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础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监管的基础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我国对金融监管治理的激励机制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将理论分析作为研究的重点，缺少对理论模型的系统推演。下面在研究风险中性委托人以及风险规避人的特征基础上，对监管者的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监管治理激励模型

西方经济理论中明确地介绍了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委托模型，参考该模型可以认为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是委托关系。政府部门是社会利益主体的代表者，拥有监管金融行业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其并不直接参与监管工作，而监管者则是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是监管权利的行使着。从中能够明确的看出政府与监管者的角色分配。这里所说的监管人员广义上讲为行使监管权利的机构，狭义上指行使监管权利的个人。政府部门会参考监管人员的具体表现给予一定的报酬奖励或者提升监管者的职位。下面对监管者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阐述。

金融监管者的收益用字母y代替，根据公式y=（m+θ）e-N（e）就能算出其收益情况，公式中m+θ代表因为出现金融违规行为交纳的处罚金，m代表一个常数，θ～N（0，σ2）指代市场上无法预知的各类因素。e是金融违规事件的总和，N（e）指查处违规案件的成本，它的计算公式为N（e）=（n+ε）e，公式中的n指单位查获的监管成本，ε是无法确定的随机取值，如果ε～N（0，σ2），设ε和θ之间的关系数为r，其关系符合正太分布，即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委托人政府期望获得的收益满足下列公式

E（y）=E【（m+θ）e-（n+ε）e】=（m-n）e.............（1）

方差计算公式为

Var（y）=（σ2+δ2-2rσδ）e2=φ2e2..................（2）

其中φ2=（σ2+δ2-2rσδ）

下面针对人和委托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风险规避人

人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具有有意规避风险的意识，其规避效用函数为U（x）=-e-ρx，公式中的ρ代表风险规避程度，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取值应大于零，式中的x代表其收入，则金融监管人员激励合同满足下列公式：

w（y）=γ+ky.........................（3）

公式中的γ是发放给监管人员的基本工资，k（0

2.风险中性的委托人

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利益，因此对风险的关注程度不高，在这里将其看做是中性的，即E（U（π））=U（E（π）），其效用函数使用公式U（π）=π则委托人政府部门的期望收益满足公式E（π）=E（y-w（y）），参考公式（1）、（2）得E（π）=-γ+（m-n）e-k（（m-n）e），那么监管人的收入为w（y）-ψ（e）=γ+ky-1/2λe2，又因为EU（x）=u（CE），综合以上各公式整理化简得CE=γ+k（（m-n）e）-1/2λe2-1/ρk2φ2e2。

二、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激励契约分析

所谓的完全信息指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金融监管人员的努力，很显然它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则在最优条件，即必须满足下列约束公式

（1）

很显然

（2）

将上述公式带入目标函数，进行化简得出

（3）

因为其满足凸函数要求，则k*=0，e*=（m-n）/λ，将该公式带入公式1得金融监管人员的收入公式为γ*=t+（m-n）2/2λ。当k*=0时为最优，即满足w（y）*=γ*因此得出最优报酬激励契约公式为

w（y）*=γ*=t+（m-n）2/2λ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部门能够观察出人的努力程度，所以金融管理活动中监管人员不会承担风险，此时委托人给予监管人员的费用为人努力成本和参与收入的综合。另外，如果政府部门发现人选择e*

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激励契约分析

在该条件下政府部门并不知道监管人员的努力水平，即满足下列等值收入

（4）

则一阶条件为e**=k（m-n）/（λ+ρk2φ2）

从中能够看出e**

（5）

将上述公式进行求导得出

（6）

从公式中能够看出k**是委托人为金融管理人员设计的有关最优风险激励系数，该值很显然大于零，在在不完全条件下，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综合考虑完全信息条件的情况可知，为了保证委托人的收益大于零当人的努力水平有所下降，其基本工资没有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高。

四、总结

本文对金融监管人员和政府部门在不同条件下的委托进行分析，得出监管者是否尽较大努力和委托人制定的风险激励系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委托人想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使监管人员付出较大的努力，则应合理的调整相关系数。

篇（2）

Abstract：We described the private finance and its interest rates of Wen Zhou，and analyzed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standardiza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is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ed，but it has already gone to first stage.

Key Words：private financial，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interest rates，Wen Zhou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60-05

一、温州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阶段

温州民间金融产生于清朝以前，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私人借贷、集资、企业间借贷、信息公司、基金会、会（标会、台会等）、钱庄和当铺，如今存留下来的以地下钱庄、典当行（当铺的前身）和财务公司为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后温州民间金融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互助阶段。之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纷纷涌现，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于缺乏担保抵押品，它们极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融资，而民间金融能弥补正规金融的这种不足，获得快速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入到这一民间借贷循环中。这一阶段的民间金融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借贷利率较低且参差不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利率水平高低取决于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借贷双方直接见面，签订借款合约或者口头约定，有的要有中人作保。这一阶段借款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意识，贷款人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第二个阶段是民间金融中介的出现。由于传统的一对一的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出现了新的民间借贷方式――银背者，他们从放款人那里得到资金，再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以盈利，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有资产作为担保低息吸收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民间金融组织。这一时期各种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这一时期温州民营企业融资的70%来自民间借贷。第三阶段为无序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各种“会”，开始主要以互助为目的，后来变成筹资手段，最后竟成为了投机诈骗的手段。第四阶段为稳定发展阶段。经过清理整顿，温州的民间金融借贷于1992年前后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月息保持在3%左右，同时城市信用社开始发挥作用，并于1996年组建成为温州城市合作商业银行，1999年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后来当地政府又出台一些有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促使民间金融运作逐步“规范化”。

（二）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规模

有关数据显示（见表1），温州民间金融由快速发展到相对放缓的转折期大约发生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前后），估计民间融资规模约为4.5亿元，全市银行贷款余额7亿元，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65%；在1991年左右，估计民间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货币数值之比为4：5，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80%，融资规模的绝对量也由4.5亿元增加到40亿元，实现了快速扩张；但到了2001年，民间信用规模总计约为300―350亿元，银行贷款708亿元，二者比例下降为45%，目前这个比值还在不断下降。尽管2004年监控到的民间金融借贷资金比2003年平均增长17%，资金规模在不断增加，2007年达到390亿元，但是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比值明显下降。民间金融借贷的发展速度趋于回缓期，在区域金融结构中逐步由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性经济行为走向理性化、转型化的金融活动。

（三）温州民间金融的作用

温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金融始终都发挥着正规金融无法替代的作用。郭斌等（2002）以温州为例对中小企业发展与民间金融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程蕾（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及模糊数学法对温州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民间金融资本的作用不同，在民营企业的创业初期阶段起作用大于正规金融。有学者根据“需求法”匡算温州民间金融对GDP的贡献，所得出的结论是：1999―2003年温州每年的GDP增长中，约有3成由民间金融资本投资直接拉动。温州民间金融弥补了融资缺口；打破温州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形成竞争氛围，促进了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以外，民间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场化利率水平及形成农村金融体系多样化格局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蒲祖河，2005）。

（四）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趋势

温州民间金融从发展趋势上看将逐步发展为依法经营的个体组织。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几次“蜕变”之后，已逐步走上技术性的路子，而高新技术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大、收益高，缺少融资的途径。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民间金融借贷仍然会继续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但依靠以往的“会”或低利率的亲友借贷等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已无法满足新型企业发展的需要。宋晗等（2007）认为，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民营银行，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稍微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或把民间金融同外资金融一视同仁，民间金融还可以朝社区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方向发展。

二、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情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利率逐步趋于理性

二十世纪80年代，央行连续几次加息，当1988年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12.06%的历史最高水平时，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也飙升到45%；而1997―2004年央行连续7次降息，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也从月息2分以上降到月息1分以下。特别是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监测点之后，进一步引导民间金融利率回归理性。2004年后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及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或下降，温州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水平也呈现理性的上扬或下调（见表2）。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还具有随借贷规模而反向变化的特点，表3显示民间借贷月利率从平均规模38.2万元的5.73‰，增加到3.3万元的18.96‰，借贷规模降低而借贷利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小额借贷基本用于消费，所以利率相对较高，而大额借贷基本用于发展生产，所以利率较低。对形成这种利率高低的原因，张德强（2010）研究认为如果考虑产权制度的风险“贴水”的合理性，和正规金融存在的寻租情况相比较，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和正规金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温州民间金融具有民间金融的共性优势，首先是在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具有信息优势，能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其次是其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第三是操作方便灵活，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但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满足不了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二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过高，超过国家借贷基准利率的4倍；三是民间金融隐藏有非法金融的风险。当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民间金融很可能逆经济政策行事，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为使民间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国家及温州当地政府也曾出台过一些政策来监管温州民间金融，如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特殊性，在温州设立首个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2002年8月，针对温州民间金融借贷活跃的特点，温州商业银行推出了委托借款业务①，试图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官方金融体系，促进其健康发展，但事与愿违。2003年，温州被确定为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对温州的民间借贷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②。从实际的效果看，在政府实施的监管措施里，设立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来引导民间金融发展的措施比较有效。本文将着重分析设立监测点前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及其发展的情况。

（二）温州信用社贷款浮动利率与民间金融利率的关系

在借贷利率的设定上，温州信用社利率是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形势浮动，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将信用社利率作为自己利率设定的参照系。

那么，信用社贷款利率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信用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下辖的农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贷款利率可上浮100%。2003年银发[2003]25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因此，2002年以来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基本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0.9，2]的区间浮动。由于只有2002年以来的温州信用社利率数据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序列只有7个数据，而2002年以前执行的是国家基准贷款利率，所以无法做二者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可以做相关性检验。假设其他金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二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Y1为自变量，代表温州信用社的贷款利率，X1为因变量，代表民间金融的利率，进行简单的一元方程模拟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关系式：

X1=8.3742+0.3573Y1

（5.8973）（2.2602）

R2=0.5054 D.W=3.0827

由于Y1的系数为正，与X1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统计值T=2.2602，R2值较大，表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存在同向关系，温州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上升，信用社贷款利率下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下降，在二者的散点回归分析图中，这种正相关性更加直观（见图1）。但在2002年以前，信用社未实施利率浮动机制时，二者的贷款利率相关性及其微弱，在统计学上也极不显著。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的调整受信用社利率的影响较大。信用社贷款利率依据国家基准贷款利率上浮或下浮，具有拉上或拉下民间金融利率的作用，利率监管机制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

（三）利率监管机制的辅政策

为更好地监管民间金融，2005 年， 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实施利率监管机制很好的辅政策，能使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于民间融资的管理，提出要按照“谁主管、谁整顿；谁批设，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谁担保，谁承担”的原则，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并明确民间资本管理要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其次，提出疏堵结合，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规定“对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浮动） 4 倍以上的高利贷行为，其超过的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强调要严厉打击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各种非法融资活动，并进一步明确民间个人借贷行为、典当行、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各类投资公司、票据业务的管理职责和明令禁止行为。再次，要求“合理引导，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对民间金融监管初步形成金融办、公安局、工商局、银监局、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管理的模式，这有利于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实施。

三、温州实施民间金融监管的效果及经验

无论是官方基准借贷利率还是温州信用社借贷利率，对民间金融利率都产生同向的影响，而信用社借贷利率的影响更加直接。因此，利率监管机制对配置资源的作用明显。据温州市政府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温州已注册各类担保机构近250家，但其中多数担保公司银行是不认可的，目前与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正式开展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还不到总数的1/4。2007年，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的比例为54：17：28，民间融资的比例高于银行贷款，比2005年上升了1倍。在39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120亿元投向企业生产，占民间借贷资金的30%；64亿元投向股市和基金，占民间资金的16%；95亿元投向外地矿业开采，占民间资金的24%；其余占民间资金30%的110多亿元投向比较分散，既有生产借贷，也有生活借贷。民间融资规模略有增长，并出现逐步规范化趋势，签订合同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合同要素日趋完备。从利率来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平均利率比常规贷款利率稍高，但未高出太多，2002年以来均没有超过2倍。从个体来看，仍然存在“高利贷”现象，新型的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大量存在地下经营放贷业务的现象，影响了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贡献，在鼓励和监督、管理民间金融方面，温州有以下的经验：

（一）设立、健全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及时掌握民间金融利率情况

2002年，央行将温州定为民间利率监测试点城市，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改革。截至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在当地基层金融机构设立400个监测点，由信贷员负责调查汇总。网点的铺设也具有一定组合性，既针对民间借贷最集中的乐清、瑞安等集镇，也包括泰顺、文成等经济相对落后的集镇。期限分一月内、六个月、一年期、一年以上。借贷关系分个人借给个人、个人借给企业、企业借给企业和企业借给个人等四种。通过对民间金融利率的信息收集，能够及时掌握民间金融的动向。

（二）建立、健全制度规章，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发展

温州市政府与民间金融管理各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近10部规范性文件，每年都要进行民间金融发展情况的调研，并撰写报告披露民间金融市场信息，增强了民间金融市场信息的对称性，降低了民间金融的风险。

（三）把信用社利率市场化

对贷款利率实施监管的有效前提是信用社的借贷利率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同时还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利率监管机制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2002年温州市信用社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借贷利率基本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使民间金融利率基本表现出与其同向变化的趋势。

综上，虽然温州在监管民间金融方面已取得很好的成效和经验，但温州民间金融监管的利率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只是对民间金融实施了利率监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率监管机制。当地政府和监管当局在鼓励民间金融发展方面的措施还不完善，民间金融进入市场的门槛还比较高；监管力度较弱，对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这样事实上形成双向促进民间金融以地下形式发展的态势。另外，利于利率监管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方监管模式还没建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注：

①所谓委托贷款是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温州市商业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借款人）、用途、金额、期限和利率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②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1月份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共涉及民间借贷328笔，金额5666万元，最高利率为月息20‰，最低利率为5‰。结果显示民间金融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各类借贷中，家用消费的平均利率最高，企业借给个人的平均利率最低；从地区来看，各地区间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经济发达程度与利率成反比。

参考文献：

[1]陈晓红等.基于DEA方法的民间金融资本运用效率研究―对温州市民间金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5）.

[2]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3]刘丹.民间金融法制化模式探析[J].金融与经济，2009，（8）.

篇（3）

民间融资是指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使用权的金融行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 但是广大农民及中小企业却出现难于从正规金融机构筹集到资金的现象, 资金的缺口逐渐扩大，现有金融机构的信贷营运机制无法满足多元化经济主体发展的资金需求, 民间融资这种有效配置手段刚好弥补了市场空缺, 这是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民间融资处于我国宏观调控及金融监管之外，是我国监管的薄弱领域。现阶段，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市场多元化的强劲需求下，民间融资以手续简便、利率弹性大等优势，日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民间融资的不断采用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享受了其种种优势带给整个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的益处，同时，潜在的种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在我们面前。想要继续采用民间融资这种新型的融资渠道，这些问题必须受到重视。

2011年12月7日，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此文件被视为我国国内首个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该项管理办法出台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思考。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分析

当前，国家经济的大背景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央行紧缩银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日益紧张，中小企业融资难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民间融资的出现及不断活跃，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曙光，社会各界均寄希望于民间融资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当前我国的民间融资方式呈现多样化，表现出与过去不一样的特征，过去参与民间融资的主体比较单一，多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体，而现在则多是由生活比较富裕的生意人和企业经营者参与，民间融资的方式也发展为“企业间融资”、“企业向个人融资”、“工商户间融资”等几大类。民间融资实现资金融通的媒介多是 “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了一种用信用保证替代正规金融分析评价体系的现象。民间融资能够达到“短、快、灵”的标准，当借款者达不到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标准时，民间融资就会成为他们解决融资需求的优先选择方式。

然而，随着民间融资的不断采用，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包括资金流向高风险产业会带来系统风险、借贷法律手续不齐全易出现行业性和信用风险、随着民间借贷利率持续上升民间融资成本必然上升。

浙江温州民间资本丰富，是我国民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它的高速增长，是在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民间资本实现的，其民间融资市场十分活跃。近几年，为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及温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但从2011年3月起，温州的民间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问题，温州的中小企业主“跑路”风潮不断，包括三旗集团、江南皮革、波特曼以及温州最大眼镜商信泰集团在内的近百家企业主外逃了。这一事件，引发了各界对民间融资方式的思考，民间融资亟待规范的事实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以及温州政府部门的充分重视。

事实上，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出台之前，温州市政府对规范民间融资方面也是采取过措施的。2011年8月9日，温州市曾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明确了今后政府部门管理民间融资要采取“连堵带疏”的措施，关于“堵”的方面，是指禁止一切地下钱庄的开设，如经发现，即刻取缔，并且追究开办者相应的刑事责任；关于“疏”的方面，是指密切关注民间融资的新动向，加强规范和管理，约束私立学校、民营医院、房产公司等在民间进行的融资，对于确实需要向民间融资的，倡导事先订立要素齐全的借款合同，并且要在法律许可的利率范围内收付利息。但此项文件似乎并未起到实质性的规范作用。

二、《意见》出台的影响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出台的最大影响是具体明确了民间资金的多种流向，使民间资金投资渠道“阳光化”。

（一）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意见》原文所述如下：鼓励和引导民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等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民资流向海洋经济、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鼓励和引导企业、投资机构通过多种途径集聚民间资金参与省内重大项目建设和国企改制重组。

当前，民间资金主要被中小企业主用于房地产等能迅速获得暴利的领域，真正用来做实体经济的少之甚少，这不仅给民间资金带来了高风险，也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国家大力倡导发展实体经济，相信以后会不断有扶持政策出台，从长远来看，民间资金投资实体经济不仅安全性高，而且还可能从中获得较高收益。

篇（4）

一是客户违约的信用风险。当前我国信用整体环境较差，公民诚信守法的意识不强，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在内的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信用记录等情况的了解缺乏有效的渠道，信用审查往往只能根据个人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者信用状况。对个人信用违约缺乏有力的制约和惩罚机制。

二是流动性风险。这里所谓的流动性风险，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因各种原因导致无力偿付到期债务的可能性。流动性风险实质是其他各类风险长期积聚、潜藏的结果，最终以流动性风险形式爆发出来。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一般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向金融机构借款等方式获得资金，开展购车贷款和租赁业务。一旦负债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发生，就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

三是违规经营的风险。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作为商业性经营企业，其经营目标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存在违规经营风险，如超范围发放贷款，即发放与汽车销售以及经销商无关的贷款；超范围借款或负债，即吸收无关企业的存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等；超范围办理其他资产或中间业务，如投资业务等。

当然，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还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其他风险。

二、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探讨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实现风险性监管的主要，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来说可遵循“资本充足、期限匹配、风险分散、拨备有余”的原则。

“资本充足”，是指为了使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具有最起码的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能力，公司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

“期限匹配”，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在资产负债期限上应保持匹配，即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相匹配、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相匹配，流动性比例应控制在80％以上，同业拆入余额不能超过资本总额。考虑到现阶段尚未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列入同业借款范畴，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条件又不具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可以担保方式向金融机构借款，借款比例可暂不作限制，其总体负债规模可通过资本充足率指标控制。

“风险分散”，是指对单一法人机构的融资比例、风险贷款比例、表外资产比例等均应适当控制。对单一机构的融资比例(包括贷款、融资租赁和担保等)一般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15呖以下；问题贷款(含融资租赁)不超过贷款(含融资租赁)总额的10%；对外担保应限制在其业务对象范围内，且担保比例应控制在资本总额的20％以下。

“拨备有余”，是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产风险系数和资产质量，分类提足各项准备金，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三、监管重点与监管方式

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将经历从起步、规范到成熟阶段，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资产安全性、流动适度性、资本充足性、收益合理性、管理健全性、经营合规性都是监管的主要。当然，不同阶段，监管重点应有所侧重。

起步、规范阶段。这一阶段，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借款，而经营管理层主观上做大业务的欲望较强，公司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尚不成熟，公司与经销商、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具体操作尚处于磨合期，可能存在资产质量不高、流动性不足、违规经营以及内控薄弱、设置分支机构冲动等问题。因此，监管的重点是风险控制体系、账务处理系统、各种收费标准等。监管的具体内容是，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执行是否到位，尤其在风险控制方面是否存在漏洞；内、外部审计监督是否有效；业务经营是否在会计处理上得到正确反映；各项收费标准是否公开、统一；与经销商和银行之间的协议的内容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操作程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业务发展初期，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业务规模有限、风险控制能力有待完善，不宜设立分支机构，其异地业务可通过异地经销商或银行代为受理。在监管方式上应以现场检查为主，通过现场检查，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公司的业务经营和内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规范公司行为。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其业务是否在会计账表上得到准确的反映。

篇（5）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2002―2011年，我国年度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增至747亿美元，年均增长27%。2012年1―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2.2亿美元，同比增长52.8%。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估计，按照以往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发展态势来看，到2020年，我国向海外输出的直接投资总规模有望达到1―2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境外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更加迫切。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为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了空间

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纷纷“向东看”借鉴经济增长经验，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借势进入这些国家扩大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企业和产业在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也急需外来投资为其注入活力，这就为我国企业进行绿地投资或开展并购带来机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金融业目前仍处在修复过程中，欧洲银行大规模“去杠杆化”进程仍在继续，据IMF预计未来两年欧洲银行去杠杆化规模将高达2.6万亿美元，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开拓国际业务让渡了空间。

（三）人民币国际化为产业和金融“走出去”创造了重大机遇

国际经验表明，本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会促进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带来重大机遇。一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必然要求境内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境外延伸其服务范围，扩大其海外业务；二是预计人民币将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率先得到广泛使用，商业银行作为跨境人民币业务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可以在此过程中完善海外布局；三是国外企业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扩大。据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2012年10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型跨国公司中有17%计划在未来1年中通过人民币计价债券、贷款和首次公开募股等途径进行融资，25%计划在未来5年进行人民币计价融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在提供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为其海外分支机构拓展国际业务带来机遇，并有望在人民币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和海外融资领域确立领先地位。

二、金融支持“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国家通过放松外汇管制、成立专项基金、提供贷款贴息等措施给予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也积极开发金融产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然而，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融资难”等问题仍比较突出，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已对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形成了较大的制约。主要问题如下：

（一）国家外汇管理政策尚不能适应“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许多新机遇，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兼并收购业务应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现实选择。然而至今，国家外汇管理仍未改变“宽进严出”的政策导向，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支持很不均衡。金融危机以来，为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外管局简化了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回和境外放款外汇管理，并允许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保人为境外投资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但这些政策调整远不能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便利的需求。目前，为境外企业在境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审批门槛仍比较高，对外担保金额与企业外汇收入及部分财务指标挂钩，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对外担保以逐笔核准为主，外汇审批时间相对较长，不仅制约了我国企业境外融资活动，甚至会贻误企业海外发展的良机。

（二）国内资本市场不成熟制约企业跨国经营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欠缺，大量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一些能够获得优先融资权利的企业也只能主要依赖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场外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的发展明显滞后，不仅导致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和不畅，而且也使企业缺乏风险对冲工具。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由于国内“充血”不足，加上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企业境外发展显得后继乏力，境外经营风险明显加大。

（三）银行跨境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需求

首先，政策性银行服务不足。我国“走出去”政策性金融服务集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而进出口银行目前提供的海外投资融资规模仍然较小，在其业务总量中占比较低，且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企业和大项目上，大多数民营企业事实上很难享受到这一政策性金融支持。其次，商业银行全球授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向客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全球金融服务。一方面，商业银行海外贷款受到额度限制与审批限制，全球授信能力有限，作为“走出去”主体的民营企业大多与此无缘。另一方面，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分布契合度不高。特别是，真正能够开展业务、获得盈利的分行、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比例较小，很难承担起支撑我国境外企业融资的重任。第三，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较弱。受此影响，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比较单一，不能够满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和境外发展对各类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

（四）保险业对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不够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提供对外投资保险的唯一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和非商业化经营，其业务范围狭窄、业务规模较小，与我国企业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规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而且，其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面较低，加之保费费率过高，从而削弱了保险业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支持力度。

三、相关建议

综上可见，今后一个时期，为适应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更好地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我国应当抓住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战略性收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等重大机遇，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积极培育形成境外银企合作新格局，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同时着力培育和提升我国金融国际竞争新优势。因此，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跟进，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应是国家金融支持“走出去”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篇（6）

    金投保险网讯 为规范互联网保险经营行为,保监会日前起草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举标志着国内首份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文件即将出台。

    《办法》拟要求,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保险机构总公司集中运营、集中管理,不得授权分支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除规定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其他机构或个人不得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

    《办法》拟明确,保险公司在具有相应内控管理能力且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情况下,除下列险种的互联网保险业务外,不得将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定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能够独立、完整地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和理赔全流程服务的财产保险业务;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险种。

    《办法》拟规定,高现金价值的人身保险产品、机动车保险产品不得将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保监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并公布上述可异地经营险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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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M].人民出版社，2010

2.司振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2009

3.刘玉廷.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趋势与我国的改革成果[J].会计研究，2010 (4)

4.郑伟.预期损失模型缺陷与会计监管独立性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5)

5.司振强.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与会计准则协调研究[J].金融会计，2010(6)

6.彭南汀.关于IASB的金融资产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分析[J].金融会计，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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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原则

金融危机下，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很有必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让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能够在未来的路途中，经受住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完善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必然要遵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原则的范围之内来进行整改和完善，从而才能够最终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顺利推进。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运行是以客观市场规律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并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增加，国外的金融政策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金融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因此，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要建立在国际化的实际基础之上，不断借鉴国外的金融政策，结合自身国情来进行完善。其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任何法律法规的存在，都是为了规范社会，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在金融市场当中，国家的政策引导始终都是辅助作用，最终要保障的是金融市场中广大操作者的利益，也只有他们的利益有了保障，才能够调动他们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加稳定人心，稳定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符合金融市场操作人员的总体意志，或者要符合全民生活追求的总体意愿，而不能为了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意志，而牺牲他人的利益。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措施

要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就要结合具体的原因，针对问题一一进行探讨，寻求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针对在管理层上暴露出来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定和监督机构，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承担自身对社会对国民的责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进行思考；用战略性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探索，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跟随国际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努力引进金融监管全面性人才，或者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培养金融监管人员，弥补金融监管中人才缺失的漏洞。此外，针对人才的选择和岗位配备，有必要推崇民主投票选举的制度，让相关人士集聚一堂，民主投票，共同选举，杜绝依靠人际关系或者金钱关系而获得优质岗位的情况，从而让金融监管机构的运作能够更加公平公正，以这样的环境来吸引优质人才，积极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度和监督机构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从而为金融监管输入新鲜血液，让这些新鲜的血液，不断为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带来创造性的思想，也让这些新鲜血液，不断突破传统束缚，用最新的法律思潮和法律执行方式，来解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薄弱的问题，最终提高金融监管的创造力和独立自主能力。其次，针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执行力低的问题，就需要发挥我国监管机构的职能，借鉴西方监管模式，形成银行联合监管，实现全面的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严厉惩处，决不能让任何金融个人或者单位有心存侥幸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小漏洞从一开始就杜绝，从而让金融法律能够细化到每个细节之上，实现对任何个人或者集体的监管，从而规范金融市场，让整个金融市场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健康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在高速信息时代，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融入到金融监管执行当中，引入互联网或者媒体以及电话系统等现代监督渠道，让金融监管能够渗透到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并能够实现随时随地的自由监管。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监管效果，还要实现金融监管法律执行过程和进程的透明化，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并设定相应的投票或者举报渠道，从而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法律执行的监督当中，用监管机构和民众监管权力双方面的压力，来使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力度逐步提高。但是，在不断提高民众监督力度的同时，必须要做好民众的基本培训和宣导工作，因为，民众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所关注的问题更是自己的问题，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并不高，更无法意识到自身对金融法律制度的监督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培训和引导力度，具体宣传内容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详细内容、参与金融监管法律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以及通过参与监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益处。

篇（9）

一、引言

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难。如果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几大挑战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 、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转贴于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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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