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特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满族形成于 17世纪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古籍中记载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先祖，以后不同朝代史书上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人，都是肃慎人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明代女真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到了 16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女真为核心，吸收汉、蒙、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了满族。 1635年，皇太极颁布了一道谕旨，规定：“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1]

满族于 1635年正式定名为“满洲”后，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发展是与民族发展同步进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认真研究满族复杂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满族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满族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继承性。骑射是他们继承先祖的传统，成为满族最直观、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满族形成时期以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强调骑射和坚持骑射。清朝历代皇帝无不大力提倡骑射，还采取具体措施坚持骑射，骑射在满族中形成了风气。满族的先人女真人生活在东北大地，特别是长期生活在黑山白水之间，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渔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他们把狩猎称为打围。据《柳边纪略》记载：“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 ’。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次相逼，名曰 ‘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晌亲友。 ”[2]满族不仅把骑射作为生存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皇太极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 ”[3]皇太极这段话，很好地说明骑射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清朝还把骑射作为对满族子弟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八旗学校的必修课，还规定八旗人考取进士，要考骑射，合格者可入考场，不合格者没有考试资格。

满族在治国方略中，不断强化骑射文化。在满族同明王朝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俘获了大量的明朝官兵，并加以任用，因此，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满族的大臣们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劝皇太极要效仿汉人的服饰。皇太极看到了满族文化可能被汉文化冲淡的趋势，他便以《金史》为鉴，告诫群臣要坚持满洲的骑射传统，骑射是满族的核心文化。崇德元年（1636年），与群臣谈《金世宗本纪》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享乐无度，效汉人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重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然，国遂灭亡。 ”[4]皇太极把能否坚持骑射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可见皇太极坚持骑射文化的决心。同时在举行大典、阅兵、出猎，皆命较射，以推行骑射。对故意推辞不射的官员罚银、降职。入关以后，清王朝的历代皇以“国语骑射”为满族的根本，时加训戒，使骑射文化成为满族独立性和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满族在吸纳汉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混而不过”的原则，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满族文化才没有被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汉文化所代替，而是在借鉴中发展保持了满族文化的独立性。

至于满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服饰饮食、起居娱乐、婚嫁生育、丧葬祭祀、伦理道德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满族文化在继承中发展、丰富，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性。

二是满族文化的兼容性。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对先进的文化加以兼容、吸收，进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 16世纪生活在辽东山区的满族，还处在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它周围的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在经济文化上都领先于满族，所以满族文化主要吸取了汉族、蒙古族的文化。皇太极曾说，满族和蒙古族虽然语言不同，但衣帽服饰相同。满族积极吸收蒙古族的文化，满文就是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文字创制的。蒙古族又与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满族又通过蒙古族学习吸收藏族的文化。皇太极对优秀的汉族文化更是积极吸收，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次。整个清代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八旗子弟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的政治伦理学，对满族文化的改造、丰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皇太极要求满族子弟入学读书，不读书就不许他们披甲出征，建功立业。这反映了皇太极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皇太极时期，学习汉族文化实行科举制度，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首次进行科举考试，取中 16名举人。崇德三年（ 1638年）八月，再次开科取士，取中举人 10名，另有一、二、三等生员 60余名。对中举的优秀文化人委以重任，派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去任职。皇太极还特别注意对汉文书籍的翻译。天聪三年（1619年）三月，皇太极下令：“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 ”[5]通过翻译汉族文献，学习汉文化，提高了满族的文化修养。译有：《刑部会典》《三国志》《孟子》《资治通鉴》《大乘经》等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又如：“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也成为满族人的道德规范，并在族中形成了“满人大礼”的风格。对各族文化上的借鉴、融合，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心理障碍，取得了和谐共处的效果，有力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三是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文的创制充分说明了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语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的。金代女真人曾创制了女真文字。到了元代，在蒙古长期统治下，遂改学蒙古文。到元代中期以后，女真文字完全失传，取而代之是蒙古文字。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写的却是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发生了矛盾。满族书写各种文书、信函都要用蒙古文字。如果女真人没有学会蒙古语、蒙古文，就看不懂往来的文书、信函。要看懂就得有人把蒙古文字翻译成女真语，这就需要学习蒙古语和蒙古文字。因此用蒙古语写成的文书、信函等不能在女真人内部广泛通用，这对满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创制一种与自己民族语言完全相合的文字，便于用自己的文字发号施令和文书、信函的往来。《满洲实录》中记载：“已亥年（ 1599年）正月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变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噶盖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 ’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6]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言，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就是老满文。但老满文并不完善，皇太极时期命达海加以改进，固定字型，创制特定字母，并把借用的字母加上圈和点。这样，满族有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能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满文正式形成了。从此，满族开始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下达政令。《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都是用满文书写的历史典籍。还用满文翻译了汉族的经典、名著。满文的创制促进了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满族文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广纳博采，吸收创新。满族官服在借鉴明朝汉族补服的基础上融入披肩和马蹄袖，创造出“顶戴花翎”。满族为了适应寒冷气候制作了保暖较好的“旗装”，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服饰，后来满族又吸收了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旗袋”，也称“旗袍”。至今流行的中式“旗袍”中有着很多满族“旗装”的元素。

满族在物态文化方面，也有创新。比如：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创新的。组成了以满族为核心，联合蒙、汉、朝鲜等民族的多民族的统一集团，使满族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努尔哈赤时代创造实行“计丁授田”，使满族迅速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皇太极提出和实行的“参汉酌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满族能够正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差距，在坚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有选择地借鉴、消化、吸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满族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体现这种创造性是十分可贵的。

四是满族文化的开放性。满族对自己的文化不是保守，封闭，而是采取开放的姿态，吸取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滋补自己的文化，取长补短，使满族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在文化的开放中，满族始终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吸收异族文化的优良营养，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又不失本民族文化特色。

满族文化采取开放的姿态，在满汉文化交流时大量吸收汉文化，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无不有汉族文化的元素。明清官员补服形状皆为方形，不同的是明朝的官府胸前为大襟，补服前后的图案为正片。清朝的官服继承了满族先人便于骑射的特点，胸前对襟，后为整片。皇太极还要求不得擅自穿带五爪龙的黄色衣服。汉族皇帝从唐代起，都是黄色。以黄为尊是汉族皇权的表现。清朝不仅颜色有规定，对龙的图案使用也有规定，要求八固山贝勒，在城中行走，不得穿黄缎及五爪龙的服装。这反映出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吸收和融入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和理念。开放是互相的，汉族人也学习满族文化，学习满文，学习骑射，练习武功，汉族的也要立下武功才能在大清的政权中得到重用，满族也接受汉族“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鼓励满族子弟读书应考，取得功名。

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始终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品格，不是盲目的吸收和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粗取优，为我利用，通过改革变通，给满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扩大了满族文化的视野。清代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都体现了这一点。清朝的历代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令后世子孙不忘本民族的文化，有效地维护了满族文化的个性。

满族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最初是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当强大的大清帝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满族也自然引起世界的瞩目。满族文化与朝鲜、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而且不断向深层次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满族在同朝鲜的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满族勇于进取、骁勇善战、学习先进的精神受到朝鲜的推崇。而朝鲜上下团结一致的高尚情操和伦理道德也深深影响了满族。在朝鲜的典籍中，记载满族活动、满族实物内容的有很多，如《李朝实录》《建州闻见录》《沈阳日记》等等，明确具体记述了满族兴起发展的过程。

俄国对满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向国内介绍满族兴起、发展的情况，他们研究满族，研究满文，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即“满学”。《满洲手册》《满文文献书目》《满洲土著民族的文字》等一批重要著作相继出版。

清朝时期，一些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用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为清王朝服务，也以日记、游记、书信等形式，将满族介绍给西方各国，促进了满族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

[1 ]太宗文皇帝实录 .卷 2 5 [ M]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463.

[2]杨宾.柳边纪略.卷 4[C] .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1）：258-259.

[3]清太祖实录.卷34[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27.

篇（2）

2、具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

3、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主流。

篇（3）

一、开放

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赵奢这样的名将。

这是远古的例子。近世的例子则是晋商的兴衰。开放心态，创新的理念，是晋商兴起的主要原因：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内耗不断，则导致了晋商的衰败。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说："晋商成于开放，败于保守。"讲得很准确。

与开放这个特点相联系的是包容。山西的北部，历来就是游牧民族进据中原的必经之地，是不同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地区，也是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三晋文化是集百家之长的文化，不仅善于吸纳，而且善于将外部文化本土化。有包容才能不断丰富，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提倡不同文化的对话、共处，不要对立、冲突，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更为和谐。其实早在春秋时代，三晋文化就有宽容的传统。中学时老师教我们学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灵公时的史官。晋灵公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君。大臣赵盾一再规劝他，他不但不听，还起了杀心，迫使赵盾逃到了现在的晋东南一带。这时赵盾的族人刺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回来主政。董狐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说，当时我正在逃命，怎么能说是我弑君呢？董狐说，你并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境，你的族人杀了国君，怎么不是你弑君？赵盾尽管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尊重史官的意见，就由他这么写了。应该说，这就是宽容。这样的大度，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二、务实

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景"指的是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汉文帝早年封代王，都城就在现在的平遥附近。他是山西的水土哺育大的，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疾苦。即位以后，他坚持不生事扰民，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得以改善，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文帝是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他不许宠妃慎夫人穿长裙，以免群起仿效，浪费织物。晚年他想建一座露台，是露天的土台，而不是像以前那些君王那样，还要盖许多豪华的亭台楼阁，但一算账，即使这样，花费也相当于几个中等农户的资产，最终还是放弃了。甚至连他的帐子，也是用奏折的封套拆开后缝制的。临终前遗诏不许厚葬，陪葬品中不许用金属器皿。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有几个盗墓贼光顾文帝的霸陵，文帝从棺木中欠起身来说：你们走错门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个故事让人不禁要想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一个陪葬坑，就是那么大的阵势！主墓室又该何等奢华？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经常听到人们赞叹兵马俑如何如何了不起，却很少有人提到它的墓主人是如何穷极奢侈，这是很奇怪的。汉文帝还是一个严格按律办事的人。当时的云中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在上报战绩的时候，首级的数目与实物不符，多报了六级，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撤了职。用现在的话说，汉文帝已经是一个懂得必须"依法治国"的人了。总之，在他的种种作为后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务实的精神。

唐王朝本来就发源于三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务实精神的结果。唐朝的重臣有许多是山西籍的人氏，如河东的裴氏，薛氏，柳氏。仅裴氏一姓，就出了十七个宰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晋文化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三、求新

篇（4）

2日本文学史概述

2．1古代文学

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2．2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指大正后期、昭和年代及平成年代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日本工人运动很发达，从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走向。叶山嘉树的《海上的人们》，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诗集，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作品有横光利一的《太阳》、《机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雪国》等其后新兴艺术派的井伏缚二、林芙美子等人，一度很活跃；新心理主义文学出现了堀辰雄、伊藤整等新人。

3从日本文学看日本国民的残酷性

篇（5）

第二，“开放语文”也是一种情境文化。开放不能局限在小小的教室、学校里，师生都生活在一定的情境中，耳闻目睹，无不受到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开放语文”是一种大语文现象。学校的每一面墙壁、每一扇窗户、每一级楼梯都会“说话”，都会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影响着过往的师生，甚至那些飘浮、弥漫在空间里的尘烟也蕴藏着教育的信息。师生的穿着仪表、举止言谈等，无不浸润着孩子的肌肤和心灵，感染着每一个孩子，所以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力量。

篇（6）

中原民俗的类型及特点

中原民俗文化表现为民间生产、民间生活、民间社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武术等几方面。①总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二、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为重点。三、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岁时节日、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游艺竞技等。

就中原民俗的特点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世俗性。世俗性表现在“敬畏”、“感恩”、“祈福”与“戏谑”。世俗性表现在“敬畏”。首先体现在对“自然”法则的敬,中原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我们可以在传统岁时节庆活动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对英雄人物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的敬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敬”的基础是“畏”,这在民俗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祭灶(腊月二十三)民谚:“二十三,祭灶官。”在河南,典型的祭灶食品要首推灶糖。灶糖,是一种又粘嘴又粘牙的麦芽糖。祭灶供灶糖的原因,是为了粘住灶爷的嘴巴。传说灶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它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感情、传递仙境与凡间信息的职责。这天晚上灶君要升天向玉皇汇报人间善恶,于是人们便用“祭灶糖”为他饯行,带有贿赂性质,希望他上天说好话。在人们的意识里,这个灶神更倾向于向天帝打小报告、说坏话,所以要粘住他的嘴巴。这与其说是敬,不如说是畏。再如对祖先的敬,在民间意识里,祖先升天后,已变成自由之鬼,对祖先的敬首先是害怕他们重新回家祸害存世之人,其次才是希望他们保佑家人。这还表现在民间生活及各行各业的信仰和禁忌中。

世俗性表现在“感恩”。民间对祖先的祭祀不能都看做是封建迷信,这里面包含着人对先祖的一种感谢和思念的思想。“祖有功,崇有德”,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

世俗性表现在“祈福”。民间对自然、鬼神、英雄、祖先的祭祀,最终目的是祈求他们对当世之人护佑。所以,子孙满堂、五谷丰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祈语都是这种思想最好的表达。

最后,世俗性还表现在“戏谑”。人们对鬼神的相信程度不一,所以对鬼神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除了敬畏、感恩、祈福外,好多时候还有“戏谑”的成分,即调侃。上述用祭灶糖送灶王爷也有这个意思。另如豫南的“蚌壳舞”对河蚌仙子的,“鬼摔跤”对鬼形象的刻画,“盘叉舞拉秦桧”中武士对秦桧夫妇的戏弄,等等。

世俗性还表现在通俗化。这主要体现在民间曲艺方面。一般来说中原的民间故事都有“皮薄”、“肉厚”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形象,淳朴、厚重、爽朗灵巧的艺术风格以及大众化的语言。②

渗透性。中原民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变革,随着民族融合、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全国乃至世界华人族群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原民俗文化渗透力极强。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中原的民俗文化向外辐射,影响到全国,往往风行全国。随着历史的变迁,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原民俗文化对周边更远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例如,历史上中原人的数次大规模南迁,中原民俗对广东、福建乃至台湾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传统习俗的痕迹。现在台湾民间的婚礼和葬礼仍然遵循中原古代礼制的传统。春节等风俗唐宋时就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在现代,随着国际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春节等风俗不仅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已经超出了华人社会。③

鲜活性。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中原民俗产生后,为人们所承袭,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许多民俗事象不因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而立即中止。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

首先,从正面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能够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数千年的农耕时代,在民间,深藏着博大深厚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心理的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数中华民俗文化。二是能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恢复传统民俗,因为传统民俗是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载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一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延续。我们弘扬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得到了延续。三是可以教化人心,匡正风气。作为惯例的民俗是法律的基础和补充,社会治理需要有效地运用民俗的力量。譬如春节所表现出的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所张扬的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七夕节所蕴涵的忠贞不渝、诚信友爱的观念;重阳文化所尊奉的“五伦之孝,推家至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传统美德等。倡导传统节庆的弘扬,对于尊崇人伦观念、规范言行礼仪、调和人际关系、调适群体生活、提升道德水准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④

同时,弘扬民俗文化具有捍卫国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话语权的功能。当韩国把源自中国的“端午祭”在联合国注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引起了国人的激动情绪。我们的文明不能被西方的文明一一代替,在面对世界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维护我们国家、民族的“软实力”,维护我们的文化身份、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与世界的平等对话。⑤

弘扬民俗文化还具有拓展文化产业的功能。韩国“端午祭”已经成为江陵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西方的圣诞节所带来的商机也十分惊人。中国民族传统节日与演艺、旅游、商贸本来有着天然的嫁接基因,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⑥

其次,从负面说,现在中原民间对鬼神的信仰及各种禁忌仍然很多,这给各种和不科学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必须以健康的方式加以引导。

中原民俗的文化特质

从文化的角度,中原民俗文化表现出“根文化”、规范化和诗意追求的特质。

中原民俗的特质之一就是其“根文化”。中原民俗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根。它上可以推到伏羲女娲,甚至可以推到。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伏羲女娲神话传说、轩辕黄帝的传说主要在中原,也最完整,这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从产生看,中原民俗文化是华夏民俗文化之根。从发展来看,由于中原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俗文化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外辐射、扩散,使中原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基因。无论中原民俗文化散落到各地后受当地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但它的核心文化要素和精神内核都是一样的。

中原民俗文化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规范化。中原民俗文化影响着华夏民俗文化,也影响着华夏主流文化。反过来,华夏的主流文化也在中原的民俗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和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本来更多体现的是情趣化,但中原民俗除了情趣化外还体现出规范化的特质,尤其表现在婚丧祭祀礼仪中。比如婚礼中的“六礼”,丧礼中的“卒、殓、殡、葬、祭”都把“礼”和“孝”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如年节祭祀中,女人不可参加,把“男尊女卑”的思想贯彻得很彻底,至今一些地区还是如此。

中原民俗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诗意追求。例如,从朱仙镇木版年画粗犷豪放的线条、夸张的形象、艳丽的色彩、对称的构图,可以看到中原人民对美、对情趣、对平安、对富足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其淳朴、厚实、健壮的风格则表现了中原人民性格的内涵;从许多民间曲艺、民间游艺、民间话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身在太平,还是在遭受劫困,人们都能保持乐观、从容、幽默的风格,表现出超越痛苦、娱乐精神的风度。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原人民历尽磨难,但都能承受,这和老百姓的内在心态密切相关。[本文为2009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八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B510]

注 释:

①张振犁、陈江风、任骋:《中原文化大典・民俗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高梓梅:《河南民俗与地方曲艺》,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③④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篇（7）

吴文化代表的基本特点主要有：

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青铜文化：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又称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由张光直院士最早提出；工商文化：“苏南模式”盛极一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繁华之区，今天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成为全国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1、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2、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

3、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

4、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武汉市的区位优势不仅在今天十分明显，在主要依靠水运的古代更是处于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由于武汉是连接中原、关中地区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中心枢纽，它必然成为中原文化、秦陇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文化上具有明显的混杂融合性。武汉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建筑及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为了便于研究，笔者把当前武汉市区传统建筑分为三类。（1）历史建筑遗存。如武汉四大佛教丛林——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汉口古德寺和武昌莲溪寺；近代建造的汉口沿江租界地区一批优秀西式历史建筑……（2）古风建筑。如黄鹤楼建筑群、晴川阁与禹稷行宫、古琴台建筑群……（3）仿古建筑。如东湖磨山楚城系列建筑、武汉户部巷“汉味早点第一巷”、武汉大学教学建筑群……由于历史原因，武汉市区现存的历史建筑遗产年代都不太久远，多为清代所建，较少有明代的建筑；建造品质上也不及著名的北方官式建筑精美华丽，但却在地区文化的熏陶下，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此外，近年建筑创作中出现的具有传统特色的仿古佳作也是值得探研的对象。对于前者当然应该加以修缮和保护，从中我们能探寻到丰富的文化积淀。对于后者我们也要多加分析思考，寻求最适合于当代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形式。从整体形式和风格来看，全国各地的传统建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大一统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和传承，但具体到不同地域又各具独特的地方特性。《易经•系辞上》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为了表述心中的“意”，在此不采用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象尽意”，把武汉市区传统建筑难以言表的、与特色有关的“意”用下列三句五言诗加以概括。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源于荆楚地区的苗蛮部落）、先楚中原文化（来自黄河流域的黄帝、颛顼至祝融系统）及楚文化。这三者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构成武汉文化的主源。然而，其中灿烂的楚文化尤其深刻地影响着这方水土，造就了武汉人性格的多面性，在保有一种蛮气（热情刚烈、浪漫奔放、豪放洒脱）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灵气（机敏聪慧、见多识广、头脑灵活）。这种鲜明矛盾的特性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武汉市区的传统建筑中，从总体布局到建筑局部都展现出楚文化熏陶下的绵远、灵动和力度。建筑学家高介华先生曾通过研究《楚辞》而总结出楚地“乡土建筑”的十种美学特征——线型之美、和谐之美、因借之美、空灵之美、朦胧之美、超拔之美、绝艳之美、怪异之美、恢闳之美、运动之美。这些刚柔并济的美在武汉市区传统建筑中多少都能领略得到。

武汉传统建筑并不像江南一带的传统建筑那么纤巧，时不时会有大手笔的展现，似是秉承了楚人的“蛮”气。以黄鹤楼为例，它自三国时期创建以来历尽兴衰，重建三十多次，各时期的形制皆不相同、极富个性，但却都显出高大雄浑、壮阔硬朗的风格。唐代黄鹤楼建筑群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尤为大气非凡。宋画中的黄鹤楼展现出丁字、十字歇山顶，三出、四出抱厦交错迭落的屋顶形象，复杂的单体楼阁造型令人叹为观止。元代黄鹤楼主楼为汉风，而与之相对的观景平台却带有蒙古的特点，主配楼之间以栈桥相连，象征民族大团结。清代的黄鹤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基座呈“亚”字形平面，连接各顶点俨然成为八卦图的外形。

现代的黄鹤楼平面及造型上继承清代风格，而建筑群布局上则恢复采用中轴线对称的格局，长长的前导空间沿山势而上，楼体雄踞山脊，一楼擎天，俯瞰四方，气势上更胜于唐代。身临其境不难体会到楚地建筑的超拔之美、恢闳之美。而武汉传统建筑中“灵”气十足的一面也多有显现。以武汉传统建筑屋顶造型为例，无论是哪种屋顶形式，屋角起翘一般都非常高，尽显出南方建筑灵秀柔美的风格和道家轻盈欲飞的气质。道教认为，“仙人好楼居”以接近天宫，所以高台楼阁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宫观大殿更是高脊飞檐，颇有飘飘欲仙之气。《诗•斯干》用“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舒展的屋面，因此大屋顶的起翘又可以象征鸟的翅膀、飞翔的凤凰，这恰好呼应了楚人崇尚凤凰的心理。比如，依清代风格重建的晴川阁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楚人依山就势筑台，台上建楼阁的雄奇风貌，风格上楼阁的雄奇和南方建筑的秀美融合为一体，临江高阁正间牌楼升起，柔美轻盈的屋脊起翘，纤细的朱色凤鸟栏杆，古朴的柱头如意撑栱等等，无不显现出古雅清俊、灵秀四溢的气质,及楚地建筑的线型之美、空灵之美。即使是大气如黄鹤楼，也因“仙人驾鹤远去”的传说，使她很大程度上带有道家的色彩。从黄鹤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造型，形如黄鹤，展翅欲飞，使得整座楼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

武汉三镇隔江鼎足而立，大气天成，独特城市结构更造就了这一雄伟的印象。武汉之“大”，还在于它的地域特征给人以“大气”的感觉。武汉雄踞江汉平原，既有大江大河，又有大湖和山陵。“得江山之胜”的武汉同时又是九省通衢，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豪气及宽容大度。表现在建筑中存在许多文化融合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各地区的建筑文化，还是国外建筑文化都能融入自身，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中外融合、地域融合、古今融合现象。（1）中外融合。“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德寺，其知名度虽不高，但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内心都会感到无比震撼。站在圆通宝殿前，西方爱奥尼壁柱、哥特式的大小尖券及玫瑰窗、缅甸风格的群塔式屋顶、庭院中绚烂华丽的四面佛、汉地佛教的院落布局及室内陈设等，将丰富斑斓的历史建筑信息源源不断地注入你的内心。当真是难得的融贯中西的建筑瑰宝。（2）地域融合。伫立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为形体粗壮的塔式建筑，具有北方建筑大气、简洁和雄伟的特点；而一江之隔的晴川阁，无论是自由蜿蜒的布局、临江高台的造型，还是浓烈灵动的细部，都极富楚文化的浪漫特色。两者互相映衬，形成南北风格荟萃一城的壮丽画卷。（3）古今融合。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经过历代反复重修、扩建和演变，今天已不可能完全按原样原地复建，因此必须运用新构思、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推陈出新这是时代的要求。如黄鹤楼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解决了古建筑耐久的问题，而同时期建造的晴川阁的一些木构栏杆却已经毁损。

这种建筑象征文化的融合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广博的特点：一是涉及的地域广，西方文化、印缅文化、北方传统文化、楚文化，及后世的江汉文化、现代文化济济一堂；二是涉及的门类多，图腾、神话、传说、道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历史、文学、民俗、博物不胜枚举；三是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几乎每一座现存的传统建筑及其象征文化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黄鹤白云、高山流水、汉阳树、鹦鹉洲享誉大江南北；宝通寺历史上盛极时曾有僧众1500余人，康熙时道场之宏丽，堪称“天下第一”（见清代刘献庭著《广阳杂记》）；长春观为道教全真派大本营，其创始人邱处机曾率弟子助成吉思汗一臂之力，观名“长春”暗喻的不仅是生命的长春，还希冀教派长春；归元寺曾荣获道光皇帝亲赐玉玺，寓意不言自明；古德寺更拥有全国汉传佛教唯一的群塔型大殿（圆通宝殿）(图1)。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建筑所体现的建筑象征文化还具有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点。除古德寺比较典型外，宝通寺亦可称范例。宝通禅寺乃禅宗丛林，但寺内却建有密宗的法界宫。在寺中可以体验到两种泾渭分明的象征含义和意境。法界宫（坛城）五亭结顶、封闭幽暗，信徒必须身处围城、虔诚面坛、正襟自律，在反复说教中修习佛法，并体验“曼荼罗”所表达的世界认知图式和哲理；与之相反，禅寺主体建筑依山就势，游人一旦“入我门来”，便可徜徉在石桥引渡、屋回路转、轴线错动和林荫通幽的游程里，于心身自由之中，有意无意顿悟“山水皆法身”的禅机。于游线末端拾级登临七级浮屠，北望东湖、南摩楚天，可谓“触目菩提”，真正“于云水处获得自在”。在同一寺庙中封闭与开放、教化与顿悟、自律与自在平和地共处，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真正称得上“君子和而不同”。

武汉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建筑较少受到庄严庙堂型制的束缚，受礼教成分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风格比较浪漫古朴，布局手法也比较自由，呈现出与循规蹈矩的北方建筑截然不同的风采。建筑处理往往不拘一格，在不经意处奇峰突起，令人回味无穷。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归元寺，横向展开的布局是中国传统寺庙中少见的“另类”。大门朝东，与二门稍稍错位，并呈一个夹角。建筑物坐西朝东由南向北逐次侧进，殿堂楼阁大致分布在以藏经阁、大雄宝殿、罗汉堂为主体的三个主庭院中，其中北院略呈梯形。由于寺庙始建在私家园林的基址上，受到原有园林布局的影响，整个平面布局略呈“袈裟”形，非常少见。形成此种布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建寺之初化缘和尚无法在短期内凑到足够的钱买下整片地，于是有一笔钱就修一处，因而当年无法就整体布局做出安排，致使形成今天的自由格局。中国传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既符合吉利象征，又满足了冬暖夏凉、向阳通风等实用功能因素，此处归元寺建筑坐西朝东大约也是因为用地限制的原因。这些因地制宜的自由做法也是民间建筑文化的一种特色，有别于官式建筑文化的严谨庄重。

篇（10）

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

2、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

3、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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