享体会和收获。最后，根据调查报告、个人和小组评价等进行活动总结，完成项目。从程序上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通用性，且对自然科学厘清产品研发、市场需求、市场推广、客户维护等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具体特征，也显示了这种方法不仅社会学学科可以使用，对相关的管理学、经济学、行政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性。社会调查通常也被这些社会科学分支列为重要的专业课程，也有相关的工作任务需要使用社会调查技能。这种课程设置体现的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高校不同社会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工作任务本身并非单一学科能够应对，往往需要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需要使用跨学科的内容和方法综合来完成任务。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所具有的跨学科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以任务为依据，根据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选择设计，对应了相关学科的职业趋向。其过程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学习，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而非学习结果。这适应于当前相关学科学生学习状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其实施多采用小组合作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分享行动的经验与感受。这有助于不同专业同学形成良好的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这恰恰是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其最终成果多样，不同项目小组根据各自的经验和兴趣，呈现了问题和任务的复杂性，形成解决任务的不同方案和策略。在科学使用社会研究方法基础上，项目成果展示了可操作性。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理念正日益被不同学科所接受，以学生参与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逐步建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建立在学生掌握一定专业基础和方法基础至上，是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表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各个学科结合自身学科特性当然会有所具体形态的变化，但这并不否定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

三、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适用边界

作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创新，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学科通用，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具有很强的通用。各专业可以结合专业领域，根据企事业组织的需求，科学合理地设计本专业的项目调查课题。这种实践教学方式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与适用范围。

1.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学科适用边界

项目教学法在涉及综合性、应用性较强的自然科学中，如电子技术、通信技术、信息信技、机械制造、数控金工等使用较多。这也是为什么职业教育中大量使用项目教学法的原因所在。

至少讲，社会科学领域使用的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与自然科学的项目教学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项目教学，其项目成果一般以具体的物品等实物形成呈现，解决问题或满足需要的产品;其实施方式通常以动手操作为主;实施环境要求较高，基本贴近真实工作情景和环境。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其成果一般是调查报告形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其实施方式以研究探讨方式完成;其实施对硬性环境要求较低，只要满足问卷或访谈等开展实施即可。由此可见，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使用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学科边界。

2.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谨从课程性质边界

高校课程体系基本上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组成，涉及职业能力和素养的主要是后三类课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可以在后三类课程中实施，但实施与否、实施程度受课程性质的限制。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前提是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专业基础课程涉及理论和方法基础，理论性强，与职业岗位所面临的问题联系不紧密，不适宜或较少使用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的内容与职业岗位所面临的问题联系比较紧密，就适合全部或部分使用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

3.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学习阶段边界

如果按照四年学制进行划分，本科学习阶段可以简单区分为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学习任务，也就有了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学习阶段边界。

低年级学习阶段，学生重点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完成新知识习得任务。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刚刚接触专业课程，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中年级学习阶段，学生学习一部分属于新知识，另一部分则进入知识的重建与改组，形成知识巩固和转化的新阶段。此一阶段，学生基本完成专业基础知识积累，掌握了专业基本方法，开始为应用做准备。高年级阶段，学生学习经过练习、实践具备描述现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技能，可以从容的进行知识迁移和应用。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不适宜在尚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低年级阶段实施。教学型高校适宜在中年级阶段开始实施，即在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上学期，教学研究型高校适宜于高年级阶段，即三年级下学期及四年级实施。教学型高校因其毕业生较多毕业进入职场，在高年级阶段有比较多的职业资格及岗位实践活动，故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适宜于中年级阶段实施。教学研究型高校因毕业生毕业去向多元，深造学生占有一定比例，就业选择较多，且在校时间实际上交教学型高校学生要长，可以安排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高年级阶段实施。

四、小结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中的一种，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种方法与小组合作、案例分析、情景教学等各有所长。教学实践中，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学科、课程属性和阶段任务的适用限制。因此，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及其组合，才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应用型人才。

〔参 考 文 献〕

篇（4）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篇（5）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篇（6）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篇（7）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调查主体不统一

通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主要有四类：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各地法院采取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如江苏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山东法院聘请团委、妇联干部和学校老师等等。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各地的做法显得过于混乱，容易造成地区间社会调查司法协作无法进行。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混乱，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重复调查，二是相互推诿。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则可能延误审限，同时也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摧残。

（二）调查内容不明晰

开展社会调查，应针对哪些方面进行，新刑诉法仅仅是泛泛规定，有待实践中的细化和补充。以各地实践看，江苏省规定“自我认识”“帮教条件”是调查内容；湖北省规定“受害人意见”也是调查内容。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的总结，调查内容的不统一，就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也不统一。除此之外，实践中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应该存在主观内容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不需要制作专门的调查报告，只要把各种调查材料汇集提交给法庭就可以，而对材料的加工容易加入制作者的主观成分。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社会调查报告多以表格的形式存在，内容主要由选择题构成。这种表格通常由法院制作，然后下发给有关被调查人填写；二是认为调查报告要专门制作，根据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与分析，形成一定的结论，并可以给出一定的建议。”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宜在确定双向保护原则、客观、中立原则、全面调查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篇（8）

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方法选择分析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对理论教学的验证、强化和拓展，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积极性为核心，以参与和体验为基本方式，以模拟实践教学为主线，建立多渠道、获取式的实践教学系统。本课程所采取的实践教学方法较多，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社会调查、管理游戏、网络冲浪等方法。其中，案例分析教学法是采用较多，又是课堂实践教学方法，是整个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特色形式。案例教学是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对其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

社会调查方法却是要通过深入社会，搜集直观感性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分析材料，并形成一定的调查结论，是知识从感性向理性深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参与社会实践的特征。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的程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提出调查主题、调查准备、社会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和分析研究等。在公共事业管理课程中引入社会调查法来展开实践性教学，特别是要带着特定的管理问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各类公共机构与组织，以及社区，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专门搜集和整理课堂学习知识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实现学会认、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二、社会调查法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中的应用案例

社会调查法在公共事业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引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以“青海省公共事业组织状况调研”为例，对社会调查方法在“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说明。

（一）确定调查主题

根据《公共事业管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在选择什么内容或问题作为社会调查主题时，主要考虑调查主题的有价值性、可行性等因素，因而选择“青海省公共事业组织状况”作为调查主题。这主要是由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本课程学习对象为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需要从实践中认识社会，加强专业和课程的认知度。其次，课程学习的60%以上的学生来自青海各基层地区，调研地点以就近为主，分布于西宁市及海东地区，还有玉树州，充分的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而且，调研地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取点，能够保证调查的质量，而且调研成本低。

（二）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主要包括了调查方法的选取和组织安排两方面的内容。

1、调查方法的选取：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法、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调查法等，其常用调查方法为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是调查者通过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进行交谈，讨论而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问卷调查法中最重要的是设计问卷，问卷的设计一定要紧密围绕调查主题，本着全面、科学、可操作性来设计调查问题和构建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当前公共事业组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金会）的现状、公共事业管理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认知能力等，以了解公共事业组织运行的状况及存在的困境为主要内容，以访谈法为主，问卷调查为辅的调查方法，考察所选公共事业组织的状况及这些组织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等相关情况，能使学生对公共事业组织有一个直观、真实的认识，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来深入而直观地认识公共事业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

2、前期组织安排

由于关于公共事业组织的内容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安排为第二章，因此，在学期初，也就是在调查前1个月布置具体的社会调查事宜。主要是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调查对象的选定、调查数据可靠性的把握、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本次社会调查的要求等，督促学生做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访谈法及调查问卷要做详细的解释，保证学生理解调查问题及调查目的，减少调查者因对问题的不理解造成的数据错误。考虑到被调查的公共事业组织的多样性及学生的自主性，由学生自由组合为4至5人为一组的小组，并且自主联系调研对象，同时为了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参与调研工作，各小组自主推选一名组长，主要负责小组调查活动的开展及督促和与教师的联系，调查分工等由组内成员自行协商。

（三）调查与资料收集

在调查准备阶段，各调查小组根据组员情况，确定调查对象。各小组优先选择家庭所在地、亲戚所在地、同学朋友所在地的公共事业组织为调查对象，或以兴趣因素选择教育、卫生、慈善、环保等领域开展工作的公共事业组织，有选择地发放问卷或面对面地调查与访谈。本次调查的对象有：“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金巴慈善基金会” “雪域慈善救助会” “青海义工联” “青海省康乐医院” “大通县小星星幼儿园” “西宁市小花朵幼儿园”等七个公共事业组织。在调查过程中，以调查组织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为研究的主题及分析的重点。学生在调查总结交流中往往对这个环节的感受最深，充分的体现出学生的参与性及亲身体验性，从而对相关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团队协作精神得到了良好的培养、访谈技巧及沟通能力也有提升。

转贴于

（四）调查资料整理分析与撰写报告

将调查得来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撰写调查报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指导学生根据调研主题，分析调查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撰写调研报告。由于各调查小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差异，各组选择的数据分析方法及最终的定性结论也不同。由于本次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及学生本身的客观原因，多数小组以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导致获取的数据资料较少，未能实现本课程与统计分析课程的结合。但通过组员多次访谈及有些组员的亲身体会，收集的资料较多，对其分析，实现了公共事业管理课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以致用，使分析结果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加强了课程内容的学习。由于学生写作水平的差异又影响着各组最终的调研报告的水平，因此多次指导，反复修改后最终定稿。

（五）调查的总结、交流

调查的总结与交流是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践性教学成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调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组以ppt形式汇报各组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等，就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调查体会与经验，并且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实现知识的启发、碰撞、提升。同时对调查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比如组织安排、问题设计、调查难点等进行总结，以便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避免出现相同的问题，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施和提高调查效果。从学生对调查交流、总结的情况反映来看，有些小组事先组织安排有所欠缺，导致调查时间延长、访谈目的未达到、成员之间的沟通不积极等等。更多的学生反映经过社会调查后对公共事业管理方面的很多知识有了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而且还在调查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受，比如被调查的慈善组织所涉及的公益问题时，很多学生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激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调查对沟通能力的提高以及与团队合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生交流总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六）社会调查的评价考核

篇（9）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篇（10）

一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

关于社会调查课程之于现代法学教育的意义，专家学者已经达成一致，其研究成果也已浩如烟海，本文不再赘述。然而鲜有学者从实践教学的整体出发，研究在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这一系统中，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的关系。

目前，各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法律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其课程设置基本如下：第二学期法律见习，第三学期法律辩论，第四学期社会调查，第五学期学年论文，第七学期毕业实习，第八学期毕业论文。从课程设置的时间顺序来看，社会调查属于中间环节，从法律人职业技能培养的逻辑来看，社会调查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法律见习的教学内容是观摩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机构核心业务的实际运行流程，教学目标是让接受多年基础知识教育的大一新生，对法学职业执业情况形成直观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大学生跳出僵化的书本知识和单一的课堂环境，逐步适应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素养教育，调整心态面对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大，趣味性比较强。

法律辩论的教学内容是选择法学各专门学科领域中有争议的热点专题，让学生自愿结组形成正反两方，并就各方主要观点展开对辩。该课程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对法学前沿知识的涉猎与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

社会调查正是在法律辩论课程成果——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与逻辑思辨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维能力，弥补法律辩论课程的不足，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与实践技能。

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中学灌输式的教学，学生的思考固定在单向、被动模式中——老师教习知识点，老师提问，根据老师讲的知识点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而不进行主动的、拓展式的思考。与其说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偏低，不如说学生缺乏发现问题，问个“为什么？”的思维逻辑。不懂而且不知道需要进行发散思维．观察社会现象，探讨其发生原因，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因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所以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内容是，紧密结合社会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与实际操作过程，让学生较好地掌握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社会现实与历史文献中总结出、抽象出问题——即调查选题，并设计出合适的调查方法，整理、分析搜集的资料，并最终完成调查报告。从而有效地衔接好法律辩论课程，并为学年论文选题的确定、书写打好基础。

而学年论文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理所当然地是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前提与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是法学本科系统性实践技能培养最关键的一环，既是法律辩论效果的巩固，又是保证学年论文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的基础。

二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本人从事多年的法学实践教学工作，担任社会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的课程教学，以及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指导。基于对实践教学过程与效果的评估，本人认为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社会调查的概念、主要内容、基本方法等理论知识蜻蜒点水、浅尝辄止，而实际操作更是盲目、混乱，完全偏离了系统化、科学化、明确化的要求。下文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未受到充分重视，课程安排不合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学教育以来，作为热门学科的法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遍国内各大高校。很难想象仅仅30多年的时间，法学本科教育培养模式——从理论教学到实践训练——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很显然，大部分学校并没有探索出既稳定又符合本校特征的培养模式，仍然停留在对其他学校的模仿上，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案与环节的设计，基本上都处于模仿甚至照搬的阶段，这从各个学校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上就可以一窥一二。

1 没有形成体系，缺少配套课程

与法律辩论一样，社会调查是法律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是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性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与重要环节。然后二者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同，以本校近5年不同版本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为了保证法律辩论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培养方案中不仅配套了理论课程——法律辩论技巧，1.5个学分，24学时；而且还设置了模拟审判1和模拟审判2这两门课程来巩固和强化教学效果。

然而社会调查没有设置与其相对应的理论课程，来指导社会调查的实践过程，更没有强化其效果、巩固其成果的实践教学课程与之配套。

2 学分学时太少，指导教师任务重

如果将法律辩论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学分达到了6.5个学分，其学时量达到了104个。而社会调查仅仅1个学分，16学时，只及法律辩论的15.3%。在这少得可怜的课时里，指导老师必须挤出时间阐述清楚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并指导几十个学生，分成十几个组，完成整个社会调查的全部过程。很显然学时远远不够，而一个课程指导老师的安排就将社会调查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一周时间完成，时间跨度太短

根据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的教学一般都是安排在学期中间的一周来时间集中完成。然而稍微研究社会调查课程，就不难分析出，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难在一周内就完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过程。所以这种一周集中上课的方法只能使每一调查环节都敷衍了事。

（二）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强，实践课程联系不紧密

如前文所述，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设置并不完善，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够，实践课程之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各自孤立，联系不紧密，这就使实践教学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实践教学是一个整体，应当系统化统筹，并注重每一个环节的衔接，尤其是社会调查课程，在没有理论课程配套的理论教学和强化效果的其他实践课程而课时量又严重偏少的情况下，再失去跟其他实践课程的紧密联系，其教学效果再次降低。

按照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的逻辑，实践课程的安排应当层层递进，并且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根据实践教学环节的特征和规律，结合法律人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其课程设置的逻辑顺序应当为上文所述。然而根据本校法学专业最新版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律辩论和社会调查同时设置在了第三学期，上课时间安排在接连的2周。前文提过，社会调查是法律辩论的巩固与提升，需要在吸收和总结法律辩论课程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调查的教学。而毫无喘息机会的课程设计，必将使2门课程的学习都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惯例，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指导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与效果，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地指导学生完成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但是社会调查指导老师只有1人，并没有与其相邻的实践课程进行导师对接，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资源匮乏，支撑力不够

每年都有学生结合本校校级活动（比如暑期三下乡活动），或者暑期社团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反观法学专业化社会调查课程中，却鲜有满意的社会调查活动与优秀的调查报告。根据对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情况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及的两个原因外，还在于资源的匮乏，没有支撑力，导致学生积极性不够，社会调查不能很好地开展。

另外，人员的不足也是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如果以学年论文的模式，由一个指导老师带3—4名学生，那么可以利用指导老师的课题经费来解决一部分资金的问题，否则，以一名教师之力，是难以解决社会调查的资金短缺问题的。

三 “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探索

（一）“三学期制”模式的基本内容

为了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我校自今年九月份开始正式实施“三学期制”模式。基本内容如下：

1 “三学期制”模式的学期划分

我校现在实行的是二学期的学期制模式，即秋季学期(20周)+寒假（5周）+春季学期（20周）+暑假（7周）。实行“三学期制”后，学期制模式改为两长一短三个学期，即夏季学期(4周)+秋季学期（18周）+寒假（约5周）+春季学期（18周）+暑假（约7周），总教学周数为40周，寒暑假的放假时间基本维持不变。

2 “三学期制”模式的教学安排

实施“三学期制”条件下，各专业（年级）的理论教学主要安排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可安排在夏季学期。学校还将利用夏季学期，安排更多的跨校区开设的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3 “三学期制”模式下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加大对实习实训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和机制保障，建立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合作与联动的机制，共同推进复合型、实践型的人才培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制度规范，建设一批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的基地。加大改善实验室建设条件的力度，加强实验室管理的制度建设，以保障学生夏季学期集中训练和暑期科研的顺利开展。

通过对“三学期制”基本内容的分析，这种独立出专门的实践学期的创新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进一步完善课堂、实验、实践等主要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开放性办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三学期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从事创新性实验和学术研究、进行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短学期的设置，使教学工作的安排更具灵活性。

（二）“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路径

1 强化重视程度，合理设置课程

充分认识社会调查在法学本科系统实践教学中的地位，并合理设置社会调查课程，是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没有合理的课程设计，所有教学效果与改革，都是空淡。

(1)增加配套的理论教学课程与相应的实践课程

在专业选修课程中设置理论课程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操作课程社会调查相辅相成，配套完成社会调查的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是文科学生必备的学习和研究的工具性知识和能力。开设该课程，通过系统、全面地介绍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同时，逐渐树立起认真、合作、严谨、求实等与社会调查有关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必须尊重科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与实践，提供系统完善的理论指导，实现教学效果与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宜安排1个学分，16课时，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1学分、16课时相对应，形成2个学分、32课时的学分学时量，既没有超过法学本科主干核心课程的学分课时量，过分拔高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也没有过分低于普通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课时，从而提高对社会调查课程的重视。

(2)适当增加指导教师的数量

尽量增加指导老师的数量，一方面降低实践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有利于老师全面、细致与系统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老师跟进社会调查的每个环节，及时调整工作方向，督促学生认真完成社会调查活动，提高调查研究的成效。

(3)拉长社会调查实践的时间跨度

“三学期制”模式将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都统一安排到夏季学期，共4周19天，大大拉长了社会调查课程的时间跨度。社会调查活动的指导老师可以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地设计整个调查活动：5个工作日确定选题（包括预选与讨论修正），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包括调查方法的选取与实际调查），4个工作日进行资料的分析和整理，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从而从时间上保障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顺利开展。

2 系统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课程联系的紧密度

强化法学本科集中实践课程的系统化程度，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科学地职业化实践技能培训的整体，使实践教学环节每一单独课程效果的简单相加，转为彼此协调运转，相辅相成地实现法学专业素养的训练，完成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目标与集中实践教学的整体目标。

根据社会调查课程的特点与地位，以及与其他实践课程的关系，首先可以将所有实践课程系统化、捆绑化。在确定好实践课程开设的逻辑顺序与时间安排后，根据前一实践课程的通过情况，来获得下一实践课程的选修资格，这样有利于把握每一个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并促进系统化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从而达到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课程与其他实践课程的联系还可以体现在，把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串成一个整体。目前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衔接非常紧密，体现为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一安排有利于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三门课程的指导老师都衔接起来，统一化，让指导老师从社会调查阶段就开始介入，从社会调查的选题开始指导，经过学年论文的写作，直致毕业论文的完成。这种安排一来可以解决社会调查这门课程资金匮乏、指导老师不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体协调与系统化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整体教学。

另外，就社会调查这门课程来说，应当将其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课程也联系起来，以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这门理论课程为基础，修习社会调查实践课程，保证社会调查课程的整体性，确保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

3 增加资金投入，落实保障措施

抓住“三学期制”改革的契机，结合校级假期调查科研项目，向学校申请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同时由院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社会调查课程，支持创新性选题的调查；另外可以要求学校增加校级人文社科课题中法学实践项目，与指导老师的课题结合，增加调查类科研项目经费。最后，还可以联合法学专业的实践教研基地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展调查活动，进行专项立项，获得资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06(2)：3-21．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黄梅．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实践路径[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126-130．

[4]胡辉．周世中．社会调查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卟高教论坛，2008(5):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