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汇总十篇
时间：2023-06-15 17:25:1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文献综述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简介：周闻峥（1981-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学科教学论。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该门课程且安排课时较多。为了完善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诸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但是目前关于此的文献分析在我国还非常之少。笔者旨在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中文期刊刊发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热点及趋势，并以此进行思考获得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研究方法
笔者拟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为研究方法，采用抽样的方式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抽样，对在中文期刊刊发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最后运用EXCEL等软件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从内容上进行横向比较。
1.2 样本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标准检索，以输入检索范围控制条件中发表时间“具体时间从2001-1-1到2010-12-31”，输入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主题”为检索项、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文献检索出来后，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筛选，把不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核心的期刊文献进行删除，共抽的有效样本200篇（政府宣传、新闻广告、编者按及由于名称造成的不相关文献等除外），其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结果
2.1 样本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文章在国内中文期刊上的发行数量呈上升态势。依据对样本文章的统计，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献数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献数有一个量的飞跃，文献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详细情况见表一。
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方法模式、重点难点、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几个方面。依据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教学方法模式、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对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学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近两年上升很快，详细情况见表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归纳，试图从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综述如下：
2.2.1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经济学具有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图形表格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学者们对教学的方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梁静溪（2002）提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推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中重视过程学习，尝试游戏教学方法，开展个人演讲、讲演评价等活动。刘黎清（2007）认为应改变目前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其将讲授式、讨论式、反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归纳，提出了几种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联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学模式――演示+讲授模式、演示+讲授+测试精讲模式、提问+讨论+评价模式和案例教学+小论文+评价模式，从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
2.2.2 西方经济学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难点作出了分析。
王铁（2005）分析了如何引导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所学知识，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这个教学难点，认为在教学中应：增强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中的理性意识；有机介绍学术前沿有关问题，深化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文岚（2006）提出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是人文资源养成的过程，应从大学教师、学生、环境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王洋和苏兴强(2006)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思想和技术的学习应该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绍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系统论证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彰显商业伦理的现实意义，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中必须强化商业伦理和科学技能培养并重的原则。
2.2.3西方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内容的广泛性与系统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同时使教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为了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曾令秋和杜伟（2002）认为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要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知道是什么，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在教学中要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韩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认为应从调整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工具轻思想、重讲授轻启发、重知识轻能力和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
三、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应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分析总结出能为一线教师教学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盖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学内容，和使学生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堡骏.必须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J].当代经济研究,2006,(1):54
[2]徐则荣.加强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当代经济研究,2007,(7):70
[3]梁静溪.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2,(6):79
篇（2）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不过是投入和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视了，因而长期以来企业理论被称为"黑箱"。企业的契约性质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来，被称为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性质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来的，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经济分析，将生产的制度结构纳入经济理论。他认为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具有一定强制性权威的企业家的指挥。
张五常[2]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方式代替另一种契约方式。市场交易的是产品或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两个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而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市场分离的前提。
杨小凯和黄有光[3]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书中，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两分法、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契约模型。认为作为促进劳动分工形式的企业，尽管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当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时，企业就会出现。由于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在改进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由于对管理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的测量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中的每个雇员与雇主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关系，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差别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他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契约人--但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认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交易中，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这使得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取代，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已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用纵向一体化替代现货市场则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机会主义要受到权威的监督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弱化。显然，威廉姆森也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只不过他进一步将资产专用性及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从而对企业产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释更加透彻。
格罗斯曼和哈特[6]在坚持契约论的基础上，通过引"不完全契约"概念将企业性质理论推进了一步。他们将契约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而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剩余权力就必须赋予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在履约过程中行使。因此，在他们看来，企业本质上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权在履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契约。
三、委托理论
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因此他们让团队监督者拥有团队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的方式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为企业委托--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詹森和马克林[6]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激励人的方法和承受约束人越轨行为的监督费用的方法，限制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中提到："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张维迎[10]在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中谁应该是委托人这个问题，发展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的因素，资本雇佣劳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的交易性质，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关系，企业内的各经济主体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契约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强调了契约、产权等制度对企业效率的作用，使人们重新关注企业内部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是，无论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还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的委托--理论，实际上只是市场均衡论框架下的修正，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失败，企业没有主动权。然而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体，包括隐藏于这些有形和无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业家的创新、企业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起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式，将是今后企业性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篇（3）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转贴于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篇（4）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47-007
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更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对差异化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产业协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译者称为产业共同集聚），即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也倾向于在空间上彼此邻近。产业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产业之间通常具有某些关联关系，例如投入产出关联（垂直关联）、技术关联（水平关联）等，通过集聚产生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等空间外部性，以及协同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1）相比，产业协同集聚更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空间邻近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现象，学界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总结产业协同集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机制与效应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出发，首次回顾并归纳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
（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经济集聚的关键因素。空间经济学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从区域和城市尺度分别对集聚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二者的讨论均以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思想作为研究的起点。马歇尔外部性思想包括三个方面：（1）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2）劳动力的可获得性；（3）基于知识交换和“面对面”交流而产生的新思想（知识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规模外部经济。Scitovsky（1954）[18]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和生产业为研究对象。Krugman（1991）[19]发现美国大量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们传统观念中固有的高科技产业。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的可获得性、知识溢出均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但在不同空间尺度（编码区、郡县和州）作用大小存异。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虑空间连续性下的产业区位，在K-density指数的基础上以英国制造业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大部分的产业集聚倾向于发生在小于50km的空间范围里。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同样得到了大量关注[21]-[24]，他们聚焦于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成因和空间经济绩效，还就如何缩小地区差距提出了诸多建议。
随着生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生产业集聚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Keeble et al.（1991）[25]考察发现了生产业的集聚发展特征。Kolko（2007）[26]试图揭示生产业与制造业不同的产业区位选择模式，通过多个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协同集聚的动力源于知识外溢和直接贸易关系。Keeble & Nachum（2002）[27]认为生产业集聚源于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频繁的知识交流和互相学习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传导是形成生产业集聚的关键。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国巴黎为例，研究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发现每个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各异，但都是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综合结果。
由于空间尺度的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城市经济理论对于空间外部性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区域尺度上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解释更加倚重金钱外部性。他们虽然也认同非市场行为的P联效应（知识溢出）导致的技术外部性在集聚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技术上的），技术外部性在区域尺度上的集聚机制研究仅代表了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城市经济学理论则更加侧重技术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将城市尺度的空间外部性进一步归纳为共享、匹配和学习。城市经济学者认为，城市中充满了技术外部性[30]，这是由于人和企业作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传送者”具有交流互动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这造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挑战。Ke（2010）[31]和陈建军等（2016）[11]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的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拥挤效应。
（二）异质关联视角的空间外部性再整合
产业关联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上下游产业的垂直关联（包括前后向关联）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加强生产的空间集中，形成金钱外部性，并与集聚之间构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时，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普遍存在的，处于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联系。[10]水平关联是指临近产业链条上的产业之间无形的交往和联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以及知识技能的共享，也可产生集聚[32]，形成非市场作用下的技术外部性。
然而，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空间外部性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分类角度不尽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场作用角度和产业关联角度两个主流观点（表1）。市场作用角度，将异质关联分为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经济关联在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对应；知识关联在非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技术外部性对应。产业关联角度，按照上下游产业间的有形交往与相同或相近产业间的无形交往分为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同样分别对应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显然，两种分类只是切入角度有异但无实质区别。
二、产业协同集聚机制与效应研究
（一）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研究
产业的协同集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全专业化（只有单一产业）或者完全多样化（拥有所有产业）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间情形，几乎所有城市的产业集聚都呈现出中性结构特点。[14]然而，现象上观察到的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集聚事实上只是呈现在眼前的结果，而如何形成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内在微观机制仍然是个“黑箱”。为寻求现实中多产业协同集聚的来源，诸多学者进行了微观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产业间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研究同样围绕马歇尔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在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E-G指数）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研究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同样源于马歇尔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结果来看三种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中马歇尔因素作用均远大于自然优势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进一步印证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观点，区别仅在于各因素的系数相对大小不同，而这可能是由于在较小空间尺度考察下的结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时将运输成本细分为物理和信息运输成本，分析了异质运输成本下的马歇尔因素是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来源。Gabe & Abel（2013）[35]侧重于考察马歇尔第三因素的关键作用，发现具备相似知识的职业劳动力倾向于协同集聚，并且这种协同集聚导致的知识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级尺度；行业层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术、艺术与人文、制造和生产、数学和科学、工商管理、信息通讯等制造业和生产业行业由于知识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倾向于协同集聚。个案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别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业、德国家具内部产业间为样本进行了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方面的补充研究。
（二）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例如，陆剑宝（2013）[38]进行了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业协同效应研究，主要关注和测度了制造业集聚对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无论在省级还是市级层面，制造业集聚显著影响生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是导致生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业对生产业的集聚带动效应。盛丰（2014）[39]分析了生产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发现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本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
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效应研究是关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高峰和刘志彪（2008）[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间的外部经济而与集聚产业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提升产业集群内在的“知识含量”和竞争水平。陈晓峰和陈昭锋（2014）[9]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十省市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效应，发现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艳和朱文霞（2015）[16]发现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产业间集聚互动影响的方面，而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方面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诸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关键议题。
（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
产业集聚发展与空间结构演化之间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产业集聚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产业要素的集聚会改变空间结构形态；另一方面，决定这种空间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空间外部性，而这三者都与距离相关，故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会降低运输成本和便于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缩短时空距离、加速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的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方面，陈国亮（2010）[40]、陈菁菁（2011）[41]研究发现不同产业（包括制造业与生产业以及细分行业层面）在空间上存在“互补”和“挤出”，无论是城市尺度还是城市群尺度。陈国亮（2010）[40]认为生产I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双重集聚在时间序列上来看是动态推进的过程，二者作用强度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体现出来的到底是“互补”还是“挤出”。此外，运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是主导制造业与生产业空间上协同集聚的关键：制造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制造业靠近生产业发达的地区以实现“互补性”的空间协同集聚；而生产业方面，运输成本的降低（“面对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动生产业向城市中心的集聚来形成“挤出性”的空间协同集聚。[41]
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和空间二重属性，产业区位选择可以影响城市（群）空间格局，而城市（群）空间格局的优化又进一步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的产城互动发展模式。[11]然而，现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研究虽然加入了空间思维，但依然囿于产业间的互动对彼此造成的“互补性”和“挤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间形态，对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机制的阐述也仅限于定性的或者经验的讨论，并没有将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问题纳入统一的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解释。
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量化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构建，不少学者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需要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国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构建的E-G指数、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构建的D-O指数、Stephen & Erik（2016）[33]构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数等；国内方面，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陈建军等（2016）[11]构建的？酌指数和？专指数等。
（一）E-G指数
最早提出并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G表示产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X表示地区r的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HHI为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包含了产业、企业两个维度，因此，能够避免计算出来的产业协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间的不同产业（行业）之间进行对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时，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还构建了产业层面的E-G指数，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根据该E-G指数，衡量产业i和j协同集聚度的计算公式为：
E-G指数的应用非常广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数分别以美国、欧盟成员国的制造业样本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状况。罗勇和曹丽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23]等利用E-G指数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状况。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利用E-G指数进行制造业与生产业、生产业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方面的测度和研究。
（二）D-O指数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构造了D-O指数来衡量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达式为：
D-O指数需要利用较为精确的厂商空间位置数据，并假设厂商的空间分布具有连续性突破了区域边际限制[23]；同时，该指数的计算可以设置任意形式回归函数，具有评价偏离随机性的显著性统计特征，可以规避与规模和边界相关的问题。虽然D-O指数较为精确，但在我国的实践性并不强，尚未有文献利用D-O指数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产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数
Colocalization指数（简称Coloc指数）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鉴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础上所构建的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指数。Coloc指数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离决定。具体而言，指数的数值代表了产业J位移到产业K空间相似性的统计显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义Wasserstein距离为：
Coloc指数贡献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数只能衡量行政空间单元的产业协同集聚而导致的遗漏相邻地区厂商信息的缺点，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数由于依赖厂商的成对距离而导致移除特定地区的信息后厂商与就业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点。另外，由于Coloc指数解决了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适用于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数实证检验了产业在城市内部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与E-G指数、D-O指数相比，各因素（自然优势、投入产出关联、消费者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显著正效应，差别在于相关系数大小不同。Coloc指数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国数据限制其现实可操作性同样较低。
（四）？酌指数和？专指数
国内方面，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开始尝试构建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认为E-G指数只能从产业层面反应国家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区（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因此，构建了？酌指数：
其中， k为地区（城市）；η为单个产业（i或j）的集聚水平，以区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陈建军等（2016）[11]借鉴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构建了新的适用于考察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专指数：
陈建军等（2016）[11]通过比较E-G指数与之构建的？酌指数，在样本范围内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409。（3）他们认为，？专指数相对于以上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反映“协同质量”，还能够反映“协同高度”，因为高度集聚的城市产业通常是优势主导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因此，考虑“协同高度”能够全面反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评述
产业协同集聚是不同产业间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具有“产业-空间”二重属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来，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开始对这一典型的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已经处于“现象机制”分析阶段。
空间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分别从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统阐述了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机制，在主导机制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较依赖于垂直关联（前后向关联）的作用，而城市经济理论更为侧重水平关联（“面对面”接触下的知识溢出）的作用，通过异质关联的传导形成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并且二者构成的空间外部性与集聚之间又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互相强化。当然，这一过程也并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另外，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的空间外部性理论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分类，本文对其进行了重新整合。
诸多学者围绕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产业协同集聚微观形成机制的研究，验证了Marshall（1920）[17]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对于制造业与生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制造业和生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然而，产业协同集聚内在微观形成机制仅是机制研究的一个方面，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的互动机制作为机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却非常单薄。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对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经济绩效，例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亦即现有关于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现象机制效应”这一完整分析脉络，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产业协同集聚经济绩效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也构成了未来研究重点，对于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本文还全面总结了国内外现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观比较了不同方法的适用性。
注释：
（1）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样是指产业在特定空间聚集的一种地缘经济现象，既包括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属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间的自我强化过程（第二属性）。
（2）详细介绍可参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陈建军等（2016）利用E-G指数和？专指数，对2003―2011年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进行相关关系检验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均值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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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众所周知，对每个具体的图书馆来说，必须按照本馆的性质、任务及本馆读者的实际需求确定藏书范围。地方综合性大学担负着为本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服务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它在教学和科研上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结合更加密切。与此相联，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无论是为满足本校师生在新形势下对文献的新需求，还是出于自身主动走向市场经济、为本地区建设服务的目的，都必须有选择地搜集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文献资料——地方文献，并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但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由于片面理解地方文献属公共图书馆藏书重点的观念，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缺乏应有的重视，个别馆甚至连最起码的本地区经济统计资料也无法完整地提供给读者，这既不符合图书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原则，也严重影响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服务效果。本文拟就市场经济形势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围、搜集利用手段作一浅述。
一、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不仅要搜集地方文献，而且应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这是因为：
1、为广大在校学生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为在校学生服务集中体现在配合学校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由于地方综合性大学对人才的培养主要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因此，大部分在校学生来源于本地区，毕业后一般也留在本地区工作，甚至一些外地籍学生也因受本地区宽松的人才环境吸引，毕业后主动在本地区扎根。因此，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希望了解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便毕业后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图书馆成了他们查阅有关地方文献的最佳去处。有些学生甚至有意识地把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自己的学业结合起来。以我校经济系学生为例，近几年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来馆查阅宁波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地方文献。特别是随着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生就业由原来的国家统包统配改为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择优录用”，这迫使学生主动去了解本地区的人才需求状况，他们除了经常查阅当地报刊上有关人才需求状况、各单位招聘信息外，更希望图书馆履行情报职能，系统搜集本地区人才需求方面的地方文献，及时供他们参考，以便找到最能发挥他们自身才华的工作岗位。
2、为本校教师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教师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是高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就职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广大教师，同样需要本校图书馆为其提供地方文献服务。 改革开放促进地方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才流动的加快。在地方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建校历史较短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每年都有大批教师调入。譬如我校自1985年建校以来，年年扩大规模，每年调入的教师中，绝大多数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籍人士，也因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对本地区状况反而人地两疏。这些新调入的教师为尽快熟悉当地环境，适应当地生活，并且在对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做到因“人”施教，迫切需要图书馆能提供有关本地区历史、现状的地方文献。我馆所藏的《宁波实用大全》、《宁波大观》等，历来是我校教师的阅读兴趣所在。
地方综合性大学一般是当地科技人才的集结地，学校也组织各学科力量承接了部分有关本地区的重点攻关项目，要完成这些科研项目，需要查阅有关地方文献。我校两位教师在参与编写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宁波的综合性词典——《宁波词典》时，就曾多次来馆查阅有关文献。我们所藏的有关宁波经济研究、浙东文化史研究等专题资料，都是为不少教师所青睐的热门资料。
3、为本校科技产业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少地方综合性大学为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主动引进市场经济观念，逐渐形成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产业，如何积极主动地为这些科技产业服务，是当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深化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课题。图书馆有必要把搜集地方文献作为履行情报职能，为学校科技产业服务的重要手段，即着重搜集以本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厂矿企业对新产品开发需求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供本校科技产业部门参阅。这样，一方面便于这些部门集中力量开发当地市场急需的科技产品；另一方面，也便于他们为已有的科技产品找到满意的“婆家”，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4、图书馆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向社会开放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在为本校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同时，应以本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为依托，主动投身市场经济的浪潮，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这已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界的共识。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为社会服务的着眼点。首先是在本地区。但是，尽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十分丰富，若不及时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对信息的实际需求，盲目投入人力物力搞信息开发，即使编成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再多，也只是劳命伤财。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要真正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效信息，工作人员首先就必须走出馆门，及时搜集有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动态，如市场经济信息、商品供求信息、科技开发信息等地方文献，然后才有可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利用本馆信息资源编成商务信息、科技产品信息等，提供给本地区信息需求用户。而且，图书馆也可视具体情况向这些信息需求用户收取一定报酬，使之成为一条开报资源、实行有偿服务的新路子。
二、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范围
综上所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把地方文献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并不违反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我们知道，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收藏包罗一切，凡涉及到本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等等的书刊资料，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的，都是其收藏对象，而且，凡是能搜集到的都作为永久性史料保存。由于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读者类型众多，不可能专门依据某一高校师生的需求来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对任何类型的图书馆来说，从自身读者需求出发收藏的文献中，必有一部分与其它类型图书馆收藏的文献重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正是出于新形势下本校师生对文献的新需求，并为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也正是基于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决非照搬公共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而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即从本馆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有选择地加以搜集；二是时效性原则，把地方文献作为一种重要信息源加以搜集，力求搜集最新资料。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当前搜集地方文献的范围应是：
1、介绍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普及性读物。
2、与本校所承担的有关本地区的科研任务密切相关的专题研究资料。
3、反映本地区社会经济信息的各类资料，如反映本地区人才需求、商品需求、科技开发等方面信息的资料，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等等。
三、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发利用手段
与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相比，地方综合性图书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搜集地方文献确有一定困难。形势的发展又要求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快、准、新”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必须把地方文献的搜集作为日常业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确定专人负责，又强调内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在具体搜集过程中讲究搜集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力争快速高效地收齐所需地方文献。笔者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主要途径有：
1、订齐公开发行的有关本地区的图书、报纸、杂志。
2、从本馆收藏的外地报刊中选辑有关地方文献。
3、与本地区有关部门建立经常联系，及时搜集由这些单位参与编写的内部出版物，以及与本馆搜集范围密切相关的信息简报等零星资料。这是一种极为简捷有效的搜集方式。如与本地区人才交流中心等单位挂钩，搜集本地区人才供需的最新信息；与统计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与政协文史委员会、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等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文史资料及其它介绍本地区的普及性读物；与科技情报所挂钩搜集本地区科技动态资料等等。
当然，与本地区有关部门挂钩搜集地方文献，并非一味索取。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可利用文献信息资料丰富的优势，满足这些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实行互相合作，互惠互利。这也不失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好形式。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实施高中学生的素质教育，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核心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把重点放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新课程，在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的背景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是思想政治教师的严峻考验。为了使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的背景下，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已成为在面对每一位思想政治教师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成效更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新课程思想政治课程的整合，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和培养新的人才一般要求，将有助于改善教师和学生的思维水平，建立和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中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不是只强调真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体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教学方法，教学不是固定不变的。“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必须重视在教学活动中灵活运用教学策略；把教师主导的‘目标一一策略一一评价’的过程与学生经历的‘活动一一体验一一表现’的过程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在范例分析中展示观点，在价值冲突中识别观点，在比较鉴别中确认观点，在探究活动中提炼观点，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理解、认同、确信正确价值标准的能力。” 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师要精心设计，创意设计，主张在教学过程中一个独特的，个性化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每个人得到的思想启迪，情感培养身心偷悦相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门科学，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推出新课程，关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如何用观察，实验和其他科学方法来研究教学问题，如理论教学，课堂观察，教师和教学的理论基础，学生的行为分析，教学和教学行为的结果变量的有效性的教学体系。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在这方面的成效是问题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融入科学、艺术的教学，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高效的课堂教学，注重成效，减少负面影响。
全面实施新课程后，在贵州省的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教科书编排系统多样化，内容丰富，布局合理，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在培养学生在课堂上更敢于举手，敢于质疑的勇气，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同时，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教学资源和教师课堂教学带来很多方便。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对新课程的理念和方向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教师了解新课程理念，理解不到位，缺乏必要的经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能力和限制，已成为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教师教学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作为一个站在中学教学工作者，探讨教育的前列，到实践，到真正需要为孩子的未来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教育，推进阶段的责任教学改革作出贡献。
本文对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情况，教师的教学思想，学生的学习条件和学校教学资源做一些研究，并已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尝试，并有针对性的改善对策，形成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模式，以推动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进程。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同领域有关研究情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就开始出现对于有效的教学研究。经过有效的教学和研究的深化。有效的教学研究国外大多以心理学为基础，侧重于教师和学生的视野的意见和策略，学习任务，学生活动和学习经验的特点，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在国外，课堂教学研究20世纪上半叶。早期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教学？什么样的老师是一个有效的老师吗？在研究中，找出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和教师的课堂行为特征，如教师的特点，性别，年龄，知识和专业培训教师的程度水平，在课堂教学中的“提问技巧和效益对学生的影响等。
1.关于教师特征与教学的有效性：
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斯蒂文思做了一项教师课堂提问的研究，他发现他对教师的研究中提到的问题，66％的课堂中提取直接从教科书类型的内存问题。卡特尔发现的受访者使用最频繁的话描述的优秀教师的质量如下：个性和意志，智慧，慈悲与智慧，豁达，幽默。赖安和他的同事们也取得了一项观察性研究，找出有效教学的影响，表现为激情和理解，无情的形式肯定和否定两极相对的，有组织和有效率的；激动人心的两个主要变量，想象力和单调乏味，墨守成规。客观地讲，西方20世纪60年代前，“只是将教师特征与教育结果机械相连，几乎忽视了课堂实际”教育成果，但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结论认为，老师的评分阳性到底是更贴近每个因素，那么，他是比其他接近教师的教学“更有效”的极端。目前的研究中，研究更加了解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和学生成绩，学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只是从教师的人格特质，自我发展，教师的特点。
2.关于课堂教学活动与教学的有效性。
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在整个60世纪70年代，西方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研究。注意扩展到整个课堂活动，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教师因素的这段时间，虽然，教师是影响教学成效的一个主要因素。
国外的研究表明，有效教学本质上取决于教师建立能够实现预期教育成果的学习经验的能力，每个学生都参与教学活动是实施有效教学的前提。自20世纪以来，许多心理学家学生学习心理状态的研究，揭示了许多学习和促进学习的心理概念，规则和程序。加涅的学习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早期的学生之一。 1965年，他在《学习的条件》出版，信息加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应用，形成一个学习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课堂学习系统。除了加涅，布鲁纳，奥苏贝尔等。布鲁纳认为，任何学科的基本原则，以正确的方式来教任何任何年龄的孩子可以使用。布鲁纳相反，另一种认知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还强调发展学生的认知结构的重要性，然而，就其促进认知结构的发展，从而导致教学理念的方式，却没有达成一致。但无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关注学生和学生的学习，但应该指出，它关注学生学习的同时，并没有否定教师的作用，相反，无论加涅的教学设计，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或奥苏贝尔的有意义的学习和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关注交往与沟通；关注教师的教学策略和学生的学习策略；关于教学环境与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产生新知识，新技能和概念框架。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被视为一个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成效的关键因素取决于教师的良好接触。教学不再是取决于老师，但由双方决定。例如，纯粹的赞誉和学生成绩之间的没有一致关系。此外，利用在课堂上的认可和奖励最大的缺点是，有些人往往可以得到的一致好评，有的则是很难获得。更可怕的是，没有得到表彰和奖励学生开始考虑自己“不够好”，这会给一些学生带来的潜在危害。教师意识到这一点转过来对全体给予过分慷慨的表扬和奖励，但是学生们能看出实质，他们能把不自然的、不应得的表扬与奖励或华而不实的奖励与真实的事情鉴别开来。”所以，社会互动和文化环境的课堂内外成为研究的视角了。最近的研究都强调了合作与交流，对教学和学习，强调对学生的学习文化和社会影响的作用。 此外，社会文化理论和活动理论扩展了教学和学习的定义，以强调教学和学习社会、语言、文化和环境。在这些理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合作施工过程中，存在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室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相互作用，存在于学校的更大的机构之中。
有效的教学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活动，学生的学习，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预计可以达到最佳效果，除了教师、学生、内容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考虑到课堂教学活动的环境，这是明确的教学情况和教学成功或在学校的教学环境.课堂教学和学习环境有关的许多方面可以是任意的。对于教师，他所面临的任务是确定需要考虑环境因素是适合的学习活动。困难在于研究，教学和学习环境的研究只考虑对环境的某些方面，在一定时间内，此外，有证据表明，环境的一个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取决于环境等方面在同一时间。如学校规模，富裕的社区和贫困社区是不一样的。
评价：总之，丰富的物质环境，学习的过程。然而，最近的研究，不仅专注于教学的物理环境，充分重视教学的精神和文化环境。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自学，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的教学是“不叩不鸣”，自学是教师有效教学的基本前提。现代教学方法的尝试，自学辅导教学，指导和一脉相承的独立自主学习。最新的研究表明，建议的内化学习，体验学习与研究有效教学.国内的研究的新趋势是两个纬度上的有效教学标准的基础和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是崔允郭教授写的《有效教学：理念与策略》，有效教学的内涵，其核心思想是明确的界定。他提出了有效的教学理念：首先，“有效教学关注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为此，教师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观念，教师有“全人”的概念，学生的发展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教师不能高估了他们的纪律的价值，不能够只在纪律纪律的价值目标，但应在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定位，第二个是“有效的教学涉及到教学效果，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概念的有效性”。第三是“有效的教学，更注重可以测量和量化”。如与具体教学目标尽可能明确，以测试教师的工作成效。有效的教学不仅要反对拒绝量化，也反对过于量化。结合定量与定性，过程和结果应被视为科学，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教师的工作表现。第四，有效教学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每一位教师不断反思自己的嘴经常的教学行为，问：“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吗？” “我的教学有效吗？”有没有比我的教学更有效？第五，有效教学是一种策略，他提出分两个阶段教学的教学，具体教学策略的制定，实施和评价，但也表明，教师应掌握战略知识，所以，面对的具体情况。新课程改革以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和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多地关注有效教学和有效的学习，决策从角度来探讨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摸索。
现代课堂教学崇尚的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和谐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一些研究十分强调师生互动、动态生成，这是实现课堂教学改革的根本。思想政治课程有效教学的角度，从这个点，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了课堂教学实践的内涵，教师和学生在政治课的活力，以实现真正的增长，这是值得在未来的喜悦引用和深化。国内学者研究的教学思想和政治效益的主要方面，包括：从利用研究性学习的角度，研究有效的教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变动；从思想政治上的焦点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研究的思想和有效的教学动向；从一个有效的课堂提问，非智力因素的技能，有效的课堂教学点的观点。这些研究的理论定义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低效的，其性能的负面影响。有效的教学系统的经营理念，扩大教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在理论的指导下，强调教学成效。从深层意义来理解的课堂教学结构和背后的促进课堂教学的原动力。
综合在国内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项研究表明有效的教学和情景以下特点：1.在我国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效教学；2.关注教师的有效教学，让学生主动采取在一个特定的教学情境下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建构知识，发展自己探索的知识和思维能力，以及应用知识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有效的教学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任课教师要使学生能够采取主动调整根据自己的学习策略教学的教师风格或特点和步骤，教师必须调整自己的教学，达到教学相长。
有效的教学策略，把重点放在课堂活动，教师和学生参与创造性活动； 注重学习的背景化，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发展其新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教学和对话，以便学生表达，交流，对话，并展示学生的观点，判断和理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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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社会职务
林至颖于2003年加入香港利丰集团，曾在利丰集团旗下的利丰（贸易）有限公司及控股公司利丰（1937）有限公司下若干子公司工作，在环球消费品采购、物流、经销及零售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验。近年专注于协助利丰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从事与供应链管理、商贸流通及中国商业模式有关的研究。加入利丰集团之前，曾任职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林至颖在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第40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毕业，拥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并为香港董事学会会员。林至颖是国家工信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的专栏作者。曾公开在国家级经济、社科类核心期刊及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三、主要荣誉
“供应链金融在泛珠三角区域的实践现状及对区内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的战略思考”获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及广东省现代物流研究院联合颁发“泛珠三角现代物流业合作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忧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生物质能源价值链管理（Bioenergy Value Chain Management）”代表中国参加壳牌及美国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联办2010全球明日能源研究报告比赛（Energy For Tomorrow）获得二等奖（2010年）。
四、主要论著
1、《以内外贸一体化为本位构建中国式跨国商贸集团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9月。
2、《中国与欧美流通发展比较及启示》，《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1月。
3、《中国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优势、经验和对全球的启示》，《经济纵横》，2012年6月。
4、《国内外银发市场理论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现代商业》，2011年3月。
5、《从声誉风险视角看企业风险管理》，《商场现代化》，2011年5月。
6、《供应链全球化与企业组织变革》，《中国经贸》，2011年5月。
7、《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国内外理论研究综述及案例》，《中国市场》，2011年7月。
8、《基于SCP范式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分析及其实证研究》，《当代经济》，2011年8月。
9、《中国与欧美流通业发展比较及对“十二五”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创新的启示》，《中国流通2011（国家商务部指导、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2011年年会会刊）》，2011年12月。
10、《中国私人公务机市场发展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供应链金融在国内的发展概况与战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利丰集团：没有工厂的生产商》，《中国经营报》访问，2011年12月26日。
13、《利丰集团：一家百年贸易公司如何打破企业发展“平原化”》，《商学院》杂志访问，2012年4月。
14、《“盛世危言”达沃斯》，《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10日。
15、《中美TPP博弈》，《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2月25日。
16、《碳排放交易体系不能没商量》，《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10日。
17、《新普京时代的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3月25日。
18、《中美贸易摩擦何以加剧》，《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10日。
19、《经济复苏中的亚洲机会》，《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4月25日。
20、《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变革》，《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10日。
21、《中日韩自贸区簸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经济动向”专栏，2012年5月25日。
篇（10）
二、经济效应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从西方经济学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视经济因素中的教育、知识等因素作用的学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技巧和其熟练程度是导致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环节，而这必须通过时间和经费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60年，美国经济学者舒尔茨曾详细探讨了在1927-1953这些年间美国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术、人才和教育经费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得出的数字大约为33%，这是对传统的资本同质效应理论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罗提出“干中学”理论，将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另一位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收益规律，丰富了这一理论的构架。
2.国内文献综述
张军对中国省际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进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序列值；于桂兰、袁宁提出学习能力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可以相对平时以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艺和操作方式，从而提高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营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持续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扩散，这使得科技水平持续提高等。
三、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调查和问题
1.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机制和路径调查
从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因素来看，湖北省荆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财政支出当中的教育资金和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投入经费为主。本文在两大人力资本积累成因板块，选取了2006-2013年这8年间的关键性数据分别的形成机制进行说明。通过对荆州市的财政经费当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说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为了简便，将卫生与健康专项经费投入绘在一张图中。
2.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除发现荆州市教育经费投入有着明显与财政总支出费用不相称的缺陷外，还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机制问题：一是相关教育部门偏重教学但比较严重地忽略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申请基本教育经费困难，这类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学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反映在资金的重复利用、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网络教学等新型模式的推广步伐较为迟滞等方面；四是为知识型人才所配备的医疗和卫生设备远不能满足这类人群的现实需求，导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体素质不强；五是人力资本积累当中存在踩脚效应比较严重，企业单位的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区域内普遍缺乏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种技术被反复创造，对各行业的总体运作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
四、对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提出的新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又习惯上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阿吉翁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和内罗毕的《长期政策分析和长期增长》中都有对其详细的论证。根据该理论，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还取决于资金的利用率和知识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要素贡献率计量分析
另外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体数据之后，结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数据分别求自然对数，并且根据，两边取对数可得：其中，H（L）为人力资本流量，A（t）为技术因素，E为教育资金投入，S为医疗和卫生健康经费投入，而为随机干扰项。分别代入求了对数之后的数据，代入Eviews5.0计量分析软件，按照菜单指示，设置方程样，年份选取2006-2013年，这样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教育资金和医疗卫生健康经费投入在人力资本存量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6.47%与35.10%。根据Eviews5.0软件中得出的结论，不拒绝零假设的概率为0.23，所以拒绝零假设。另外，杜宾检验和可决系数都正常。本文还针对参数的准确性进行了置信区间计算和平稳度检验，证明了上述测算结果跟实际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关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主要政策建议
1.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积极寻找扩大资金来源的方式
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积极寻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过彩票、社会教育基金等形式扩大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征收为兴办教育和扩建教育设施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税，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资金利用状况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2.营造较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
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为主要参考指标。在教学期间或者指导科研活动期间，教师可以施行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促进学生情感交流、提高学生协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医疗卫生要消除歧视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个学生和科研人员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从而避免人才流失导致的生产要素损失。相关部门应该对在科研和创新领域有着较突出能力和已经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给予特殊的医疗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