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6 16:22:2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科学管理理论的含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发生转变的产物。即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由主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转向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转变来自于管理实践的需求的推动。组织活动的社会化及各种关系的多元化,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复杂化,组织与其上下游战略联盟、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环境变化不确定性、要素的跨国流动、市场的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了组织边界的扩展。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管理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组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解决问题视角的不同。
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问题研究具有不同的层面。保罗·格里斯利认为,管理学有一个核心元素(利用给定的资源达到目标),然而这个基本的核心含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人力资源、环境等)扩展。每个人对管理任务的理解的水平具有内在的转移局限性。对很多管理者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管理任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是导致管理理论多元化的又一原因。
科学管理的主要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人的努力方面,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管理科学是与车间或作业层的最佳努力有关的,因而是一种微观的方法。与此相反,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行政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高级组织层的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上,对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基本过程的说明。这是一种宏观的方法。在工业方面,管理科学实际上并不侧重于战略问题,而主要是研究战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科学家并不从事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不良结构”
的问题。这类问题用精确的数理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的。他们侧重研究可以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基层、中层的管理问题。
不同的视角产生于管理学者不同的经历。管理学中的各个先驱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在管理的整体中引进了一个新的侧面。例如,泰罗由于他的工程教育和冶金方面的训练,对工场工作的成绩作了仔细的研究。而法约尔则由于他在采矿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而用经营与协调的观点来考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谢尔登和甘特则从个人及个人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开辟了管理责任新领域。由于这些管理学者侧重于管理的不同方面,多年来又各自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思想状况有些混乱。
(三)管理研究方法上不同。
“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形成与管理学众多的管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出现的结果造就了管理学的学派林立。[11]94从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上,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统古典管理理论的衰亡,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博弈论、统计学,甚至现代物理学,都在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影响着管理理论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管理学渗透。有学者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相差较大,而同一学派学者的专业背景则大体相同,行为科学理论中的学者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而管理科学学派的学者大多有工科背景。行为科学家主要是从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社会科学衍变出来的,而与此相反,大多数的管理科学家则来自数学、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学科。所以,这两门学科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正常的。
商学院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出现了两份对管理教育具有影响的有关工商教育的报告。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委托并资助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A·戈登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E·豪厄尔的研究,另一份出自卡内基公司资助斯沃索莫大学的弗兰克·G·皮尔逊进行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工商教育的状况:工商管理学院甚至在定义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教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一片混乱。由于墨守成规,商学院没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培养出具有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人员。
他们建议改革未来的商学院的课程内容。自此,像数量和行为科学这类课程激增,因此聘请了数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未经过工商训练也没有工商背景的人员到管理学院任教。
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科背景上,还体现在研究范式上。描述性范式与规范性范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规范方法一直被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注重的是事情应当如何;他们研究组织及其环境,以便提出能使组织作出更合理决策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对有关人的行为的经济-技术设想提出了疑问,而他们关心的是描述人和组织实际行为的方式。
(四)实践者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管理学者中,追求管理理论的实用性和管理理论的唯知性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随着管理教育走进课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进入到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来,他们倾向于用定量的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理论的精确程度,而实践派则大多倾向于用定性方法,关注理论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效用。所以,由于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他们的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管理学者们很难走到一起。
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了著名学者以及工商、教育和政府中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实践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美尼尔·A·雷恩对这次会议的争论总结说:
学者们只能理解那些来自自己专业的人,而实践家们则无法理解学者,学者也是如此。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中指出,“我们仍然处于管理理论丛林时代??也许(走出丛林的)最有效的方法要靠领导潮流的管理者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缩小职业实践与学院派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孔茨同时也责怪他的同行学者没有把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从管理的本质看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
判断一门学科的标准是其具有自己的假设、目的、工具、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管理有权利作为一门学科。但许多学者指出了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如保罗·格里斯利就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混合的概念,管理学在其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一门学科,它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因此它更适合被称为超学科(Meta-Subject),它包括了对各种学科的思考、分析和实验,考察在管理行为中这些学科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贡献。彭新武指出:从实践上看,与其说科学管理理论是探索管理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努力在管理中应用科学。管理工作涉及做事的方法和技术、技巧。管理既应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也应被看成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是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的。
就管理学的教学而言,这种整合的必要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学生应该欢迎管理理论的多样化,而不应试图获得简明的知识体系。研究的课程是复杂而动态的,而这个知识体系又是不断演化的。
许多学科都能对管理学作出贡献。组织是复杂的系统,它们本身就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摘要:管理理论丛林是管理理论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的结果。系统学派、过程学派等管理学派在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上进行了探索,过程学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管理丛林现象尤存。管理者面临的任务及环境、解决问题的视角、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是产生管理丛林现象的深层原因。管理学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应当尊重管理理论的多样性。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参考文献:
[1]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JanesF.Stoner等。管理学教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4.
[3]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张科豪,慕继丰。管理思想的演进及管理的发展[J].商业研究,2003(2):59.
[5]斯蒂芬·P·罗索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36.
[6]丹尼尔·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M].李柱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53.
[7]林曦。科学哲学视角下的管理理论丛林成因探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
[8]高文武。简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趋势[J].理论月刊,2002(8):40.
[9]姜利军。管理理论发展脉络的世纪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0(3):7.
[10]弗里蒙特·E·卡斯特,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计,1985.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
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发生转变的产物。即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由主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转向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转变来自于管理实践的需求的推动。组织活动的社会化及各种关系的多元化,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复杂化,组织与其上下游战略联盟、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环境变化不确定性、要素的跨国流动、市场的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了组织边界的扩展。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管理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组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解决问题视角的不同。
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问题研究具有不同的层面。保罗·格里斯利认为,管理学有一个核心元素(利用给定的资源达到目标),然而这个基本的核心含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人力资源、环境等)扩展。每个人对管理任务的理解的水平具有内在的转移局限性。对很多管理者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管理任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是导致管理理论多元化的又一原因。
科学管理的主要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人的努力方面,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管理科学是与车间或作业层的最佳努力有关的,因而是一种微观的方法。与此相反,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行政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高级组织层的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上,对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基本过程的说明。这是一种宏观的方法。在工业方面,管理科学实际上并不侧重于战略问题,而主要是研究战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科学家并不从事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不良结构”的问题。这类问题用精确的数理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的。他们侧重研究可以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基层、中层的管理问题。
不同的视角产生于管理学者不同的经历。管理学中的各个先驱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在管理的整体中引进了一个新的侧面。例如,泰罗由于他的工程教育和冶金方面的训练,对工场工作的成绩作了仔细的研究。而法约尔则由于他在采矿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而用经营与协调的观点来考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谢尔登和甘特则从个人及个人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开辟了管理责任新领域。由于这些管理学者侧重于管理的不同方面,多年来又各自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思想状况有些混乱。
(三)管理研究方法上不同。
“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形成与管理学众多的管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出现的结果造就了管理学的学派林立。[11]94从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上,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统古典管理理论的衰亡,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博弈论、统计学,甚至现代物理学,都在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影响着管理理论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管理学渗透。有学者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相差较大,而同一学派学者的专业背景则大体相同,行为科学理论中的学者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而管理科学学派的学者大多有工科背景。行为科学家主要是从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社会科学衍变出来的,而与此相反,大多数的管理科学家则来自数学、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学科。所以,这两门学科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正常的。
商学院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出现了两份对管理教育具有影响的有关工商教育的报告。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委托并资助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A·戈登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E·豪厄尔的研究,另一份出自卡内基公司资助斯沃索莫大学的弗兰克·G·皮尔逊进行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工商教育的状况:工商管理学院甚至在定义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教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一片混乱。由于墨守成规,商学院没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培养出具有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人员。
他们建议改革未来的商学院的课程内容。自此,像数量和行为科学这类课程激增,因此聘请了数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未经过工商训练也没有工商背景的人员到管理学院任教。
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科背景上,还体现在研究范式上。描述性范式与规范性范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规范方法一直被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注重的是事情应当如何;他们研究组织及其环境,以便提出能使组织作出更合理决策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对有关人的行为的经济-技术设想提出了疑问,而他们关心的是描述人和组织实际行为的方式。
(四)实践者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管理学者中,追求管理理论的实用性和管理理论的唯知性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随着管理教育走进课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进入到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来,他们倾向于用定量的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理论的精确程度,而实践派则大多倾向于用定性方法,关注理论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效用。所以,由于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他们的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管理学者们很难走到一起。
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了著名学者以及工商、教育和政府中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实践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美尼尔·A·雷恩对这次会议的争论总结说:
学者们只能理解那些来自自己专业的人,而实践家们则无法理解学者,学者也是如此。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中指出,“我们仍然处于管理理论丛林时代??也许(走出丛林的)最有效的方法要靠领导潮流的管理者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缩小职业实践与学院派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孔茨同时也责怪他的同行学者没有把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从管理的本质看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
判断一门学科的标准是其具有自己的假设、目的、工具、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管理有权利作为一门学科。但许多学者指出了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如保罗·格里斯利就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混合的概念,管理学在其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一门学科,它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因此它更适合被称为超学科(Meta-Subject),它包括了对各种学科的思考、分析和实验,考察在管理行为中这些学科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贡献。彭新武指出:从实践上看,与其说科学管理理论是探索管理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努力在管理中应用科学。管理工作涉及做事的方法和技术、技巧。管理既应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也应被看成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是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的。
就管理学的教学而言,这种整合的必要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学生应该欢迎管理理论的多样化,而不应试图获得简明的知识体系。研究的课程是复杂而动态的,而这个知识体系又是不断演化的。
许多学科都能对管理学作出贡献。组织是复杂的系统,它们本身就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那种建议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很好地包进一个包袱,然后用一条简化了的理论丝带将它们捆扎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和管理实际工作者应该承认和吸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任何要将这一研究领域禁锢于某种有限的观点的企图都将减少我们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的灵活性和机会。
参考文献: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
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文化差异;管理思想
管理的实践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的,其理论也在逐渐的发展、完善和更新。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其管理理论大多是由工人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得来,缺乏科学实验的支撑。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亨利・甘特、弗兰克・杰布雷斯夫妇及亨利・法约尔等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随之亨利・法约尔又提出了组织管理理论,该理论补充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不足之处。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段诞生了现代管理理论。西方理论的出发点都是围绕着人的假设――“经济人”和“社会人”而进行的,而中国的管理思想虽没有西方管理思想的门派林立,但总结出来,大多都是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依托而产生的。中国的管理思想以重视人的管理为所有管理理论的出发点。
1 西方管理思想的特点
1.1 人在企业中的主体性逐步得到承认
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前提就是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把人看作是工作的“机器”。科学管理理论的原则要求工作精确化和标准化。科学管理思想的目的在于追求工作效率的最大化,这是科学管理思想、方法的基础。泰罗认为工作效率最大化是工人和工厂主财富的最终来源。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就是使得每个工人在工作时候的动作都按照标准化进行。由实验得出的标准化动作是人工作时候的极限动作,在实际的操作中并不适合所有的工人,这样便使得工人产生了极大的抵抗情绪。继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之后,法国的亨利・法约尔进行了补充。但是其对人的假设依旧是“经济人”的假设,工人的地位依旧没有得到改变,工人依旧是工厂主进行生产的“机器”。
以埃尔顿・梅奥为代表的的现代管理学派创立了行为科学学派。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泰罗的“经济人”假设已经严重阻碍了当时西方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对“人”的解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要求给工人越来越大自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行为科学学派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埃尔顿・梅奥,该理论的实践来源即著名的霍桑试验。行为科学学派的研究了影响工人工作效率因素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工人的工作情绪。行为科学的性质是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科。行为科学理论对人进行了重新假设,认为企业的职工是“社会人”。他们不仅追求物质上奖励,而且更加看重情感因素方面的寄托。同时该学派还发现了在工人中间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组织”,该组织对工人的工作效率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2 管理组织边界的逐步延伸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是管理学界的一次革命。他采用实验的手段得出科学的工作方法,使得经验管理成为了历史。但是该理论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因此该理论的重点仅仅停留在执行的层面,即要想提高企业的利润,就要增加工人的劳动效率和劳动强度。由于泰罗本人一直处于最基层的工作环境中,所以泰罗解决的主要是企业生产层面的问题,而对于企业本身的计划、组织、指挥、财务、销售、人事等方面基本没有涉及到。
与此同时,欧洲组织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亨利・法约尔与马克斯・韦伯也在形成并完善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理论的研究重点则是管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的职能。法约尔认为要经营好一个企业仅仅从生产层面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整个企业是一个整体,必须从整体的观点进行管理。另外,一个企业必须具有以下六项职能。(1)生产设计职能。该职能是企业的根本,也是企业最基础的环节。(2)日常运营职能。日常运营包括日常原材料的采购、成品的销售及产品的售后。(3)财务职能。企业日常的花销及生产资金的预算、决算。(4)安全职能。企业要对本企业的员工、财产提供安全保障。(5)会计职能。企业固定、流动资产的统计,日常账务往来及年终报表的制作。(6)管理职能。企业的管理职能包含以下五部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1.3企业职能的专业化趋势在加强
在西方传统的管理阶段,资本的所有者即是管理者。在工厂中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工人进行管理,而管理的经验完全由工人在长时期的工作中获得,并且工人的工作标准也完全由工人自己来定。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张,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的管理职能逐渐与资本的所有者发生了脱离,这就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对工人进行管理。如此便使得公司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且具备了现代公司的雏形。专门的管理阶层从此就出现了,“科学管理理论”也在此时产生了。
1.4管理决策的科学化趋势加强
20世纪初,西方传统管理理论的得出主要依赖于最基层工人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缺乏科学的依据。此时公司的决策层即是公司的资本所有者。所有的管理内容都是领导者一个人的艺术体现。领导者依据个人的经验、阅历,甚至直觉进行决策的制定,这个时期根本没有专业的人员或咨询机构来提供专业性和客观性的意见参考。所以,该决策缺乏科学性的决策比对,不能很好的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由挑选出来的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规定的动作,然后经过多次的实验得出来的,这些实验有著名的“搬运生铁块实验”和“铁锹实验”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给管理者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二战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在企业的管理中出现了新的管理决策模式即数学模型和系统管理理论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对管理决策提供了定量依据和整体性观念。
2 中国管理思想中的文化特征
2.1 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早在五千年前的远古社会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组织――部落和王国,而部落和王国的日常经营和运转就出现了管理。接着诞生了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制国家有等级森严的权利机构,这种机构中就存在着管理的思想。秦朝大一统的国家中出现了中国完善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进行反复论述的一个思想就是人的本性和人际关系。他们提出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整个封建国家进行统治的核心武器,也是中国文明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中,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和“中庸之道”都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统治的手段。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历史形态――王朝的更迭,战争也在所难免。于是在战争中产生了兵家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是兵家管理思想的结晶,该著作阐述了“为将之道”、“用兵之道”、“用人之道”等。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不管是儒家的人本管理思想还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都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2.2 管理方式的中庸化
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其含义就是中庸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是最高的德性修养。孔子的中庸之道教导我们,行为方式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内仁外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正平和。这是人们在对事物的是非进行评价的标准。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必须把握适度的处理原则,避免因一些过激行为而产生相反的效果。哲学观点中,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都有自己的度。如果超过这个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孔子“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就是确定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
2.3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是把事物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对该事物的管理过程也应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对事物的管理要做到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相统一,要把管理的各个要素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和谐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的灵魂就。君臣和谐可以兴国,家庭和谐可以兴业,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丰产。和谐管理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上的操作,更是人在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一书把管理分为三层,第一层即“不知有之”,就是说君王在对老百姓进行管理时,最高境界就是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你的存在,但是国家已经国泰民安。第二层是“亲而举之”,意即老百姓能够知道你的存在,并且愿意和你亲近然后经常颂扬你。第三层“畏而辱之”,就是统治者用残忍的手段镇压老百姓,随意地欺负他们。显然,这三个层次说明不同的管理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企业的成员能够自觉、自愿的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发地维护企业的形象和信誉,这可谓就达到了孔子的“从心”、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境界了。
3 中国管理哲学和西方管理科学的融合
21世纪的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在这种巨变中寻找更好的管理方式。昔日单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目前的发展环境。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产品的销售范围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等,这些因素也使得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在互相的碰撞、融合。因此中国的管理思想不仅要继承和总结传统的管理哲学,还要勇于去研究、总结、吸收西方优秀的管理思想。
高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大推进了管理的精确化。另外,诸如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也为管理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这些学科的发展符合西方的“刚性”管理思想。但是正如梅奥等人创立的行为科学学派的假设前提是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依靠精确性的标准来解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对经济上的需求是属于最低层次的需求,除了物质上的,人们更期待有情感上、心理上、社会地位上的需求。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大于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西方的经济学家开始对日本的企业进行观察、研究。最后发现,日本对企业采取的管理方式并不是当时世界上认为最好的管理方式――美国企业的管理方式,而是采用了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管理方式――以人为中心。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正是中国儒家的“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从此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借鉴中国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只有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有机融合,才能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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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资源和环境日益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最主要的难题,同时,环境本身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好坏不仅关系到人类生存空间的质量高低,还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水平及前景[1]。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我们认识到项目建设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就要求我们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减少环境污染与破坏,避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尖锐对立。
柴西龙,孔令辉等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2];丁玉洁,刘秋妹等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化与法制化进行了思考,对于完善立法框架及建立外部支持保障机制两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3];陈国阶则从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和方法方面说明我国的环评制度需要新的突破[4]。
然而,项目环境的灵活多变和劳动成果的难以度量导致传统的管理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需求,和谐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和谐管理理论所主张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对于当代日益复杂多变的组织环境和管理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5]。因此,本文在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运用模糊数学评价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将和谐管理理论进一步深化、拓展,并使之为我们的管理实践服务。//html/zongjie/
1 和谐的含义及和谐管本文由收集整理理理论
1.1 和谐的含义 在和谐管理理论中,对“和谐”的含义做了界定。其中,“和”指的是将人们的观念或行为与组织的观念或行为“合意”的联合,“谐”指的是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而“和谐”指的是“和”与“谐”的相互衍生,并不是简单的“协调或一致”的表示。当组织中实现“和”与“谐”的共同作用时,就会产生不断明晰并优化组织目标的效应,从而和谐管理理论的作用才真正显现出来。“合意、合理”体现了“和则及谐则”,“联合”着意于人的主观性、主动性,“投入”则是一种客观、被动的状态[6]。
1.2 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和谐理论最早是由西安交通大学的席酉民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和谐管理的主要思想就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考察各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与系统整体之间的和谐状态,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平衡与和谐[7]。将和谐理论应用于管理学领域中,即形成了和谐管理理论,其实质就是在外界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以和谐主题为核心,以“设计优化”与“诱导演化”机制及其耦合为理论指导,落实研究方案,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zuowen/
其中,“和谐主题”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组织和领导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确定和谐主题之后,就需要以主题实现为最终目标,通过“谐则”明晰要素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实现组合过程的匹配及一致,通过“和则”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消除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最后通过“和谐耦合”实现谐则与和则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促进系统整体的涌现特征,实现目标导向下的适应性演化。
和谐管理的主要特征表现为[8]:①和谐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管理。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是需要一种更灵活、更快速的管理方式,即服务型管理。②和谐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以往的科学管理理论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与物的区别模糊化,而和谐管理则从人与物的对立统一出发,实现管理过程的系统化与人性化。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将人作为物的主人,脱离物的约束,负责支配各种物的因素的分工与协作,管理整个组织的日常运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同时,还要将人的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统一起来,达到部分与整体的无缝耦合状态。③自组织管理。所谓“自组织管理”,就是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一种信任的文化关系,依靠各成员的自主管理和被管理实现组织文化的平衡演进。通过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减少了日常活动中大量的管理成本支出,而且有助于激发成员的责任意识,刺激其创新意愿,主动为整个组织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关系随即弱化和消失。/
2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建设项目环评依据
2.1 建设项目的和谐管理概述 在建设项目决策、实施、运营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如果我们将项目看作是一种通过人要素与物要素的互动而获得项目收益的实践活动,那么建设项目的和谐主题就可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以建设项目自身及外部环境为媒介,进行信息的加工、整合、筛选和选择,从而归纳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它是对项目所展开工作的中心思想的阐述,是一定阶段项目发展的要素所在。
从而,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按照以下程序实施:首先,根据项目目标,详细的对项目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出具体阶段和具体情况下的和谐主题,针对物要素和人要素,分别在“和则”(人的能动作用)与“谐则”(设计优化)的指导下提出环境评价指标,并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帮助项目获得最大的绩效。
1.导言
企业管理不是固定僵化的模式,管理方向和方法都应遵循基本的原则。而其内涵是随着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入而发展变化的。其核心价值在于:团队、分工的协作与精细。随着管理理论的演变,现代企业从粗放型逐步向精细型转变,从流水线和信息化的结合发展为企业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渗透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逐渐融入到中国企业管理之中,管理模式推陈出新,大踏步的与国际接轨已成为必然。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管理有深远的影响,泰勒科学管理四原则根植于团队、效率和成本控制的土壤中,企业的精细化管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和实现的。中国企业不但要用泰勒科学管理思想解决问题,同时要注重科学管理在企业管理方法中的应用与研究。
2.泰勒理论的演进
2.1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含义
科学管理理论是1912年由现代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泰勒的贡献在于将企业经营带入了管理世界,建立了科学管理的雏形。泰勒认为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下,企业管理决策不够系统化,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来确定一种最佳方法。企业存在“摩洋工” 的现象,而且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生产效率低下,这正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所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近100年来,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一直被企业广泛应用于经营管理各个领域,并且通过实践证明成效显著。
2.2泰勒管理方法的剖析
泰勒科学管理把人和机械达成一种最佳的匹配。也就是说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力和作为劳动工具的机械之间如何的配合,从而将企业的管理成本降到合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的基础是假设人是机械流程的一部分。管理模式比作一部机器,人只是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发挥各自的作用,坚守本分的职责,提倡团队合作,追求高效率,使之在工作中逐步长进、完善,从而制定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总结为一句话是科学管理的“量化”。体现的是标准,实现的是效率,收获的是利润最大化。泰勒科学的管理方法使管理者的空洞体验锐减,极大的提高了管理的实效性。特别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管理方法是非常有效果的,增进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当我们认识到它给中国的企业在管理方法上带来的巨大冲击,就应该客观地剖析它,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不仿效、不生搬硬套,探究适合中国企业的创新经营模式。
3.泰勒理论“四原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3.1解析“四原则”
泰勒管理四原则一是根据工作要素开发新方法替代老的经验;二是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教育使之成长;三是员工密切合作,以保证一切工作符合计划和原则;四是确保管理层和工人在工作与职责划分上实现均等。科学管理四原则相当程度地减小或者化解了决策层与工人的抵触;员工甄选、培训和企业文化培育也为企业节约了大量人工成本。从泰勒四条管理原则来分析中国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至今还实行终身制的人事管理模式,甚至对非系统的人力资源的排斥,搞系统内的优待,完全违背人才合理流动和人才多样化对丰富企业文化的作用。
3.2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阐述“四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泰勒科学管理方法推动了世界企业管理的演进。比如,福特汽车公司于1913年引入泰勒科学管理思想与模式,推出了“5美元工作日”的当时的高工资制度,吸引了大批优秀工人,并规定凡是不适合这一标准工资要求的工人将予以解雇。由此,工人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现在,福特公司将管理量化为系统的流程使人工成本下降到每台500美元人次,对世界汽车工业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据粗略统计,中国有近3200万家中小企业,数量相当的庞大,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在蓬勃发展,而相当多的企业管理方法尚且处在杂乱无章的经营秩序中。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泰勒的科学管理四原则,中国中小企业遗留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人只有遵守目前看来是比较完善的管理模式而不是所谓的个人“创新”,以集体智慧和团队合作实现企业管理目标最大化。
4.泰勒科学管理对现代中国企业管理的启发和影响
4.1专业分工产生高效率
各个领域行家的结合赛过一切的“超人”的单打独斗以及“万金油”的联合。比如:搬箱子、取箱子、叠放箱子普通的工作流程,每个流程都有专业的技术工人去完成,比一个工人去完成整个的流程效率更高,反而综合成本更低。分工越精细越明确,工作效率就越高。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没有太严格的职能差别,没有沟通好就会发生磨蹭,大型企业就能快速解决这一问题,差别在于每个员工的分工相对细。但是分工太细了也会产生工作流程的不连接的现象,如果找不到速决的方法,沟通成本也会增加。总之,分工细目的是为了更好配合的需要。
4.2 流程职业化增添效力
规模职业化的案例研究表明,效用的提高取决于工人与工人在流程上的配合程度。比如在汽车发展史上,流程的职业化为汽车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同时管理部门也加入了流程职业化的行列,所有流程的职业化为全球工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现代企业管理中,已经将业务流水线重组信息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系统),这种模式的建立必定引起更大规模的产业革命
4.3劳动定额管理系统的创新,降低了企业管理成本
制造企业最为常用的劳动定额管理方法,近年来因市场多元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社会经济发展对企业员工个性的影响、法制不断健全所产生的管理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等多方面的变故,使劳动定额管理方法的制定在实际应用中给企业带来诸多挑战。站在企业的角度,面对微利与不断攀升的劳动成本,市场风险等不利因素,传统的定额管理方法无法解决企业员工之间对其公平性的抱怨。实践证明只有对定额管理进行系统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剔除无效劳动, 提高定额管理水平,降低人工成本, 提高了劳动效率,并为生产管理系统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支持。
5. 结论与启示
泰勒管理思想体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灯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管理必须打破地域性狭隘的思想框架,上升到战略管理的高度。战略管理的全局性表现为企业的总体活动的管理,所追求的是企业设定总体效果的实现。泰勒理论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全局性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泰勒理论的不断演进,现代企业管理也经历了以物为本上升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上升到以心为本,以心为本要上升到以“道”为本的发展历程,最终通过“道”将企业的各个资源平衡、和谐的统领在一起,最有效地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而这一切无不渗透着泰勒管理理论的思想和精华。
参考文献:
[1] 张云云.企业人本管理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研究[D].西南石油学院,2005.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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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文斌.西方管理学范式的三种维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1).
作者简介:朱文忠(1964-),男,河南上蔡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经贸系经济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106-04 收稿日期:2006-10-20
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
管理的定义是同人和资源一起工作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Bateman and Snell,1999)。管理是一个协调工作活动的过程,以便能够有效率地(efficiently)和有效果地(effectively)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实现组织的目标(stephen P.Robins,el,2004)。协调工作活动的过程代表着管理当局发挥一系列管理职能的过程,即发挥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职能的过程。有效率指所从事的管理活动以尽可能少的资源(金钱、时间、原料、人力等)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有效果则指所从事的管理活动有助于组织达到预期目标。在成功的组织中有效率和有效果是相辅相成的,而不良的管理既是低效率的也是低效果的。因此,好的管理者既要注重效果又要关注效率。
实际上,管理智能的发挥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最早期的例子,如埃及的金字塔(最早始建于约公元前2485年)和中国的万里长城(最早始建于约公元前200年),都是几千年以前在由负责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活动的专门人员管理和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一起共同协作建造的。到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人发展了早期企业管理的雏形,他们采用了类似今天的流水作业线、仓库和库存等标准化系统。1776年,苏格兰伦理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otions)。在其著作中,斯密提出了组织和社会劳动分工的管理思想。他倡导在工业生产中将工作进行分解,以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经济效益。到了18世纪末期,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逐步影响到了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革命。伴随着机器的广泛应用,工厂对管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管理者具有较高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激励管理能力,以保证组织和机器的高效运行。工业革命改变了过去几千年来大多数管理者所一直奉行的“经验管理”思想模式。于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企业管理终于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开始开设管理或商学教育课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管理理论深入研究。基于19世纪末以来的研究,1912年现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发表了其《科学管理原则》,从而开始了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一百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在这一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均出现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和模式。每一个时期均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管理理论,也代表着企业管理理论的一次次提高和进步。在这些伟大的管理思想和模式中,有些业已过时,有些仍继续被广泛应用,还有些部分被保留下来,并融入到了当代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之中。所有这些管理理论,不管过时与否,都将继续对未来企业管理实践发挥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演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企业管理首次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管理专业化从此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随之而来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思想家和管理理论学说。有些管理思想是对前期管理思想缺陷的直接改进和提高。不过,所有管理思想都试图解释当时所面临的具体管理问题,并为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法。表1归纳了过去一百年不同时期企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系统思考。
(一)科学管理。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理论是1912年由被称为现代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提出来的。泰勒的贡献在于将企业经营带入了管理世界。没有他,就不会有现代管理(迈克尔・D・波顿,2003)。泰勒基于试验和调查结果发现,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下,企业存在“摩洋工”的现象,而且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生产效率低下。泰勒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的企业管理决策不够系统化,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来确定一种“最佳方法”。他于是提出了四条管理原则:即管理者一是应对工人工作的每一要素开发出一个科学方法,用以替代老的经验方法;二是应该科学地挑选工人,并对其进行培训、教育和使之成长;三是应该与工人们密切合作,以保证一切工作符合计划和原则;四是应该确保管理层和工人在工作与职责划分上实现均等。为了对付“摩洋工”的问题,泰勒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具体管理措施,如普遍实行定额管理,实行差别记件工资制,实现工具标准化和操作标准化等。这些管理措施蕴涵着深刻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近100年来,一直被企业广泛应用,而且卓有成效。其中,福特汽车公司于1913年引入科学管理思想与模式,推出了“5美元工作日”的当时的高工资制度,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合格工人,并规定凡是不适合这一标准工资要求的工人将予以解雇。由此,工人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也因而造就了“福特王国”的传奇。
另外,在同一时代,法国采矿工程师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于1916年提出了一般行政管理思想。这一管理理论和模式提出了管理者的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以及14条管理原则,即工作分工、职权、纪律、统一指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权力集中、等级链、秩序、公平、人员稳定、首创精神和团结精神。与这一管理思想相似的还有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行政组织(bureaucracy)等。这些管理思想与泰勒所关注的组织最低层次员工的科学管理方法不同,它们关注的重点直接指向全体管理者的活动,强调一种理想组织设计的公式化与管理者的权威性和技术能力,但忽视了员工个人的主动性原则,剥夺了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组织快速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二)目标管理。目标管理(MBO)的概念最早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彼德・杜拉克在其名著《管理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一管理思想认为,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
理。因此,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每一个部门和个人的工作才能有努力的方向和动力,员工的积极性也才能被调动起来,即所谓的“灯塔”效应。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麦格雷哥(McGregor)提出的x和Y理论学说进一步丰富了目标管理的理论基础。根据x和Y理论,x假设强调人是没有责任心的,是懒惰的,因此,要调动其积极性需要利用金钱诱惑和惩罚方式来实现;Y假设则强调人是具有工作责任心的,也是有能力的,要调动其积极性,关键是要为其提供一种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和作用的环境。只要能为员工设定明确、合理的责任目标和评估机制,并赋予其必要的决策权力,他们就一定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懈努力地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任务。
目标管理思想与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经济复苏阶段迅速流行开来,被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广泛采用至今。美国通用电器公司CEO韦尔奇在上个世纪80年以来所倡导的“数一数二”目标责任制,即将公司的战略目标定位为竞争舞台上“数一数二”的公司,并对不是“数一数二”的业务部门坚决整顿、关闭或出售。明确的发展目标成就了其一番伟业,也使该公司在全球500强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这是目标管理思想的成功应用。
(三)人本管理。人本管理(Human Capital)和人际关系管理(human relations)是由美国管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于上个世纪30年代根据霍桑实验的结论提出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仅由金钱驱动,个人的态度、心理满足、社会因素等也同样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和人本管理思想。这一管理思想迄今也一直被企业广泛采用。
另一位同时代推动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在1943年提出了五个层次需求等级理论。根据他的观点,从激励的角度看,企业管理者必须了解人们需求的不同层次,然后采取相应措施来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人本管理的精髓是,企业组织首要的管理是对人的管理,而人是平等的,并非金钱诱惑和老板支配的“奴隶”或“机器”,但存在能级和需求差异,因此,企业组织需要重视人的不同能力和需求,通过利润分享、培训、沟通、信赖和尊重等,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组织的经营目标。实践也证明人本管理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例如,美国惠普公司(HP)1939年成立以来,积极实践了这一管理模式,如通过“让员工分享利润”,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通过“没有门扉的办公室”,建立信任和尊重;通过弹性用工制度,改善员工生活水平;通过重视教育,提升员工技能等。这一系列人性化的管理实践成就了惠普公司作为电子行业代言人身份的昌盛不衰,使之一直在《财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四)质量管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二战以后,质量管理学家爱德华・戴明提出了PDCA循环质量管理理论,即通过计划(plan)、行动(do)、检查(check)和行动(action)一系列工作程序来解决质量问题。作为质量管理的先驱,戴明的理论奠定了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基础,即认为,质量管理必须是全面性的,质量管理不是个别部门的事情,必须由最高层的管理者推动,发挥团队精神,让每一个部门和员工参与其中,才可能产生效果。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认为质量是公司的全部,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每一个员工的中心活动。他一直要求员工要有高标准的生产力,追求“零缺陷”和“六个标准差计划”。该计划的实施给通用电气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节约和丰厚的利润,从而成就了通用电气的全球伟业。
另外,这一时期也兴起了数量管理(quantitative manage-ment)的热潮,即私有企业开始使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决策并解决企业扩大规模后面临的复杂问题。
(五)授权管理。授权管理指下放管理权力给下级,减少管理当局的不必要干预,以便达到“无为而治”,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经营效益。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伊恩・戈登基于大公司面临的等级制度弊端和管理效率低下问题,提出了这一管理思想。面对以客户为中心和全球市场力量的威胁,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公司,需要减少中间管理层次,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以便满足客户的需要。
成立于1980年的美国传媒公司CNN,就是实施这_管理模式的成功范例。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奉行一种放权的企业文化。为满足观众对实况新闻快速报道的需要,该公司打破传统集权管理模式,摈弃作风,授权下级管理者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决策,推行“灵活、快速决策方式”,从而实现了经营管理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观众满意度和企业经营效益。
(六)品牌管理。在上个世纪60年代,S&S公关公司总裁乔・马克尼提出了“品牌资本”管理理念,从此品牌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品牌管理的思想与模式克服了传统管理模式中“只关注单一产品和市场”的弊端,实现了从战术管理到战略管理的根本转变。在品牌战略管理模式中,品牌的作用不仅仅是增加销售和利润的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在客户心目中建立企业的品牌识别,以为企业带来长期效益。
品牌的背后是忠诚的客户资源。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的成功之路都是依靠强大的品牌效应铺垫起来的,如国外的可口可乐、奔驰、迪斯尼、宝马以及中国的海尔等等,均是如此。这些企业的品牌价值连城,成为吸引忠诚客户的重要无形资产。
(七)规范管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厄威克・弗莱姆兹提出了规范管理的思想,即认为通过规范管理战胜企业增长过程中的危机(如规模不经济),使企业从企业家精神为主转向专业化管理。他认为,小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要避免失败的命运,需要顺利完成组织发展的六个任务,即确定有利的市场定位、开发产品和服务、获得资源、建立经营体系、建立管理体系和构建企业文化,并成功经历生命周期中组织增长的七个阶段,即新建、扩展、专业化、巩固、多元化、一体化、衰退与复苏。这一规范管理思想为“家族式”企业成功转变管理方式提供了专业化的解决思路,为小型企业在增长过程中避免规模不经济或范围不经济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规范管理思想中的管理专业化与企业家精神下的官僚统治并非同义词。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精神不再可能成为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力量,吸取二者之长,走专业化和规范化管理的发展道路,成为企业的必要选择。可以说,规范管理是企业不断发展和走向长期成功的源泉。
与此同时,管理学界也出现了系统管理理论(systemstheory),即认为一个组织是由各个独立单位组成的统一整体,管理者需要处理好各个部分的关系,发挥整体功能优势,才能
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
(八)创新管理。到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主体实现利润的过程。创新可以分为技术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创新不仅仅指技术革新或单纯的生产方式革命,同时更具有体制变革的含义。熊彼特总结出了两个创新模型。模型I是指将外生的科学发明转化成生产力,推动利润增长;模型II是指在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自己投人资金进行研发,以使企业在不断创新中不断壮大,不断创造利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保证。如摩托罗拉、西门子、杜邦、中国奇瑞等,均是通过不断自主创新才成为激烈竞争市场中的赢家。
与此同时,应急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的思想也应运而生。这一管理思想认为外部环境变化莫测,企业须时时调整战略来适应环境突变。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创新管理相似,均是为适应外部或市场环境变化所选择的新的不同的管理实践。
(九)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文化。1981年,美国加州大学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在其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挑战》中提出了z理论。这一理论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因素,对美国和日本的管理思想取长补短,汲取传统规则的精华,结合现代管理思想,提出了一套系统、明确的价值体系(请参考表2)。
上表所阐述的企业文化基本框架体现了符合时展需要的文化价值观,旨在通过为企业和员工创造一种进发创造力和凝聚力的环境来推动企业更快地向前发展,长期保持竞争优势。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精神符号或经营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便于塑造企业良好的形象,对内形成对员工的向心力,对外形成对客户的吸引力。
另外,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应急管理的思想,即强调面对市场环境的瞬息万变,企业管理者应打破常规,树立新的企业文化,不能保守陈旧观念,应采取创造性的思维灵活应变,努力在变革中求生存、谋发展。
(十)学习型组织。1992年美国管理大师之一彼得・圣吉因其“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新观念获得了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Pathfinder Reward)。这一思想通过“五种修炼技术”体现出来,即所谓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他认为,通过不断学习,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知这个世界,系统认识各种相互关系,看清事物全新的全景,从而为未来发展不断创造机遇,并采取具有前瞻性的行动。
这一理论着重强调了管理活动中的系统思考或系统管理思想。人类系统中的结构是微妙且错综复杂的,人们需要不断学习和了解系统结构中的各种变数和相互关系,即需要不断反思自己,扩大思考范围,洞察层次结构,建立共有愿景,才能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径。目前,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思想已经被许多国家所广泛应用。
(十一)流程再造管理。面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席卷美国企业的倒闭浪潮和丧失世界领先地位的危险,1993年美国管理学家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克出版了《再造企业――工商业革命宣言》一书,提出了“流程再造”这一全新的管理思想。他们认为美国企业需要做一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才能迅速获得新生。这一理论马上轰动管理学界,在美国和西方经济中掀起一场工商管理的革命旋风。
流程再造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企业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需要对其业务流程、经营管理和运作模式进行根本的再思考和重新设计,如通过业务流程再造(BPR)、及时存货体系(JIT)、扁平化组织(Flatter Organization)、柔性生产系统以及市场价值链等全新设计方案,使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益取得根本性的变化。
在现实社会中,流程再造管理极大地提高了许多知名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中国的海尔集团通过市场价值链和扁平化组织设计等流程再造管理模式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管理水平的差距,使其物流管理水平到达世界一流、国内第一,这正是海尔在国内外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思考与反思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企业管理思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每一次变化均代表现代管理思想的一次创新和提高。这些管理思想,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无论过时与否,均对当代和未来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管理模式。市场在变化,技术在变化,人力资源在变化,当代企业管理者必须尽快学会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管理实践的各种变化因素,积极借鉴传统管理思想,不断创新适合于自己发展实际的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对自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企业应积极从这些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和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管理水平。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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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葛荣晋先生在其著的《中国管理哲学导论》中,将上述四种管理者类型称之为草商、法商、儒商、哲商,并进而总结为四种管理境界:管理实践、管理科学、管理道德、管理艺术。为利于对比分析,将上述四种管理境界,整理如下。
1.草商――“管理实践”境界
所谓“侮之”,是管理者依靠权势羞辱被管理者,使彼此处于严重的对立和仇视状态中。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称为“草商”。他们对于管理缺乏系统的管理性认识,主要是依靠某些人生经验实施管理,管理还处于盲目的、无序的“管理实践”的境界,有待于进一步从盲目的、无序的实践层面向理性的有序的理论层面升华。
2.法商――“管理科学”境界
法家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境界。“以术治吏”、“以法治民”,全面实施“法、术、势”相结合的刚性管理。
优点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义,较之盲目、无序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社会进步。缺点是在这种管理境界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缺乏相互关爱与信任,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冷酷的利害关系。管理者只能管住员工的“身”,而不能管住员工的“心”,得不到下级发自内心的真正拥护。
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被称为“法商”。他们还只处于重“技艺”而轻“道德”的“管理科学”阶段。所以,必须进一步以正道匡之,实施道德教化为主,法令制裁为辅的治企方略,由“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转向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
3.儒商――“管理道德”境界
从管理主体上要求以德“修身”,将管理者培养成“智、仁、勇”三位一体的管理者,使之达到“三忘”的道德境界,构建“义以为上”的道德人生。从管理手段上,要求管理者实施“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只有如此,方可使管理者形成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管理境界。这是一种“同心多圆”式的管理境界。儒家的“为政以德”首先强调的是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这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的形象管理。
4.哲商――“管理艺术”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模式。从现代管理角度来看,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主要有三层含义:在管理方法上,提倡“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在管理主体上,要求具有“上善若水”的“无为”品格;在管理境界上,达到“无为”的理想状态。此三者是一个完整的“无为而治”的体系,缺一不可。
处于“无为而治”境界中的管理者被称为“哲商”。他们以哲学智慧所追求的“无为”境界,我们称之为“管理艺术”境界。他们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之心为心”,这种“不知有之”的社会效应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最高的奖赏,也是道家实施“无为而治”管理所追求的理想效果。帝尧是道家树立的“无为而治”高管理境界的典型。
我发现,管理境界四境界论竟然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论呈现基本对应的一种关系。
其一:自然境界
此时的人,凭本能的需要而生活着,对人生的了解极为有限。因此大都是“顺才”或“顺习”。“顺才”即率性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行乎止乎,均非自我的有意而为,而是自己的习性使之然。“顺习”是照“例”行事,或照着自己的个人习惯行事,或照着社会的共同习惯行事,依然是没有主见和选择。此时的人,活在没有意义的时空中,活在无思无想的层面上。
其二:功利境界
此时人的思想意识已大大加强,人了解他的行为目的,为达到目的,会进行一系列的设计,并将有步骤地实施其计划。但功利境界只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意味一切与自己无关者,均不会成为生活在功利境界中的人们的注意点。因此,功利境界毕竟狭小,只有“小我”,没有“大我”,这样的“小我”也就显得不够深沉阔大。
其三:道德境界
人于此时,舍利而求义。舍利就是舍弃自己的私利,求义就是求取社会的共利。道德境界建立在人对社会的亲和与认同之上,个人之“小我”融化进社会之“大我”。将个人与社会相连接,确认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而进行,于是,谋求社会的发展,也就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谋求个人的发展。
其四:天地境界
人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社会,而是“事天”、“知天”。在理解社会之外,还能理解整个宇宙,从而在一个最大的范围内来认识社会,认识个人。此时的人在生存方面,已经进入了极为广大自由的境界,随心所欲而行事,无不合规矩合目的,指向人的健康与全面的发展。
现代化管理趋势的四个阶段
总结了一下对目前管理趋势四个管理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表述,其管理未分中外,是一种更趋于实用的表述。
1.经验管理阶段
从管理理论的角度来说,西方早期管理思想产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末,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贡献包括: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和经济人思想;查尔斯・巴贝奇提出专业分工与机器、工具使用的关系,强调劳资协作,提出固定工资加利润分享的分配制度,主张实行有益的建议制度;罗伯特・欧文提出“社会人”观点,强调重视人的作用和尊重人的地位,是现代人事管理的创始人。早期管理思想的特点表现为:未摆脱小生产者的思维,主要靠个人经验进行生产和管理;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但对于促进生产及以后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说,其主要特点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分离;决策没有科学程序(无企管经验,凭直觉);缺乏合理的规章制度;缺乏合理分工;师傅带徒弟的领导方式;人治而非法治的管理理念;换领导就换制度;管理效果表现为低效率,低士气。
2.科学管理阶段
在此阶段,管理理论和代表人物包括: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等;行为科学学派阶段的梅奥、马斯洛、赫兹伯格、麦克雷格、亚当斯、卢因、伦西斯・利克特、布莱克和莫顿等;现代管理丛林阶段(含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系统管理、决策理论、管理科学、决策理论学派等)的西蒙、德鲁克、巴纳德、汤姆・伯恩斯、伍德沃德等。整体上这个时期形成了多家系统的理论,但也陷入了管理丛林无法自拔。应该说早期的管理科学阶段主要关注于物;后来的行为学派和多家理论学派,逐步开始关注于人。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早期的科学管理实践主要特点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依法制企,制度完善,非常严格;指挥型的领导方式;依靠外部监督进行控制;驱动方式为重奖重罚(胡萝卜+大棒);理性管理,不讲情面;人性假设为经济人;管理效果表现为高效率,低士气。
3.文化管理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到70年代,其发展速度与态势让美国人震惊。美国人对日本奇迹惊叹不已,于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日美管理比较研究热潮,热潮催生了企业文化理论。1980年,美国商务周刊首创“公司文化”概念,随之美国众多公司围绕企业文化展开了讨论。“新潮四重奏”等一系列标志性著作的出现宣告了“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被推出,随之被引入中国。
从管理实践角度,其主要特点包括:管理中心表现为由“物”到“人”的转变;管理性质则由理性管理向非理性管理转变;管理重点由人的“行为”向人的“观念”的管理转变;控制方法由外部控制向自我控制转变;管理手段由制度管理向制度加思想方法转变;领导方式转向育才型;人性假设由经济人向自我实现人转变;管理效果追求高效率,高士气。
4.未来管理阶段
从最新的管理理论来看,未来管理有三个发展方向,一是西方20世纪90年代后的“知识管理”与创新理论的提出,二是齐善鸿先生的“道本管理”――即“精神管理”理论的提出。(“道本管理”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的更高阶段,“是企业指导下的企业文化可以让人专注于规律而不是个人理性有限的自主意志。”)三是稻盛和夫先生提出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与阿米巴经营的实学体系的哲学管理体系的提出。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主要特点包括:创新是未来管理的主旋律;知识是管理的最重要的资源;“学习型组织”成为未来成功企业的组织模式;快速的反应力要求时代的新要求;权力结构变正金字塔为倒金字塔;弹性系统表现为跨功能、跨企业的团队;全球战略管理成为企业决战成败的关键;跨文化管理是管理文化的升华;四满意目标(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满意、社会满意)是企业永恒的追求;“没有管理的管理”即“无为而治”成为管理的最高境界。
成中英先生的《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提出的管理阶段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哲学管理阶段,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一阶段为管理的文化阶段,也可以称为人文管理时代。这一阶段管理的主要内容为个人管理及国家管理。其特点一是伦理性,讲个人的修身养性;二是整体性,从个人讲到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这一阶段的管理以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的“治国治人之道”为代表。
第二阶段为管理的科学时代,也可以称为科学管理时代,这一阶段的管理内容为经济管理,其特点一为理性,二是分析性。这一阶段的管理即以西方科学管理模式为代表。
第三阶段为管理的哲学时代,也可以称为管理的后现代管理、超时代管理、管理的后科学时代。这一阶段的管理,是要综合文化管理与科学管理的长处,把伦理与管理、文化与科学、感性与理性、整体与分析通通结合起来。这就是其书所阐述的“C理论”的管理模式。
合论
我以葛荣晋先生的草商、法商、儒商、哲商境界的分析结构为基点,对相关概念及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葛荣晋先生所说的草商、法商、儒商、哲商管理四种境界,实际上是以中国管理哲学的视角和分析结构,来对经营管理者的境界进行分析,主要是指企业领导者经营管理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偏重于理论研究;而现代化管理发展趋势的四个管理阶段的分析结构,则是中西管理合论,与管理理论相对应,偏重于具体应用研究。
葛荣晋先生四种管理境界的商人,我认为不应该仅仅是商人个体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具有这种精神的企业。
应该说,以中国法家思想为主的“法商”概念,不足以概括“法商”管理的特点,儒商和哲商则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表述。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法商从没有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我查阅了资料,发现“法商”一词是新造出来的词。我认为管理科学境界的商人与法家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所以法商更应该是以西方理性精神的西方商人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规则体系的建立,通过制度进行管理,而中国管理目前之状况,其实是“儒商颇有余,法商尚不足”;因此,目前的中国近20年整个管理学界、管理咨询界的核心工作,其实是介绍西方的科学管理体系――管理理论及规范的规则、流程和制度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就如同“五四”过后中国引入“赛先生”一样,是在补理性精神不足的课。
“哲商”之“哲”,指“哲学思想”,应该是中国哲学思想,也就是中国道学思想,因此,哲商就是道商。用“艺术境界”评价道商境界似稍嫌不足,因为道商、儒商、法商都能达到管理的艺术境界,而艺术境界是在追求美,美到极致是信仰。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道商,从包容性的角度说,道商是含有法商的科学理性精神、儒商的仁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和自身的信仰精神三位一体的哲商境界;从过程的角度是管理艺术境界的商人;从终极的角度,是信仰境界的商人。
成中英先生的分析结构中,是按照管理的文化阶段、管理的科学时代、管理的哲学时代,是按照几千年人类社会的管理特点,来建立分析的架构的,但缺少了一个最初的管理阶段即信仰管理阶段,在管理的科学阶段之后,又缺了一个管理的企业文化(伦理)管理阶段;而从100年来科学管理为主导的现代管理进展进程看,实际上是按照科学管理、文化(伦理)管理、精神管理(信仰管理或哲学管理)的次序发展的;这说明,目前100年管理理念的变化,是人类管理思想的反向重演,说明管理精神是次第提升的――理性精神到极致后,进一步提升至仁爱精神,并进一步超越至信仰精神――即以《道德经》中所讲的“负阴抱阳冲气为和”“函三为一”的方式,或者说是以肯・威尔伯先生所讲的“超越并包含”、“否定且保留”的方式,逐步提升,直至化境,将成为未来管理的方向和特点。我认为成中英先生分析管理发展过程的思路是正确的,因为管理仅仅按照100年的历史去学习的话,会陷入“管理丛林”而无法清楚发展脉络,而放到几千年人类的管理推进的角度,则脉络清晰,条理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