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金融化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国房地产业的流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和两大流程，即：“拿地―贷款―建房―卖房”四环节，“拿地―贷款”和“建房―卖房”两个流程。通观上述流程及其后面的博弈，可以发现以下特殊现象：

第一，“土地货币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一个通道。在“拿地―贷款”阶段，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者之间，由于国情的复杂性和当前市场的不规范性，出现了与一般市场要求相背离的现象。正常的市场应该是：开发商出“土地出让金”从政府手中拿地去银行贷款。但现在，市场异化为下述流程：拿地以土地抵押贷款交付土地出让金。在这里，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即：把国家的货币（银行信贷）和社会的资源（政府控地）连接起来，完成了一个“土地货币化”过程。该过程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它扭曲了社会资金流的正常路径。比如，从“开发商自有资金率”这一角度来衡量，健康的房地产这一数据约为70%，即开发商需要70元的自备开发资金，银行体系提供资金30元。也就是说，在健康的市场体系中，银行只为楼市提供30%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是反映社会实体经济的基本资金需求的。但从2003年起，中国的房地产自有资金率允许35%，这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进入了楼市，此时的信贷需求不是真实的中国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在这个意义上，“限贷”和“约束货币”对楼市的“去金融化”具有直接影响力。

第二，“房子投资化”成为楼市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在“建房―卖房”阶段，正常市场化运作流程是“开发商出资建筑商建房现房卖房”，但实际流程变为“建筑商垫资开发商期房预售内部认购”。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开发商不需要把资金开支在建筑成本上，在时间上，相当于“节流”，同时又开通“期房预售”的融资渠道，相当于“开源”。这样，通过“节流”和“开源”两手并进，开发商加强了楼市“资金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卖房时，开发商又实行“内部认购”模式，即跟开发商有利益关系的内部人购房，然后再退购，高价卖给市场。这样，通过内部购房，或者把银行货币变现为房款，形成“银行信贷=付房款”的资本运作模式（投资资本），或者把部分黑色或灰色货币洗成合法货币（洗钱资本），意味着楼市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运作对象，而逐渐变成资本运作新领域。尤其是，2003年以来推动房地产业支柱化的政策取向（尤其是原有80%“经济适用房”转变为“保障性商品房”），客观上实现了全国房地产政策框架的重构。通俗地说，2003年以前，房地产格局是，100套房子出来，80套经济适用房（用来住），10套廉租房，10套商品房（用途无限制）；2003年以后，房地产布局是，100套房子出来，除了10套廉租房不变，其余90套都是商品房，这些房子无“必须要用来住”的政策限制。这意味着，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

综合上述“银行信贷=付房款=资本运作”、“90套房子可以用来投资”，可以这样判断房子――2003年以后，房子具有了金融产品（用来投资）的性质，即楼市开辟了金融化的第二个通道。自此以后，房子金融化进程加速了。反映在生活中，2004年全国房子普遍涨价。

应该说，楼市在市场化进程中，既会出现“商品化”又会出现“金融化”，这是自然现象，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健康的楼市需要“商品化”和“金融化”的有机协调布局。今天，中国楼市的金融化已比较明显。因此，必须改变这个布局，否则，异化的楼市会危及中国整体经济。

楼市金融化形成的社会力量博弈格局

从国际资本看，2002―2013年，是美元贬值区间，按照美元数据的统计规律来看，美元贬值周期约为10年多，而美元贬值，全球资源资产市场就一定会火爆，全球非美货币就一定相对升值。因为在全球格局中美元有两个跷跷板结构：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非美货币。

这两个跷跷板背后有两种职业性国际资本。“美元―全球资源资产”后面是“全球对冲资本”，该资本运作的逻辑是：美元贬值，就追逐全球资源资产，反之则反（如，美元贬值，大家就买黄金；黄金贬值，就买美元。这种运作就是对冲资本运作的主要模式）。“美元―非美货币”后面是“美元套利交易资本”，该资本运作的逻辑是：美元贬值，非美货币相对升值，升值前进入，升值后至贬值前退出，反之则反（例如，一个美国人，在人民币汇率是8∶1时，拿着1美元来到中国，换成8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了，假设升值到1∶1汇率，那么，这位美国人放在中国的8元人民币就可以换成8美元，然后回国，就会赚7美元。资本按照这种模式运作，就是美元套利交易）。具体到中国，2003年中国楼市金融化通道打开（“土地货币化”），则意味着，中国资产市场一定有利可图。所以，一则，对冲资本会进入中国布局房产；二则，美元套利资本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中进入并布局。二者合力，迅速扩大了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2002―2012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万多亿美元。当然，3万亿美元中不光包括这两类资本，但是，排除中国贸易顺差部分和正常的经济项目资本，几乎大部分都是这两类。由此可大致评估国际资本在中国楼市中的影响力。

从国内资本来看，2003年后，三大力量共推了楼市的金融化。第一，信贷规模增加，利率逐年走低直至长期负利率，这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在加大，社会资本在渴求投资机会。第二，开发商在“土地抵押贷款支付出让金”、“建筑商垫资”、“期房预售”、“内部认购”等环节获得政策默许，意味着房子金融化已经形成了大气候。第三，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土地财政）、中央政府的房地产业支柱化（国18条），在政策层面形成巨大背景支持。而深入市场内部看，随着一些现象的出现，市场内部的“资本构成”也逐渐显现化，如：房奴的出现，意味着“刚需”是存在的；股市神话消失，投资者进入楼市，意味着“房产投资者”是真实的；外汇双逆差长期持续（贸易赚钱和资本自己进来，且二者比例为1∶2），表明“国际职业资本”（美元套利交易和国际对冲资本）在楼市布局；“房姐”“房叔”现象屡屡曝光，揭示了大量“洗钱资本”的存在，等等。

综合国际国内资本运作来看，中国楼市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现象中，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楼市如何走，从节奏上看，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响；第二，楼市走成什么样，从趋势上看，主要取决于国际国内资本运作。

楼市金融化在2014―2020年面临的国际风险

在全球视野中，楼市属于资产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投资领域。过去10多年（2002―2013年），美元贬值，资产火爆，中国楼市后面聚集了大量的美元；过去8年多，楼市金融化，房子后面积聚了大量国内资本。如今，美元流动的6年升值周期已经开启，中国楼市的世界背景将翻转。

国际上，1970年代后，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变动的按钮，它形成了三个跷跷板：“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非美货币”，“美元―国债”。美元运行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美元升值，全球美元现金相对短缺，全球资源资产低迷，世界经济萧条；美元贬值，全球美元现金相对宽松，全球资源资产火爆，世界经济繁荣。这源于美元从“美金”向“石油美元”的转换。

1970年代前，美元被称为美金；1970年代后，美国黄金增量跟不上全球对美元需求的增量，所以，“35美元=1盎司黄金”标准作废，转而按照“市场需要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的标准发行美元，即“金本位”转换为“需求本位”。这一转换带来美元的信任危机。为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实施基辛格三大战略框架――“控制石油，即控制世界各国；控制粮食，即控制全人类；控制货币，即控制全世界”。之后，世界形成一种新的交易秩序，即“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石油，买石油必须用美元”，由此，美元被称之为“石油美元”。

比较1970年代前后的美元，不难发现，“美金”变为“石油美元”，背后是一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这是因为若把美元看作纸条，那么美金等于以黄金作抵押，石油美元等于以暴力（指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为抵押。以暴力作抵押的纸条风险很大。由此，全球闲置的美元现金就进行了下述选择：美元不可靠，就去买全球资源资产避险；全球资源资产不可靠，就持有美元现金避险。这样，一种新的美元全球性结构就形成了，即“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的跷跷板。不仅如此，在逻辑上，汇率是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所以，美元与非美货币之间也具有反相关关系。“美元―非美货币”，又是一个跷跷板。两个跷跷板，共同一端均是“美元”。所以，1970年代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元成为了全球经济变化的“按钮”。

研究这个“按钮”，可以发现，美元可以有序引导全球经济变动，其机制是：（1）美元是一个类似于手的双面结构，手心=美元现金，手背=美国国债，二者关系类似，“印1美元=发1美元国债”。（2）美元印得多，贬值；美元印得多（手心多）=国债发得多（手背多）发得多，国债便宜便宜，国债就卖得火卖得火，国债就会升值，即“美元-国债”之间反向运动，这又是一个新的跷跷板。（3）美元越贬值，为避险，人们就越需要购买国债，国债就越火，而买国债必须用美元，这意味着，国债火=美元需求高=美元升值，本来，美元是贬值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美元反而又升值了。所以，美元就像跷跷板那样，下跌到地面就会慢慢上升，其涨跌具有周期性。

历史数据显示：美元贬值约为10多年，升值约为6年多。基本数据是：1971―1980年，美元贬值（10年）；1980―1986年，美元升值（6年）；1986―1996年，美元贬值（10年）；1996―2002年，美元升值（6年多）；2002―2013年，美元贬值（10多年）。以此类推，2014―2020年，美元升值（6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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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04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因此，借力于金融业的发展，立足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并实现金融创新，助力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1.1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二者的联动只有形成良性循环，相辅相成，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实体经济都是发展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被架空，产业空心化问题必将出现，经济的发展也不可持续。我们知道，美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一直用了6年的时间通过实体经济的增长来化解金融风险，经济才逐步回归到正常运行轨道。所以，产业结构的渐进式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产业形态高级化也会对金融业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金融资源重新配置，进而影响金融业发展。

1.2 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同时也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是资金的运动，是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金融既可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实体经济发展耗损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通过金融来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避免金融业自身做大做强而挤压实体经济。金融业的发展要为实体经济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经济结构调整，是资源配置格局重新组合，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如果没有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其规模及资源配置的效率都得不到优化。金融通过投资改变资本结构，促进产业内技术创新，同时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2 我国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未形成良好互动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存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未形成良好互动。第一，融资成本较高，对经济的加快转型有一定制约。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还是间接的银行贷款为主，即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发展，间接融资成本依然较高，阻碍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二，金融业本应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所以对产业升级支持力度不够。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规避风险为目标，故而主要是以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为目标，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造成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

2.2 金融业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金融创新不足

首先，国际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比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成熟的市场体制应该是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而我国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占大部分比重，直接融资比重小。其次，我国金融业政府行政干预多，甚至政府直接插手金融市场的情况频频出现，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绝对控股，一股独大，这样的治理结构及产权结构使银行间竞争不足，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再次，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依靠规模扩张和存贷款利差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改变，创新业务的品种、渠道及内容都不够完善。

2.3 我国金融系统运行效率有待提高，风险增大

通过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我们得知，如果金融业不提高其服务水平，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抑制。我国金融服务总水平不足，特别是基层金融服务总量更是不足，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不匹配，同时我国金融系统缺乏内在质的提高，导致金融系统运行效率低，金融业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大。只有资金向最有效率的产业部门配置，才可促其发展。另外，传统产业中如钢铁、建材等行业信贷风险逐渐显现，企业旧债依赖新债来偿还，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占用更多金融资源，金融风险又具有传递性、扩散性等特点，所以金融业整体经营风险较大，面临的金融资产压力也大。

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3.1 进行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改革金融管理体制，提高金融系统效率

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金融压抑、甚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破坏都是非常大的，甚或引发经济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则通过科技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化解了金融风险，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好改革路线图，各项改革要力争协调配套，同步推进。更要进一步加强机制体制建设，建立健全与当前经济形态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管理体制。一要加快社会资金的配置格局，形成产融有效融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对落后产能及过剩产能行业，要限制金融企业对其支持，并在适当时机退出，倒逼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对高新技术企业，新兴工业等则需要更多的金融扶持；二要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要以改革的方式着力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措并举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三要加快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服务方式。

3.2 优化金融结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

篇（3）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实体经济发展；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活动至关重要的两个部分，其中，实体经济能够通过实体物质的转换，为我国社会提供实质性的收益，而虚拟经济是在金融虚拟化的基础上，通过虚拟的资本运作手段来对未来的资本价值进行获取并使之增值的经济活动。这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不可小觑而且意义深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和深入了解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实际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经济的各种相关理论知识和各种基本观点，根据现如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基本国情，并拿出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对其进行正确、妥善的处理，在促进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同时，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1金融虚拟化的定义

虚拟化经营的发展观点是由肯尼斯•普瑞斯等学者所提出的“虚拟企业”概念引申而来的。然而，金融的虚拟化也可以看作经济的虚拟化，这些都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经济虚拟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虚拟经济(FictitiousEconomy)的实现。金融虚拟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最终结果，它贯穿于社会实体经济发展的始终，服务于其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虚拟化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其实力也可以使其独立于市场经济之中。和实体经济的定义相比，金融虚拟化的流动性、风险性和投机性都比较高，其不稳定性也比较大。

2我国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形势

目前，我国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建立和完善其现代化企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我国的许多重点企业都对其公司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使得企业亏损的现状得以扭转，并且有着十分显著的成效，实现了其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在公有制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也随之较快地发展。市场运营体系的建设、改进和完善进程日益加快，使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显地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财税体制的建立、改进和完善，使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的飞跃。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日益健全，这就是我国实体经济目前的实际发展形势。

3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的相互关系

3.1实体经济是实现金融虚拟化的基本条件我国社会的实体经济主要是指股份制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因此，实体经济是实现金融虚拟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实体的经济就没有虚拟的资本，也就不可能实现金融的虚拟化。

3.2实体经济的运行是金融虚拟化利润和价值的实现途径实现金融虚拟化的目的是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以及体现其创造价值，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实体经济的运行来实现其利润和价值。

3.3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及其对社会实际资本的需求量影响着实现金融虚拟化的进程，它决定着金融虚拟化的发展规模，限制和制约着其发展。

4实现金融虚拟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实体经济实际发展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经济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相混合的必然产物,这也使得我国金融虚拟化的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虚拟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实现金融的虚拟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4.1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虚拟资本(例如股票和有价证券等)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是金融虚拟化衍生的重要工具之一。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因此，我们要通过灵活运用现代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来对各种资本进行引导，使得效益较低的企业和地区转化为效益较高的企业和地区,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效益,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促进金融的虚拟化进程，对我国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序地引导，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

4.2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战略性的调整实体经济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较高，其流动性也比较低。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使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战略性的调整，因此，我们必须加快金融虚拟化的进程，将实体经济转化为虚拟的金融形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对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性的进一步调整，并且使之符合我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要求。

4.3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国有企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金融虚拟化的实现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国有企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因为这些改革需要我国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改革并对其进行深化，实现金融进一步虚拟化的必要条件。

4.4提高金融的虚拟化水平对民间投资的启动具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民间投资的启动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例如储蓄转向投资的渠道不够顺畅和投资产品单一等，导致其启动进程停滞不前。因此，我们必须提高金融的虚拟化水平，促进实体经济资产的证券化，使消费信贷业的进步和发展得到促进,使银行贷款的各种风险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最终促进各种金融资产品种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

5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和实体经济实际发展关系的正确处理方法

5.1为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创造健康良好的基础环境为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创造健康良好的基础环境，首先，我们要建立、改进和完善我国社会的各种信用制度；其次，我们还要做好各国有企业的转型工作和利润控制工作，为金融虚拟化创造健康、良好且轻松的基础环境，加快对企业机制的转换速度并且加大对其行为方式的调整力度,使企业的各种行为得到相应的规范和约束,避免出现金融虚拟化背景下的金融投机行为和经济欺诈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对社会各个保障体系进行建立、改进和完善,使人们的各项基本权益和经济权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5.2对金融虚拟化实现的非劳动性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实现金融的虚拟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劳动性的贡献，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重视它的重要作用，为促进金融的虚拟化提供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

5.3正视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们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矛盾，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实现金融虚拟化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和正确处理其关系，进一步提升金融虚拟化的重要地位，做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工作和改革、完善工作。同时，正确处理金融虚拟化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6结语

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在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其关系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它们两部分的有效结合，不仅能够加快我国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还能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使我国社会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改善和提高，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和发展性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确和深入了解金融虚拟化的实现在实体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要正视其作用和关系并对其实际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参考文献

[1]段彦飞.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D].南开大学,2009.

[2]仲崇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龚颖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

[4]王靖婧,白俊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考略[J].经济研究导刊,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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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个国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日益融合，形成相互依赖的态势，全球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理流动，生产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了世界生产水平。

二、推动国际投资的发展，促进了一些新兴市场的迅速兴起

由于可以便利地进行国际间资金的划拨和结算，从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国际FDI数据，参见表2-1-1）。同时，金融市场一体化也使一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调配，闲置的资金可以转变为盈利的资本，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不完全受置于国内储蓄和资金的积累。这就为世界经济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为一些低收入的发展家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收入创造了机会。当今世界上许多战后新兴的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起飞，离不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如日本与新加坡经济的腾飞，与亚洲货币市场的繁荣紧密相关。甚至，金融一体化也为开发一些投资巨大的工程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如英吉利海底隧道工程得以实施，和国际范围内的资金筹集渠道是分不开的。

三、推动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提供分散风险的工具

金融一体化也推动了金融商品的开发，各种衍生商品大量出现，并传递到世界各个市场，甚至金融创新还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 instrument）源自金融工具，金融工具又称金融商品，是用于交换、结算、投资、融资的各种货币性手段。金融衍生工具，也有学者称之为金融衍生商品、金融衍生产品、衍生金融产品、金融派生品等。通常，金融衍生工具是指以另一(或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的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派生出来的新的金融工具。传统的金融工具主要有现金、银行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这些金融工具早已为人们熟知和了解，也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处理。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金融市场呈现出强劲的革新动力，新的金融市场工具层出不穷，整个市场呈现出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局面。金融衍生工具就是此次金融工具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这次创新浪潮中的高产品，它是在传统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工具。能够产生衍生工具的传统金融工具被称为基础工具。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全球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例如，以利率掉期交易为例，根据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的统计，2003年底全球未到期的利率掉期名义本金达142.3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2003年GDP的100倍。

由此，世界各投资者和筹资者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组合，不但获取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风险。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资金的流通效率，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四、加快了信息传递，提高了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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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09-05

一、文献回顾

(一)金融一体化衡量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金融一体化测量方法较多且不一致。具体而言可从两个层面衡量：微观测度与宏观测度。金融一体化的微观测度是指具体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它反映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产品价格趋同程度，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等。衡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方法具体又包括价格法、Feldstein-Horioka法、欧拉方程法和动态计量方法①。金融一体化的宏观测度主要指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和真实资本流动现状或是反映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面简要概述金融一体化宏观衡量方法。

最早从跨境资本流动角度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是《IMF汇率制度与限制年度报告》(AREAER)，该报告列出从1966年至1995年间各国货币当局是否对资本流动存在法规限制，并采用虚拟变量方式应用到以后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虚拟变量无法准确反映各国资本管制程度的差异，一个标准的改进是通过AREAER构建一个变量反映资本流动无约束年份占总样本年份的比例，即份额测度(Share)。但改进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反映实施或取消资本控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反映货币当局政策的反复变更。

Quinn(1997)在IMF方法的基础上对资本项目收入与支出分别给定分值来反映资本项目控制强调(即Quinn方法)。通过特定计分原则②，Quinn在研究中计算出OECD(1950-1977)和部分发展中国家(1958，1973和1988)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一体化总体趋势。但该指标隐藏了同一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显著差异性。因此，在Quinn增长回归中使用了金融一体化指标的增量(AQuinn)。Klien和Olivei(1999)在Quinn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11个分类项目，更详细地反映OECD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Montiel和Reinhart(1999)基于15个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数据构建资本控制强度来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指标(MR方法)，将对资本项目控制强度分为无限制、轻度和严格限制三个层次，从而勾勒出不同国家金融一体化水平。此外，一些学者基于上述类似方法构建了对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的方法③。上述方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角度建立衡量指标，这些方法实质是从定性角度获得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数量尺度，优点是能直接反映一国资本控制程度，缺陷是不能准确反映资本控制的效率和程度，并带有一定主观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不少学者从资本实际流动角度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如Kraay(1998)使用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GDP比值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使用累积的证券和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来衡量不同年度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此类方法将上述比值作为金融一体化信号，比值越高，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由于可能存在较多因素影响到资本流，所以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但与第一类方法相比，其优点是适用范围较大且不受主观影响，特别是适合分析单独衡量一个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在分析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时，我们采用此方法来测量。

(二)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无论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从效率市场和完全市场理论视角来看，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缺乏将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地理差异，进而促进各国经济增长。Fischer(1998)认为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闲置资金流入到资金贫乏的国家或地区，提高了资本的全球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一体化除了通过直接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外，随着股票市场国际化与一体化的推进，金融一体化极大地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从而提高一国股市流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认为北南资金流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国家发展的资金瓶颈，增加其国内储备和投资。这不仅为闲置资本提供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且降低了吸收资金国家的无风险利率，从而达到双赢福利状况。

金融一体化能有效促进国际风险分担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收入和消费波动较大的国家，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来增加国民福利，减少消费、产出的波动，其原因是一个国家能通过多元化来消除与国内消费波动相关的具体国家风险。van Wincoop(1996，1999)通过对OECD国家基于金融一体化风险分担的增益为11％至35％之间。Obstfeld(1995)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消除消费波动，其福利增益在054％至531％之间。金融一体化除平滑消费波动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用外，众多学者还分析了基于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国际风险分担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增益。Martin和Rey(2000)认为股票市场一体化能起到风险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消除投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如换汇成本)和信息成本。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能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进而推动该国经济更快增长(Borensztein，De Gregoria和Lee(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随着一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也随之提高。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所带来的单一产品结构意味着其产出受消费波动的影响增大，企业将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分散集中的风险，减少一国经济波动。Kalemi(2001)等分析了发达国家之间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分散专业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亦能产生众多益处。国内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为国内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Mishkin(2005)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金融全球化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直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而且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如通过提高金融行业竞争程度促进本国银行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提高其资金效率(包括学习外国银行管理经验和引入先进技术，levine，1996；Goldberg，2004)；有助于提高一国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有效地改善国内银行的监管水平与能力(Mishkin，2003)；促进一国制度优化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缓解国内金融抑制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Rajan and Zingales，2003)。

从理论分析来看，金融一体化能改善经济外部环境和调整内部经济效率而促进该国经济的更快发展。但是，经济现实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上述潜在的益处。相反，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伴随着国内经济剧烈波动。Razin和Rose(1994)分析了138个国家从1950-1988年间金融一体化对产出、消费、投资波动的影响，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ndoza(1994)使用随机动态周期模型发现产出与消费的数量变化对金融一体化程度具有较小的反应。Baxter和Crucini(1995)发现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消费波动减少而产出波动增加。Gavin和Hausmann(1996)研究了1970-1992年发展中国家产出波动的来源，认为外国资本流入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并不存在一致性结论。

二、中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测量

分析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是如何测量金融一体化水平。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若从跨国资本流动的法规限制角度测量金融一体化进程，将无法分析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因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并没有差异。即使发生较小的法规修改，其测量的可操作性仍是较低。相反，以实际资本流量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既具可操作性，又能反映我国资本项目渐进改革进程。我们选择的衡量指标包括以下几个：

1．资本总流量。该指标反映流入流出资本量与GDP比例。Kraay(1998)使用该指标来测度一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由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对资本流量具有较大影响，故此指标可用来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从总体上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但不能分别反映资本流入和流出占GDP的比重，所以还必须包括其他指标才能全面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在分析中，流入和流出资本量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反映④。用公式表示为：fil=(OFCt+IFCt)/GDPt，其中，OFCt表示第t年本国资本流出量，IFCt表示第t年外国资本流入量，GDPt表示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

2．外国资本流入量。该指标等于各期流入的外国资本量占GDP比重。与资本总流量指标不同，该指标没有包括本国资本流出量。由于相对于本国流出资本而言，外国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为了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此指标反映我国金融开放度。用公式表示为：fi2=IFCt/GDPt。

3．资本总存量。上述两项指标均是从流量角度反映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但仅仅从资本流量角度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不够的，一项更直接的指标是外国资产和负债总量占GDP的比重。该指标等于流出资本存量与流入资本存量之和占GDP比重来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3=(TOFCt+TIFCt)/GDPt。其中TO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本国资本流出的总额，TI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外国资本流入的总额。

4．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同样地，为了单独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用累积的外国资本流入总量与GDP比重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即用一国对外长期负债占GDP比重表示一国利用国外资本的程度，进而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4=TIFCt/GDPt。我们将其发展趋势表示如图1所示。

图1：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指标

从上面四个指标结果来看，金融一体化存量指标比流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更高，且稳定性更高，这与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的观点一致，即资本存量比资本流量更能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的实际水平。故后面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存量来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

三、金融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考虑到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国民产出(Y)的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本(K)、劳动力(L)及全要素生产率(A)。这样，得到C-D生产函数：

该模型将增长的源泉分为两类，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生产效率。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补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改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质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改善国内金融服务与效率等，通过影响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国内储蓄水平与投资水平大体相当，而从1995年开始，国内储蓄开始高于国内投资。但即使在国内资金剩余的情况下，外国资本还是快速流入国内。因此，我国吸收外国资本主要目的是提高国内技术与管理水平，改善国内宏观环境，即金融一体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后者。为此，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源分为两部分：金融一体化和其他因素。并假定金融一体化对生产效率具有指数形式的作用⑤。表示为：

其中：efi示表示金融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数形式作用

fi表示金融一体化水平(存量指标)

B表示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将(3)式代入(1)式，并对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本文估计的基本方程：

(二)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为年度数据，GDP、资本形成及就业人数(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其他项目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计量中均按各年有效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进行回归。

(三)回归分析

在方程(4)基础上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资本形成、劳动力与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具有统计学上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实证结论支持经济理论的解释，也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动的总体性特征。第三，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也比较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较大。这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紧张，也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比较优势的益处。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失衡与国际冲突。第四，金融一体化两个存量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进一步分析。以存量指标为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说明，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能显著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需谨慎分析。从数量上看，fi3和fi4对经济增长效应分别约为0．25％和0．34％，由于我们使用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是与GDP的比值，在GDP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必须发生较大的变化才能引起金融一体化指标发生变化。

四、动态分析：金融开放的动态冲击效应

为了反映经济增长与金融一体化之间的动态影响，下面将建立自量自回归模型(VAR)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的动态响应。具有ρ阶滞后期的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yt为m维内生变量，A1、A2、…Aρ为待估参数矩阵，εt为扰动项且服从白噪声向量形式。由于我们主要目的是分析经济增长(LnY)对金融一体化够(fi3、fi4)动态扰动的反应，所以需推导出脉冲响应函数。假定yt满足协方差平稳条件，由(6)式可得VAR的向量移动平均MA(∞)方程：

从图2可以看出，国民产出对金融一体化两个指标的扰动均表现出相似的动态反应过程。在五期以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小的正向作用且在三期以后呈现降低的趋势，并在第五期以后逆转为负面效应。这说明在现有的资本跨境的制度安排框架下，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效应。对此动态过程合理的解释是：首先，从金融开放的进程来看，由于我国对金融自由化持较为谨慎的姿态，对资本项目开放采取渐近方式，故跨境资本总量与GDP比值比较低。从数据上看，1982-2003年期间外国资本流入占GDP比例在10％以下，2004年虽然提高到15％，但本文分析对象是1982-2004年的整个区间。因此，整个样本期间来看，跨境资本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限。其次，从结构上看，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有选择的政策，外国资本主要以FDI形式流入。在这样一种外国资本流入结构约束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属于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受投资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当投资水平稳定时，前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呈下降趋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部投资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也将呈现负面效应。最后，我国对外国资本需求呈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影响到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我国对外部资金需求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入外国设备和技术急需大量外汇，而国内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较弱。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对实现进口替代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实施，外汇储备剧增带来货币供给扩张和居民强烈的储蓄倾向等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资金出现过剩的势头。在国内储蓄和投资关系出现逆转时，外部资本流入进一步降低国内资金成本，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其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并出现负相关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金融开放度增大并没有内在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仍然是停留在投入增长型的低层次模式上。

五、结论

首先，本文从跨境资本流的视角建立起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流量和存量指标。从样本期间1982-2004年来看，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逐年提高，反映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渐进进程。具体来看，存量指标更能反映出一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

其次，实证结果显示，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合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因素，认为我国经济属于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增长。其中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力要素次之，而用两种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幅度存在差异。这反映出现阶段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仍然有限。

最后，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扰动的VAR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从跨境资本流角度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表现为投资拉动式效应，而没有内在地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这凸显出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结构性及方向性问题。

注释

①详见《国际金融研究》“金融市场一体化衡量方法及评价”一文，2004年第6期，P28-33。

②当完全被禁止时，分值为“0”；当存在数量或法规的限制时，分值为0.5：当交易被征收高税时，分值为1；当交易税有所降低时，分值为1.5；而交易无限制时，分值为2。将两类分值加总后，金融一体化程度最后的分值是0和4之间。

③这些学者包括Levine和Zervos(1998)，Henry(2000)，Bekaert、Harvcy和Lundblad(2001)，Edison和Warhock(2003)，Warnock(2004)等。

④在本文分析中，若无具体说明，我们均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表示跨境流动的资本水平。Edison，Levine(2002)在分析国际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时，采用此方法测度各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本文采取类似方法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

⑤包群、许和连等(2003)研究我国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增长的关系时使用此方法，本文参照处理。详见《世界经济》2003年第2期，P10-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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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2.003

1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发展基本概况

近年来，廊坊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下，区位优势凸显。在京津产业外溢的带动下，廊坊市经济增速明显，各类经济指标日趋河北省前列。三次产业结构逐渐调整，11∶54∶35的比例逐渐构建出金字塔型产业体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匀速保持在11.30%的比例。整体金融实力增强，金融业态逐渐齐全，商业银行26家，保险公司30家，证券营业部13家，融资性担保机构107家，小额信贷机构53家，典当行18家，财务公司1家，日渐形成功能齐全、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金融布局。

2015年以来，为了积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廊坊市金融系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各项金融指标走在河北省的前列。截止到去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到5011亿元，比年初增长27.4%，增速稳居全省第一；各项贷款余额3421亿元，比年初增长30.6%，增速也居全省第一；2015全年，外汇收支78亿美元，跨境人民币业务149亿元，居全省第三；金融业年纳税27.3亿元，增长24.7%，占廊坊市6.2%，纳税行业排名第四，金融环境日渐优化。

同时，为加速提升全省的金融服务效率，河北省规划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廊坊市为“金融产业后台服务基地（A区）”，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日渐形成明确的金融定位。

2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存在问题分析

虽然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在金融发展贡献度、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多元化创新方面仍存在深层次问题，本文结合廊坊区位发展定位，从金融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对上述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2.1 金融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偏低

尽管廊坊市金融指标居全省前列，但是，廊坊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没有对廊坊市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虽然廊坊市地处京津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但在行政区划上却隶属河北，与京津发达的金融环境相比，河北省金融体制相对落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金融服务业的水平也是被动的追随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并没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的主导作用，所以，廊坊市金融服务业仍需深化改革。

2.2 金融结构发展相对单一

廊坊市经济发展虽然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在融资结构上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融资结构相对单一。事实上，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廊坊市也意识到作为主要助推力量的金融服务业，如果单纯依靠银行间接融资，将极其不利于经济快速有效转型。廊坊市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银行间接融资在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中的稳定性和主导型地位，这样，一方面会使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和风险性；另一方面会继续扩大区域性产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差异；再者，还会增加银行资金体系回笼的风险系数。

相比较银行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的成本其实更低，并且非常有利于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这就需要廊坊市大力构建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多样化层次化的金融发展结构，拓宽资本汇聚渠道，提供丰富便捷的融资方案。廊坊市虽然依托金融改革的政策优势，在直接融资渠道和新兴金融机构建设方面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在规模和种类上依然不够丰富，直接用于实体经济的资金也相对不足。

2.3 金融多元化创新能力不足

在河北省规划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态势下，河北省在金融改革上已赋予廊坊市极大的政策空间，要想用好用活这些政策，就要求金融服务业具有多元化、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从河北省出台支持政策的过程来看，廊坊市金融改革虽然有了一定的创新，但创新方向更多的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引进和设置上，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力仍然不足，金融机构经营依然呈现趋同化。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创新意识有待提升，创新环境不够优化，新人才相对匮乏，创新产品形式单一，创新规模较小，创新层次性不强，创新科技含量低下。

3 廊坊市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升路径

3.1 全方位优化金融服务环境

利用地理优势，把握京津冀协同规划机遇，在地铁和新机场建设契机下，营造惠商利民的金融发展环境，将金融环境与地理优势融为一体，形成金融服务优质竞争力，形成区域梯度差。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拓展银企对接渠道、丰富金融服务创新形式、提高非法集资打击力度，优化金融环境。同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优质信用环境。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基础，联动多部门信息共享，重点打造企业信用体系，着力构建多渠道、立体化、全覆盖的社会信用综合管理体系。

3.2 借助金融投入支持实体经济

首先，提升金融形势研判能力，随时关注金融政策的波动，为金融投入方向提供快速准确的判断，找准实体经济投资缺口。其次，继续发挥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优势，完善重大项目信息融通机制，提升新机场、万庄经济区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再次，打造多层次银企对接平台，创新对接方式，拓宽合作渠道，利用好再贴现、再贷款等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中小企业融资对接平台，重点关注小微、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最后，拓宽票据融资渠道，加强外汇资金集中运作管理，积极推进涉外经济的迅速发展。

3.3 重视直接融资，降低债务杠杆

3.3.1 多层次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借助某些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优势，加大上市政策宣传力度，多市场、多渠道、多形式地逐步推进各类企业上市融资。引导银行依靠“投贷联动”等融资扶持手段，重点鼓励科技型创新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

3.3.2 落实推动债券融资渠道

全面落实贯彻《金融支持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加大非金融类企业债券融资的推介力度，逐步提升企业的认知度，完善债券融资协调机制，推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资产支持票据等债券融资工具的全面使用。

3.3.3 积极扶持投资基金设立

积极推动企业与各类投资基金公司的接洽合作，正面扶持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投资基金的设立。

3.3.4 利用产权交易推动股权融资

利用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如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产权交易中心等周边区域市场资源，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非上市企业开展碳排放交易、金融资产交易、文化产权交易、股权场外交易，促M区域间股权流动，提高非上市企业股权融资能力。

3.4 调整金融结构，推动转型升级

领会宏观评估政策框架，推动信贷总额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调整优化金融结构，研究相关政策，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多渠道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的倾斜。甄别不同行业的信贷需求，区别对待，针对性有步骤的促进产业升级，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趋势，重点发展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如新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产能过剩行业借助金融机构并购贷款业务进行兼并重组，综合授信新的重组企业。积极支持居民合理性住房贷款需求，有效落实差异化住房信贷业务。

3.5 防范金融风险，巩固金融稳定

加强风险预警机制，警惕交叉性、跨市场金融风险，加大重点行业和企业的风险排查力度，增强对票据类业务、新兴理财方式、连环担保、第三方支付、民间资本借贷等业务领域的风险关注，动态追踪资产扩张较快、轻资产类企业的资金动向。尝试构建债权银行为主导的共进退机制，强化风险会诊体制，鼓励金融机构不断贷、不压贷，共同协助企业渡过关键性难关。持续深化推进银、证、保稳定评估工作，定期排查风险隐患，严肃查办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金融系统依法合规高效经营，降低金融风险。

3.6 加强创新力度，实现多元化发展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探索金融一体化发展模式。尝试建立京津冀金融实验区，确保区域内的金融资金的统一调度、统一结算，设立跨区域审贷中心，建立跨区域大区商业银行分行，打造金融产品创新统一平台。

整合区域区域资源，完善区域性担保机构功能，提升担保实力，满足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需求。探索小微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加大对弱势企业和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融资担保方式。设立完善三农贷款准备金，积极补偿符合条件的三农贷款风险损失，鼓励贴息优惠利率的三农贷款，面向有资金回转能力并且符合支持政策的农业企业提供应急转贷业务，针对部分无抵押能力的农户开展小额贷款担保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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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维持和推动多边货币自由兑换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原则。这也充分体现在IMF的宗旨之中。IMF虽然经历了三次修改，且其生效以来的成员国与活动范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基金组织的基本宗旨仍维持不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的规定，基金组织的宗旨为：(1)为会员国在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协作提供所需的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2)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均衡发展，实现高水平的就业和增长，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3)促进成员国汇率的稳定和有秩序的汇率安排，以此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4)为会员国经常易建立一个多边支付和汇总制度，并设法消除妨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控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的融通资金，使其不必采取有损于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6)争取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时间，并减轻其不平衡程度。

根据IMF有关年报文件的概括，基金组织的根本目标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货币政策协调并监督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国际货币金融活动中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员国汇率的稳定、有秩序的外汇安排、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和保持国际交易之汇兑自由。

20世纪80-90年代中期，IMF 100多个成员国基本上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并准备进一步推进全面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但是，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日前严重的投机活动、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并未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当重视。最终，1997年7月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一种有悖于国际货币体系原则的现象出现了：一些原来已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智利等，在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又重新实话了资本项目的管制，一些发达国家也对短期资本流动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在偏离IMF与国际货币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现行货币体系多种汇率制度安排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各国推行了多种汇率制度，IMF所总结的八种汇率制度，确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多样化的国家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在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外汇交易规模日益扩大，目前日交易额已近2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外汇交易与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性越来越小，各种短期资金流动和衍生交易已成为决定和影响汇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现行汇率制度假设汇率浮动会对国际收支产生自动调节作用并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各国自行确定，自主管理，缺乏应有的国际监督与协调机制。同时，从各国实行浮动汇率的实际经验来看，浮动汇率制度本身有贬值的趋向，加之未受到有效监督，这一趋向更为明显。这也与国际货币体系所追求的物价稳定目标相悖。因此，多种汇率制度安排之下的汇率扭曲和无规则的波动成为常见现象，并成为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多种汇率制度安排的体系之下，首先是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的缺陷。在一战之前，各国执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那个时候，主张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各国经济运转是不可想象的。主张浮动汇率最有力的理由是：浮动汇率让国内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可以任意改变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来刺激经济，或者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对付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不平衡。但历史一再证明浮动汇率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相反，浮动汇率无一例外地总是导致通货膨胀、汇率动荡和经济波动。然而，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决策者（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IMF和世界银行的决策者）相信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协调世界经济运转，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就永远提不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动荡却永远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2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三、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信用本位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行的是美元与黄金并重的双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步入了浮动汇率时代，1978年，IMF成员国达成协议，宣布实行黄金非货币化，由此开始，步入到了现代信用货币本位时代，实行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对于这种货币体系，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是，这种货币体系，使得储备货币国家在几乎毫无保留的情形下可以大量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进而产生出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数量更为宏大的衍生金融资产，形成金融危机的诱因。

长期以来，这种多元化的信用本位制下，美元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很容易形成美元霸权：世界各国越是需要美元，美元的地位越高，则美元可能享受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尤其是经常项目逆差，并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例如，2003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84%。全球外汇交易68%是关于美元的，全球的贸易结算68%是通过美元进行的。

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元霸权，使得美国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福利：

1．获取“铸币税”

在何帆（2004）看来，美国获取的铸币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元，二是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为其国债支付较低的利率，这种利差也可以算作是铸币税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曾经对此进行了较为保守地估计，美国每年借助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到120亿美元[1]。此外，由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和投资者也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得以大力推行赤字政策，这也是铸币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铸币税带来的丰厚收益使美国大量进口的同时却无需等量出口。

2．享受“无泪赤字(tearless deficit)”

世界需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来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美国可以拿着源源不绝的用印刷机印出来的美元到世界各地进行采购，扩大国内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被高估了的美元价值使得美国不但将其他国家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即所谓的“无泪赤字”。

日本学者吉元川忠（2000）曾经对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美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日本是将自己贸易顺差所产生的剩余资金注入到美国，美国则利用这些资金维持市场繁荣和日本商品的进口，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日本贸易顺差的膨胀。说得极端一些的话，日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产品，并把这种现象当成了贸易顺差。当前，中国也购买了多达18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克鲁格曼(2003)强调，这是美国支持其贸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考虑到2003年，美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之间，美方赤字高达1240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差不多在重复当年日本一样的故事。

3．转嫁风险

其他国家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承担了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将美元贬值的方法，使它事实上免除大量债务。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就曾通过美元贬值变相减少海外债务。当前，亚洲各国持有约2万亿美元外国储备，其中，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到2005年6月底达到7110亿美元，约60%为美元储备。鉴于2002年以来美元已持续贬值，则亚洲各国面临的潜在损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美元贬值是阴谋，在转嫁国内经济风险，在变相获取亚洲国家的经济成就（谢国忠，2004）。美元贬值减少了美国的外债的同时，还可一定程度上刺激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

4．用货币影响他国政策

美元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国事实上成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汇率的决策部门，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波动来影响他国币值波动获取福利。比如，1985年，在美国主导下，通过了“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当前，美国又不断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向人民币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

四、世界金融一体化之下频繁的投机活动挑战IMF稳定汇率的能力

汇率监督是IMF的一项重要职能。IMF实行汇率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有秩序的汇况安排和汇率体系的稳定，消除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避免成员国操纵汇率或采取歧视性的汇率政策以谋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其后的牙买加体系确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汇率经常变动且变动幅度剧大，即使是美元，其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大得惊人，1998年7月，美元兑日元曾达到90年代的最高峰1：147，但到1999年10月，其兑换比价接近1：102。2002年，欧元与美元的最低兑换比例达到1：0.82，而其后受美元大幅度贬值影响，2005年欧元兑换比例一度高达1：1.42。汇率的剧烈波动，为投机者提供了外汇投机的温床，导致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动，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使一国金融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的偏离的幅度加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国际信用的乘数效应，使游资(Hot Money)成倍增长（据估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多达8万多亿美元）；另一方面，世界金融一体化的特征使游资生存的国际环境更具投机性。它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倾向性明显。在其冲击下，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当大量游资短期内集中侵入本国汇市时，往往高估东道国货币，从而不利于东道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导致经常项目的失衡；当大量游资逃离东道国时，又会使东道国货币急剧贬值，诱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当前的日交易量巨大的外汇市场上，仅仅从稳定汇率的角度看，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很难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有效干预。以1997－98年之间的香港为例，危机之前虽然其经济结构较为合理，外汇储备充足，外债几乎没有，却依然遭受到了投机者的狙击。即便是外汇储备量最大的国家日本，1999年9月以来，为抑制日元不断升值的趋势，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日元，买进了价值100亿美元，仍没能阻挡日元的升值趋势，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40个月来的最高点。可见，在当前的无序的汇率体系之下，不但有利于投机活动，而且极容易人为地制造投机机会、投机活动，进而导致金融动荡。于是，金融界期望IMF这样的超国家性质的国际机构在维护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希望建立某种机制，以对日益泛滥的国际游资进行有效的监管，对猖獗的国际投机活动进行某种必要的监管。

五、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之下，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涉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即所谓的“伙伴风险”在不断增大。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风波接连不断，如1992年席卷欧共体各成员国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日本出现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巨额不良资产危机，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显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伙伴风险”以及有效监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继爆发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各国的金融波动，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一个超国家性的组织从全球范围内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

篇（8）

金融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给各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业务合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从而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显得脆弱，所受到的影响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风险防范与监管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凸显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国际化状态。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之后我国开始建立起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行业为支柱的金融产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提高了各国政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近年发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环境变化时就有可能被放大并产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银行业

我国银行业遵循审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对外开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原因，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1、信贷质量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信贷质量恶化。这些不良贷款的增长，在银行发生信用问题时风险有可能被放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导致银行业进入一种表面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实际上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房屋空置率超过国际警戒线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所以，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置银行信贷质量，否则银行业就极有可能发生危机。

2、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大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尤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由于目前银行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在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没有存款方面的顾虑。尽管如此，基层单位却依旧出现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的现象，放贷方面普遍存在着盲目放贷、违规放贷的问题。

3、资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率长期与此相差甚远。与此同时，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其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高风险、低资本的现状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的问题。

4、内部监控机制薄弱

我国银行业依旧缺乏良好的权力监管机制，业务流程不科学，监督不力，表现在对操作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按理应是内部控制机制更为严格的部门，但屡屡发生的内部监守自盗问题，说明现有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银行业的内部监控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二)证券业

我国证券业自1992年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我国股市自建立起就遗留下很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国股市很难摆脱政策市和暴涨暴跌的困境，这使得国内证券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

1、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投资心态不稳定

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很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因此，沪、深两市自开市以来就表现为股价的暴涨暴跌，价格波动幅度巨大，这除了市场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态的不稳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2、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证券业融资都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极其有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债券融资占到整个融资渠道的大部分。美国资本市场中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当年未偿还的债券额度都分别占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公司债券的筹资额度为同期股票筹资的3倍，成为美国公司主要的筹资渠道。由于这种筹资渠道不仅仅能吸取大额资金，而且能够传达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显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信心，因此，美国公司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3、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而来，国有股占绝对比重，“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导致了我国公司特殊的委托问题——“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使银行债权约束表现出无效性，债权人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无法进行股权的治理。一旦出现国际股市的异常，“内部信息”相应放大，就会人为加大股市的不稳定性，引致垃圾股驱逐优良股的现象，从而降低股市的质量，增加股市的风险。

(三)保险业

我国保险行业自建立以来，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长速度，但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1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公司实力普遍比较弱。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中资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日益凸显。

2、资金运用效率低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限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这样的限制导致了我国保险资金大量囤积于国有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每一次利率的变动都会使保险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损失，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监管

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1997年颁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颁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2000年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我国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在保险监管方面，我国1999年成立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建设相对落后，这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保险业规模较大，细节繁琐，其内部监控也没有达到快捷有效的程度，这些缺陷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保险业的市场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者，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不但加大了企业的依赖性，也使得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减小。目前，急需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缺少体制外的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金融业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贷款结构，关注那些具有国内市场需求前景，能够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大中型客户，在贷款规模上向它们倾斜。避免过度依赖外向型企业的传统习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分散转移能力，优化贷款结构。

2、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要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实行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创新，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之路。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与金融机构本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3、加强金融机构风险资产价值计量和风险度量

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风险资产定价方法和定价工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及时计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资产定价体系。在风险度量方面，要大胆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改进，通过实际检验，逐步建立更科学、更符合我国自身特点的风险度量模型和工具，为决策者提供详尽的风险信息。

4、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在整个宏观层面，应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对金融市场货币流量的监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及时将有可能引致金融风险的信息传到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篇（9）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汇率、利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要素互相影响，金融市场按全球统一法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钱趋于同等，巨额国际本钱经由过程金融中心在环球范围内敏捷运转，从而构成环球一体化的趋向。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初，跟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作、1972年美国通货膨胀的飞速加快，首要发达国家进入“滞胀”时期 。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极力推进经济全球化，随后由欧美波及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改革，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可总结为三点：其一是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交通运输变得更加快捷，通讯技术得以迅速进步，这些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资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时空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其二是70年代初；其二是70年代初，固定汇率轨制的解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新兴市场的异军突起，新自由主义的海潮，信贷自由的进步；其三是各??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推动。但是货币资本循序渐进地实现对投资部门标的目的和节奏的管制，这个过程从中国扩张到国际范围，各个国家间资源的流动使每个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对财产发生转移和变化从而对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控制力发生一系列的变动，这个才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动因。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三点：投资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机构及其资产收益的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下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金融全球化导致一场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潮流的角逐竞相展开；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做金融全球化的弄潮儿，而不是在角逐中丧失竞争地位，淹没在洪流中；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状况，在全球金融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便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详细阐述。

（一）中国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新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在之前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时候吸收了部分当地自然人入股，其主要是投资给当地事业单位，财政，企业，是在以往基于服务于地方、服务于市民、服务于中小企业而出现的。在初期确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快速扩张，但在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上升动力不足，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协调区域化发展，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以跟随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关系密切，因此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受政府干预较大，其发展历程中的几次战略定位，变迁也是受政府主导的，这种变迁是强制的。因此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战略定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跟国外银行和中国工、农、中建四大行比较而言，没有差异化优势，没有清晰的战略定位，没有较大的竞争力。

（二）金融全球化增大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是由20世纪80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2001年增资扩股，提高了风险抵抗力，而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银行面临着国外银行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国际银行时间较短，实力距中、农、工建四大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进入稳定大型银行阶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受国家政策照顾，自身竞争力较国际银行不高，抗风险能力差。跟着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部门行业不景气和市场利率化历程加速致使利差收窄的情形呈现，城商行的信贷风险、不良贷款不竭上升，面对的资产质量压力不竭加大。金融全球化又使得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和国际银行一起竞争，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将面对更大的经营风险。金融全球化冲击着传统商业银行的布局；金融全球化的金融要素重新配置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管理重心偏移，经营风险加大。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不高

开放、平等、协作是目前各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理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依然处于追求地域，追求速度的陈旧理念，对新的创新理念，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技术能力提高带来银行品牌价值的提升认知不足。随着金融全球化，西方商业银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理念有很大区别，并且西方商业银行注重潜在客户的开发；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传统经营理念和文化还未和西方商业银行带来新的理念文化相适应，传统经营理念遭到挑战，陈旧的经营理念将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只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相比其他闻名中外的银行更加没有品牌优势。

三、商业银行发展对策

（一）全面思考相对优势，深化战略定位

近年来，深化战略定位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翻阅资料获悉，在2014年一部分银行分析研究它们自身优势特点和周围环境之后，找到了更适合它们自己发展的道路。比如郑州银行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专注于商贸物流的银行、精益求精的社区银行和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专家，而嘉兴银行又在现代化的今天，决定将科技融入金融，泰隆银行将电商作为主攻标的目的、摩拳擦掌“立等贷”，哈尔滨银行开始提供对俄金融服务，威海市商业银行开通的对韩特色服务，苏州银行建立三农业务部、推出三农产品等等。上述银行只占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一小部分，或许借鉴它们的战略能够帮助其它各地城商行正确的定位自己，抓住自己的发展机遇。

（二）加??金融监管、提高风控能力

篇（10）

企业债券的最大特点是募集资金指定项目用途，能够为项目建设提供“点对点”融资支持。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了城市停车场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双创孵化、配电网改造、绿色债券等七个专项债券发行指引，这些专项债券是在企业债券制度框架内“量身定制”的债券品种，主要是针对相关行业和产业发展特点，统筹各项债券支持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相关领域并发挥示范效应。2016年，上述专项债券核准规模达到1115.1亿元，其中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495.2亿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248.8亿元，有力支持了相关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建设。此外，为积极支持企业降低杠杆率，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率先推出了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品种，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债券资金与债转股项目直接挂钩，解决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融资难题。

二是开展融资政策巡讲，打通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为更好地推动融资政策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11月启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融资政策巡讲，巡讲专家包括研究机构、企业债券技术评估机构、证券公司负责人等，巡讲内容既包括企业债券的政策解读，也包括债券的实务操作和典型案例，巡讲对象为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分管融资工作的负责人，相关部门以及地方企业有关负责人。截至2016年底，巡讲已覆盖17个省区市，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完成全国所有省区市的巡讲工作。此次巡讲活动参与度高，覆盖面广，各地高度重视，平均每场参加人员超过300人，巡讲过程中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和政策答疑，受到了各方尤其是债券发行人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三是简化申报审核流程，主动探索向企业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过渡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企业债券的受理和业务接待全部在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实行阳光审批，并在60个工作日内按时办结。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探索企业债券由核准制向注册管理制过渡的有效途径，将企业债券审核中的合规性审核、财务指标审核等技术评估工作委托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两家技术评估机构负责，建立了完善的技术评估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则集中精力负责品种创新、准入和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制定。

四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企业债券事中事后信用监管方式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进企业债券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开发完成了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信息系统并上线运行，整理了相关机构的基础档案资料和债券业务数据。二是开展了企业债券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价工作，通过案例评价、社会信用评价、主管部门评价、发行人评价、技术评估和登记托管机构评价、市场机构评价、专家评价等多个评价维度，对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债券承销、发行和存续期管理行为进行全面评估，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并纳入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以督促相关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