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学的哲学思考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J40-02 文献标识码: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hotography Art: On "La Chamber Claire" by Roland Barthes

SHAO Xin-yuan

摄影技术诞生至今已经有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有无数的书籍介绍过摄影,其中罗兰•巴特的《明室》却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在《明室》中作者没有关于光影、构图、拍摄等任何摄影技巧的文字描述,而是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于“呓语”的独白弥漫着全书。但在书中我们似乎触摸到定格在真实影像背后的时间、记忆、地点,体验了文字与语言符号所表述不了的乐趣。笔者认为,罗兰•巴特在书中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摄影本身,也不是形而下的技术,而是形而上的思考,是想表达一种观念,一种由“摄影”阐发的态度,并想通过摄影让观者来讨论“观看”。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观看摄影、绘画、文字与雕塑,以至于观看历史、当下和未来。也许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它留住一个个“不可能再触摸到的真实”。在台湾版《明室》的封底,罗兰•巴特引用了一个典故,故事讲述了藏传佛教的祖师马尔巴修得一门大法,叫“往生夺舍”,它可使灵魂脱出自己的身躯,进入另一具尸体,使之复活。他的儿子塔玛多德跟随父亲修行,成为此法的独门传人。一次,塔玛多德参加赛马,坠落悬崖,马尔巴得知噩耗,忙赶去看望儿子。弟子们想请师父行“往生夺舍”法,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马尔巴把儿子抱在怀里,哀痛不已。恰巧就在前几天,有一对老人失去独生子,马尔巴前去以佛理相劝。说,得子丧子,如梦如幻,不要太过悲伤。看到马尔巴悲痛的样子,一名弟子对他说:您告诉我们,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且不也是一种幻象?马尔巴答道:你说得没错,但我儿子的死是一种超幻象。

这段文字与《明室》有什么联系呢?当读完全书我明白了,书中的寓意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罗兰•巴特在《明室》的开篇便舍弃了学术的立场,声明只“以对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义的几张照片作为研究的根据,完全不关文本总体,只谈这些个体。”他甚至倡导开创一门个体的学问,不关乎普遍性的“知面”,只关注打动个人的“刺点”。“知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这两个词语贯穿书的始终,这是两个拉丁语在词典中也找不到确切的翻译和中文解释。所谓“知面”我的理解就是影像的表层,是一幅画面所展示的众所周知的描述,是广义上的摄影,衍生开来就是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普遍知识。而“刺点”则与个体息息相关,它只是关注个体本身的情感,在摄影的范畴里,是画面里真正能够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元素。“知面”与“刺点”虽然彼此相互对立,但又并存于同一张照片中。罗兰•巴特在思考“知面”与“刺点”时,诉诸这样一种“面的延伸”与“点的穿透”的辩证解释。其实他借用了伯格森与德勒兹“广度•强度”的二元论。广度是外在的、空间的、物质的;强度是内在的、时间的、精神的。在罗兰•巴特看来“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一种把生命的价值神秘地反映到脸上去的东西”。如果用“刺点”理论来看《明室》,书中第一处打动我的是在阅读完整个上篇晦涩深奥的理论之后,下篇开头关于他的母亲去世的那段文字。当读完这段文字,我恍然大悟了,前面提及的马尔巴的丧子在这里暗喻着罗兰•巴特的丧母。让罗兰•巴特困惑的是在一堆母亲的影像中,他无法寻找到与记忆里的形象相符的母亲。每张照片都只是保留着母亲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稍纵即逝的残留。即使这些都是曾经的母亲、曾经存在的母亲。但都并不是母亲的本质,“因为我错失了她的生命本质,所以我错失了全部的她。”罗兰•巴特怀着对母亲深深地思念,去追寻心中母亲的影像,他走进了母亲过世时住的那套房子。于是,影像穿越了时空,“在灯下一张张地看她的那些照片,跟她一点一点地上溯历史,想到我曾经爱过的那张真实的脸。结果,我找到了。”死亡的阴霾被照片中的小女孩儿驱散,那是一幅幅完整的影像,它触动了罗兰•巴特,他说“我从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剧(父母离异)以及任何体系束缚的善良。”在照片中,罗兰•巴特看到母亲童年时代的善良与温存,母亲坚守着这些美好的品质,终其一生。在这里他找到了他心中的完整的母亲。

书中还写道:“总算这一回,摄影带给我好像回想般断定的感触,正如普鲁斯特曾体验过的:一天普鲁斯特低着头脱鞋,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祖母的面庞,‘我第一次于无意中在记忆里重新见到了祖母,她那样子完整而生动’”。在罗兰•巴特看来“他拍摄了一张超等照片,其存在之久远,超过了摄影技术本质所能合理保证的期限。”其他的照片,仅有类比而无真实。“ 不管照片给你看的是什么, 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看, 照片永远都是不可见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照片。”在这里,罗兰•巴特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道出了摄影作为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虚无”。这样的论述总觉得似曾相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可以放进绘画、雕塑、设计,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笔端。只是在摄影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罢了――以其“可视” 表达它的“不可视”。作品中形象的部分只是作为媒介,或者是被作者用来转述或实现其意图的材料,它们除了作为意义或“无意义” 的方式、手段或线索之外, 并不指向“形象”本身。在罗兰•巴特看来“摄影出自纯粹的偶然并且只能如此(和文字相反,文字的东西可以因为一个字于无意之间起的作用,使一个描写的句子变成一个发人深思的句子),摄影能立即把成为人种学知识素材的‘细节’显现出来。”不管是照片,还是“一般图像”,在细节方面,每个人观看的角度不同,触动观者的细节不同,对同一张照片的解读也就因人而异。当图像给予观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时,对于图像的生理感应就很自然的上升为精神层面的感应,观众会对照片的世俗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判定。罗兰•巴特希望看到的是,从生理感应上升到精神感应所产生的愉悦,而作品本身与现实产生的关联性以及逻辑关系,则是更值得关注的。

从而罗兰•巴特认为“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这个东西存在过’”,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图像是虚无的物体。“摄影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奇怪的‘中间事物’,一种新形式的幻觉,在感觉这个层面上是假的,在时间这个层面上是真的,是一种有节制有分寸的幻觉,是‘可分的幻觉’。是一张实在的事物擦过不可思议的图像。”

看到这里我迷惑了,既然这些都是虚无的,都是时光残留的幻像,那么,这些影像是怎样震颤我们的灵魂,甚至震撼一个时代的呢?难道我们都在被假象所欺骗?在全书的末尾,罗兰•巴特给了我回答:“我明白了,在摄影、疯狂和某种我不知其名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扭结般的),我开始把这种东西称的痛苦。”在人类所有领域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关注的问题则是心灵的回归,回归到最原始最本质的爱。且不说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就连当今前卫的物理学都试图求证物质与人类情感之间神秘的联系,摄影亦是如此。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曾经说过:“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但我喜欢拍摄痛苦的主题,快乐永远只是短暂的,只有痛苦才能穿越永恒。”因为爱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爱得更深。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摄影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影像本身,影像只是一个触点,用于激活已成过去的潜藏于灵魂深处的爱以及追忆那段往事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足以让人沉溺。影像激起了我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怀念,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因为影像重新浮现在眼前。但过去的终究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会很自然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当下。更痛苦的事情随之到来,对于当下,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每个人同样是无能为力。一切体会到的,没有体会到的美好生活都会成为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再次记录下眼前的瞬间,让它定格在记忆中。在书中罗兰•巴特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怜悯。“我把所有那些曾经‘刺痛’过我的照片又重新集中回想了一遍……通过其中的每张照片,我都必然走得更远,比被再现事物的不真实走得还要远,我会发疯似地进入照片的场景,进到图像里面去,用双臂去围拢已经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东西,像尼采那样――1889年1月3日,尼采哭着扑向一匹被杀死的马,抱住马脖子:由于怜悯,他疯了。”就像巴尔马对丧子的追忆一样,罗兰•巴特对已故母亲的追忆也只是现实中爱与怜悯的形式,真正的爱深藏于心灵的深处。当然更多人心中的爱会因为现实的冷酷变得无情而僵硬。然而摄影师是敏感的,他们贪婪的享受着正在经历的爱与欢乐。同样是因为敏感,他们必须承受当爱逝去时的悲伤。痛苦的力量远比爱带来的精神愉悦更为强大,更为持久。影像的记录是暂时的,也是无助的,但是摄影师必须拍摄。只有拍摄出力量足以强大的影像,才能盖过时间流逝的悲伤。时间的逝去与影像的定格永远是不能两全的悖论,即使已经定格下的影像也有保存的期限。然而爱可以永恒,与爱伴随的痛苦可以穿越一切。摄影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悖论中追问并无限逼近真理。同样,这样的追问也刺痛着所有看过这些影像的人。

《明室》出版不久,罗兰•巴特就因车祸身亡,巴特的理论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明室》中充斥着极其主观的姿态,“自我之古老的绝对权力”(尼采语)随处可见。罗兰•巴特把自己的经验视为首位,并以此去定义摄影的本质,在哲学的高度关注摄影、阐释摄影、洞察摄影,给我们留下了对摄影的哲学思考。

篇（2）

功利主义主张功利是衡量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则的尺度或标准，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好的。根据这样的观念，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条，并以此信条作为伦理规范判定人们行为的善恶。功利主义的观念和信条使得它最终深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且也可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趋利避害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行动的心理依据。换言之，人们总是希望外物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幸福和利益，不希望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发生。这种功利原则使人们变得更为理性，更善于算计。依据功利原则，从政府立场出发，政府应该以“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目的，这样政府就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为决策立法的原则。边沁把功利原则引入政治哲学，构筑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但是他对个人的原子式的解释，对苦和乐的算计，成为其理论的致命弱点。当他倡导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时，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而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罗尔斯。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少数有财产人的利益，增进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2］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修正。”［2］3这就意味着，在正义的社会里，基于公民权利的确定性，政府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更多数人更多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剥夺少数人利益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

罗尔斯认为有必要寻找这样一个社会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2］60-61第一原则一般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安排次序上，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在第二正义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可以说，第一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的，正因如此，第一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原则是用来确保平等分配的，其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适合于机会和权力的分配，差别原则适合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二、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论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是需要论证的，这种论证是根据条件预设进行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其正义两原则就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罗尔斯力图说明在坚持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能够保证实现平等，这对于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提出一种原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任何原则的能力。人们凭借这种能力选择原则，选择原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正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害情形，基于自己利益，最终只能遵从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平等的，也是有利的。因此，罗尔斯说：“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反思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2］20罗尔斯想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从方法论上避免绝对主义，他主张关于正义和道德问题需要论证，使观点能够为人们一致接受。他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ielof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2］12

人们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就可以消除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从而设计出一种公平的协议，这对每个参与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公平和公正的。罗尔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为他后来提出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人就有关正义和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时，可能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反思平衡使得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更为合理，人们在阐明判断的原则之后，可以对判断本身作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这些推测性的原则对照于一组确定的事实（即我们在反思的平衡中所考虑的判断）来进行监测”［2］50，从而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两个正义原则和优先排列方式。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应该考虑到这些原则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正义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表明了人们不希望相互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正义的两个原则恰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这种反思平衡的证明方法中，如果某组道德原则阐释了某组道德判断，后者也就为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学者对罗尔斯的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比如，这种方法究竟能否克服相对主义的困境。同时，虽然它的阐发点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但在证明过程之中，只是“暂时性的定点”，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当在契约中导出一组原则与这组判断不相符合时，我们就可以选择，要么放弃该组原则，要么放弃该组判断，这就形成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理论的差异［3］。

三、罗尔斯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现代哲学家以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为视角，认为人们基于生活之中的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性，即现实主体的一致性是构成道德原则和判断的必要条件。因此，罗尔斯从主体一致的道德客观性模式出发，运用平衡方法与原初状态的策略，力求解决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为了确保“客观性”，把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假设为自由的、理性的、相互冷漠的、不相互嫉妒、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处境的个体。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比方说财富、威望、权力的个人，而是被理解为对他人利益的冷淡的个人。”［2］13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然后，通过原初状态来规定其他概念，从而表明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里，罗尔斯是把原初状态的人假设为理性人，这样，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将会根据自律行事，并确定同意行事的基本原则，而同意行事所确立的原则又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不仅确立的原则是客观的，而且构成原则的条件是客观的，正因如此，人们一旦获得恰当的观点，就必须遵循这些原则。从罗尔斯的论述之中，我们会发现，罗尔斯所指称的同意原则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是基于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由普遍性转化而来的道德原则，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4］。

篇（3）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篇（4）

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语言在不同层面（如词汇、句子、段落与篇章）上的意义问题。本文感兴趣的是在篇章阅读方面的意义问题。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阅读的对象是文本（此处指传统的书面阅读文本），读者是如何理解文本意义的呢？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

文本理解过程是一种在有限的工作记忆中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 （Alexander & Jetton，2000），这一定义首先认定文本的意义是多层次的，而在每个层面上，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摄入的信息和自己的背景资源建立起连贯的结构，文本中作者建立连贯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命题主项重叠、命题谓项关联、因果联系、人物目标、隐喻运用等，读者也需运用这些方式帮助理解。读者拥有哪个层面上的记忆表征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

人类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意义构成也复杂，分不同层次，语言哲学主要在语义和语用层面探讨了语义问题：意义的语义学研究者主要有弗雷格、罗素、维也纳学派、塔尔斯基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等：罗素的认识论目标是追求确定的真的知识，他一直想为知识寻找一个牢靠的根基，他认为亲知是一切经验知识的来源，也是知识的基础，他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用形式逻辑阐释语义;维也纳学派强调逻辑实证，属实在语义派;塔尔斯基提出了真值条件意义观;属意义的语用学研究方向的语言哲学家则包括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格赖斯等：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在于使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的理论;格赖斯则提出了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其后的语言哲学家们则试图将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的意义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戴维森撇开意图、信念和语义的循环，提出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达米特联系语言实际使用的方式，避开语句真假值讨论意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说话人掌握了自己的语言就是知道该语言的一种意义理论;意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则直接与语言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相关联：乔姆斯基注重语言的个体性，普特南和博吉等则强调语义的社会性。

本文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文本意义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读者会注重在哪个层面上的理解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并不一定每次阅读都需要在每个层次有深刻的理解。命题意义部分大体可以划归语义的层面，而文本解释则大体属语用的层面。在文本的命题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借用戴维森“原初解释”的概念，撇开作者的信念和意图，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单凭对文本语言的理解建立一种意义体系，这与 Kintsch（1988，见Goldman，Varma & Cote，1996）提出的文本三层面意义中的前两层面，即表层结构、命题性文本基础，有关。所谓表层结构，指的是读者对于文本字面的记忆;在命题文本基础这一层面上，意义的提取靠的是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语言过程的自动执行，由词汇意义和命题结构构成，这主要包括文本的显性信息，推理仅仅只是在将新摄入的命题与前面命题相关联时起作用。

根据Kintsch提出的“周期性理解模式”，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在阅读理解时，读者在工作记忆里逐句逐句地将文字输入解码成命题，然后将该命题与其场景和短时记忆中的其他命题相联系，各个命题的激活程度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命题在短时记忆中与场景和其他命题的关联度和时间的最近度，只有那些重要的命题该有可能保留在工作记忆中，带入下一个周期的表征处理中，否则，该命题将会被从工作记忆中裁减掉（Fletcher，Broek，& Arthur，1996）。成熟的读者会带着目的阅读，将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如不能，则会创建新的体系，当新知识来学习，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在文本的命题意义理解方面既可能涉及语义层面又有可能涉及语用层面上的意义研究，如文本中代词指代的不同情境。

如果读者不能靠推理将文本的显性信与相关的世界知识联系起来，他们就会有种未能理解文本的感觉，并且对记忆文本感到有困难（Long，Seely，Oppy，& Golding，1996），这说明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推理和解释的重要性，因此在弄清文本命题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重视文本意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对文本命题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和推理，这与Kintsch模式第三层面，即情景模式接近。情景模式强调的是读者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在命题意义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进一步解释和推理。可从两方面阐述这一层面：一是对作者写作意图方面考虑;二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和背景解释文本。从作者意图来说，格赖斯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强调了所谓的“说话人意义”，在这里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作者将自己的意图诉诸文字，会有不同意图，根据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弄清作者意图是意义理解的根本，说话人意义可以透过其交际意图理解。西方哲学在文本意义方面有“自在论”和“构成论”的争论。文本意义的“自在论”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作者主观意图或是无意识的意见，读者理解文本意义，就是要发现这些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由于作者的意图是固定不变和唯一的，要理解文本，就是要重构或复制作者的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李云飞，2005）。但是，文本意义的“构成论”者主张，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文本所说的事情本身，即它的真理内容，而这种真理内容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不断变化。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不断的再现和理解中。要理解文本的意义，单凭文本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读者的参与和创造。文本意义只有在读者理解的“发生”中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自己的思想也参与了进去（李云飞，2005），这与中国哲学中 “我注六经”的思想是吻合的。伽达默尔按照海德格尔确立的本体论方向，把人的在世存在作为理解文本的前提，也就是说，读者自身的经历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王志强，2006），这种观点强调了读者会根据自己的背景和意图理解和解释文本。文本的意义不仅是作者倾注于文本中的意图与观点，而且是读者将自己的知识体系参与其中而形成的东西。读者阅读理解的过程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融合。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往往是以他/她个人的前理解为解释的前沿深入到文本中去的。作品既在它的语言、风格、内容的庇护下抵御读者的破坏，保持它的完整性，作品又大开门户让那些能扩展和丰富作品意义的解释进来，展开意义无限广阔的天地（王志强，2006）。由于每一位读者都不同，他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一定是多元的，对文本意义在不断拓展，而且，同一个读者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也会读出新的东西，这也是在对文本意义不断充实，同时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了解自身，充实自我，改变自己的前理解。当然读者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并不是随意的，主要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博吉指出，一种语言的概念源自基本的、普遍的感知经历，尽管不同地区的人所处的世界可能有不同，语言概念体系也会有差别，但大体来说，世界的主体和语言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共通的，因此，不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根据达米特的理论，掌握一门语言就是掌握了这门语言的意义体系，作者与读者解释的大体一致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使用被同样的（或几乎是同样的）意义理论制约的语言在进行交流。

概括起来，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文本理解是读者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文章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次探讨了文本意义的理解。在文本命题意义方面，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而到了文本解释层面，读者需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依靠推理对文本进行解释，是读者与文本积极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PA & Jetton TL（2000），Learning from text： a multidimensional &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M]. In Pearson，Kamil，& Barr （eds.）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2]Burge，T （1998）. Wherein is Language Social？ [M]. In Baghramian，M，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J.M. Dent.

[3]Davidson，D （1998），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M].In Baghramian，M，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J.M. Dent.

[4]Fletcher，C R，van den Broek，P & Arthur，E J （1996）. A Model of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 Recall [M]. In Pearson，Kamil，& Barr （eds.）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5]Goldman，S R，Varma，S，& Cote N （1996）. Extending capacity-constrained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toward “smarter” & flexible models of text comprehension [M]. In Britton & Graesser （ed.s）Models of Understanding Text，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篇（5）

党的十指出扎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进一步彰显了我党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自信与自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与文化建设有关。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要有比较丰厚的物质文明条件之外，更要有比较健康的精神文明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讲，30多年来的改革，我国文化建设确实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们自己不满意，外国人也不满意。国内的怨言不多说，英国撒切尔夫人曾妖化诬蔑我国为“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的国家。所以说，要综合考虑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具体分析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抓住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扬长避短，加大文化兴国前进步伐。以下关系是文化必须处理的关系：

首先，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辩证关系在发展文化兴国必须考虑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兴国战略的指导，的社会发展观是他的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的过程”是发展的特色，发展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文化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不是简单地机械的反应而是有其必然的规律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文化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而这些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的观点。”由此可知，文化、经济、政治相互交错，联系时紧密的、作用是相互的。随着“三位一体社会”的发展，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是着力点，又是奋斗目标。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十提出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可以说，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我国文化领域发生，但现实的生活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与经济社会发展脱钩，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有些地方对文化建设没有提到重要议事议程；社会价值观出现多元化，部分人社会观、世界观、价值观出现偏离轨道的迹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投入不均衡，公民素养差距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其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文化兴国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继承性是文化的特点，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民粹并行不悖，文化兴国是缺不得这两者的。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是二者不可避免的。其一，解放思想是有中国特色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法宝。李长春同志讲过：“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解放思想着力点在思想大解放，放的过程也要收就是在大方的基础上的大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集中。这就要求把社会中复杂多样的、消极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上来，统一到党的十精神上来；其二，思想解放就必须依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导下的思想解放度与我们对本本主义等观念的破除，固定思维的革新，着眼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的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至关重要。其三，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重要观点要引起我们重视：前进发展的是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割断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并且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出现断层，所以，我们的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一个吸收借鉴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传统文化是我们新思想的源泉。

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文化的交流实为必须。中外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我们不能一刀切，而应辩证地看待。曾强调：“对于外国文化，盲目排外的是不对的，对进步的外国文化我们的策略是借鉴吸收，支撑发展中国新文化；不加思考照搬也不对的的，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与此同时，从全球看，文化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还有加剧的倾向。因此，我国文化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拿捏到位，实现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篇（6）

一堂好课要有充分的教具准备，材料简单、易行。一节课有一套好的材料，就注定了会是一堂精彩的课。给我们展示科学课堂的其中一位，任洪老师，他在材料的选择上独具匠心。任老师上的是六年级上册《拱形的力量》这一课。在这节课中，同学们要做的实验是测量拱形的承重能力，材料看似简单，就纸拱、垫圈，但需要斟酌的问题非常多。比如：纸拱多少长合适，多少宽合适，用什么材质，纸拱的跨度是多少，垫圈多少大，跨度值与纸拱的高度多少比例合适，垫圈选用多少重量，垫圈在纸拱上是并排放还是叠放，等等，还有抵住物--小木块有多重，多大的变化才能有明显的数据差异，甚至，做好一个纸拱也需要费脑筋。但是，任洪老师巧妙地选取了商店两块八一叠的纸以及自己女儿的玩具，用作实验器材，材料简单、易行，实验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教具的准备非常重要，它是一堂好课的前提。

2、循循善诱，引出主题

良好的导入，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沈亚萍老师在上《推理》一课时，为了引出“推理”，首先设置了一个场景：双休日，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把教室里一些破损的桌椅全部修好了，这个人在现场留下了一个脚印。沈老师利用这个场景做导入，让学生们都当了一回“侦探”，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沈老师让学生们测量脚印，并且通过发现脚长和身高的关系，推理这个人是谁。同学们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探究学习的动力。

3、把握课堂，收放自如

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收”、“放”，引导学生顺利走向教学目标。任洪老师在得知自己所借班级的学生实验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收”的方式。先让学生讨论怎么做实验，实验的步骤，以及这样设计的理由。最后老师自己再重新提出实验的步骤，注意点。在保证实验的规范性，严谨性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探究。

4、随机应变，有效“生成”

充分利用教学活动中的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实验结果与其他小组不一致的情况下，老师可以借助这个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例如，可以请其他小组的同学来推理，比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实验结果。让学生们自己来说，这样一来，学生们对知识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5、给予空间，体验探究

给学生整块的时间，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研究，建立科学概念，锻炼动手能力。设计一个更加情境化的环节，使问题更加情境化。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多的自主、设计、探究、研究这样的一个空间。李霞老师在上《黑盒子的秘密》这一课时，给了学生们三次整块的时间，让学生去探究黑盒子内部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去理性的面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也让他们意识到，做研究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精力，深刻体验到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很细致。

6、学以致用，联系生活

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生活。在李祯忠老师的《看谁造的高》一课上，李老师引入了“价格”一说。他在写有实验材料的清单上标注了各材料价格，将节约设计成本的理念融入到教学中，提高学生节约的意识。这就是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体现。

7、准确定位，分层达标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使教学内容浅显易懂，生动形象。例如沈老师的课，她把伽利略那么多年的研究深入浅出地拿到课堂上，一步一步地深入，让学生感受这样一个知识发生的过程。这调动了学生们对科学探究那种向往和深层次思维思考时候所产生的内心冲动和兴奋。老师如何能够将一个复杂的、深奥的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学生的现有水平与老师要求学生们达成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跨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老师要铺设几个子问题。如果子问题设计的好的话，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感觉，就会觉着孩子不累，老师轻松。

8、关注对话，静心倾听

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静下心倾听，帮助学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当碰到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用他不流畅的语言表达他思想的时候，教师更加要静下心来帮助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孩子们能把自己的思想去表达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再抽象和再概括的过程，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教师不要慌也不要急，静下心去听孩子们想要说什么。一个老师，他给孩子们创设了一种温和的，心理安全的一个交流环境的话，孩子们的心灵是会解放的。

9、巧用暗示，循序渐进

在李霞老师的《黑盒子的秘密》课上，刚开始就出现了暗示。李老师拿出两个小盒子，盒子里面两个小球。两个小球是不一样的，一个橡皮，一个是钢珠。然后李老师就暗示：“要是用磁铁呢，就知道里面是钢珠。”这给后面学生自己研究黑盒子内部有什么时做了伏笔，这就是一个暗示教学。李老师的暗示是正向的，它能够让孩子意识到，想知道里边是什么球，就可以用磁铁吸一吸来判断。因此，适当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篇（7）

那么，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哲学呢？

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不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经济观亦已经变化，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造成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等，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这类问题。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本质和规律。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严重。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

从学科性质看，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各种环境，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因此，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经济活动在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的地位。一、经济活动在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中的地位。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这种生存发展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必定存在着特定的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由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二、经济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变化中的地位。经济活动作为

人的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它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具有什么作用？与其它活动相比，它在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三、经济活动在人发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个体成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等），经济活动和人发展的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经济活动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经济活动的分工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那么，它们与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对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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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篇（9）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一场发生于欧美，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它的存在和发展深深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之中，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概述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政治、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它的含义是指那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广泛地移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具有类似反传统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其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尽管它们的理论来源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和思想实质。这就是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宣扬所谓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内在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由此得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作为观念形态文化的产生和迅速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1）超越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罗蒂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多元分化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其相对立，提倡差异性、不可通约性、零散性和特殊性。绝对的理性导致了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本身也就预示着理性中心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利奥塔主张把哲学的注意力重点投向我们的现实社会，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因战争和屠杀所引起的灾难都是在理性的幌子下造成的，人类的非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疯狂表现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

（2）反主体性和反人道主义。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人道主义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他从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出发，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中心，它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这种传统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坚决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死亡”。德里达提出“人已终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根本不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从而站在了反人道主义立场。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内化

价值内化是价值主体将一定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经学习而转化为稳定的心理因素的过程，内化是在个体的实践中经过语言文化等中介而实现的。它不仅使人类的许多知识与经验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个体的知识与经验，而且使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信念，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由外而内的价值转化而逐渐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质疑，即反中心性、反体系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形而上学。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包含着建构性或重构性，但在“反传统”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并不像席沃尔曼所认为的“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传统的精神，即它的价值所内化的精神文化就源于西方整个反传统的精神文化之中。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强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终结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霸权主义，而现代主义终结的是教会的霸权主义。虽然二者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但反强权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前现代、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反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从它们那里所吸取的一个重要品性，这一品性是西方文化反传统中的一个传统。绝对理性的失败，表明了现代性的危机。但现代主义中的反传统、反霸权主义、反教条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则被后现代主义所吸收，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徐飞.后现代主义与哲学的历史观比较[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6,(05).

篇（10）

在质疑和非议不绝于耳的媒体环境中，神木免费医疗改革已经坚持了一年多。经过了探索初期的短暂混乱和不断的调整完善，免费医疗在神木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神木以实践回答了种种猜疑和质询，免费医疗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医疗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医疗保障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抛弃情绪化的冲动表达，更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试图通过福利哲学的视角，对神木免费医疗进行分析，以期深入理解这种模式的优势和重要性。

一、神木免费医疗的基本情况和社会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神木免费医疗，首先我们简要总结其一年多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神木免费医疗模式的实施效果

神木免费医疗运行一年下来，很好地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医疗问题。在费用控制方面，也没有超出设计者的预想。一年人均医疗费用350元，全县近40万人，总费用为1.5亿。这个财务状况没有超出预算，更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负担。客观地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非常好。

（二）神木免费医疗的社会影响

神木免费医疗的实施不仅受到了当地居民的赞誉，而且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报道，更重要的是初步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肯定。2010年初，神木模式被社会政策领域的专家评为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事件之首。评审团认为：“神木模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制度公平，当地政府履行了对公共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建立了科学的健康及卫生服务管理模式和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2010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肯定了神木模式的破题意义。他认为：“平均每个人400元，一年运行下来的情况相当好。如果都像神木那样的话，按照300元的标准，大概五分之一的县里可以先做起来。”

二、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健康是个体幸福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此，保障健康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妥善解决医疗问题，不仅是个复杂的社会难题，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重要方面。对于神木免费医疗的评析目前主要集中在其医疗层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重要的社会福利思想价值。我们从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免费医疗与福利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政府和社会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设施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供给的特征是收费低廉或者免费。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和幸福的重要基础。健康保障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一个社会的健康保障水平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福利发展状况。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状况和健康水平，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探讨。神木的免费医疗，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福利发展。因为，免费医疗具有医疗资源配置的平等性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共享性，所以它的提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

1、免费医疗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平等性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重要突破，或者说创新，打破了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身份界限，实现了在医疗领域公民的平等性。我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是按照身份界限分割为不同的板块。其中政府公务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实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实行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实行新农合制度。这种体系设计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界限，实际上反映了公民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不平等性。神木免费医疗制度，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神木规定，拥有神木户籍的城乡居民统一实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它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公务员、职工和居民之间的身份界限，将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到单一医疗保障体系中。这才真正合乎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

福利哲学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正义，无论社会正义被解释为民主、平等还是自由，平等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医疗领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特权思想在医疗方面的突出表现。神木的突破，不仅具有重要的医疗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因为，神木免费医疗制度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社会福利的更高追求。社会福利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也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追求。正因为如此，神木医改，被人称为“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高度评价了神木免费医疗。他认为，神木医改是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是一场社会政治大变革，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共享性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们生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理应由全体人民共享。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普通民众却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问题的加剧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反映。如何实现公共财政的共享性？加强社会福利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神木免费医疗的实践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探索，它通过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让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激励作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不可能是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回头路，而应该由政府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积极投入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免费提供，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二）免费医疗和福利社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经历了剩余型和制度型两个阶段。在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福利发展模式的争议。一般认为，我国应该避免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即由于高福利所造成的就业不充分和激励不足等福利病。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在面对的情况主要是福利供给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不足，而不是过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谓适度普惠型，就是一方面尽力使广大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监督机制规避发达国家的福利病，使社会在保持充足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我们认为是一种适度普惠型的福利建设。所谓普惠是指它面向全体民众，打破了身份、城乡的界限，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福利。所谓适度是指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运行监管，合理控制费用支出，避免了过度医疗和严重的费用负担。事实上，神木在实施免费医疗制度以前，已经实施了免费教育。教育、医疗虽然需要投入社会资源，但是这些不是单纯的消费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投资，教育增加了社会的文化资本；医疗增加了社会的健康资本。在这些方面加强福利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投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都是建设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神木免费医疗对构建福利社会的启示

通过对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启示。首先，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发展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应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让大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使群众的生活品质伴随经济发展相应提高。其次，社会福利重在建设。发展社会福利，不在于提出多么完美的理论，也不在于喊出多么诱人的口号，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像神木这样不断推出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举措，虽然制度设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是却能够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次，发展社会福利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神木免费医疗的投入，并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困难，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目前，我国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维护社会稳定成了政府的重要任务。与其事后花费巨大财力去维护稳定，不如事前着力去发展社会福利、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减少、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和责任，我们希望有更多地方政府能够以切实行动发展福利、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王家敏.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模式施行1年获肯定[J].中国新闻周刊,2010(4).

2、佚名.医改:从神木学到什么[J].中国新闻周刊,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