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篇（2）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

篇（3）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两式不同的英语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升华。语言在文学中更加能够体现出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作为一种全球性运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已经经历了长达1500年的悠久历史。起初，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有很多共同之处,但随着英式英语与北美土著印第安语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这样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式英语。[3]美式英语是英语在美国的国土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母根相同，但是又有很大的区别。英式英语作为英语的起源，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英国评论家对传统的崇拜根深蒂固，因此，评论时往往很规矩，他们需要尊重传统语言，这是英国文学评论的烙印。然而，美式英语则保留了英语核心的东西。美国人创造了美式英语。作为一种新生，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有张狂的个性，在语言使用上也是如此。

（二）文化内涵的不同对英美文学作品评论的影响由于英语起源于英国，因此在文学评论上，英国需要在传承和革新之间挣扎，尤其是在17至18世纪时期，在继承传统与革新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而在20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在原来的基础上脱胎出来，有了巨大的变化。最著名的莫过于伊格尔顿，他在文学评论界所留下的影响至今仍能清晰的感受到。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独有的内涵密不可分。随着英国各方面的不断变化，英国文学评论也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学作品受到英国文学及印第安文学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文学有着自己本身独有的特性，它的基础仍然是美国人自身。那么理所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依旧形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美国文学评论特点，这与美国民族的内涵息息相关。美国文学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开放的评论，而作为一个殖民国家就更使得它的创新能力增强。美国在吸收欧亚大陆以及北美大陆的文学同时，对于外来的优秀文化也要广泛吸收，全世界的有用的文学性评论都拿来用，再进行创造，使得文化走向多元化。

篇（4）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1]刁邵华.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2]李延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3]李延龄.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J].俄罗斯文艺，2002（6）：8―15.

[4]李延龄.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J].俄罗斯文艺，1998（2）：28―33.

[5]李延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J].俄罗斯文艺，2011（5）：74-79.

[6]王亚民.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141―156.

[7]彭传勇.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J].西伯利亚研究，2011（1）：81―85.

[8]彭传勇.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J].黑河学院学报，2013（5）：14―16.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M].上海：三联书店，1993.

（4）[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5）[J].寻根，2008（2）.

（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D].兰州：兰州大学，2007.

（8）[J].求是学刊，1992（5）；[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9）[J].俄罗斯文艺，2011（5）；[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10）[J].西伯利亚研究，2001（2）.

（11）[J].黑河学院学报，2012（4）.

（12）[J].戏文，2005（6）；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2）.

（13）人民音乐，2010（6）.

（14）[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15）[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6）[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17）[J].人民音乐，2010（3）.

（18）[J].北方音乐，2011（2）.

（19）[J].歌唱艺术，2012（5）；2013（4）.

（20）[J].人民音乐，2012（6）.

（21）[J].音乐研究，2013（1）.

（22）[J].北方文物，1986（2）.

（23）[J].北方文物，1987（1）.

（24）[J].黑龙江史志，2010（12）.

（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J].西伯利亚研究，2011（1）；黑河学院学报，2013（5）.

篇（5）

就儿童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和历史上的做法相比，退化的状况尚未改观。

首先，课程设置。20世纪二十年代儿童文学教育兴盛初期，在一些中学、中等师范的课程设置中就有相应的课程，如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之“本科作业支配”中将“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与“解悟小学教学法”作为师范教育的三项要务，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学教学法”就要研习“儿童读物研究”和“改文”两类重要的课程[2]。又如1924年东大附中高中职业组师范科所开设的选修课程就包括“国文教学问题”“国文教学法”和“儿童文学”[3]。再如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中开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选”“书法”“文字学”“国语发音学”“语法”“修辞学”和“儿童文学”。其中“儿童文学”在最后一学期（第六学期）开设，而且学分较高（二学分）[4]。可见，儿童文学大潮兴起时，师范学校对儿童文学课程十分重视。20世纪四十年代，大学师范学院的课程中都有“儿童文学及青年读物”这一课程，分三、四、五年级选修，共三学分。1947年，陈伯吹认为将此作为选修课程并不恰当，所以乘各级课程标准修订之机发出呼吁：“高中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大学，亟应添设‘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一学程，并且规定为‘必修科目’，这样数十年后，也许会人才辈出，而优秀的儿童读物，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5]

其次，课程内容。就目前所见的几则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的材料来看，各师范学校在呈现课程时多只列出“儿童文学”课程名目，并没有详细地列出其课程内容，这大概与最初多数学校并不清楚其课程内容有关。但是，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对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确定做了积极的探索，其《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不仅明确地标示课程名称为“儿童文学”，而且较详细地列出课程目标和内容：“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之价值，授以儿童文学之意义与特点，指定儿童读物之类别及其标准；并审究儿童文学之教学法。计分三部：（1）何为儿童文学：定义，要素，起源。（2）儿童文学之分类：歌谣，寓言，童话，故事，传说，戏曲。（3）儿童文学教学法：教材，教法。”从其确定的最终目标和所设置的三大项内容来看，有关“儿童文学”的讲授均是为了让师范生懂得如何借助儿童文学来进行“小学教育”的[6]。可见，早期师范学校的“儿童文学”课程内容彰显出中的是浓厚的“教育”而非“文学”色彩。

最后，教材编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数种“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读物研究”之类的书籍，并非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著，而是培养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教材，如张圣瑜在其所著《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的“例言”中写道：“本编材料适敷师范科学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两学分之修习，编者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作为研究材料，复经邵鹤亭君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采为教材。”吕伯攸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版）的扉页广告标明该书是“给简易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县立师范学校、师范讲习所等而编辑的”。陈济成、陈伯吹合编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从书社，1934年版）则是二位编者根据自己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的讲稿编辑而成的，给学生“用作课本”。在这些书中，除有大量的章节以介绍儿童文学的教学对象（儿童文学的定义、价值、来源、分类、体裁等）外，还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儿童文学的教材和教学，如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中就设有《儿童文学的教学法》一章，并附录有“课本形式”和“文学教学实况”。张圣瑜著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有“儿童文学与教育”“儿童文学之教材”和“儿童文学教学法”专章及附录“儿童文学教科实况调查”。赵侣青、徐迥迁合著的《儿童文学研究》（中华书局，1933年版）中有“儿童文学在初等教育段应占怎样的地位”一章。吕伯攸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版）中有“儿童文学和教育”“儿童文学的教学法”和“儿童文学书本的形式”等三章。陈济成、陈伯吹合编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有“儿童文学与教育”一章。这些教材的著者也多是教育研究和（或）文学创作者，如施仁夫在张圣瑜著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序言中称：“张君圣瑜，与文学有宿缘，从事小学教育暨师范教育凡十年；本其研究之心得，教学之经验，著儿童文学研究一书”。又如盛振声在赵侣青、徐迥迁合著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序言中称：“徐赵二君从事儿童教育十余年，日与儿童共同生活，对于儿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观察精微。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指导，经验俱富，故谈儿童文学，别有见地，自非浮泛者可比。”而且这些作者已自觉地坚持着教育的立场去研究儿童文学，如张圣瑜在《儿童文学研究》的“例言”中称：“本编合儿童学文学并两者相互之关系，以阐明原理，合以教育艺术等原则，申述方法”。他甚至为了该书所述能契合教学实际还特地赶在出版前就有关问题在广大师生中进行调查，其“例言”写道：“本编峻事之际，曾制表调查，省内外各师范学校各著名小学校及各毕业同学颇蒙惠复，得以完成是稿，免踏蹈空之弊，俾同好多资取法，岂特编者个人感激之私哉”，“本编草创望海内教育家指正”！

1949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课程和“儿童文学概论”之类的教材从中等师范的教育中消失，只有“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之类名称的课程和教材。

近几年，一些高校的小学教育专业也设置了“儿童文学”课程，也使用“儿童文学概论”之类的教材，但是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儿童文学和小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实质联系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现在所用的“儿童文学概论”教材介绍的是儿童文学的定义、本质、种类、体裁、题材、创作等文学研究范畴的东西，而几乎不涉及教育问题。所以，在这门课程中出现了“儿童文学”与“教育”看似有联系而实际上是“两张皮”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有些学者认为只要懂得了儿童文学自然就会进行儿童文学教育；或者认为既然已经开设了“小学语文教学论”之类的课程，那么在这类教育学课程中所学的一般性的教学理论同样适应于儿童文学教学。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教材的编写主体上，目前“儿童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人员多是既无基础教育实际经验或研究经历，又无儿童文学创作能力而单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并非真正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者、实践者，所以他们不会把儿童文学当成一项课程资源来对待而从教育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其实也因为学术背景的缺失和研究立场的限制使其难以阐述具体的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多陷入民国儿童文学专著所力避的“浮泛”、“蹈空”的境地，所论也与课程与教学论层面的儿童文学教育相距甚远，更不要说去指导实际的儿童文学教育了。总之，如果参照历史，则应在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编写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文学教育概论”教材。

注释：

[1]魏寿镛、周侯予著《儿童文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页。

[2]光华大学教育系、国文系编《中学国文教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17页。

[3]陈燮初《我对于高级中学教学国文的几个意见》后所附课程纲要和课程表，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编辑《中等教育》，1924年二卷第五期。

[4]《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第237页。

篇（6）

关键词

国语教科书 字量 字序 识字 教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对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识字教学作为教育领域基础学科的基本任务，其探索历程也一直延续着。笔者从民国教科书中选取了五套不同时期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有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1927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33年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以及国立编译馆1948年出版的《国语常识课本》。通过分析识字的相关内容，从而揭示民国时期各阶段教科书编写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识字量

1.识字量的比较

笔者通过统计五套教科书的识字总量以及单册识字量，以发现其识字量的区别。

从识字总量的角度分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识字总量最低，只有1743个，《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识字量最大，高达2451个，《新式国文教科书》、《国语常识课本》以及《复兴国语教科书》的识字总量较为接近，均在2000以上。由此可见，当时学者们认为小学阶段儿童掌握两千多字即可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以及自学能力。

由图1各套教科书识字量柱状图可知，民国初期（1912年～1927年），纵向看1917年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随着年龄的增加，识字量递增，在第五册时识字量达到最高峰，突破400个，随后识字量递减，其中第一册识字量最少，只有211个；1921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在五套教科书中柱状图最矮，单册识字量中第三册最多，有271个，但仅以27个生字高于《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的第三册，随后《新法国语教科书》识字量渐渐下降，从第四册开始每册识字量均在其他四套教科书之下，可见其识字总量最低；1927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分布与前两套不同，一年级的识字总量比二年级的识字总量高，相同点是三年级识字总量仍然最多，其识字量的排列呈现波浪状，柱状图的高度与其他教科书比较，总体较高，因此《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识字总量最多。从1927年至1937年间称为统治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其识字量的分布呈阶梯状，数量循序渐进地提升，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儿童认知水平和心理水平都得到提升，因此儿童的识字能力也得到提高，与之相对应的识字量增大。从1937年至1949年间，前8年是时期，后四年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内革命时期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各册识字量分布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第七册达到最高数量，且第三册和第七册识字总量接近，第八册数量又下降，其柱状分布图波动较大，但分布数量总体来说较为平均。

通过分析图1柱状图高矮的变化规律可知，《新式国文教科书》和《新法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呈倒“U”型排列，《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常识课本》的识字量呈波浪状排列，《复兴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呈阶梯状增加。

2.识字量的发展取向

通过统计民国时期五套教科书的识字量，发现每套教科书中各册识字量的安排没有一致的规律性，而且识字量的确定也缺乏科学的参照标准。这既反映出教材编写者编写理念的不同，也反映出教学大纲对识字量要求的模糊性。

1961年语文教育家辛安亭曾做过一次统计：“从1904～1959年间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选30种教科书，统计了一、二年级所教的生字数量。结果最多者两年共教1807字，最少者只教910字。教1100～1300字者统计有14种教科书，几乎占了30种的一半。可见过去一般课本两年只教1200字左右，平均每个学习日学不到三个字”[1]。这就是所谓识字教学的“三、五”观点。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中识字总量较低，字量的排列没有明显的发展规律。这样较低的识字量将不足以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也不能适应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

二、字序

研究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字序，是为了发现其排列规律及特点，从而分析五套教科书字序方面的异同点。通过整理排列五套教科书第一册和第二册的生字，结论如下。

1.字序的比较

（1）相同点

从字序上看，各套教材单册内的生字没有严格遵循笔画由简渐繁的顺序排列，主要依据在课文内容中出现的顺序。五套民国教科书在第一册前半部分均出现了笔画较多的合体字，但是比对册与册之间的生字，发现生字的排列符合有简渐繁的规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学习能力的增强，笔画增加，生字的难度增大。

从生字的意义看，低年级呈现较多富有趣味的生字。如《新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中选了紧贴儿童生活的事物作为识字、学习的素材，并配以直观的图画和简明的语句加以解释。

（2）不同点

首先，《复兴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常识课本》生字的编排具有时令性。所谓时令性，是指根据教科书的使用时间和学习进度编排课文，学习生字。这样既易于直观观察，可以真实体验，也方便随时识字。如《复兴国语教科书》遵循了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中关于教科书编排的下列要求：“依时令季节排列，以便随时教学，易于直观”。其次，从字的构成出发，每套教科书中独体字及合体字在低年级阶段所占的比例各不相同。下面将对六套教科书中的独体字以及合体字数量进行比较。其中主要选取每套教科书的一、二两册，主要原因是：第一，低年级是识字教学的重要阶段，其识字的特征在低年级中更为明显；第二，每套教科书由八册构成，统计的工作量较大，所以只选取一年级的两册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如表1。

通过分析表1可知：每一套教科书中第一册独体字的数量明显高于第二册，继而每套教科书第一册独体字所占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第二册，数量是第二册的两倍左右。因此独体字主要分布在低年级，在第一册中的数量最多。主要原因是独体字笔画少，易写；独体字构字能力较强，与儿童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尤其是对于有构字规律可循的独体字，易于学生触类旁通，所以独体字的学习较多放在低年级进行。

其次，从统计合体字数量出发，每一册中合体字的数量占大多数。在3500个现代常用字中，独体字只有280个，主要由于独体字本身数量就少，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五套教科书中数量占少数。

通过观察上述图表，发现每套教科书中低年级独体字所占的平均比例不同。《新式国文教科书》与《新法国语教科书》第一册至第二册的独体字总量在一年级生字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两者有近三分之一的生字是独体字，这样在低年级学习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同时为学生后续的学习打好稳固的基础。其余四套教科书中独体字的数量均在10%至15%之间，具备此数量的独体字已具备学习合体字的能力。

2.字序的发展取向

首先，按笔画的繁简确定生字的前后顺序。这五套教科书均是第一册中独体字数量最多，随着年龄增长，合体字数量增大，生字的难度递增。汉字中独体字大多是象形字和指事字，字的数量虽少，但它是学习汉字重要的基础部分。独体字的特点主要体现为：（1）字形简单，笔画较少，易认；（2）一字一义较多，字词合一，词义反映的内容多为儿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易理解；（3）字音早在儿童言语中已出现，易读；（4）构字频率高，既能独立存在，又可做偏旁部首等部件构成合体字；（5）包含基本笔画和和笔顺规则，是写字的基础[2]。因此，先学这部分独体字可以为识字教学打下良好基础，也可以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起源。

其次，生字的编排注重时令性，有意识地把国语学习与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式国文教科书》第一课则是看图学习生字“人”；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一课呈现的是上学的图片和课文，与学生上学第一课的体验同步，因此在对应的阶段选取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感知教学，则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易加深对生字的记忆。

最后，注意儿童识字的心理特点。字序的编排依据儿童的生活经验，随社会的发展趋势而选定生字，随着年级的升高，课文选文的视野不再仅仅拘泥于个人、学校、家庭的小范围，而是放眼于整个民族、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因此生字也渐渐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

三、识字教学法

1.识字教学法的比较

在民国时期的五套国语教科书中均配备了相应的教授书，使教师教学有章可循。每套教授书中识字教学的方法不同，这与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师所具备的教学能力息息相关。下面对这五套教科书识字教学的方法作简单的比较。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五套教科书均主要采用随文分散识字法。在《新式国文教科书》中的识字教学方面，其生字的安排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即改古代“分进合击”的教学方法为“齐头并进”，此书前十课先进行集中识字教学，然后从第十一课起采用随文分散识字的教学方法，从而体现了“小学语文低年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的改革思路。后四套教科书均采用的是随文分散识字的教学方法，把汉字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识别和运用，从而体现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特点，寓识字于教学之中。

从教学的步骤来看，《新式国文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以及《复兴国语教科书》在教学的步骤上具有相似性，均从教学字音入手，然后讲解字义以及笔顺，最后练习书写。《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在教学上较注重文字、挂图以及句篇相配合的教学方式，其目的是创设一种语言环境，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因此其方法是学生先看图，再读句子，然后学习从句子中提取的生字，讲解字义。《初级小学国语课本》较注重生字的发音和含义的教学，而书写时的笔顺以及字形的讲解上均未涉及。

从各自的特点来看，《新式国文教科书》是唯一一本在教授书中提出要注意学生的执笔法、姿势以及笔顺，其他教授书在教授法的注意事项中没有明确指出。《新式国文教科书》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采用了教师辅导和自学辅导两种方式进行生字的学习；在教学方法上，五套教科书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生字的教学，注意调动学生的兴趣。

2.识字教学法的发展取向

之后，随着的发展，小学的国语教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实行“新学制”而制定的《课程标准纲要》其变化主要有：一是废除小学读经科；二是改文言文为语体文，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三是注重儿童文学及日常用语，以增进儿童读书的兴趣和学习汉文的实用性。小学国语科教学的改革反映在识字教学方面的变化最大，如采用分散识字方法，边识字边阅读，识字、阅读并进，每课的识字量减少[3]。

在教科书的编纂形式上，《新式国文教科书》采用先集中识字，逐步过渡到随文分散识字；而其余四套教科书均以随文分散识字为主，改变了过去集中识字的传统方法，由过去的一两年识两三千字拉长为五六年识两三千字。

在识字教学的步骤上，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均较注重生字音形义统一的教学。从教师教读字音入手，然后讲解字形，理解字义，再反复进行音形义的整合，以至巩固为止。

四、民国识字教学的启示

通过思考民国时期识字教学的问题，旨在为现代的识字研究指明方向。

1.识字量的启示

第一，课程标准的研究者要严格界定其数量。明朗的识字数量，有利于识字教学目标的达成。

第二，并行多种识字教学法。由于汉字本身的复杂性，要想提高识字量，我们要改变单一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第三，研究者们要探寻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因为只有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才能实现高效教学。其中两头小、中间大的识字量分配是有一定依据的。从现代来讲，小学生新入学，要熟悉新的学习环境，并且语文课首先要讲解拼音教学，因此不宜安排过重的识字任务；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上学期，小学生学习习惯逐步养成，识字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都比一年级有所提高，此时正处于识字时期，每学期识700～800个字不成问题。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则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初步的读写训练上，识字数量可以稍减下来。

2.字序的启示

在民国教科书中，其生字的排列顺序主要依据课文的内容，所学汉字并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存在于篇章语段之中，即字从文。这样的编排，使单册生字的出现难以按照由易到难排列。

第一，低年级遵循“文从字”的原则，中高年级遵循“字从文”的原则。因为低年级是以识字为重点，所以课文的选编应围绕所学生字；从中年级开始，要注重培养学生读写能力，使学生具备欣赏文质兼美课文的能力。

第二，按笔画的繁简确定生字的前后顺序。因为从整个辨认汉字过程来看，儿童首先辨认的是字形的大致轮廓，然后才是组成部分。如果字体轮廓简单，如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则儿童学起来就较为容易。

第三，生字的编排应注重时令性。在民国时期编排的教科书中，已经开始注意到生字编排要注重时令性，如《复兴国语课本》，这样使教学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促进学生们的感知，有利于提高生字的教学效率。

3.识字教学法的启示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郭林指出：“自1922年实行新学制以后，有30多年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识字教学经验，盲目模仿外国，走了一段弯路，造成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识字基础打不好，读写能力不高，这个历史教训，应引以为鉴”[4]。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大多数的识字量减少，每课书随课文学习三五个生字，即传统的分散识字。这种方法主要是识字进度太慢，影响了语文这个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同时波及到其他课程的学习。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识字法宜应百花齐放。识字的具体方法不宜整齐划一。例如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并行，但要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识字教学要符合汉字本身的规律，加强字的音、形、义的联系等。

第二，识字教学应符合语文教学之规律。语文教学有章可循，识字教学从属于语文教学，因此识字教学应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齐头并进，加强识字同学习语言的联系。

第三，识字教学要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加强识字与认识事物的联系，将有助于在规律的指导下，实现识字方法更加科学化和多样化，进一步提高识字效率。

第四，识字教学对学生之心理发展意义重大。从识字教学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来讲，识记繁多复杂的汉字，将有助于学生由无意识记向有意识记发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记忆力。同时在指导学生观察、比较、分析字的差异以及启发学生理解地识记字的音、形、义过程中，也培养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此外，识字教学对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学习习惯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透视民国时期识字发展规律，将为现代识字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重温经典，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 辛安亭.论语文教学及其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

[2] 张田若，陈良璜，李卫民.中国当代汉字认读与书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7）.

篇（7）

英美文学是英美语言被英美民众艺术化使用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英美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性的反映，是英美文化被世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的一个窗口。英语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表达功能的交流工具，在英美文学中，被用来表达英美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其风格也具有多元化。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文化载体语言差异、历史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1.英美文学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运用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文学作品是文学评论的对象，对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属于狭义的文学评论，而广义的文学评论则是对所有和文学有关的思想、人物、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文学评论建立在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之上，文学评论高于文学分析，分析是具体的，而评论则是广泛而深刻的。英美文学评论属于文学评论中的一类，它是一种运用文学理论现象对英美文学进行研究、探讨的实践活动，它可以揭示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指导英美文学的创造。英美文学评论其对象是英语文学作品，其目的是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分析、议论，借此来提升英美文学爱好者的欣赏和阅读的水平，正确接收文学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同样英美文学评论也有别于一般的作品分析。由上文可知，文学作品分析比较重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属性进行分析思考，而英美文学评论则重视对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艺术表现和外在表现进行思考评论。

2.英美文学评论中的文化差异

人类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差异，文学作品是一种借助语言表达展现文化内涵的方式，英美文学作品多以诗歌、戏剧的方式出现，它不仅代表了作者的思绪，更体现出了民族的情感，但因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导致英美文学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

2.1历史传统的差异。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在激进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其具有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没有像英国一样带有较沉重的文化历史包袱。其次，美国为了争取独立而形成的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这使得美国文学评论在发展上可以没有任何包袱。所以，在美国的文学评论中，很多作者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都是保持着一种较激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独具一格的人本主义的创新观点。然而，英国的人本主义是相对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历史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英国文学评论之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保守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英国文学评论中这种人本主义观点，逐渐地受到了很多人的否定和质疑。

篇（8）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成为热点，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学理基础及可操作性受到质疑。其实，以往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大都是就性质谈性质，如果换个角度，回到清末民国时期去追溯诸多学人在语文独立成科后槿妨⒀Э票呓绾妥非罂蒲性所作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探索，我们会对语文课程性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对其“形式”与“内容”目标的认识

1904年以前的所谓语文实质是与经史哲混融一体的，其基本特点是注重“文道统一”而偏重道统。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语文课程从“经史哲”中剥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征程。一大批学者、教育家为语文划定学科疆界及走上科学化道路而孜孜探索，其成果之一便是对语文课程“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的确立及对“形式”目标的倚重。

语文独立成科后，“读经讲经”和作为现代语文最初形态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分离，这是分科教育制度对传统语文“文”与“道”的切割：“读经讲经”主要“治身心”，而“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主要“应世事”。

语文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目标框架来源于赫尔巴特关于“形式”与“实质”的教育思想。赫尔巴特本来偏重“实质”教育，但在1905年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编写的《国语科教授法》中，编者第一次将国语科要旨（目的）分为“主要宗旨（形式上）”和“副二宗旨（内容上）”两个方面。国语科这一偏重“形式”的立场是对赫氏偏重“实质”目的观的反转，表明当时中国语文教育学者面对“语文课程”这一特殊对象已经开始采取客观科学立场。

1905年后，诸多关心语文课程发展的学者都对“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发表意见，尽管看法不一，但多数学者从确立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认为应以“形式”目标为主。比如孙本文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指出：“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穆济波认为“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的“实质目的观”也受到朱自清批评，朱自清说：“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20世纪30～40年代，叶圣陶、夏D尊等基本都偏重“形式”目的。比如叶圣陶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明确说：“不论国文、英文，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夏D尊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发表于1936年的《学习语文的着眼点》，明确提出“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的核心观点。宋文翰则说得更明了：“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别的学科在使学者明了，国文科则于明了而外，尚须使学者能运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多数学者虽偏重语文形式目标，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教育论者，只不过是为了让语文“更像语文”，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有所侧重罢了。

建国后至上世纪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界鲜有对“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一是受特殊的时代环境影响，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非语文”成分渗入过多；二是就语文本身而言，以阅读教学为主的语文课基本着眼于理解“此篇”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等内容，“形式”上的言语理解与表达技能并未成为主要任务。尽管期间也有“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的反思，但整体状况并未改变。

1996年，王尚文在《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一文中重新审视语文“教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所学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质言之，其他学科重在教材‘说什么’，语文学科则重在教材‘怎么说’，以使学生从中学习如何具体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本领，培养读写听说等语言能力。”此论开了以新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教学内容角度讨论语文课程“形式―内容”问题的先声。进入新世纪后，新课改的推行，与语文“思想情感内容”联系紧密的人文属性颇受重视，“泛人文”现象抬头，一些敏锐的教育学者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纠偏，2006年，杨再隋提出“本色语文”。“本色”语文课“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从此可以明显看出其希冀重回听说读写等“形式性”技能目标的意图。2006年前后，以重视“言语形式”教学为基本立场的讨论渐成热点并为更多人接受。

二、“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对确立语文课程性质的启示

从逻辑上讲，语文课程应该是性质决定目标，“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属于目标框架，以此出发来探讨语文课程性质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其实不然：第一，所谓语文课程“形式-内容”框架属于目标范畴，主要是从“形式”和“内容”各自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来说，而诸多前辈从确定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将语文课程区分为“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并认为语文课程具有偏重“形式”的特点，这本身就是对语文课程特有属性的认识，属于逻辑上的明确概念内涵；第二，认识一个概念的内涵，通常都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语文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从课程的目标任务等“实然”状态去追索课程性质之“应然”规定，可行而必要。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很多属性，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追问，是确定“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无数前辈并未提出这样“性”那样“性”，而是从“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出发，找到了语文课程“偏重形式”的特性。那么这样说来，语文课程的性质可以确定为“形式性”或偏重“形式性”了？这也还有待推敲。因为“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相对而可变的范畴，“形式性”也不是语文学科的特有属性，同时语文课程也仅是“偏重”形式而不是“专讲”形式，“形式”属性不能涵括语文课程的全部本质属性。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一些论者以“言语形式”为课程之本也是有偏颇的。

怎样突破这一僵局？我们再从“形式-内容”目标框架内部去探寻。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提出“国语要旨”目标框架说。

图1 “国语要旨”目标框架图

图1所列语文的“形式”目标包含了“理解”与“发表”两大方面的“读、听、说、作、写”等几个具体方面，这和建国后所凝炼并坚持的语文“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文知识）高度吻合，而以此为主体的形式目标在建国后被概括为“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基本表述，出现在了绝大多数中小学语文大纲中，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现在我们可以说，什么是语文“是其所是”的独特性？从课程目标看，引导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就是语文课程的独特性。根据前述“由目标追寻性质”的思路，采用形式逻辑严谨的“属加种差”定义法，那么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则可表述为：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

论述至此，持异见者会说：这主要是以语文课程“形式性”为基点得出的课程性质，那么语文课程“智、德”等生活知识经验、情感思想、道德审美等“实质性”目标岂不落空了吗？我们如何既确保语文之“是其所是”，又兼顾语文的“智德”目标，以使其不再重蹈上世纪80年代功利主义和枯燥训练的泥淖？其实这可以从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核心概念入手去化解。语文学习的根本是语言学习，但这个“语言”已主要不是指抽象、共性、静态的规则系统，而更多是指具有具体性、个人性和心灵体验性的运用系统即“言语”，作为语言实际运用的“言语”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人、受人支配的纯粹工具，它已经内蕴着言说者与倾听者的生命情愫，“学习语言，同时也就是对沉淀于语言中的人和生命、人的意志的体验，对表现于语言中人的生存、人的生活的认同，也就是作为人类心声的语言对具体的个别的心灵的同化”。因此，语文的学习，除了与听说读写活动相关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它必然而且应该对学习者的思想、情感产生影响，即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语文课程让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本质，具有对“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的极大包容性。这一表述极大地暗示了二者的轻重主次之分：语文听说读写的可迁移能力的形成是“主”，是“重”，而语言文本及言语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的接受、浸染是“从”，是“轻”，二者不能切割却也不可僭越。

三、对语文课标中“课程性质”表述的建议

新课改之初，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标实验稿均将语文课程性质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从课程性质的要求看，“工具性”和“人文性”都不是语文课程的特有属性，从课程“形式-内容”认识框架看，偏于“形式”的工具语文和偏于“内容”的人文语文也不应该对等统一。

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版面世，修订版特别突出地在“课程性质”部分加上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表述，这一表述从形式上看更像是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核心表述有将语文教学引导到侧重“形式性”能力目标训练的正确道路的价值，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在语文教育学者倪文锦看来，2011年版的课标性质表述仍有遗憾，比如“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核心表述缺少了对祖国语言文字“正确理解”的一面，“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中对“祖国”二字的省略，忽略了语文课程的“母语”地位。如果我们认同“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是课程性质表述的话，那么修订稿又保留原课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同为课程性质的内容，无疑会增加人们“本质属性二元化”的困惑。同时，倪先生在文中还谈到“性质”与“特点”的关系问题，很显然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从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实验稿到修订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为是课程性质的表述，却始终贴着课程“特点”的标签；非但如此，修订稿又在课程性质部分增加了“综合性”“实践性”等属性，更增添了理解的复杂性。

因此，语文课标应将课程“性质”与“特点”明确区分而又有机结合，以“课程性质与特点”取代原有的“课程性质”，二者共同揭示“语文课程”内涵；现有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部分介绍了人文性、实践性、民族性等特点，可以将其转移到“课程性质与特点”部分。课程性质作为本质属性应该是唯一表达，即“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在此基础上，语文课标可以阐释一些重要特点，诸如思想性、实践性、科学性、基础性、民族性、工具性、人文性等等，都只能算是语文课程的特点，至于课标需要遴选哪些特点介绍，可以再讨论。

我们相信，明确了语文课程性质及其特点，“语文课程”是什么，语文课该怎么教，就会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1] 倪文锦.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J].语文建设，2007（7-8）.

[2] 黄良超.语文课程性质“两性统一说”质疑[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06.

[3] 张哲英.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观念考察――以黎锦熙、、叶圣陶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4] 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5] 朱自清.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7] 王尚文.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8] 杨再隋.语文本色和本色语文[J].语文教学通讯，2006（1）.

篇（9）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教育的目的应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了语文素养的三个维度：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但是以往的语文学科教育对语文素养三个维度的目标实现有失偏颇，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或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生命意识的培养、生命价值的树立。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大多是远离自己经验的书本知识，是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科学世界的内容，应试式的教育充斥于语文课堂教学，学生难以体会到生命的律动、尊严与价值，阅读与写作就成了学生语文学习中难以摆脱的噩梦，不能承受之重，这种现象着实是语文教育的悲哀。

一、亲近自然，生命意识在闲暇教育中萌芽滋养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语文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亲近生活，把有限的课堂学习转化为更广阔的学习，让学生超越书本知识学习的局限，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发现生命的可贵，进而引发对环境和生存等问题的思考。闲暇教育则是语文个性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育的拓展延伸，是生命意识培养与渗透的关键所在。

二、感受欢乐，生命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激发渗透

让课堂成为孩子生命的狂欢场域，个性化的语文教学应充盈思考的乐趣，体现生命课堂的不懈追求。

传统的语文教学或者过分强调知识体系，知识就是力量，教材编写也以知识立意，教者重视现成知识的灌输，学生成为单纯知识接受的容器，获得一些静态的固有知识，缺乏对生命的应有思考；或者过分注重语言知识运用能力的训练，强调科学化，以大量题海战术的训练代替了学生独特的个体感悟，丢弃了语文中活生生的生活元素，语文学习成为纯粹的痛苦折磨，而不是快乐的阅读、积极的思考，学生个体生命得不到应有尊重，生命意识淡漠，产生一些心理障碍，甚至人格扭曲，无视自己或他人生命的现象也就会越来越多。

三、理性思考，生命意识在阅读经典中充盈丰厚

生命过程中不仅有成功与欢乐，也会有失败与苦痛。面对坎坷挫折，是一蹶不振、消极颓废，甚至脆弱到轻易放弃生命？还是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活出生命的尊严与韧性？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与感悟，让思想变得丰盈，让生命意识的境界得到提升和超越。

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On Heine'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Heine - German poet， essayist and thinker. Early 20th century， Hein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his translating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Works included deep thinking scholar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 Heine's image in China increasingly plump.

Key words Heine； China； translation

0 引言

以“海涅”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会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主题集中在对其诗歌内容、思想或主题的分析。从翻译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是较早涉及海涅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文章，卫茂平撰写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详细梳理了海涅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其余从翻译视角出发的文章多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字的转换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描述海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研究状况，分析不同时期译介特点，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1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零星的诗歌到诗歌集，再到散文集和理论著作的过程，按时间可分划为早期和近期两个时期。

1.1 早期译介（20世纪初-1949年）

1901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中援引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两段诗，这是“中国人较早引用并介绍海涅的一个实例”。①1913年和1914年发表了译作《译亥纳诗一章》和《兵》。20年代海涅诗歌的翻译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中收录了《在静静的海边》和《一望无际的海面》。1921年的《文学旬刊》陆续刊登了李之常译《情曲》，共计12首。随后，《创造日》也在1923年刊登了成仿吾译《幻景》和邓均吾翻译的抒情诗《绿泪来歌》、《松》。1924年，《文艺周刊》刊登冯至译《Lyrisches Internesso选译》、《海涅〈归乡集〉选》。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的海涅译作达到五十余首。海涅在中国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在中国稳坐德国诗人的第二把交椅”。 当时的译介以零星诗歌翻译为主，还未出现整部诗集。其次，除了冯至在1928年翻译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其他译作都为诗歌，所以海涅给人以抒情诗人的印象。正如李之常所说：“他是罗曼派的大诗人，他的词曲，情感浓重，多半是哀怨之音。”③

30年代至40年代，《小说月刊》、《矛盾》等刊登近百首海涅诗歌。朋其译的34首出自《抒情插曲》和《还乡曲》的诗歌。作家李金发译的《归来》、《北海之诗》和《海涅的散文诗》译笔“俊逸和瑰丽，确非普通译者能及”。④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二章，林焕平译《我的痛苦和我的悲叹》、《等而熄灭了》、《城镇恐怖时代的回忆》，林林译《《赞歌》、《决死的哨兵》和《织工》都为海涅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如《诗创作》、《文艺阵地》、也为海涅的政治时事诗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抒情诗歌和时政讽刺诗并存的局面”。 “海涅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革命者的身份而非咏情诗人的姿态现身中国。”⑤海涅的形象从“抒情诗人”转变为“革命者”，直接原因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在这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更偏重于政治、道德、教育启蒙等方面的内涵”。⑥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要有“社会化倾向”，文学要“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海涅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诗篇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海涅也被赋予了战斗诗人的形象。

1.2 近期译介

1954年，冯至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译本中指出，这部作品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⑦此后，冯至又相继出版了多部海涅诗集译本，1958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962年《海涅诗选》（收录《抒情插曲》、《归乡集》、《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新春集》、《时代的诗》、《故事诗集》等67首诗歌）涉及爱情诗和政治时事诗。1957年，吴伯萧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⑧20世纪50年代钱春绮也翻译了《诗歌集》、《新诗集》和《罗曼采罗》。70年代以后海涅的政论作品和散文译本增多，1974年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玉书译《论浪漫派》。80年代是海涅译介的高峰期，接下来的20年间，有近30本诗歌集译本出版。诗歌以外的作品也得到了充分译介，如薛华和海安合译《论德国》（1980年），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1981年），《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88年）。大量诗歌的重译足以说明海涅在中国的地位。从2000年到2012年有34本海涅作品出版，几乎涉及海涅所有作品，较系统的有张玉书的《海涅文集》（四卷本），《批评卷》包括多篇文论，如《论浪漫派》、《论法国画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等，它们为研究海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小说和戏剧杂问卷》收录了《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浮士德博士》、《回忆录》、《自白》、《卢苔齐娅》等小说和政论文章。《游记卷》收录了《哈尔茨山游记》、《思想·勒格朗集》、《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场》、《卢卡城》、《英吉利片段》等。在游记中海涅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的鄙陋状况”。⑨《诗歌卷》中收录了《诗歌集》中的《青春的烦恼》、《抒情的插曲》、《还乡集》、《〈哈尔茨山游记〉组诗》、《北海集》，《新诗集》和《新诗集》中的《新春篇》、《杂咏》、《浪漫曲》和《时代的诗》，以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罗曼采罗》等爱情抒情诗和讽刺社会现实的时政诗。这一时期译作多为诗集或文集，展现了海涅作为诗人、思想家、评论家的才情。

2 海涅研究

随着海涅被介绍到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论著。198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海涅学术议论会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33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海涅的抒情诗，游记和散文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展开讨论，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海涅研究》中。在《海涅，席勒，茨威格，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中张玉书撰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等文章，介绍了海涅在宗教、哲学、艺术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杰出成就。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海涅研究的大事件。学者围绕“作为作家和诗人的海涅”、“海涅及其同时代人和后人”、“语言大师海涅”、“海涅的人格”等主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⑩2007年，在《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张玉书分析海涅在《卢苔齐亚》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即艺术家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 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中国人对海涅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读者打开了海涅思想家的一面，使海涅在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

3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以后会接受各种读者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这里所提到的读者不仅包括译作的读者，还包括承担桥梁作用的译者。译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读者”。 译者由于个人或社会政治因素对海涅作品的选择，使海涅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初期多为零星的诗歌翻译或选译，诗歌大多反映爱慕之情和失恋之苦，海涅成为了浪漫抒情诗人的代表；第二，30年代和4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并存，海涅被塑造成了革命诗人的形象；第三，建国以后，海涅的诗歌、散文、政论文等多体裁的作品都得到了译介，并且被不同译者多次重译，掀起了海涅热潮；第四，伴随着海涅作品译介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涅诗歌以外的成就，海涅作品中蕴含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得到重视。

注释

①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②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120.

③ 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2：55.

④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3.

⑤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2-123.

⑥ 王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30-31.

⑦ 海涅.哈尔茨山游记[M].冯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111.

⑧ 海涅.波罗的海[M].吴伯萧，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19-131.

⑨ 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⑩ 王晓钰.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J].诗刊，1997（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