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世界贸易形式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06-06

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

――“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62.50％)，但已高出NAFrA 6个百分点。同时从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NAFr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

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NAFT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FT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FT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一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目前rr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品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篇（2）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救济措施 战略性 政策

Key wor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lief measures strategic policy

一、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归根结底,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体系中,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然而,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提高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关税大幅度降低,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篇（3）

一、2009年世界贸易走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球需求因素

与上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只是一个同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需求都在下降。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当前的贸易大幅下滑主要是全球需求的萎缩造成的。然而，从当前情况看，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收缩阶段，据同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下降1.3％，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也分别预测将下降1.7％和2.7％。南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也持续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美国和欧元区今年经济将分别下滑6.2％、2.8％和4.2％。另外，实体经济增长也缺乏后劲。据世贸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投资额下降了13％，2009年1--3月的投资总额与2008年相比也已下降了19％。因此，实体经济增长由于严重缺乏后劲也会导致贸易滑坡。总的来看，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2009年全球贸易从全球需求方面回暖的机会不大。

(二)贸易融资因素

除全球需求之外，贸易融资显然也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即在有需求的情况下，由于融资困难也会抑制贸易恢复。据估计，目前国际贸易大约有70％都是通过贸易融资进行的，因此，贸易融资将直接影响世界贸易的变化。当前由于金融危机流动性短缺导致跨国公司母公司资金回流、对外投资减少和银行谨慎等因素使各国贸易商融资困难，贸易量大幅下滑。世贸组织预计，当前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1000亿美元，与4个月前相比，全球贸易融资短缺额增加了3倍；而世界银行则更悲观地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融资的需求预计会增加到1.3万亿美元，鉴于资本流量减少，将导致2700--7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尽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相继启动贸易融资计划，但考虑到这些计划实施需要的时间、融资规模和融资方式等因素，融资困难短期内难以解决。所以，2009年贸易融资困难仍将是制约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保护因素

即使产品有需求并且可以获得贸易融资，贸易仍然有可能受到保护主义阻碍。据世界银行统计，尽管去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保护主义，但自那时起，该集团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还不包括许多已经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的事件。比如，去年下半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措施快速增加，去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前年增加了15％；最终被认定为倾销并课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数增加了22％。其他还包括各国出台的倾向于拯救本国企业的金融和行业救援措施、限制雇用外国劳工的措施等。虽然许多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可见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的萎缩，延长经济衰退的时间。

篇（4）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争议，但是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Feenstra等(1998)认为，产业转移和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闻等（2000）认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两国国际贸易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石磊等（2004）认为，中美两国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5）在其研究中对1995―2003年中美贸易差额的数据进行统计调整，并考虑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口和服务贸易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已非常接近。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逆差的规模上，对于失衡原因的探讨也主要局限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笔者认为，只有把中美贸易失衡放到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层次原因，方可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将尝试在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分析。

二、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

中美贸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分工的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形成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4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远在发展中国家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微乎其微。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服务贸易总额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都有比较大的顺差，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逆差的状态。总体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部门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商品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服务贸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正在由以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制造业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而且这一变化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有继续强化的趋势。我们在考察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的经济背景。

（二）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最早由Deardorff(1980)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Hindley等(1984)对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对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做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

假设两国经济中均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C）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美国（U）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可跨国界流动，劳动则不可。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生产者服务，如管理咨询、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它们也是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者服务和一般商品一样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条件下，美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美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中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1)式给出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中美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实，(2)式、(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美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中美双方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美国在资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美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商品Y。这可能稍有些费解。这里的资本包括生产者服务，因此，将(2)式、(3)式理解为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就豁然开朗了。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科技强国，资金实力雄厚。高度发达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要素极为富裕，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左右。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实力严重不足。由于现代服务业大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决定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人力资本要素。美国拥有上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如果说有比较优势，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少数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如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等）。因此，若中美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美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中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中国则没有这般幸运，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美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三、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中美贸易平衡的理论可能性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必然是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因而，对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探讨应该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笔者参照Melvin(1989)的相关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中美两个国家（分别用C和U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中美两国分工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模型的基本假设同上所述。另外，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国资本要素，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者服务出口到他国以参与他国的生产，即为服务贸易的发生。

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美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美双方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美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美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中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美国在QU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HT7]UB单位Y商品，进口BC[HT7]U单位X商品，并在C[HT7]U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HT7]UBC[HT7]U。同时，中国在Q[HT7]C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HT7]C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美国相同。中美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国以为中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美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美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HT7]K从Q[HT7]U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美国从中国获得DC[HT7]U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中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HT7]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HT7]C点消费。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美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资本要素，同时进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资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们这里进一步假定商品Y和资本要素K是可贸易的，同时商品X不可贸易。如图1所示，美国将一定量的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以用于中国的国内生产，由于美国国内资本要素随之减少，故其生产点沿着罗勃津斯基线R[HT7]K[ZW（]随着一国国内某种生产要素的改变，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亦随之外展或内缩，但向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移动的幅度更大。相对价格线与不断变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的轨迹即为罗勃津斯基线（R线），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详见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动至G点，作为回报，美国获得C[HT7]UG单位的商品Y，从而消费在C[HT7]U点得到满足。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X商品和Y商品，并将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国以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消费均衡亦在C[HT7]C点得以实现。两国贸易均衡再次实现。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美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中国受制于要素禀赋因素，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美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美方先行选择的掣肘，现实中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处处设限可为证明。

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中美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若只单纯考虑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均未涵盖服务贸易），美国自然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在理论上，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及进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在对华商品贸易中若持有逆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中国对美商品贸易若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贸易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调查局的报告，在跨境服务贸易中，自2000年开始，美国对华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5年扩大到了25.73亿美元。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漏登，缩小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规模，从而也就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难发现，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远超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规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贸易没有如理论预想的那样实现总体平衡呢？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说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造成的贸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的贸易转移以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等无疑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服务贸易项目和商品贸易项目的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关税减让承诺进行降税，至2007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关税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开展合作，两国商品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后，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其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就中美两国来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短期内难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以高额的贸易逆差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但是，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诺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在入世议定书中，中国针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做出承诺的比例达55%，仅次于发达经济体的承诺比例（64%），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承诺水平（16%）。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总的来说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陆续开放。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国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于贸易互惠原则的。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更多顺差的愿望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但是，也不能据此断定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无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国真的有意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根据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国只需减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为限制，消除贸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较优势增加对华出口即可。至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虽然不能完全

视为缘木求鱼，但根据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断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 语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多种解释，如两国储蓄率的差异、贸易统计体系的不同、相对价格扭曲问题以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导致的产业转移等。这些因素都从某个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给出了解释和说明，但仍难免使人有种意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如把中美贸易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剖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双边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即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失衡。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相对较高的承诺水平，中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更无法达到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贸易框架内，美国如果放开对高科技等产品出口的限制，则可以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来减少其对华贸易的逆差。

参考文献：

海闻,芬斯阙,胡永泰 等. 2000. 贸易逆差的差异［J］. 国际贸易(3):21-25.

沈国兵. 2005. 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J］. 经济研究(6):82-93.

石磊,寇宗来. 2004. 美国的贸易逆差及中美贸易摩擦成因探析［J］. 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4）:23-27.

[JP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06.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06［R］. fwmys.mofcom.省略/aarticle/ag/200701120070104325830.[JP3]

DEARDORFF A V. 1980. The general validity of 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941-957.[JP][HT6SS]

FEENSTRA R C,HAI W,LEWIS F,et al. 1998. The U.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its size and determinant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6598.[JP3]

FUNG K C, LAU L J. 1998. 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how big is it really ［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3:33-47.[JP][HT6SS]

FUNG K C, LAU L J. 2003.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1995-2002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4: 489-496.

HINDLEY B,SMITH A. 1984.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in service ［J］. World Economy, 7:369-389.

MELVIN J R. 1989.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 a HeckscherOhlin approach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180-1196.

[JZ][WT3HZ]The SinoUS Structural Trade Imbalance:

[JZ]An Analysis Based on HeckscherOhlin Model

[JZ][WT4"BZ]ZHENG Hui1,2 ZHANG Jie1

[JZ][WT5BZ](1.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JZ]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责任编辑 彭 江）[HJ]

[HS2][CDH02344]

[HT5”H]（上接第17页）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1.Au Hui′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Academy,Hefei 230001;

[JZ]2.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篇（5）

1、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贸易集团是欧洲联盟。

2、欧洲联盟（德语：Europ?ische Union，法语：Union européenne），简称欧盟（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创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该联盟现拥有27个会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

3、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12年，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摩托车工业作为我国的传统工业强项，在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具有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特点，对于我国的钢铁、电子、石油和橡胶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摩托车市场主要分为了三大层次，排气量为50ML以下、50ML-250ML和250ML以上的摩托车，即微型便携摩托车、经济型摩托车和运动豪华型摩托车。而意大利、中国和日本分别是这三类摩托车中的主要制造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世界市场局面。但从目前摩托车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意大利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日益增高从而将主要产品市场集中于欧洲等发达国家，特别是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排气环境规格的地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日本具有良好的技术优势和成熟的世界市场销售网络，以及目标市场直接设厂经营的成熟模式，其优势地位将有望继续扩大。而我国通过引进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海外投资设厂的成功尝试，具备同日本一较长短的实力。根据国际贸易市场数据显示，我国的摩托车出口数量稳步增长，已经成为第一大摩托车出口国家。目前我国摩托车出口充分实现了自主品牌生产出口，例如宗申、隆鑫、中裕、金城、力帆、南方轻骑和建设等中国知名品牌在海外市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目前摩托车出口和诸多生产制造行业一样，其生产制造模式主要分为了签订合同、原材料和配件购入、生产制造、海外发货和售后服务五个环节。但货款的支付进度却与其生产制造模式不相匹配，目前主流的支付方式如下表：

可以看到摩托车产品出口时，大部分货款在海外发货环节进行支付，其中绝大部分交易在出口摩托车后即期支付，余下的部分交易通常采取发货后进口商以延期支付的形式支付。针对这样的销售特点，目前主要的支付方式可以分为四种：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摩托车出口贸易的多环节和分阶段的特性，摩托车出口商在销售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占压，其销售回款在出口后需要在摩托车到港或摩托车销售实现后才能正常回收。此时通常会花费去几个月左右的时间，使得出口商面临着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和进口经销商违约的信用风险。对于一些资本金不足的摩托车制造商和规模较小的配件或贸易商，有限资金的占压将会严重影响其后的订单生产。在通常的贸易实务下，进口商还可能因为欺诈套汇等原因恶意拒绝接货，此时出口商将面临无法收回货款的风险。进口商也在全额付款收货时刻承担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2、结构性贸易融资技术对于摩托车出口的适用性

为了分析结构性贸易融资技术可否有效地解决摩托车出口融资问题，本文将以具体的贸易融资案例为场景，进行可行方案的尝试性设计。

2.1、摩托车出口贸易融资范例

2012年2月3日，我国大型摩托车制造厂商A公司与非洲某国摩托车海外经销商B公司签订了10万辆双冲程摩托车出口贸易合同，货物单价为295美元/辆，合同总金额为2950万美元，预定一次性发货，合同规定的最后发运日期是2012年8月3日，采取海运和陆运联合运输方式，货运条款为CIF，运期定为2个月。销售条款为签订合同时，B公司提前支付30%货款，共计美元885万美元；余下款项将于货物到达目标市场实现销售后结清，通常情况为6-7个月，故合同规定的支付方式为托收项下的付款交单（D/A）。

在该贸易场景下，大型摩托车制造厂商A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收到了30%的货款，也就是说A公司垫付了70%的合同货款，约2065万美元的资金，直至货到港并实现销售时，最短也是2013年2月3日，也就是说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该短期的贸易融资需求可以通过短期出口信贷来实现。因为摩托车属于机电产品，故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大型摩托车制造厂商A公司的该笔业务提供融资，同时也必须获得进口商B公司的银行提供的担保。提供的信贷金额总计2065万美元，期限为1年，具体的信贷产品可以多样化，接下来的各结构性贸易融资方案将进行基于ROE的横向比较。

2.2、资金缺口识别和定量分析

按照摩托车出口贸易流程可以被划分为大致签订合同、原材料和配件购入、生产制造、海外发货和售后服务五个环节，那么在该贸易场景下，各个环节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下表进行展示：

在目前情况下，该出口商A公司还将面临1年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主要原因是国际汇率市场和国内利率市场的剧烈波动。

2.3、结构性贸易融资方案的设定

2.3.1、可供该融资方案选择的融资工具

目前针对摩托车出口市场的四种主流交易模式――信用证（L/C）、电汇（T/T）、托收项下的承兑交单（D/A）和 托收项下的付款交单（D/P），各大银行能够使用的融资工具并不多，且只能针对特定的贸易流程。下面将以摩托车出口业务从合同签订时间点开始，列出相应的融资工具，从融资比例、融资期限、适用商品、结算方式和有无业务追索权等方面，对相关各种贸易融资工具进行综合比较。在银行具体实施贸易融资方案设计时，可以从中选取相应的融资工具和风险缓释工具来构建特定贸易场景的融资方案。

2.3.2、结构性贸易融资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银行在可以从多种贸易融资工具和风险缓释工具中组建出多种贸易融资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方案一：出口订单融资+出口托收押汇+外汇卖出期权+短期出口保险和国内贸易保险。操作流程为：（1）出口商A公司同进口商B公司签订贸易合同并支付定金；（2）出口商A公司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险和国内贸易保险；（3）出口商A公司向所在地银行申请出口订单融资，银行根据其资信情况和短期出口保险向其提供贸易融资；（4）出口商A公司购入原材料等进行生产，并按期发货，获得贸易单据；（5）出口商A公司凭借着发票和运单等贸易单据向出口地银行申请出口托收押汇，用以替换到期的出口订单融资；（6）B公司通过银行允许销售货物后资金归集于指定账户；（7）银行收到B公司全部销售回款后扣除出口订单融资本息后，将余款划入出口商A公司。

方案二：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保理+短期出口保险。操作流程为：（1）贸易双方签订贸易合同，B公司作为买方提前支付定金；（2）出口商A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险；（3）出口商A公司开立低保证金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国内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购；（4）出口A公司完成摩托车制造后装柜出港，获得全套单据。（5）出口A公司向银行申请国际保理，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地转让给银行，再用相关款项用于支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同时由于不存在远期收汇的问题，故不必采用外汇卖出期权。

方案三：国内信用证+应收账款贴现+外汇卖出期权+短期出口保险。该方案的具体操作程序为：（1）A公司同B公司商定条款，签订合同并支付定金；（2）摩托车制造商A公司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险；（3）A公司向出口国银行申请授信，以低保证金开立国内信用证，用于支付国内原材料和配件货款；（4）摩托车出口商生产完毕后进行装船发货，获得相应的单据；（5）出口商A公司通过应收账款贴现获得资金用于偿付到期信用证；（6）出口商同时应购买外汇卖出期权以防范远期收汇风险；（7）银行通过海外银行获得进口商的销售汇款后，扣除贸易融资本息后将余款划回客户帐户。

方案四：存货融资+票据贴现+外汇卖出期权+短期出口保险和国内贸易保险。该方案的执行步骤：（1）A公司和B公司就摩托车出口达成协议并支付30%的货款；（2）A公司就该项交易投保短期出口保险和国内贸易保险，并依靠国内贸易保险的付款保证进行原材料和配件采购；（3）A公司完成订单后向海外发货，并要求进口商履行票据承兑手续。A公司再向出口国所在地的银行申请票据贴现，款项用于归还存货融资款；（4）此时A公司购买外汇卖出期权以应对外币汇率大跌的情况；（5）B公司实现销售后付款，出口地银行收回后扣除贷款本息后将余款归还给A公司。

方案五：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货币互换+短期出口保险。本方案的履约步骤分别是：（1）A公司和B公司签订摩托车出口合同，B公司支付30%的货款；（2）A公司向出口方银行申请出口卖方信贷；（3）B公司通过进口方银行出具的保函，向出口方申请以A公司和B公司合约为基础的出口买方信贷；（4）出口方银行分别向出口方和进口方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以及提供货币互换的服务；（5）A公司用信贷资金购买原材料和配件进行生产并发货；（6）B公司用出口买方信贷支付货款，待实现销售后归还出口买方信贷；（7）A公司收到货款时，如果结汇时汇率不利，货币互换业务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以上五种贸易融资方案均能够很好地解决摩托车出口贸易项下的进出口融资需求，但是各个方案仍然各有各的的侧重点。方案五能够很好地利用国家信贷支持来开展外贸业务，重点适用于国家鼓励出口产品和重点扶植企业出口；方案四可以很好地利用摩托车零部件赊销后延后付款的宽容期，并充分利用存货来融资，可以有效解决部分企业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方案三和方案二均是出口企业利用较少的保证金来得到延期付款和融资的目的；方案一则可以将融资时点向前推至合同签订初期，能够解决部分原材料或配件商要求现款交易时的资金短缺问题。各摩托车出口商可以根据实际贸易交易的特点来选择符合其要求的融资方案。

参考文献：

[1]龚川.南方摩托的非洲出口战略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

[2]李波.重庆摩托车出口东南亚国家的前景及对策分析.四川兵工学报2003（4）：44-46

篇（7）

立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办事讲效率、工作讲质量、行政讲成本的意识，勤俭节约、自觉节能。切实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各处室进一步强化工作人员时间观念和岗位意识，坚决纠正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行为。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

二、抓制度、明责任。制定针对性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抓手，逐步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进一步建立健全节约型机关建设长效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处室要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能和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切实把各项资源节约工作的措施落到实处。分管领导负总责，各处室负责人具体负责，把资源节约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抓考核、重长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考核机制，将资源节约责任和实际效果纳入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职工考核体系中，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局机关内部建立定期统计分析制度，按期准确地统计本单位办公用品、水、电、车辆使用等资源消耗的数据，监督机关内部资源消耗情况，针对消耗大的问题，及时总结，提出办法。

四、抓落实、促成效。从1月份开始，从以下七个方面开展建设节约型机关活动：

（一）节约用水。节约每一滴水、人走水停，随手关好水龙头，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严禁跑冒漏滴，坚决避免长流水现象的发生。

(二)节约用电。节约每一度电，在自然光照较好的条件下，要尽量少用照明灯具，最后下班的工作人员要自觉及时关闭电源。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用电设施在下班时要及时关闭，并尽量减少待机时间。严格控制办公室空调温度，做到夏季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高于20摄氏度；空调房间要随手关闭门窗。办公室无人办公时做到不开灯、不开空调，杜绝能耗空放现象。

(三)节约用材。要重点做好节约用纸工作。打印机支持双面打印的，要尽量使用双面打印。加大局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个人邮箱系统。减少纸质文件发放量，各类文件处理能在局域网进行的，不发纸质文件；简报类、通知类、告知类文件只发电子文件。减少文件复印量。移动硬盘、U盘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节约每一支笔，提倡钢笔书写，一次性笔尽量少用或不用。规范办公用品购买、申领、登记制度，严格控制发放数量，每半年公布一次办公用品申领情况。

（四)节约用车用油。加强车辆调度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般性公务活动时，尽可能乘坐公交车，参加同一活动的人员用车尽量集中，统筹安排，尽量不要分别派车。公务车在使用前，控制好开启空调预冷时间；在非使用状态下，公务用车不得开启空调。驾驶人员要注意维护好车辆，保证行驶安全，提倡驾驶员自己清洗车辆，每季公布行驶里程和百公里耗油数。严禁驾驶员私自出车，不经各线分管局长与局办公室同意，视为出私车，驾驶员负相关责任。

篇（8）

【正文】

《创造》一文创作于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曾在《回忆录》写到：“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可见茅盾对于政治的看法深刻的影响了作品，因此，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也会打上时代政治的痕迹，他们的冲突也是社会矛盾的缩影。另外，茅盾作品中有系列时代新女性形象，《创造》中的娴娴也是其笔下的时代新女性，因此也具有茅盾笔下时代新女性的特点，尤其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相关。

一、父权制与政治

波伏娃在《第二性》写到：“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的一种人类。”可用“父权制”来概括，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男性乃至整个社会歧视的现象。从理论源头上讲，父权制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用来描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的权力。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父权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指社会中男女地位不平等，且男子居绝对主体地位，女子处于次要客体地位。但实际上它有双重含义，即年老的男性有权支配青年男性，男性有权支配女性。

在《创造》中，君实是娴娴的创造者，他自视对娴娴拥有绝对的占有权，这是君实父权制思想的体现。娴娴从一开始就是他实现理想，用来证明自己的工具。他在过去两年完全统治占领了妻子的思想，他煞费苦心地把娴娴不爱政治、乐天达观、娇羞恬静的性格完全改变，往她脑海里灌进所有自己认为好的、正确的想法，把娴娴创造成留心政治、现实，落落大方的女子。

父权制创造下的娴娴是女儿，是妻子，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所说，“女人是被建构的”是男性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竖立了他者”的“他者”。娴娴从来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和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拥有平等地位的人。在君实眼中，她就是一个被凝视的“他者”。

二、女性和政治

被看的“他者”娴娴，在思想得到解放，投身政治之后，开始渐渐掌握了话语权，从边缘的地位走到自己人生的主体地位上。她“最初不喜欢政治，连报纸也不愿意看......是没有政治头脑的遗传的”，从原本认为政治毫无意义，没有独立意识的女孩，变成了留心各国政治，走上了政治的路的时代新女性。娴娴的政治思想从“中正健全的，合法的”政治观念转变为激进的革命观，对政治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刻了。经历了思想重组的娴娴，在李小姐的引导下真正走上政治之路，成为了行动派。

被引导上政治的娴娴变成了怎样的形象呢？她刮去有着封建等级色彩的“丈夫”二字，桌上放着《妇女与政治》的杂志，要求强烈的刺激，结交了李小姐参与政治活动，不再愿意听自己是按照理想创造的话，“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曾经温柔服从丈夫的妻子变成了追求平等，思想独立，要求参与政治的新女性。尤其是娴娴最后的离家出走般的宣言，仿佛娴娴已经实现了女性独立。但文中有几次隐喻了娴娴的政治出走和成长也许会遭遇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娴娴身为女性的社会性别，因为社会性别导致了她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如君实所言，“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嘿！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

女性这个社会身份使得娴娴在《创造》中同样居于权力被剥夺，被统治、支配的客体地位。盖尔・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说道“社会性别制度并不是脱离历史的、人类幻想出来的东西，它们是人类历史的产物”，社会性别制度就是以男性为核心的，是由社会、历史、文化意识所建构起来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之上的。

茅盾在《创造》中让女性参与到政治中，又表现出女性投身政治的困境，不禁让人娴娴最后是否能够真正谋求独立，投身革命？此外，文章在表现女性与政治的关系时，巧妙的从君实与娴娴在房中所占空间大小来隐喻。原本家里应该是君实占绝大部分的空间，而现在除了南窗下的书桌，“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这个世界既是指家庭关系中女性渐占有主动权的世界，同样也指现实社会中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分工的世界。可以说是政治给了娴娴一个出口，让她走入了社会，成为了自己，也成为了社会的一员。而固步自封、脱离实际世界的君实，他的领土在现实面前正在一点点丧失。原本就是因为这个动乱的世界无法为他创造理想的人和世界，他才自己去创造。而如今，现实仍旧逼迫他回到现实。《浮出历史地表》一文中，指出“女性成长的标志之一是女性肉体的醒觉，其二是她们确立了对男性的深刻怀疑。”娴娴被创造的过程也是她慢慢成长的过程。“落落有名士气”的娴娴开始敢于表露自我欲望和正视肉体需求的转变，甚至“青出于蓝”，有时都让君实有些不好意思，这是娴娴成长的表现之一。另外，她对于君实开始产生了怀疑，不再是一味的全盘接受君实的想法和要求，她会反驳，会不愿意听，会摔门而去。娴娴抵抗父权制话语霸权的言行，是她成长的表现之二。

篇（9）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193－02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遵循传统比较优势原则，利用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甘肃省仍是我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与发达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的趋势。究其原因，除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外，也与现有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不能完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有关。

一、贸易方式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按照传统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应主要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按照这种国际分工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将变得非常艰难。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扩大、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贫困化增长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审视、反思并分析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模式、贸易方式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力图打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局面，将目光投向动态比较优势，以确立与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的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结构。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的不断积累，该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该国的贸易方式、贸易规模、贸易流向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拉动该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因此，贸易方式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转型升级关系，而要形成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两者的相适应性，即该国贸易方式结构的构建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存在相互促进、相互拉动的关系。

二、甘肃省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现状分析

甘肃省进出口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总值中仅占较小的比重。如表1表2所示，甘肃省加工贸易出口额从2001―2006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渐减小，一般贸易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而同期作为全国主要贸易方式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却一直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2以上，而这种贸易方式却占了不到甘肃省出口总额的1/3。加工贸易制成品实际上只是在我国组装加工的外国产品，我国企业承担的只是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简单加工装配环节，而附加值高的环节大多都由外资企业掌控，许多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绝大部分贸易利益被国外公司所分享。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有逐渐超过加工贸易出口额并成为主要贸易模式的趋势。而由表1可知，甘肃省出口贸易方式与全国贸易方式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东中部发达省市走的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贸易发展之路。最初通过发展一般贸易出口初级产品换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品，然后通过引进国内短缺的资金和技术，形成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当资本、技术得到一定量的积累后，部分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就会进行技术模仿创新，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开始向一般贸易转变，最终形成以一般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而从甘肃省贸易出口额和进出口贸易商品种类可知，尽管一般贸易是甘肃省主要贸易方式，但这种贸易方式是低层次的，与我国部分省份较高层次的一般贸易在商品内容上有着质的差别。

三、甘肃省贸易方式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限适应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进出口贸易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无论从总体规模上还是内部贸易方式结构上来看，都不能满足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其贸易方式结构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非常有限。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甘肃省应提高一般贸易的层次，进口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本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时，注重吸引外资，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来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实际上，甘肃省一般贸易出口主要以粗加工的硅铁为代表的贱金属及其制品，很少涉及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则主要为非合金铝、非合金镍等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低层次的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过大和加工贸易在低端市场的缓慢发展，既严重阻碍了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不利于甘肃省贸易方式结构的优化和资本品的积累。“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型企业的大量存在和快速发展，既污染了环境、耗竭了资源，又造成了暂时的GDP增长，诱导投资向初级产品或原材料市场发展，而对矿产品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密集使用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调，从而又恶化了贸易方式结构，最终形成了贸易方式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限适应性关系。因此，要打破贸易方式结构与甘肃省产业结构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关系，必须着眼于甘肃省经济发展现状，构建有利于促进甘肃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贸易方式结构，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四、甘肃省目标贸易方式结构的构建

甘肃省现有贸易方式结构既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甘肃省应正确处理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关系，着力构建有利于甘肃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贸易方式结构，有利于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和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加快建立的国际分工模式，不断提升甘肃省的产业竞争力和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首先，提高一般贸易企业的产品层次和技术含量，努力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几年，全国部分省市一般贸易额已超过加工贸易额而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同时，国家也开始逐步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面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甘肃省一般贸易企业应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严格控制“两高一资”型企业的规模，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提高一般贸易进出口商品的层次，增加收益。同时，保证一般贸易在生产经营上享有与加工贸易同等的待遇，给予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一般贸易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政策导向作用引导资金转向较高层次的一般贸易生产，提高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我国开始逐步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向更高层次的升级换代，并最终进入贸易方式的第三阶段即高层次的一般贸易阶段。但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以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和企业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为基础的，而甘肃省由于仍处于低层次的一般贸易阶段，加工贸易企业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充分。因此，甘肃省应优先支持加工贸易发展，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层次，缩短加工贸易阶段的发展时间，通过加工贸易引进甘肃省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技术等资本品，引导外商投资流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部门，通过技术扩散和渗透效应，逐步实现这些产业的本土化，为高层次一般贸易的发展积累力量。具体来说，甘肃省可以利用国外第二资者更多地把资金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将优惠政策更多地倾向于污染少、附加值高的加工制造业，努力扶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并重点培植部分石化、机械设备等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甘肃省商品进出口结构的转变，为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篇（10）

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动力加速向“内”生转变，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纷纷调整发展策略，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从我国现有消费率水平看，明显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差10-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消费率相比，相差近40个百分点，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而且潜力巨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进行调整，重心从投资和出口逐步向消费转移。国家宏观政策为商贸发展营造了新环境。

2010年经济工作部署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调整结构，突破口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城镇化将成“十二五”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宁波的情况看，城镇化水平正处在向上跨越的关键时期，农村消费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消费增长水平越来越逼近城市，去年余姚农村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城市。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国家在2009年开展了家电、汽车下乡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而宁波农村市场的政策效应更加突出，“家电下乡”共售出家电13.8万台，销售额达2.87亿元，销量稳居全省各市之首。说明宁波农村市场已经在全国率先启动，这将成为宁波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最具活力的生长点。

宁波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0000美元。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宁波居民消费已经基本完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宁波消费需求升级正在为商贸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此阶段的消费率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上扬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去年，宁波汽车类商品销售持续旺盛，全年限额以上批零业中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239.5亿元，增长31.2％，增速同比提高29.5个百分点，汽车消费的井喷式爆发，正是宁波消费需求升级的一个明显信号。

世博会被称为“经济领域的奥林匹克”。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不仅给上海带来加快建成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机遇，也将为其周边的城市加速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宁波将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各项活动，包括滕头进入世博会“城市最佳生态实践区”展示、承办世博会首个主题论坛、举办世博会宁波“友谊日”活动、镇海后大街社区入围“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举行世博会宁波宣传周等，展示宁波城市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世博成果。

新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应对危机，都加大政府拯救力度，但大规模财政投入和超宽松货币投放，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对此，各国已开始减少政府投入、收紧流动性，企业和市场自主恢复的压力加大，复苏的步伐可能延缓。此次危机是全球“需求―供给”结构失衡的总爆发，要完全扭转这种结构性矛盾，需要各国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调整，这将是一个较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国内看，经济虽总体回升向好，但基本面尚不稳固。国家推出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确保了保增长目标的完成，但并没有改变我国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潜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形势的暂时好转而消失，相反，它们很有可能在危机后的某个阶段里加剧。在全球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我国依托外贸出口、经济“大进大出”式的快速增长模式受到制约，难以持续，但要真正实现由外需向内需拉动转变，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又任重道远。

为了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密集的刺激消费政策，财政资金也从各方面给内贸工作给予贴补。在政策的刺激下，去年宁波的汽车、家电、住房等方面的消费强势上扬，形成了近年来的一个消费波峰。2009年宁波社零之所以能达到15.9％的增幅，正是得益于汽车消费的大幅增长，从宁波社零的构成看，汽车的销售额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这些耐用品消费使用周期长，更新换代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刺激效应将逐步递减，特别是汽车和住房相关优惠政策退出后，消费能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最终消费占C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滑趋势，究其原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挤占大量即期消费空间，这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瓶颈。虽然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将重点调整公共财政支出方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购买力，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等，但这些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因此消费增长的制约瓶颈在短期也难以实现突破。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负债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并进入“再工业化”，增强生产能力，增加国内供给，这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全球总需求也呈萎缩态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弥补外需的不足，2009年，宁波率先提出了在全国重点城市设立宁波名品直销中心的拓市场思路，先后在南昌和重庆成功开设宁波名品直销中心，吸引了126家宁波知名企业入驻，销售额突破3亿元，成为宁波商贸服务生产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一大亮点。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各地把开拓市场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国内的区域竞争更加激烈，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将更大。

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