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解释汇总十篇
时间：2023-06-26 16:22:08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行政法律解释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适用中的漏洞补充
（一）漏洞补充与法外究竟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现有的规定也许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规范需求。现行法律还存在着应予规范却未予规范的情形，这时使会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虑不周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等原因客观造成的。这时，为实现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在法律适用中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当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规范的事项均属法律漏洞，只有为达成立法目的应予规范但却未予规范的事项才属于法律漏洞。对于某些事项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应由其调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该种未予规定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属法律漏洞，而属于法外空间的范畴。
（二）漏洞补充与依法行政
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法律解释是在法条“可能的文义”之内使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条涵盖的范围，而法律补充的内容则已经超现了法条“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当然，“可能的文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
法律漏洞的补充，例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乃是贯彻平等原则的要求，不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在行政法领域，除行政处罚受处罚法定主义的限制不允许漏洞补充外，一般均承认漏洞补充的合法性。只是行政法上的漏洞补充，与民法领域上被广泛的承认相比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从事行为，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根据自己对立法目的的理解，自行创设法律规范包括进行法律补充。但法律保留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行政诉讼是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能进行法律补充，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就没有进行法律补充的可能。因此，在行政处罚领域，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以及财政、税收等的基本制度这些领域的行政诉讼中，应该不得进行法律补充。
二、漏洞补充的方法
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由于受“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与民法相比有细微差异。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应当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
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明文规定，适用到非该法律规定所直接加以规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的案型。类推适用的法理在于平等原则，及基于正义的要求，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
目的性限缩，是指法律条文的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不应包涵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立法目的，而将该案型排除在外的一种法律补充方法。
目的性扩张则正好相反，是指为贯彻法律规范意旨，将本不为法条文义涵盖的案型，包括于该法条适用范围之内的法律补充方法。
三、行政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
行政法与民法的重要区别在于，行政法是调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行政诉讼中总要面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和私人利益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法官能否很好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价值趋向。再者，法律的适用往往不只有一个惟一的结果，需要在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
篇（2）
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适用中的漏洞补充
（一）漏洞补充与法外究竟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现有的规定也许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规范需求。现行法律还存在着应予规范却未予规范的情形，这时使会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虑不周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等原因客观造成的。这时，为实现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在法律适用中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当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规范的事项均属法律漏洞，只有为达成立法目的应予规范但却未予规范的事项才属于法律漏洞。对于某些事项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应由其调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该种未予规定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属法律漏洞，而属于法外空间的范畴。
（二）漏洞补充与依法行政
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法律解释是在法条“可能的文义”之内使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条涵盖的范围，而法律补充的内容则已经超现了法条“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当然，“可能的文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
法律漏洞的补充，例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乃是贯彻平等原则的要求，不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在行政法领域，除行政处罚受处罚法定主义的限制不允许漏洞补充外，一般均承认漏洞补充的合法性。只是行政法上的漏洞补充，与民法领域上被广泛的承认相比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从事行为，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根据自己对立法目的的理解，自行创设法律规范包括进行法律补充。但法律保留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行政诉讼是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能进行法律补充，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就没有进行法律补充的可能。因此，在行政处罚领域，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以及财政、税收等的基本制度这些领域的行政诉讼中，应该不得进行法律补充。
二、漏洞补充的方法
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由于受“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与民法
相比有细微差异。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应当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
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明文规定，适用到非该法律规定所直接加以规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的案型。类推适用的法理在于平等原则，及基于正义的要求，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
目的性限缩，是指法律条文的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不应包涵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立法目的，而将该案型排除在外的一种法律补充方法。
目的性扩张则正好相反，是指为贯彻法律规范意旨，将本不为法条文义涵盖的案型，包括于该法条适用范围之内的法律补充方法。
三、行政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
行政法与民法的重要区别在于，行政法是调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行政诉讼中总要面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和私人利益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法官能否很好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价值趋向。再者，法律的适用往往不只有一个惟一的结果，需要在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
篇（3）
英国着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指出:“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能变得让人忍受。”(1)因此,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具备法定程序,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组织的职权表现之一,其行使调解职权时必须有一定的程序保障,只有存在程序公正的前提,实体正义才能得以充分、有效实现。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有关行政调解的规范基本上未涉及调解程序,比如,当事人如何申请调解、行政机关怎样受理调解申请、调解时限是多少等等,均未作相应规定。如此,对行政主体来说,调解缺乏程序规制,容易滋生行政权力的滥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难以塑造。对于当事人而言,调解程序缺失意味着其对纠纷处理过程缺乏可期待性,极易导致当事人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影响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既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又浪费稀缺的行政资源。
(二)行政调解生效时间不明
行政调解生效与否关系着行政主体的调解职能是否履行完毕,关乎着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能否得以解决。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该规范性文件虽然规定行政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此处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是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还是在行政主体制作调解书送达后签名或盖章并不明确,而实际操作中,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行政主体有不同的做法,即有的要求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必须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才能生效,有的只要求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或盖章,并经调解人员签字审核后即生效,而有的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分上述两种处理。行政调解生效时间的不明,既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亦增加了法院对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的工作量。
(三)行政调解救济机制缺失
法彦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纸面上的权利将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无从兑现。目前对于当事人以行政调解协议违法自愿、平等、合法、公平等以何种形式请求司法救济,《若干意见》第二十条规定了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请求变更、撤销行政调解协议等形式。对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当事人请求变更、撤销行政调解协议作何处理?包括《若干意见》在内的其他司法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行政法规、法律均没有作相应的规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问题遇到法律障碍,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针对行政调解法律适用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1、强化行政调解的程序保障
“调解虽然灵活,但也要有一定程序,如果没有程序的适当规制,缺乏最低限度要求的正当程序的保障,当事人也难于达到完全自由的合意的理想状态,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合法的调解结果。”(2)相对于实体活动而言,程序是辅的,但决不能低估行政调解程序的意义,因为“如果其(行政实体活动——笔者注)没有有效程序的保障,最好的实体权利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如何强化行政调解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可以借鉴2008年7月11日由公安部通过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章的规定,即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的期间、调解的基本原则、调解时限、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调解协议涵括的内容及调解不成时的处理方式等等。
2、明确行政调解的生效时间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及《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均规定调解协议生效时间以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为原则,以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为例外,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调解的生效时间可以参照前述规定,明确各行政主体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哪些纠纷的调解不需要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而只需双方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即生效,即对于能够及时履行、当事人要求无需制作调解书及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情形,只需双方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记录人员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的均应当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才具有法律效力。
3、指明行政调解的救济机制
前述提及,对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已经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如何处理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行政调解仍存在法律障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运用法学理论或借鉴其他法院的经验进行解决。根据法学的基本原理,当法官审理案件,查明事实后,找不到任何法律规则,现行法律对案件没有规定时,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法律漏洞补充的方法中有一种“参照适用法”,所谓的“参照适用”又称“类似案件相同处理”,是指法官受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未有规定,在不得拒绝裁判的情况下,采用类似案件的法律规则裁判案件。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据此可以参照人民调解的有关规定对行政调解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此外,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地方法院就是参照《若干规定》来处理行政调解协议的变更或撤销的,如,2011年2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非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撤销非诉讼调解协议,按照《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篇（4）
我国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WTO成员，这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更具有透明性和开放性，特别是管理市场的行政方法和法律手段要及时地作相应的配套改革。这既是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要求。从行政关系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特征和职能出发来阐释法律现象和法律关系，可以更好地领会加入WTO的精神实质，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需要对行政管理进行改革，以及它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这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方法论，是“源头活水”。从这个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才能找到有力的手段和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应对WTO的挑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使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而不是被动地去应付，敷衍塞责或是不切实际地做些法律条文修改之类的官样文章。
一、WTO与行政关系
加入WTO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将它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它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到的，但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各项进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WTO的前身是GATF，GATF最初设立时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国际组织，它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国际公法来解释，将它看做纯粹以国家为义务单位而不涉及到个人的法律，而事实上，WTO规则的许多用语是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甚至是针对个人行为的。它强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是通过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方式实现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它理解成为国内法，认为将WTO的文字转换成国内法就具有了法律适用的所有条件。而事实上，WTO规则中的许多用语需要在WTO体系内作进一步解释，并且它与国内法的解释方法尚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WTO的解释受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约束，其解释方法要远比国内法来得复杂。为此，需要加紧研究WTO规则的内容和特点。
因此，在我们加入WTO之前，就应该很好地研究这种规则的特点，加入WTO之后更应该熟练地操作这些规则。对于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规则而不是那些规则，以及如何设立这些规则首先要领悟透彻，把握根本的原则和方法。
WTO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调，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原则，保障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发展的环境。它要求政府规则的透明化并逐步减少政府的管制，限制行政关系在市场中的存在，或者讲，行政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应当是有限的。因此，加入WTO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还不是我们的经济组织和经济部门，而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从2001年开始，废、改、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多达几百项(尚不包括地方行政法规)，这些都是为了符合WTO规则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它提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在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性而大量修改行政法律法规的同时，如何能使得我们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改革有一个长期的、完整的思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我们当然是希望二者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但是，法律关系的这种调整、变动方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内在地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这种情形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严重时还会发生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现象。
WTO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WTO规则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事务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它要求成员国的行政管理方式与市场关系相容，不干预和妨碍自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在诸如环境、劳工、竞争等方面所设立的规则还很不完善，但是，在已有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领域，对成员国所作的行政管理限制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要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理。例如，大幅度地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差别管理，实现国民待遇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其次，要求行政管理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再次，要逐步减少行政管理措施，至少是在成员国加入WTO之后行政管理的措施不得增加。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因此，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只存在于计划和行政手段延伸不到的角落，如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贸市场以及城镇农贸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1994年以后才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巩固和提高是在90年代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它意味着市场而不是政府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手段。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在起作用，因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以各种方法妨碍、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反过来，也使得行政管理现象在经济事务中仍然大量存在。迄今为止，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有许多理论难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确立及各自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界定。
二、行政关系与司法关系
正确地理解行政关系与市场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对于理解WTO规则以及加入WTO对于我国管理关系带来的影响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深刻体会现有行政管理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明确改革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也是非常关键的。
要知道，我国的行政关系，以及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性质的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管理经济与社会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方法；另一方面，具体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也十分认同这种行政方式，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司法实践，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方法反而是直接有效的。司法、立法，以及约束市场的方式都包含着相当多的行政性因素。因此，对于行政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下级机关的职能来源于上级机关授权，它隶属于上级机关，并对上级机关负责。一级行政机关需要严格按照授权规定行事。这就决定了行政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行政关系的单向性。行政关系是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以实现有效控制和传递信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它不允许有双向权力关系的存在。在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任用、职能都要由上级机关指派和确认，下级机关只能根据上级机关的授权行事。因而，也就派生出了下面另外几个特点。
二是行政关系需要明确地授权。授权的规定要具体明确，这是行政关系合法性的依据。正如前面所述，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赋予的权力，这种单向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权能只能来源于上一级的行政机关，由上级机关界定权限大小、行使范围，行政机关对于其下属的任命或是离职具有决定权。这是行政高效率运行的基础，也是行政之所以有效率的关键。正因为行政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有效运行，所以，它成了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三是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由上级机关具体考察下级机关的职能和业绩，决定其是否留用、晋升或是降级，在这一点上，下级机关是没有任何谈判的权利的。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也是保证行政关系一体性和行政机制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
四是解释的狭义性。解释规则的方法有很多，有文字解释、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经济解释等，最基本的形式为狭义解释与扩张解释。狭义解释是按照文字的一般意义所进行的解释，仅限于文字的意义，不考虑具体事实的变化或是在规则制定之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当出现数种解释时，就选择其中最为狭义的一种解释。为什么选择这种解释方法，也是由行政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狭义解释是意义最为明确的一种解释，最不会产生争议，因此是行政关系有效运作的保障。
当然，这种解释方法也有许多弊端。由于它“咬文嚼字”，因而容易忽略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多变性，因此，用这种解释方法来应对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它的有效性就成了问题。
五是政府尽可能少地承担行政责任。从上述几个特点自然就能够推断出这个结论。首先，采取狭义解释能够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时，上级机关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规则是上一级机关制定的，命令也是上一级机关下达的。
因此，行政责任是不独立的，下级机关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权力相对集中。显然，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有着本质的差别。行政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行政的有效性，即相关指令的上传下达，并及时采取行动；而司法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保持社会公正性，平衡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使得司法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
司法关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释问题。由于成文法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狭义的方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势必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只会出现“削足适履”式的笑话，因而产生了专门的法律解释机构，专门负责法律的解释和法律规则的适用。
其次，司法系统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它对现有法律规则作出了灵活的解释，而对于法律规则尚未规定的内容，也要在作相应的变通后给予明确的解释(如变通解释)。
再者，就是法官判断的独立性。法官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应受任何社会力量的支配，法官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和行政关系的整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价值导向不同。司法关系关注的是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关系那样具有主动性，它并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而是坐等当事人上门。民事纠纷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自己能够达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来干预。
三、行政关系与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供需关系在不断改变，个人的预期也在不断改变，显然，单一的规则不足以应付这样一种变动的社会，这是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如果用单一的行政关系来管理(管制)经济，就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多变性，结果是“一统就死”。但是，仅有司法关系也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极性，即只能在市场关系出现问题时才进行干预和调整。介于二者之间的大量经济事务是自主性行为，是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WTO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像WTO中的非歧视待遇(主要体现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励平等竞争，减少政府的作用。
篇（5）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3-0103-12
在传统法律方法论研究中，人们对于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问题的思考往往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在法律发现问题上，司法裁判争议以对法的“认识”和“决定”为中心展开，即法律解释要正确认识法律规范的意义进而决定法律在当下案件中的确定性或正确性的规范意义；在合法性问题上，司法裁判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该限制；在法律的正确性问题上，法律中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法治和都需要坚持的基本司法理念；在法律解释的有效性上，往往从一般抽象有效法概念论展开，法律思维是一种“从规范到事实”的过程，包括诸如涵摄思维、体系思维和类型思维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法律解释的思考既预设了抽象性的法本质主义研究，也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单调性法律思维，缺乏对法律正确性的理性证立，没有顾及对法律解释结论可接受性的探讨。对此，自由法学、法律现实主义、利益法学、评价法学和批判法学等都予以广泛和深入批判。例如，“从概念思维到类推思维”的转型、“从法体系思维到个案裁判思维”的转型、“从一般法律公正到个案裁判公正”的转型等。但在连接“规范与事实”上，却都崇尚类似于数学的法律思维，这种“方法论”表现为：建构一系列的概念，规范推论模型，收集数据并程序化这些数据，形成决定性的假设，检验这些数据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等。概括而言，这种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是将法律方法看作 “制度性的计算”。①不仅如此，对传统法律解释问题的困境，茨威格特指出，其缺陷具体还在于在各种解释标准中永远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次序”。②
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在实践理性背景下的转型，连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理性商谈方法、程序主义法律论辩方法、修辞证立方法和融贯性解释方法等。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通过所谓的传统法律方法论还是通过所谓的现代方法论对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理性架构，都只是将法律解释有效性问题的思考推及到最大化的理性程度，并没有回答为什么通过这些理性化的法律方法论所进行的法律思维得出的司法判决就是有效的、合理的和正确的？或者为什么通过这些理性化的法律方法论所得出的司法判决我们必须接受？对此，阿尔尼奥认为，只有当对法律解释的证立过程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进行，并且这一证立过程的最后结论能被法律共同体所接受，该证立才是一个理性的证立。任何有关法律解释的理性证立都应当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部分，前者涉及法律论辩的理性诸条件，而后者则涉及最后结论的实体性诸条件。③
一、法教义学研究的任务：法律的解释及其体系化
在欧陆法学教育传统中，相对于法哲学、法理学、法社会学等，法教义学相当于一种规范法学的研究，其主要是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背景中对法律规范的应用问题进行研究，即法律具有“教义”的性质，对法律的解释应该将其类似于“宗教教义”，故而呈现出明显的独断性解释学特征。法教义学在很大程度上既与欧陆成文法传统相关，更与欧陆规范法学思维传统和大学法学教育传统有关。人们往往将这种法学思维看作与法官裁判的思维模式相一致，正如拉伦茨指出：“司法裁判及法学以如下的方式来分配各自的解释任务：后者指出解释上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借此为司法裁判作好准备；前者则将法学上的结论拿来面对个别案件的问题，借此来检验这些结论，并促使法学对之重新审查。”④
篇（6）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98-04
一、问题与方法
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制度价值，即便捷、灵活、专业以及时效。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的宗旨是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司法审查一样，行政复议法律制度是一种法律救济制度，而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通过参与行政复议法律活动，实现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目标。由于我国法制环境与行政复议制度追求价值目标以及制度设计等问题，原本行政复议应有的制度优势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依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数据，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收到行政复议申请案件合计数：2003年74158件，2004年80076件，2005年88630件，2006年89664件，2007年83290件，2008年75750件，2009年75549件，2010年90863件。从数字上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5年连续增长，2005年到达顶点后，连续四年行政复议案件受理数量呈现回落态势，2010年数字有所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审结维持率2003年55.71%，2004年58.08%，2005年59.54%，2006年60.59%，2007年60.54%，2008年61.71%，2009年62.22%，2010年58.78%，从2003年至2009年行政复议案件审结维持率却在逐步增加，只有到了2010年下降4个百分点。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却在降低，因而相对人也在逐渐远离法律设计的行政复议救济制度，转而求助行政诉讼、甚至造成。上述现象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结构问题有关。有学者认为现代人往往因为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说服力的感染，很容易就略过主体问题的历史思维，忽略主体制度与立法政策的直接关系，使主体问题单纯化，以为它是当然的事物而不是观念的产物。[1]行政复议制度就是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支持、参与行政复议活动所形成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建立各种解决社会纠纷的渠道。制度化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2]探讨我国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对于完善我国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方法论上，19世纪英国杰出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经建议研究者跳出常规以寻找问题答案：“在政治学上，和在机械学上一样，发动引擎的理论必须在机器以外求之；如果找不到，或是不足以克服可以合理预期的障碍，则发明就告失败。”[3]行政法学界多数是从制度设计规定、法律属性角度进行研究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尝试从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结构以及相互关系等动态角度，分析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的行政复议基本结构构建的理论研究却较少。真正地理解行政复议法律制度，从而提出针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有效的设计，更好地落实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宗旨，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以及相互关系的构建是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视角。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基本结构是逻辑统一的整体，即由不同的行政复议法律主体的关系基本结构组成以及相互之间作用，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基本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综合协调，不同基本结构在逻辑整体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决定行政复议制度的宗旨实现。
二、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
理论目的是旨在构建一个严密的概念体系，根据社会经验的变化，不断地自我检讨来完善自己，更好地解读社会经验。主体关系研究应更多从行政复议法律关系整体性上思考，避免单纯聚焦某个主体研究而忽略了各个主体之间协调以及运行相互关系。通常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是指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主体因素，即行政复议过程中享有权力（权利）以及承担义务的公民或者组织。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存在的理由以及目的，在于协调行政复议社会关系，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与冲突，而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参与行为使行政复议程序得到不断的完善。一般而言，将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分为行政复议程序的启动者（申请人）、被动参加者（被申请人之间）、行政复议裁决者（行政复议机关）以及其他参加人（第三人、证人等）。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基本结构，包括三种：一是行政复议机关与相对人（申请人）之间关系，是救济关系；二是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机关（被申请人之间）关系，是监督关系；三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关系，是平等主体关系。
（一）行政复议机关与申请人之间权利救济关系
古代罗马人说，“有救济才有权利”，公民只有在受到侵害后得到救济，才谈得上享有权利。[4]通常权利救济关系存在的前提是权利存在以及具有救济职责与职权的主体存在，同时二者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是救济制度有效性关键所在。仅有权利而没有救济主体或者仅有救济主体而没有权利，救济法律关系就难以构成。主张受害的权利是一种自我维护人格的行为，因此，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义务。[5]权利主体获得救济，必须具有请求权基础，申请权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申请权是权利主体按照行政复议法律预设的程序、请求行政复议机关针对行政争议做出公正裁判的程序权利。公民或者组织享有申请权是现代社会公民权利扩张的结果，为了保障公民或者组织的安全、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抗衡国家行政权力的侵害，公民或者组织的申请权必须得到承认和保障。申请权同时也是公法上的一种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主要内容包括启动行政复议申请的权利、获得行政复议机关裁判的权利以及公正裁判的权利等。申请权是行政相对人作为独立人格的肯定，以及行政相对人与被申请人（行政机关）直接平等对话的权利，同时也是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新型平等的关系。申请权是行政相对人申请维护其实体权利而不受行政权力侵害的合法权利，其主体包括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或者组织。而被申请人（行政机关）参加行政复议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权利，而是运用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其实质是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
行政复议权是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以及职权的依据，是提供有效救济的基础和前提。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建立、行政复议权的行使，其实质是为了保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和组织免于受到被申请人（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从而建立“权利对抗权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同时也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行政复议活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机关的指挥下，以平等身份进行行政复议活动，申请权必须得到行政复议权力的尊重和保护，申请权也是行政复议权存在以及行使的前提和基础。申请权也要受到行政复议权的制约、约束以及针对行政复议权具有制约作用。
申请权与行政复议权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全部行政复议法律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即保护申请权有效行使是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共同使命。针对申请权进行充分保护，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请权不受行政机关压制或者减损是完善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应发挥行政复议权监督被申请人（行政机关）的功能。行政复议权的行使要保护行政复议申请权利的有效行使以及提供有效救济。申请权必须依据尊重行政复议程序制度，接受行政复议决定的约束，接受公正以及权威审理结果。申请人与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关系是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最为重要的关系，也是其他关系的基础。
（二）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权力监督关系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与监督，而秩序的价值主要在于保证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行政法律秩序既应要求行政领域内的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也应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必然要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性与合理性产生负面影响。[6]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了许多监督行政权基本途径和方式，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是作为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及提供法律救济途径的重要制度之一。行政复议权力是监督被申请人的法律基础和依据，行政复议权力的行使是以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作为标准衡量，监督被申请人依法行政，有效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就是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行政复议机关通过针对被申请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行使状况。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与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均系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行政机关，容易使具有申请权的当事人产生合理的怀疑，因而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权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权力，其必须具有中立性、独立性、公正性的特质，并接受特殊程序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如何协调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机关，即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是行政复议法律制度所面临的最为重要问题。
被申请人作为被监督的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复议程序，遵从行政复议权力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威性。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从广度与深度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监督关系。横向关系集中体现为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大小，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范围，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不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针对行政复议机关而言，受案范围是行政复议机关受理案件、解决行政争议的标准以及依据的范围。针对被申请人而言，受案范围意味着其行政行为接受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及监督的范围。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受案范围是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救济以及获得行政复议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受案范围直接反映行政复议机关，即行政复议权针对被申请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即针对被申请人行政行为的监督范围的广度。纵向关系主要表现在针对行政复议审查的对象，即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复议机关如何审查以及审查的程度问题，即审查的强度的问题。纵向关系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通常需要接受其他机关的审查，从而确保该行政行为的正确，就必须接受监督，同时提供行政相对人获得救济的途径。依据一般行政原理，多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所谓的“自足性”，因而需要其他机关审查、监督以及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出判断。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程序的公正性、复议决定的专业性以及公正的效率性。司法权针对行政权具有监督职责，也是最后的屏障，但是由于行政权存在自主性问题，即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行政权自主性必然要求得到司法机关充分的尊重，从而某种程度上也限制司法权过多地介入监督行政权的程度。通常认为司法权尊重行政自主性与监督行政权之间平衡点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一般不涉及合理性问题，否则也容易造成司法权滥用而过度干预行政职权局面。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行政机关）同属于行政机关系统，行政复议机关具有与行政机关同样或者高于其的专业知识和处理事项职权，行政复议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具有职权性、专业性、效率性以及全面性。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与司法机关审查的范围相比，其具有深度，也就是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不仅包含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还包含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权力监督关系具有其特殊性以及优势。
（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平等当事人关系
平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7]平等当事人关系是公正审理基础以及前提，在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中，平等当事人关系尤其重要。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被申请人）与相对人（申请人）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依据行政法律关系所具有的一般特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法律关系具有所谓的不对等性、行政法律规范预先规定性等特点。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行为的持续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通常推定其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以及执行力，相对人具有服从和遵守的法定义务。与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不同，在行政复议活动中，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与申请人（相对人）之间关系是一种新型法律关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关系是一种平等的行政复议当事人法律关系，即共同受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约束以及受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约束。在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与申请人（相对人）之间关系中，由于行政复议制度设计是受到其制度宗旨规范，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是受“角色恒定”原理的约束，二者的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角色”是不可以互换的。同时申请人（相对人）具有被申请人所不具有的权利，例如行政复议申请人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而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并不具有启动行政复议申请的权利等，而被申请人（行政机关）承担申请人（相对人）所不具有法定义务，例如行政复议过程中的举证责任等。
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与申请人（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复议活动中的平等法律关系是由于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机关与公民或者组织之间存在不对等法律关系为前提以及基础的。正是由于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或者组织之间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不对等性关系或者称为管理关系，因而在行政复议法律关系，即行政复议救济法律关系中，通过复议制度规定体现其制度宗旨的设计，以法律规定方式提升申请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与被申请人之间为平等当事人法律关系。在权利与权利（权力）博弈中，平等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是充分地行使权利、提供证据以及接受行政复议决定的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才可以建立真正有效的对抗、抗衡的法律关系。只有当事人之间存在平等法律地位，甚至被申请人受到某种限制地位，行政复议机关，即裁决机关才可以依据事实、证据以及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客观的裁决。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与申请人（相对人）之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平等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监督关系、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申请人之间救济关系的前提。
三、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关系——三角形模型分析
法律制度结构如果是规则的排列与组合，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就不是自发和盲目的，而是理性的集聚与遴选过程。[8]在法律领域中，由于规范的数量庞杂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建构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法律的稳定适用和法律安全才能得到保障。[9]在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中，存在三种法律主体关系，三者形成不同的层次和等级，即救济权利法律关系为核心，监督权力关系为辅助，当事人平等法律关系为基础。将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关系看作一个系统和整体，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才能把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逻辑关系，才有可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宗旨。
试图构建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关系模型，从而分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见图1）。采取三角形中三个点与线的关系来进行分析，行政复议基本结构系统构成是以申请人、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被申请人为三角形的三个点，每个点与另两点之间连线构成不同的行政复议法律关系的线。三个点，即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构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关系的形成需要经过行政复议申请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审查。例如申请人通过启动行为，即行政复议申请行为，可能使行政机关成为被申请人，使原行政法律管理关系变成为行政复议法律关系，平等的行政复议当事人关系，也可能使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建立权利救济法律关系，使行政复议机关职权通过案件具体职责化。行政复议机关通过审查申请，可以最终确定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关系存在，行政复议机关与申请人之间可以建立行政复议救济法律关系，与被申请人之间建立通过监督行政行为法律关系。被申请人也力图通过行政复议的答辩或者证据、规范性文件而否认行政复议法律关系或者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
行政复议法律关系的形态是通过以行政复议申请人为点，申请人与行政复议机关之间构成行政复议救济法律关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构成平等复议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关系）。以行政复议机关为点，行政复议机关与申请人之间构成提供救济法律关系，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构成审查监督关系。以被申请人为点，在申请人申请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形成平等复议关系（当事人之间关系），被申请人与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形成接受审理和监督关系。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即每个点均从各自的权利或者职责出发，影响其他两个点的权利或者职责。基于现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宗旨，形成了三角形的两个边分别是救济和监督，底边是平等的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关系模型由三个点以及三个边构成。三个点，即形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框架，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构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之间关系。三边关系相互影响、依赖，缺一不可，形成稳定的三角形关系。同时三角形各个边关系，重要性各有不同，即救济关系是核心，监督关系是辅助，平等关系是基础。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模型形成以及相互作用的影响，最终决定行政复议法律关系的良性状态和结果，良性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动态的运作是实现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宗旨关键，也是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律制度设计考虑的关键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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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165-03
一、城市形象概述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客观形势的主观反映，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物质景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形势、社会面貌、政治表达及历史文化作出的总体分析和全面评价。[1]”城市形象由精神形象、行为形象与视觉形象三个层次组成。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的著作中，从城市空间规划的视角，论述了城市形象的五种主要构成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强调城市形象是通过人的活动与城市环境的双向交流，进而形成意象。同时凯文・林奇指出，“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2]”城市视觉空间与城市居民的活动形成了城市的特定形象。城市视觉空间是城市的各种文化、现象、内涵的提炼，是城市形象外在的视觉表现形式。由静止的城市形态、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设施等所构成的城市视觉空间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持续性，不会产生很明显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活动则成为城市形象提升的关键，城市居民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日常生活活动等。
节事活动是文化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节事”是“节日（festival）”和“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的简称，指事先经过策划具有明确的主题，针对广大公众有组织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或事件，包括节日、庆典、展览会、交易会、博览会、会议以及各种文化、体育等具有特色的活动或非日常发生的特殊事件[3]。旅游节是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活动，人们在充分感受当地独特的地域风情、丰富的娱乐活动、热烈的大众狂欢。旅游节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人们的活动和心智的发展产生交互作用，在对城市的认知发展过程中体会到了城市的精神，形成了对城市特定的印象。
二、上海城市视觉形象
城市的视觉形象以人工环境（建筑物、景观、装饰）和自然风光（地形、植物、水体）为主体，是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对城市历史、传统的浓缩，反映出城市决策者、建设者和城市居民对城市的理解和向往，体现出一定时期内城市艺术和技术达到的水平，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外在标志。地域文化是城市视觉识别形成的语境，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视觉识别的基础，而城市的行为识别则是城市视觉识别的依托。城市的视觉形象可以是有形的、可见的具体局部形象，例如城市的建筑物、道路、广场、绿地、水景、雕塑以及其他视觉感知的景观等，也可以是色彩、造型等视觉要素组成的、在受众感知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意象。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外来文化的互相渗透与交叉，逐渐形成由多元文化汇集而成的大都市，其特性为海纳百川。城市建筑、空间是城市市民生活、风俗习惯和维系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是市民集体记忆和日常体验的场所，是城市的物质形态和区域文化的综合反映，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海派建筑，是上海开埠160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的沉淀，显现出上海的城市风貌与特色，构成了上海独特的视觉景观。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优秀的历史建筑得以形成，特别是集中反映上海近代史，融合东西方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构成了上海特有的城市风貌，是上海重要的都市文化遗产，是市民文化认同与城市可识别性的重要依据[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这些优秀建筑与视觉空间是上海提高城市影响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和景观资源。
外滩自上海开埠后，洋行、银行林立，开始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及贸易中心，也被称为“东方华尔街”。外滩建筑呈现西方多个时期不同特色的建筑风格，西面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仍然保留着具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璧式等各式风格的大楼52栋。外滩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源头，公园、马路、电车、路灯、电话等现代文明率先在外滩出现，引领上海的现代城市建设[5]。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标志性的大楼，由政府机构所在地变身为世界著名银行、保险、饭店、外贸机构等的驻地，外滩的城市功能、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黄浦江两岸的道路是上海城市中的重要通道，也是一个明显的边界。20世纪90年代，在外滩的对岸，现代性的高楼大厦群开始矗立在黄浦江东岸，东方电视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等高耸入云的建筑与外滩隔江相望，外滩的景观发生巨大变化。浦东陆家嘴与浦西外滩，两个风格迥异的区域，在人们的意象中将当代上海与租界上海连接在一起，跨越中西文化的壁垒，形成上海独特的视觉形象。
亦中亦西、亦古亦今，新旧完美融合的城市风情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使上海成为全球独具特色的文化城市。外滩、城隍庙、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外白渡桥等，是上海这座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经典地标式建筑。据调查，外国人眼中印象最深的是中西荟萃的文化积淀，外籍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外滩，排在第二位则是豫园。同时，上海又是一座现代时尚的城市，“从‘国际人士’的视角看来，上海是一座现代而充满活力的城市，上海‘壮观大都市’的形象还是非常鲜明的。[6]”通过对台湾游客的研究表明，台湾游客把上海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现代化都市风情浓厚的地方[7]。
三、上海的城市节庆活动
城市节庆活动是基于城市社会发展与城市传统文化特色，具有浓郁地方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特征的周期性民间节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形式，城市节庆活动突出了资源整合、社会认同、经济发展与旅游开发，充分展示了城市的独特形象与吸引力，对推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具有积极的作用，日益成为吸引城市游客的重要事件和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宣传和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手段。上海不仅拥有传统文化的精粹，如京剧、越剧、沪剧、评弹、滑稽戏等，而且还是油画、话剧、交响乐、电影等源于西方的文化形态在我国的发祥地，体现着东西方文化在这座城市里的交融[8]，塑造了上海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国际大都市形象。近年来，上海节庆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快，已形成一批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品牌渗透力的节庆活动，比较成熟的有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旅游节、上海电视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国际魔术节、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上海桃花节等[9]，这些节庆活动相互交融，共同促进，从主题看，有综合类、自然类、民俗类、文化类、艺术等类别;从形式看，节庆活动融入了文艺演出、游览参观、展览会、商贸洽谈、论坛等。
城市旅游节庆是以主题化时空、现场聚集为特征的，依托城市某项或一系列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举办的大型节日活动，不仅为公众营造一个集体愉悦的城市氛围，也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接近城市文化、了解当地民族风情的机会[10]。
上海每年举办上百个各种主题的节庆活动，营造了以上海地域文化为特征的快乐体验时空，是上海都市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符号性代表，同时，城市影响力得到扩展，凸显出主题旅游产品的市场优势。
上海旅游节自1990年开始举办，依据上海本土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形成了涵盖观光、休闲、娱乐、美食、购物、展览等近40项旅游节庆活动，多项品牌活动在旅游节亮相，如国际音乐烟花节、南京路欢乐周、浦江彩船大巡游等传统节目，还有上海特色旅游食品评选、召稼楼中秋放灯游园等全新活动。上海旅游节平均每年能吸引游客800多万人次，一半以上来自海外和内地其他省市，前来参加旅游节的国内外游客以及表演队伍，都能感受到上海旅游节给城市带来的热情和节日气氛。作为上海旅游节核心产品的花车和方队巡游，更是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节庆盛宴，是上海旅游节的传统品牌。多支来自海内外造型各异的各国花车，还有充满民族风情的境内外团队表演，展示了各国各地区的风光和旅游特色，是上海旅游节的亮点所在;开幕大巡游则有来自境内外的几十支团队参与表演，是一项集结了世界各地花车巡游和表演团队巡演的精彩盛会。
四、城市形象整合基础上的上海旅游节创新机制
随着体验文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旅游态度和出游方式选择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游客参与旅游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得某种舒畅而独特的文化体验[10]。旅游节庆包含丰富多彩、种类众多的旅游产品，营造各式各样的欢乐氛围、境内外民众参与，满足了体验文化时代游客的需求。但专家认为，上海节庆活动的服务对象应更加明确。许多活动吸引了外地游客，但本地市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本地市民的参与与消费状况对节庆活动的生命力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本地市民把某个节庆看作自己的节日，让市民选择近距离出游或者就在本地参与旅游节庆，活动才能深入人心、做大做强。同时，上海的一些综合性节庆活动包含的子项目过多，形式混乱，互相干扰，反而会冲淡活动主题，不能很好地体现节庆的内涵与特色，上海节庆活动的主题也应进一步聚焦[9]。
可持续整合沟通，是在美国学者舒尔茨整合营销理论的基础上，由日本电通公司提出，该模式秉承了舒尔茨整合营销沟通的传统，强调营销即沟通理念，注重内外沟通过程中全社会所有接触点的个性互动，通过主题化活动，让消费者主动参与并积极行动[11]。
视觉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视觉空间与精神文化底蕴的融合。城市的各种视觉要素需要有序的、系统的组合，才能体现城市视觉形象的完整，才能给人统一的、整体的、和谐的印象。上海东方与西方建筑的结合、历史传承与现代化都市的融合，在国内外游客眼中呈现出亦中亦西、亦古亦今、现代时尚的城市视觉形象，旅游节庆活动需与城市视觉形象整合，才能更加突出城市个性化，加强节庆的特色与吸引力。
（一）精心构思旅游节的主题
城市节庆活动源于城市历史渊源与市民活动，源于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而后又内化为居民自身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节庆的兴起往往是城市居民自发的行动与诉求。“传统节庆的旅游开发，其本质是将传统节庆植入现代旅游元素，使之更具观赏性、参与性与休闲性，激发广大游客的旅游情趣，实现传统文化的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12]”
上海旅游节的主题应根植于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提炼出上海鲜明的文化符号系统，融汇中西文化的元素，体现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才能吸引更多市民与游客的参与。
（二）旅游节活动内容要突出地域特色
旅游节活动包含演出形式、仪式、程序、传说等，与传统节事活动相比更为灵活，在活动创意上既要突出主题，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和地域文化的融合性，每项活动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城市文化特色;同时又需要时常更新，根据旅游市场需求与游客的变化，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以增强旅游节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让本地市民感到亲切，又要让外地游客有新奇感。上海旅游节形成了形式多样的近40项丰富的节庆活动，来自境内外花车和方队巡游是上海旅游节的标志性活动，带给国内外观众的特别旅游体验。旅游节大量的演出形式、仪式、程序、传说等如果能结合上海城市的视觉形象特色进行整合，不仅进一步加强上海旅游节的整体形象，形成区别长三角地区其他旅游节的特色，还能增加游客的整体体验感受。
（三）旅游节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旅游产品是节庆活动举办时凭借的各种物质载体，以及在节庆活动基础上延伸的、专为游客设计制作的各种旅游物品，如赠品、纪念品和旅游食品等。旅游产品是特色化旅游城市所特有的产物，是文化与传统的集中表现，不仅体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更是一种传达文化价值的载体。旅游产品是游客参与旅游节的符号，能够唤起民众的情感，传承节庆的文化精神，延伸旅游体验的意义，深化游客的记忆。上海旅游节产品的设计应当深入挖掘、拓展和保护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内涵，以海派文化的差异性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有效汲取上海地域文化的精髓，利用上海独特的文化元素，打造丰富多彩、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来满足市民与游客的需求，开拓旅游消费市场。
（四）旅游节形象传播过程中注重地域视觉元素的应用
旅游目的地形象包含感知形象、情感形象，以及两者综合形成的整体形象。旅游经历、亲身体验会形成游客的目的地形象，而游客对自己认知、情感经历的评价又会通过人际传播，向周围人群扩散重游意向、推荐意向、口碑等，形成了潜在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在城市形象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潜在的游客，媒介不仅是旅游节信息的主要提供者，还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甚至对旅游节进行虚拟体验，影响了市民和国内外潜在游客对旅游节的总体印象，从而成为旅游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者。因此，无论在旅游节活动现场的标志、设施、道具，还是传播媒介上的旅游节要素，都会最终影响旅游节的整体形象，需要将旅游节的各项活动进行整合，利用上海地域文化元素联接旅游节形象的各个环节，并与上海城市的视觉形象相互映衬，才能让上海旅游节的形象得到有效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陶建杰.城市形象传播的误区突破与策略选择[J].城市问题，2011（2）.
[2]（美）林奇著.城市・建筑文化系列.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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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松.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形象塑造[J].上海城市规划，2011（4）.
[5]孙玮.“上海再造”.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刘康，韩瑞霞.上海国际形象实证调查结果及启示[J].对外传播，2012（7）.
[7]胡瑞明，黄妍.台湾旅游者对上海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J].北方经济，2010（16）.
[8]东华大学城市形象研究所所长.褚云茂.塑造上海“世界城市”新形象[N].解放日报，2010-11-05.
[9]徐敏.节庆活动：应吸引更多市民“同乐”[N].解放日报，2008-11-09.
篇（8）
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
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我国当下行政审判当中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早已名不符实。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通过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原告撤诉而结案。据此，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转贴于 （一）域外行政调解的运用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另外从瑞士、日本等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也可以推知，他们在行政诉讼中是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的。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据此，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二）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与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统一性。
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其作用的发挥应倾向于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不是维护，这是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相对人追求的诉讼目的，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是行政相对人的需要。
（三）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我国的现实必要。
篇（9）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91）沪高经核字第11号“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保证合同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终究从属于主合同，主合同的效力决定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第一被告新疆乌鲁木齐市金字塔工贸公司系艾克拉木。穆罕默德个人开办的私营独资企业，现已倒闭，艾克拉木也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与原告上海马陆棉纺织厂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经济犯罪尚未确定，从属于该购销合同的保证合同的效力、性质及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无法确认。且，为了有利于打击犯罪，本案的受诉法院应中止对全案的审理，将有关的犯罪嫌疑材料移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查处，不必急于将棉纺厂诉保证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办事处承担保证责任一节先行审理。受诉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并不表示解除保证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此复
篇（10）
【中图分类号】 D9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11-0335-01
法学是一门规范那性质的独立科学，法学中自治和自主的根基本体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实现的，分别是责任关系、强制和责任方式以及规责。在我国很多学者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纳为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合理，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一解释行政法律的两种基本途径
1.从责任关系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变更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从法的形式意义上说，行政行为要件的缺陷会导致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这对行政法律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是不成功的表现，由于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在还未被证实时，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侵害，从而不会形成一种救济的关系。例如，若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在尚未处罚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就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而确立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果因其他因素导致处罚被取消，那么这一行政主体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失败的。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其实就是对行政主体运行法律的一种矫正，他们本身不能作为一种责任的形式存在。
2.从强制和责任方式的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法上的救济关系，但是，这种逻辑不能作为责任规范的全部内容，社会事实因素作为责任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应该成为解读行政法律责任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关系相一致，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实现。在法教义学中，要想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使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成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就必须进入公力救济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社会事实因素的解释。行政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采用的公权力的强制作用，这种强制作用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简单的强制执行，它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场合的影响和支配，达到一种意识上的强制效果。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实力装置，它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心理造成一种压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执行。另一方面则是责任方式，这种责任方式的存在主要是以公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前提，明确责任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责任的负担，这也是法律责任度中最直接的事实表象。
二对于行政法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探索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公法研究范式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这四种基本元素分别是，假设由答案的公法学难题、对学术持有相同观点的公法学人、被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被大多数人模仿的代表性范例。在法学研究中由于遭受全新公法学的难题而形成的公法研究范式，这个过程受到代表人物全力倡导与其他学者积极响应，在确立的过程中，往往是以权威教科书的问世作为确立标志；为了取得公法实践成效，公法研究范式必须不断变迁，其方式可以是多种的，例如，可以采用自我修正的温和方式，也可以采用彻底性的变革和转换。
我国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新塑造，不能将以往的不合理的行政主体理论运用在其中，在必要的时候应该采用全新的概念，特别应当采用公法人概念。在法人的理论上，则应该对法人的一般定义进行有效修改，并且尚未实施的民法典中以更加准确的方式对公法人问题进行合理规定。我国法人和行政主体地位不应该属于国家的相关机关，应明确规定国家才是法人和行政主体。经过对事业单位的源流以及其在实际运营时某些状况的考察，指出事业单位的法人化一直都是个误会，这其中并没有对企业单位的法人化进行明确的规定，公立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应该遵循公权力运行的机制，而不是遵循民法。因此，事业单位在进行改革时应该区别对待，分不同类别进行治理。
我国还有部分学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进行了实践，对行政执法的整个过程和所取得的效果都进行了定量研究，并以此提出了有关命题。有的学者采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对燃放烟花炮竹和对其使用的禁止燃放命令的正确与否都进行了全面分析，甚至有学者将燃放烟花炮竹禁止命令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得到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替代关系，并根据相关案例对其关系进行了全面、准确的阐释。有的学者对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变革进行例如实践性的运用，这些学者主要是以通过分析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的形式、背景和目的的有效分析，再结合政府规制电动车行业的形式选择所实行的公共政策学的有效分析，充分解释了现代行政法承载权利救济与公共福祉两大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行政法学应当从传统的关注法律和程序转向既关注司法审查又关注行政过程，重点是要关注实体政策的形成。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