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之阶段性成果。）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教育体制近十年来出现的新尝试，如何建设自己的办学内涵，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全新的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知识现状、学院的教学现状，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本文针对笔者在独立学院承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推行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出若干粗浅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切合学生实际知识结构与学习诉求的最佳教学途径。

毋庸讳言，独立学院所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基础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笔者曾在汉语言专业四个年级的班级进行过问卷调查，问卷中罗列的问题从中学阶段是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兴趣？是否主动参加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上大学之前是否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到进入大学以后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无变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85%以上学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由此可见，中学阶段以高考取得高分为目的语文教学使得一部分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兴味索然，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学就等同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是老师强行灌输、注入于他们心田的，学生只需要机械地去背诵、接受即可。因为学生并没有被激发起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没有养成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学精品的浸润、熏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怀，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头脑中关于古典文学零碎的知识碎片，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荡涤殆尽，他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领悟力存在着先天不足，故而，进入大学后，他们会带着某种成见来面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独立学院教学对象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笔者的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了独立学院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习诉求与最佳教学途径。下列问题引起了接受调查的学生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学，你对此抱有何种态度？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古典文学并没有过时，学习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的为自己修身养性；你希望教师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讲授古代文学？98%的学生回答是，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你觉得采用n+2教学改革模式①的学习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很好。

通过调查了解，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有着比较强烈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愿望，只是他们更加渴望这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能够立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现状，能够为他们健全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进而为将来步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提供实际的能力培养。

二、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目标不明确。

独立学院要创出自身特色，培养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它的“新”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的，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转型革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文秘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学时较长，内容广博，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独立学院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学校甚至将这门课程直接当做“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为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与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缺失对古代文学优秀作品魅力的直观感悟，凌空蹈虚的理论概述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会引导学生去应付教学、应付考试，使得他们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就能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轻松过关。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与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愿望想去甚远，而且学生走出校门也定会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构不完善。

独立学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学，所以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先天嫁接母体，教学基本上延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素质培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教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实践教学的环节，也往往多半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较单调，达不到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需要；课程考试多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法，实践教学的成果无法反映到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中。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学院发展速度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种量的增长，不乏一些学校在盲目地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专业，无暇顾及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无力量投入经费保证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实践教学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生实践训练不足，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四）实践性教学所需要的指导教师较为匮乏。

由于独立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进的老师都比较年轻，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外聘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固定的教学团队，良好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又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自身的知识储备、科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因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或是指导实践的教师频繁变动，实践教学自然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吸引力。实际上，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质量，已然成为了能否推行实践教学的瓶颈。

三、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一）确立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独立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应该简单地把这门课程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操。“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不仅具有开拓新知识的创造力，而且具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具有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分子，他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应该具备乐观豁达，积极向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内涵，不但完全能够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还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优美意境，润物无声地发挥对学生理想人格的熔铸作用。袁行霈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创作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会对一种新生活、新的性格，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2]

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重点要求学生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实上，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所以，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

在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要求根据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以就业作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具的具体要求，着重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能力：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能力和分析归纳与综合鉴赏作品等专业技能。第二是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通过古注阅读古典文学原著，具备文本解读的基本能力；能够检索使用文献资料，并且把握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具备独立撰写文学专题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的能力。第三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从事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职业，诸如文秘、新闻、传媒等职业所具备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与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措施。

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如何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通过我们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以下措施效果颇好：

首先，任课教师要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有明确的认识，课堂教学要围绕形成学生能力为核心而展开。具体做法是，通过古典文学原著的精讲来建构学生听说读写实训的基本内容。譬如古典诗词的讲读，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鉴赏和了解古诗词体制常识层面，而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鉴赏技巧的同时，能够自己去作诗和填词，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训练，以学生的古诗词创作代替传统的课后练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了学以致用，强化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学习兴趣的目的；“文读百遍，其义自见”，古典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诵，课堂教学中，适当组织学生学习吟唱古典诗词作品，或者进行诗词的背诵与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去体验作品的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以及对传统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播放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声像资料，以更加灵活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片段排练成话剧或情景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演出，通过场景的再现，真正引领学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们作品所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笔者曾在讲授屈原《九章》和司马迁《史记》的时候，就曾让学生自导自演过《山鬼》和《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学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学生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为目标，拓展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要时常有一种引起学生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意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并给学生提点一些思考的门径，让学生课下去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方案。另外，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骤与计划让学生参与一些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让学生去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而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师要注意培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的氛围，注重发挥一种积极参与的群体效应。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组，以团体的形式让学生分工协作去制作一些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兴趣成立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阅读感受；也可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小组，由教师给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利用团队的优势去锻炼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检查。独立学院课程改革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种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实处并且使任课教师和学生都看到实效。从学院教学管理的层面来说，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的办法，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常态化，从具体任课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担负学生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而且也要负责考核检查学生的实践成果。

（三）完善实践性课程的管理体系。

独立学院推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着眼于课程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制定好本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教学质量规格、反映实践教学成果的考试大纲、实践性教学指导纲要等教学文本，从体现实践性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出发，不仅结合每章的教学内容，设定考核目标作为评价实践性教学效果和实践性教学目标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统一的实践性教学质量规格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课堂延伸的学习内容的指导，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和具体学习要求，使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能将自己锻造成为人格健全、具备一定实际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释

①“n+2教学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种教学、考试模式。其中n是指教学的动态化管理或教学过程考核，包括课堂实践、讨论、考勤、作业等，原则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读书笔记加期末考试。这三项考核成绩构成本课程最终成绩，其比例是40%+20%+40%。

篇（3）

对于初登敦煌文学殿堂的学生来说，总论是一部关于敦煌文学的知识总集，也是敦煌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南宝典。而对于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前辈来说，总论提供了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新思路，更兼详细介绍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分而言之，伏先生的总论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本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说是一个“总”字，作者对前人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成果尽量广泛吸收，囊括无遗，并且详加梳理与评议。别具匠心的是，伏先生对敦煌文学的文体进行了细分，将敦煌文学分为经典文学、唐诗、白话诗、歌辞、俗赋、小说、讲经文和变文、婚仪文学展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稿还收有《敦煌佛教歌曲综述》和《敦煌岁时民俗仪式与文学》两章，碍于篇幅等原因被最终删去。但仍然由此可见伏先生编写此书务求完整细致的严谨学风。该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从大量敦煌文学写卷的基本情况谈起，以写卷为中心描摹了敦煌文学的实体形态，给读者以极强的现场感。同时，作者还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及其整理研究状况做了全面的审视，抓住每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线索从各方面进行审阅性的研究。可以说总论无论是搜集作品范围之广还是对具体作品考论之深在目前敦煌文学研究领域都是系统而领先的。

其次通过对敦煌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揭示出历史记载之外中国文学流传、发展、演变的途径，这是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中所难以寻踪的。例如第八章讨论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时，伏先生从历代文人作品集中翻检文章（崔S《博徒论》、鲁褒《钱神论》、刘谧之《庞郎赋》、元顺《蝇赋》等等），联系敦煌俗赋的研究，将敦煌俗赋从体制上分为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不厌其详地用作品说话，使得读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文体的性质及流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伏先生本人独特的研究成果。伏先生通过大量资料充分论证和剖析了俗赋的特点，提出了自己对俗赋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深刻认识。人们向来认为用近似于白话的通俗语言写成的赋即为俗赋，但这个概念较为笼统，不能深刻揭示俗赋的内涵。“敦煌的俗赋”一章先对俗赋的文献载体进行了罗列分析，并对俗赋的概念、特点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界定、剖析，认为俗赋是秦汉先民进行娱乐的形式之一。俗赋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间讲诵伎艺，是流行于秦汉时期朝野上下的一种文艺形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以通俗浅显为其特色，这与其他类型的赋体追求典雅华赡恰成鲜明对照。伏先生对敦煌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歌谣体俗赋的考述，不仅对俗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认识敦煌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研究敦煌歌辞时，学术界大都围绕着敦煌歌辞本身的文字、词语、意象、用韵和分片进行的，而对于其所存在的具体写卷的整体普查和探索以及敦煌歌辞的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不够重视。而总论则在介绍敦煌歌辞时，结合文献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内容和方法，从敦煌歌辞写卷情况、敦煌歌辞的用途以及敦煌歌辞用语习惯等方面分别展开了讨论。在论述敦煌变文的时候，总论通过先秦两汉时期的故事图像和面对图像的讲故事、诵诗赋两个具体问题的考证，说明类似于变文的看图讲诵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存在，从而进一步有力支持了变文起源于本土的观点。就连学术界广泛关注反复研究过的敦煌唐诗，总论也能够别出心裁，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唐诗的价值，然后重点结合传播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和应用。

篇（4）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贾宝玉；光源氏；对比

一、作品简介

《红楼梦》成书于中国封建王朝末期，作者曹雪芹经历了家道中落人生悲喜后，思考历史趋势，结合生平经历，淡看时间沧桑，十年呕心沥血终于谱写出了位于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旷世经典。它以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腐朽生活为全文背景，以宝黛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衰亡为情节，揭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揭示出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而《源氏物语》比《红楼梦》的出现早700年，由平安时代的没落贵族紫氏部执笔完成，它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完整的长篇散文体写实小说，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峰。作者紫式部主要描写了源氏的爱情生活，他在俊丑不一的一堆女子中努力追求情爱，在政治仕途上一心追求一席之地，但人生的可悲和虚幻，最终使他万念俱灰，丧命中年。故事以平安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奢华糜烂的贵族生活和在冰冷的环境中的身不由己，以及极度渴望爱情滋润的人性。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体现了虚无观和对无常命运深深的哀伤。

二、男主人公对比

男性作家曹雪芹和女性作家紫式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绘了她们的复杂性格与丰富心理世界、艰难的生存境况和悲剧性的命运。《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性，但是由于作者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受所处时代的限制与作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笔下的男主人公人物形象不可能是相同的。

（一）唯美。对于《红》和《源》这两部文学巨著，都以一个男主角展开描述，而在人物设计和写作手法上，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紫式部，都给予了笔下的男主人公从内到外的极尽完美。

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单是外貌就芳华盖世，无人能及。其次，在性格设定上，又赋予了宝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超凡脱俗，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侍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的充满了唯美气质的理想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光源氏的刻画也展现出了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是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由此可见光源氏的容貌之秀美。接着，光源氏又被赋予了绝世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与宝玉极为相似的是，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家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

（二）泛爱。纵观两组作品，《红》和《源》的男主人公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是香韵缭绕的女儿国，对于女性，贾宝玉和光源氏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都具有泛爱的特性。但是，由于贾宝玉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 ‘泛爱’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体现了最初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对女性的欣赏、赞美、关心、照顾，可谓一副菩萨心肠，而不求回报。总体来说，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

而与之相对，光源氏的‘泛爱’，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连，他作为一个为仕途地位奋斗终生的封建阶级代表，对于女性的爱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对于女性的情感更多的体现在对情人的温存体贴，有情有义，悉心照顾上。

（三）悲观。《红》和《源》在人物描写上都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与身边女性产生感情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但是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成为苦的化身。最终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得到最终的解脱和救赎。两部作品都满载着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无常观念，处处体现着悲彩。

贾宝玉作为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外表光鲜，锦衣玉食，但内心却一直不得平静，对表妹黛玉深爱，却不能违背家族意志娶了表姐宝钗，抑郁不已。对社会陈规的抵触，对家族约束的不认可，在成了他彷徨的生命轨迹，最终家道败落，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回归太虚幻境。

光源氏是世人眼中的美男子，光彩动人，人人羡慕，但是每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就多一分愧疚，在众多情人的相互妒忌中愈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更是由于爱侣紫姬去世，最终悲观厌世，一心渴望早日遁世，终于还是归隐佛堂，悄然逝去。透过源氏的身世命运，从他的用世，到玩世，最终超世，映射出了佛教人生苦海无涯，四大皆空的观念，

三、主题思想类似的原因

比较两部作品，虽然成书于不同年代更是在不同的国家，但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发展方面却惊人的相似，分别谱写了一道缠绵婉曲的封建主义末世哀歌。两部作品都以大量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上流阶级社会的荒奢华，但这种盛世场面更多的是为了结尾的哀伤做出强烈对比只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世事无常的哀叹，也体现出盛极必衰的社会发展规律。两位作者在抒发悲剧主题时对封建贵族必将没落的预见，并不是巧合。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社会制度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更是处于相同的东方文化体系，侵染着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东传，都为两部作品的内在气质相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

篇（5）

3."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朱传棨，ZhuChuanqi

4.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张洪波，ZhangHongbo

5.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的思想袁银传，乔翔，YuanYinchuan，QiaoXiang

6.人学观的历史变革及其当代启示赵士发，ZhaoShifa

7.人学视野下的马克思实践范畴李志，LiZhi

8.科举文学与"科举学"刘海峰，LiuHaifeng

9.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陈文新，ChenWenxin

10.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余来明，YuLaiming

11.影视与文学名著的日渐疏离金宏宇，原小平，JinHongyu，YuanXiaoping

12.影视的传播与文学的接受简敏，JianMin

13.中和性人格的心理学分析谷传华，陈会昌，GuChuanhua，ChenHuichang

14.中国早期者的宗教观蔡双全，CaiShuangquan

15.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张万杰，ZhangWanjie

16.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方秋梅，FangQiumei

17.试析近代早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张佳生，ZhangJiasheng

18.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刘涛，LiuTao

19.从科技新闻看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之缺失秦志希，王琼，QinZhixi，WangQiong

20.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讨论述评崔萍，CuiPing

21.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全国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陈熙

22.全方位地把握东方戏剧文化的特征——评《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康保成

23."2008武当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徐萍，陈方园

1.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骆郁廷，LuoYuting

2.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洪小兵，HongXiaobing

3.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段德智，DuanDezhi

4.现代民主视域下的禅宗制度陈洁，ChenJie

5."此在"——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唐桂丽，TangGuili

6.在知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深层次剖析欧阳英，程晓萱，OuyangYing，ChengXiaoxuan

7.比较哲学与意义问题费定舟，FeiDingzhou

8.沈祖棻的生年及其他吴志达，WuZhida

9.论沈德潜的宋诗观王炜，WangWei

10.清代神鬼剧、凶戏之禁毁丁淑梅，DingShumei

11.妙玉的修行与方外的悲剧胡晓明，HuXiaoming

12.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胡丽娜，HuLina

13.流水对类型新论罗积勇，张鹏飞，LuoJiyong，ZhangPengfei

14.《诗·大雅·荡》中"荡荡"等词语辨释罗庆云，LuoQingyun

15.评林则徐对两湖盐务的整顿及其成效萧致治，XiaoZhizhi

16.论晚清的财政搜刮蔡国斌，CaiGuobin

17.明代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考辨邱进春，QiuJinchun

18.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刘春玲，LiuChunling

19.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张才圣，吴友法，ZhangCaisheng，WuYoufa

20.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陈从阳，ChenCongyang

21.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大众媒介的功能异化及后果郭小安，GuoXiaoan

22.视觉传播符号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解读陈祁岩，ChenQiyan

23.20世纪道教文学研究的历史性总结——读《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有感陈文新

1.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汪信砚，WangXinyan

2.中国者论苏联哲学普遍性——论中国哲学与苏联哲学源流关系何萍，HePing

3.乾嘉时代之前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片论吴根友

4.从墨家"名"论看其语言哲学思想刘湘平，LiuXiangping

5.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彭传华，PengChuanhua

6.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彭公璞，PengGongpu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孙邦金，SunBangjin

8.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黄敦兵，HuangDunbing

9.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刘元青，LiuYuanqing

10.当代西方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评析陈食霖，ChenShilin

11.略论生态学的消费价值观万健琳，WanJianlin

12.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视角刘小英，LiuXiaoying

13.关于《牡丹亭》和青春版《牡丹亭》的研究郑传寅

14.《牡丹亭》与宗教智慧郑传寅，ZhengChuanyin

15.妙在离合之际——论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整编何博，HeBo

16.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邓斯博，DengSibo

17.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建国，WangJianguo

18.生命与历史的迷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谭玮，TanWei

19.音乐剧《猫》的成功之谜孙琳，SunLin

20.现代汉语"不料"复句考察刘平，LiuPing

21.美国内战前关于问题的论争宋云伟，SongYunwei

22.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分期问题李新宽，LiXinkuan

23.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探析徐建华，XuJianhua

24.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令刘礼堂，熊燃，LiuLitang，XiongRan

25.南朝"行事"考鲁力，LuLi

26.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Х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乜小红，NieXiaohong

27.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实态万军杰，WanJunjie

28.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拓新张建民，ZhangJianmin

29.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徐斌，XuBin

30.试论广告传达意识形态信息的方式阮卫，RuanWei

3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刘静慧，LiuJinghui

1.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冯天瑜，FengTianyu

2.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吴宗杰，WuZongjie

3.论"封建"的内涵叶文宪，YeWenxian

4."封建"名实问题管见聂长顺，NieChangshun

5.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孙建军，SunJianjun

6."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周光明，郑昱，ZhouGuangming，ZhengYu

7.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武德庆，WuDeqing

8.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张应凯，ZhangYingkai

9.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孙金华，张国富，SunJinhua，ZhangGuofu

10.选择与会通: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张西山，ZhangXishan

11.试论思维的基本特征陈东明，ChenDongming

12.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李维武，LiWeiwu

13.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高瑞泉，GaoRuiquan

14.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秦平，QinPing

15.秦、楚文化对战国至秦汉统一格局影响之比较研究胡克森，HuKesen

16.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薛泉，XueQuan

17.《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曹金钟，CaoJinzhong

18.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闵泽平，MinZeping

篇（6）

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

篇（7）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篇（8）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1]。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1]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2](P.587)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3]。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4]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5](P.64)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综述》[7]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等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8](P.62)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过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对行业自身的发展、人们的择业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带来不良影响。

一、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1.1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劳动者收入的非市场化，劳动者的工资背离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导致劳动收入的不均衡。而同时资本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国家垄断部门限制个人资本的进入，使某些行业的利润十分高。

1.2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

在我国，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电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石油石化行业等垄断性行业是高收入行业的主体。这些垄断行业都是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具有政企不分的特征。2005―2008年，林业、农业、畜牧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七个行业一直处在平均工资最低的十个行业之中，而证券业、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航空运输业、其他金融活动、烟草制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等八个行业长期雄居平均工资最高的十个行业之列，这八个行业中除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外，其他六个行业均为通常所说的“垄断性行业。

1.2.1 行政性垄断是垄断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垄断以形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是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后来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的、唯一的行政性垄断转变过来的企业，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经营利润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业内部，不许其他企业分享，这是垄断性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1.2.2 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性行业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有的是凭借自然资源的条件形成自然垄断，有的是凭借提供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为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必须实行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垄断。我国国有垄断企业较多考虑自身利益，对垄断产品和服务盲目提价，将本企业过高的劳务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1.2.3政府职能与管理错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 “政企合一”部门，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实现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我国对自然垄断价格一直实行严格的政策管制，垄断企业只有价格建议权而没有价格决定权，这就忽略了市场供求关系，使垄断企业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地位。这也是垄断性行业高利润、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1.3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因素

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带有倾斜性的政策以及政府权力的经济化导致了行政垄断，使那些受益的垄断行业享受着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或个人的收入。而一些相关的政府机关凭借其权力也在不断地强化本部门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平。

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对策及建议

2.1 完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培育并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要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全面开放垄断性行业内外部劳动力市场，清除国有垄断性行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的壁垒，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把扭曲了的劳动力价格机制转变过来。

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尽快实现资源配置无行业特权或行业歧视，使各行业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平等的权利，既不享受特惠，也不遭受歧视。

2.2 引入竞争，打破自然垄断，实现各行业公平竞争

首先要科学界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算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方面，对自然垄断性行业，业务职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加强管制；但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除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垄断外，应当尽可能地解除某些不必要的垄断，从而缩小行业之间的过大的收入差别。

另一方面，对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要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政府要尽快清除各种市场准入壁垒，要最大限度地引进竞争机制，改变独家经营和部门内单一所有制的局面，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地进入、退出，以取得竞争活力。

2.3 限制行政垄断

政府重建规制结构应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放松规制入手，松紧结合进行结构重建。政府应努力促成垄断性城市公共事业价格构成体系的完善，鼓励社会竞争机制和非对称规制政策的实施调整，建立独立、公平、公正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规范政府监管的配套措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准确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企业从自身出发深化企业改革，做好规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垄断性行业的救济与制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充分培育和发展民间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团体组织。

2.4 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市场缺陷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离，切断某些行业、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从体制上彻底消除行政性垄断的基础。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加强管理和控制。全面改革现行工资制度。国家应加大对垄断性企业工资外收入的管理力度，规范企业支付给职工的福利标准，规范管理账外收入；加强对垄断性行业收费的监督检；制定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指导线。

2.5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行业收入较低的从业人员应该加以社会保障。加强对困难企业、困难行业的监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困难企业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帮助困难企业和下岗职工克服生活困难，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环节。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在全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参考文献

[1]汪雷,张武强.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铜陵学院院报,2006,(5).

[2]魏军.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霍爱英.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失衡问题分析[J].企业经济,2008,(6).

[4]潘胜文.典型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状况分析及对策[J].中州学刊,2009,(1).

[5]林依娴.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现状及其调节政策[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8,(1).

“宽恕、仁慈、博爱”是基督教世界从《圣经》中引伸出来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观念。这里所谓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对应于世俗的人道主义，即抛开上帝而言的人道主义。然而，西方世俗的人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以后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时代的上帝。这个时代的人所关注的人道主义是基于上帝的名义而对人类进行关爱的人道主义，即“以上帝的名义关注人、关怀人，以消除人类的苦难，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这里所讲的完善的道德就是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观念。

宗教与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讲，两者都关注“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和人的归宿问题，都是努力让人的心灵得到慰藉”。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宗教意义范畴，成为一种对西方世界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即使是文学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英美文学更是如此。文艺复兴帮助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压制中苏醒过来，摆脱了套在人类身上的基督教精神枷锁。但是摆脱了基督教桎梏的人类很快便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日夜困扰着哈姆雷特的生与死的问题实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危机，是上帝缺失后的精神危机，是理性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的人类又试图回到他的怀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以为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和上帝统治的人们所经历的狂喜、狂妄、放纵、在满足人类自身自然需求的同时，其实也是对“宽恕”、“仁慈”、“博爱”的世俗化阐释。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同样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批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基督教思想也被作为封建权威的帮凶受到攻击。英美感伤文学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张对个性的尊重，宣扬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但这其实也是对基督教所宣传得“宽恕”、“仁慈”、“博爱”的一种世俗化的阐释。

到了二十世纪的英美，随着尼采发出的那一声“上帝死了”的呐喊，尤其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全面崩解。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没有了善恶之分，没有上帝与魔鬼之分。没有上帝，一切都成了虚无，人的自身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怀疑。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那个空荡、阴暗、凄凉的世界，那种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生；乔伊斯笔下的那种孱弱无能、平庸俗浅、孤独、失望、忧郁的生命形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令人沮丧的精神荒原都是对“宽恕”、“仁慈”、“博爱”这种传统的基督教观念缺失后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因此，人类尝试着借助文艺复兴或思想启蒙运动打碎精神领域枷锁的同时，又试图回到基督教统治一切的时代。莎士比亚呼唤理性的到来；班扬倡导了基督教世界的“天路之旅”；弥尔顿奢望“复得”失去的乐园；艾略特则企图借助种种神秘的意象重新唤起现代荒原世界对基督教王国的复归。此时的“基督教从外向内在深化，上帝不再是一种强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实体的意义，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与顿悟，一种内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理”（肖四新 56）。基督教观念的这种内向转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乃至二战以后的当代英美文学当中。“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承认”（费尔巴哈43）。人对自己声音的关注，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现当代英美文学中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关注正是这一变化的深刻体现。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应该算作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都试图逃脱基督教的束缚，却又在无意识之中不断地回到它身边来。福克纳对基督教也没有太多的信任，他的作品没有描绘上帝和上帝身边的众神，而刻画了许多像神一样的实实在在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结。《在我弥留之际》中的死去的母亲就像上帝一样一直左右着她的家人，就连《喧嚣与骚动》的结构模式也效仿《圣经•新约》中福音书的结构模式。这几个例子最后再一次证明，“即便是与基督教文化针锋相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不能摆脱其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现代主义文学始终被笼罩在它的阴影和迷雾中，我们也只有将它还原到这一背景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认识它”（曾艳兵 19）。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如此，当代文学如此、近代文学如此，古代文学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国文.英国文学中的基督教情结[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肖四新.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J].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5卷第4期.

肖四新.论基督教观念在西方文学中的嬗变{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夏茵英.试论基督教伦理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J].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永卫，（1971-）男，山东莱芜，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