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奥地利学派对于商业周期解释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货币理论。正如马克卢普总结的那样：“货币因素导致了经济周期”。在继承了维克塞尔将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观点的基础上，米塞斯认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并不一定一致”，但是，“货币利率迟早必须走向自然利率的水准”。这样，米塞斯研究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发生任何差异的一般影响”。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中这样写道：“虚假的繁荣由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和降低利率而到来……，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是由于信贷扩张带来的不合理的投资期导致的”。换句话说，非货币经济会达到一般均衡状态的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出清。

米塞斯总结了这样的情形，“情况是这样的：尽管当前生产并不增加，同时也没有延长平均生产期间的可能性，但放贷市场中所建立的利率仍以较长的生产期间为基础；所以，虽然就最后结果言其事并非适当和不切实际，然后生产期间的延长对于当时仍能提供有利的希望。但是此种发展将导致何种结果，无人会对之发生怀疑。最后终将出现一切可用于消费的维持工具均已用完，参加生产的资本品尚未转变为消费品的情况。”

所以，这种改变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并不是来自家庭储蓄的增加，而且由于政府导致的信贷扩张。如果不存在信贷扩张的行为，那么企业的投资就只能来自于家庭储蓄了。当中央银行注入资金的时候，投资支出就会大于家庭储蓄的总量。这时候企业家们获得资金变得更加容易，他们就会投资与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企业家们的这种大量投资扭曲了生产结构。因此，这种生产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并不可避免的崩溃，直到企业家们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能完成而且必须修正或放弃的时候。所以，周期的繁荣阶段为萧条阶段创造了条件：扩张内在性的导致了萧条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的第三个特征。

“上述情况尚不致表现为消费品的完全缺失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其所表现者，仅为可供消费品数量的减少，以及因之出现的消费量的低落而已。于是，消费品的价格上升，而资本品的价格下降。”由于过多的消费品需求将提高它们的价格，资源配置是颠倒的：后期生产的投资优先于早期生产的投资。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增加了对于信贷的需求。为了避免这种崩溃，货币当局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但是，银行的储蓄是有限的，以至于对于信贷的需求最终超过了银行过多的货币供给，这就推动了利率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们放弃生产计划。市场力量导致利率朝着与时间偏好和投资与储蓄均衡相一致的方向运动。

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解释

早在2008年之前，美国就经历了一次“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本应该步入衰退期。但是，为了防止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大幅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的6.5%一下子降到了2002年的1%。美联储用降息刺激了房地产经济，经济慢慢走出衰退。但是，代价也很大，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这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的无序扩张。虽然信贷的扩张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人为的繁荣必然带来衰退。在危机爆发之前，整体经济都会经历一个信贷扩张的阶段，而银行信贷扩张的手段就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的。

我们选取了从195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月度数据。从图中我们看出，美国联邦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6月曾经达到19.10%，为二战?Y束以?淼睦?史最高值。在从1980年9月至1982年9月长达24个月的时间里该利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准。在1981年6月达到历史最高值19.10%后，随后缓慢出现回落，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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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年，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大调整，各行各业正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朝着“新常态”的轨迹不断前进，“降增速、调结构”也成为了“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新常态的阵痛中逐渐走出，还决定了“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启，因此做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本文通过国家2015年3月给出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对其10项最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如下统计，并作具体分析（见表1）。

表中数据表明，除了新增贷款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经济指标皆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

1、世界经济环境尚未好转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著名的国际金融海啸，并不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没能幸免，从2014年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3.4%，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数据。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萧条，恢复尚待时日，未来仍不乐观。

2、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下挫

从10项主要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整体下滑的不良态势，其中GDP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统计以来的最低点，PMI全年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传统工业增加值的不断疲软所致，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有所下挫，但是考虑到多项政策的出台和区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来其增加值、增速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工业领域和建筑业领域的困境是未来“十三五期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3、进出口业务增长缓慢

2014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9.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见图2）。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6.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均略有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元的逐渐走强，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显成效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多项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出台，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远大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见图3）。在未来的几年内，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社会资本更合理的流动，也有助于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将缓解国内需求疲软的现状。

5、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大幅度缩减，这首先要归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资热情受到抑制；其次随着国内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刚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仅靠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热情难以维持房价的持续走高，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仍然处于泡沫挤出状态，而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状态还会不断发酵。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1、保持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源自于国内需求的疲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有效恢复工业生产，使基本面恢复正常是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环节，同时基于物价的基本稳定，所以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强。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的恢复应保持一种战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未来中国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各行各业的“大改革”与“大调整”，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体制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导消化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问题并非个案，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后来的十几年中逐渐消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应该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之前的限购、限价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吗，反倒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从价格干预向政策指引过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动刚性需求，逐渐去除房产库存。

四、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未来将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切忌不宜采取强刺激，过度人为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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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促使学界和坊间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基于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深化了各国对经济增长干预程度，综观各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从美国的各级量化宽松政策到欧洲央行的注资再到中国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充分证明了依靠注入流动性阻止经济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图。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动为主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显著复苏，反而诱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及金融系统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在此意义上而言，在当前金融扩张和金融系统已占据经济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条件下，重新厘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现实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键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经验事实，最后即是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关键文献述评

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揭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运行特征不仅受到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客观制约，同时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扩张政策的干扰。

（一）流动性：宏观经济效应

学界和坊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周期四个阶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论，概括而言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主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特征，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独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隐含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负向冲击对微观企业的资产价值形成侵蚀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当期的债务清偿，但是资产的折售行为进一步引致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企业资产状况恶化；同时企业的债务存量也会被通货紧缩效应放大，进一步引起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一循环引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进入了债务—通货紧缩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外部负面冲击引起企业净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实时，企业抵押资产质量就会下降，进而银行对企业融资行为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选择，这一结果就会显著的侵蚀企业再融资能力，企业的进一步融资限制就会极大削弱企业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就会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过对农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杆化所形成的价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价值的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净值及投资下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资产价格缩水，而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引致的折现及收紧流动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缩水。而这一逻辑也得到自2008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紧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从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基于微观企业或银行理性预期行为，二者会形成现金窖藏的行为，而这种现金窖藏行为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需求，但是这种窖藏现金行为能否起到平滑微观主体流动性波动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证实，长期内经济发展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经济体系产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后Taylor（1998）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国历史经济危机演化状况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当适时退出，并且退出的时机选择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关键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末期阶段及复苏初期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回到常规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当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以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渠道选择依赖于信贷和货币两种途径。但其实质就是通过两个渠道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指出微观企业资金流的净值预期缩水是引致经济运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动性：金融扩张效应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干预的手段就是通过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释放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导经济运行。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其收紧或释放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扩张或收缩得以实现。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资金期限转换及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创造，并相应地承担对应的风险。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净值的缩水和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信贷供给的控制及信贷收缩现象，最终引致通过银行贷款渠道的流动性紧缩现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经验研究揭示，2009年以来，银行通过可能的贷款收缩行为大幅度提高现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危机引起经济体系中流动性紧缩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认为，其他银行尤其是银行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的波动也会引致银行现金窖藏行为。但是这种银行现金窖藏行为被始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对宏观经济危机与金融机构现金窖藏行为及其引致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经济繁荣阶段乐观预期形成的激励效应对银行的理形成冲击，引致银行的信贷扩张及高度的杠杆化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是经济危机就会引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理性回归，其去杠杆化行为和过度收紧流动性的措施造成显著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和降价折售行为引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出现。

综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代表性文献对于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以下2个问题：问题（1）在金融扩张条件下，流动性存在周期性吗？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与经济周期关系如何？问题（2）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性周期性波动吗？针对以上问题，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周期性测度及模型设定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饶为民，孙剑，2010），我们采用频谱滤波分析框架中的带通滤波（BP—BK）对我国流动性及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础上给出二者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进而分析二者运行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分布状况，也即是针对上文问题（1）进行分析。

结合频谱分析的数理原理，我们假定流动性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近似于随机过程{bt}，其线性变换形式为：

ht=■■a■*b■ （1）{1}

针对（1）式，利用BP线性滤波延迟多项式中内生的延迟算子进行线性变换为：ht=G（L）*b2t{2}。在此基础上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的谱功率可以表示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们定义（2）式中的G（e-jc）为e-jc=cos（c）-j*sin（c）的指数函数，其被定义为：

a（c）=G（e-jc）=■■a■*e-ijc （3）{3}

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中的随机过程迭代计算原理，我们给出带通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的频率响应函数：

aBP-BK（c）=aL2（c）-aL1（c） （4）

则通过频谱滤波分解的数理过程可以看出，结合经济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特征，时间序列在频率域中的结构表现为不同谐波之间的叠加，而不同谐波的组成体现了近似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因此可以利用频谱滤波分解原理对具有随机过程的变量序列进行周期（频率）分解，进而剥离出随机过程波动特征。

基于频谱滤波分解的优点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中则带通滤波可以近似的定义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频率循环周期是测算公式为：CC=■。

在给出周期性测度数理基础的条件下针对问题（2），结合已有的针对流动性、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4}我们在检验三者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进行经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波动因素和金融扩张波动因素对流动性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选取的经验解释

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思路，相对于已有的对流动性广义界定（鲁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凤，（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对于流动性界定是基于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标准，如果货币供应规模高于实体经济需求规模，则是流动性过剩；反之则为流动性紧缩。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义货币余额（M2）的增长率（Mg）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相对差率（（Mg-g）/g）表征我国流动性运行状态（LIQ）。其次，结合我国银行机构信贷创造的特征及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理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余额（M2）和狭义基础流动性规模（M1）之差表征我国信贷规模存量，进而利用信贷规模存量的增长率捕捉我国金融扩张取向（EOF），相对于传统的利用M2与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变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选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因此如果选取M2/GDP会引致可能变量高度相关进而引起拟合回归偏误；其二就是M2与M1差额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机构创造信贷的能力和金融在实体经济中扩张规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率（g）捕捉经济运行状况。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经验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提出价格因素的干扰，我们选取对应时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GDP进行微调，借以反映我国真是GDP运行状况。

四、经验分析

（一）周期性测度

依据前文周期性测度经济学原理，本节我们对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分解。首先，由于变量特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有必要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饶为民，孙剑，2010），其检验结果如下表1。{5}

则由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是在计量意义上变脸序列统计分布具有平稳性特征。

在数据平稳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流动性变量（LIQ）和经济增长率（g）进行频谱滤波分解，依据前文分析的滤波分解的经济数理过程及构建频率响应函数过程，我们对流动性及经济增长1992～2013期间季度运行状况进行频谱滤波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则从BP-BK滤波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间经济增长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阶段的短周期波动；同时存在1995～2009的长周期波动现象；样本期内，针对流动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阶段短周期波动现象，同时存在2000～2010长周期波动现象{6}。从分解结果看，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运行，整体上流动性周期运行均滞后于经济增长运行，虽然无法精确判定是否是经济运行周期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性波动，但至少可以肯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波动。进一步从二者的频率响应函数看，二者实际运行均偏离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离趋向和幅度近似。

（二）脉冲响应分析

在周期性测度基础上，结合问题（2）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流动性、经济增长率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Granger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和金融扩张，同时金融扩张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则结合VAR相关原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Johansen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表3。

则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基于问题（2）和周期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表2。

则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看，当期给予金融扩张一个单位冲击，流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其稳态；同样若当期给予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冲击，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在第2期达到底部后开始上升的趋势，同样在第4期达到原均衡路径。与此对应，若当期给予流动性一个单位的冲击，经济增长表现出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径；而金融扩张呈现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达到底部后上升趋势，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径。综合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初始影响互为补充，其影响效应持续时间均为4期，而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二者初始影响呈现互补效应，但效应持续5期左右。但从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相互冲击影响效应来看，二者影响效应相反，但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冲击影响持续效应高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影响的持续效应，同时流动性与金融扩张之间相互影响与此类似。

五、研究启示

虽然诸多的代表性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同时实践也验证了金融扩张、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但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量化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本文通过测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流动性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系统性量化研究，经验分析揭示，首先，样本期内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流动性的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均滞后于经济增长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流动性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同时金融扩张也是流动性产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均形成对流动性短期冲击效应，但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相反；与此对应的就是流动性对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冲击效应分别与二者对流动性冲击效应形成对偶性状，并且流动性对二者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高于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基于此，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活动和金融扩张所产生的流动性规模，同时也更应当注意流动性的产生对经济增长波动和金融扩张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研究所要关注的命题。

注释

{1}其中ai表征测度的权重序列，在本文中为{bt}移动平均权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满足i2=-1为虚数，G（e-jc）被定义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换所得到的结论。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内生关系，而文献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权威共识，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间存在内生关联。

{5}限于篇幅，摘录关键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饶为民，孙剑，2010））以波谷为标准判断周期性运行，波谷更具稳健性，以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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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饶为民，孙剑.中国股市的周期性波动与价值投资的应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04）：55-58.

篇（5）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篇（6）

一、引言

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与经济低迷期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经济高涨期的风险容易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所忽视，这是因为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资产价格上升对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具有刺激性，并对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这些风险在经济低迷期间表现为金融机构庞大的不良资产的积聚，企业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国民财富明显缩水，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经济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识，从政府到企业普遍采取收缩性的措施。由于这此措施是滞后的，加之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存在过度反应，化解风险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额的，超过了任何一家机构投资者所能承担的限度。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贷款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救市(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以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这种事后的处置风险方法让央行和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弱化了市场的约束力，并向市场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不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大面积的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失业率提高，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比风险的事后处置更为有效。在经济高涨期要揭示风险，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为此，要深入研究经济高涨期间的风险特征，研究风险隐藏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让投资者承担风险的金融体系。要密切关注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对负债率上升的市场主体和高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制度约束。本研究试就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特征，风险隐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作一探讨。

二、经济高位运行期间的风险特征

(一)资产价格加速上涨，且与投资品、消费品价格指数呈现“共振”现象

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伴随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突出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2年内上升了接近3倍，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达到33.62万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了7.77倍，“股票总市值/GDP”这一比例在140％左右。这对于主要由银行体系承担融资功能的经济体来说，非常值得关注。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较快，近几个月来更呈现加速上涨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7年4月份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5.4％、6.4％、7.1％、7.5％、8.2％、8.5％、9.5％，环比涨幅呈逐月扩大趋势。

资产价格与投资品、消费品指数的“共振”，是当前经济运行所处周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经济周期划分方法，19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次经济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阶段。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同步性往往较小，甚至出现背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价格同步波动对于经济体系的损害。而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出现了实体经济的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二)银行信贷扩张行为约束乏力，期限错配风险上升

银行的经营行为往往具有“顺经济周期”倾向。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而当经济运行开始逆转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并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据央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发放的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占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增强，经济行为出现高杠杆化倾向

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主要决定于收入状况以及对收入状况的预期。在经济上升期间，未来收入预期向好，居民往往在当期消费决策中考虑了未来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贷行为支撑当前消费。

企业预期整体经济向好，市场需求旺盛，为了加大供给，倾向于增加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在自身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因为预期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不惜举债经营，使企业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

金融业本身便是一个高负债经营的行业，而各地金融机构近年来存贷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中的高杠杆化倾向。

高杠杆化的出现，与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有关，也与市场主体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以金融资产为例，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价，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价格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边际收益递减。而金融资产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其价格是预期收益贴现到当前时点而形成的，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市场主体的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现实中，由于“繁华预期”的存在，居民和企业等主体存在“乐观心理”与“过度自信”，随着经济的高涨，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断上升，从而愿意选择性地忽视风险，而对投资对象给予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隐藏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是极易被隐藏和忽视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具有突然性，非常关键的原因是金融风险很具有隐蔽性。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资产价格上涨时期对企业投机的刺激，以及资产市场吸收流动性造成通胀效应不明显等原因，导致风险被隐藏和忽视。

(一)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消费和投资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出，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1、资产价格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0＜a，b＜1

(1)式中wR为财产收入或称非劳动收入，a为财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该理论，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终身财富，包括工资收入YL，家庭财富WR。于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同时由于人们的预期作用，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促进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之为正的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为负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以美国为例，股市财富每增长1美元，会使相应的消费支出增长0.04美元，即正财富效应约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财富萎缩促使消费萎缩的幅度远大于上涨的效应，负财富效应达0.07(刘建江，2002)。

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值效应影响企业投资。托宾Q值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重置成本之比。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托宾Q值，使得投资新的工厂成本低于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价格，因此企业就会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则会更愿意通过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形式扩张规模，从而减少投资。

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企业投资。企业投资资金的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和证券市场融资外，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贷款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对企业净资产的评估以及银行自身的状况。若资产价格不断上升，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得到改善，促使银行加大放贷规模，刺激投资。若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净资产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那么一方面企业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增大，双方都会趋于谨慎，于是信用收缩，投资减少。

2、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们借用上证综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来分别代替资产价格、消费和投资来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以1998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来讨论。1991年至1998年，股市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处于下降阶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总体处于上升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处于上升阶段。这说明我国资产市场价格对消费和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性，同时消费和投资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进一步，我们分别对两个阶段的上证综指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综指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相关性分析。在资产价格总体下降阶段，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8、0.822；而在资产价格总体上涨阶段，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312、0.626。这更进一步说明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下降时的敏感度远大于资产价格上涨时的敏感度。

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出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以1998年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两个阶段表现出高度的不对称性。

(二)资产价格上涨对企业投机行为的刺激

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过程中投机性和庞兹性(ponzi－financing)企业的增多容易积聚和隐藏金融风险。Minsky(1982)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虽然预期的总收人大于债务额，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偿还的债务本息的，这类企业需要通过变卖资产或借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第三类是庞兹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而在短期内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债务本息的，而且偿还债务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来较远的某个日期有高利润收入的基础上的。

在经济繁荣期，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上升，市场融资条件因为对经济个体的良好预期以及贷款人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宽，大量资金就流向了投机性的企业和庞兹性的企业。在未来预期良好，资产抵押物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于是这两类企业的贷款风险会被隐藏和疏忽，从而使得风险被隐藏。

我们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额和固定资产折旧来代表企业的现金流，我们发现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的比率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不断增多，且现金流中长期贷款比的波动基本与上证综指增长率波动一致。进一步，比较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比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两者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资产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的增加。

(三)资产市场对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

货币具有执行资产的职能。货币数量理论表明，当货币的流动性高于经济的需要时，会抬高物价水平。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则物价指数往往会保持稳定(B0rioandLowe，2002)，美国历史上最大两次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前期间(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着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而这个期间也正是风险被隐藏和不断积聚的时期。贾玉革(2007)研究说明，居民持有货币不仅是用来执行货币交易媒介职能，也用来执行资产职能，研究发现涵盖交易媒介与资产双重职能的货币需求在1997年开始更拟合我国M2的年度实际增长率，这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中执行资产职能的部分正越来越明显。

资产价格上涨吸纳流动性，导致低通货膨胀。我们用修正的费雪等式来表示货币的资产职能为：

MV=PT+S(2)

即货币需求不仅满足实体经济PT的需求，也要满足资产对货币的需求S。对式(2)求导数，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得：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增长率+资产价格增长率。在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未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会吸收流动性，而造成低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国的CPI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涨的关系，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5，表明两者是负相关的。

四、经济高位运行期间治理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

(一)构建信贷市场与资产市场的防火墙，防止虚拟经济风险向实体经济扩散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左小蕾，2007)。我国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价格的持续膨胀，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由于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只要这种传递是市场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来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的、有防火墙的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在理论上，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存在着有效的流通渠道。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在金融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协同发展，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设立风险过滤机制，建立风险的防火墙，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和资金的合理流动，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无约束地传递给信贷市场。因为大量信贷市场资金违规无序地进入资本市场，会出现股价的放大机制和信贷投放的自强化现象。一旦股价暴跌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信用的“链条”会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而且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传播，当这种金融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要建立风险能足够地被过滤，使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有效的事后纠错机制，将虚拟经济泡沫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

(二)向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增加风险管理工具

从世界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类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现出机构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工具多样化等特点，经济金融化、证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资产证券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资产证券化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通道，构建金融结构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期限结构，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投资者的选择，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因此，推行资产证券化是一项银行、投资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赢的金融创新。

从我国金融市场情况看，在当前经济高涨期间，资产证券化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环境的变化使其所产生的收益无法满足投资人的需要，特别是对银行来说，缺乏生产、出售和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全部从贷款收益中产生，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是完全市场化的过程，投资人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对其提出收益率回报要求。在市场普遍存在升息预期的情况下，投资人对收益率要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池产生现金流的实际增长幅度，因此，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明显不足。所以，当前的关键是要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使银行有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使机构投资人有购买产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货币持有者为机构投资人，给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没有市场主体对金融工具的自主选择权，就没有资金的优化组合，没有风险分散的有效渠道(吴晓灵，2006)。财富的增值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风险的管理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说，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沉淀着庞大的货币资金持有者，金融体系应为广泛的货币资金持有者搭建一个能够提供多种选择的平台和机制，使其在实现自我财产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资金的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别是要推动非银行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去认购优质的金融资产，比如国债、央行票据、贷款证券化资产等。因为，购买货币市场的产品对银行与非银行投资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对货币持有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比银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间，而且风险更能有效控制。

篇（7）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的压力和机遇把握的难度都可能有增无减。

篇（8）

1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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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企业营销特征

互联网营销的主要特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互联网为虚拟市场营销，突破了传统营销的空间概念。21世纪互联网彻底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据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末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31亿人，而其中大部分为互联网企业的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只需要注册虚拟的身份进行网络化消费，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心仪的产品，省时省力且快捷方便，同时，未知的身份会让产品卖方一视同仁，消费者可以享受到相对公平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来源、售后服务流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对不同企业的横向比较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企业进行消费，增强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性。从互联网企业自身来说，现阶段其营销宣传以及推广不再依托于实体门店一对一且单一方式，更多的是全领域乃至全世界互联网企业进行的互动式营销，市场广阔且虚拟无形。总的来说，现阶段网络经济大环境下，互联网企业为满足消费者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使得虚拟市场成为互联网企业营销的主要特征。第二，互联网企业营销成本低，产品周期短。互联网企业营销的成本大体上分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现阶段互联网企业生产技术先进，产业链分工明确，生产效率高，产品呈多样化趋势，这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而降低的这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产品口碑，促进互联网企业营销管理的良性循环。其次，互联网企业多为线上销售，无需高档的实体门店，节省了大量销售成本，更重要的是，传统营销的大部分资金首先会用于周期性的广告投放，而网络是互联网企业销售和宣传的主体，无论是手机网页还是应用软件宣传，消费者都可以在连续的时间内获得商品的完整信息且完成购买活动，企业成本降低的同时带给消费者的是更加完美购物体验，正是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低成本的营销方式，使得互联网企业产品周转期短也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少，更新换代的速度快，新型的产品依托快速的资金流通还在不断地研发上市。简单来说，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是消费者，企业，乃至经济主体三方的同时受益的营销模式，但同时一方利益受损可能会产生极强的连带效应。第三，互联网营销呈现国际化趋势，不受时空限制的全球扩展性是互联网的本质特征，当互联网和企业营销结合的同时也就加强了国际间贸易的沟通协作，互利共赢。我国一向奉行经济开放政策，加上互联网营销方式的多维性和整合性，使得互联网企业的信息、技术、商品和服务的在国际间快速流动，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二、互联网企业的营销策略

1.互联网企业营销应注重品牌策略。互联网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秉承质量第一，服务高效，宣传到位的品牌营销策略，无论是传统营销还是互联网营销，卓越的产品质量都会带来极高的品牌忠诚度，而互联网企业更加公开化的生产方式使产品得到了社会和有关部门更多的监督，产品质量逐步提升。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在各个地区建立了售后网点，互联网企业售后服务可以线上反馈，且在第一时间进行线下服务。当互联网企业拥有了一流的品质和服务，就可以运用多样化的网络宣传渠道，如网页，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等，提高品牌知名度，使企业的品牌效应深入人心。2.互联网营销更加注重客户需求。传统的企业营销方式多以商或者销售者推销为主，客户只是被动的接受，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小，而互联网营销更加注重顾客的消费需求，更想要维护与客户的良好关系，通过了解客户的喜好和消费理念，让顾客享受到卓越的产品和服务，相比之下，互联网营销更加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3.互联网企业饥饿营销策略。何为饥饿营销？在经济学中我们理解为通过调整产品的供求状况，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同时运用消费者心理保持产品较高的售价，互联网企业也正是运用网络的开放性密切控制市场的动向，目前我国国内很多销售平台如京东，阿里巴巴，聚美优品等正是采用饥饿营销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饥饿营销的前提仍然是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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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挑战，全球经济进入摆脱危机、脆弱复苏与结构调整时期。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部分国家债务负担偏重、日本私人消费疲弱、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等依然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世界经济论坛预计，未来5至10年全球经济将缓慢增长，增速不会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此影响下，全球工业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有望形成新的工业分工格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提高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将制造业作为本国发展的重点，并纷纷制定旨在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或战略规划。在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已经有部分制造业由新兴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转移，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为改变“美国制造业领导地位一直被蚕食”的被动局面，美国重新制定了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有超过1/3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

（二）新一轮产业变革引发抢占发展先机的激烈竞争

当前，无论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开始谨慎地思考并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构筑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研发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品创新的新技术。目前，各国普遍加大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力度，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框架和国家创新战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电动汽车等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低碳、新能源等产业，欧盟则提出“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其他如韩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都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技术创新力量的推动下，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先进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并且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先进制造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呈现不断加快之势

全球制造业正从以机器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造时代向以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制造时代迈进，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增材制造、纳米制造、柔性电子制造、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成为最活跃的前沿领域。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报告，2013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16.8万台，应用领域从最初的汽车制造扩展到机械制造、电子、食品饮料、日化、烟草、制药等各个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其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数量分别为396台、339台和267台。在增材制造领域，美国能源部估计，增材制造工艺（即3D打印）与“减法”制造工艺相比，可节省超过50%的能源。根据Wohlers Associates报告，2013年全球3D打印产品和服务市场增长34.9%，达到30.7亿美元。目前，3D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制作原型部件和产品以供测试，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应用范围从设计领域延伸到工厂制造领域，如通用电气、BAE Systems和西门子公司等。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涌现了几十种先进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生产模式，并在积极开发下一代制造和生产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协同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远程网络制造和下一代制造系统、极端制造模式等。这些新的制造模式在产品设计方面提供个性化服务并能快速响应，在生产方面根据顾客需要任意批量地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在组织结构方面由垂直型的科层组织向扁平的网络型组织转变，给传统的生产、组织和消费模式带来极大挑战。

（四）绿色发展模式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近20年来，全球工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增加，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受到威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绿色工业成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目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不断形成共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工业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倡导新兴产业和新型能源，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重新崛起的重要引擎。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制造，强调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使用、节能降耗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减少废料和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提高生产、消费过程与环境的相容程度，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目前，产品设计绿色化、工艺材料绿色化、制造工艺绿色化、产品包装绿色化、处理回收绿色化都已经成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有效方式。此外，一些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绿色发展还设置了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产品的能效、碳足迹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研究采取征收碳关税等政策。

二、国内工业发展趋势与变化

（一）工业发展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进入增长速度理性回落的新阶段，由之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增长状态转变。增长状态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工业的潜在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这种下降不仅是周期性的变化，而是具有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趋势性减速特征。相比“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10.90%和11.70%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前三年的平均增速只有8.55%，从2011年的10.38%下降至2014年的7.0%。按照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来看，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2011年以来工业增长进入增速下滑较为明显的阶段，虽然2011年四个季度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但是总体上低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多个季度增速在10%甚至9%以下。

（二）工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要素条件来看，作为我国工业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低成本要素的保障程度不断下降，工业增长面临着全方位的高成本约束，原有的“低成本投入、低水平扩张、低价格竞争”的增长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大面积出现的“用工荒”、工资薪酬快速上涨现象就是说明。以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十二五”前两年的增速分别达到18.60%和13.60%，2012年平均工资额分别为2006年和2010年的2.29倍和1.35倍。劳动力成本条件的变化给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电子组装等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难以固守。此外，有助于低成本竞争的其他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改革，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的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上升；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国内能源保障不足，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等。

另外，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部分产业领域取得突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创新环境得到改善，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我国技术发展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平均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近年来，通过实施“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和政策措施，我国创新研发能力迅速提升。目前，在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以通信技术为例，2000年大唐集团代表我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采纳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一举打破了由欧美厂商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垄断格局。由此国内企业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以及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成为占中国3G市场1/3份额的技术标准。

（三）产能过剩普遍存在导致很多行业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

在外部需求低迷、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一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并且从潜在的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的长期性过剩，从低端的局部过剩向高端的更大范围过剩转变。截至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政策利好刺激下，新兴产业如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重复建设和无序布局问题也值得关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要素市场运行中存在很多障碍，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引导投资者过度进入一些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无序扩张。产能过剩长期持续不仅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阻碍企业技术进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还可能造成大面积亏损破产、失业人数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资源大量浪费等问题。例如，由于光伏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导致赛维LDK、无锡尚德等光伏领军企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无锡尚德甚至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再如风电产业，在产能大幅提升、下游需求疲软、风电并网困难等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每年超过六成的新增装机容量无法实现并网发电，华锐风电、金风科技等龙头企业均出现业绩大幅度缩水，整合压力较大。

（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给工业集约绿色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我国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目前，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经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资源消耗量和进口量大量增加导致资源产品价格不断推高，进而致使产业发展成本持续上升。其次，我国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矛盾正在集中显现。在国际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接近美国和欧盟排放的总和，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压力加大。在国内，大面积严重雾霾现象日益常态化，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10%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为劣Ⅴ类，1.7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工业生产、矿山开发等导致土壤污染加剧、质量退化。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还导致越来越多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下，工业发展亟待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向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精益增长模式转变，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节约型转变，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发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