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典文学总集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篇（2）

《卫风・氓》经女主人公之口缓缓道来，歌谣中的所言的初时的甜蜜到婚后的痛苦直至如今的独自悲哀和愤懑，正如诗中所述恋爱时“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这般思念与痴情，婚姻中“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这般无情与残忍。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时而以比喻展开议论，如“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这些似乎像是在告诫女性，又似乎像是在讽刺社会的不平。

一、“弃妇诗”

对《卫风・氓》的主题解读，主流倾向大都将其划定为“弃妇诗”。古代文人首推代表便是朱熹《诗集序》曰：“此为人所弃，而自述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从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歌谣中女主人公是抱悔恨态度，自知自己之错而活该被弃而非怨恨丈夫，故被当下学者们作为将其划定为“弃妇诗”的依据之一。而笔者对此观点有所保留，若如此这般便是弃妇诗，那么朱熹所言的核心如何体现，不然为何朱熹不用“弃妇”而是“”？笔者认为朱熹的核心观点是诗歌确是弃妇所言，或许划定为讽刺之作更为适宜，讽刺女子不守礼义，私自婚配，自食恶果[1]。而当代学者的侧重点是女主人公哭诉自己被弃的悲惨命运，有怨恨丈夫、批判社会不平之意，如余冠英的《诗经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现行教材均认同此观点，解读中有同情女主人公的情感，同时也暗含着赞扬女主人公坚强、果断、敢于言论的精神在内。

二、“刺时诗”

“刺时之作”此观点在部分典籍中有明显指出。如《毛诗传》云：“《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u也。”。《诗故》曰：“《氓》，刺时也。何刺乎？刺奔者失身也。”再者《诗序广义》曰：“此《序》谓刺时，刺当时风俗之不善也。”故现代的学者们有将这些古人评论作为《卫风・氓》的主题解读的观点之一。笔者认为“刺时之作”这一主题是站在社会价值观层面上的探讨此诗歌意义和作用方面的解读，可以自成一派。所谓文学典籍，笔者以为若非作者有心有意注以此文目的，无论是读者还是学者都是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的，为己所用，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卫风・氓》或许在这一观点的解读下，成为了类似于《女诫》一类的教导女性的读物，只是《卫风・氓》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借女主人公的哀伤自诉，现身说法，以正当时处于混乱中的“不良”社会婚俗，如刘书芬[2]《诗中“氓”字释义》一文中就“氓”的释义，认为“氓”是从“亡”从“民”，“民”形“亡”声，“氓”字既有对文中男主人公氓的身份表述，是移民，这与骆全察的观点一致，认为男主人公是外来人，流亡者；又有对爱情、家庭层面上的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背叛与逃离。从中侧面道出时代的混乱，自然礼法会有所破坏，而作为当时维护并坚持礼法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来说，“子无良媒”、“秋以为期”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应受到阻碍和谴责。

三、“怨情诗”

“怨情诗”的代表为李全祥，在《也谈的主题及其艺术价值》一文中指出，《卫风・氓》是女主人公对丈夫的失望，对失去甜蜜爱情，对不平婚姻的怨情诗。正如陈金雄认为的，《卫风・氓》其实是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向世人表达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不一定会永恒[3]。在尚永亮《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文化关联》一文中也有提到，婚姻爱情中，男性常常与背弃承诺、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相关联，成为女性失去爱情、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

这一种的主题解读或许是文本本身浅层面的显性信息，能够作为教学中诱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极具意义的启发点，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现代婚恋观。但是笔者认为若是贸然将“怨情”作为《卫风・氓》的主题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若纯粹是为了怨情而作，那么或许也可以将其划为爱情诗，毕竟人生过程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爱情，只不过这是一首悲伤的爱情诗歌，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画面而已。同时也体现出了《卫风・氓》的现实主义风格。

四、“逐臣诗”

屈原的《离骚》使得部分学者开始从逐臣诗的角度尝试解读《卫风・氓》。在笔者看来，弃妇与弃臣确是有相同之处，但是是否《卫风・氓》的主题有这么的深层次的政治解读，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毕竟当下的过度解读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尚永亮在《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文化关联》一文中详细探讨了两类诗歌的特点，指出两类诗歌的异体同构。弃妇诗完全可以映射到君臣关系当中，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男性却因占有主导地位而专横地可以决定女性的命运这一点上，略同于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严格的等级观念[4]。虽然尚永亮并未在文中明确提出《卫风・氓》的主题就是逐臣诗，现存的文献中也尚未寻到该类的确切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解读为何不可，只是既然是以喻君臣，那么在教学中还得需教师与学生的相关的背景政治资料的搜集。

综上所述，以上便是《卫风・氓》六大主要的主题观点。《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而《卫风・氓》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目，教学中也是诗歌学习的重点，主题的探讨肯定是不容忽视的。该篇的主题探讨，学者们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在教学中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品读才好，这样才能品出古典文学的魅力与味道，深刻体会到其中所传达的审美趣味，丰富情感的体验。

【参考文献】

[1]徐成菊.《卫风・氓》之新读[J].青年文学家，2012（10）.

篇（3）

我爱莲，在梦中，莲站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吟诗作赋，粉红纱衣也随风摇曳．是那麽优美，动人．．．怪不得周敦颐写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D的佳句来．

人们爱她莫过于莲的高洁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星罗棋布玉立婷婷的荷花。粉荷垂露，盈盈欲滴；白荷带雨，皎皎无瑕；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妖羞欲语。再加上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好一幅迷人景色。

我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凝神思索，古人许多咏荷的诗句纷至沓来……是啊，荷花！多少人赞美过你，描绘过你，把许多美丽的名称赋予了你啊。荷花除了叫莲花外，还被称为菡萏、芙蓉、芙蕖、藕花、水芝、水芸、泽芝、水旦、水华、玉环等。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幻想“集芙蓉以为裳”。魏晋时的曹植以荷花的美形容过他理想中的洛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唐朝的李白曾以荷花表达爱情，他的《折荷有赠》写道：“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采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白居易则描绘了荷花不轻不慢，不容亵玩的品格：“蔷薇带刺攀应懒，菡萏生泥玩亦难。”另外，不少诗人或取其清新，或取其艳丽，写过许多秀丽如画的佳句。如杨万里的“想得薰风端午后，荷花世界柳丝乡”；苏轼的“荷背风翻白，莲腮雨退红”等。至于用荷花形容美女的也不在少数。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用荷花比喻男子。《唐书·杨再思传》载：昌宗以容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其巧谀，类如此，这是亵渎莲花的例子，千古以来，此事被人们传为笑谈。鲁迅曾借用这典故嘲讽某位文人曰：“难得莲花似六郎”。大概除了这一特殊的例外，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便都是歌咏荷花的了。这些歌咏不但散见于许多诗篇或其他作品中，而且专门给荷花“立传”的也不少。曹植写了《芙蓉赋》，把荷花推为群芳之首；

莲还可以宽胸利气、利水消肿、扩张血管、降脂提神。抗血栓与Ve缺乏症，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气味芬芳，服用安全，是比较理想的减肥保健饮料。（《中成药研究》三花减肥茶）

篇（4）

【摘要】《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基本体裁为四言诗；名词动词具象化；形容词摹声摹形；重章复唱的章法；重复中表现节奏；押韵形成诗歌节奏的音乐美；单音词表达多样化。

关键词 《诗经》、语言、特色

我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诗词曲赋，各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间三百零五篇诗歌。分成《风》《雅》《颂》三类。初三课文《蒹葭》选自《诗经》《秦风》。它是诗经中最优秀的篇目之一，反映出《诗经》很多方面的艺术特点，尤其在语言方面更具代表性。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深秋的季节，芦苇丛中，雾气茫茫，一个男子想追寻所爱的人，痴迷中看到“所谓伊人”一会立在水中央，一会立在水中坻，一会立在水中沚，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无限惆怅而产生幻觉。这首诗在语言方面表现了《诗经》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基本体裁为四言诗

人们熟悉的《诗经》篇目中绝大多数为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节奏感。如《蒹葭》全诗三章，每一章只有最后一句是五言，其余每句都是四言。再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还有《氓》《六月》《静女》等名篇都是二节拍四言诗。也有间杂多言的，如《伐檀》、《木瓜》《七月》等，但这些篇目仍然是四言为主体。四言诗构成了《诗经》的基本体裁。它们都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2.名词动词具象化

《诗经》中所用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它使诗的语言简洁生动且具有形象性，大大加强了语言的艺术效果。《蒹葭》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洄从之，道阻且右”让人们想象出小伙子要想与“伊人”相见，不论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总是困难重重，仿佛让人看到了如下场景：小伙子在芦苇丛中一会儿跑向水的上游，一会儿跑向水的下游，道路险阻漫长，地势高难攀登，而且还要绕很多的弯路，总是不能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使读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3.形容词摹声摹形

《诗经》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这一类形容词的使用量特别大。如《蒹葭》里“苍苍”、“萋萋”、“采采”。其他篇目里重言如夭夭、灼灼、霏霏、肃肃、翘翘、晰晰等，双声如参差、黾勉、踟躇等，叠韵如辗转、窈窕、崔嵬、逍遥等；再如，《伐木》里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鼓钟》里的“鼓钟锵锵，淮水汤汤”、《江汉》里“江汉浮浮，武夫滔滔”等。这些重言和双声叠韵的形容词，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用它们来描摹事物的声音与形貌，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4.重章复唱的章法

重章复唱是短章民歌常用的形式，这种形式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种套语不但是为了方便记忆，同时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如《蒹葭》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在《诗经》的305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在复唱中不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或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5.重复中表现节奏

《诗经》里的句子回环重复，形成节奏，易于唱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使人感到亲切，愉快。如《蒹葭》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关雎》一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这种交替重复中，表现出很强的节奏感，与人的感官产生共鸣共振，给人带来愉快与美的享受。

6.押韵形成诗歌节奏的音乐美

《诗经》的押韵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让学生掌握好押韵，也是理解古典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一步。押韵是字音中韵母部分的重复。按照规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就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节奏可以把涣散的声音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读前一句时预想到后一句，读后一句时回想起前一句。《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是隔句押韵，一般是押偶句韵，也有句句押韵的。《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霜”“方”押韵。《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鼠、黍、女、顾”押韵。读来犹如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音，整首乐曲可以由它贯穿起来。从此也可以看出《诗经》的语言形式服从于音乐美的要求。

篇（5）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from the "Book of Songs"

LIU Yingying

（Guangxi Vocational & Technic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most famous poems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st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The book of songs"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but its heritage of culture temperament and spirit of our nation， we become the cultural wealth of valuable.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the national spirit； realism

《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杰作，是汉语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代表着我国先秦文明的集大成的成果。《诗经》的主要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记录、收集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全面，为我国古典文学与传统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此外，《诗经》集中展示了先秦时期中国人民的朴素情感与真挚精神，为我们民族特质的延续和进步提供了范例。

1 《诗经》展现了浪漫开明、大度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堪称是先秦民间文化的发端之作，在古代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是独特而崇高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盛行一时，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以爱情诗为代表的《诗经》诗歌为人民集中展现了我国先民对自然、生活与未来的热爱，这是一种浪漫开明的精神和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此外，《诗经》的很多诗篇大气磅礴，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先河，为构筑汉民族大度包容、气象万千的民族气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这点来说，《诗经》为我们民族的气息找到了发源点，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诗经》中的名篇《国风・秦风・蒹葭》一诗，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浪漫爱情、淳朴情感的向往和憧憬，也从一个侧面投射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 《诗经》集中表现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情怀

《诗经》之所以伟大绝不仅仅先于那些浪漫主义的爱情诗歌，更重要的是因为《诗经》具备一种人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怀，可以激励更多的仁人志士为振兴民族和国家为竭力奋斗。在《诗经》305篇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用讽刺手法对封建主义制度、腐朽官员、不良现象的影射，也可以看到对穷苦百姓、下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所以，《诗经》中包含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夹杂其中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怀令人动容。在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进程中，《诗经》应运而生，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基本成书，所以《诗经》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显示出浓烈的时代特征，也彰显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

《诗经》中蕴含的朴素的卫国情绪与宗国情感，是那个时期的人们精神特质的依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熔炉。一方面，《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可以表现为对本国、本地的保护，对别国的抵御和战争；另一方面，《诗经》中以保家卫国、忧国忧民为题材的诗歌屡见不鲜，集中体现了我国民族发展早期民间爱国精神的变迁。所以，《诗经》的诗歌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创造，是民间文学的变化的产物，根植于那个时代、那种文化。

例如，《国风・邶风・击鼓》就表现了那个时期的人们为了保家卫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其中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等诗句，就表现了男人为了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为放弃家庭、妻子的场景，场面感人至深、让人潸然泪下。所以，《诗经》中类似的内容集中体现的爱国情怀是时至今日都值得发扬和传颂的。

3 《诗经》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情感与精神

《诗经》是先秦时期民间文明的展示，其中着力渲染了具备神话传说色彩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人类的发展状况等。《诗经》为人们的展示的则是一种自然属性下人的主导地位，引申开来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今天，我们强调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的时候，《诗经》中的人性化色彩仍然放射着光芒。很明显，《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已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感变化、日常劳作、爱情婚姻等为主要线索，其贯穿始终的就是“人性化”要素。也就是说，将人的生命、生活与成长作为诗歌创造的主要方向，是《诗经》的集中贡献，也折射出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对于其他对于的古代文明，比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古罗马的宗教文化等，我国的《诗经》始终以人的事务为创造主线，显示出了我们民族的人本主义气质与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提倡以人为本，着重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与精神动力，这与几千年前的《诗经》精神似曾相识，体现了伟大的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延续。

比如，《国风・卫风・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集中鞭挞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毒害和侵蚀，展示了弃妇爱情婚姻的悲剧场景，至今读来都让人思绪波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其中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体现了女主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的痛苦轮回；“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则是借桑叶的陨落碍事女主人的心情低沉与情绪的失落，其中的真挚情绪让人感动。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集中体现了《诗经》始终关注人的情感与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与写真主义的诗歌作品，为中华民族人性化精神的延续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在今天，我们宣扬《诗经》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依据。

4 《诗经》体现了积德行善、弘扬正义的民族精神

《诗经》具备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充满“正能量”，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诗经》对那些带领族人迁移定居、开发事业、抵御自然灾害，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祖先、民族首领等给予了热烈的歌颂。如《大雅》中的《生民》歌颂了后稷的诞生和发明农业、定居邵地、开创祭礼的丰功伟绩，《公刘》记述了公刘带领周人自邵迁幽、开始定居并发展农业的事迹。这些诗篇都把弘扬社会正义、展示民间劳动人民的能力作为主要对象，是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源点。

其次，《诗经》对现实生活中本领超群的能人及种种社会美德大加赞扬，如《卫风・淇奥》赞扬卫武公年过九十仍严于自律、善纳人谏；《豳风・狼跋》赞扬公孙的宽厚与仁爱；《风・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大兴农业、克勤克俭的美德……

综上所述，《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产物，也继承和延续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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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且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先秦文学开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就已经如影随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充当文学评论者的往往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先秦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儒、道思想。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文坛异常的繁盛，而诸多的思想家学说不但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还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汉文学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学评论的深刻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就是当时道教繁盛的典型影响之一。至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辨哲学的影响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是诗歌，其中又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最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文学发展，无一没有文学评论价值观影响的影子，如南北宋词曲的迥异风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学评论流派的影响。到了元代，随着尊崇佛道思想的兴起，文学出现了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平民的喜爱，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此外，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了新发展。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是一种民间戏曲。它结构宏大，形式自由，曲调柔婉悠扬，为南方民众所喜爱，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较著名。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为长篇传奇。这一时期，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较著名的诗人有刘因、赵孟 、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文学评论影响所导致的文学创作者思维的改变，古典文学在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有明显改变。

二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文学嬗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悠悠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也许只是其中一朵娇美的浪花，随着地势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汹涌澎湃。一切的变化都看似那么偶然、无意。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地推敲它的每一种变化，又会发现，任何的变化都是一种必然，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学派，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又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1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概况

（1）形式嬗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叶之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后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乐府，乐府诗发展到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诗则是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盛唐之后，词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自民间而起，渐成风气，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词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兴趣和关注。除了诗词之外，散文、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也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散文中辞藻华美，多用骈句，至后来骈文兴盛，传统散文式微，而逐渐产生赋。

（2）内容嬗变

文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内容也几经变化：《诗经》多描述生活、爱情，到后来《楚辞》开始，内容多见忧国忧民，诸子散文更是以治国、王道等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乐府诗、五言、七言诗的内容开始更为广泛，咏物、颂人、叹家国，包罗万象，词、散曲则更多的是娱乐意味，文学的功能也在内容的嬗变中悄然发生变化。

2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诱因

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会环境的变化，动乱、稳定、贫穷、繁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响，文学也自然会随之产生变化；以唐代诗歌为例，诗歌的发达，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朝代。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2、文学自身的积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变化。以魏晋文学的发展为例，秦汉以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的骈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所以才出现了魏晋文学。3、文学批评的导向。文学批评是在文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是二者间隔的时间并不长，文学批评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下就是对此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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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

（一）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儒道两家的学说附庸而存在，但是发展到了后来，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以儒家文学批评为例，从最早开始的“献诗讽谏说”与“观诗知政说”，直到后来的“知人论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会功用。而这些评论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张直面天下之忧乐，上约束帝王、下兼济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多重社会功能迈进。以陆机的《文赋》为例，他主张文学就应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却又同时要兼顾“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昭明太子编著的《文选》也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学批评的这种社会功用价值观，就一直渗透到了骨髓。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无论形势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思想始终贯彻其中，或者说儒家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批评，其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艺术功用

与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不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更多的是讲究“出世”，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只是哲学观在文学问题上的体现。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幻田园，还是对桃花源的无限憧憬，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宣扬社会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并无不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空前繁荣的唐宋两朝，也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而这两朝的诗词，艺术价值也远远大于社会价值。文学，正是在道家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回归真我，老子或者庄子们所倡导的对“道”的体悟和自然美标准的文论观，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于是，在儒家文学批评成为主流的环境下，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以来都保留了最为纯粹的艺术美，在任何时代下，都有一群借笔墨遨游天际的“鲲鹏”。同时，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学批评也有着自身的影响，在“为社会而艺术”的主旋律下，适当地“为艺术而艺术”也能为乐章添加华彩的变奏。

（三）玄、道、佛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元嘉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人的创作心态中，文学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南朝以后，人们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大一统”思想地位开始动摇，但玄学清谈形式并没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而且儒学思想经过与玄、佛、道的不断冲突、较量、改造和糅合，不断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框架，成为统治者统制天下的潜在工具。自宋武帝开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糅合后的儒学思潮达到鼎盛，《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儒学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期间的学术思想多元化而且较为注重审美，对于庄子的推崇到了比较的境界，逐渐淡化了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个体性。

篇（7）

人类社会发展至父系社会，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被剥夺，成为男权社会下被奴役、被统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中必经的阶段，但由于时代、地域、风俗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对女性的制约又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本文试从女性教育的角度，以女性文学高度发达的平安朝为中心，纵向分析日本古代女性教养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总结性概括。

一、平安朝的女性教养

公元5世纪，中国的汉字经由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等人传入日本，打开了日本文学的新纪元――记载文学时期。但传入日本的汉字只是为统治者的男性社会所用，他们通过学习汉字了解中国，效仿中国，加速了日本封建化社会进程的同时，也为本国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羽翼。而女性自然是与这些先进的东西无缘，被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有着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之称的《万叶集》，成书于上古时代，其中不乏出自女性之手的优秀诗作，尽管我们可以将此看做女性文学的启蒙时期，但由于这些和歌大多数为抒发苦闷爱情的“恋歌”，我们无法从中窥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更无从得知她们所受到的教育。

纵观日本古典文学史，平安朝文学称得上是最能体现日本民族特色，最具有贵族艺术气息的一段时期。“从前在村上天皇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宣徽殿女御的，是小一条的左大臣的女儿，这是没有不知道的吧。在她还做闺女的时候，从她的父亲那里所得到的教训是，第一要习字，其次要学七弦琴，注意要比别人弹的更好，还有随后《古今和歌集》的二十卷，都要背诵。”这是清少纳言所著的《枕草子》中一段著名的桥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习字是指假名，而非汉字。另外，藤原道纲母在《蜻蜓日记》中也有“父母从小便应该教孩子习字，赋歌等”的记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对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在练习假名、学习古琴以及背诵和歌这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古代的日本对中国可谓进行了高度的效仿，七夕、中元等传统节日在日本依然得到了完好地保存和继承。那么中国的“无才便是德”，女子被完全禁锢于家中，成为男性的辅助者，儒家提倡的此种女性教育制度为何没有在日本得到贯彻呢？

“凡为女子。学女工”，“是故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可见在中国，《列女传》、《女戒》、《女论语》等女训书很早就对女性职责进行了规定，明确将女红作为女子的第一要义或女子的本职。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别分工来看，女子只有专攻于女红，管理好家务，才称之为有德，男子才能在外专心于自己的仕途。但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女子可以跟男性一样出仕，前述《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便是她的官职之名。有着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之称的《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曾入宫侍奉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彰子，做她的侍读女官。实际上，日本很长时间内都处于外戚藤原家族掌权的摄关政治体制。平安时代的贵族大都通过世袭而致仕，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他们甚至以女儿为攀龙附凤的工具，通过与天皇联姻来求得荣华富贵。因而，当时的贵族将对女儿的教育视为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一环，而贵族女性由此也得到了学习音乐、诗歌等方面才能的机会，这也间接地促成了平安朝女性文学的繁荣。可见，对于平安朝时期的贵族女性来说，她们虽然处于男性统治的绝对权威之下，却也因祸得福获得了中国女性所未享受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影响日本女性教养的因素除了摄关政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婚姻形式主要为走婚或者访婚。所谓走婚，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各居其家，婚姻生活由男方到女方家造访得以实现，暮合朝离。这种婚姻形式产生于大和时代，12世纪末期，随着武士阶级地位的上升，嫁娶婚开始流行，到了14-15世纪的室町幕府时期，嫁娶婚基本完成之后走婚制才退出历史舞台。不同于中国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形式下男女相悦即为婚，男子不受一夫一妻制的约束，可以同时跟多名女子保持男女关系。男子多方打听情趣高雅、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子，给女子寄叫做“悬想文”的求爱信，当然信的主要内容为和歌，如果女子不能作和歌，自然错失良好姻缘的机会。另外，如果女性所作和歌之字写得过丑，恐怕也会招致男性的不悦。音乐自古有着抚慰人类心灵的作用，女性习得琴艺，一方面可以排遣等待男性造访的无聊心境，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自我粉饰的作用。《宇津保物语》、《夜半不成寐》中的女主人公均凭借自己超群的琴艺博得男性的喜爱。由此可见女子练习写假名、弹琴还有作和歌在当时是自我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重要媒介。

二、平安朝以后的女性教养

以藤原家族为首的外戚贵族把持着朝政，过着极尽奢靡的生活，12世纪以后贵族势力开始衰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武士阶级。到镰仓时代武士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至明治维新，他们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适合这种以战斗为主要职业的男性自然成为家庭的中心，而女性则居于更加次要的地位，负责家庭的日常起居、顺从丈夫、恪守妇道成为其必须遵守的规范。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这种性别分工也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么平安朝以后的历史时期内日本的女性教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武士阶层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其成为武士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女性道德观亦被他们所用，用来明确社会分工。到了江户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开始仿照中国的《女戒》、《女训》、《女论语》等编著女子训诫书。这一时期既出现了以上层社会女性为对象的训诫书，又有以庶民女性为对象的训诫书。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日本女训书发展最为全盛的时期。尽管数量众多，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成为其核心教义。佐久间象山在其所著的《女训》中这样说道：“裁缝之道乃女子之技，切不可疏怠。夫之衣物，相时而备，不违时令。晨当早起，进汤捧盥，装扮清洁。勿误夫之公私事宜。勤习庖厨肴馔之事，不可怠惰（中略）古有男治外女安内之训，妇人循夫家之法，专心管理家内之事。”对女子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规定的同时，还强调女子应该专心于纺织缝纫，从小就要接受这种家务技能的训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镰仓时代以后的日本虽然受到儒家思想的绝对影响，儒家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观念在日本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理念却并没有为当时的日本人所接受。如前所述，平安时期的贵族女性从小接受练习假名、作和歌以及琴艺的教育，只有这样的女子才会受到男性的青睐，才可能为自己所属的家族带来飞黄腾达的机会。事实上，到了近世，这种贵族式的家庭教育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武士家庭出身的女子最初仅学习武艺，后来受贵族社会的影响，也开始注重提高女性的文化修养。《女式目》中对女性的教育做了如下描述：“如不晓文习字，见识浅薄，便难于相夫教子。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爱，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不谙此道，则一生不识善事也不辨恶事，既无乐趣，又无慰藉。”《女实语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品优不为贵，以心正为贵，容姝不为贵，以有才为贵。”虽然这种教育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是为了满足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需要，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但掩盖不了女性学习文化受到鼓励这一事实。江户时期，在大阪、京都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招收女学生的寺子屋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并且在寺子屋中，女学生的比率也比较高，有些寺子屋中女学生的比率甚至超过了男学生，女性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平安朝之前，受摄关政治体制这一特殊历史现实和走婚这一婚姻形式的影响，贵族女性习字、作和歌和练习琴艺，尽管男性掌握着文学领域的霸主地位，但她们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创造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时期。平安朝之后，武士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女性的控制，女性的地位更加卑微，她们像中国的女性一样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也被要求学习女红、做家务，但在接受教育方面她们却有异于中国女性，甚至可以去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她们学习文化的这一行为是受到鼓励的。

参考文献

[1] 张菁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2] 刘春英.日本女性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黑川真道.日本教育书库・女训篇[M].东京：东京日本图书

篇（8）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古诗词鉴赏是高考知识考查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多年来都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阵地，准确把握表现手法的运用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只有掌握好了手法，考生才更容易走近作品内核，进而准确体会诗人要表达的感情。不仅如此，有不少考题直接考查的就是表现手法。我们看2011年考纲对古诗词鉴赏的要求（1）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思想内容和观点态度，而其中的“表达技巧”就是表现手法与艺术手法的统称。而在诗词鉴赏诸多应当掌握的表现手法里，有一种手法显得很特别，但大家也不会很陌生，它就是：写对方。

写对方，又叫对写法，也有人称作“落笔对面”“主客移位”，就是在表现怀远、思归之情时，作者不直接或不仅仅直接抒发对亲友故交的思念之情，而是反弹琵琶，从对方着笔，这样，就使得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怀远或思归之情，既显得生动形象，富有意境，又显得具体充实，富有深度。既深化感情，又强化主题。

（一）从源头出发

《诗经・魏风・陟岵》从题目上看写的是主人公登上高冈远远眺望的一种心绪：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全诗采用一唱三叹的方式，写想象中父母兄长的声声惦念与呼唤，从而加重了行役者漂泊天涯的孤苦之感。

在中国最古老的这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我们就能随处觅到思亲怀远之作的踪影，此后在乱离的社会里类似的作品更是多如牛毛。然而《魏风・陟岵》一诗的妙处正在于抒情手法的独特，主人公明明是在思念家中至亲的父母兄弟等人，但他偏偏从对面落笔设想家中亲人对自己这个远行之人怀有的牵念之情，这种委婉的深情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二）看唐诗风采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繁盛时期，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这种表现手法又得到是怎样的运用呢？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谓是家喻户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的最后两句写了作者的“遥想”，仿佛遗憾的不是诗人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似乎并不值得诉说，诗人想象着兄弟们在佳节来临时去登高赏景，插上茱萸，猛然发现今年大家未能完全团聚，心想他们因为我的缺席会是多么遗憾呀。诗人表达这种绵绵的思念之情时用了写对方也就是从对面落笔的手法，显得曲折委婉，新颖别致。

诗圣杜甫也有儿女情长的作品，比如《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中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想念妻儿老小，而是从妻儿落笔，设想妻子的脉脉深情和儿女的稚气天真，以想象远方妻儿对己之思念作为切入角度，使自己的思念深情和妻儿之情融为一体，更具感人力量。

此外唐代有两首作于除夕之夜的诗作，同样使用了这种抒情手法。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诗人想象着夜阑人静之时，家人不肯歇息，还在念叨着远行在外的自己。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故乡今夜思千里”一句，诗人想象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亲人对自己的一片牵挂情怀，两首诗作都写在本应万家团聚的时刻，两位作者都是伤心的“远行客”，从对面落笔将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婉曲含蓄。

（三）看如何延续

唐代如此，到了南宋状元诗人黄公度在除夕时写下了《乙亥岁除渔梁村》一诗：“年来似觉道途熟，老去空更岁月频。爆竹一声乡梦破，残灯永夜客愁新。云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领略春。想得在家小儿女，地炉相对说行人。”

篇（9）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80―03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近代报刊对近代文学的影响：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闻事业的发达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详细梳理了晚清文艺报刊的情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与报刊的基本情况。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讨论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与近代传播的关系。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探讨了近代传媒对近代文学言述方式、传播方式、文体、流派的影响。

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曹聚仁也说：“中国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诚如局中人所言，近代报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被近代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因为文学发表途径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近代报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场”，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新的文化语境，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生成一般应具备几个条件，即创作主体自主性的获得、象征财富的市场的激励以及双重结构的出现(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而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组成文学场内部结构的个体或集团包括文学赖以发生和存在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近代报刊不仅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对象以及广大读者群体，也培养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识。

一、近代文学传播空间的拓展：繁荣的物质基础

毋庸讳言，近代报刊的产生主要并不是为了文学。洪仁拜在《》中提出“设新闻馆”，旨在“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通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陈炽《报馆》除申明意识外，也强调“达君民之隔阂”。陈衍从张国势的角度提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王韬以报纸能“知地方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主张“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梁启超认为报馆能够“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旨在“通今”。孙家鼐认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总之，是为了通达上下之情和国家富强。

从实际看，最早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国俗”。《特选撮要》也是为了使民众明道理，“修德从善”。传教士办报刊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改良派、革命派主办报刊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张，《民报》、《民呼报》、《中国日报》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办报则是以提供信息服务来谋求经济利益，如《申报》、《上海新报》。文艺报刊固然是为了文学而生，但也还有附带上述三种目的。《新小说》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寰琐记》、《海上奇书》、《绣像小说》等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诉求，《言》显然有传道色彩。

由于文学特别是小说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美学风格和审美功能， “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语)，传播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借助文学，从而拓展了文学的传播空间。传教士的报刊为了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或写法进行写作，并且刊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进，刊登他们国家的文学作品，以为夸耀。从最早的中文报纸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到影响中国士人甚巨的《万国公报》，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则主要是因为言禁，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借助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如梁启超“专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商业报刊一方面是因为言禁，另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成本，大量发表文学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报刊几乎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1815年到1911年中文报刊有1753种，其中多数刊登过文学作品。这不仅突破了古代文学作品仅仅靠总集、合集、别集和口传的束缚，也极大地刺激了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学的产量之巨是学界公认的，无论那种文体，其数量均远轶前代，造成近代文学的繁荣。不仅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和特点产生了新的文体，如新学诗、新民体、各种小说，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体如诗钟、灯谜等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

袁进指出：“凡是近代的进步文人，大抵都与报刊发生关系。”应该说，近代文人绝大多数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鲁迅、吴趼人、谭嗣同等进步文人如此，孙玉声、袁祖志等旧文人，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也是这样。

王韬(1828-1897)是近代由传统知识分子成功转型的传播者。他18岁成为秀才，旋因乡试不中，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聘，在墨海书馆编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编辑《六合丛谈》；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译经书，主编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后为《香港华字日报》撰稿，并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

梁启超在《创办原委记》中记述了这种混同的情况。包天笑等公开刊登启事征求小说材料，吴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状况。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写作时混淆或忽略文体的区别，把消息、议论、说明等文体承载的内容放到文学作品中，用非文学的写法进行文学创作，新民体、新学诗、政治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等就是

这样的产物。这种作品借报刊强大的影响力，迅速被模仿，这是新民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风行的主要原因。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的繁荣，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学风尚形成快、转变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会现实，视野开阔，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创作素材和创作冲动。一方面使文学更加关注国计民生，作品反映的社会与人生更为广阔；另一方面则令作家放弃精雕细琢，影响作品的质量。

三、读者剧增：干预或参与创作

报刊既经创办，就要求生存、求发展，不管是为了经济效益，还是为了宣传效果，都必须尽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各类传播者在发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发行量。当时报纸的发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自办发行(报童、分销处)、邮局发行和中介代销及三者相结合。刊载文学作品既是扩大发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着文学作品的报刊也为文学作品培养了大量读者。传教士所办的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最高达2000册； 《万国公报》创刊时每期发行1000册。M迩贯珍》每期印3000册。商业性的《申报》创办不到1年就可卖3000份，1877年达10000份，其后更达数万份。宣传政见的《时务报》、(清议报》、惭民丛报》、K报》、 《民报》等均在创办不久就销数过万。许多文艺性的报刊发行量也很可观，《减寰琐记》创刊时销2000册。而且报刊的流动性、共享性比书籍强，其实际读者的数量比发行量还要大，这个读者数量是过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读者使作家可以以写作为生，并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编辑、读者联系的便利和必要，读者能够影响创作。读者的参与使一些作家改变创作计划，变更故事情节，改变人物形象，影响了作品的统一性和张力。这是一些近代文学作品质量不够高的一个因素。读者的文化素养与倾向，使近代文学更为世俗化，这也是近代文学作品高雅精品较少的一个因素。读者转变成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后者无疑降低了近代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蕴，加强了世俗性。

四、职责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识的形成

关于报刊的职责，近代不同政见的传播者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勘中指出，报纸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革命派的件)州日报》同样认为报馆天职“于齐民，须为其导师，而于政府，须为其监史”，报馆任务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

篇（10）

唐代诗人王湾，先天元年登进士。玄宗命马怀素等校正群书，王湾亦预其事。十一年，湾与殷践猷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张说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全唐诗》存诗十首（1）。

与李白相比，王湾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实在并不很高，但在王兆鹏先生《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中，《次北固山下》与白居易《琵琶行》、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于得分完全相同，难分高下”，并列第十。新晋的2011《唐诗排行榜》一书里，该诗仅次于李白《蜀道难》，排行第十一。无疑《次北固山下》在千年之后的中国，受到读者极大的喜爱，这也说明，读者对名篇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并不完全看作者声望的高低和名声的大小，而是看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时代因素的影响（2）。王兆鹏先生甚至说：“今后的文学史著作，是否应该给创造了经典名篇的张继和王湾留下一席之地？”

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文坛上作家的穷通与作品的显晦，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次北固山下》今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唐代名篇之一，当今的选本很少有不选它的，但回顾这一诗作在明代前的命运，却未必如现今般青云直上。诗歌作品传播本身，也是民众接受的过程，《次北固山下》经典意义就在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形成。

王湾没有专集，《次北固山下》只有通过总集、选本或杂记流传下来。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中芮挺章《国秀集》卷下最早收录此诗：“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而后殷《河岳英灵集》也收录王湾此诗，但题为《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归年”，称赞“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均未收录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耐人寻味的是，《文苑英华》收录了王湾其他三首作品，如《丽正殿赐宴同勒天前烟》、《年应制》、《清白二渠判》等；《唐文粹》则选录王湾另一首作品《奉使登终南山》，可见以上三则材料非不能收录《次北固山下》，很有可能是见而未录。仅南宋周《三体唐诗选》收录王湾《次北固山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仍以《江南意》为题录前一种文本，又附录后一种文本；尤袤《全唐诗话》，则全从殷所录，题为《江南意》。

元代唐诗选本不多，成书于至正四年的杨士弘《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本子，收录此诗。方回的《瀛奎律髓》因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故也收录《次北固山下》。

到了明代，该诗的光辉重新绽放出来。有明一代，胡震亨《唐音癸鉴》、唐汝询《唐诗解》、高《唐诗品汇》等选本均收录此诗。关于《次北固山下》的评论也接踵而来，如《唐诗直解》赞其：“中联真奇秀而不朽”；《诗薮》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北固之名奚与？”；《唐诗训解》赞：“三四工而易拟，五六太淡而难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徐充曰：“此篇写景寓怀，风韵洒落，佳作也。‘生’字、‘入’字淡而化，非浅浅可到。”《唐诗镜》则谓‘潮平’二语，俚语殊甚。‘海日生残夜’，略有景色。‘江春入旧年’，此溷语耳”，虽是对此诗的批评，但也体现了当时的流传盛况。

明之后，《次北固山下》经久不衰，清代多家选本收录该诗，如《唐诗别裁》、《唐贤三昧集笺注》、《唐诗笺注》、《网诗园唐诗笺》以及由蘅塘居士所编选的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等。近代以来，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论及此诗，引用晚唐诗人郑谷“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来印证“它在当时的影响和盛唐所提倡的标准诗风（3）”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傅璇琮先生也对该诗赞不绝口，认为“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袁行霈教授则认为该诗“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4）。

纵观《次北固山下》的接受历程，顺畅也不乏挫折。王湾712年登进士第，在此前后，写下该诗，随即被当时的宰相张说看中，并亲手题于政事堂，这种示范性的揄扬与号召，必然使该诗广为流传，以致到了晚唐诗人郑谷仍心仪不已。不过，该诗在宋朝至少在北宋受到了冷遇，当时的主要文献记录很少，也缺乏大量的评论。与之后明代大规模的选录与评论是迥异的。

为何王湾的诗在唐代广为流传、宋代收录不多，而在明代重新绽放光彩呢？探讨这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说到《次北固山下》的基本格调和对其进行揄扬的伯乐――张说。从诗本身来说，这是盛唐才有的风貌，“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神清气爽。“生”、“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万物复苏，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这首诗潜在的盛唐气息与张说的美学观不谋而合，使得它的初次传播范围更广泛。

张说，据《新唐书・张说传》云：“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其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政四十余年，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睿宗时期就已是政治中枢的主要成员之一。张说文学修养极高，堪称一代文宗，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乃朝廷大手笔，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其诗，人谓得江山之助，已具盛唐风貌。后人胡震亨评价说其“律体变沈宋典整高则，开高岑清矫后规（5）”

张说在《洛州张司马集序》开篇写道：“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其孰能与于此乎！”这段表达张说诗美观的开场白，诚可作为美学名段。他在序中明确提出“族高辰象，气壮河山，神作铜钩，天开金印”的“气象”，规制了“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盛唐“骨力”，他以为，盛唐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要“摇笔而绮秀飞”，且达到“感激精微”、“天然壮丽”之境界，讲求神韵，崇尚气势，欣赏境界扩大、气格爽建的作品（6）。《次北固山下》正具有张说欣赏的“壮丽““气象”，让它知名度大增，殷《河岳英灵集》选录此诗除了诗篇本身的审美特色，也未尝没有考虑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也同样是该诗透露出的盛唐风貌让其在宋代冷遇，明代重现光彩。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可见唐诗与宋诗风格是不同的。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薛〈山泉诗〉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也。其发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可见风格壮美，气象博大的盛唐气象在觥筹交错的西昆诗人、点铁成金的江西诗派那里是得不到回应的。效仿盛唐诗人，也是杜甫、李白之伦，王湾诗名显然不够远扬。

明代诗文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复古思潮日益活跃。从李东阳到李梦阳，所提倡之唐诗，主要是盛唐。如李梦阳在《空同集》卷五十二言“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使“人不复知诗矣”，表明对唐诗的赞赏。后七子中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以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这些都是对盛唐诗歌的赞赏与推崇，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盛唐诗歌必然会受到时人传诵，而《次北固山下》这篇被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喻为盛唐句的诗歌，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当时人的激赏。

马一浮先生曾说，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我想能带给整个时代、社会这样美妙体验的，不止是《次北固山下》。每一首诗歌，都能凭借风力直上青云的。

参考文献：

（1）《唐诗汇评》陈伯海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

（2）《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王兆鹏 文学遗产2008年第二期

（3）《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郑临川 徐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袁行霈 光明日报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