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公益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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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PeterS.Wenz)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Locke)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

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

“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

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

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

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篇（2）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铁路具有能源利用率高、适应性强的优势，加快铁路建设，尤其是电气化铁路建设，对构筑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有重要作用。铁路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带动全社会人员、物资加速流动，使全社会运输需求总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我国土地资源有限、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相当严重情况下，铁路运输具有的土地占用少、环境污染小、事故率低等优势更应充分发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建立以铁路为骨干的环境保护型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伴随着铁路的高速发展，铁路建设过程的污染及对周边环境影响等问题也大量凸现出来。如何面对铁路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如何按照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对铁路建设阶段环境的影响，采取何种措施减少或杜绝铁路环境污染、恢复路域生态损失。这是摆在我们广大铁路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概述

2.1环境与环境保护定义

环境是指人类和生物生存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定义是：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按照环境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分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有意识地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防止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对受到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必须做好综合治理，以创造出适合于人类生活、工作的环境。

2.2铁路环境保护的内容

对照上述定义，铁路环境保护是基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调节与控制“铁路工程与路域环境”对立统一关系的发生与发展。铁路环境保护由两项基本工作组成：一是分析因修建铁路而对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根据需要采取专门的环境保护措施，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二是在铁路的设计、施工及运营管理过程中，注意凸显铁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使铁路在运输功能发挥的同时，对沿线环境的负影响最小。

2.3铁路建设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铁路建设必然影响环境，尤其是高速铁路建设，其施工、营运期造成的环境问题会更严重。铁路建设将造成如下环境问题：

(1)选线不当会破坏沿线生态环境；

(2)防护不当会造成水土流失，如坡面侵蚀与泥沙沉淀等；

(3)铁路带状延伸会破坏路域自然风貌，造成环境损失；

(4)铁路施工造成环境污染；

(5)铁路通车营运期间，对沿线造成污染。

2.4铁路环保功能

一般情况下，一条铁路如果严格按照现行铁路设计标准及《铁路环境保护规定》进行设计，按铁路工程施工技术规范进行施工，就可以起到对路域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并能够对社会环境进行调整和完善。

铁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归纳如下：

(1)路基工程在施工及竣工后，结合造地还田与疏导排水，各部分相互协调配套，可使工程稳定坚固，外观顺畅优美，能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2)路面工程对路基起保护作用，同时也起着防尘、防水，保护铁路沿线环境不被污染的作用。

(3)桥梁涵洞工程设计与施工中重视对铁路路域景观环境的影响，可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4)排水工程对铁路工程的整体性和稳固性有特殊的作用，可以防止路基路面水及水中含有的油污、有害元素直接进入农田，避免耕地淹没、土壤污染。

(5)防护工程确保了路基稳定，减少了水土流失，直接起到了环境保护作用。该工程与环保的关系最为密切。

(6)其它工程（通常包括铁路与铁路、铁路与公路的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铁路工程的沿线设施、及铁路绿化等），特别是铁路绿化，是国土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行车环境，还可以起到美化路容，优化环境的作用。

3对铁路建设阶段采取的环保措施建议

3.1噪音和粉尘污染防治

铁路施工过程中各种施工机械会产生大量的噪声，影响到临近地区的居民。施工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影响到周围大气环境的质量。果木、庄稼受到粉尘污染后，生长变差，造成农业减产。因此，在铁路施工过程中，对噪声和粉尘应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例如：噪声防治，可采取：

(1)当施工路段距居民区距离小于150m时，为保证居民夜间休息，在规定时间内禁止施工。

(2)主动与施工路段附近的居民和单位协商，对施工时间进行调整或采取其他措施，尽量减小施工噪声对居民休息和工作的干扰。

(3)注意机械保养，使机械保持最低声级水平；安排工人轮流进行机械操作，减少接触高噪声的时间；对在声源附近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发放防声耳塞、头盔等，对工人进行自身保护。

3.2大气污染防治

(1)铁路施工堆料场、拌和站设在空旷地区，相距200m范围内，不应有集中的居民区、单位等。设在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点以外的下风向处，既方便生产，又须符合卫生要求（卫生防护距离分级中，规定的防护距离为300m）。

(2)施工便道定时洒水降尘，运输粉状材料要加以遮盖特别是粉煤灰、散装水泥的车辆。

(3)沿线施工便道要经常进行洒水处理或加铺碎石，以控制扬尘现象。

(4)路边植树绿化。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在靠近铁路两侧，特别是环境敏感区附近密植乔木、灌木，这样既可净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衰减大气中的总悬浮微粒，又可起到美化环境、降低噪声以及改善铁路路域景观的作用。

(5)严格执行车辆排放检验制度，利用收费站对汽车排放状况进行抽查，限制尾气排放严重超标的车辆上路。

3.3水污染防治

(1)严禁各种泄漏、散装、超载车辆上路，防止散失物造成水体污染。

(2)施工驻地及临时工棚处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粪便等集中处理，不直接排入水体。

(3)沥青、油料、化学物品等不堆放在民用水井及河流湖泊附近，并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体。

(4)对桥梁施工机械、设备严格进行检查，防止油料泄漏。严禁将废油、施工垃圾等随意抛入水体。

3.4土石方施工和取、弃土石方影响的防治

铁路施工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土石方，若不及时处理，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废弃土石方埋压植被，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弃土随水流失会淤塞下游河床水库、湖泊等，不仅污染了这些水域，也给防洪排涝带来了隐患。铁路施工中的大量取土也破坏了原有的地质平衡，容易诱发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为此，在铁路施工中，应同时对产生的废弃土石方以及取土区域进行妥善的小环境改造。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土方开挖回填时避开雨季，雨季来临前将开挖回填、弃方的边坡处理完毕。

(2)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边绿化，计划取土，及时还耕，及时进行景观再造。

(3)在雨水充沛地区，及时设置排水沟及截水沟，避免边坡崩塌、滑坡产生。

(4)在雨水地面径流处开挖路基时，及时设置临时土沉淀池拦截混砂，待路基建成后，及时将土沉淀池推平，进行绿化或还耕。

(5)对路堤边坡及时进行植草绿化。

(6)对施工临时用地，先将原表层熟土集中堆放，待施工完毕后，再将这些熟土推平，恢复原地表层。

3.5施工驻地环境污染防治

在铁路建设施工过程中，施工驻地（包括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驻地等）会产生很多的工程垃圾、生活垃圾及污水等。因此，要做好垃圾的集中处理与污水的统一排放工作。另外，在驻地修建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原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竣工拆除后，应恢复原来的自然状态。

4结语

环境保护已成为21世纪全世界关注的主题，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应有义务。工程指挥部在所管辖范围内，在铁路建设中应积极贯彻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建立健全环保制度和相应的环保组织机构，同时要求各参建单位在施工中，强化环保意识，构筑施工新理念，切实搞好铁路沿线的环境保护工作，走出一条铁路建设与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的双赢之路。

篇（3）

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于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涉及多处修改，其中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让人眼前一亮，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首次将公益诉讼制度引入法律领域，其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

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公益诉讼甫一面世便在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伴随着条文而起的关于诉讼主体资格、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争论持久不息。由于理论上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直接导致相关司法实践陷于停滞，公益诉讼制度遭遇寒流豍。更甚者，自《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之前在全国各地一度蓬勃发展的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竟全然无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曾有任何公益诉讼案件见报。人们不禁怀疑：公益诉讼到底是推动了法治的进步还是终结了公益诉讼？

在2013年全国民事诉讼法年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分析相关数据资料后总结到：围绕公益诉讼制度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诉讼主体资格等方面，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想要一步到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公益诉讼制度短期内仍无法达到立法目标，其发挥作用需要以相关司法实践与立法的完善作为基础豎。换言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必须得到《民事诉讼法》之外其他相应的部门法、实体法的支持，才能形成体系化效果，才能达到立法初衷。

张卫平教授认为：“民诉法第五十五条应当被看作是一条原则性条款，其将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两个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纠纷列入公益诉讼的范畴，意味着其他法律不可以将这两类公益纠纷排除在外，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法律不能将这两类之外的其他公益纠纷纳入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在制度规制上，环境保护法领域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完全可以独立的设置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这一理念很好地反映在了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公益诉讼影响

2013年10月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自公益诉讼入律以来首次有条文明确列举了诉讼主体，规定了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可以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新消法的这一规定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彰显了立法机关对于公益诉讼的基本态度，即在实体法中规定有关公益诉讼的具体条款，包括规定诉讼主体、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来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揭示了公益诉讼制度中“有关组织”的准入标准。首先，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原告必须具备完全诉讼行为能力并且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其次，公益诉讼的复杂性也要求原告拥有较多的财力与物力，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反映公共利益的诉求；最后，原告还应当具有相当的社会权威，由此作为支撑才能取信于公众，取信于公共利益豐。消费者协会是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公信力，属于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因此法律赋予其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非常的合理性和一定的必然性。

第三，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立法界限。新消法作为部门法，仅对有关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进行规定，含有非常明显的立法意图：其一，作为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明文规定的另一种公益诉讼行为——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将由《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的环保法规来进行规定。我国正在进行第三次审议的《环境保护法（草案）》中已经包含了将中华环保联合会选定为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组织”的条款，这与赋予消费者协会原告资格的理念同出一辙；其二，公益诉讼中法律规定的“机关”的作用将很有可能被弱化，这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者社会组织将在未来的公益诉讼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升级，同时也有力于司法的去行政化。二者行政机关将更多地在公益诉讼中担负起监督与二次救济的职能，这一模式不仅让公益诉讼救济机制形成了分工明确、层次鲜明的体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益诉讼制度的效能，同时也更加契合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虽然目前还未到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之日，但其中公益诉讼的条款已经深入人心。北京市消协近日表示，在3月15日新消法施行之后，将适时对一些烟草企业提起公益诉讼，其称国内烟草企业在香烟包装上，国内国外采用双重标准，涉嫌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安全权和知情权，这很可能是新法颁布之后我国第一个消协公益诉讼案件。北京消协某负责人表示：新消法赋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权，对消费者而言降低了维权成本，更加有利于维权，而对于经营者来说，组织提起诉讼，更具有威慑性，也能有效遏制企业的侵权行为。

可以看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前后，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态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立法机关在法律中明确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诉讼要件，使维权有法可依。这对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相关立法选择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衔接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多数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认为其环境权即环境公益权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或者说是因为法律保护的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这一观点表明自然人是拥有公益诉讼诉权的。

在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有关环境公益方面的诉讼开展得如火如荼。2004年，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庭，负责环境保护案件的二审以及按规定应当由贵阳中院一审涉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案件，同时对环境保护法庭进行工作指导。2008年5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厅。2008年12月1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这些新成立的环境法庭，大都宣布要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到2009年9月，仅云南省就设立了6个环保法庭。到2010年6月30日，我国已有7个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环保审判庭，在基层法院中已设立13个环保法庭、18个环保合议庭、6个环保巡回法庭。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立法形成了倒逼机制。面对蓬勃发展起来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机关选择了更加稳妥、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而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明确将公民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也使得公益诉讼制度重新陷入了争议。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大客体，其重要性在当下社会不言而喻，在经历了长期的重度雾霾之后，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越发坚定，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心声，而新《环境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三易其稿也更突出了这一点。

篇（4）

我国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可见，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针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条文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远不止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两大类。

一、环境、资源保护案件

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污染和治理始终是一对矛盾体困扰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我国华北地区爆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全国大面积地方出现浮尘、扬沙等恶劣天气，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恶化。目前，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新民诉法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更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一）原告资格的扩宽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分析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

1.享有环境资源管理权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如环保局，代表国家管理相应的环境资源，当环境资源遭到破坏时，环保局代表公众利益要求污染实施者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明确了国家具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什么部门并未明确规定，但只有环保机关和依法行使环境资源管理权的其他行政机关才具有该诉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9日印发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由此可见，最高司法机关也明确认可环保行政部门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2.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实施的法律监督行为和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法秩序。一方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加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常常具有强势地位，相比来说民事诉讼的原告往往是弱势群体，应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民事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常年的办案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优势资源，在刑事案件、附带民事案件、重大贪污案件等接触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数量较多，而且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人员，其办案素质较高，可以通过检察举报、申诉、控告、网络等渠道及时收集受理有关公益受损事件的线索。

3.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环保社团。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显而易见，最高行政机关明确鼓励“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环境保护部2010年的《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保社会组织是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保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我国比较活跃的环保民间组织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地球村、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流域、绿家园、达尔问、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每年提起约1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二）扩大保护范围

条文中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污染环境”，事实上，在环保领域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污染水、气等环境要素；二是破坏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三是损害湿地、物种等生态系统。因此，新民诉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范围的规定不应局限于“污染环境”，具体范围可以表述为：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系统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这一具体范围的表述可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公益诉讼所涉的证据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特点，一般为被告掌握，原告举证相对困难。例如由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相对于被告的举证责任，原告只需证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以及提供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而被告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便于调查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具备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可见，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改变了一般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格局，被告方的举证责任须重于原告方。

（四）赔偿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赔偿请求不仅包括由污染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直接损失，还应包括环境要素损害后的恢复费用。另外，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滞后性与潜伏性，对于有证据证明是由于污染引起的潜在人身损害，也应予以适当赔偿，且这种赔偿不应受最长时效的限制。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

（一）消费者权益的综合性

消费者权益的核心是消费者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和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不论是环境污染案件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二者的主体都表现为多数，公益的特征是由众多私益逐渐积累并最终组成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趋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会扩大，如互联网、教育、金融、保险、交通、医疗、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可见，消费者公益诉讼必须是涉及多数当事人因同一或类似的事件引起的群体性诉讼。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

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消费者协会无疑是最广泛、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它由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成立，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具有公益法人的性质，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公益性社团组织介入到消费者公益诉讼当中，具有非营利性，是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其中第六条“就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有支持的职责”。除了支持的职能，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参与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和检查，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

（三）扩大保护范围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消费者消费的领域不断扩大，所引发的消费者纠纷之公益性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过去小规模的虚假产品侵权，到现在大规模的垄断性消费以及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侵权的蔓延，都凸显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因此需要扩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1.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机构改革、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垄断行业的暴利经营侵害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施价格联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受到侵害的还是消费者。例如汽车行业的钢价联盟、空调价格联盟、乳制品价格联盟等，还有现在备受关注的铁路系统改革引发的火车票价格联盟等。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不能有效解决消费者群体面临的救济难题，域外的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的经验表明，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制约市场垄断和政府垄断的最佳司法救济手段。

2.电子商务领域的网络型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然将“网购”推向最快捷、最便利的消费领域，加之电子商务技术以及物流运输规模的迅猛发展，网络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其宽广的交易平台。然而消费者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时，也大量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例如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商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并且，“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消费者与网络卖家达成的合同中，网络型消费涉及买卖、运输、保险等多项环节，复杂过程中容易出现脱节问题，而消费者难以及时发现，且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

3.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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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根据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免遭损坏，当其认为环境已经受到损害或将要损害时，向国家司法部门就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者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停止正在或者可能发生的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并赔偿已经发生的环境公益损害的诉讼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未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且诉的利益的判断标准不合理，制约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

针对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范围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两种学说：“多元主体说”和“限制主体说”。“多元主体说”主张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为更有效的保护环境，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在理论上尽可能赋予更多的原告主体；“限制主体说”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限定在一种或两种主体之中。笔者认为原告范围扩大有可能会带来诉讼权利的分散，多个适格原告相互推诿诉讼责任，诉讼行为滞后，因此我们在确定适格原告的同时，应当考虑到由谁来当公益环境诉讼原告能使这一诉讼效果达到最优。

一、检察机关

1.学界观点

检察机关一直以来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且有些地方检察院已经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检察院又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它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它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检察院的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2.笔者观点

如果我国的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告，又是庭审活动的监督者，原告利益与法律监督相互排斥和对抗，不仅不能维护原告的利益，也不能有效地实现监督中立的效果；而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天然地会更多考虑国家利益，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不一致”。因此笔者不赞同将检查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二、环境主管行政部门

1.学界观点

由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配有环境执法方面的软性资源和先进的硬件设备：如众多环境执法人员、掌握较为全面的环境监管信息、先进的环境监管设施、完备的分析测验器材等。所以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一贯被认为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较优的候选原告之一。

2.笔者观点

环境行政主观部门已有行政执法权，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来保护环境，若又赋予其公益诉讼的权力，会导致环境主管部门职责不够明确，国家公权力交叉，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所以笔者认为公益环境诉讼是原告不能很好地得到行政救济的情况下提起的，另外原告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可以列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第三人，追究其行政行为的失职。

三、公民个人

1.学界观点

赋予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与我国的宪法规定是相符的；公民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生活在社会的每一角落，能及时发现身边的环境侵权行为；赋予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是对检察机关、环保行政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等原告的补充，可以弥补检察机关不作为，社会团体不愿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的问题，达到切实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外国有许多个人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成功案例可以用来借鉴。

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个人在团体面前，永远是弱势，除非个人实力可以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冲击当地利益的环境公益诉讼很难实现；另外中国公民缺乏民告官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后顾之忧，权利保障机制和补偿机制空白，使得中国的国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国民尚缺少的安全保障和外在的体制激励。

2.笔者观点

当下，公民个体利益的分散，可能会导致其难以达成公益诉讼的共识；另外，公民个人资源的有限性，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会对公民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结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目前我国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如果赋予广大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可能导致他们随意行使手中的诉讼权，引起法律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可以鼓励公民个人通过行使结社权，参加社团如参加民间环保组织尤其是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以实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

四、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原告

1.学界观点

环保组织可以集中分散的资源以争取个体力量无法争取的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而且它可以弥补公权力的公益诉讼的不足，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本地的经济实力，会对公权力施加压力而阻碍公权力的介入，而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顾虑。

但是环保团体的能力和素质差别甚大，把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交给它们会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威胁；环保团体容易受到其出资人的影响，受其左右；环保团体的利益偏向明显，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取向相差很大，只能代表个别阶层、社区、社团、人群的利益。

2.笔者观点

环保公益社会团体，一方面其热衷于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诸如熟悉法律、懂得诉讼技术的环保、法律方面的专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另外，社会团体是将零散的个人集合到一起，人多力量大，使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更能重视它们得活动，进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

环境公共利益虽然与人人相关，但结合目前我国的法律建设现状，公民个体或简单的个体集合尚不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的救济；本应成为公共利益主要代言人的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全面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保组织因其自身的特点最适合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同时我国应当根据自身制度的特性，发展、完善多项配套法律制度，逐步地、有条件地实现公民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理论设想。

参考文献：

[1]徐祥民，胡中华，梅宏等.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J].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

[2]李祖军，主编.民事诉讼法・诉讼主体篇[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89-90.

[3]林莉红.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公益诉讼[A]贺海仁.公益诉讼的新发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篇（6）

1.课程实习。

课程实习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在培养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学分（时）数以及实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实习场所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园区、大型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政府环保部门等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形式包括参观考察以及专题调研等。

2.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学生完成《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学习后的综合性实习，在大学三年级下半学年进行生产实习。实习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环保部门、研究院（所）或在本校进行科研实习等，要求学生上岗实习，直接参与教师科研工作。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环境绩效的研究机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等组织，以双赢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有效科研的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拓展视野、亲身体验的场所。通过有经验的环保技术专家指导学生实习，进行现场教育。通过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过程，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及自身的不足，明确学习的目的，激发学习的动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科学专业社会实践应当与专业培养计划有机结合，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学生需求、专业特色、学生成长阶段和认知规律，实施分类教育。将社会实践纳入本科培养计划，规定学生社会实践的学时数，制订相应的规范。学生的社会实践形式包括校园文化活动、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社会工作、科技学术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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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0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审理了贵州第一起由环境行政部门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该企业生产厂区位于平坝县高峰镇（属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被告征用位于平坝县高峰镇白头村民组鸡窝坡的土地作为其在生产磷胺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磷石膏废渣的堆放场（即被告的磷石膏尾矿库）。由于被告没有修建相应配套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设施，该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羊昌河内。贵州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对被告渣场渗滤点与羊昌河天峰段地表水进行监测结果显示：被告渗滤液的PH值均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被告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渗入羊昌河后，羊昌河水质总磷和氟化物均超标，且总磷为劣五类。法院据此认定被告环境侵权行为成立，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其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即停止该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并采取相应措施，排除该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

本案的审理给我们提出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若干理论问题，其中包括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能否成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为了从法理上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阐述。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益基础与公益理念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为直接维护环境公益，任何公民或团体依法对侵害环境公益者提讼，要求人民法院对环境公益予以救济的活动。它作为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

任何法律都有具体的保护法益，环境法自然也不例外。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正在发展中的法律权利，不仅是环境立法、执法和诉讼的基础，而且是环境法学体系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在立法上是否确立环境权，直接关系到在司法实践中原告能否以环境权作为权利依据提讼，法院面对这种案件是否受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作为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环境权能否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定权利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环境权的确立问题。目前，用来论证环境权的最有力的学说莫过于公共信托理论。公共信托理论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空气、海滩和河流等公共物品，由人类共同拥有，但委托给政府管理，以保障市民享有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利用的权利。政府官员或者市民均可对损害公共财产(包括环境利益)的行为人提出“民众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此后，这一原则又以判例的形式被美国法所吸收，适用于河流、海岸以及自然领域。目前，公共信托理论已被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作为确立环境权的理论根据，从而也相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依据。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传统的诉讼强调原告适格，原告要获取当事人资格，必须证明其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理论使得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出现了司法真空。在环境保护领域有意识地放松诉讼主体资格，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发展的总趋势。环境侵权责任侵害的客体是生态环境本身。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生态环境的这种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原告资格应区别于传统环境侵权诉讼。由于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当发生环境损害时，除了国家有权委托其相关行政机关作为其诉讼代表人提讼外，应当赋予其他主体原告资格，保护受损的生态环境。也就是国内相关学者一直在倡导的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同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里的附带民事诉讼无疑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相关立法也都规定,公民对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立法上是接受公益诉讼的。但上述规定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程序和制度保障，也不能在司法实践中付诸实施。

三、环境行政部门能否作为原告

对于环境行政机关是否应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国内法学界争议很大。有观点认为，就环境行政机关而言，法律上已经赋予了其保护公共环境资源的权力，它们不但有管理权及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即它们只要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就可以制止侵害公共环境资源的行为)，而且一旦这些行政行为不足以制止不法行为，其可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它们没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行政机关作为行使环境监管与环境行政处罚权的职能部门，只能用行政手段解决环境违法现象，对破坏环境资源造成的公众或国家的环境权益或财产损失等民事权益的保护却无能为力，因此，应允许环境行政机关以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直接对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说来，对于环境损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作为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利益的“代言人”，有权针对环境损害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环保行政机关并不是环境损害的直接受害者和损害赔偿的收益者，所以，由其代为行使诉权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只能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我国立法中已经有了相关尝试，《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就明确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规定不但明确了国家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了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虽然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的是什么部门，但明显只有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才具有该诉权。之后发生的我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第一案“塔斯曼海”油污损害赔偿案中，天津市海洋局就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获得原告资格而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笔者认为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可以作为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侵权一案适格的原告。

四、检察机关、环保团体和个人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除了行政部门可以作为适格到的原告以外，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环保团体和个人也可以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就检察机关而言，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提讼的权利，符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也是环境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诉讼既可以是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就环保团体和个人而言，当政府环保行政部门基于种种原因不追究损害环境侵权责任，以及检察机关没有注意到环境损害的发生，也忽视了追究侵权人责任时，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才有资格提起环境损害之诉，提请法院追究行为人损害环境侵权责任。赋予公民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诉权，是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环境损害进行补救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资源保护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等特点，个人难以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之环境损害者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法人，使得公民个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在承认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拥有决定性诉权的同时，还应重视环境保护团体的作用。尽管我国的环保组织与国外相比还相当不成熟，但环保组织相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在经济上、组织上、还是技术上都比个人更有优势，他们时刻关注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情况，能够收集到最新的信息，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因此，由环保组织作和个人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更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

五、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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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明确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不到200字的规定更多的代表着一种宣誓意义，对具体的诉讼制度并未涉及。2015年1月7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对管辖、原告资格、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但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并未特别提及。环境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仍然沿袭延续《侵权责任法》和防治单行法中的证明责任倒置。本文将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的合理性进行反思。

一、传统的环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司法适用

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与诉讼结构、证据收集、诉讼理论密切相关，而且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直接关乎当事人的诉求能否实现，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在证明责任分配领域，主流理论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提出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法律规范分为四类，分别是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力制约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负证明责任，否定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权力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反映在普通的诉讼中即由受害人对损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之有利构成要件进行举证。

而在环境诉讼中，由于环境问题损害结果的复杂性和环境纠纷的特点，这样的举证要求是很难做到的。第一，在环境诉讼中，加害人和受害人诉讼地位失衡，受害人的力量相对薄弱，如果由受害人对自己受侵害事实的所有法律要件进行举证，会使受害人的败诉风险大大增加。第二，在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加害方通常是实力相对较强的公司企业，他们不仅掌握着环境侵权行为的相关资料，而且往往可以将与其污染行为相关的生产工艺，加工流程作为商业秘密拒绝向外界公开，导致受害方很难收集证据。并且环境污染侵权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容易受到地方政策的保护，受害方由于受到专业知识能力和获得信息渠道的限制不可能掌握企业内部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流程，同时也缺乏监测污染物的化验仪器和检测设备，造成取证困难。第三，环境污染侵权是以环境本身为中介，由于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受害人自身利益的损失，污染物从排入环境，造成环境损害，再由环境损害影响到受害人的损失中存在着涉及一系列复杂物理化学变化的因果关系，受害人根本无法对此进行充分的举证，而加害人则可以列举不同其他的因素进行否认和反正，将事实证为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考虑到环境诉讼的特殊性，理论上逐渐出现“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代表性学说，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考虑危险控制、经验法则、实质公平、和利益平衡等更加多元全面的价值。因而，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采取倒置的方式。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确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2010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此外，在固体废物污染以及水污染等防治单行法律规范中，也均规定了由于具体污染问题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由公司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害一方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与自身的排污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环境保护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前，传统的环境诉讼在实践中解决的是因环境污染造成受害人损害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不包括为环境公共利益而恢复生态，治理环境的公益目的。从《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法益来看，《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表明该法律保护的是公民人身财产私益，而非公共利益。上述第66条的规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所指向的也是公民为保护自身人身财产权利而进行的私益诉讼。而环境公益诉讼这样的新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环境侵权诉讼有显著的区别，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其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

二、 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区别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相关主体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救济的一项制度。下面主要从原告资格、诉讼请求、诉讼目的三方面对两个诉讼制度进行区分。

首先，原告是否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同。环境私益诉讼中原告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其人身财产权益受损，或相邻关系受到妨害，原告本身是受害人即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赋予特殊主体原告资格使其可以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害和的行为提起诉讼，原告与案件没有诉的利益，其既不是基于本人的人身财产受损，更不是基于对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相邻权。

其次，请求救济内容不同。传统诉讼原告主要是主张损害赔偿，要求确认、恢复权利，或者恢复原状。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还包括要求污染者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防止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或功能，或者采取替代性修复。

最后，诉讼目的不同。传统的民事诉讼主要是确认和保护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受害人私人权益。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共环境利益，并非私人利益，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与制止并惩罚破坏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恢复生态。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

综上，可以看出，传统的环境诉讼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身与环境侵权诉讼制度有着诸多区别，这些区别影响着证明责任的分配。下边将从原告资格和证明对象两个角度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宜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三、环境公益诉讼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为保障诉讼的公平与正义，达到诉讼双方证明责任的合理平衡，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已经将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规则适用于环境侵权诉讼中。他作为为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也是在程序法中贯彻实体法上的立法者之价值判断，体现立法上的利益判断与权衡，在诉讼价值上体现导向性和社会性。 而环境公益诉讼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在立法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环境保护法》和《司法解释》中对有关组织的原告资格身份予以充分认可，并在“质”和“量”上做了明确的规范。要求社会组织具备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无违法记录等条件，确保享有诉权的是那些专业性强，社会公信力高的社会组织。 而对“法律规定的机关”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也没有对其中“法律”予以明确，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各地试点环保法庭已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来看，检察机关和环保行政部门也具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能性。依据法律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与环境侵权诉讼有明显的差别，下文将分别讨论。

1.环保组织作为诉讼原告。首先，环保社团自身的特征使其具有较强的参与诉讼能力。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NGO（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她们成立和存在的目的是致力于环境保护，实现人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创造和谐的环境。《司法解释》中作出对社团资质的专门性的要求，进一步对环保组织的起诉权予以开放，让更多的有诉讼能力的公益组织参与到环保公益诉讼中。据民政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介绍，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符合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规定的社会组织达700多家。 环保组织其非营利性，专业性，合法性以及独立性的特征使其有能力承担原告资格，并与被告的污染者形成诉讼上的抗衡。第一，环保组织是一个大规模成员专家化的组织，其专业人士具备环境技术知识和法律相关规定，环保组织长期从事环境公益事业，对环境信息的监测，勘探，法律证据的采集以及司法鉴定程序都有着相对于侵权诉讼中的受害人而言更专业的技术知识能力。第二，环保组织较受害个人而言有更强的负担诉讼费用的能力，环保组织的资金筹集可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人民法院判决无特定受益人的环境损害赔偿金、社会公益捐款、申请基金等。目前，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组织多可得到政府财政拨款以维持资金来源，而草根民间组织也在积极的寻求与公益基金会的合作支持，在愈加可靠和稳定的资金保障下，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不断增强。其次，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逐步增强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为其提起诉讼，收集证据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和帮助。在诉讼能力方面，《司法解释》中第11条做出了有关支持起诉人的规定，使得社会组织可以依法请求检察机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对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支持和帮助。《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原告拒不提供污染信息的法律后果，一方面保障了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另一方面，规定了被告如果拒不提供其掌握的对自身不利的信息，人民法院可以做出原告主张成立的推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中有关支持起诉人的规定和对被告拒不提供环境信息的推定等规则进一步保障了环保组织收集取证的力度和诉讼能力使其足以与被告相抗衡。在诉讼资金方面，《司法解释》第24条也对败诉原告所需承担的专家咨询、调查取证、鉴定、检验等必要费用做出了可以酌情从被告赔偿款项中支付。环保组织所主要解决的是立案前的费用。

2.公权力机关作为诉讼原告。公权力机关的诉讼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公权力机关有普通民事主体难以抗衡的诉讼地位，其次，公权力机关代表国家，其有调查取证，收集信息的权力和职责，具备较高的举证能力。另外，在理论上，检察机关和环保行政部门是否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尚有争议。就检查机关而言，其自身有着法律监督职责，应以独立中立的地位监督审判的公正，若监察机关同时掌握诉权，其在与对方当事人形成诉讼上对抗的同时无法中立的行使自己的主要职责，即检查监督职责。而环保局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责在于对环境资源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本身拥有环境执法权，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不需要赋予起诉权取代其自身的行政权力。但仅从诉讼能力的角度上来说，公权力机关有足够的诉讼能力与被告抗衡，实践中已经审结的公益诉讼案件里，公权力机关较高的胜诉率也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无论是环保组织还是公权力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其诉讼能力，与举证能力远远强于在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个人。其有着自身的公益特性与专业性优势，可靠的资金来源，或者职责与权力。原先为防止当事人诉讼地位失衡和举证困难而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基础理论已被打破，证明责任倒置不已适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证明对象的特殊性

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也有称为证明标的，或者证明客体，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确认的案件事实及有关的事实。 证明对象主要分为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证据事实。侵权民事责任的实体法事实包括：（1）违法行为的存在。（2）造成损失。（3）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4）主观符合归责原则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环境侵权为无过错责任，由加害人对不存在责任、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和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即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要件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是否应将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要件倒置于被告举证？这里有必要阐明环境公益诉讼证明对象中实体法事实的特殊性。

首先，在损害行为上，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行为不仅包括污染环境行为，还包括破坏生态的行为，公益诉讼的救济范围具有全面性。除此之外，公益诉讼与私益侵权诉讼中的损害行为原理基本相同，对行为违法性的认定采取“结果不法说”即不要求行为本身违反排污许可标准等国家或行业规定标准，只要造成了环境公共利益相当程度的损害，发生了损害结果，就推定污染者的行为违法。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对损害行为的举证仍然沿袭这一规则，并由原告举证是合理的。

其次，在损害结果上，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结果表现为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及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生态本身受到破坏，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以环境污染为媒介而导致的受害人人身财产的损害。近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的意见》，将影响公共环境美学等新类型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对损害结果的界定正在逐步放宽，即损害结果上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破坏；以及其它损害，如美学损害等。而在公益诉讼中，由环保社团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中不应包括个人上的财产和人身损害，即便这中损害涉及到较多数目的或者不特定数目受害人。这是因为无论其受到损害人数是否确定，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私人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可以通过代表人诉讼或集团诉讼制度来解决，诉讼主体与案件仍有利害关系，其诉讼并不具有公益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损害结果的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

最后，在因果关系上，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结果具有特殊性，因而因果关系也与侵权诉讼大相径庭。环境侵权诉讼的因果关系需要证明由被告的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而后又以环境本身为中介最终导致了私人人身财产等权益的损害。在这个因果关系链条中，存在环境这一中介因素，污染物排入环境后经过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伴随着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涉及到复杂的科学论证，而最终导致私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损害又是否确定为环境污染所造成，则又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若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被告很容易将其证为一个真伪不明的状态。而环境公益诉讼的因果关系仅需证明环境本身的损害是由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所造成的即可，环境的破坏本身不是中介因素而是最终结果。若因果关系仍倒置，证明责任由被告来承担，不仅违背法理基础，更使得诉讼双方的举证承担有违公平原则。原告可以仅根据环境损害的事实以及可能的主体的存在损害行为即可完成举证，从而导致滥诉的风险。

综上，从证明对象的特殊性上也可以看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没有以往侵权诉讼中以环境为中介的因果关系那么复杂。应由原告来举证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篇（9）

摘 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管理公权力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制度生成背景和民主价值取向内在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唯有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作为基本主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 ：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行政职责；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5-0123-10

收稿日期：2015 -01 -1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利益衡平的法制保障研究》（12BFX120）；广东省高校优秀创新人才培育项目《广东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现状及立法研究》（wym11091）

作者简介：谢玲（1977-），女，湖南岳阳人，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项能有效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之损害”的法律制度，其构建的必要性在学界已达成共识①。但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原告资格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虽然2012年8月31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纳入了公益诉讼条款，允许“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但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在此次修改中仍未明确，学界关于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应当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论争并没有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而平息。

曹树青先生在《学术界》2012年第3期发表的《“怠于行政职责论”之辩——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论见》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环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无论从权力大小、权力行使环境还是从权力性质看，都有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和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的适度矫正。”该文全面驳斥了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否定论，并从环境管理权的特殊背景的视角论证了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该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也触碰到了现行环境行政监督管理权运行的某些无奈，但笔者认为曹树青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对环境行政管理权理解的错位和对环境公益诉讼本质属性的误读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极力主张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甚至认为“国家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第一顺位的原告”②。鉴于此，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曹树青先生的论证进行辨析，以期廓清迷雾，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裨益。

二、再辩“怠于行政职责”论

曹文认为“否定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最大理由是赋予其原告资格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文章重点驳斥了“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将促使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观点，并从我国环境管理权运行的特殊政治、经济、社会及体制背景和现实的角度，陈述了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1）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表现在立法上，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小，且追究违法企业的环境行政责任无法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的所有环境损害，环保部门只能在行政手段之外寻求救济；在执法上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认为环保部门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可以缩短冗长的环境行政执法处理程序；环保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职权被架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问题。（2）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由于体制的原因，囿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压力，环保行政部门有力不能使，有力不敢使，因此环保行政部门依法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助法院的司法独立地位，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3）环保行政部门对有些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如跨区域污染损害问题、管理真空问题，因此，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求司法“给力”。（4）在多个违法主体多种原因公私利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由于主体多元、关系复杂、公益私益交融，不适宜于单凭环境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方式解决，借助司法途径能更公正、更有效的化解纠纷。（5）设置行政前置程序可以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以上理由看起来言之凿凿，但笔者认为，从曹文陈述的以上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要回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是否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问题，必须先思考以下问题：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执法权乏力的原因何在？环境行政管理权“执法资源不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能否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不理想的现状？如果不作理性地追问并进行合符逻辑的推理，而将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描绘成是在穷尽环境行政职权之后的无奈之举，则有替环保部门的某些行政不作为行为辩解、替某些行政执法的不合理现象背书之嫌。

（一）从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的现实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

首先，现行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确实存在力度小，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导致行政处罚难以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但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修改相关立法来完善，即应当在立法上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新《环境保护法》引入按日计罚制度就体现了这一倾向，以避免反向刺激。

其次，当环保行政部门穷尽行政处罚后仍无法触及违法者之根本的情况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确实可以起到填补环境行政责任不足的功能。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功能上是并行不悖的，因此现行法明确规定承担行政责任之外不免除其他责任的承担，故在行政责任之外追究违法者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是环境法正义价值的必然要求。但我们据此只能得出在行政处罚之外应当完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结论，却并不能以此得出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的发起者应当是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再次，认为环保部门可以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以矫正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的论断违背了最基本的法理常识。行政执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效率原则，而司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公平而非效率。相对于执法而言，司法作为昂贵的社会资源一旦启动则比执法消耗的时间更长，司法不可能比执法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肯定是环境行政执法本身出了问题，在行政执法本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不去追究行政部门本身的责任，反而通过再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启动运行成本更高的司法程序，既有违法的公平价值也违背一般常理。

最后，以环保行政部门没有行政执行权而导致行政职权被架空为由，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环保部门虽然没有强制执行权，但如果在违法者不履行行政决定也不寻求救济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还有让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以落实行政管理权的必要吗？同时，如果环保部门存在执行难的问题，那么法院同样存在，将执行难的问题交由法院，只是让这一问题发生了位移，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从制度逻辑来看，环境行政管理权配置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行政管理权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前提不能得出环保部门应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结论。

（二）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无法改变环保行政执法权囿于地方保护压力而运行乏力的事实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地方保护主义是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环保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人事权、财权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唯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对环境行政执法施加压力从而导致环保行政执法权的运行乏力。但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首先，在现有体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执法时遭遇的压力在公益诉讼中同样存在。试问：环保部门的人权、事权、财权均受制于地方政府，当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为环境违法企业开绿灯从而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乏力的情况下，即使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保部门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和勇气吗？最近环境公益诉讼遭遇“零受案率”，以及目前已有的由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中被动“作秀”的成分，均能拷问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的动力有几许。

其次，虽然从我国宪法权力配置的体系结构来看，司法权的运行不受行政权的非法干涉。但现实是我国法院系统本身在我国的独立性也备受质疑，我们离司法独立的目标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到环保行政权的运行，同样也会影响到司法权的运行，司法机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次，由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使行政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听起来很美，却不符合司法中立的基本特性。而且，行政与司法两者功能异质性的确立与维护“是有效发挥司法对行政监督功能的前提”，两者关系的错位“势必会发生异质性功能之间的冲突和序位颠倒混乱导致的程序资源价值的内耗与枯竭”。

（三）将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问题归结为环保部门无权可使并认为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关键作用的观点难以成立

首先，将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归结为是环保行政部门对这类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是一个伪命题。曹文谈到“流域上游行政区域的污染企业违法排污，造成下游水域的严重污染，而下游受害行政区域的环保行政部门对上游行政区的违法企业又没有行政管辖权，而有管辖权的上游行政区的环保部门基于地方保护的动机对环境违法主体怠于行政执法甚至行政不作为。”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下游的环保部门对上游的污染企业无行政执法权的问题，而是上游的环保部门为何有权不使的问题。

其次，在跨区域环境污染损害问题上，即使赋予下游的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出于我国向来有官官相护的传统，下游的环保部门有多大的动力会将处于同一个系统的上游的环保部门推上被告席？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诉讼是否违背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基本性质。造成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环境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权的配置未能尊重流域环境本身的特性，因而，应对之策是在遵循生态系统管理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和科学配置管理权。

（四）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存在不是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首先，行政处理手段与司法裁决在化解纠纷上各有优劣，对违法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案件本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具体的解决方式，单独强调司法在解决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的重要性并无依据。

其次，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因诉讼目的之异从而在诉讼制度的安排上应有较大差异，希望借助一次公益诉讼就将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纠纷一并解决实在是公益诉讼不能承受之重。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司法裁决在化解复杂环境损害纠纷中比行政处理方式更优，更容易平衡各方利益，结果更公平。但也只能得出此类案件更适合运用司法程序来化解，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一司法程序的启动者应为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五）设置行政前置程序无法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曹文指出：“环境行政职能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为了防止其怠于行政职责的履行，立法上也应设立‘行政程序前置’，即要求环境行政部门对职权范围内的环境公益侵权行为，穷尽执法行为仍然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时方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鉴防止滥诉的行政前置程序为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设置一个过滤程序的建议很有创意，但笔者却认为没有可行性，根本无法起到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的功能。原因在于：

第一，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不尽人意的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在这个过滤程序中，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只有证明自己穷尽了其行政职能仍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时法院受理才具有合理性，即只有在环保部门客观不能的情况下才应当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将环境行政职权的失效区分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和不主动履行职责推卸责任的“主观不能”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司法实务中却根本难以加以区分。因为环保行政部门为了推卸责任避免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总是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主观不欲履行职责寻找客观不能的理由。因此，法院在司法技术层面无法区分行政职权失效的真正原因是否为客观不能，从而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受理。

第二，行政前置程序发挥过滤怠于行政职权之诉功能的前提是影响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确实，我们无法否认当前环保部门的职权状况存在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的事实，但这种“客观不能”是否为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人性假设理论中我们一直将政府及各级行政机关看成全能的“理想人”，这种人性假设误区引导我们将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设定为绝缘于私人利益、部门利益而纯粹追求环境公共利益的“生态人”。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追求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不会在环境公共利益的增加和环境社会成本的降低之中获得收益……与此相反，环境行政部门、执法人员与企业的利益具有相关性，在这种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环境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充与满足，从而易于受到被监管企业或人员的‘操纵与控制’。”因此，导致环境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环境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和主观意愿，而非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

第三，如果环保行政部门真能证明自己已经穷尽了执法行为，却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问题，那么环保行政部门在证明自己已经尽职尽责的同时其实也意味着环境行政执法的使命和功能已经完成，剩下的应该是需要发挥社会公众及司法权运行对行政执法不能所致的环境公益受损的弥补功能了。

因此，从前述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从逻辑上看，行政管理权运行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人性假设的角度来看，行使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保部门并非全能的“理想人”，而只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正因为环境公益本身的特殊性，更难以寄希望于仅仅凭借环保部门本身的自律来寻求环境公益的实现。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确实应强调其工具性价值即该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但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偏离制度设计的目的性价值而去追求工具性价值不仅会与制度本身的属性不符，而且最终也无法实现其工具性价值。因此，在一般情况，环保行政部门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的确有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权之嫌。

曹文的论辩显得异常苍白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论点固守着环境管理的行政命令型传统模式，陷入将政府及环保行政部门作为全能“理想人”的人性假设误区，并过于迷信环保行政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而对其作为管理部门的有限理性却缺乏应有认识，并忽视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基础地位。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厘定

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上突破了传统诉讼中与被诉标的之利害关系的限制，学界认为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保行政部门、检察机关等众多主体均可能成为潜在原告，从而导致对上述主体的原告资格争议不断。许多学者从各潜在主体担任公益诉讼主体的优劣比较中得出环境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应当优先获得原告资格，司法实践中也屡屡有由行政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但笔者认为，仅仅从各潜在主体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公益诉讼主体的顺位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各潜在主体担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劣势只是影响主体资格的外因，而公益诉讼制度本身的属性才是决定原告资格选择的内因，决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的根本因素是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因此，应当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来考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看，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在应对环境损害问题上的失效是需要构建该制度的基本前提。

环境公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提供和配置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自发对环境公益进行有效调节，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充分供给和合理配置上的失灵为政府公权力介入环境管理提供了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职权成为必然。如果享有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着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则环境公益的供给大体上是充分的，环境产品的配置基本上合理，环境保护的现状应该逐渐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和环境质量整体上的持续恶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佐证了我国目前环境管理权运行在环境保护上的失效。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正是源于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上失效这一基本事实。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再强大的行政执法权也会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即使美国政府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执法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监控每一个污染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即使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环境行政部门的行政决策也有可能存在失误，信息不对称、环境监管的高成本等因素决定了环境行政部门的理性是有限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并非都会导致环境公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并非是始终代表环境公益的“理想人”，环境行政部门也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人”，当其部门自身利益与环境公益之间缺乏关联性时就会失去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基于利益而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导致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效。

是故，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传统诉讼机制的突破，借助司法的力量，敦促公权力机关勤勉履行行政职权，对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包括一般市场主体的排污行为、生态破坏行为和公权力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填补传统救济机制对环境公益救济的缺位，以维护或增进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因此，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考察，作为该制度规制对象的行政主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最佳原告。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本质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选择

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信托作为一种财产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的古埃及，而“公共信托”理论传统上被用于解决公用海域和航行、捕鱼及商业水域问题，其基本理论源于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学纲要》指出：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海洋及海岸为全人类共有，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方式由国王或政府持有。公共信托理论后来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美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指出，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英美学者通常认为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 fiduciary relation-ship），在这种关系中，信托人为了他人利益而享有该特定财产的法律上的所有权，该他人作为受益人则享有该特定财产的衡平法上所有权。受托人享有的主要是一种纯粹管理性权利，受益人则拥有纯粹的收益权利。1970年，美国学者萨克斯将公共信托理论引入到环境保护领域，他认为“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它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根据这一理论，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等公共自然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国家作为这些信托财产的受托人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和管理这些财产。在公共信托法律关系中，政府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的管理人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活动的，因此，一旦受托人有怠于履行其职责的行为，公众作为公共自然资源衡平法上的所有人，有提起关于公共信托的空气、水和其他资源的诉讼的起诉权。由于公共信托理论“始终要严加防范公权力对公共信托财产的侵蚀。因此，如何制约公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是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

建立在公共信托理论基础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目标是维护环境公益，实现途径是通过诉讼对所有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进行监督，既包括私主体的危害行为，也包括公权力机关的危害行为，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可以是私权对私权的监督或者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然而，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而我国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的失效是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而不是相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直接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在性质上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自不待言，即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穷尽行政手段的行政前置程序仍然意味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是私权对公权的一种监督，原告提起诉讼前需告知负有职责的行政主体，这一程序设置的目的之一便是督促有责的公权力机关全面履行职责。私权对公权的监督比我国传统的公权对公权的监督效果更优①。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质的规定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原告应为公民和环保团体。“了解该污染源的公民或者环保组织常常是违法排污行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监控者”，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正是源于这一认识。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取向逻辑演绎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向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特点的现代行政转向，新公共行政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以行政机关为中心和行政权力的单向行使为全部内涵的传统行政日益转向更注重人权和民主的现代行政。“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民主价值在公共行政中逐步取得核心地位，“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

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正是传统管理行政的写照，这一治理模式在实践运行中陷人多重困境：环境法的约束力被软化、运动式执法、政府基于利益与企业结盟、权力寻租乃至“以权代法”现象在环境保护领域十分常见，为有效化解当前环境治理面临的诸多困难，环境治理模式必须转向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一种与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相对的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框架下，公权力机关、企业、公众和环保团体等多个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命令一服从”型的垂直关系，更包含着“协商一合作”的横向关系，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环境治理的民主化及其实现程序”，“将公共权力、公共行政过程置于公众持续且直接的参与和表达之上”。任何法律的创制都凝结着人的法律信仰并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使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不例外，环境公益诉讼是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以法律形式为落实公众参与而开辟的一条新路径，环境民主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政府在对环境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缺乏与公众进行充分联系和沟通的动力，导致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不能充分吸纳到政府治理的考虑之中。如果没有正当合法的机制安排，这类环境利益诉求和互动合作只能采取体制外的形式。”为了避免对秩序价值的冲击，必须在民主价值的引导下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众和政府之间能有效地沟通和协调。环境公益诉讼正是通过放松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使个人和环保团体都有机会踏上这条沟通之途。在此意义上，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的所谓公益诉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

社会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的集合，环保团体具有的公益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等特征，无疑比分散的单个个体更能胜任公益诉讼主体角色，而从诉讼动力来看，环保团体也是最有可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勇敢者”，“在公益法团体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更应该是获得社会正义的工具。他们关注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问题，着眼于改变而不仅仅是支持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支撑下，环保团体成为大多数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环保团体的起诉资格，并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这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该条款对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设置不甚严谨，该条款规定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设置的条件之一是“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但却没有明确“无违法记录”的具体范围，如果对这一限制性条件做宽泛的解释则对于社会组织过于苛刻，因为警告等最轻微的处罚也是会记录在案的违法行为，而对于一个存续五年以上的社团来说，要找出可以处以最轻微处罚的行为并非难事，这就为法院和有关机关选择性地阻却部分环保团体的起诉埋下了伏笔。而且，有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社会组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及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

结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并进而对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进行矫正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及该制度的民主价值取向均推演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起诉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但笔者并非否定公权力机关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原告，公权力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唯一情形是出现了“勇敢者缺位”，即环境损害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关部门穷尽行政手段仍不能阻止该结果，又无公民或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这时公权力机关可以被赋予原告资格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第一，立法应当尽快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将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保团体的限制条件作严格解释，即将“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限定为对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构成影响的“重大违法记录”，并对具体情形进行列举，以免误伤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第三，明确公权力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替补主体的范围和起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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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环境公益诉讼是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加剧而产生的热点研究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从制度上对环境公益诉讼加以规定，在学术界对环境公益诉讼讨论得如火如荼的同时，部分地方法院也开始了实践探索。无锡、贵阳、昆明等部分地方法院纷纷设立环保法庭，以解决环境纠纷，受理环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环保法庭设立的初衷还为了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是各地环保法庭设立以后，却出现了“案源荒”的现象，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

2010年10月，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发展，规范环境公益诉讼，昆明中院与市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昆明市中院与昆明市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环境保护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意见（试行）》，为昆明市的环境公益诉讼奠定了法律基础。2010年12月13日，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诉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与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环境侵权一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案也被媒体誉为“云南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这是自2008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以来受理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也属全省首例。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区分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形式，与传统私益诉讼有着密切的联系，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必要考虑其与私益诉讼的关系。?两种制度的有效区分和衔接有利于明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促进其制度的有效构建。

昆明市《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规定，诉讼请求中诉讼利益归属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应当另案处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规定，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对违反环境法律、侵害公共环境权益者，向人民法院提起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审判的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区别集中体现在：

首先，诉讼的目的不同。传统民事诉讼通过对民事纠纷的处理，确认当事人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障的民事权益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共环境利益，即以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其根本目的，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私权或公权。其次，请求救济的内容不同。传统诉讼中，原告请求主要是对损害的赔偿、恢复原状或者是确认和恢复权利。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请求，不仅仅是要求被告对所受损害的简单的金钱赔偿或恢复原状；还包括要求公共团体、企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公益损害结果的发生，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出现和扩大，这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禁止型诉讼。也就是说，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内容已经不仅针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件采取救济措施，还具有指向未来，防止或减轻环境公益损害结果发生的意义。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

诉讼当事人是诉讼的主要参与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也是理论界讨论最为热门的话题。原告在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不告不理”的原理，没有原告的，诉讼将无法启动。我国《民事诉讼法》受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影响，在当事人确定上采取的是“实体利害关系理论”，也即诉讼当事人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理论限制了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发展。根据该理论，原告必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才享有诉权，才可以向法院提讼。

（一）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概述

昆明市首例公益诉讼案中，环保部门以公益诉讼人（也即民事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尽管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方并对原告方的主体资格产生过多的质疑，但是诉讼主体问题并未形成庭审的争论焦点。昆明市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做了规定，根据《意见》规定第4条与第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环保机构、环保社团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人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一规定成为了环境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讼的依据。尽管目前学术界讨论与各国实践都没有绝对禁止环境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但是其作为原告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首先，环境行政机关作为实施环境保护工作监督管理的法定机关，可以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依据法律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本应通过行政执法权处理的违法行为主张民事诉讼请求，就可能会产生行政权力和民事诉权的混同，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弱化，这势必会背离环境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之责；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很容易造成政府失灵的现象，很可能致使经济与环境目标发生冲突时，因经济而放弃环境目标，从而影响环境法律实施的效果。

（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构建

1.环境行政机关可以成为原告

环保局是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相应的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当出现环境资源被破坏的情况时，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保局成为了财产所有人的代表，理应代表公众利益要求污染的实施者停止侵害、做出赔偿。目前我国立法中已经有了相关尝试，《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就明确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规定不但明确了国家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了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虽然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的是什么部门，但明显只有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才具有该诉权。之后发生的我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第一案“塔斯曼海”油污损害赔偿案中，天津市海洋局就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获得原告资格而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2.扩大原告资格

目前，世界各国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都逐渐采取宽松的态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也呈现出扩大化趋势。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虽然应当成为原告，但是不应成为唯一的原告，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就在于扩大公众参与程度，用诉讼的手段保护环境权益，原告资格应扩大。

昆明市此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做了规定，根据《意见》规定第4条与第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环保机构、环保社团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人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意见》暂不允许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防止出现滥诉。笔者认为，允许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会造成滥诉现象，因为诉讼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个人不会轻易，况且法院在时也会对案件是否属于公益诉讼进行审查，以防治滥用公益诉讼之名对企业进行商业诽谤，所以应该允许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问题

环境案件相比于其他的案件，更为复杂，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确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成为了一个难题，污染损害的数目难以简单的以数字来计算，原被告在法庭中提出的赔偿数额相去甚远，这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的一大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简单的赔偿之诉，其承担的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正体现在诉讼的请求问题之上。

（一）本案中诉讼请求概述

本案中，原告共提出了四项诉讼请求，分别是：（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二被告立即停止对环境的侵害。（2）由二被告赔偿为治理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委会七里湾大龙潭水污染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暂计人民币417.21万元。（其中：治理设施建设成本费用计人民币363.94万元，运行维护成本按1年运行期计算计人民币53.27万元。）（3）由二被告赔偿为处理水污染事故所产生的专项应急环境监测费和污染治理成本评估费用计人民币155293元。（其中：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费17974元，嵩明县环境监测站监测费4629元，嵩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质监测费170元，昆明市环科院污染治理成本评估费132520元。）（4）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其中，原告所主张的赔偿主要是治理受污染水域的全部费用，但其计算但是其计算依据并不是以处理嵩明县大龙潭全部出水量，而是以大龙潭全部出水量的大约四分之一为依据，即300吨/日（大龙潭水源的村民生产生活的日用量），因此事实上并非是治理水污染所需的全部费用。虽然如前所述，公益诉讼人要求被告赔偿治理水污染所需的全部费用，对环境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但是具体到环境污染的评估标准和损失的认定，不仅相关立法缺失，而且就技术层面而言也存在困难。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的范围探析

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作为环境的赔偿范围既不能狭隘到仅赔偿民事现有的经济损失，也不能肆意扩大赔偿范围，出现“天价赔偿金”，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的范围较之于其他诉讼的请求有其特殊内容：

1.环境要素的恢复费用

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金额计算时，应当包含有环境要素的恢复费用，这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所在。正如前文所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的区别之一，就体现在诉讼目的的不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赔偿请求不仅包括污染所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直接损失，还应当包括环境自身损害所应当给予的赔偿，即环境要素损害后的恢复费用。

2.人身潜在损害

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损害的早期，其损害往往显露不完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对于这种潜在人身损害，也应予以适当赔偿，且这种赔偿不应受最长时效的限制，一旦证明是由于污染引起的人身损害，都应当给予赔偿。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的管理

（一）本案中的诉讼赔偿金问题

昆明市政府颁布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管理办法》，对诉讼成本及诉讼利益归属进行了规定。《意见》对诉讼费用进行了明确，即“公益诉讼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公益诉讼人败诉的，免缴诉讼费；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讼费。”《意见》还规定，公益诉讼人因提讼产生的差旅费、调查取证费、评估鉴定费、律师费等诉讼费用，由败诉的被告承担。上述费用由“昆明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资金专户”垫支的，人民法院判决败诉的被告向“昆明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资金专户”支付。?该案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判处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环境侵害，并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支付430.462万元环境治理费和评估费。

（二）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管理

1.目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