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贸易条件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篇（2）

课题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探讨

学生姓名：

系别：经济与管理系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指导教师：

2006年3月5日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该报告中，他考察了英国自1870年至1938年间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发现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结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进口替代战略。贸易条件恶化论经过辛格、伊曼纽尔等人的发展，其影响愈来愈大。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命运，只有实行工业化，更确切的说是走进口替代战略之路。经过经济学家们长期实证分析，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于恶化的论点不再表示怀疑。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由于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趋于疲软和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持续强劲，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也就自然趋于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并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利益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

既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的贸易条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呢？为此，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商务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2000年后贸易条件仍有恶化的趋势。2003年价格贸易指数下降了4.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22.7%。目前国内各方人士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却有争论。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范良聪指出，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而外贸企业在出口时竟相压价，导致“价格战”硝烟四起，出口上出现增量不增价的现象；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原油价格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这些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应当指出，这些都是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

（2）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选题依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否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改革进出口产品结构，发展竞争优势；贸易条件恶化一定带来贸易利益的损失还是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争论，系统全面，地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现状，贸易恶化的原因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研究了改善贸易条件的对策。

研究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本文试图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贸易条件的恶化理论和我国贸易条件现实状况的认识，完善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研究。另外通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和对策，能够给我国外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并为改变我国粗放型进出口贸易模式、实现我国乃至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课题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

（1）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影响。通过对此理论的分析，介绍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指导作用。

（2）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现状，列举近期贸易条件指数数据，并据其列表说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3）全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

（4）根据变化原因拟订可能的政策措施。

2、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希望解决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影响的认识偏差问题，以至于能寻找更合理的对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恶化的状况，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一）研究步骤

课题主要从资料收集、撰写开题报告、草拟提纲、论文初稿反复修改、论文定稿及答辩几个步骤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头文献资料研究、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归纳法、数据模拟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会调查、文献查阅、老师指导等

（三）研究进度安排

2009年10月;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写开题报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过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撰写论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导老师审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过指导老师对初稿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导老师再次审查对论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论文终稿准备进行论文答辩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郝红.景华扬，谈如何在我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公有制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034，24—25

[2]井士锌，现代企业的薪酬激励煤矿现代化20043

[3]樊钱涛，如何运用薪酬激励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东，张国霞建立自助式整体薪酬体系人力资源200435—36

[5]徐晓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励机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张涛，如何发挥薪酬激励的持久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72—74

[7]程瓯，将员工激励进行到底人力资源39—40

[8]胡盈，交换中的刺激人力资源53—54

[9]董玉森，当前部分国企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0]刘颖，走出薪酬激励的困境通信企业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2]企业员工管理方法研究组企业员工激励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篇（3）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57－03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员，国际贸易成为世界性的行为。然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却具有不对称性，先发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凭借雄厚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享用着贸易带来的无限好处，而广大的后发国家由于资本、技术及国内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条件都有长期恶化的趋势。中国――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仅206.4亿美元飞跃至2006年的17 604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开放条件下自贸易的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贸易规模的扩大伴随的却是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的却是贸易条件难以回升的局面，这不禁让人怀疑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准确性。本文就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实际情况，对后发国家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一简单说明。

一、新的开放格局下贸易利益内涵的确定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贸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要比一国实行自给自足办法时多。这种定义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前后商品数量上的对比，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则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它认为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节约。这种贸易比较利益是贸易的静态利益，也叫狭义的贸易利益，它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表现在通过贸易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二是从专业化生产中获得的利益,即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三是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获得利益。可见，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每个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静态利益难以继续说明一国的贸易所得。这就要求对于贸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发展经济学中的贸易利益更倾向于贸易的发展利益，即一国通过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这种定义不仅包括贸易的静态利益，更重要的是涵盖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应该说,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广义的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不断提升,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它将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因此，贸易利益不是单纯的指贸易的静态利益还是贸易的动态利益，它是一个既包括量，又涵盖质；既涉及直接利益，又侧重间接利益的综合性的概念。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就存在广泛的讨论。在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西方激进的经济学者支持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否定。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主要的观点还是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会减少本国贸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认为，贸易条件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后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贸易利益的变化需要更加动态的去考虑。

（一）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样的贸易条件难以全面有效反映贸易利益的内涵

贸易条件不仅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还包括要素贸易条件，但每种贸易条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处。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交换能力的强弱，属于效率范畴，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所以很难反映出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带来的动态利益的产生；收入贸易条件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对一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的不足。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一国相对利益的变化，它忽视了单位商品的获利情况，有可能出现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却持续恶化的情况；单要素贸易条件把价格变化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对贸易利益的影响，认为只要一国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过价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则该国贸易利益增加；双要素贸易条件综合考虑了价格、本国出口部门与外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贸易利益变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贸易条件很难量化。

2.分工模式变化引致的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不协调

以往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争论是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时代背景前提的。现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的主导模式。贸易条件研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它是相对某一国的产品而言的，是属地的概念；而贸易条件理论最终是要反映的是利益归属问题，是相对一国居民而言的，是属人的概念。在古典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国家间存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用属地概念反映属人概念就会出现不协调，有可能一国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却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不全归贸易国所有，其中一部分将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来计算东道国的贸易利益已不准确。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变化的实证分析

1.对贸易条件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总体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据统计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分类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考察期内出现了价格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却大幅上升的状况。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

2.对贸易利益变化的考察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获取贸易的静态利益。根据金德尔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利益影响的公式，并将收入贸易条件作为衡量静态贸易利益变动的指标，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变动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获取效率是不断下降的。虽然中国的静态贸易利益获取效率变低，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贸易动态利益的经济效应远远大于静态利益的经济效应。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利用的外资数量逐步增加，动态贸易利益获取的渠道更加宽阔。主要的动态利益是：

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FDI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国稀缺的管理知识、资本等要素，而且还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通过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关联效应、渗透效应以及示范效应，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业制成品已占出口总额的94.54%，在出口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渐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到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阶段。

对国内就业人员的吸纳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贸易、投资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一部分就业人员被顺利吸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大约为747万人，占注册登记就业人员总数的6.69%。

跨国公司战略性资源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优势来源于垄断性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的。

因此，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对于改善贸易条件而言，后发国家更应注重动态贸易利益的获取。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得失，但在实际应用和反映国际贸易长期的动态利益时存在较大的缺陷。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大多数都会面临着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大都工业基础薄弱，出口产品以价格低廉、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起点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发国家快等。但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损失。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如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优化等，贸易条件指数无法一一准确衡量。因此，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获得与维持须从多个方面客观考虑，处理好短期损失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必须对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贸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终有利于国家发展壮大的政策。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坚持并不断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较优势仍是基础，不断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我国贸易条件之所以不断恶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现行的多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坚持还是摒弃比较优势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认为，在要素分工为主导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较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及投入要素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决定的。我们不仅要考虑本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的现实比较优势――劳动力优势，获取贸易利益，又要注重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具体来说，要从以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初级产品和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也不能忽视，应加快其与先进技术与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比较优势的高级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也会起到改善的积极作用。

（二）适时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

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强弱是不同的。我国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一般加工型的劳动力。流动性极低，这就决定了在全球贸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国处于不利地位。从参与国际分工的长远目标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点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培育，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制度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体制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也是改善贸易条件、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的素质从整体上来看还明显较低，为此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储备各种人才资源，尤其是高技术人才与先进管理人才的培养，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上的要素弱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隋福民，饶鹏.开放条件下贸易利益内涵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述评[J].国际贸易问题，2007，（1）.

[2]张二震.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及其实现机制[J].南京大学学报，1995，（4）.

[3]刘力.贸易的动态利益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1997，（5）.

[4]赵顺龙，赖寒.基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贸易条件研究[J].学术月刊，2004，（12）.

[5]和睦.发达国家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比较与实证分析[J].新疆财经，2006，（1）.

[6]张先锋，刘厚俊.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再探讨[J].国际贸易问题，2006，（8）.

[7]任燮康，胡东波.国际贸易利益新论[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7.

[8]陈利霞，王长义.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维护[J].商业研究，2005，（3）.

[9]任志成，马志娟.论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利益[J].国际贸易问题，2004，（6）.

篇（4）

（一）出口贫困增长前提条件。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初级产品，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这样产量提高的收益将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完全丧失，从而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1991年彼特・林德在《国际经济学》中归纳了贫困化增长前提条件：第一，国家贸易的增长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增加该国的出口品供给(增加其贸易意愿度)，而且出口品供给的增加必须足够大，以至能够对国际价格发生影响；第二，国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第三，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第四，该国必须是贸易大国，因为只有贸易大国的进出口数量变化才会影响世界商品价格。

（二）出口贫困增长条件存在的判定

1、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数量指数。由于贸易大国的出口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这就意味着如果贸易大国要增加某种产品的出口量，就必然导致该产品价格下跌，如果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小，贸易大国要增加某种产品的出口量，就导致该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即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贫困化增长，贸易的扩大反而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

2、价格贸易条件与进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品贸易本质上是各国要素间的贸易，产品的贸易条件实质上反映了要素的贸易条件。如本国技术先进，要素生产率较高，用来换取一定数量进口产品的出口产品消耗的生产要素越少，表明本国要素贸易能力越强，要素贸易条件对本国就越有利。因此，如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超过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出口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本国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供给量大量增加，可能使得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比例超过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比例，最终结果是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虽然贸易量增加了，但本国福利水平却下降了。

二、我国贸易条件分析

（一）我国贸易贫困增长前提条件

1、我国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381.4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221.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平均增幅远远高于实际GDP8%的平均增幅，达到17.0%，从而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是偏向于出口的。

2、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导致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上升。尤其是战略资源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将可能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2003年我国钢材、氧化铝、铁矿沙及其精矿的进口分别增长51.8%、22.6%、32.9%。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据专家估算，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

3、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出口的现实选择是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以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非耐用消费品、进入门槛低、需求价格弹性小，而供给弹性大、容易引起投资过剩，进而引致供给过剩和无序竞争。比如纺织品，东亚、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都是我国轻纺产品的强大竞争对手，在他们产品的替代压力下，我国出口的急剧扩张必将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即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4、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已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2亿美元，年均增长17.0%。其中，“十五”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4.6%。2004年我国商品出口达到了5934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6.5%，在世界上的位次上升到第三位；进口5614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9%，在世界上排名第三。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额稳居世界第三，对外依存度上升到64.0%左右，比2004年上升4.2个百分点。

（二）出口贫困增长条件存在的判定分析

1、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贫困化增长”判定的最重要依据是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大国出口量的变化可以改变产品的世界价格，使价格贸易条件下降，导致社会福利水平降低，这就是“贫困化增长”。1995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为1.05，出口数量指数为0.83，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0.87；2005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为0.81，出口数量指数为1.43，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1.43。可以看出，10年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出口量上升的幅度明显超过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幅度，我国出口贸易量的迅速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损失，因而收入贸易条件在这个时期呈增长态势。

2、价格贸易条件与进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相对而言，将价格贸易条件和中国的要素生产率变动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可能更能明确说明中国外贸是否存在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以中、美要素贸易条件为例，以1994年为基期，到2002年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为0.63，生产率指数之比为1.30，两国要素贸易条件为0.82，即要素贸易条件是下降的。任若恩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有所扩大，考虑到美国、韩国、日本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可以认为中国的出口部门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对我国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指数之比在这期间是下降的。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在下降。这样，要素贸易条件是下降的。

可见，尽管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但外贸产业竞争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目前以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后，出口量增加极可能使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比例超过贸易增长，仍然可能是福利恶化型的。我国出口贸易极可能是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三、我国对外贸易规避“贫困化增长”的战略选择

从以上对贫困化增长前提条件和贫困化增长存在的判定条件分析可以看出，要避免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降低外贸依存度。从长远角度来说，坚持内需为主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适当调低外贸依存度，调整我国需求结构和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要使内需具有长期的良性自我循环和扩张机制，开发国内市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对国外技术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首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次，建立健全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特别是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在保护创新者利益和积极性的同时，促进技术合理、有偿地扩散；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加强创业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建设，使创新者能够及时得到与其风险和收益相对应的资金支持，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篇（5）

在当今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历史角色。FDI具有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的增长、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东道国效应，而这些效应又能对东道国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以往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研究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的，例如穆勒、马歇尔等侧重于从消费角度研究贸易条件，认为一国只要面对相对占优势的世界需求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就会在贸易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产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认为一国生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们都只考虑到了影响供给的国内因素和影响相对需求的国际因素，而没有考虑到FDI的影响。本文将研究FDI流入并参与贸易商品的生产后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进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有关。我们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QX为出口数量指数，ZX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ZM为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变东道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数量及劳动生产率，这些变化又与FDI的动机类型、流入量、产业投向、技术外溢情况有关。故可给出一个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函数关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为FDI流入量，MT为FDI动机类型，ID为FDI产业投向，ST为FDI技术外溢。

一、FDI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机理

（一）FDI流入数量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从国际资本流量的角度分析东道国贸易福利变化的文献比较多。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林在《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修订版中曾简要地分析过货币资本流动对东道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麦克道格尔（Macdougall）在其资本流动效应模型中，得出东道国福利的增长完全是从外资利润中转移而来的结论。但他的模型假定外来投资的多少对贸易条件不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FDI通过国际收支变动效应间接地影响东道国的贸易条件。首先，外资的流入在短期内会造成国际收支盈余。如果外资不完全转化为额外进口，外资的流入会使东道国贸易条件好转。但从长期看，外资终究代表一种债权或利润索取权，利息、利润、管理费等的流出，要求国际收支的其他项目特别是经常项目处于盈余状态。因此，东道国必须扩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下降，会对一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外资的流入会提高东道国的产出，也有可能会降低母国的产出，因为母国的投资由于资本的流出而萎缩。而一国的进口需求是与其国民收入密切相关的，与进口数量密切相关的贸易条件就与FDI流动产生了间接的联系，资本流动通过这条传导途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供求状况和不同国家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俄林的观点，在只有东道国和母国两个国家的条件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两国对母国出口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东道国对母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母国对该产品的需求弹性，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反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好转。这里考虑的FDI流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指价格贸易条件。如果FDI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增长，收入贸易条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资效应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当地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普遍支付比东道国当地企业高的工资有很多原因。其一，东道国的劳动者在择业时一般都有“本地偏好”，为吸引这些人服务于自己，跨国公司倾向于支付高工资；其二，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常会带来一些专有技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因雇员离职而泄露、外传，跨国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员工，减少雇员离职现象；其三，由于对东道国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有限，为了将优秀人才不断纳入自身运作体系，跨国公司一般都选择支付高工资；另外，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或来自母国的压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国公司支付高工资。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对东道国产生“工资外溢”（Wage Spillovers）效应，即推动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提高，并使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像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可以从“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城市失业人口组成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获得劳动力供给，即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即使跨国公司保持较高工资，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受其影响而趋高。在此我们只考虑一般意义上存在的“工资外溢”。

那么，工资在一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这里的生产要素专指劳动力。在刘易斯看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热带农产品和温带农产品的价格差异，而物价水平差异又决定了价格贸易条件差异。对此，伊曼纽尔（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对价格决定要素的报酬，而是要素的报酬决定价格”。伊曼纽尔甚至认为，“在所有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报酬决定价格”的论点反映了产品价格形成的事实，工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劳动的报酬，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工资自然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由于工资差异能够决定物价水平差异进而决定价格贸易条件差异，故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工资水平提高会使相应产品的价格提高，如果该产品是出口品，工资水平提高会引起该国出口品价格（PX）上升，由此导致价格贸易条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论，FDI提高东道国工资水平这一效应，将导致东道国出口品的价格上升，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从供给角度看，工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条件不变，劳动力成本提高将导致一国出口品的供给减少，由此也会带来该国出口品价格提高，价格贸易条件改善。

（三）FDI的产业流向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价格不变，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中，其中一种的数量增加了，而另一种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种生产要素的商品的绝对产量将会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种要素的产品的绝对量会减少。

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不变，技术水平不变，就意味着两种产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变，要保持两个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就必须在两个行业间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存量。

当资本K增加时，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资本密集行业，为了保持该行业原有的K/L，就必须从劳动密集行业转移一定量的劳动来配合新增资本K。只要资本K继续增加，就会不断地把生产要素由劳动密集行业转移到资本密集行业。生产要素存量调整的结果必然是扩大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缩小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化的程度。由于资本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是该国的优势出口产品，随着资本K的增加，产品的相对优势也会随着增加，出口量会随之扩大，而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下降，进口增加，因此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价格会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价格会上升，在这种出口扩张型增长的情况下东道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资本K的增加会减少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进口价格下降，在这种进口替代型增长的情况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我们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变，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如果东道国的原有出口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FDI的流入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FDI的流入使东道国的K/L发生变化，那么上述结论将不能成立。

上述推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过度扩张其比较优势行业，出口扩张，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状态，造成出口价格下降，引起贸易条件恶化。

推论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国的相同产业，将会引起同类行业出口产品的恶性竞争，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还会引起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泛滥。

从世界范围看，如果FDI流入的产业所生产出口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处于竞争关系，那么这种出口导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类产品出口增长越快，与国外产品的竞争就越激烈。尤其在价格竞争导向战略下，更容易引起贸易战，使得贸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进口需求、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与东道国贸易条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进口品的需求增加，会使进口品价格（PM）相对提高，从而使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FDI在东道国的新建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形成超额需求。以我国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其进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FDI企业进口的产品多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价格较高，又受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势必不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黄平、索瓦罗（2003）在考察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时将FDI形成的超额需求作为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体系内一体化的国际生产日益结合，跨国公司以“适地生产”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公司体系内的网络为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从而建立起内部市场，使以内部交易形式而产生的不改变所有权属性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进行企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逃避风险与管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转移价格”一方面造成价格信号失真，另一方面会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二、FDI、出口数量与收入贸易条件

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综述了外资对一系列低收入国家出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亚，韩资公司和中国台资公司促进了当地胶合板制造业的发展及产品出口；在牙买加，与韩国的合资公司使该国服装得以向美国出口。继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对墨西哥制造业的调查发现，当某公司与出口型跨国公司相邻时，该公司的获利水平就会提高，但与该国出口商相邻则没有这种效应。Lipsey（2000）考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在东亚电子行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数据显示，东亚电子行业出口的四分之三应归功于美资企业出口；外资进入还改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化学、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样的效应在发达国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爱尔兰加入欧盟后，随着FDI大量进入，该国有了很大转变，在制造业，该国三分之二的净产出和近一半的就业依靠外资，而高科技行业的出口则几乎全靠外资。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资企业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浦田秀次郎（2003）运用重力模型对相关经济体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体而言，FDI对贸易的影响为正。

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具体途径包括：一是FDI流入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部门；二是在跨国公司全球定位的生产经营战略中，东道国处于上游供货商地位；三是东道国的出口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内分工关系，或以产业内水平分工为基础，生产国外市场所需的差异产品，或以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成为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中的一环；四是跨国公司采用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

从理论上讲，FDI对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是通过上述几个途径，以增加东道国出口数量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会产生不同结果。如果价格贸易条件不变，FDI通过上述途径使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必然带来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价格贸易条件改善，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结果，也同样导致收入贸易条件改善；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就会不确定，只有FDI引致的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东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才会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数量增加，而是使其减少，那么除了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这一种情况外，FDI减少东道国出口数量，贸易条件随之恶化。

三、FDI、技术外溢、生产率变动与要素贸易条件

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进行技术转让外，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示范效应，即跨国公司进入后，会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通过效仿跨国公司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能够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竞争效应，即跨国公司的进入能够打破东道国当地市场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对东道国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采取行动保护市场份额和利润，由此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实践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往往相互交织，综合体现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麦克道格尔（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扩散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Richard Caves（1974）明确提出了FDI的技术外溢问题，被认为是开创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过公司的特定优势往往是拥有先进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让及其对东道国当地厂商的“技术渗漏”，都会加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Findlay（1978）认为，通过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传染”效应，FDI可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率；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后者对前者的技术传递就越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明确提出，FDI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育并养成自己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这些结论被《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吸收。综观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普遍认为，东道国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第一，通过FDI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获得技术外溢；第二，通过子公司对当地雇员的培训获得技术外溢；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竞争而产生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第四，通过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所进行的大量研发活动增强技术外溢效应；第五，从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联系获得。

尽管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在多数情况下，FDI都趋向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PX/PM]・ZX）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PX/PM]・[ZX/ZM]）。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X）的提高会导致单要素贸易条件出现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只有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超过出口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情况下，单要素贸易条件才会恶化。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FDI都能通过促进东道国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在双要素贸易条件中，如果假设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M）不变，那么FDI影响其变动的理论途径和作用机制与FDI影响单要素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应途径和机制类似。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适度增强东道国原有比较优势，则有助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过度扩张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出口数量激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够及时使东道国贸易结构发生新的变革，有助于增强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能力，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影响东道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导向型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次数要高于市场导向型FDI。如果FDI没有带来技术进步效应，对东道国的贸易利益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第四，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外溢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仅仅盯住FDI促进出口增长、放纵外资重复建设和对原有比较优势的肆意损耗，将会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东道国应该对成本导向型的FDI应予以高度关注，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

参考文献

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篇（6）

中图分类号:F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62-03

贸易条件指数是国际经济关系中衡量相对贸易利益变动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条件指标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不适用于需求约束型经济,而当前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属于需求约束型的[1]。但我们认为,价格贸易条件作为静态指标,或许存在缺陷而不能衡量贸易利益的分配;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作为时间序列性的动态指标,则不失为最简单客观的衡量比较利益变动趋势的测量方法。为了叙述方便,如没特别说明,本文中的贸易条件均指价格贸易条件。

一、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贸易额的显著增长和贸易地位的快速上升相比,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平均售价下降9.7%而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售价却上升16.6%[2]。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员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2002)通过编制和计算各项贸易条件指数得出:1993―2000年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下降14%,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下降2%,所以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3]。张海波、刘洪钟(2008)通过对1981―2007年中国贸易条件的测算发现:中国总体贸易条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每年下降速度分别为4.6%、2.6%和5.1%[4]。世界银行统计资料则显示,从1981―2007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呈波动性下降,总体下降了34.2%,最近几年持续下降。另外,李志弘(2002)、黄满盈(2006)对近十多年的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分别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类价格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中国贸易条件处于不断恶化趋势的结论[5～6]。

二、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贸易条件的定义看,直接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当然就是进出口商品价格,所以任何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因素也就是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现实中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因素很多,所以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影响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和关税税率。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对于贸易小国来说,其经济增长会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但是它们仍只是国际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其经济增长不会对其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但对于贸易大国来说,它们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其经济的增长会推动产品供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结构和规模,进出口商品价格也因此变化,从而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当一国经济增长时,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前者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特别是高档品的需求会增加;后者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扩张国内进口品的供应数量也会增加。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要看这两方面效应的大小。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一是要素禀赋的增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加;二是技术进步。一般来说,前者会使贸易条件下降,而后者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

出口商品结构(RMP)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与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多年来,中国都在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优化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从1985―2007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从1985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95%;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8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5%。然而中国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含量仍然比较低,产品附加值低,又缺乏核心品牌,所以出口商品还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国际市场的供求平衡从而影响到中国的贸易条件。汇率(R)是一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则是用本国货币或外国货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比价,所以汇率必然与贸易条件存在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对汇率与贸易条件关系的研究也很多,从表面上来看,本币升值会抬高出口价格降低进口价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方向及作用机理是比较复杂的。谢朝阳(2008)通过研究发现本币升值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其实是一种错觉,能否改善贸易条件取决于许多因素,短期要看贸易条件计价结算时选择哪种货币,只有当出口时用本币而进口用外币时才改善贸易条件,长期则取决于进出口供求弹性大小[7]。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使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方法。即,一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状况,取决于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如果两者之和的绝对值大于1,则一国货币贬值会改善其贸易收支从而改善其贸易条件。罗宾逊夫人曾论证过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之间的数学关系,其结论是:当SmSx>DxDm时,本币贬值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当SmSx=DxDm时,本币贬值不会影响本国的贸易条件;当SmSx

关税(T)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国内市场和本国幼稚产业,关税也可以通过调节进出口商品价格从而改变一国的贸易条件。在别国不存在关税报复的前提下,如果是贸易大国征收出口关税,则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有利于其贸易条件改善。同样如果贸易大国征收进口关税的话,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其进口量,因为贸易大国能够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其进口量的减少会降低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从而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一般来讲,在别国不存在关税报复的情况下,只要征收关税的是贸易大国,不管其征收的是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都会有利于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

三、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拟构造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LnNBTTt =Ct+αLnGDPt+βLnRMPt+γLnRt+δLnTt+εt

其中,NBTT是被解释量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GDP、RMP、R、T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和实际关税率,α、β、γ、δ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GDP、RMP、R、T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模型中对各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的数据且不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指数NBTT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以2000年为基期,该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国民收入因素的GDP指数,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与贸易条件指数相匹配,本文将GDP指数也重新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出口商品结构RMP其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和本文的计算,计算方法是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值与初级产品的出口值(亿美元)之比。汇率R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单位为人民币元,其数据直接取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关税率T,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本文的计算,计算方法是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与进口总额之比。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对经过处理的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指数、国民收入指数、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实际关税税率的对数形式进行单位根形式的平稳性检验。

2.协整检验。首先,主要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或施瓦茨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k,根据取得AIC的值或SC的值最小的k值的原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ADF检验已显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依据上文分析关于各因素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的影响,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0对经济模型进行AR(1)形式回归,并剔除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LnNBTTt=0.455509LnGDPt- 0.558364LnRMPt+ 0.528482Ln

(2.557543)(-3.270488) (7.481551)

Rt+ 0.169945LnTt+ 0.504087LnNBTTt-1

(2.410579) (4.459245)

R2=0.757284 R2=0.700175 DW=2.104994

回归结果中,R2的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达75.7%,拟合较好;DW检验值为2.10,基本排除了模型的自相关问题。查t分布,可以看出上式中LnGDPt、LnRMPt、 LnRt、LnTt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t检验,都是显著的。为了避免伪回归,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εt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平稳,结果为残差项的ADF检验值(-4.5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4.46),即回归方程的残差项εt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则该方程不是伪回归。因此,LnNBTTt与LnGDPt、LnRMPt、LnRt、LnT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只是证明了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下面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关税与价格贸易条件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此处采用AIC和SC来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经过筛选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检验结果(见下表)。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的概率值可以看出,在滞后2期时,在5%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也即 LnGDP、LnRMP、LnR、LnT是LnNBTT的格兰杰原因。

四、模型结论和政策建议

1.模型结论。从回归方程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关税率、汇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都是正的,只有出口商品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负的。

(1)国内生产总值与贸易条件。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贸易条件存在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明显。前面理论分析部分已经阐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产出的增加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孙旭蕾(2007)通过对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与中国贸易条件成正相关关系[8]。(2)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贸易条件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日渐上涨,而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而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现已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贸易条件呈负相关关系。时琳(2007)通过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9]。(3)汇率与贸易条件。汇率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为正。表明中国货币的贬值有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依据罗宾逊夫人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与外国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李平、辛佳(2008)研究也表明,中国货币贬值将有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10]。(4)实际关税率与贸易条件。实际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表示实际关税率对中国贸易条件有正的影响。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符合,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管其征收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都有利于其贸易条件的改善。

2.政策建议。虽然贸易条件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国贸易利益的总体下降,但是理想的状态还是应该追求贸易条件趋于改善。如何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呢?本文提出以下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对策。

第一,解决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合理稳定的增长。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应大力发展科技,提高产品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新能源,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这些年虽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但是由于中国制成品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所以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低价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提高中国传统优势出口商品的质量、技术水平,实现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实现主要出口粗加工、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实现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改革汇率体制。我们不能片面看待升值问题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处理汇率问题关键要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不丧失经济竞争力和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长期来看,汇率变动的内在趋势不应该被人为扭曲,人民币必须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即中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了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向更加完善的汇率制度改革。第四,合理运用关税。我们应在WTO的框架下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税水平改善中国关税水平和调整关税结构。首先,在调整关税总水平的基础上,处理好进口关税的梯形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其次,尽可能减少关税造成的扭曲,可以对进口需求弹性高的产品征收较低的关税,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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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静，梧州学院经济系讲师，硕士，广西梧州543001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6－0086－03

作为桂东南唯一出口口岸，广西梧州地理条件良好，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据史籍记载，早在汉朝时期该地区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交叉点之一。1897年梧州开埠后，以梧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格局迅速形成，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加速了人口的频繁互动和民族融合，其辐射对桂东南地区乃至全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梧州对外贸易作为当时最为活跃的经济因素之一，在经济的深层次上影响着当时及当今梧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走向。

一、贸易条件的理论说明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又称交换比价或贸易比价，通常指一国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它用进出口价格指数来计算，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

其基本表达式通常为：N=Px／Pm

当式中P=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Pm=所有进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则N为所有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指数，即综合贸易条件指数。如N的数值比基期数值增大。表示该时期的贸易条件与基期比更好；反之，如N的数值比基期减少，则表示这一时期的贸易条件与基期相比有所恶化。

基于这一理论，在近代梧州贸易条件究竟是改善或是恶化，笔者试图通过对其综合贸易条件变化趋势的分析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梧州与广西和中国各阶段贸易条件的比较分析

由于某些资料的欠缺，笔者分四个阶段对中国、广西与梧州贸易条件作比较。第一阶段(1897～1911)，除1898年和1901年贸易条件线相交外，梧州贸易条件曲线均在中国贸易条件曲线之上(图1)。波峰出现在1902年和1910年，指数分别是274.21和129.85。梧州贸易条件波峰是中国的2倍多，说明此阶段中国和梧州的贸易条件都是逐渐改善的，而总体上梧州贸易条件比中国贸易条件要好得多。为什么梧州会出现这种局面?这是因为开关后，由于经梧州征收税费的进口货物可免纳内地子口各项厘金杂税，还得流通全国，商人获利更高，于是，贸易趋势扶摇直上，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货值占全省3／4，出现了开关盛世局面。

第二阶段(1912～1930)，除1922年广西出现贸易条件指数最高点1445.70外，中国、广西、梧州贸易条件三曲线几乎成一直线，没有明显的波峰及波谷出现(图2)。以1923年为界，之前三曲线几乎是相交的，之后梧州贸易条件指数曲线还是处于其他两线之上。这说明1923年之后，梧州贸易条件相对于广西和中国贸易条件来说，要稍微好一点，在200点左右徘徊，梧州贸易条件比上一时期上升，也说明中国、广西和梧州的贸易条件情况基本上一致，是相吻合的。

第三阶段(1931～1945)，以1939年为界，中国、广西和梧州贸易条件三曲线几乎重叠(图3)，在0～45点左右低位徘徊。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之前梧州贸易条件曲线出现两个波峰：1932年和1938年，指数分别为3359.46、1228.00，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两波谷出现在1942年和1945年，指数都为0。两波峰巨大差额和两波底均为0，正说明了梧州贸易条件在迅速严重恶化，甚至到了停滞的状况。从趋势线来看，梧州贸易条件曲线总体呈下降趋势，甚至低于x轴，这也说明此间的梧州贸易条件恶化严重的情况，与近代中国贸易条件恶化论吻合。为什么1931～1945年间中国、广西和梧州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这是因为期间日军封锁中国海上交通，对各口岸大肆洗劫。而梧州解放前夕，由于货币恶性贬值，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因而口岸在这期间的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

第四阶段(1946～1947)，中国贸易条件呈持平发展趋势而梧州贸易条件与此相反，呈急剧上升趋势(图4)，说明这期间梧州贸易条件迅速好转，由1945年0指数上升到1947年近代梧州贸易条件史上的最高点1686465。为什么梧州贸易条件会出现与中国贸易条件完全不相符的情况呢?按理来说，抗战结束后，经济应该很萧条，但为何梧州的贸易条件反而好转了呢?那是因为在1946年由于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和进口骤然大减，是年世界市场急需锡及纯锑，而是年梧州出口锡13889公担，占全国89％；出口纯锑37829公担，占全国79.9％。当年梧州出口货值猛增至1532844万国币元，排全国第4位(次于上海、天津、广州)，而进口值也不低于3861万国币元，出口额是进口额的397倍多，因而1946～1948年间是梧州近代对外贸易中出超巨额最大的阶段。这样来看，出现梧州贸易条件突然迅速地好转而与整个中国贸易条件不相符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贸易条件波峰和波谷点差额有明显差异。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峰最高点为184.8，波谷最低点为46.16，两者相差138点多。广西贸易条件的波峰最高点为1445.7，波谷最低点为5.44，两者相差1440点多。相对于中国和广西的情况而言，近代梧州贸易条件明显大起大落，波峰与波谷相差3000多倍，最高可达3000多点，波谷最低达0，出口基本绝迹，波峰与波谷相差3000多点，为以上三者之最，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近代梧州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之严重性。从波峰出现时间上看，中国为1919年，广西为1922年，梧州为1947年；从波谷出现的时间来看，中国为1937年，广西为1942年，梧州为1942年和1945年。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的分析和判断：

(1)从总趋势上看，1916年以后，广西与中国贸易条件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这与中国贸易条件情况完全吻合。相反地，近代梧州贸易条件从1897年开关以来，则是在波动中呈逐渐走高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动也反映了这一趋势。近代中国贸易条件经历了四个波峰：1910年、1919年、1927年和1936年；三个波谷：1905年、1932年和1937～1947年。从指数上看，四个波峰的指数分别是：129.85、184.8、139.23、115.94。四个波峰的贸易条件指数是20世纪10年代依次走高，20年代后依次走低。三个波谷的贸易条件指数分别是64.72、85.39和46.16，基本上是在低位徘徊。

广西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动也反映了这一趋势。近代广西贸易条件经历了三个波峰：1922年、1934年和1937年；三个波谷：1926年、1932年和1942年。从指数上看，三个波峰的指数分别是：1445.70、158.93和189.54。三个波峰的贸易条件指数是突然下降后在150指数间徘徊，其中1922年达到近代广西贸易条件指数最高点。三个波谷的贸易条件指数是76.75、66.3和5.44，依次走低。

梧州贸易条件的变化比较明显：1897年开关以来，一直呈逐渐升高趋势，1946～1947年达到近代梧州贸易条件指数最高点，这与中国和广西近代贸易条件趋势相反。三个谷点出现在1939年、1942年和1945年，指数为0.03、0、0。1942年和1945年梧州近代贸易条件指数跌至最低点谷底0。与广西贸易条件波峰相比，1909年前梧州贸易条件指数的几个波峰远远高于广西；但几个波谷皆低于广西。由此可见，梧州贸易条件在1909年前及1946～1947年间相对是较好的。

(2)近代梧州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贸易条件)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如果进口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大于出口物价指数，或下降幅度小于出口物价指数，这个比率的指数呈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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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运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予以说明：

模型引自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

如图1，横轴代表A产品的产量，纵轴代表B产品的产量，其中X国家在A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是A产品的出口国，而且在世界市场占据极大的份额。直线P代表A国未扩大出口之前的贸易条件（Pa/Pb），其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为C，在直线P上的一点D作为A国的消费均衡点。与D点相切的曲线I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出口扩大之后，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变为P'，A国消费点因此移至C'点，此时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I，明显低于社会无差异曲线I，意味着国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贫困化增长的发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

经过国内外专家的实证分析，主要有四点，这里我就简略介绍：

1、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使出口扩大，由于此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将导致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供大于求，均衡价格下降。

2、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由微观经济的需求价格理论弹性，我们可知，世界市场均衡价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数量的增长率，即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扩大出口带来的利益，致使该国的总收益下降，国家变贫困。

3、该国此类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一部分份额。此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供给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该国，所以该国的出口量的大幅扩增足以影响一个市场的供求关系。

4、该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的恶化更能引起一国国内福利水平的恶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长所引起的。

分析我国贸易条件（1994年―2003年）

判断一国是否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贸易条件（也成交换比价、贸易比价），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值，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四种类型：价格贸易条件（NBTT）、收入贸易条件（ITT）、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以及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

这里仅介绍价格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若两者的比例增长，说明本国可以一般为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更加具有价值，贸易条件变好；若两者比例降低，则贸易条件恶化，可能会导致贫困化增长。

二、我国是否符合贫困化增长的条件

1、“增加出口”被誉为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之一。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应该以出口导向政策为指导，增加出口以带动经济。其实这种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义，政府大力鼓励出口甚于进口。通过对我国在近些年的GDP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对对比,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我国的经济增长多半发生在出口竞争产业。

2、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由于这种产品的的劳动密集的特殊性，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生产此类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竞争。这将导致市场上此类商品的价格地下，而且由于竞争激烈，这也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小。这符合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的条件。

3、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是否依赖于出口部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就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直接表现为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贸的增长。

三、应对我国贫困化增长的策略

1、改变出口导向型政策，扶持进口产品替代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企业。通过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政府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来扶持进口替代型企业，促进其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替代企业，政府应该推广其技术，利用知识外溢和学习效应，是其他企业学习技术，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应该给予技术上的支持，促进其生产模式的转型。

2、提高产品的含金量、质量和多样化性，尽最大可能满足国际消费者需求。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其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感，这样有利于消费者对我国出口产品产生依赖，即所谓的“品牌效应”。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从而相对提高了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此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3、改变出口增长方式，以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代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通过对近年来世界贸易总额的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所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相当大部分，而且这两类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垄断力。我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长久占据份额，必须也得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变。

参考资料：

[1]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篇（9）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和谐发展与其采用的汇率水平是否恰当有着重要关系。汇率失调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导致国际摩擦。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曾探讨：究竟怎样的汇率适合中国？但不管怎样应遵循基本的原则就是创汇和用汇均衡是用于贸易双方的最佳汇率，也就是说不能偏离了均衡汇率。爱德华兹等人证明，均衡汇率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评估和评价。

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鉴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和评价人民币汇率。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关键是如何选择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特点且对人民币汇率有显著影响的基本经济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要视觉所在，事实上，斯坦为代表的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把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增长力这一指标在模型中加以体现比较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因此，本文试图综合以上特别是实际汇率理论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成果，浅究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和基本经济因素。

1. 基本经济因素变动与均衡汇率

爱德华兹、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得出了重要结论，我们在借鉴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条件、外资流入、关税、出口补贴、技术进步等基本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1.1贸易条件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贸易条件改善会产生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改善首先会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不仅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因此会上升，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时，贸易条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原先的国内需求将有部分转移到贸易品上，这会减少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又要求均衡汇率贬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一般情况下，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是导致均衡汇率升值。相反，如贸易条件恶化，即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现象。这时，贸易条件改善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贸易条件恶化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2关税与均衡汇率。关税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来达到调节进口量的目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那么降低关税就意味着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这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如果马歇尔---纳勒条件成立，将会打破原来的经常项目平衡，这时就会产生均衡汇率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关税降低还会产生进口品对非贸易品的替代，消费者会因为进口品价格下降而增加对它的消费，导致非贸易品均衡价格下跌，这也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

1.3外资流入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外资流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因为流入外资的一部分，会通过结售汇或银行间外汇调剂市场，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就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如果外资是以借债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所以这些流入的外资，如果全部进入消费部门而不创造任何生产力，最终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如果是进入投资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如果外资是以产业投资的形式流入的，特别是投资于外向型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4出口补贴与均衡汇率。出口补贴实际上是一种负关税，岁调节出口有较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减少出口补贴会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润减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减少会使结售汇需求不变，则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这是减少出口补贴所产生的供给短缺效应。另一方面，出口补贴减少同时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的这部分购买力若最终被用于非贸易品支出，则会增加非贸易品需求，从而促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又会产生均衡汇率升值的压力。在现实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结构比较多样同时其作用有滞后性，即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所以减少出口补贴一般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会导致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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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作为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一国和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固定汇率制度走向了终结。转而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贸易量较小，汇率波动对我国的贸易影响不是十分明显。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与日俱增。

一、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分析

汇率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政治、经济，也有心理、投机等因素。一般而言影响汇率波动的本质因素是该种货币供给需求情况，但是预测供需并不简单。因为通常有很多因素影响货币的净供需额，如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投机的需要以及避险的需要等。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量化地表现了在一段时期内对一国货币的需求流量。资本流动包括实物流动和证券流动。FDI就属于实物流动，具体到我国，由于近些年吸引了大量的FDI，从外汇角度看为了到中国投资，外国公司必须卖出本国货币和买入人民币，这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同理在证券流动方面，若一国股票市场上涨，在理论上其货币也会上涨。从贸易流动角度看，一个净出口国如中国，其货币可能会由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被迫升值，原因是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它的货币被买入多于被卖出。如果进口规模很大会使本国货币下跌。在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调整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一国汇率对贸易影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上，弹性分析法认为，汇率贬值可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进而改善国际收支，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本国产品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一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绝对值大于1。几乎所有的分析仅考察贸易收支，基本上不涉及出口额、进口额对汇率的弹性，下面用数理模型，从理论上对汇率变化对出口额、进口额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没有公布对外贸易中的进口、出口价格指数，因此无法直接计算我国的贸易条件数据，这里的贸易条件数据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整理取得的数据见表

在现实中，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很多，首先是汇率变动的影响，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的相对价格，将直接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其次，贸易条件的变动反映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体现了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一般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体现了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经济增长率也对我国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另外，贸易条件的变动还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的弹性有关，受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和美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系数都是负数，表明当我国GDP每增长1个单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0.000248个单位，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将带来进口价格的较大上涨，而出口价格却不能同幅度上涨；而美国价格贸易条件每改善一个百分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2.332904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和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从2005年1月到11月，中国的贸易条件降低了15%；而且，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后，贸易条件下降的趋势并未缓解。我国大多出口商品和石油存在比价关系，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上升，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却不断下跌，近些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我国每出台一项出口鼓励政策，之后都伴随着外国企业对中国出口商的压价，而我国企业为了保住国外市场份额，不得不屈从采取降价措施，使我国政府给予本国企业的优惠转手让渡给了国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再者，很多企业在国内竞争加剧、产出过剩的大环境下，被迫在海外市场廉价销售，这种情况在汽车、手机和钢铁等行业尤为明显。正是这种廉价销售，造成了我国在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环境下贸易条件却显著恶化。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已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然而，从表面上看，我国外贸形势喜人，特别是在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转换升级，工业制成品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给人们造成我国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了的假象。事实上，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一种先降后升再下降的情况，总体趋于恶化。这意味着我国交换国外单位产品时需要付出更多的实际资源，除非这些资源都是完全可再生的，否则可能造成我国资源浪费，不利于我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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