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篇（2）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篇（3）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一

(一)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为转型出雏型创造良好条件。

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和能力建设。

健全疫情防控和风险化解机制。

加强经济调节和政策储备。

(二)突出创新核心地位，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力培育一流创新生态。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推动基础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

促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支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三)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消费回暖升级。

推动外贸增量提质。

(四)坚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蹚新路动力活力。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机制推进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

实施市县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农业“特”“优”发展。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

启动实施城市更新九大工程。

加快推进大县城建设。

(七)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山西。

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成果。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八)持续用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拥有高品质生活。

促进就业增收。

构建优质教育体系。

加快健康山西建设。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九)深化“三零”创建和依法治理，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保障。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旗帜鲜明讲政治。

建设法治政府。

打造“六最”升级版。

推进廉政建设。

狠抓工作落实。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二

(一)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

1.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2.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3.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4.加快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

(二)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1.全力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2.全力打造紧凑活力“津城”和创新宜居“滨城”。

3.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

4.全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着力实施高效能治理。

1.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2.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3.注重实施精细化管理。

4.注重提升智能化水平。

5.注重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四)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1.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2.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3.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4.深入推进科技体制等改革。

(五)努力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1.进一步发展社会事业。

2.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绿色幸福感。

3.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切实把法治建设推向纵深。

切实把能力建设抓紧抓实。

切实把作风建设贯穿始终。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三

(一)强化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着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更大力度推动“三城一区”融合发展;

建设国际一流人才高地;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二)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大力支持金融业开放发展;

持续深化4.0版营商环境改革。

(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以数字化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四)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

开展新一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高质量建设城市副中心;

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

(五)深入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做好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交通综合治理;

坚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巩固拓展扶贫支援成果。

(七)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八)持续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不断提升教育发展质量;

积极做好就业增收和社会保障工作。

(九)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首都和谐稳定。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推进平安北京建设。

(十)持之以恒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强化政治引领;

严格依法行政;

篇（4）

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篇（5）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刘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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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马宝成.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07（6）：59-63.

篇（6）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篇（7）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篇（8）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21-02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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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必然自动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或者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开展，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现在务农已不可能有多大的增收空间。而在务工经商方面，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问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同时因为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村公共品离开了社区的力量，国家根本无法有效供给。例如国家可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却无法使千家万户的小农与大中型水利设施对接；国家虽然投入巨资治理淮河，却不可能去管农民将麦秸堆到排水沟的事情；国家可以为农民修农村通的公路，却不可能将村庄环境整治好。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农民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 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不是苦于没有解决温饱，而是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是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是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是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是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是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是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是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是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换而言之，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两种不同逻辑

回头来看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及新农村建设，可以获知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这几年，国家十分英明地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义务工和其他面向农民的收税收费，还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农村低保，给农民各种补贴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在于两点：一是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二是缓解了干群关系。可以说，税费改革及其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从政治上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过，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并非无可检讨之处。具体有二：

是虽然减少乃至取消了几百亿的农业税及相关税费，甚至每年拿出几百亿补贴税改，但国家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县、乡、村三级因为税改减少的收入，所以就有了一种说法，即“税费改革倒逼乡村体制改革”。乡村体制的确需要改革，但以税费改革倒逼着进行，其重点就只在于减少乡、村两级的支出，而并非改革乡村体制。为减少乡、村支出的目的，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乡村体制改革办法，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取消村民组长等等，然而后果都是削弱了乡村行政的能力，减少了乡村治理的资源，其中取消村民组长的性质尤其严重。

第二，尽可能将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不经过各基层政府而直接发给农户，虽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这样做既提高不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不了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公共品困境，而国家也不可能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公共品，其结果往往是，国家给农民每亩补贴了40元，农民却因为公共品供给的不足，每亩又损失了400元。从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弱化乡村基层政权及国家直接补贴到户的政策经济上很失败，但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g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果政治的逻辑长期偏离治理的逻辑，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最终政治上所得好处还会失去。因此，从治理的角度看，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有待调整，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也有待重新考虑。

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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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单纯的农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以移民搬迁和住房建设为契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基层治理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成都和济宁两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鉴其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社区建设不可避免会陷入如何处理新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原有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关系的困境，而且自组织程度不高已成为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公众共同享有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1］因此,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基本路径加以探讨，以期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必须履行好公共服务责任，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则始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无力从市场上获取的私人物品。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服务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政府行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庄形态的开放性。农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超越传统的村庄地域界限，村庄间的流动与土地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是乡村呈现出一个信息开放、社会多元的状态。二是人口迁徙的自由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生产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或产业，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劳务输出或者从事新的非农产业。三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农民已不是从前那种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小农形象，而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新式农民。四是村庄结构的异质性。农村社会的变化使传统农村社会迅速解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各种要素在道德、价值、情感方面不断改变着旧有的传统状态。这些变化在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得乡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村委会职能弱化。村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大量基于乡村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常陷于无组织依托的困境。农村有效资源大量流失。劳动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减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乡村的主体；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减少，农村经济基础被不断蚕食，发展缺乏动力；村集体经济空壳化。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农村的三提留五统筹、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相继取消，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林地等也都陆续承包到户，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部分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