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4 1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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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电视技术和通信技术日益成熟,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兴起。目前,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影像、动画、图形、声音等技术为核心,以数字化媒介为载体,内容涵盖信息、传播、广告、通讯、电子娱乐产品、网络教育、娱乐、出版等多个领域,涉及计算机、影视、传媒、教育等多行业的产业集合,其更被称为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
1 泰州市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现状
1.1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技能人才缺乏
最近我们对全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根据调查,泰州市技能人才队伍呈现如下特点:1)技能人才分布构成失衡。技能人才在传统的机械、化工、电子等行业多,在新型的医药、高新技术、数字媒体艺术和第三产业分布较少。2)技能人才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在泰州,与数字媒体艺术有关的产业门类最多的是室内设计和广告设计两大类,而在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大多都是中专、大专毕业。这些企业的员工真正从名牌大学毕业,有一定学术和科研能力的学生少之又少。而这一短板将成为泰州地区发展数字媒体艺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瓶颈”。3)技能人才总量不足,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不适应市场需求。在新经济类的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中技能人才比例更低。在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关领域高级技能人才的严重不足,将阻碍我市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2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技能培训滞后
与上海有中科上影数码培训中心、IDMT环球数码媒体科技有限公司、GA游戏教育培训基地、水晶石、火星时代等著名的数字媒体艺术培训机构相比,我市相关的培训机构少的可怜。在高校中只有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三所高校开设了动漫、网络游戏、设计等相关的培训课程,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在泰州地区,纯粹的电脑培训机构中,名气最响的是博日电脑培训学校,但是我们通过浏览官方网页的介绍,无论是师资还是学生的整体素质,离水晶石、火星时代等国内一流的电脑培训学校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培训力量的滞后,使得泰州地区数媒产业的人才供需产生了一个断层。一边是泰州地区相关产业的人才迫切渴望得到培训或是再教育,进入泰州(如数码领海公司、大地装饰等企业)或是长三角地区相应的工作岗位,以提升工资待遇或拓宽自己事业发展的方向;一边却是泰州地区滞后的数字媒体艺术技能培训力量,使得大多数的本市相关人才只能去附近的上海、苏州、南京参加培训与再教育,以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
1.3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门类涉及工业设计、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设计、服装设计、游戏软件、动漫艺术、网络媒体、时尚艺术、影视制作、品牌、工艺品制作等。而泰州在现阶段主要以室内设计和广告设计为主,并且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可以和国内相关行业一争高下。但是在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其他方面涉足不多,或是规模比较小。在数字媒体艺术产业衍生品上就更是匮乏了,万达广场内的影城算是不多的亮点,但是这个亮点在苏南等城市早已普遍存在。动漫玩具专卖店,自主设计的服装品牌及专卖店,动漫乐园,主题公园等数字媒体艺术的衍生产品在泰州较难见到踪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与泰州一江之隔的常州,却将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衍生品开发的有声有色。动漫嬉戏谷、恐龙园、春秋乐园是常州主打的三张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名片。数字媒体艺术产业衍生品的开发,不仅提升了常州在江苏乃至全国的名气,而且还拉动了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改革转型,促进经济更加平稳、健康发展。
2 发展泰州市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优势
泰州市数字媒体艺术相关产业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尚处在发展阶段,但是泰州发展相关产业的条件却是得天独厚的。
2.1 地理位置独特,区位优势明显
泰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沿岸,是江苏“淮扬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地理位置临江近海、水陆交通便捷,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之称。苏中入江达海的5条重要航道在此交汇,江阴大桥成为泰州与上海、苏南连接的快速通道,328国道、宁通高速公路、宁靖盐高速公路、京沪高速公路以及新长、宁启铁路在泰州境内纵横交错,成就了泰州承南启北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地区的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基地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泰州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区位优势,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高技术人才,快速发展自身的数字媒体艺术产业。
2.2 文化资源丰富,独具地方特色
泰州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千百年来人文荟萃,名贤辈出,施耐庵,郑板桥,梅兰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境内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现存古遗址,古建筑、古石刻数百处,其中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的有134处,包括千年古刹光孝寺,安定书院,明代园林日涉园,始建于南宋的“江淮第一楼”望海楼以及梅兰芳纪念馆,郑板桥纪念馆等。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可以给数字媒体艺术相关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设计源泉(例如动漫设计中的人物角色,网络游戏中的场景、故事等)。
2.3 市政府规划、政策大力支持
《2012―2015年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提出泰州将来文化产业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都非常有利于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和基地的发展:
(1)发展目标:以实施“1210”工程(“一核”、“两带”、“十大园区”)为重要抓手,到2015年,建成一批重点产业园区,其中新增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园区2~3个,形成3~5个百亿级产业集聚区;培育一批重点文化企业(集团),其中上市公司力争2~3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10万人以上;文化产业增速高于GDP和服务业增速,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重点任务:紧紧围绕“一核、两带、十大园区”的规划建设,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文化旅游、传媒出版、文化用品制造、广告会展、娱乐休闲、文化演艺、文化培训等重点产业,确保文化产业发展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2.4 初步建立了“产学研”的模式
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与泰州市海陵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及数码领海公司在共建研发平台、人才培养、项目申报等方面已经展开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学校、企业三方的特长,希望通过互相合作实现共赢。双方还签署了《泰州市海陵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产学研合作协议书》。
3 泰州市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意义
3.1 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产业是发展文化创新产业的必然要求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突出现象。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兴起是知识经济条件下城市产业和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不仅直接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也通过创意设计、品牌培育、营销策划等手段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带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领域的高端产业,对传统文化的创造和改革,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时俱进,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们国家的手机用户居于全球之首,也正因为此,我们在手机彩铃、短信等移动内容方面在全世界也走在了最前面,而随着这个平台的不断扩大,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的网民也在迅速的发展,我们相信,互联网可能就会是下一个最大的创意产业的平台,互联网的出版、教育等产业将会是创意产业下一步发展的一个亮点。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潜力,早已引起了泰州市政府的重点关注。
《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七章中重点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而数字媒体包括了图像、文字以及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以及传播形式和内容的数字化,即信息的采集、存取、加工和分发的数字化过程。其范围涉及影视制作、动画创作、广告制作、多媒体开发与信息服务、游戏研发、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人工智能、系统仿真、图像分析、虚拟现实等领域,并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化、教育、营销、经营管理等诸多层面。就其主要应用领域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发展对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数字媒体艺术主要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数字电影:数字化的电影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它已经涵盖了电影的三个重要的环节――制作、发行和放映。数字电影中的数字特效更是重中之重,商业电影中也越来越依靠特殊视觉效果赢得观众,在视觉上给人以冲击与震撼。数字镜头比例越来越高,并且在现代,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在一部电影中没有任何的数字特效成分了。数字特效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并且成为与电视业的竞争中获取胜利的法宝。从《星球大战》中虚拟的太空世界到《泰坦尼克号》中数字处理的人群再到《角斗士》中的古罗马圆形竞技场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充分体现了影片的商业卖点和艺术亮点。精妙奇幻的效果在全球市场产生轰动效应,其文化意识和观念也逐渐进入各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消费心理和方式。如《泰坦尼克号》,它的全球总利润已经超过了19亿美元,同时在艺术上的成功也是破纪录的,获得过14项奥斯卡奖。在国内,张艺谋的《英雄》耗资三亿人民币,其中一半是用于后期特效的制作。它创造全球一亿八千万美元的票房奇迹,无论从艺术水准上,还是从商业意义上讲,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动漫:动漫产业无论是给个人还是企业、国家,都会带来可观的效益。 在国外,动漫产业成本投入的70%需要通过延伸产品来实现,尽管动漫电影放映票房收入本身不俗,但由其衍生出的玩具、游戏、用品等产业链条的收益,却远远大于动画片本身,动画片的播出只占整个产业很少一部分。全球动漫产业每年产值400亿美元,但是相关的衍生产品却达到了4000亿美元。一部动画片《变形金刚》的衍生产品就从国内赚取了5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90亿美元的日本动漫,早与娱乐业一起成为国内经济文化的主流和全球产量最大的动漫大国。动漫产业不仅代表了数字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更对服装、文具、玩具食品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牵引作用, 同时成为创意产业的领跑者。
电子游戏:电脑网络游戏潜力巨大。IDC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游戏出版物工作委员会(GPC)联合了研究报告《中国游戏产业市场2008~2012年分析与预测》。报告表明,2007年是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取得飞速发展的一年,网络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105.7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同比增长61.5%。IDC预计2012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销售收入将达到262.3亿元人民币,2007年到201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9.9%。全球电脑游戏行业年销售额已超过好莱坞的全年收入。网络游戏已经显示了成为一个巨大新兴产业的潜力。
3.3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
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将向数字媒体艺术产业升级。数字元素将作为产业发展舞台上的主角,不仅作用于传统文化产业,还将作用于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甚至是农业,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数字元素、创意元素、文化元素渗透到工业、农业乃至传统产业的任何领域,将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使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向创意产业升级。数字媒体艺术驱动下的产业升级、变革,将有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使数字媒体艺术、技术及创意驱动下的其他产业在未来发展中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4 结语
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发展将使泰州的产业结构向更均衡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将促进泰州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泰州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所贡献的,而目前工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表现在产业结构上,我们过多地发展了耗能大、污染重的工业,从而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长此以往,不仅无法使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当前“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调整的阶段,必然要朝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转化。以创意为主的数字媒体艺术产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体现了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同时它是一种典型的节能产业,因而可以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泰州市数字媒体艺术产业的发展将把泰州丰富而优秀的人力资源,博大精深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和世界先进的科技制作手段,国际化的策划创意团队,国际化的市场行销渠道充分结合起来,从而使泰州市能够顺利实现文化产业振兴,发展21世纪知识经济核心产业,开拓继IT、医药产业后,又一个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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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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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技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是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的阶段性统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ICT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拓展,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相继制定了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的规划,以期能够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
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及欧洲各国也在极力地通过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颁布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例如,丹麦在2010年颁布了《信息技术宏大规划》,旨在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高中学生注册、考勤检查、课程安排及考试等流程的效率。荷兰在2010年启动了《知识网年度计??(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以帮助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提高ICT能力,使数字资源更易查找和访问等。2016年3月,英国《教育部2015-2020战略规划:世界级教育与保健》,制定了未来五年的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其中提出要大力推进STEM课程的开设率,提升相关课程的质量。德国在2016年10月出台了《数字化教育战略2030》,以大力促进数字化技能培养及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充分发掘数字化在教育各领域的潜能,增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制定体现时代特色的法律框架,并推进相关组织的战略发展,以数字化推动德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如上页图1)。
教育信息化发展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20世纪末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加强了世界各地间的联系和交流,与此同时,国际分工日益明显,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欧洲各国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支撑,提供各种渠道,让每个人获得广泛的知识,并培养其就业的能力。欧盟于21世纪初期相继提出了数字化欧洲、i2010、欧洲2020战略等战略规划,有力推动了ICT在欧洲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支撑。
2.多元文化教育背景
欧盟现有28个成员国,各成员国在其法律制度、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2010年,《欧盟2020战略》成为欧盟下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同时,有关欧盟未来十年教育质量提升的《欧盟教育与培训合作2020战略框架》,提出了欧盟教育与培训系统要面向2020年的四大战略目标,即实现终身学习和流动学习、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与效益、促进公平教育和社会凝聚力、在各级教育和培训中提高创新能力。
欧盟教育信息化进程和政策分析
从信息社会的构想到ICT在教育领域中广泛且深入的应用,欧洲教育信息化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根据不同时期欧洲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关注点,笔者将欧洲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信息社会的初步构想、ICT初步应用、ICT深入应用。
1.信息社会的初步构想
(1)政策内容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互联网的诞生、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生产结构被打破。为了应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挑战,欧盟国际组织于1993年颁布了《成长、竞争与就业白皮书》,首次提出信息社会的构想,指出欧盟国家必须提供渠道,让每个人可以获得广泛的知识及培养就业的能力,鼓励人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从而促进信息社会的构建。1994年,欧盟了《欧洲迈向信息社会之路:行动计划》,加强了信息技术在远距离工作和教育、大学和研究中心信息网络的建设等方面的应用。
(2)政策分析
①强调信息技术在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白皮书指出信息技术在让人们获得广泛的知识及培养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如解读信息的能力、渊博的知识及创造力、判断和决策力以及评估的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指出,要培养就业能力及竞争力,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未来必备的技术,包括基本知识、技术知识和社会技能。
②强调职业训练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白皮书指出,欧盟国家必须将学校和企业结合,注重学生的职业训练。通过师徒制、鼓励服务业的新职业训练等将学校与企业相结合,通过设立再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务等开发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增加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机会。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其重点是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增强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并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就业的能力及竞争力。
2.ICT初步应用
(1)政策内容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进一步促进信息社会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分析了ICT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自身经济及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在1999年提出了《数字化欧洲:一个全民的信息社会》(简称“数字化欧洲”)的方案,其整体目标是加速欧洲向知识经济转变。“数字化欧洲”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即2000年启动的eEurope2002(2000―2002)行动计划和2002年启动的eEurope2005(2003―2005)行动计划。eEurope2002的目标是促进高速互联网的建设及其使用,其中包含架设廉价、快速、安全的互联网,向人和能力投资,促进互联网的应用三个方面。eEurope2005的目标是确保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宽带接入,开发更好的服务、内容和应用,以促进互联网在教育等领域中的全面使用。
(2)政策分析
①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欧盟在eEurope2002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必须要加强廉价、高速、安全的互联网建设,确保至2001年底,所有学校都能够接入因特网并能够使用多媒体资源及相应的服务,确保至2002年底,所有教师都能配备和熟练使用因特网和多媒体资源。eEurope2005行动计划强调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宽带接入和各教育机构的连网,指出至2005年底,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所有学校都要连接到因特网上,并能够实现网络上教学和教研,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机构也要连入网络。
②教师ICT能力培训。数字化欧洲方案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用数字技术培训教师”,具体采取的相关措施有:为学校、教师、学生配备互联网接口和多媒体辅助手段;培训教师使用数字技术,并对课堂上采用数字技术的教师给予奖励等。欧盟2000年启动的eTwinning是数字化欧洲方案中的一个重要行动计划。作为在线学习社区,eTwinning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欧洲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多功能的交流和协作平台。不同学校的教师充分利用eTwinning进行合作交流,分享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资源,开展科研项目及在线培训活动,有力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发展,从而也使eTwinning延伸为教师的专业学习网络平台,提升了教师的ICT应用技能,促进了学与教方式的革新。
③信息?Y源的开发利用。数字化欧洲方案中指出,应将“开发欧洲教育服务和软件”作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eEurope2002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制定了《欧盟开发公共部门信息框架》等专项规划。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计划将国家知识资源如图书馆资源数字化等。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其重点围绕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教师ICT能力培训、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展开,强调宽带网络的接入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这一阶段,欧洲ICT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数据显示(廖瑾,喻东,2010),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产业和应用对欧盟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5%,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达40%。
3.ICT深入应用
(1)政策内容
2005年,欧盟推出建设欧盟信息社会2006―2010年5年战略计划《i2010-建立充满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欧洲信息社会》(简称“i2010战略”)。该计划希望建立一个开放的、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并且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融合的推动力。“i2010战略”以ICT技术为核心,包含三大支柱,涉及到建设低价、安全的高速宽带,提供丰富多样的数字服务等方面内容,其框架如上页图2所示。
面对外部日益严重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长期结构性失业等系列问题(廖瑾,喻东,2010),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指引欧盟发展的《欧盟2020战略》(Europe 2020-Europe’s growth strategy)(EU Commission,2010),提出了欧盟未来10年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它包含七大旗舰计划,其中《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指出,“构建数字化统一市场、构建信息化领域统一标准、建立高速互联网、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大信息安全工作力度、加大对信息化的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应用信息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源和能源,从而达到应对危机、促进增长的目的。
(2)政策分析
①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持续更新。《数字化欧洲:一个全民的信息社会》方案的实施,即通过架设廉价、快速、安全的互联网,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欧盟“i2010战略”明确指出要“建立单一的欧洲信息空间”,关注宽带网络速度、内容资源、互操作性、安全性四个方面的内容。《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也明确指出“加强欧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覆盖整个欧洲的高速信息网络”。
②教育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2010年,《欧盟数字化议程》旗舰计划指出,推进信息化领域统一标准的制定,统一信息通信协议,实现成员国内的互联互通,提高数字信息的可用性。因而,在2011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标准规则》提案,要求加大信息化标准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并在2011年12月,通过一项关于建立欧洲各相关方信息技术标准平台的决定,要求各成员国、企业界等认真执行有关信息化标准的政策,推动信息化标准工作的开展。
③加大信息化宣传力度和提高信息安全。欧盟把提高公众信息化素养、增强公众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作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建立了信息化素养指标体系和在线教育平台。另外,为了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加大信息安全工作力度,欧盟制定实施了信息安全宏观政策,加强对网络数据和隐私的保护,加强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打击网络犯罪,加强宣传工作等计划,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2013年,欧盟公布《网络安全战略》,确保数字经济安全发展。
纵观该阶段的教育信息化政策,《i2010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一脉相承(廖瑾,喻东,2010),认为信息技术是欧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关注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尤其是高速互联网络的建设,强调了推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及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欧盟教育信息化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或在相关文件中对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不断地努力,我国教育信息基础设施也初具规模,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重要进展,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培训也有持续推进。
纵观欧盟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及其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其对我国的启示如下。
1.持续更新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保障教育信息化顺利推进
从宽带网络的接入、高速互联网的建设及信息安全保障到ICT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欧盟充分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整个教育信息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信息化政策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持续更新,从而有力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2.制定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标准,推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
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标准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指标”项目,通过定量的方法对欧盟各个国家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情况进行了比较,确立了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指标(卢双奇,赵建华,2013)。另外,《欧洲标准规则》提案的通过及“信息技术标准平台”建立的决定有力推动了欧盟教育信息化标准工作的开展。
3.建立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确保教育信息化政策持续推动
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主、将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构建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手段,具有开放性、灵活性、自主性、资源共享性等特征。
一是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从任何章节开始学习任何课程,在学习模式上最直接地体现了主动学习的特点,充分满足了现代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需求。二是远程教育以学习者为主体。在远程教育中师生处于分离或准分离状态,教师角色出现了明显的转换,由传统教育中的主导者变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成为多媒体教材中的一个组合因素。学习者也从教育的对象变为教育资源的选择者、利用者。教育技术的介入,使信息传输更便捷,远程教育使全球的学习资源共享,极大地丰富了学习资源,学习成为学习者主动的选择。三是多媒体远程学习的设计更为个性化。远程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主体,远程学习材料的设计能够充分利用教育技术手段,从人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征出发,考虑诸如学习主体的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需求等因素。同时,还要考虑不同学习主体对学习时空的特殊要求,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对学习媒体的选择与综合应用,以及学习效果的综合评价等因素。四是远程教育注重对学习者的学习支持。学习支持,不仅局限于教师答疑和批改作业,还包括对学员学习全过程多方面的指导。
例如,对学员有比较详尽的学习指南,突出学习目标、重点和难点,指导学员如何控制学习过程和有效地分配学习时间;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采用不同的学习技巧,指导学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自我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还有师生之间、学员之间多种途径和形式的交互设计。远程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学员以自学为主,大部分学习时间与教师、同学是分离的,没有教室更没有课堂的氛围,这种学习形式会使得许多刚刚开始远程学习的学员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难,这就需要帮助学员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树立长久的学习信心。
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远程教育从为劳动者提供学习机会扩展到面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学习服务,彰显出远程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发展远程教育,即成为行政学院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领域。相对于社会公众,各级公务员在拥有信息资源和技能方面优势明显,这为各级行政学院提高数字图书馆建设水平、整合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开展卓有成效的公务员远程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务员远程教育通过数字图书馆,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数字图书馆为各类教育提供文献资源保障的优势和效率,也将在公务员远程教育事业中得到最为显著的体现。由此可见,远程教育不只是一种技术,因为技术只是传送内容的手段,重要的是本身以及通过学习所产生的巨大变革,这才是远程教育的主要意义。一是远程教育改变了以往“统一调训、集中授课”的公务员培训形式,把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网络平台传送到每一个终端,使得教学从封闭的知识体系转变为开放的知识体系,从以讲授为主转变为以自学为主。通过远程教学,将大部分教学时间用于学生独立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之中,而面授的学时将大幅下降。学生知识的获得和合理的智能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学生自己独立的学习和研究。没有数字图书馆的全面介入,公务员远程教育就无法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只有数字图书馆与远程教育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备的公务员远程教育系统,实现主动学习的学习模式,充分满足公务员终身教育的需求。二是远程教育把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网络平台传送到每一个终端,教与学的过程超越了时问和空间的局限,能够有效化解公务员培训过程中较为突出的工学矛盾,有利于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和工作氛围。同时,远程教育应用于公务员培训领域,可以弥补传统培训中包括师资、校舍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大幅度降低了因为进行集中培训所需的交通、住宿、课酬等费用,有利于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效率。三是远程教育引进优质培训资源,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公务员的需求,使学习更具有针对性,保证学员各取所需,提高学习效率和培训质量。
三
一、数字图书馆人力资源内涵
数字图书馆人力资源是指数字图书馆馆员的整体综合素质、知识服务技能和知识水平等。人力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馆员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积累和创新形成的,能够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能够形成一定量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客观存在形式。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决定数字图书馆提供知识产品质量和知识服务质量优劣以及服务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形式和速度,决定着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成败。
二、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难和问题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员思想消极、观念陈旧。目前仍然有很多图书馆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观念保守、落后。他们认为图书馆的功能就是以藏为主,没有必要开展主动的外向型信息服务,没有意识到未来网络化传递信息和进行虚拟世界交流的必然趋势。第二,人员层次不齐、水平较低。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工作人员除了要有信息收集、处理、研究、传播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掌握信息技术,具有丰富的科技知识和较高的外语水平,同时还应有经济、法律、教育等多学科的知识。第三,人员服务深度不足、手段落后。目前不少数字图书馆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手段落后。针对网络的深层次服务也还没有广泛开展,咨询服务普遍还停留在初级的水平,定题服务和二、三次文献深层次信息服务不多。而这也正与图书馆员的素质有关。因此,从以上现状来看,搞好数字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建设迫在眉睫。
三、加强数字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数字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做到“以人(馆员)为本”。首先,要尊重馆员,尊重他们的人格、个性、意见、劳动成果、发展意愿、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其次,要充分认可馆员对数字图书馆的贡献,客观评价馆员的工作业绩。最后,为馆员提供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提供发挥潜能的机会。要完成以上几方面的“人本管理”,需要在数字图书馆中做到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注重对馆员的培训,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
(一)制订人力资源规划
将馆员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图书馆对馆员的职业生涯管理结合起来。一是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具备日常的管理工作所需要的心理学和管理学知识,最好还具备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背景。二是数字图书馆员: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能够满足数字图书馆建设与运作要求的合格人才为数字图书馆员,利用各种电子化手段为用户开展信息服务的人员。三是技术人员:数字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主要内容是数字化资源,因此要求数字图书馆技术人员具备数字信息技术能力,不仅具备网络硬件技术而且还要有信息管理学相关背景。四市场营销人员应该树立营销观念。五是法律人员:数字图书馆对法律人员的需求主要表现在解决知识产权、商务与合同方面的法律问题上。
(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配置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数字图书馆知识资源合理利用和创新的效果。根据图书馆人力资源规划,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列出目前急需的人员类别,并根据其岗位要求,从馆内或馆外选拔符合条件的人员。人员选,接下来就是一个用人的问题。合适的人员要放在合适或相应的岗位上,这样才能做到人得其职,人职相宜。
(三)加强馆员的培训
数字化图书馆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知识不断更新和补充,因此图书馆对工作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显得十分重要。教育侧重的是系统的理论知识、概念与方法,以及工作中可能应用到的工具与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是在各类院校中完成,有完整的体系、理论与方法。这一完整的体系构成了一个专业的职业内涵数字图书馆应该根据不同馆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出详尽的、科学的、系统的培训计划,不断扩展馆员的专业知识,增强他们的实践操作技能,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竞争能力,保证他们具有一种持续性的、符合工作需要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保证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的顺利开展与实施。
(四)建立激励机制
就其内容来说,可归纳为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建立完善的、合理的激励机制既要从数字图书馆特征出发,又要考虑当前社会的市场经济特征,在倡导奉献的同时,必须有适度的物质奖励。有效的激励会大大调动馆员的积极性,促使数字图书馆工作圆满完成。因此,领导需要重视人本管理的方法、重视馆员的作用,激发馆员的活力。
(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是数字图书馆工作规程的体现,是馆员和用户必须遵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准则。规章制度对数字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标准做出了规定,对馆员和用户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总之,规章制度是数字图书馆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是数字图书馆正常有序工作的保证,规章制度不仅通过控制和调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管理的目标,还能起到调动馆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工作绩效。
参考文献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呈现高速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满足人们现代生活需求、引领新供给新消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主要包含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创意设计、VR(虚拟现实)、在线教育七个细分领域。
2009年是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界碑,此前这一产业在中国处于萌发状态,此后随着国家不断推出政策促进和大量科技相继加入,而加速发展。
《报告》对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概况、长三角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指数进行了专业解读。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已集聚了36948家企业,同比增长13.8%;从业人员384万,同比增长13.1%;产业规模达5939.85亿元,同比增长22.9%。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
《报告》还对2009年以来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作了一次系统梳理。指出数字创意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将持续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增长、引领社会风尚提供有力支撑和有效供给。
这一产业呈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
相比欧美,中国尚有十多倍差距
近年来,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不断突破创新,成为信息服务业中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并引领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报告》深入分析了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情况,为中国企业的决策者提供了参考:目前数字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英国高达8%,中国仅为0.7%,有着十多倍差距;全球音乐的15%、视频游戏的16%来自英国,全球影视票房收入的1M3归于美国,全球60%的动漫制作来自日本……
这些数据表明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上,中国既有较大差距,又有巨大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受众众多,市场庞大,具有后发潜力。
数字创意产业渐成长三角经济发展主动力
《报告》对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整体和区域发展状况做了全面客观分析。其中的2015年数字创意综合指数显示,获得区域排名前三的依次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已经呈现差异分布格局:长三角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珠三角成熟稳定,京津冀则有分化,河北发展程度偏低。江苏省数字创意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北京、广东等发展较为成熟稳定的地区相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综合指数还显示:北京市在政策扶持、产值占比、文化普及和工作薪资等方面表现突出,综合指数居于榜首;上海市需求指数排名第一,文化娱乐消费意愿较强;广东省企业指数居于首位,营收能力旺盛;江苏省要素指数、企业指数均高于平均值,政策和技术环境、企业数量和营收规模可观。另外,江苏省在政策扶持、科研人才和企业发展方面都排名前三,科研支出方面最为突出,说明江苏省高度重视创意产业研发,推动行业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主力。”《报告》认为,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这一可喜局面:三地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有着“经济效益高、创意基石多、文化特色浓”的良好背景,如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吴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三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加以扶持,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占地区GDP的比重均超过5%,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创新研发动力强,呈现多元化、开放性、融合发展的特点,如上海以“文创+旅游”为主,江苏以“文创+金融”为主,浙江以“文创+高端制造”为主;数字创意企业积极采用VR、AI等新型技术,如常州恐龙园文化以“恐龙人”为主题打造优质IP内容,《恐龙宝贝》、《米多龙》等作品赢得国内外市场。
从细分领域看发展寻商机
2015年中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达5939.85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VR增幅最大,达267.5%,显示其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和活力。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七大细分领域,目前呈现出“游戏盈利强,动漫衍生广,VR潜力劲”的外部特征。睁眼细看,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商机―――
网络文学:处于发展阶段,作为IP源头,提升机会大;
动漫:处于发展阶段,IP衍生市场潜力大;
影视:处于成长阶段,受众广泛,优质内容爆发力强劲;
游戏:处于成熟阶段,电竞、VR是其新增长点;
创意设计: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经济附加值空间大,但创意理念和水平有待提高;
VR: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大,高增速,但技术、产品和内容等有待提升;
在线教育:处于成长阶段,融合语音识别、直播互动、AI等技术可获得快速发展。
突破瓶颈,方能获得大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发展农业远程教育极有意义。远程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能使任何地方的农民学员方便快捷地获取最好的教育资源,极大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为推动各地农业农村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农业远程教育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尽管中国农村基础薄弱,大多数基层农广校缺乏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资源,在地方电台、电视台也没有教学节目播出时段,但从长远看,这都不会影响远程教育优势和效益的发挥[1]。发展农业远程教育,存在一个发展模式选择的问题。考虑到中国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广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户家庭条件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农业远程教育应该采用数字技术与非数字技术恰当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综合利用VCD光盘、有线电视、卫星网、互联网等手段,采取以下两种不同的教育发送和传输的模式[2]:
1.主流模式
卫星传输数字化教育发送技术,适用于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采用主流模式的地区可以采取的扩展数字化教育应用的技术方案为:CD-ROM光盘刻录和发送方案;各类局域网应用方案;基于有线电视网的多媒体数据广播系统方案和电话拨号接入或其他公众电信网回传方案。
2.替代模式
计算机宽带网的地面接入技术,适用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
二、农业远程卫星教育系统建设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卫星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开始在远程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但很多农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买不起电脑,另外,受农村人口教育水平限制,很多人也不懂电脑和网络方面的知识。中国广大农村地理条件复杂,通信网络线路建设难度较大,架设网络线路成本相对较高,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率非常低,短时期内,在中国农村推广互联网教学还很难实现。卫星教育网建设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畴,由政府投资建设,具备提供话音、视频、通信服务的综合能力,性价比高、技术先进、性能可靠,是提供农村远程教育简单经济、行之有效的手段。卫星远程教育不受时空限制,能为农村学员提供与发达地区质量相同的远程教育服务,能有效解决广大农村教育发展不均衡、优秀教育资源稀缺的局面。目前,农广校在以色列政府的援助支持下,已经建设了拥有1个中心主站和360个双向远端站点,以中央农广校为演播和资源服务中心,各省、地、县级农广校以及乡镇教学班为卫星网络远端接收和教学服务点,能实现数据通信、远程教育培训和视频广播会议的远程卫星教育系统。通过卫星教育系统,中央农广校将农业教育培训、实用技术等音视频节目、多媒体课件、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实时发送到网络各远端接收站,面向全国开展实时交互式的农业现代远程教育培训和科技推广,对各级农广校农业教育和科技培训工作进行远程指导和管理,实现信息互动交流,共享教育培训资源。农广校卫星教育系统利用“SkyBlaster”卫星通信系统,采用“TrainNet远程教学/培训系统”作为远程教育培训平台。卫星系统网络结构是星型网,主站可联接大量的VSAT远端小站,支持所有基于IP的数字信息技术,可实现全国范围的远程实时教学、数据文件多点分发等业务。卫星网主站提供DVB-S标准的出向信道,信息速率从2Mbps到52.5Mbps,远端小站的入向信道采用FTDMA接入机制,系统采用不对称的数据流通信方式[3]。在卫星平台上,运行应用软件的各类功能服务器通过快速以太网联接到卫星主站数字基带设备,通过卫星发射到全国各地的卫星小站。基层教学点的学员通过远端小站接收主站发送的教学内容,与主站老师进行双向视频、单向音频的互动交流,获取各类教学支持服务。
三、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近年来,农广校综合采用各类教学手段,整合应用各类教育资源,发挥独特的媒体资源优势,紧跟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进、吸收、应用各类远程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以农广校体系多种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媒体资源库系统建设开发为硬件支撑,以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渠道为主要途径,对涉农教育培训工作进行高效管理,对涉农科教需求迅速反映,对基层办学机构提供便捷服务。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集信息采集、存储、编辑加工、传输多种功能于一体,具有运行机制公益性、媒体应用大众性、教学内容多样性和服务对象定向性的特点[4]。
中央农广校作为国家级的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教学中枢和媒体制作传播中心,具有广播电视和网络教育节目的制作、播出和传送等多种功能,将具备自办1套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能力,可以录制各种文艺节目、语言节目,对录制的文艺节目和语言节目素材可进行编辑、复制、加工、审听,可对外交换录制好的素材和成品节目。每年能制作电台节目、区域节目、少数民族节目和综合类等农业专题广播节目1500集,电视节目1270小时,网络教学节目2000小时,发送音频资料100万张,节目原始磁带数字化存储1910小时。农广校将逐步实现媒体资源制作、存储、管理、应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成农业媒体资源数字化采集、加工、整理、存储和传播利用的数据中心、工作平台和传播共享网络,并具备以下功能:
1.资源数字化加工存储整合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教材、光盘等多种媒体资源,统一集中存储管理数据,建立数字化媒体资源库,实现数字化存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数字经济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要推动力。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离不开大量职业工人和职业技能人才,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不管是生产、流通还是消费环节,将会诞生出更多新的职业和职业技能要求,因此职业教育将会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中的两条腿,要持续推动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化职业教育转化,为行业和企业供应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技能人才。
1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应用、数字经济需求、数字政策环境等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研究,《中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中指出,湖南在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列全国第15位。湖南属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呈现产业集群特点,长沙作为省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初步形成了“一园五区两山”的产业发展格局。2020年在疫情持续的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对湖南数字经济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湘江鲲鹏首台服务器下线、中国首条“智慧公交”投入使用、“和包支付产业园”的持续发展、长沙高新区互联网企业的上市、5G技术在工程设施等方面的应用、传统零售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使得湖南区域经济转危为机。2020年湖南移动电商、社交新零售、跨境电商、乡村振兴、电商扶贫、网络视频、在线教育、移动办公等细分领域融合创新,逆势上涨。2020年,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南省了《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但是数字经济在湖南省经济总量中占比依旧相对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自主创新能力偏弱、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应用技能型人才双重短缺等方面。
2数字经济对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的需求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数字贸易快速向前发展,移动电商、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扶贫、社交新零售等行业快速崛起,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对人才的职业技能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传统的高职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符合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数字化转型不仅使企业和行业急需稀缺行业的高学历高级人才,也急需经验丰富的职业工人和职业应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对人才需求更新也是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高职院校商科不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是需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的数字时代新科技结合起来,转变人才培养思路,以培养具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人文素养等具有综合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目前在数字经济方面最热门的行业有互联网服务行业、教育和培训行业、农业、传媒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见表1);而在商科专业方向,互联网/电子商务、贸易/进出口领域招聘需求增长较快,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比2020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见表2);随着出口贸易的逐渐恢复,进出口贸易行业在就业上也受到利好影响,竞争指数相对降低,职位供给比较大,在长沙地区商科方向薪水方面,贸易/进出口行业薪水相对较高(见表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职位供给旺盛的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其竞争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体现在企业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本身求职人员职业素养不匹配的问题,如何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也是高校一直在摸索和研究的课题。
3人才培养瓶颈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扶贫、社交新零售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商科专业人才需求结构也发生变化,同时受疫情持续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等各方面压力,2020年大学生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中小企业校招岗位需求减少,大企业岗位竞争压力激增,导致岗位要求不断升级,不断向名校倾斜,不断向高学历倾斜,出现研究生学历抢占本科生职位、本科生抢占专科生职位的局面,进一步压缩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求职空间,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巨大瓶颈期。如何为湖南区域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商科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不断研究的问题。
3.1专业定位偏差。专业定位偏差包括认知性偏差和结构性偏差。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湖南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性,使得企业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和标准,但是存在高职院校所开设的商科专业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容易导致学生的专业认知存在偏差,比如国际商务专业学生认为国际商务和国内电子商务类似,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认为营销等同于推销。结构性偏差主要体现在高职商科专业定位及设置结构与企业职业人才需求结构及规模之间的偏差。在数字经济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消费模式和销售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商科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大有可为,因此,高职院校在商科专业建设方面,应该结合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比如2020年湖南自贸区成立等利好信息,结合本校和企业资源,明确专业定位,为湖南地区经济发展输入应用技能型人才添砖加瓦。
3.2人才培养方式认知偏差。迎合市场需求,追求就业率,过度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忽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也是高职院校容易走入的人才培养极端。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应该与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区分开来,避免陷入重技能轻人文素养的误区,要注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人文素养的深度融合与综合培养。专业知识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理论基础,在课程设置上应从专业对应性、岗位适用性和知识前沿性等方面进行考虑,提高所学知识和岗位需求的匹配度,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实验室建设、学习氛围、教学模式和专业群方面的建设,这些都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对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制造2025》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应当向国家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当前高职商科学生人文素养缺失很明显,不利于他们融入企业和社会。如何在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教学中,适当融入社会、历史、思想政治、品德教育、艺术、法律、工匠精神等信息,从而全面提升高职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达到商科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为企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也是高职院校需要不断深入摸索和研究的问题。
3.3教师队伍培养单一。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也是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中的关键环节。但是,大部分高职院校教师都是从“高校”到“高校”,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人文素养较高,职业技能相对缺乏;高职院校引入的高层次人才平时重点也放在了科研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技能培养有所忽略,这些问题导致教师队伍培养比较单一和单薄。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经济环境瞬息万变,行业和企业也在对用人标准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单纯只追求专业知识授课和科研能力,可能不能为学生提供新鲜的资讯和信息,比如国际商务专业的关务知识,海关每年都会有信息变更,如果教师只守着自己的固定教材认真上课,不去经常与外贸企业交流获取最新信息,所传授的过时的知识对学生也将是无用的。因此,高职院校不仅要加强学生职业技能训练,通过创新创业、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水平,也要鼓励和激励高校教师多到企业中去实践学习,多与相关商科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交流和学习,获取最新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也将有助于更好的提升教学质量。
3.4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湖南省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若干意见,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及其实施细则条款并没有出台,具体操作细则并不完善。大企业因为人才需求层次不同,一般较少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另外,中小型企业比较注重眼前的利益,缺乏人才培养的长远意识和战略意识,合作意愿和合作主动性不强;同时企业也会担心自己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担心人才培养成本和人才流失问题。这些瓶颈问题都制约企业不能高质量的参与到高职院校商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中来。
3.5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有待提升。对高职院校商科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环节缺失,将直接体现在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方面。除了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养,部分学生容易出现参与学校组织的校企合作实习主动性不高,学习主动性较差、自律性较差、责任感缺失、不能很好的遵守学校和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问题。高职院校教师和辅导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人文素养宣讲,先成人后成才。
4对策研究
4.1专业定位精准化和动态化。高职商科专业定位应该精准化,在给学生做学前教育和专业宣讲时着重明确学生的职业方向和定位,纠正专业认知偏差。但是根据职业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专业培养又不能陷入一成不变的困局,要实施动态化的专业定位调整,既要使学生明白所学专业是干什么的,又要考虑学生就业和企业的用人需求,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要至少考虑3~4年的因为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引发的周期性风险,确保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围绕一个核心内容和方向,在不超出职业方向和定位的范畴内,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学生的学习方向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4.2注重人才培养方式的融合和多样化。高职院校应该根据数字经济背景下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与时俱进的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注重人才培养方式的融合和多样化,培养适合湖南地区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善于根据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进行高职院校商科专业课程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的更新,以满足湖南区域经济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商科专业设置应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步伐,深入行业和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对商科对应岗位和职业的深入分析,合理调整商科专业设置。
4.3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平。高职院校应该加大对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平项目的财政投入,鼓励刚出校门的青年教师积极申报省培、国培、企业挂职锻炼、参加企业组织的师资“1+X”证书培训,获取行业前沿知识和新动态;鼓励老师带队参加湖南省技能竞赛以及商科行业技能赛项,如互联网+国际贸易赛项、电子商务技能赛项、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技能赛项等等,通过参与技能比赛达到以赛促课、以赛促教的目的,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
4.4提高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积极性。高职院校大力提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产学研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的通力合作和互相配合。政府层面需要制定和完善能够激励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具体政策和制度,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如政府拨款鼓励企业参与到学校人才培养中来,企业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政府联合地方行业协会,鼓励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定期举办行业、企业、教师专业知识实操能力培训,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针对学生流失问题,学校可以与企业签订第三方协议,明确“高职院校—企业—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4.5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人文素养内涵包括法律意识、职业道德、诚信意识、通识教育等内容。高职院校不光要培养商科专业学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从商技能,同时也要加强人格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的方向。高职院校应该鼓励教师把人文素养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家、湖南省、行业组织的各项专业技能比赛,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更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5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湖南高职院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应结合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结合各校发展情况,在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教师培养、企业积极性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等方面下功夫,采取适合各校的人才培养路径,为湖南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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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现了新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式,人们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开放、自由的信息化社会需要开放、便捷的档案信息服务,这就对数字档案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档案工作来源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需求。如何做好数字档案服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已成为档案工作人员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数字档案馆要求档案管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到应用现代新技术的转变,服务方式要求由以本馆(室)为基础的有限被动服务转向网络资源为主的无限主动服务;由以传统的静态、间接服务转向以提供参考咨询和开展编研工作等多种服务方式为主的动态、直接、快捷的高层次服务。但是目前数字档案服务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档案利用主体需求的提高与数字档案服务内容贫乏之间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与个性化,档案利用主体日益庞大起来。从之前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逐步扩展到教育与科研工作者、各类经营者和普通居民。信息化社会环境下,公众对信息需求的加大,对自由、平等的利用档案信息的要求的迫切。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也更为频繁,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了解、知情的渴望也更强烈,公众对信息需求面越来越广,需求点越来越深。在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开始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效率、便捷、公众满意度成为衡量服务行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数字档案馆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信息凭证与传递的服务的中介,人们希望在此能够很方便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
档案服务工作日益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然而数字档案服务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暂时不能满足广大利用者多角度、多层次的需要。目前数字档案服务工作显然是不尽人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单一、落后的问题,缺乏对档案信息深度加工的高品质产品,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一些档案的目录虽然已经上网,但大多数只有条目,没有任何的说明文字和图片,更没有全文,这样只能起到提供线索的作用,不能满足利用者即点即利用的需要。而且数字档案的服务内容还没有形成体系,很多利用者根本看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有些能找到相关内容的,但没有相关的专题,这样让广大的利用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查找自己想要的材料,带来诸多不便,降低了查档效率。另外,数字档案服工作仍处于“以我为主”的局面,建立的绝大多数档案网站扮演的不是信息传播的角色,而是档案宣传者的角色。利用者在网上接触到的一般是有关档案部门、档案信息、档案信息利用相关情形的介绍,很少有与利用者互动的情况。数字档案服务工作中很少有反馈制度,档案部门不关心具体的利用效果,不存在与外界的沟通。笔者点击了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档案信息网,有的没有设置互动的栏目,有的设了在“与我联系”、“给我留言”等这些网页,但是利用者发表的意见、看法很少,这种状况没有很好地体现数字档案服务工作的功能,没有充分体现数字档案服务工作的优势。在服务制度上,不注重利用者的参与,这给利用者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影响了数字档案的服务效果。
(二)档案信息服务难度的增加与档案服务技术力量薄弱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只是手工翻阅检索工具和查阅案卷的简单手工过程。而数字档案服务是基于局域网的数据管理的工作,数字档案管理和利用都是基于互联网、专用网和局域网环境下进行的。档案中文件检索、信息传递和利用都是在计算机上实现的。这要求工作人员要会对档案信息数据库及档案网页的建设、维护与更新,要会完成档案数据库与档案信息查询管理工作,档案信息的网上传输、下载、原文检索、查阅等工作。数字档案服务工作人员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受到了挑战。工作人员不仅要精通档案业务,而且必须掌握数字档案管理的相关知识,这样才能做好数字档案的服务工作,发挥数字档案的信息化功能。调研显示,目前档案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养远远不能适应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需要。尽管他(她)们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数字化方面的培训,档案数字化意识已大大加强,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在技术基础和操作技能方面十分欠缺。目前档案工作人员中“技术型”和“中间性”人才严重不足。调研发现,目前档案工作队伍中具有信息技术专业背景(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还不到5%,数字档案馆建设需要一支既懂得数字化技术又懂得档案专业知识的“中间性”队伍。然而,用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韩李敏的话说:“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最缺的就是那种处于档案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中间地带,精通计算机同时又非常了解档案专业的‘沟通人’,这种人在档案部门非常难得,也非常需要”。如笔者打开某一档案部门网站的“声像档案”后,发现仅有几张图片,没有任何声音,与人们期待的在线音频、在线视频相差甚远,也与建设一个与“e”时代相称的高效的数字档案服务差距甚大。
(三)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开展与资金缺乏之间的矛盾
要做好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必须配备一定的设备。如:计算机、服务器、安全操作系统、安全硬件平台、安全数据库、PKI/CA 、PMI、VPN等。要购买这些设备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目前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没有开展数字档案服务工作,这些地区不可能象青岛市、深圳、绍兴市等档案馆那样把数字档案服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资金缺乏成了这些档案部门实现数字档案服务工作的瓶颈。还有些部门实现了数字档案馆,由于相应的配套硬件和技术人员,档案数字服务工作跟不上。目前我国的档案数字服务工作由于经济的差异,各地区发展很不均衡,有些开展得很好,有些没有开展,有些开展了但比较粗糙,技术水平发展不够等问题。
要做好数字档案服务工作,还必须有计算机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目前档案部门自身由于受经费或管理体制的影响,也很少能给档案工作人员有激励的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对职业的选择更多地趋向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面对经济待遇或发展前景更好的外资企业、实权机关、高等院校等的竞争,“清水衙门”的档案部门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缺乏吸引力。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很少将档案部门作为就业的首选单位。虽然各高校档案专业近年来针对档案数字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出了一大批管理与技术人才,然而,即使是这些“定制”的档案数字化人才,毕业后选择档案职业的也并不多。据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四川大学档案学院等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很少。即使不得已暂时选择了档案部门工作,也往往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有机会就会另谋高就,导致在档案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真正能够起到“主导”、“沟通”作用的双料人才少之又少。
二、提升数字档案服务工作水平的对策
鉴于当前数字档案服务水平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提高其服务水平。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经费的投入,增加技术资源
由于政府或学校绝大多数人认识不到档案的价值,认为档案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一堆“故纸”,档案的价值被忽略,不受重视,档案被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样的结果使档案事业被社会冷落,处于边缘化的地带。一般地方政府和学校不太重视公共产品(包括档案馆)领域的建设,当各种利益冲突时档案馆又成为了牺牲品。在经费问题上也不象给其它部门那么大方。档案部门(特别是县级市档案部门)要加大宣传,增强广大民众的档案意识。利用图书、刊物、网络等宣传让人们明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通过一些鲜活的例子使民众认识到档案是具有潜在和现实作用的宝贵财富,让全社会认识到档案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可以随时、随地为人们和社会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这样能刺激人对档案的需要,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依赖性就越强,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学校有更多的积极性投资到数字档案馆建设中来,面对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形势,档案部门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建设数字档案服务工作所需要经费的支持,力求使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发展得平衡而又快速。
档案馆自身也要通过多种创收渠道增加收入,如档案部门可以效仿南京大学的做法,可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为广大师生开展有偿服务,一方面方便广大师生,另外也为本馆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例如:可通过开展为毕业生拍摄学位照归档,为毕业生拍摄电子毕业照归档;为学生进行学籍翻译、毕业证书翻译;帮助教师编辑出版著作或成果汇编;开发档案管理、学籍翻译和有关软件系统等等方式,进行有偿服务。档案工作人员也可以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和学校的科研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增强档案馆自身的造血功能。
有了经费的支持,档案馆就可以配置适当的信息技术设施,为数字档案的服务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提高数字档案服务的人力资源
数字档案服务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服务模式的创新,它给档案部门的服务工作带来了活力,也给档案工作人员带来了挑战。它不仅要求工作人员会上网、打字,它还要求工作人员懂得网络管理技术、应用管理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等。数字档案服务不仅要求档案服务工作者掌握档案专业知识,还要掌握计算机技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能独立完成档案信息资源的提取、鉴别选择、提炼加工、制作目录、网上传输,最后制作出用户可直接利用的电子刊物、数据文件等可视资料。
要做好数字档案服务工作,很关键的一点是不断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档案部门在招新人时可以采用档案工作人员职业准入考试制度,对想进入档案部门工作的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上岗资格考试。考核范围与考核要求必须规范化,考核结果及证书颁发应公开透明,取得准入资格证书后方能从事档案工作。其中,档案信息化基础知识、档案信息化基本技能和档案专业基础知识作为考核的基本内容。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不仅提高了档案工作人员的信息化整体水平,而且可克服用人上的随意性。对既精通计算机同时又非常了解档案专业的人才要加大引进力度,实施优惠政策,加强对其的吸引力。二是要加强档案工作人员的交流和培训。大部分档案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有时间和机会到学校进行系统学习的,档案部门应该为档案工作人员积极搭建各种工作交流平台,特别要与数字档案服务做得好的部门进行交流。研讨和交流的形式应不拘一格,可以通过专题会议、网上讨论、现场观摩、联合研究、同行部门之间的访问交流等。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研讨、交流,可以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推广经验、认识不足,努力进取,提升现有高校档案工作的信息化素质,提高信息化背景下的档案服务工作质量。对于省里组织的数字档案培训,尽量让工作人员去参加。为了提高培训的效率,培训必须制度化、全员化。所有工作人员要定期参加各种类的培训,并要将参加的培训情况列入考绩、评审的范围。档案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养提高了,相应地数字档案的服务功能也就增强了。
(三)建立以利用者为焦点的服务体系,建立良好的关系资源
数字档案服务较之传统档案服务的优点是有网络作为媒介提供服务,档案部门应该利用网络的优势,建立以利用者为焦点的服务体系。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档案服务工作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新天地,档案部门有条件进入一个动力十足的新型运作模式,使得数字档案服务既有效率又方便快捷。首先档案部门要花精力采集各类有用档案的信息,而且要扩大到现行文件、资料、社会公众服务信息、数字图书馆等,再是将这些丰富的资源数字化,建成馆藏目录查询系统,给利用者提供大量的信息可以查阅和分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具备很好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人员的档案馆,没有丰富的档案信息,它的服务功能就无从谈起。再站在广大利用者的需求立场上,对丰富的馆藏进行归类,提炼出大众所需的档案信息知识产品,尽可能地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浓缩、提炼,做成专题,以引导利用者在海量信息世界中,快速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档案信息。档案部门在网络上不仅提供目录、索引、全文等文字信息,还应包括音频、视频、图像等多媒体信息,给利用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信息检索查询服务,以满足利用者的多元化需求。
档案部门要借助网这一数字平台,通过其提供的多种传播手段,网上档案原文传递、数据库在线阅览、读者者论坛等,这样档案部门与利用者之间提供了可进行即时沟通与交流的 “公共话语”的空间。利用者可以通过网页中的“用户留言”框、电子邮件等即时性通讯工具向档案信息传播者发表自己浏览网页信息后的想法,档案部门也可以做出反馈,可以大大提高利用者的满意度。数字档案服务的咨询系统设立自我服务和帮助系统,可以提供利用者与服务人员的互动平台和自动引导利用者如何查找资料,还可以让档案部门及时了解利用者的服务需求和期望,及时调整相应的服务手段和方式,让数字档案服务的水平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档案部门还应加强外部门的联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联合目录是用统一的著录格式和编排,联合报道两个或两个以上档案馆、图书馆(室)馆藏的档案目录。实现资源共享能使档案、图书、情报等文献部门相互分享各自的资源,使利用者很方便地获得更多、更广泛的信息。通过建立联合目录,形成网络,实现资源共享,使各文献部门实现文献资源互补,提高馆(室)藏资源利用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同时也提高档案馆自身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信息化的时代,网络媒介为档案信息传播与服务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同时对档案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养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各档案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网络资源优势,充分尊重利用者的需求,创新服务手段,让数字档案服务水平和能力更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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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电视发展概述
数字电视作为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后的产物,近年在政府、媒体生产厂家等多方的大力推广下,快速发展。电视媒体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电视正成为众人瞩目的新的电视产业经济增长点[1]。数字电视产业涉及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传输商地区有线网络运营商或以太IP网用户等环节。其中节目集成商基本形成以中数传媒、上海文广互动、鼎视传媒三足鼎力的格局;网络传输由中广集团、中国卫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等运营商来运作,并辅于歌华有限、东方明珠、广电网络、中信国安和电广传媒等地区有线网络运营商。中央电视台、中视北方股份等虽然作为内容提供商来进行运营,但真正的内容提供商则是源头的影视节目制作商。目前,数字电视内容的匮乏成为影响数字电视推广的主要瓶颈,同时发展数字内容产业也是各省分享数字电视产业一杯羹的主要途径[2]。
2.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现状
2.1 陕西数字电视发展概况
陕西省自2004年开始运营数字电视业务以来,经过近5年的发展,截至2009年,转换数字电视用户为150万户。虽然数字电视用户的数量在政府的推动下有所增长,但是付费电视收费率较低,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用户。而截至2009年,陕西省共有广播电台11座,电视台11座,县级广播电视台88座。全省共播出123套电视节目。其中,省台无线节目3套,有线节目5套,西部电影集团有线电视节目1套;市级台无线节目11套,有线节目15套;县级广播电视台节目88套①。
2.2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基础
2.2.1 影视制作能力较强,为数字电视内容提供奠定了良好基础
广播电影电视业的稳步发展是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重要基础。目前,陕西省拥有两三百家传媒制作企业,数字电视内容制作产业潜力巨大。2009年全国获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机构132家,陕西省共3家,为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西安电视剧艺术中心,约占全国总数的2.27%;全国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3343家,陕西共162家,约占全国总数的4.85%,如表1所示。
虽然陕西GDP位居全国第19-20位,而影视剧产量则位居第5、6位,仅逊色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年均15部、400-500集左右,如表2。
2.2.2 部分影视创作企业脱颖而出,具有一定的国内影响力
陕西省影视制作,即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单位较多,作品数量也较多,部分企业脱颖而出。例如:西部电影集团是中国六大电影集团之一,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获国际奖项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西影曾经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而西安光中影视是国内独立投资制作发行影视作品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全国24家拥有甲种许可证的民营电视剧制作单位之一,其拍摄的《关中匪事》《软弱》《双枪李向阳》等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目前,省内丫丫公司、大唐影视公司、陕西金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约占全省企业的90%,将成为未来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主力军。
2.2.3 影视基地的建立为数字电视内容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西安光中影视基地、西部电影集团数码基地和西安曲江影视基地等纷纷投建运营。西安光中影视基地将建成西部最大的室内电影电视拍摄中心以及数码影视后期制作中心、影视动画制作中心、西部艺员经纪培训中心、创意视听工业制作中心、影视节目制作中心、国际影视制作外包服务平台,形成年产50部1200集电视剧、1000小时影视节目的生产能力。西部电影集团数码基地引进世界先进的影视数字化加工设备,将结束我国西部地区拍摄的电影难以在当地后期加工的历史。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托西安市影视联盟,加快基地建设,有效整合省内资源。基地建设为未来数字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2.4 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为数字电视内容创作提供了可能
陕西文学底蕴深厚,文化氛围较浓,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和文学创作作品,在国内外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实的《白鹿园》、贾平凹的《秦腔》相继获得矛盾文学奖,尤其是贾平凹,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年度杰出作家”、美国美孚飞马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最高荣誉和“红楼梦文学奖”。总之,陕西省经过千年历史的沉淀、浓厚文化熏陶,涌现出诸多优秀的作品为影视内容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丰富素材。
2.3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3.1 竞争能力一般,缺乏精品和大制作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制作虽然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是广播电视台不少,收视率不高;影视节目制作商不少,优秀作品不多;影视剧数量全国名列前茅,而有影响力的精品制作和大制作较少。这主要是目前影视竞争不是企业数量、影视剧数量的竞争,而是质量的竞争,一个大片的票房率或收视率可能高于一个小片的百倍。大制作、精品制作,将是影视制作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竞争取胜、提高获利能力的必由之路。
2.3.2 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现象明显
面对火爆的影视消费市场,新一轮影视制作投资热潮掀起。但是业内普遍缺乏整体观念,没有从产业发展的高度看待产业电视,省内各个经营单位资源分散,各自为阵,单打独斗,形不成合力[3]。内容特色不明显,针对性较差,尤其是硬件资源共享性差,而各个单位由于自身资金制约,大型设备投入有限,致使区域整体拍摄处理能力有限。这种局面有望随着影视基地大平台的搭建而有所改观。
2.3.3 融资困难,发展资金短缺
目前,民营中小企业成为陕西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主力,融资困难、资金紧缺,成为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陕西又是经济欠发达的省,省政府难以给予资金支持,导致企业对大戏、大制作的投入少,精品少。此外,省内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较少,企业基本都是通过自有资金来发展,无法享受如北京一样根据剧本评估,进行银行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诸如以上这些问题都阻碍了陕西数字电视的发展。
3.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3.1 加强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基地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以西安光中影视基地等三大基地为主要载体,加快基地建设,搭建良好的产业发展软硬件支撑平台,使其成为新媒体节目研发、孵化中心、技术支撑中心,提升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影视拍摄、制作、处理水平。同时,有效整合三大基地优势,加大扶持力度,积极申报国家级数字影视基地,扩大知名度和全国影响力。
3.2 制定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扶持
放眼未来,长远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力争使数字电视内容产业企业等同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发展数字电视需要大量的资金。传媒与资本的直接合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给予的空间[4]。政府应鼓励各类担保基金向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倾斜,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开展信贷业务,通过项目评估和产业抵押等多种形式,有效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针对我省影视制作民营企业多、企业规模小、资金短缺等现状,选取1-2个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共同探索陕西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发展之路,从而推动区域数字电视内容产业迈上新台阶。
3.3 转变观念,促进大制作、精品制作和个性化服务
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必将走向市场细分,走向对象化、专业化、精细化,大品牌、大制作、个性化服务必将成为未来主要的盈利模式。陕西省应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立足源远流长的陕西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通过对获奖或收视率高的制作适当奖励,催生出一批富有时代特点和陕西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剧、大戏,大片,实现由小片、短剧到大品牌、大制作的战略转型,扩大陕西数字电视内容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积极推进广播影视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商品化,强化内容提供商或集成商的个性化建设,丰富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鼓励陕西广电网络集团联合电视台、电台等机构共同建设集成全国节目资源、服务全省乃至西北的强大视音频节目制作、展示、交易、运营平台,并与省市政府加强合作,通过平台的互动电视频道,及时将政务信息、便民服务、教育培训、商品信息等通过有线数字电视节目传达给全省各地用户,利民便民,切实丰富内容,满足民众需求。
注释:
①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参考文献
[1]周应军.“内容为王”:数字电视发展之路[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10).
[2]黄勇.数字电视之忧:没有“内容”的盛宴[N].IT时代周刊,2004.
[3]高巍,吴祈宗.数字电视产业供应链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05(2).
[4]赵兴玉,张纪.突破内容瓶颈 促进广播电视数字化、产业化发展[J].广播与电视技术,2004(9).
基金项目: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资助(No.DF01040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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