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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泛北部湾区域,包括一湾相拥的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盟国家。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海上次区域合作,其中各国和地区间的金融合作与金融服务至关重要。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强大的杠杆功能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快速增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如加强跨行跨区域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查业务的合作,减少托收过程中的“恶意延付、无理退票”等行为。其次,实现资本合作,强强联合。建立合资金融公司,通过参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资本纽带建立资本型合作模式,充实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机构奠定业务上融合的基础。再则,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对风险的协同反应机制,以加强风险预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加快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为加强区域内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探讨区域内经济金融问题,亚洲地区成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且通过了一些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泛北部湾金融合作框架。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国。在APEC组织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建立各国财长论坛,为各国交流观点和信息提供平台,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自由化。2001年6月,中国政府在海南三亚APEC财长会工作组会议上提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倡议,项目总规模250万美元,其中由中国政府出资200万美元,通过举办培训、论坛和研究等活动,促进亚太地区金融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
(二)《清迈倡议》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国的央行行长及财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简称《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建立“10+3”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促进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在金融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以防范区域货币危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按照安排,“10+3”框架内各国之间相继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议为主。《清迈倡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使东南亚货币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三)亚洲债券基金
2003年6月,11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第一期总金额10亿美元。2004年4月,又发行第二期,总额约为20亿美元,投资于以亚洲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表明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已从危机应对机制与流动性安排开始向实质性的旨在促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投资深化的安排转变,有助于提高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为区域内各国提供政策反馈的渠道。
泛北部湾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尽管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其金融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
区域金融合作对参与国之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一致性与同步性的要求,要高于对多样性和互补性的要求。泛北部湾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各国人均GDP差距较大,经济存在着发展阶段和模式上的差异,呈明显的梯形态势(见表1)。新加坡、文莱为第一层次,马来西亚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印尼、菲律宾为第三层次,越南为第四层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增加了金融合作的难度。
(二)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我国金融机构对政府依赖性的核心表现就是严重依靠国家投入资金来化解风险,导致金融不安全程度增高。除发行特别国债、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金外,我国在1999年专门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当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剥离的状况(见图1)。我国金融机构自身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对国家的依赖度偏高,这也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带来障碍。
(三)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较低。资本管制程度和资本流动量体现了一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我国资本管制程度较高,在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量也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限制了我国融入区域金融合作。
另外,我国参加区域金融合作还存在其他困难。首先,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必要前提。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风险度也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系统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水平不高,资产质量较差,各银行财务指标参差不齐。
推进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以构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现已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使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2001-2006年中国GDP值(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经济从2001年到2006年,连续6年保持8%至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还依然是一个人均GDP为2000多美元的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仍较低。在未来时期,中国仍应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夯实经济基础,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承担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二)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金融风险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银行依靠国家注资来改善经营状况,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通过不断挖掘新的金融业务,增加优良资产,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一方面,我国当前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对银行改善信贷期限结构,在宏观上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有裨益。同时从微观角度也有助于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积极提升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度的指标之一,而且其在作为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途径的同时,也成为一般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深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
(三)金融机构业务创新
通过金融创新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加大中间业务占比,从而实现资产结构和盈利模式的优化,逐步与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业务接轨和融合。金融创新包括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业务创新主要是顺应利率汇率政策的变化,主要通过表外业务来实现,包括贷款承诺、担保、金融衍生工具和投资银行业务等。而机构创新则是与证券化相伴随的,包括融资的证券化以及资产的证券化,即将商业银行贷款债权等流动性差的资产以证券形式进行转让,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对传统的中间业务进行创新。近年来,受资本约束和金融脱媒影响,国内金融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创新是未来衡量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加快融入区域内金融一体化进程
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状态和趋势。其实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包括区域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与跨境经营许可、投资自由化等。如: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地区间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创造条件,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之间开展银团贷款、融资业务等合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进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区的金融辐射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引言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全球金融业成为了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全球化金融模式、能够加快金融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将造成全球性的负面影响,例如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时,就直接造成了其他国家的金融冲击问题,这种连带的影响力已经极大的影响了各国金融的稳定发展。从金融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金融部门在经济波动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当中国出现金融风险时,其将冲击到金融行业的发展,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金融发展问题,如银行的钱荒现象,基于这一现象,在规划宏观经济的发展时,必须要重视对金融摩擦与金融冲击的深入研究[1]。我国经济学者在进行宏观经济建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而尽可能降低经济的波动幅度,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1金融冲击概述
企业的经营活动与经济发展将直接受到融资情况的约束,这一论述虽然缺少宏观数据的支持,但仍然拥有大量的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论证。金融摩擦是指在发展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出现的金融市场摩擦。再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我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比例出现了一定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国内贷款占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并且在经济周期频率上也出现了显著波动[2]。这一数据波动情况表明,我国企业受到的融资限制越来越严重,相应的能够获得贷款金额也不断下降。而市场中多数企业的借贷与还贷能力直接受到金融部分的影响,当金融部门出现扰动时将直接增加对企业的融资限制,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借贷能力,这种现象就被称为金融冲击。
2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的研究情况
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情况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许多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这两者存在的潜在联系,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深入研读了现有的关于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的文献后,可以发现许多研究都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了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因素,并在充分认识这种不完善性在不同机制中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分析了金融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的联系对这种影响的削弱作用,这些研究充分奠定了对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研究的理论基础[3]。在国内,我国经济学家也对这研究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探究,学者们普遍从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的练习、经济波动特征以及相关约束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3金融冲击对我国企业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市场经济发展与国家的企业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数量与规模也得到了不断扩大,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这一良好的企业资本市场环境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在影响我国企业资本市场运行状况的诸多因素中,外部环境中的金融冲击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国家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集团发展,在企业发展中提供了一定的“交叉补贴”,而实际情况是,当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发展、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有效避免自身经营风险,往往会刻意忽略对其他合作兄弟公司的经济与业务援助,这直接导致在金融冲击下,我国企业资本市场就会转变为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而这种现象将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金融冲击将给中国的企业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会直接导致企业集团的破产,金融冲击对我国企业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4]。
4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
4.1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一直处于波折上升形式,而发生显著经济波动的阶段主要集中在上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一时期,在这段发展时期内,我国经历了多重冲击,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洪水自然灾害以及非典侵袭等,这些灾祸的发生直接造成了我国市场经济增长形式的波折,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金融市场环境,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造成了这段时期内社会经济波动幅度过大的结果。从金融发展历史情况中可以看到,我国金融市场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波动情况,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的和谐秩序,能够对控制我国经济波动情况提供有力助力,从而始终保证市场经济波动幅度处于合理幅度范围之内。
4.2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
在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数据分析之后,能够对现阶段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深入研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可以被分为五个方面,包括自筹、外资引进以及国内贷款等,本文将重点对国内贷款进行深入分析。国内贷款就是企事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贷款行为,而获得的贷款资金将用于企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对我国的国内贷款数据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我国国内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存在明显下降,这一比例在2015年仅为19%,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企事业存在借贷困难的发展问题,并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约束限制。而根据市场研究结果,金融冲击是造成我国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金融冲击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业市场形势波动、工资波动以及债务增长等,金融冲击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必须要充分重视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4.3银行利率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社会发展形势将影响银行利率的变化,而银行利率又将进一步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化,并能够间接反映出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银行利率变化将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银行利率也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市场中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将会随着银行利率的变化出现相应的调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而言,银行利率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5]。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资金共计方式,而这一方式已经不能较好的满足市场投资中的资金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存储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阶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市场经济的投资水平,避免因出现金融冲击时投资者的行为变化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剧烈波动。
结论
本文首先对金融冲击进行了概述,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冲击与金融波动的研究情况,同时也分析了金融冲击对我国企业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了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金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以及银行利率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当出现金融冲击时,必须要保证较好的市场整体性,并充分掌握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制定全面、科学的经济调控策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国静,田国强. 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2014,03:20-34.
[2]陈利锋. 金融冲击、企业生存状况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05:1-13.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8)-0044-04
一、日本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基础:资金流量账户
(一)概况
日本央行从1958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账户统计(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Statistics,FFA),记录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及住户)间金融工具(也叫交易项目,如存款、贷款)引起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涵盖范围远远超过美国和欧元区资金流量账户(见表1)。账户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初步数据在报告期3个月后公布,最终数据在报告期6个月后公布,每年3月份对往期数据进行修订。
(二)主要内容
1、统计框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是反映不同经济实体间金融交易以及相应的金融债权债务存量的矩阵。矩阵的“列”由各经济实体构成,矩阵的“行”由金融资产与负债构成。矩阵包含三张表,其中,“交易表(流量表)”记录某一时期的资金流动,反映每一经济实体在金融交易后资产与负债的增减变化;“资产负债表(存量表)”记录某一时期末经济实体持有的资产与负债。总的来说,存量数据是流量数据的积累。但是,当交易项目的价格发生变化时,期初和期末余额就会不一致,这时就需要“调和表”来调和存量和流量之间由于价格变化导致的差异。流量与存量的关系如下:
(T-1)期的存量 + T期的金融交易流量 + T期的调和量(由于市场价值变化等)= T期的存量
2、矩阵的“列”与“行”。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列”的经济实体分成六大部门,包括“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服务住户的私人非盈利机构”以及“海外部门”。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行”的金融工具(交易项目)包括“货币和存款”、“贷款”、“除股票之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股权”以及“保险和养老准备”等等,以及上述的细项。总共有45个分部门和51个交易项目。
3、细化的补充信息。“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以及“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作为资金流量账户统计三张矩阵表(“交易表”、“资产负债表”及“调和表”)的参考材料。“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总共有4张表,分别是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存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流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存量数)以及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往前追溯5年的存量变化数)。矩阵反映每一个部门的金融交易,但是并不反映谁是融出方、谁是融入方及其融资工具。“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反映了国内非金融部门及海外部门是如何融资的。该表提供融资的流量及存量数据,以及存量(年末余额)同比增长率。
(三)编制方法
1、垂直法与水平法。资金流量账户的编制方法包括:一是垂直法,即通过使用各部门的财务报表来确定每一部门每一单元格的数据;二是水平法,即将每一个部门持有的资产/负债合计数分解到每一单元格。换言之,垂直法估算部门数据,水平法估算交易项目数据。
2、会计计量原则
(1)按市价计值(Mark-to-Market)。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通过市场价值来同时评估资产和负债。例如,作为资产持有的股票以市值评估,同时,该股票作为其上市公司的资本也是以市值评估。即使是企业债券这种由经济实体按面值偿付的债务,资金流量账户也按市值进行估值。
(2)权责发生制(accrual basis)。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原则上遵循权责发生制来记账,这也是1993年SNA和IMF手册采纳的原则。权责发生制按借方/贷方关系发生的时点记录交易情况,而不是按照现金转移的时点。
3、统计的准确性。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数据有时候也需要使用估计。例如,当只存在年度财务报表时,季度数据就必须估算得出;当数据延迟获得时,有时候也使用上期数据代替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估算误差。鉴此,当获得更准确的原始数据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就回溯修订。日本央行指出,大约60%的资产估算的准确度为“高”,不到5%的资产的估算准确度为“低”。
二、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确定证券持有者的准确信息一直以来都是统计人员面对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近年来,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开始建设证券数据库以存储证券持有人的准确信息。欧央行从2009年开始建设“中央证券数据库”,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证券统计中持有方的信息。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09年强调掌握风险在不同部门实际潜伏情况的重要性。日本央行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一)日本“中央证券存托”的主要特征
1、非中央政府债券的唯一簿记转让平台。日本有两套债券簿记转让平台(book-entry transfer services),一是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央行维护;另一个就是非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证券存托中心(Japan Securities Depository Center, Inc, JASDEC)维护。该中心是根据“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注册的私人证券公司,为包括企业债券、股票、商业票据及投资信托在内的证券提供簿记转让服务。簿记转让系统从2002年开始运作,目前商业票据转让对该系统的使用率几乎达到100%,其他证券交易对该系统的使用率也接近100%。“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规定了该公司的簿记转让职能,但并不要求其向央行或统计部门提供统计信息。
2、链式账户。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使用层叠式的账户结构(见图1)。投资者首先在直接(或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开户,当达成交易后,交易信息就从开户机构发送到交易对手的开户机构。如果图中的投资者(i)向投资者(G)卖出证券,交易信息就流经机构E、A以及日本证券存托中心,并最终到达C,这时售出的证券就被登记在客户G的账上。然而,如果投资者(i)向投资者(ii)出售证券,交易信息仅在机构E内部进行处理。
账户管理机构(通常是银行或证券公司)也可以直接拥有自己的账户(自有或自营账户),在交易系统中与客户账户分离。截至2010年5月,系统中有直接账户管理机构89家,间接账户管理机构407家。
3、最终所有权(直接体系vs.间接体系)。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与其他一些国家证券存托体系不同的地方是证券的最终所有权。在日本,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不会接收客户账户中交易证券的所有权。这种体系称为“直接体系”,意即账户管理机构仅仅保管投资者账户及提供簿记转让服务,证券的法定所有权归投资者。
与“直接体系”相对应的是“间接体系”,在一些国家,一家账户管理机构从法律上持有资产,同时投资者在这些资产上保持权益,或是一项证券的权益从投资者转移给账户管理机构。在间接体系下,很难判断证券的最终持有者。
4、以单一证券为基础(security by security)。在簿记转让系统中,所有数据都是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每一证券的信息都包括:证券名称、证券发行方、面值、到期日等。对于那些向公众开放的企业债券数据,可以从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的网站上,通过证券名称或是ISIN识别码轻易查到。这种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系统便于统计人员按照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要求对数据进行排序。
(二)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应用于资金流量账户
日本央行从2009年底开始陆续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纳入资金流量账户,目前的进展包括以下方面。
1、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是结构化融资工具,在修订前,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数据通过估算得出(Sato,2009)。通过与日本证券存托中心的商讨,日本央行明确了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的数据与日本央行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决定使用其作为新的数据来源。
2、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无纸化是从2006年开始的,之前发行的债券信息是从已经注册的债券信息进行推算,因此准确性大打折扣。无纸化开始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都进入了簿记转让系统,因此央行能够从系统中查找符合统计定义的债券信息。
3、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日本央行目前还在审查其他结构化融资工具,如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情况,因为需要通过抵押物的类别来对这些证券进行分类,以便将其归类到资金流量账户中不同的交易项目(证券化产品或其他类型的企业债券)。
(三)目前面临的挑战
1、账户信息的层次太多。投资者信息只掌握在其账户管理机构手中,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并不直接掌握。例如,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和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处在链式结构的上游,无法知道一笔发生在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内部交易的情况。大多数国家通过其他辅助信息源来克服上述困难。美国在统计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时,同时使用中央证券信托系统的数据和私人数据供应商的数据进行相互验证。英国中央证券存托系统的数据并不直接用于统计,只是用作数据质量验证。英国证券统计信息的数据源是伦敦的发行和支付机构。西班牙从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获得本国居民发行并被非居民持有的债券信息,但该信息仅涵盖债券第一次交易的对手方信息,如果债券多次交易,系统无法提供最终持有者信息,因此西班牙央行也向本国证券托管机构采集信息。在德国,中央证券存托机构仅是约2000家向央行报数的机构之一。在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可以直接提供的信息仅限于那些直接在该中心开户的客户,如图1中的A、B和C。
2、客户账户的保密性。在账户管理机构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中,客户通常要求账户信息保密。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中央银行需要与证券存托机构签订协议,只要求提供汇总数据。例如,美联储与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保密条款,禁止获取单个公司层面的数据。
3、数据采集的合法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智利都与其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了合同或协议。德国和西班牙则制定了专门的中央银行条例,对数据采集工作提出了强制要求。但是在日本,中央银行仅是与证券从业机构达成某种共识。
三、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编制金融概览方案
加强国际交流,梳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统计立法、监测框架、指标设置、数据共享等方面的经验,重点研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金融部门整体统计框架,扩大核心指标采集范围,加大对创新金融工具和产品研究力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概览编制方案。
(二)加快推进标准化建设,夯实金融统计基础
标准化的优点是保证金融统计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为监测跨机构、跨市场、跨境金融交易提供“搜索引擎”,同时保证金融统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根本上减轻微观金融机构的报数成本和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考虑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基于数据仓库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统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时应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组织统计标准的趋同性,增强国际信息共享。
(三)完善金融统计法规,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应在研究国内外相关统计法规和国内上位法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牵头对“一行三会”的统计管理规定进行梳理,尽快起草“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在机构上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行业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全部表内、表外业务。
参考文献
[1]Bank of Japan (2006), Guide to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ugust 2006.
[2]Bank of Japan (2006), Compilation Method of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ugust 2006.
[3]Bank of Japan (2012),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asures for Enhancement
[4]Kanda, Hideki (2009),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Holding and Transfer of Intermediated Securities: U-NIDROIT Draft
Convention.
[5] ECB(2009). The centralized securities database in brief. February 2010.
[6]ECB.Manual on Investment Fund Statistics, May 2009.
[7]Eurostat, IMF, OECD, UN and World Bank (1993),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1993 (1993 SNA).
[8]Eurostat, IMF, OECD, UN and World Bank,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2008 SNA)”,2009.
[9]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27 October 2011.
[10]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1), Shadow Banking: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 October 2011.
[11]Venture Enterprise Center, 2010 Survey Results on Trends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December 2010.3.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A Case of Japan
ZHAN Yunsheng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3-0074-03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华尔街新一轮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当日道琼斯指数(Dow&Jones)、标准普尔(S&P 500)、纳斯达克(Nasdaq)收盘比前一个交易日分别下跌4.4%,4.7%,3.6%。此后美股一路下行,投资者对市场的迷茫和恐慌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截至10月10日,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纳斯达克分别比危机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1%、28.1%、27.1%。并且道琼斯指数在10月6日至10月10日这一周还创下了道指历史上最大周跌幅。此次美国股市短期内大幅下挫是继1929年经济大萧条,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1997年8月15日亚洲金融危机后最为严重的一次。
道琼斯工业指数变化率(%)
美国股市下挫令美国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熊市之一,也使得这场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此次金融危机不断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蔓延,流动性的危机更导致冰岛银行体系的崩溃和整个冰岛国家陷入破产边缘。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
由于全球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金融市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接受和释放金融危机信号就越快。因此金融危机一旦爆发,首先通过一国金融市场传导到另一国金融市场,进而再向实体经济蔓延。一般认为,金融危机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传导的。
(一)季风效应(Monsoonal Effect)
季风效应最早是由Masson(1998)提出的。Masson分析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时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种:季风效应,溢出效应和净传染效应。所谓“季风效应”是指由于共同的冲击引起的危机传导。比如主要工业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相似的作用和影响。也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共同危机”(Common Shocks)(Rudiger,Yung,Stijn 2000)。在这种共同危机的作用下,Corsetti, Pesenti, and Roubini(1998),Radelet and Sachs(1998)分别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美国利率政策的变化是导致拉丁美洲大规模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同样的,此次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共同冲击下而引发了全面的流动性危机,这也印证了季风效应是危机传导的途径之一。
(二)溢出效应(Spillovers)
溢出效应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金融溢出,另一种是贸易溢出。由于一国与他国经济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金融,因此金融溢出和贸易溢出成为金融危机传导的两个重要途径。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国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入都会大幅减少。比如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泰国方面就备受金融和贸易的双重打击。泰国货币受到重挫后,与其有着贸易往来的各国也就相继卷入这场危机中。Geriach和Smets (1994)研究了金融危机贸易联系途径的传导机制,他们证明如果一国的贸易伙伴或者竞争对手货币贬值,则投资者预期改变,一国的货币也要发生相应的货币贬值,否则本国经济将遭受投机性攻击。Glick和Rose(1998)用实证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是解释危机传导的重要途径。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国内需求急剧下降,与美国贸易较多的国家出口大幅度减少,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比如,玩具巨头合俊集团的破产,在金融溢出和贸易溢出的双重作用下金融危机加快了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速度。
(三)净传染效应(Pure Contagion)
所谓净传染传导是指金融危机是由宏观基本面数据不能解释的原因所引起的。其主要涉及的是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和多重均衡理论(multiple equilibriums)。在这一框架下,一国陷入危机后会引致另一国经济走向“坏的均衡”,然而这种新均衡的特征却是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资本外流和坏账增加。Diamond 和 Dybvig’s (1983)建模对银行挤兑事件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存款人是持有还是提取存款取决于其他存款人所采取的行动。因此在经济危机发生时,这种均衡只有一种坏的结果,存款人由于恐慌心理而发生银行挤兑。此次当金融危机使得冰岛银行体系陷入全面崩溃时,其主要存款人所在国英国立即查封了该国在英国的资产,以此避免冰岛金融危机通过净传染效应使得英国金融业受到冲击。
(四)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
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投资者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其他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危机。Calvo 和 Mendoza证明了信息不对称性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高额费用是导致羊群效应的原因。Agenor 和 Aizenman(1998)证明了大部分中小投资者是没有能力负担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费用的。因此小投资者更愿意根据其他投资者的决策来作出自己相应的决策。小投资者往往跟随大的投资者作出决策。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大投资人减持或卖出资产或投资组合时,小投资人会跟进减持和卖出,这就导致所谓的羊群效应。
二、华尔街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探讨――道德,诚信,监管缺失
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态度有两种经济学观点。一种是加强金融监管,第二种是放松金融监管。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持第二种观点。1929年的大萧条后到20世纪80年代将近5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加强监管“Regulation”为主。在这50年里美国建立了一整套对银行的监管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是以放松监管“Deregulation”为主。在这期间美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不断涌出,然而却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8年前Ghosh就撰文指出了华尔街的这一弊端,D.N.Ghosh(2000)指出华尔街的繁华不是在有秩序地设计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不断追求利润的创新中发展和壮大的。Fred Hirsch 在他的“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指出华尔街“自我利益的实现为整个充满竞争的市场提供了动力,然而道德、诚实和自我约束也是这个系统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强大的华尔街繁华下,没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不幸的是这一次金融危机光顾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
数据的选取:我们选取了自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的法国CAC 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道琼斯指数和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以周平均指数计量,共145个观察值。我们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世界主要股票指数作为分析的对象。我们用股票市场指数来判断一国经济和另一国经济的关联程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两国股指变化有因果关系说明两国经济关联程度较大,反之,说明两国经济关联程度较小。
(一)单位根检验平稳性
由Granger 因果关系的定义知,所检验的时间序列必须保证严格平稳的前提,否则容易出现“伪回归”,所以在进行Granger 因果检验之前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这里采用的是LLC的ADF单位根检验。
yit=?琢yit-1+■?茁ijyit-j+x′it?啄+?着it
假设检验: H0??琢=0,H1??琢
H0假设存在单位根。如果接受原假设H0,而拒绝H1,说明序列yt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否则说明序列yt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Null Hypothesis: Unit root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Date: 10/20/08 Time: 15:54
Sample: 1 145
Series: DOWJONES, CAC40, DAX, FTSE100, SSE
Exogenous variables: Individual effects
Automatic selection of maximum lags
Automatic selection of lags based on SIC: 0
Newey-West bandwidth selection using Bartlett kernel
Total (balanced) observations: 720
Cross-sections included: 5
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H0说明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是1.645。
(二)Granger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yt=?琢0+?琢1yt-1+...?琢iyt-i+?茁1xt-1+...+?茁ix-i+?着t
xt=?琢0+?琢1xt-1+...?琢ixt-i+?茁1yt-1+...+?茁iy-i+?滋t
使用联合假设:
?茁1=?茁2=...=?茁i=0
虚拟假设H0?X不是引起Y的葛兰杰原因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 10/20/08 Time: 15?48
Sample: 1 145
Lags: 4
从上面的Granger 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在10组数据中,涉及上海上证综合指数的4组数据中全部为单向因果关系,没有双向因果关系,而剩余的6组不含上证综指的数据中有2组数据具有双向因果关系,2组数据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与美国和欧盟关联性较弱。
(三)脉冲响应分析
**F检验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分别为1.99,表示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表示具有单向因果关系。
结论:由以上分析可见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股指变化更具有因果关系的特征,而中国股指变化与上述四国因果关系较弱,说明中国经济与其他几国经济的关联程度较低。从脉冲分析图可以看出危机发生后,中国受到美国市场的冲击最小而其他几国市场受到冲击后脉冲图下滑趋势明显。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关联程度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且冲击的程度越大;相反,经济关联程度低的国家受危机冲击的程度要小。
参考文献:
金融普惠性联盟执行主席、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阿尔弗雷德·翰尼葛(Alfred Hannig)认为:“金融普惠的目的在于将‘无银行服务’人群纳入正规的金融系统,从而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储蓄、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正好对应了受到金融排斥的人们获取金融服务的问题。金融普惠概念的提出,就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地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群体以及公民提供金融服务。
金融普惠阻止了金融排斥的盛行,金钱指导和教育使人们能够很好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最大化金钱的使用价值;银行账户增强了存储、保存和使用金钱安全性;电子支付能够使人们通过网络或电话购物买到更便宜的商品,同时银行账户也是人们使用其他服务的一个通道,例如建立信用评级、了解金融、使用促销商品等;负担得起的信贷和储蓄可以在人们遇到收入或支出变化时,甚至是一生中平衡消费支出,应付意外状况时的紧急需求;保险可以补偿在遇到火灾或者盗窃一类危机时失去的财产,或者在旅游时受到保护;债务建议帮助人们管理应对危机。
金融普惠和金融排斥作为金融发展领域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金融排斥从现有问题出发,指出问题的存在性及现状,金融普惠是对现有问题采取补救措施,应对问题解决问题,为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做实质性的行动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融普惠的提升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排斥。
英国的慈善机构和金融普惠
就应对金融排斥、提升金融普惠而言,需要很多方法共同开展此类工作,该领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必然首当其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机构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构建金融能力和提供债务建议,改善金融产品的设计和供给,宣传和游说更广泛的金融市场改革等,可以根据部门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这些都为第三部门机构发挥自己力量提供了舞台空间。对慈善机构和捐赠者而言,正好可以利用自己的基金做一些金融普惠的工作,同时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以及不知道该如何干预工作,因此这些工作又是具有挑战性的。
慈善机构的活动
慈善机构最明智的选择是谨慎分配它们的基金,在应对金融排斥的过程中,按英国经验来看,慈善机构在决定投资何处之前,有必要看一下所选领域目前已有的基金去向并比较各自的效果,从而科学地投资。对于试图将自己定位在金融普惠部门的捐赠者们而言,一般仅仅只针对受到金融排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群体开展慈善工作,例如无家可归者或受虐待儿童一类的特殊群体,以开展金融普惠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功能,很少有组织能全面兼顾。在英国实际的操作中,有相当多的慈善机构表现出对“金钱指导”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许多特定组织为受到排斥的群体提供债务建议和货币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住房协会和一些扶贫慈善机构加入进来,主要目标对象是无家可归者或难民一类的受排斥群体。该领域的慈善机构主要帮助客户处理个人金融问题,从技术上来讲,慈善机构在这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产品。许多慈善机构隶属于某一特定的贫困地区,而并未给自己贴上金融排斥慈善机构的标签。
基金情况
如果基金情况反映了慈善机构应对金融排斥的程度,那么对捐赠者而言,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了解基金的情况到底如何。
金融服务产业。评估银行在金融普惠工作中的花费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部分是由于无法从公共渠道获得所有的数据,部分是由于银行有时仅通过它们自己的基金会为金融普惠筹集资金。据英国的实践来看,涉及的金额大约几百万英镑,然而,分析人士一直无法将这些花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在该领域的参与者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而且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已经成为公民建议局的坚强支持者,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开展的教育计划为受到金融排斥的人们提供生活上的金融技能的培训。英国慈善基金会常常开展关于提升工作能力方面的工作,而且通常情况下的目标对象是学校和孩子们而不是专门针对受排斥的个体。
金融服务公司也有助于提供债务建议,像消费者信贷咨询服务一类的慈善机构有一个关于债权人支付债务建议的安排,在“公平份额贡献”活动中,不管慈善是否帮助客户偿还任何债务,债权人都同意为慈善捐赠一定比例(通常是10%),通过最大化债权人的贡献,消费者信贷咨询服务的债务建议模型现在是独立进行,通过一两家银行刻画出一个支持第三部门放款人的独特角色。如巴克莱银行通过由信用社理事会发展出来的金融监控和业务规划系统,给予信用社技术和金融上的帮助。此外,设计应对金融排斥的一些机构不仅仅是捐款,例如,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设计出了金融培训资料,并且招募教育和建议工程中的员工志愿者。
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会。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会也致力于为金融普惠问题捐赠资金,但是和银行遇到的情况一样,无法直截了当地确定他们总花费的数目。从整体上来讲,通过英国慈善基金会的影响,使得信托基金和基金会能够比银行获得更广阔的资助,而且资金能相对均匀地扩散在金钱建议、金融教育和第三部门借款人之间,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和评估已经得到了广泛支持。大多数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会对金融普惠活动的开展采取了一个微妙的方法,即通过支持旨在低收入者和特定的受剥削的特殊群体推行金融普惠工作,包含一些高度参与的捐赠者在内的慈善信托,菲尔巴恩基金会等一些基金组织在该领域内已经具备了公认的专业水准。
捐赠者和金融普惠
在英国,捐赠者们选择支持特定组织的一种方式是使用英国慈善基金会的建议,英国慈善基金会的报告会列举许多不同的慈善组织以及他们在应对金融排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且对一小部分基金会自认为特别有效的慈善机构的名字突出显示,在每个领域都尽可能地选出一两个具有优先权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名字挂在英国慈善基金会的官网上,而且捐赠者们可以免费下载下来参考。分析员们试图根据英国慈善基金会的推荐、取得这些成绩的能力以及评估这些结果的风险来均衡地选择慈善机构,研究慈善机构的标准是按《成功资助》概括的标准执行,也可以在英国慈善基金会的网站上下载英国慈善基金会评估慈善基金会的方法来参考。尽管英国慈善基金会的推荐并不一定是最权威的组织排名,但从广泛的关注程度来看,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英国慈善基金会的在这部分里的推荐将跟随时间进行更新,分析师们也试图定期确认组织的性能,并定期地添加新组织的名单。
当然,英国慈善基金会并不可能访问所有致力于金融排斥工作的慈善组织,事实上这种组织真的是太多了。如果捐赠者想要支持英国慈善基金会没有调查到的慈善机构,也可以利用《成功资助》里概括的标准自主进行审查。
捐赠者们在上面涉及到的金融排斥领域的工作,同时也会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第一,这个领域是迅速变化的,有许多正在开展的活动,而且跟踪新的政策举措也非常困难,更不用提新兴的实践了。
第二,政府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资助者,应当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另外一些金融服务公司和基金会也热心于支持有效的或创新的工作。
第三,每个领域的选择范围并不是太宽,许多对金融排斥感兴趣的组织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且大多数是债务建议提供者。
此外,英国慈善基金会发现在金融排斥领域有一些跨部门的问题,需要捐赠者提供更多的捐赠,需要他们在产品设计和供给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该领域没有组织资助,而且并不单单只在一个独立的部门内部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究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对这些捐赠者而言,援助可能有时是带来更多的影响、能力、技术和合伙关系,而不仅仅是提供资金。
英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总体来说,再有效的措施都会有些不足之处,而且都有一些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基金组织而言总可以找到不参与这类活动的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不足也正好为慈善机构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因此,英国慈善组织参与到金融普惠的工作在带给中国慈善事业一些经验参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应对危机
在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虑时,肯定会优先考虑债务建议,主要是因为来自英国慈善机构的报告称这方面的需求太多以至于无法全部满足。涉及到公民咨询处和住房协会以及授信机构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帮助确定性受到金融排斥者的好方法。捐赠者可以支持致力于给出债务建议的机构,而不是只具有“事故和急诊”功能的组织,例如反对贫困的基督徒模型,在债务解决以后仍然持有一个继续进行的储蓄和分期付款的账户,意味着将来客户再度陷入金融难题的可能性更小。混合供给可以有更广泛的影响,消费者信贷咨询服务已经是开发有效的电话和网络建议的市场领导者,而且在已经提供的电话服务的基础上还有一系列更深的计划。
对于中国慈善机构而言,在已知债务建议是一种有效减轻一个人金融压力的情况下,捐赠者在这里可以资助更多的活动,但是应该注意将目标定位于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同时还需要注意最大化由电话和网络提供服务的质和量问题,以及尽可能多地争取来自政府或金融服务产业的长期赞助。为了达到预防的效果,有关债务的建议应该更有整体性,而且争取做到尽可能早地干预。赞助者还可以改进针对受排斥群体的推广建议一类的申请上的赞助模式,也可以资助更早申请一类的方式。
提升金融能力
英国慈善基金会为捐赠者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明确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诸如产品教育一类的产品链接,针对家庭或社会网络的方法。英国的贵格社会行动已经由其造钱计划开创性地尝试了一个试点方法,即同等看待家庭金融和创造性的组织活动及讨论,通过试点发现这种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目前就英国经验来看,在提升金融能力的领域中金融教育具有优先权,主要是由于提升能力的潜在收益很高。然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尚不能恰当地对许多现存的规定进行评估,而且在继续教育学院以外暂时还没有专门为成人使用的小规模的政府资助金。英国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开展的公平金融会给那些正在申请贷款的人们有关建议和教育的资料,但是却不肯给予他们贷款。
对于中国的捐赠者而言,可以支持提供这类服务,并且伴随人们真正使用到的商品一起推广。更一般地说,可以利用特定的教育方法影响的纵向证据进行评估,投资于那些评估中起作用的因素很重要,进而影响政府投资。为成年人开展的货币教育同样也需要达到更大规模,像信贷行动那样通过使用材料教育的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目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慈善机构是惠及金融排斥者,则实施的方法之一可以是通过已经致力于排斥组织的中介机构执行,信贷行动也可以在其他慈善机构帮助塑造员工的信心来教育客户建构能力。对于已经获得过诸如债务建议或信贷一类的金融服务人们而言,他们对金融教育也比较容易接受。还有一个研究、创新和游说改变人们金融违约的方式的领域供捐赠者自由发挥,该领域比较不容易确定赞助什么,因此捐赠者可以参考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自主决定,开拓创新。
设计和供给产品
第三部门放款人更感兴趣是提供更灵活的金融产品,例如信贷、储蓄和银行账户等,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和影响程度。支持应对潜在技术和组织约束,对于解决这些障碍非常重要,捐赠者们可以和个体信用社或借款人一起拓宽可用产品的范围,也可以在行业层面上和主流协会一起协作。像保险、分期付款和储蓄一类的主流产品的供给是明显不足的,慈善机构可以针对主流供给培育出更合适的产品。最后,捐助者可以参与游说金融服务公司改善产品,比如说服分支机构人员更尊重地对待低收入消费者,说服保险公司不对顾客因年龄不同加以区别对待,或反对关闭邮政网点等。
金融服务市场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除正规金融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金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贷市场失灵,尤其是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非正规金融却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存在的金融现象,但理论界对其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侧重研究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存在的内在缺陷和引导与规范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想途径之一,成为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首先,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天然地具有较强的市场亲和力,它的存在和适度发展有利于弥补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其次,非正规金融能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再次,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属民间自发性制度创新,这种创新若经过政府的合理引导,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积极演进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2.1发展规模
改革开放之初,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从1986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开始超过正规金融的规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加活跃。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比重越高;从融资用途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主要用于非生产方面,而东部较发达地区则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2.2趋势特征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公开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打击措施比较严厉,处于萌芽期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隐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盈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逐渐放松对民间借贷的打压措施,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由隐蔽逐步转向一定程度的公开。
(2)组织化。过去,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个人,现在一些村镇集体和企业也参与到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主体由传统的个人行为向组织结构发展。
(3)规范化。以往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人们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逐步规范化。
3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
3.1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3.2内部经营管理混乱,经营风险较大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同时,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较大。
3.3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3.4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农村非正规金融分流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正规金融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金融的宏观调控效果。一些不符合农村经济宏观政策的项目由非正规金融为其融资,结果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规范发展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对策
4.1赋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
国家应正式承认民间借贷的合理性,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应引导私人钱庄、民间合会等组织走向前台,向规范化、合法化金融转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正视并肯定民间金融的作用。2005年4月,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能为小企业和小额贷款需求者提供最好服务的还是非正式金融,政府不应该对民间的合法的金融行为进行过度的干预。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这被普遍看做是央行首次对流行于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最高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的肯定态度加快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进程,2005年央行选择山西平遥、贵州江口、四川广汉和陕西进行民间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引导民间金融的融资活动走向正轨,并将民间融资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正式监管之下。
4.2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与管理
政府应允许非正规金融组织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进行监督管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要求持有一定的资本金数额,但不能强求一致,可按地域做出不同的规定,发达地区适当要求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低一些。规定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格。对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历作出限定。限定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容许其经营风险大的股票交易、黄金交易、外汇交易等金融业务。从上述各方面加以严格监管,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规范运作。除此之外,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测。建立监测系统,掌握资金来源、去向、运行情况、利率水平等等。随时监测风险,随时警报,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规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
4.3改革农村正规金融,替代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
首先,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资金能真正用于农业领域。改造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进信用合作社改制。财政支持商业银行农贷业务,引导商业性金融对农业的投入。改革邮政储蓄业务,防止资金流人城市。其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例如,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龙头企业提供贷款,农业龙头企业可对农户采取生产资料赊销,发放农业生产预付款等商业信用的方式使农户得到资金融通。还可通过证券市场,如农村龙头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拓宽筹资渠道。
对农村新技术新成果的研发推行也可试行风险资本投资业务。商业银行还可通过创新信托业务为农户提供服务,如委托贷款,为民间借贷双方牵线搭桥。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完善健全非正规金融及相关法律制度国家通过立法制定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的法规条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务征收、违约责任、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
首先,为合会形式立法,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可在法规中规定合会人数、标金、利率,不允许会套会等,可借鉴日本或中国台湾的经验,给予非正规金融基本的法律规范框架,以防范化解倒会风险。其次,为民间借贷立法,要针对民间借贷特征,制定管理法规。准确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运作。
最后,制定反垄断法和合作金融法,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局面,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仍然缺位。长期以来合作金融在我国就以不同形式存在,如自发形成的合会、信用合作社等,但由于合作金融法制的缺位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功能异化,未能很好地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此应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体现合作制的思想原则和法律导向,对现有的合作金融形式加以引导、规范,将一些金融形式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
4.4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一、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力仍待提升
200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为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作出积极贡献。今年以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回升向好的主战场,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增长,各主要行业实现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创新研发进一步加快。今年前8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94016亿元,同比增长37.6%;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累计实现利润12644.7亿元,同比增长46.7%;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已交税费16383.7亿元,同比增长24.4%。其中,中央企业表现突出,1~8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05731.2亿元,同比增长40.4%;累计实现利润7235.5亿元,同比增长50%:已交税费总额8883.3亿元,同比增长22.6%。在前不久揭晓的“全球500强”榜单上,中国企业数量不降反增,30家国有大企业迈入“全球500强”的行列,展现出我国国有经济的强大活力。
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竞争能力上和国外企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智力密集型、劳动附加值高的业务领域差距显著。
例如,ENR(工程新闻)上榜的企业,中国有22家,总收入为14.08亿美元。在前200强收入中占比为2.7%。而美国上榜企业75家,占全球工程市场份额的38%。同时,市场区域上我国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国家。业务领域集中在在亚洲、中东地区和非洲等地,其业务比重占95%以上,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到5%。在业务环节上,欧美的工程公司做设计和项目管理等智力密集型工作,而我们还是以传统的土建为主。行业上我国集中在房屋建设和交通道路建设领域,国外发达国家集中在电信、石油化工和新能源建设等高利润行业。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很大,但是竞争力不足,我们赚的钱更多的是血汗钱,大型国有企业在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上话语权还不足。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国企现状
自国资委成立以来,国企经历了五年左右的幸福时光,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力、影响力日益剧增。究其原因,与国资委管理加强、企业治理水平提升以及人世后经济的景气都不无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成绩,导致我们对国企发展改革的认识出现了较多偏差,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让国企多年存在的顽疾暴露无遗。
从目前来看,由于政策性因素占据核心因素。市场化需求还未完全打开,企业去库存化的过程还未彻底完成,而且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没有很大起色。以此判断,中国经济形势虽然总体趋于好转,但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国企下半年的盈利预期依然不容乐观。
(一)外因方面:外部需求持续下降,产能过剩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行业的产能是按照出口量占总产能20%~30%来配备的。但在目前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前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一部分产能,其所对应的需求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很多国企为了稳定就业,没有及时调整产能。产销矛盾进一步拉大。尽管国家刺激经济的措施已收到一定成效,但消失的需求和启动的需求并没有很好地匹配,同时,以大量财政支出和货币投放为主要内容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不具备持续性,其拉动效应已经在逐步减弱。从制造型企业相对占多数的地方国有企业上半年累计实现利润1370亿元,同比下降41%(与整体数据相差14个百分点)的数据可见一斑。
(二)内因方面:国企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大部分国企对自身的资源能力与市场竞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没有建立真正适应市场化竞争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对国企从一些领域退出,对产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政策机制调整的相对滞后,面对危机的结果自然不容乐观。政府相关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国企的政策性亏损。凡是敢于“政策性亏损”的,基本上属于垄断行业,而垄断之所以为市场经济所不容,就因为“政策性亏损”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政策性暴利”才是根本的、长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的政策性亏损是长久以来政策性暴利的必然。
国企盈利能力相对较弱。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水平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但是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周转率最低,最终影响了国企的盈利水平。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国企茸业收入的下降远小于利润的下降,这表明国企盈利能力出现下降。而这一数据还是在4万亿投资主要由国企承担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更加说明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很低。
三、关于危机背后国企出路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力气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业链,成为企业金融危机之后打造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一些企业因产能过剩没有死在危机中,反而死在危机后。这些现象必须值得企业重视和思考。盲目重复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痼疾,在经济危机导致需求绝对或相对萎缩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再次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不仅已经从钢铁、电解铝、氧化铝、造船、水泥制造、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蔓延到风能、光伏等新兴产业,而且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压倒一切的应对危机举措客观上加剧产能过剩之势,因为启动消费旷日持久,大规模投资则可立竿见影。
在总体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首当其冲面临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和风险。首先,要有效应对产能过剩、产品结构老化的问题。金融危机后,这类的风险会迅速显现,并且要求应对的时间是短的。其次,可能会面临近几年由于扩张过度、整合能力滞后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后,这类的问题也会由隐性转为显性、逐步显现出来。从本质上看企业过度扩展,是用新的潜在矛盾掩盖旧的显性矛盾。第三,经营模式滞后、资源整合体系落后带来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金融危机后,这类问题会在中长期逐步显现,要求时间不急,但是应对的难度最大。
这些问题的应对和处理,是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打造竞争力首先面临的问题。应对的措施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积极有效地处理过剩产能,主要体现为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调整、产品结构的优化、资产重组等具体举措。第二个方面是科学地进行产业扩展,优化产业链。主要体现为协同、整合效应的实现。
(二)凝聚变革的动力,有效推进各项改革、革新成为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从企业发展的状况看,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所推行的各项改革依然处在探索的“路途”中。依然有相当多的改革没有推进到位,甚至还存在部分需要“实质性创新突破”的任
务没有完成,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市场机会众多的光环下,很多矛盾被忽视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内,我国企业“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掩盖了不少的深层次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虽然暴露出了一些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但是随之被国家“保增长、保就业”大目标下,这些问题没有被足够重视和得到应有的关注。
金融危机之后,着眼于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必须有效地深化各项改革,由此促进竞争力的提升。关键举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加大力气进一步推进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依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国企业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既牵涉到体系的完善问题,还牵涉到外部环境的成熟和发展问题,更牵涉到文化层面的问题。另一个方面,积极有效地推进组织变革。组织模式是企业整合内外资源的保障,也是体现企业生存理念的重要表征。我国企业在组织模式上的落后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分工不合理、协作不到位、流程不顺畅、权责不清的现象必须的得以足够的重视。组织变革是一件系统性、复杂性、创新性、艰巨性兼具的一项变革活动,我国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推进组织变革,从而实现竞争力的重塑和提升。
一、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低迷阶段,其传导机制是:美国金融自由化过度,政府对金融风险监管不利,金融衍生产品出现损失,导致其他与之相连的金融产品出现损失,进而导致金融体系混乱,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靠相互影响,顾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传导到另外一个国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加速效应或者乘数效应的方式从虚拟经济导向实体经济,最终形成多国多产业损失惨重。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危机,而非某一个因素能推动其传导的危机,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条件和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美联储连续降息,刺激外来资金流入,外表一片繁荣,房地产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美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疏于监管的行为,成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一只推手。使得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金融体系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危机形成的传导机制研究,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的方式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的泛滥,把资产证券化推到了极端,为这次危机的发生创造了生存条件,并将风险逐步转向全世界。
(二)金融传导机制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 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