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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视了“质”的提升,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广受诟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镇化质量评价是了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科学方法,传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因此适时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2.1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新”简要的说是指城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型”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是以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为发展原则,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2.2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评述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相关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2]和城镇指标准则(uig)[3],cdi是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个方面评价城镇化质量,uig中包括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制等5个方面的指标;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是叶裕民,她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相关指标评价城市化质量[4]。最新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春梅等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竞争度、民生幸福度、城乡统筹度和持续发展度四个方面构建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测评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关城镇化质量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内涵和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角度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7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及城乡一体化,较好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6]。
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但目前仍缺少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评价数据能够统计得到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城镇化质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相关文献评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6项准则下属24项指标。指标层以反映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和数据容易量化获取为原则,以正确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来选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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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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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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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高尔夫运动是现代体育运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项古老的户外体育运动。海南高尔夫运动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社会影响下,以其独特的运动魅力,所表现出诸多经济功能和文化内涵,使我们无法用一般体育运动的认识方法来评价高尔夫运动对现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进作用。海南高尔夫运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来源之一,显示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并迅速成为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新兴的社会第三产业。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的社会发展,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明、高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心理祈求,以及社会个体文化价值趋向的心理驱动,成为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的社会基础。
一、海南高尔夫运动的发展现状及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海南高尔夫运动
高尔夫运动起源于英格兰,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高尔夫运动传人中国,目前在广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已建成了许多个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趋势已初步形成。由于缺乏系统的整体品牌宣传推广,海南高尔夫运动目前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
(二)海南高尔夫球场
海南高尔夫运动自1992年开始,至今已经经历13个春秋。自1992年由台商独资建成海南第一家高尔夫球场――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部开始营业至今,海南已有20多家高尔夫场分布于海南海口、博鳌、兴隆、三亚四大区域,高尔夫球爱好者人数超过30多万人,预测这个数字在以后的5年中将以每年超过20%的平均速度增长。尽管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海南的高尔夫球场并不算多,但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其密度名列前茅,数量也仅次于广东、上海和北京。
(三)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高尔夫运动产业化的社会发展是现代经济文化一体化社会发展的基本体现,也是以体验高尔夫运动文化,感受高尔夫文化魅力的社会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为高尔夫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所以,作为一种文化消费体验和感受高尔夫文化的发展内涵,实现社会个体追求高雅、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休闲方式的心理发展祈求,是高尔夫运动产业市场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发展结构还未完善、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还未达到具体要求、不同市场的管理人员还未实现本土化,管理还未达到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等。
二、制约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下,制约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发展的因素还很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制约海南高尔夫产业发展的因素。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消费门槛太高
虽然近年来海南的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一般的普通大众仍然是没有能力涉足贵族化的高尔夫消费。海南人均可支配水平在2003年还是刚达到1000美元而已。海南的高尔夫球场一般都有价格昂贵的会员证,让一般工薪族望而却步。这也是制约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海南,要想更多的人来参与高尔夫运动,要使更多的人了解海南高尔夫运动,必须要将其消费门槛降低,让更多的人去参与高尔夫这项运动。
(二)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
目前国内很多球场靠聘请国外的管理人才来管理高尔夫球场,这无疑增加了经营管理的成本。中国高尔夫教育与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而技术和管理人才也比较缺乏,和外国的相比还比较落后许多,根本就跟不上国外的节奏,这也不能够使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顺利地向前发展。目前全国接受高尔夫专业大学教育的学生只有少数部分,大部门集中在深圳和北京,据具体调查所知,海南地区高尔夫产业管理层所需要的人才达到300~500个;5年之内,这方面的需求将达到1500~3000个。这些简单的数据都已经足够说明了海南高尔夫人才供需比例严重失衡,很多高尔夫行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缺乏高尔夫产业的意识。
三、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化的发展对策
海南高尔夫活动和高尔夫产业处在初始发展阶段,为使其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途径,寻求多方支持并形成合力。
首先应充分发挥社会行业组织作用,使之成为推动海南高尔夫和高尔夫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其次要充分运用传媒的力量,为海南高尔夫运动和高尔夫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另外积极创办高尔夫职业教育学院,为高尔夫产业发展创造人才条件。
四、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建设的不断完善,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国内某些地区相比,其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研究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随着海南高尔夫产业不同市场的企业经营和市场开发,海南高尔夫运动产业将会体现出平民化、市场主导型、叛卖快乐经营模式和媒体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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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由于中文语言结构的独特性和语义的复杂性,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整体上与国外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常用的基于浅层语法分析获取特征的方法已经达到瓶颈。本文也将采用 SVM模型训练语料,但于以往不同的是,该方法扩展了实体关系特征的选择范围,除了传统的词法特征、实体原始特征外,又选择了句法特征、语义特征等作为实体关系特征,主要包 括语义 角 色标注、依存 句法关系、核心谓词特征等,并依据中文的语法特点对这些特征进行有机整合,得到二元实体对之间的丰富关系特征,最后交由SVM 进行训练和测试。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SVM的实体关系与句法语义特征抽取方法过程
研究方法依据LTP-Cloud对原始语料进行简单的初步处理,利用LTP-Cloud对原始语料的词、句法作为分析结果的基础,之后生成二元实体对,将实体对的特征数据采集起来,转化成训练文本,然后再将训练文本交给SVM进行强化训练。这不仅是本文的创新内容还是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因为LTP-Cloud主要以单个句子为研究对象,这就需要我们获取命名实体信息,将实体句子相互结合,形成实体对,假如说只有一个实体或者是没有实体,那就说明不存在真正的实体关系,就需要我们将其去掉。
(二)实体关系的基本特征
常规的实体关系特征主要从词法分析结果来获取,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特征的有效性。面向句子中所有实体组成的二元实体对,本文选择的基本实体关系主要特征如下:
1.实体种类。目前LTP-Cloud能够识别的实体种类有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
2.实体长度。根据命名实体结果的标识信息中,获取多词实体的边界,并根据其首尾词的位置来计算实体长度。
3.实体内容。这里采用词袋机制将实体内容由字符转换为数字。
4.实体中各词的词性标注。
5.实体的上下文环境。包括实体前后两个词的内容以及词性标注信息。
(三)句法语义的主要特征
本方法对处理结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更多的句法语义特征。
1.句法依存关系。将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在原句中所属的句法依存关系值。
2.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根据实体首词在句中的位置和核心谓词的位置,计算出每一个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
3.语义角色标注。LTP-Cloud的初步结果中包含了针对所有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但是只有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的覆盖度是最广的,所以这里也仅选择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作为这一特征来源,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所属的语义角色成分,将其作为实体关系的一种特征。
每组实体对的实际特征个数会随着实体长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是任意的,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合理安排。
二、试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结果评价标准
预设了4种实体关系种类: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组织机构实体与地名实体之间的位于关系、属于同一种实体类型的 同 类 关 系和 无 关 系。由于本文亦将实 体关 系抽取过程看作是分类的过程,所以这里的评价方式也采用常规的准确率、召回率和F1值。
因为分类标注问题不同于信息检索问题,所以应计算所有实体关系种类的准确率和召回率的平均值,以此作为整体抽取结果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并由此得出整体F1值。
(二)实验设计思路
本方法用1998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所有版面内容作为语料,共含有4万多个中文句子。由于LTP-Cloud需要以句子为基本处理对象,所以还需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将语料内容进行分句。将上述语料通过LTP-Cloud处理后,可得到含有约8.5万个唯一实体的处理结果,由此可得到约3.6亿个二元实体对,将其中的80%作为训练语料,20% 作为测试语料,进一步分析出实体对中句法语义特征数据,并人工添加实体关系分类标注,最终形成训练语料。采用libSVM作为辅助工具,在SVM的训练过程中,选择RBF作为核函数,采用交叉验证法,得到最优参数c=2.0, g=0.5, CV rate=73.1905。实验程序采用Python语言编写实现。
(三)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与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对比组选取传统的基本特征,实验组在原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加入句法语义特征。
通过以上的统计结果研究显示,实验组的抽取效果很明显的优越于对照组。同时位于关系、同类关系和无关系的效果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本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从局部来看,部分实体关系抽取的效果相对较差,例如,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在实体对中,并不是只要存在一个人名实体与一个组织机构实体,就应认定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只是在句中的位置、具体的词不同,所以这就容易导致分类错误。
三、结束语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所谓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就是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原来的过分关注经济建设的建设型政府,调 整为政府职能主要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区别于管制型政府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级政府构建坚实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有四大体制支撑,即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乡协调制度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度。从财政体制来讲,首先要 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使其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职能。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的力度,弥合东西部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使其达到公开、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从收入分配来讲,必须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的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从而减轻政府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18]
(三)加大县级政府的经济自主权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某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困难,原因在于其县级财政的现状与公共财政的差距。[19]县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 政包袱重,“市管县”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重了县级财政的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县级财政负担过重,财力偏紧使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时有 心无力。由此,近年各省积极实施“强县扩权”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加大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中的自主权。强县扩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县级政府的经济大权,可以 有效实现政府机构的精简,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使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协调水平。[20]
陕西省于2007年起开始实行“强县扩权”试点。2008年一季度,15个扩权县(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长15.9%、28.7%、28.7%。扩权县直接办理的审批、核准、备案类项目大幅增加,发展环境更加宽松。神木抓住机遇,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顺利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从而改写了陕西省没有全国百强县的历史。
四、总结
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责任,而我国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只能将范围缩小至基本公共服务。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广泛的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必将越来越成熟。如何实现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和扩大 县级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以下问题还应进行继续深入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如何评价,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措施的实行,这一领域必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同时,各地政府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应切实贯彻落实,使这些 惠民举措真正为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级政府一时的“政绩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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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发展期学科范畴研究综述一、学科范畴研究的发展性背景与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的理论体系是开放型的、自然生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必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近些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核心理论、基础理论、管理理论和方法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原理与实践研究硕果累累。同时,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以及党、国家和社会的客观要求,理论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现实问题又有很多的困惑与争论,这都需要重新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度反思、研究、澄清、定位与拓展。基于这样的背景,作为学科理论基石的学科范畴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的丰富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的研究能有效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体系框架,同时不断拓展各理论结点的内在联系,从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为其提供有效的研究对象、内容、路径、领域、过程、原则、方法、启示和反思。
二、学科范畴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并走向成熟,学界已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指导和借鉴,这其中,不乏从各种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的含义、特征、功能、建构原则、体系结构、理论创新等提出创见的力作,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理论研究正不断深入。
但是,学科范畴理论研究的数量总体上还很少,而且不成体系,众多学术论著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范畴只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程度,也尚未对其作出明确、严格、公认的科学界定和解释。而且对一些学科范畴只是孤立地、静态地进行描述,而不是联系地、动态地进行考察。为了进一步弄清学科范畴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诸多学者以不同的抽象思维和逻辑起点进行建构,但这些学科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构建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逻辑论证不够充分、严密、合理,还存在很大分歧。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相关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理论研究会日益成熟。我们通过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来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的营养时,必须通过自己的消化,使之对本学科有益的成分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概念、范畴中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概念、范畴的有机构成因素。而不能简单照抄照搬。
三、学科范畴研究应坚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1.多元分析法
学科范畴课题研究应充分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筹学和管理学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支撑,并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学科范畴问题。
2.文献法
学科范畴课题研究中应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方面的文献进行查阅、分析和整理,收集资料的范围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已有的有关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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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赛前训练的宗旨在于使运动员在比赛中达到竞技状态。当今,随着田径项目竞赛制度的演变,其训练过程结构也已经发生变化,总体可概括为以阶段训练为核心,以小周期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发展特征,赛季也由原来的单季变为多季。一般而言,在正常情况下,运动员经过较长时期的系统训练之后,训练水平和竞技能力理应逐渐提高,专项成绩亦该上升。但这绝不能确保竞技状态高峰出现在重大比赛之时。因此,是否善于安排赛前训练成为了衡量教练员业务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一、赛前训练的基本含义及主要任务
广义地讲,重大比赛前一个周期的训练可视为赛前训练阶段。该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小阶段,分别确定训练的重点任务。同时,每个小阶段的训练内容与负荷的节奏,以及各小阶段之间的节奏,对比赛时能否达到竞技状态均有重要影响。
狭义地讲,赛前训练往往指比赛前数周或最后一个小周期的训练。在此期间,训练的主要目的已不是进一步提高运动员的机能和运动素质水平,一般也不再进行技术上的“改造”,而是致力于通过各种训练手段促进构成竞技状态诸因素的有机结合,使运动员进入表现个人最佳成绩的最适宜状态,具体表现为:第一,各系统的机能能力达到较高水平,运动能量消耗减少,恢复过程缩短;第二,各项身体素质综合水平得到理想发展,并能做到有机结合;第三,动作协调,技术稳定,反应灵敏,速度感及节奏感好;第四,心理稳定,有充足的自信心,渴望比赛,又具有自我控制能力。
二、短、跨运动员赛前训练的内容与方法特征
短跑、跨栏运动员在赛前4—6周内训练内容逐渐减少,一般性的训练内容被取消,只保留了与专项关系密切的训练内容。具体来讲,100米、200米跑运动员其训练内容侧重于专项力量、速度、速度耐力的训练,并伴随技术与心理训练的进行。其方法是专项力量以小负荷、快速爆发式用力,速度耐力以80米以上段落95%左右强度负荷为基本特征。400米跑运动员的训练内容侧重于将专项耐力水平维持在适宜的高度,其方法是以高强度的间歇跑,反复跑,上、下坡跑,起跑和行进间跑,以及跳跃练习和跑的专门练习,杠铃练习为基本特征。跨栏运动员的训练内容则重于栏的专项训练,并穿插一些髋关节力量以及灵活性与快速力量的练习,其方法主要采用起跑至第1栏——第5栏——第8栏的练习、变换栏间跑节奏的练习、短于专项段落或稍长于专项段落的速度与专项耐力练习等。
三、短、跨运动员赛前训练负荷量与强度特征
重大比赛前合理安排负荷量与负荷强度是促进最佳竞技状态形成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对负荷量度的控制往往取决于运动专项特点。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研究资料来看,在赛前阶段运动负荷控制的研究中,在大多未涉及负荷量度的领域,而对负荷强度则有所涉及,但亦十分模糊。现代运动训练负荷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数量的基础上,突出强度的训练更为有效,也更为经济。契纳指出,最佳运动成绩有赖于专项训练的强度和量。谢亚龙认为,在处理负荷强度诸因素的关系时,应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再考虑其它量等因素。运动负荷的辨证关系同样告诉我们,在赛前训练安排运动负荷时,绝对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而应该在考虑一方面的同时把握另一方面。
此外,短、跨运动员赛前训练的负荷量以下降式的波浪曲线变化为基本特征。负荷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训练内容手段的减少,训练课时间的缩短以及每一手段练习次数的减少和间歇时间的延长等,在减到一定程度后,还要保持一定的负荷量,采取一天略大、一天略小或一天略大、两天略小的安排方法,这样运动员不但能够获得适宜的刺激,又能得到及时的恢复,有利于运动员保持旺盛的体力和达到竞技状态。
四、短、跨项目赛前训练安排应注意的问题
1.赛前训练计划的安排应符合短、跨项目特点和项目功能特点。短跑、跨栏均属体能类具有短冲性特征的极限强度项目,其突出特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体能潜力,并具有两种系统混合供能的特点。因此,在训练计划的制定上,我们应围绕项目及项目功能特点,合理安排训练内容、负荷量与强度。
2.教练在安排短、跨运动员赛前训练计划时,应明确以下关系:各种身体素质与专项身体素质协调发展的关系;专项身体素质与专项技术之间相互吻合的关系;训练负荷与恢复措施的合理配比关系;心理负荷与比赛日程的最佳组合关系。
3.赛前训练阶段在时间的确定、计划的安排、方法手段的使用等方面必须因人而异,同时还不能忽视个体的差异性。如对于过度兴奋的外向型运动员来说,应安排短距离练习强度不大,训练负荷量相对不高的内容。而对于惰性较大、抑制过程占优势的内向型运动员来说,其安排内容正好相反。
五、结论与建议
1.赛前训练阶段之所以成为运动训练过程的独立阶段,是由赛前训练特点及规律所决定的,但它又是运动训练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训练过程的各个阶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教练员,我们应该充分掌握有关运动训练学的基本理论,并自如地运用到各专项训练及比赛中。
【摘 要】随着我国电视媒体的发展,电视购物类型节目日益发展起来,人们对电视购物这种形式也已经屡见不鲜,电视购物所宣传的商品销量十分客观。通过深入探究我国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制作特征,能够了解到此类型节目的制作重点在于它的镜头呈现技法,以及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效应的激发。本文将针对电视购物的镜头呈现手法及其表现力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研究现阶段我国各类型电视节目的制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电视购物;镜头呈现;研究
作者简介:赵亚男(1988.05—),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学士,2011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任职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0 前言
电视购物类型节目是以传递商品信息为目的,凭借电视购物解说人员对产品基本元素的表达,再加上直观的待售卖商品镜头的切入,让观众产生一种购买欲望,进而达到广告的效用。实质上,在这一过程之中,电视购物的镜头呈现技巧的应用是最为关键的内容,电视媒体工作人员要站在电视观众的角度来呈现商品全貌,提升受众在电视机前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1 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基本特征
在新时期的媒体环境中,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制作随着受众群体的变换而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该类型节目在呈现商品属性及其内容的时,需要调整策略。从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基本特征来看,尽管此类型节目的销售目的性很强,但绝不能将这种浓郁的销售意味贯穿节目始终,这不仅会令节目本身失去了观赏性,而且,还会令受众群体失去购买的意愿[1]。那么,做好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前提,是做好电视购物的镜头呈现及激发其表现力,提升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因为只有将电视节目中的内容与观众的购买需求联系到一起,才能为观众呈现出高质量的电视购物节目,抓住观众的视线,至于观众是否承购产生出即刻购买意愿,则是节目统计及后续流程跟进的问题了[2]。
2 电视购物节目的镜头呈现手法及其表现力研究
2.1 电视购物节目的镜头呈现手法分析
从电视节目编辑技术的角度来看,实质上,电视节目的摄录是由很多镜头所组接而成的,鉴于观众大多喜欢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一档节目,以及从不同的空间距离来观察电视节目所呈现出来的事物及其它信息,则电视媒体节目在录制及编辑的过程中,需要将多组繁杂且在不同空间距离的点位上所摄录到的节目镜头组接在一起,进而为观众呈现出一档多维度的电视节目,增添节目本身的可观赏性。当然,电视节目的镜头的完美呈现需要凭借一定的原则与技巧来实现,电视购物类型节目也是如此。
2.1.1 电视购物节目固定镜头的组接技巧分析
在进行电视购物节目镜头的呈现时,最关键的内容便是如何将观众的思想与节目本身所要表述的商品内容关联起来,进而令观众融入到电视购物的节目内容之中,达到商品宣传及销售的目的。从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摄录初衷来看,其主题就是为了用镜头来表现待销售商品的性质、特征及其功用等等方面,则只有少部分时间采用的是固定镜头的摄录与编辑,在利用固定镜头来呈现商品信息时,主要是针对商品规格、价格等数据信息的呈现,令观众对商品有理性的认知。
2.2.2 电视购物节目运动镜头的组接技巧分析
相对于客户在实体店购买商品的过程而言,观众通过电视媒介来购买商品则是另一种体验,但现阶段已有较多的客户通过电视购物平台来购买商品。由此可见,电视购物打造虚拟的购物平台有一定的技巧可以挖掘,尤其是电视购物节目运动镜头的组接技巧,是其打造电视购物栏目的“杀手锏”[3]。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运动镜头来呈现商品的使用功能及其使用效果,在短时间内激发出观众的购买欲望。
2.2.3 电视购物节目中运动镜头与固定镜头之间组接及其呈现技巧综述
对于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镜头切换与呈现而言,最重要的是令电视节目的各组镜头在衔接上具备一定的连贯性,避免出现连接处的起伏感过大,因为这可能会给部分观众带来一种商品呈现不流畅的感觉,不利于节目过渡到商品销售的环节,如若镜头呈现出来的商品与解说内容有出入,往往就给人留下一种夸大销售产品质量及其效能的不良印象[4]。所以,对于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编辑与制作来说,良好的镜头呈现效果是提升节目质量与商品销量的重要前提。在以往的电视购物节目中能够发现,当主持人介绍完某类型日用商品的使用过程以后,需要进行商品规格信息的切换,也就是说,将节目中运动镜头与固定镜头组接起来,此时,可以保留原本呈现商品使用方法的运动镜头,接下来,可以将镜头停留在标有商品属性的外包装上,由远及近地以固定镜头的呈现方式缓慢切入到商品标识及规格的镜头上,这样便可以实现节目运动镜头与固定镜头之间的无缝对接,同时,观众也能够清楚地理解如此切换镜头的目的,不仅令其从整体上认识电视购物商品的,而且还从使用功能及其规格表述等方面来了解电视购物所售卖的商品,这便达到了电视媒体售卖商品的节目效果。
2.2 电视购物节目的表现力
电视购物节目的镜头组接具备连贯性,而且,商品的使用功能及其特征能够通过镜头的切换而表达出来,便基本呈现出了电视购物节目的表现力,一般情况下,有购买需求或有潜在需求的观众就会在即刻产生购买所宣传商品的意愿。实际上,无论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制作如何精良、镜头切换及其呈现如何天衣无缝,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商品本身的品质监管,换句话说,就是电视购物栏目的诚信是否良好至关重要[5]。当然,在电视购物商品无质量问题的前提下,节目镜头拍摄及其后期制作的效果至关重要,关系到电视购物栏目所售卖商品的销售额的提升。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研究电视购物的镜头呈现及其相关的技巧,能够进一步明晰了电视购物类节目的摄录及其制作的宗旨,那就是:只有将整个电视购物节目的镜头切换方式及其镜头呈现的节奏掌握好,才能从本质上提升电视购物类型节目的录制质量,进而有效提升电视购物节目所售卖商品的销售量。
参考文献
[1]高巍.创新业态——广电网络企业发展高清交互数字电视购物初探[J].广播与电视技术,2011,09(09):80-82+15.
[2]尚华楠.电视节目的包装设计与叙事手段——以豪门盛宴为例[J].青年记者,2012,12(32):46-47.
[3]陈劲楠.电视购物频道时期我国电视购物的法律诉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2(12):97-98.
(1)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 林毅 陈晓曼
(9)“创新成都”建设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考察 卢林行 陈宽 胡运令
(16)从行为金融角度解析地方政府债券遇冷原因及对策 马辉 王飞 杨涓
(22)探析引领安徽崛起的战略与对策 吴学彬
(28)增值税转型对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叶子荣 李秋婵 李恒宇
(35)就业结构、经济趋同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国三大区域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段龙龙
(48)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 巨文武
(56)制度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述评 林毅 陈晓曼
(65)促进行业收入合理分配的财税建议 吴汶承 丁卯
(76)成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赵佳
(84)中国通货膨胀原因及实证分析 赵珊珊 俞伟丽
公共工程管理
(98)基于改进dsm理论的建筑业供应链中施工过程的绩效评价 曾昱??br> (106)论公共工程项目中公共利益的保障 王蕾
(113)限制竞争保证下的bot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研究 冯颖芳
(120)基于双层多级委托的公共利益保障分析 郭宝 王蕾
(125)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的成都地铁一号线乘客满意度分析 李文强
社会保障
(133)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的探讨——基于eet模式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罗纪东
(140)我国企业年金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张丽
(146)成都市医疗信息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李泽明
(155)透过日美模式探析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行性 杨茜
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
(163)中国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研究 郭肖象
(169)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瓦格纳定律之实证检验——以澳大利亚为例:1979—2006年 郝晓薇 李艳红
(179)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我国网络管制方法的选择与优化 李文意
(185)单位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文献综述 吴运亮
(190)层次分析法在公务员考核指标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许可
(197)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其主要负责人的依存度——基于四川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彭文静
(204)以博弈论的视角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秦郑 游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