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特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实证研究的特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研究对象

市内初中三个年级段，共288人参加个性问卷调查，年龄范围13～15岁。

（二）研究工具

EPQ的少年式，适用于7～15岁的少年儿童。E分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分量表测量情绪稳定性；P分量表测量社会适应性维度；L分量表测定被试做答的掩饰性。结合E、N分量表可以测得气质类型。

二、调查结果

EPQ测试以班为单位进行，并以班级为单位提供结果。测查班级中，初一（3）班在年级学习成绩、班级活动等的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被确定为实验班。以下测试结果以初一（3）班为例。

（一）E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20%的学生内向，安静、保守，倾向于做事前有计划，瞻前顾后，不凭一时冲动。42%的学生外向，爱交际，渴望兴奋的事，易冲动，回答问题迅速，随和、乐观，喜动不喜静。38%的学生兼具了内向和外向的一些特点，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文静，有时也比较活泼。

（二）N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44%的学生情绪较为稳定，易平复情绪；56%的学生情绪不稳定，易焦虑、紧张，好抱不平，情绪不易平复。

（三）P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38%的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人际适应良好；62%的学生倔强、孤独，不求实际，好挑衅。

（四）结合E、N量表的气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中胆汁质42%，多血质38%，粘液质8%，抑郁质12%。

三、实施班级管理措施

（一）运用成长记录袋

根据学生性别、学习记录、个性特点、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建立和完善了学生的成长记录袋。这便于班主任全面了解学生和研究学生，及时反思自己，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把握好学生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帮助，真正将班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良好的效果。

完善并正确运用成长记录袋是新课改所倡导的对学生的评价方法，因此，它必然地成为班级管理工作的中心。

（二）成立班级管理合作小组

根据学生个性特点、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进行分组。大体遵从E量表（1内向、2外向、2兼内外向）；P/N量表（2低分、3高分）；气质分布（2胆汁质、2多血质、1个粘液质或抑郁质），再兼顾学生的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将5人分成一组，从而让这些异质的小组成员在合作管理中相互激发，各展其长，彼此受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性格。

正如新课标中说的，“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学生交流与合作不单是检验、纠正和完善自我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倾听别人意见的重要渠道。

（三）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全员管理制度

以班级管理小组为基础，建立学习和管理公平竞争机制。实行小组内评定层次法，组与组之间展开竞赛。这样，小组内的每个人都积极合作，为自己所属的小组赢得荣誉，从而使每一名学生在不同高度的起跑线上竞赛，都受到激励，在合作中找到了自信，不断完善自己。进行“人人爱集体，争做主人翁”活动，使每名学生树立参与意识、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自理、自立和自治能力，成为班集体的主人。

（四）班主任工作要求

1. 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一视同仁。在处理班级事务时，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应使用一个标准，尤其是奖惩方面。一般好学生易得偏爱，后进生易受偏见，所以班主任一定要处事公允，要一碗水端平，否则会助长好学生的坏习惯，压抑后进生的上进心。对好学生和后进生的错误和缺点一视同仁，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和信任，扭转班风。

2. 人人参与班级管理的各项活动，尊重每个学生。班主任首先要尊重每个学生，在课余时间里要积极深入到学生中，与他们一起交谈、游戏、活动，成为学生的朋友。其次，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班级管理的各项活动，让学生人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绝无局外之人，都有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集体活动，如让学生自己设计班旗、班标、美化自己的班级，创设自己的评比台。发动全班同学献计献策，再结合老师的见解，取得共识，大家共同制定和执行。再次，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竞赛活动，通过参赛，增强大家的集体观念和竞争意识。

3. 充分调动和运用学生家庭的力量参与班级管理。学校的职能是毋庸置疑的，家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平时的生活基本是学校和家庭两部分的衔接。经常与家长联系，尤其是借助于电话这一快捷的通讯工具，可以及时交换学生的有关信息，让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支持班级工作。充分调动和运用家庭的力量参与班级管理，可以提高班级管理工作的成效。

四、取得的成效

（一）班级日常管理效能明显提升

在学校组织的班级日常管理评比中，班级考勤、早自习、广播操、仪表、环境卫生、文明休息、爱护公物、黑板报、课外活动等方面的综合排名明显提升，成为年级进步最显著班集体，连续两学期荣获校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

（二）学生对班集体满意度明显上升

由开始时的很满意84%，满意16%，到一学期后的很满意98%，满意2%，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个充满阳光、积极上进，同学关系融洽，每个学生都为能成为班级的一员而感到荣耀。家长们一致的反应是遇到了认真负责的好班主任。

五、适应学生个性特点的班集体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结合班级实际，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特点，在开展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班级实际来进行。

（二）班级文化建设需要社会的榜样支持，学校的活动支持，家长的教育同步支持，形成教育合力。

篇（2）

问题的提出

随着电子商务消费的逐步崛起以及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的份额不断扩大，实体零售商业的消费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未来的实体零售商业不仅要面对线下产品的竞争，更要在线上产品的冲击下找到自身的定位。而实体零售商业的成败必然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零售商业选址。

孙明贵、张高生、郭令秀（2005）分析了选址对零售商业影响的长期性、先行性、全面性，实则在说明选址在零售商业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有的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对零售商业选址进行了探讨。刘申等（2009）在对长沙市肯德基布局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商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提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的现代商业微观选址方法；郭崇义（2002；2003）分析了北京和上海的外商投资零售企业不同零售业态的区位选择；齐晓迪、曾菊新（2006）对武汉双汇两种不同零售业态门店的分布模式与商圈结构进行了研究；郭崇义（2005）通过对北京、广州等城市便利店周边环境进行调研，研究了便利店的基本区位类型和组合区位类型；侯丽敏等（2004）也通过实地考察对便利店的商圈特性进行了研究，提炼出对便利店有重要影响的店址因素，并利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店址因素对便利店经营业绩的影响；白光润（2006）探讨了城市商业实际选址要考虑的空间尺度、逻辑次序和分析要点。

然而现代零售商业业态种类繁多，产品多样，企业不可能完全依据上述对现代零售商业选址的探讨进行实地选址。比如产品定位为保健及美容的屈臣氏专营店与定位于小型零售的7-11便利店选址方法和策略差异很大。因此本文只针对一个特定对象―屈臣氏进行探讨，分析其选址特点，并利用此特点在一个实际项目中模拟寻找屈臣氏的意向店址。当然，也会借鉴上述文献用到或得出的选址理论和方法对意向店址进行选择，相信会对其他零售企业的选址一定意义上的参考。

实证研究

调研内容设计。通过文献回顾确定最初的调研内容，并向有多年选址经验的经理确认以及初步调研，本文设计最终的调查内容如表1所示。

调研样本选取及描述。本调研选取重庆市大渡口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19家屈臣氏店址。并对各样本的店址、落位、相邻门店、特征指标及所属商圈等进行了分析。

屈臣氏选址分析

（一）屈臣氏店址单一特征指标分析

1.综合购物商场入口。店址设置在综合购物商场的入口，不仅能保证最优的可见性和易达性，而且还能保证最大有效人流量。根据笔者实际调研情况，有些店址位于综合购物商场的主入口，如煌华新纪元店、春光百货店、大洋百货店、南坪万达店、金台大厦店；有些则布置在综合购物商场的次入口，如富安百货店、王府井店、大融城店、财富中心店；有些则通过建筑结构的改造形成屈臣氏独门紧邻主门或次门，如凯德广场店、新华国际店，且能够通过屈臣氏直接进入商场内部。

2.主力店出口。依托于主力店带来的较大人流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屈臣氏店面有效客户的进入量和产品的购买量。如：煌华新纪元店布局在卜蜂莲花出口，凯德广场店布局在沃尔玛出入口，西城天街店布局在永辉超市出入口，上海城店则布局在家乐福出口。

3.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在19家屈臣氏店面当中，几乎所有店面都进行了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的改造和调整将店面设计成双门或三门，创造最优的易达性和可见性。如CBM赛博店、凯德广场店、富安百货店、新华国际店、王府井店、新世界百货店、协信中心店、大融城店、财富中心店通过改造建筑结构，形成双门并与女装店或首饰店连通且可以直接通过进入综合购物商场内部；而煌华新纪元店、春光百货店、西城天街店、大洋百货店、万达百货店、MP大都会广场店对空间布局进行调整和合理的入门设计，使得门口正对人流视线。

4.电扶梯上下口。电扶梯作为层与层之间的交接通道，必会引导大量的人流经过。而屈臣氏通过可见性和易达性的店面布置，更能够吸引较多的有效人流量。如西城天街店、南坪万达店、MP大都会广场店、新世界百货店、大融城店都布置于人流必经的电梯或扶梯附近。

5.街道拐角处。店址处于室内或室外街道拐角处最容易被顾客发现，即具有良好的凸显度（白光润，2006）。如春光百货店布置于室外街道的拐角处，嘉茂店、西城天街店、南坪万达店、MP大都会广场店、财富中心店则布置于室内街道的拐角处，以达到最优的可见性。

6.紧邻写字楼出入口。写字楼聚集了大量的具有稳定消费能力的女性白领，因此屈臣氏也有店面与写字楼出入口相邻而居。如CBM赛博店、富安百货店、北城天街店。

7.相似定位客户店面。针对相似目标客户店面或者主打年轻、时尚消费的店面聚集可以有效吸引客户，如煌华新纪元店、嘉茂店等18家店面附近都有类似的女装店或首饰店或快餐店，有些屈臣氏店面甚至与女装店连通，如富安百货店、新世纪百货店。

8.室内中庭。室内中庭便于人流的聚集和流通，如西城天街店、MP大都会广场店的店面就处在商场室内中庭的边缘。

（二）屈臣氏店址组合特征指标分析

屈臣氏实际店址的选择，并不只考虑满足单一特征指标的店址，而是在考虑组合特征指标下，在综合购物商场中找到能够最大化满足易达性、可见性和最大有效人流量目标的店址。在所调研主城区19家屈臣氏店址中，很多店址都表现出相似的组合特征指标，如表2所示。

（三）随机组合特征指标

基于所调研屈臣氏店址的组合特征指标，依据随机组合相关理论，给出多个特征指标随机组合形成的店址。随机组合的特征指标数量从2个到8个，并推荐出没有出现在调研的屈臣氏店址当中，但经典的随机组合特征指标，如表3所示。

基于组合特征指标的屈臣氏选址模拟

在提出的随机组合特征指标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本文选取重庆市一个实际的商业地产项目模拟屈臣氏选址。因屈臣氏与万达集团于2010年1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因此有万达广场的地方必有屈臣氏，本文选择重庆市巴南区万达广场作为研究对象。

假设从巴南区万达广场选择两个组合特征指标如下：主力店出口+相似定位客户店面+街道拐角处+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组合1）和万达百货次入口+主力店出口+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相似定位客户店面（组合2）。

层次分析法确定两个组合特征指标判断矩阵如表4、表5所示。用Excel求得两组组合特征指标判断矩阵的平均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080165、0.062050611，满足平均一致性指标小于0.1的条件，因此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假设n个专家根据经验对两组组合特征指标进行打分，每个特征指标的最高分值为10，最低分值为1，则每组组合特征指标征指标平均分值如表6、表7所示。计算得两个组合特征指标的评估分值分别为：5.55742842、4.481467861，因此可以选择组合特征指标1所在的位置。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对屈臣氏店址特征指标和组合特征指标的讨论，并用来对屈臣氏店址进行预测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有以下要点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重视：

首先，本文对屈臣氏选址特征和组合特征指标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店面的租金、店址的可得性、对未来利润的预测等影响屈臣氏选址的关键因素以及新建店址、既有店面改造店址等店址性质，但完全可以在实践当中作为经验法灵活使用。利用组合特征指标找到意向选址地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进行选址决策。其次，选址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一定的利润率和利润，本文并没有对屈臣氏店址的实际利润率进行调查（属于公司机密资料），但并不能说明屈臣氏店址的此种选择特点没能给屈臣氏带来成功。可以从其2004年在内陆开设的第50家店面到2013年的第1500家推测出，重视选址并形成自身特色的选址策略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孙明贵，张高生，郭令秀.国外零售店铺的选址技术及其应用[J].现代财经，2005（12）

2.刘申，徐美，王丽娟.基于长沙市肯德基布局分析的现代商业选址研究[J].经济地理，2009（12）

3.郭崇义，戴学珍.北京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研究[J].经济地理，2002（6）

4.郭崇义.上海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1）

5.齐晓迪，曾菊新.武汉市食品连锁企业区位选择研究―以武汉双汇连锁公司的发展为例[J].经济地理，2006（1）

6.郭崇义.便利店区位类型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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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品牌饭店大量进入我国，星级饭店数量增多，饭店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在此环境下，单凭管理者个体的知识和能力已难以保证饭店企业决策的正确性。为此许多饭店企业改变了依赖总经理制定战略的方式，转而注重发挥整个饭店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Term，简称TMT)的集体智慧。Finkelstein等指出，高层管理团队由来自于不同部门和领域的管理人员组成，通过高层管理团队能更有效地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使企业取得更高的绩效。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一直局限于理论的描述和推导。1983年组织行为学家Pfeffer根据人际交往的“相似相吸”原则，提出可以利用人口特征模型来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在Pfeffer研究的基础上，Hambrick等进行了重要扩展，指出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不仅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且还有可能通过影响战略选择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随后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年龄、教育背景等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与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相比，我国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较少，针对旅游行业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饭店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饭店实行星级评定制度，其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与国际接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针对我国中高星级饭店企业，探讨其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1、高层管理团队的界定

由于各个国家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学者们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定义不尽相同。例如，Bantel等将高层管理团队定义为那些参与公司所面临的重大决策的高级经理们；Finkelstein等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是在企业经营中做出那些影响企业绩效的决策的团体。孙海法结合我国组织结构的具体情况，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是指公司高层经理的相关小群体，包括CEO、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的高级经理，通常称为“领导班子”。综合国内外的相关定义，考虑到我国星级饭店的组织结构特点，笔者认为饭店高层管理团队是指饭店企业高层经理，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直接参与饭店战略决策或直接向总经理汇报的高级管理者。

2、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研究进展

1984年，Hambrick等认为组织的领导是一个共享的活动，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Theory)，标志着高层管理团队研究的开始。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会影响到组织绩效与战略选择，团队成员不同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以及这些特质的作用过程会影响到组织的竞争行为，因而有必要理解整个领导团队的背景、经验及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人口统计特征不仅能有效地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认知差异，而且更容易测量，易于实践操作，因此可以将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这些特质变量的替代变量。随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关于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战略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组成特征因素的总体水平。一般是由组成特征变量均值来表现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变量均值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年龄和任期等特征变量均值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还不确定。例如，有些研究发现年长的高层管理团队倾向采取保守的战略，因此企业丧失较多的市场机会，而魏立群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越大，公司的绩效越好。Becker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组织任期越长，采取战略改变的程度越低，然而Smith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成员更长的组织任期对竞争对手的行动更敏感。二是组成特征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异质性是指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之间的特征变量的差异，包括年龄差异、受教育背景差异、认知性差异与经验差异。同质性则指团队成员组成特征的相似性。目前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同人口特征变量的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Smith等发现一些特征变量(如经验)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不直接相关，一些特征变量(如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直接相关，另一些特征变量(如职业背景)的异质性与绩效没有关系；Simons等也证明了与工作相关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比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更强。国内关于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不多，而且结论也不相同。肖久灵发现教育背景的异质性与企业利润率呈显著正相关；职业背景的异质性与企业利润率无显著相关；张平发现职业背景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饭店高层管理者的研究

饭店高层管理者的研究一直是接待业和旅游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内外学者对饭店管理者的研究还集中在个体层面。早期研究的问题是饭店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和角色，特别是饭店总经理的职责和管理风格。以后发展到进一步探讨饭店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角色是处理突发事件还是制定战略，再到研究高层管理者新的管理工作。Gilbert等强调随着新的管理工作的出现，饭店业管理者开始支持以团队的形式来领导，但是他没有对饭店业高层管理团队应该如何组建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总体说来，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这表明一些研究结论仅适用于特定的行业或特定地域。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采用跨行业数据，缺少专门针对旅游业高层管理团队的深入研究。

三、研究假设

高层梯队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可以利用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来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认知差异。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均值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整体水平，异质性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差异，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维度提出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

1、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

规模较大的团队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在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下能有更多的创新，在制定决策时 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制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但是随着团队规模增加也会出现意见不一致，彼此沟通困难。我国星级饭店企业是以提供无形服务为主，容易发生突发事件，并且这些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到饭店内部的多个部门，因此饭店企业会通过让更多的人参与制定决策，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使得决策执行的速度加快；同时也减少信息传递过程的“噪声”影响，使得执行更加准确。因此，本文假设：H1――高层管理团队的规模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年长的管理者在关系网络和经验判断方面具有优势，然而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锐。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越大，越趋向于回避风险，制定的企业战略就越保守，因而企业绩效下降。因此，本文假设：H2――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能反映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技巧，国内外学者已经证明了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绩效强相关。虽然我国饭店业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本文仍然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受教育水平的均值越大，获得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饭店以提供服务来创造效益，非常强调对无形服务的有效管理，具有管理专业背景的人通常会对管理更熟悉，因此高层管理团队中管理专业背景的人比例越高，越能胜任管理工作，创造出更好地经济效益。因此，本文假设：H3a――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H3b――高层管理团队管理专业比例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管理者的行业任期能反映管理者对工作的熟悉程度，团队任期能反映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合作的密切程度。Katz对研发团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项目团队的任期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太长或太短的任期对绩效都是有负面影响。Pfeffer认为当团队成员的任期长到足以熟悉企业的内部情况以及了解实务运作后，则企业的绩效将达到最高。楼嘉军通过对上海市中外资饭店的高层管理者的调研发现，外资饭店的高层管理者通常在饭店企业工作了10年以上，而内资饭店高层管理者工作10年以上的不到一半。由此可见我国饭店企业高层管理者任期普遍不长。任期较长的高层管理者会对饭店比较熟悉，更容易制定出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政策。因此，本文假设：H4a――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平均团队任期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H4b――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平均行业任期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2、高层团队组成特征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理论假设

处于同一年龄段的管理者常常拥有相似的经历和相近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对外在环境的判断较相似，沟通更容易，关系更融洽，易于在决策中达成一致。而年龄差距大的高层管理团队会因为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冲突，团队的凝聚力下降，进而影响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本文假设：H5――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程度越大，意味着高层管理层对问题的看法等会出现分歧的程度越大，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困难，因此团队决策的质量受到影响。但是Smith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与销售增长率正相关。因此，本文假设：H6――高层管理团队的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高层管理团队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经历能代表着他们不同的认知模式，因此高层管理团队成员背景的异质性将有利于改善决策质量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Hambrick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职业经历异质性与企业市场占有率和企业利润正相关。Smith等研究发现，高层管理团队教育异质性，对组织的投资回报率与销售增长率直接产生积极的作用。Hambrick等发现不管是在市场份额还是在利润方面，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所学专业的异质性均与绩效的提高正相关。但是异质性也会造成团队内冲突增加，影响到决策质量，进而影响到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假设：H7a――高层管理团队的职业经历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H7b――高层管理团队的所学专业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

一般认为，团队任期的同质性促进了团队内的整合，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由不同任期成员组成的高层管理团队可以以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企业经验为基础形成多样化观点，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决策。但人员任期的异质性程度越大，彼此之间不了解，因此容易激发冲突，且不容易解决冲突，从而降低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假设：H8――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团队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

四、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广东省旅游业发达，拥有星级饭店的数量在国内最多，饭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位于全国前列。湖南省与广东省紧密相联，饭店业较发达，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位于全国平均水平。选择这样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进行调查，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星级饭店的整体情况。笔者于2006年7月到2006年12月，以广东和湖南两省的三星级及以上饭店作为研究对象来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203份，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73.3％。

本文主要以单个饭店为分析单位，回收的有效问卷涉及到114家中高档星级饭店，这些饭店的基本特征如下表(见表1)。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

Cohen等指出在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研究者一般采用企业经济绩效来衡量其效益，最常用的是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回报率、销售增长率以及股东收益率。从国外文献看，相对较多的学者采用资产回报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我国饭店企业由于投资方式差异显著，很难采用资产回报率指标来衡量。国内外饭店的研究文献中常采用平均客房出租率来表示经营绩效，但笔者实地调查，发现客房出租率不能有效地评估饭店经济效益，因为我国部分饭店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餐饮，而不是客房。因此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有平均客房出租率、人均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将其作为衡量饭店经济绩效的变量。其中，人均劳动生产率反映饭店每位员工所能创造出的收益。

平均客房出租率(R)=全年实际出租客房数/(365×可供出租客房总数)

人均劳动生产率(r)=2005年营业总收入/员工总人数

经济绩效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测量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本研究的可信度。而以上计量尺度只反映了短期的经济效益，没有对饭店长期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在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饭店不愿意提供经济效益方面的数据，因此笔者在问卷设计上借鉴了曾晓华等的研究方法，请调查对象评价他们饭店目前的经济绩效、两年以前的经济绩效、饭店目前的管理水平与两年以前的管理水平，然后分析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客房出租率与管理水平的关系。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团队规模、年龄均值、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均值、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管理专业比例和职业经历异质性。

其中H代表异质性程度，P是每个数值的个数占总数的比例，Ⅳ为种类的数量，H取值在0和1之间，H的值越大，表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异质性程度越高。

根据以往学者对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职业背景变量的分类以及饭店行业的特点，给出各个变量的分类编码(见表2)。

对湖南省和广东省的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仅在行业任期构成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余特征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选择湖南省和广东省两省进行调查研究是可行的。

五、分析及结果

对饭店经济效益采取了不同的测量方法，一种是比较客观的变量，如人均劳动生产率，一种是比较主观的测量，如对两年前的和目前的饭店经济效益、管理绩效进行评价。采用不同的指标来测量饭店的经济绩效，这些指标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经相关性检验(见表3)，平均客房出租率仅与两年前的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相关，而人均劳动生产率与饭店规模、目前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两年前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我国饭店业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人均劳动生产率能有效地衡量我国饭店企业的经济效益。

1、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饭店绩效的关系

运用SPSS13.0对前面提出的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饭店企业绩效的关系假设进行了0阶相关系数分析(见表4)。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均值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存在较显著的关系(r=0.236，p

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均值、团队任期均值、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值、管理专业比例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是忽略了饭店档次、饭店规模、区域因素和饭店所有制类型等企业因素的影响而发现的一些表面关系，因此还需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层级回归分析。表5显示了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5)。

在控制了饭店规模、区域等因素后，饭店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均值能有效地解释饭店的经济绩效(增加对饭店经济绩效的解释力R2=0.097)，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团队任期与饭店的经济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标准化后的β=0.229，p

因此在控制了其他饭店特征变量后，高层管理团队的团队任期均值和受教育程度均值能有效地预测饭店经济效益的好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行业任期、年龄均值和管理专业比例对饭店的经济绩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2、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的异质性与饭店绩效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的异质性对团队效能、饭店经济绩效的影响比较有限。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异质性和所学专业异质性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存在着负关系；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工作经历异质性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正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我国中高档星级饭店的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异质性、职业经历异质性、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和所学专业异质性与饭店经济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6)。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H6、H7、H8a、H8b和H9都不成立，即我国饭店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的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层管理者对“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与饭店绩效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进行了访谈，发现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虽然高层管理团队有差异，但是由于最后由总经理决定，所以高层管理团队的差异对决策和经济效益等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例如，一位国有四星级饭店的副总和一位民营四星级饭店总监都认为，所有的高层管理团队都会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肯定存在差异，但是由于工作目标一致，并且总经理才是最终决策者，所以这种差异不会影响饭店的管理。

有的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差异小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民营五星级饭店的总监认为：高层管理团队要有差异，但差异不能太大。一位国有三星级饭店的副总认为：差异小有利于决策。差异大使得每个人对决策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难以沟通达成一致。

有的认为差异大比较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民营三星级饭店的副总认为：职业背景等差异大，比较利于决策。

由此可见，饭店业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可以集思广益，但也增加了沟通的障碍。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饭店，总经理往往是最后的决策者，其他高层团队成员服从总经理的权威而对最终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对饭店的决策效能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比较有限。

六、结论与讨论

篇（4）

从广义上讲，“只要涉及到人力资源题材（而不仅限于管理与开发）的节目就是职场类节目。从狭义上来讲，只有关注择业与创业的节目才是职场类节目”[1]。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真人秀《学徒》自亮相电视荧屏，便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新颖的电视求职节目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和关注。随后，挪威、瑞典等国电视台也纷纷推出职场类节目。职场真人秀节目也很快在中国电视市场走红。2005年，东方卫视开播了中国第一个创业体验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作为首个鼓励青年人自主创业，通过一系列商业实战呈现创业元素的直播真人秀节目，它以“我要秀自己，有什么不可以”为口号，最终选拔出优秀的创业人才，同时也展现了一批怀有创业梦想、商业才智以及在陌生团队的组建磨合中不断成熟的青年人群像。2006年3月，央视经济频道重金打造的类似于《学徒》的求职节目《赢在中国》亮相电视荧屏，提出“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的口号，并且提出全民参与，平民色彩浓厚，更是达到了12万报名的佳绩。[2]后来荧屏上陆续出现了宁夏卫视的《中国职场好榜样》、江苏卫视的《职来职往》和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等节目，更是将职场类节目推向。

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兴起背景

总的说，中国电视求职类节目的蔚然成风，与国民受教育程度等息息相关。

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及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全国有2541个县通过‘两级’验收，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取得长足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在校生达到3000余万人，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毛入学率提高到42%左右。职业技术教育、承认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大力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熟练劳动者和实用技术人才。”[3]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正是由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国民对于求职有了更高的期待。

高校扩招与就业竞争。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教育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2009年中国各类高校总数达到2663所，同年高校毕业生达611万人，当年就业率约为68%。”[3]这么多的应届毕业生，再加上往届还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对就业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大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理论知识，大多缺乏实践能力，从而无法满足社会上各企事业单位所需要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大多数毕业生对面试技巧不熟悉，往往导致面试失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大学毕业生迫切需要一档既能为他们提供展示舞台，也能告诉他们面试技巧的节目。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转变，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过程。“1999～2002年四年间，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分别达到7072万、7800万、8961万和9430万人，四年间平均每年增加715万人。但目前在中国的4.8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3]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极其缺乏，职场类节目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找工作的平台，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于职业技能的重视与培训。

市场经济建设与职业生涯规划。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最大的发展要务，而市场经济倡导按规则办事，同时推崇个人文化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多的人并不会为了就业而就业，他们会提出诸如“一生的规划”之类的长远要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各个层次教育中，职业生涯设计方面的知识传授得很少。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连续从事和负担职业、职务职位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职业活动，而且包括与职业有关的行为和态度等内容。而新兴的职场类节目教会人们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制订相应的职业规划，当然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

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样态特征分析

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的样态特征各有不同，中国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也有自己独特的节目特色。

篇（5）

目前，采摘的茶叶都是以人工为主，采摘的茶叶分支个数参差不齐，影响了茶叶的品质，同时也浪费了原材料。因此，对采摘的茶叶鲜叶的分选方法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智能化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一步是对采摘的新鲜茶叶分支数量的识别技术。

在农业工程中，国内外研究者应用图像处理和识别技术对农作物的识别和检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杨福增等通过研究颜色和形状特征识别茶叶嫩芽[1]、唐仙等人通过阈值分割方法进行嫩芽识别[2]、陈全胜等通过计算机视觉方法识别茶叶色泽[3]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茶叶的分支节点识别，目前国内外相关报道较少。唐仙[2]等针对在自然环境下的茶叶，利用RGB空间的R、B分量差进行多阈值分割嫩芽图像。

本文采摘的新鲜茶叶图像为研究对象，基于RGB颜色空间，利用颜色分量R-B，进行阈值比较获得二值图像数据。采用Zhang-Suen算法[4]获得骨架细化图像，通过八方向链码初步计算节点位置，最后对初步的节点垂直坐标值进行排序，确定节点数量。对于茶叶分支数的识别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为智能化茶叶鲜叶分选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1.图像采集

试验试验CCD摄像头，在图像采集过程中，在黑色背面下，采用漫反射三原色光源照射茶叶叶片。为了有效的识别出叶片的分支节点，应该避免大、小叶片完全重叠的情况。

本试验共采集了100张jpg的茶叶样本图像进行分析研究。本试验在配置CPU为I5、内存为2GB的PC机上运行matlab2013R对采集的茶叶鲜叶图像进行分支节点识别计算。

2.茶叶图像的二值化算法

茶叶的颜色大都呈现浅绿色，因此颜色特征是进行茶叶图像与背景分割的一个有效依据，而且由于色差法R减去B可以减弱光照引起的干扰，很好的将茶叶图像和背景进行分割。所以，本试验选用RGB色彩空间的R-B分量对茶叶图像进行灰度化。

R-B分量灰度直方图存在明显的波峰波谷，茶叶与背景在灰度特征上的差异。因此可以设定阈值将茶叶与背景分割开。

3.查找图像中可能的分支节点

对二值图像进行骨架细化处理。查找细化图像中像素点值为1的所有点，并对这些点进行八方向链码值和计算。

为八方向链码值和;为二值化图像的像素点值;

其中，保存可能为分支节点的当前像素点垂直坐标值。

j为当前像素点的垂直坐标。

如果，则表示该像素点可能为分支节点位置。记录当前像素点的垂直坐标值到。

4.确定分支节点

上述采用八方向链码[5]进行计算确定的是可能分支节点，真实节点包含在节点列表中。通过下述算法可以将真实节点筛选出。对记录的垂直坐标值进行由小到大冒泡算法排序，并对序列进行后、前两数差值计算，如果计算值大于2，则表示找到一个真正的分支节点。

5.识别结果

至此，茶叶的分支节点总数被确定，对采集的100组样本进行算法有效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算法有效性分析结果

算法名称 样本数量/张 骨架图像准确性 节点正确度

颜色骨架特征算法 100 95% 95%

其中，5%样本分支检测失败原因是采集的茶叶鲜叶样本叶片出现残缺，使得骨架细化图像结果错误，从而导致后续的识别出现错误。

6.结束语

本文根据茶叶的颜色和骨架特征，实现了茶叶分支节点数量的识别。实验结果表明：根据颜色特征提取的茶叶叶片R-B分量能够清晰地区分茶叶与背景的差异;通过对茶叶图像二值化和骨架细化处理，有效识别出茶叶可能的分支节点，最后进行节点排序比较，成功的确定茶叶图像的分支节点数量，准确率可达95%。

参考文献

[1]杨福增，杨亮亮，田艳娜，等.基于颜色和形状特征的茶叶嫩芽识别方法[J].农业机械学报，2009，40：119-123.

[2]唐仙，吴雪梅，张富贵，顾金梅.基于阈值分割法的茶叶嫩芽识别研究[J].农业装备技术，2013：39（6）.

[3]陈全胜，赵杰文.利用计算机视觉识别茶叶的色泽类型[J].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6（6）.

[4]王晓静.迭代骨架化算法在汉字图像识别中的分析与应用[J].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0（3）.

[5]王要峰.基于方向链码去除骨架图像毛刺算法[J].计算机应用，2013，33（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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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益广告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美国，是为公众服务的非营利性广告。我国电视公益广告起步较晚，其发展经历了发轫期、成长期、提速期，并在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在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作为社会导向和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一直是大众期待和关注的热点，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1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发展与现状

近年来，中国广告业迅速发展，与之相对应，中国电视公益广告也发展迅速。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可以追溯到1978年，至今已有34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期(1978―1985)；发轫期(1986―1993)；成长期(1994―2000)；提速期(2001―至今)。我国电视公益广告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平均水平上已经能达到国际标准。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在不断发展的历程中不断精益求精，追寻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始终都放在第一位。广告市场不断成熟，电视公益广告也在不断进步之中。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对本土媒体广告经营产生很大的冲击。随着数字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兴起，内在技术要求进化，同时手机、互联网凭借自己的优势挤压电视的生存空间。运营模式单一、出资者数量小、制作人员管理不善、随意等自身环境也是当前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现状。

2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征

2.1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点

电视公益广告作为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大众群体，通俗性和艺术性并存。概括的来讲，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主要有以下特点：非营利性。这是电视公益广告的首要特征，也是与商业广告相区别的关键；观念性。电视公益广告并不像商业广告直接显示商品的功能与效应，而是传播一种理念、观念；导向性。公益广告是一盏灯，为人们的行为指明前进的道路；受众的广泛性。电视这种媒介本身覆盖率很高，加之公益广告针对不是某一群体而是的社会公众，电视公益广告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责任性。电视公益广告担负着提高人的审美情趣，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人性之中的真善美的责任；艺术性。艺术性是增强电视公益广告传播效果的特色。

2.2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征

首先，视听特征。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在视觉与听觉上越来越注重艺术性追求，不仅向受众展现真实的一面，而且还有艺术的一面。增强电视公益广告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在视听上追求艺术上的美感。电视公益广告以流动的声音和画面为载体，以声、光、电、色等为表现元素，并运用造型、表演、蒙太奇、节奏、伴音、音乐、音响、特技等具体表现手段进行综合合理的组织，给人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享受。

其次，文字语言特征。一则电视公益广告除了画面和声音是组成元素之外，文字语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电视公益广告因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广告用语上都比较积极乐观，宣扬某些正确的理念。在广告文字语言的创作上，感性语言较多，理性语言大多处于附属地位，旨在打动人心、深入理念，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一般情况下，文字是与声音旁白或者对话相结合，用第三人来诉说广告中所要传达的内容，并且以字幕的形式显现在画面上，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公益广告的广告语上虽然不缺乏好的创意，但大多数公益广告的广告文案比较枯燥无味，以单纯的说教内容来向受众传达信息，容易使观众产生厌烦的感觉。

3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艺术表现形式

3.1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艺术表现形式

电视公益广告是艺术和科技的统一，这就要求电视公益广告善于利用各种电视技术手段，完美的表达电视公益广告的涵义和主题。根据制作手段的不同，电视公益广告主要有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一种是以拍摄为主的电视公益广告，一种是以动画为主的电视公益广告，而动画电视公益广告又逐渐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二维动画为主，一个是以三维动画为主。无论是拍摄类电视公益广告还是动画类电视公益广告，都要进行具体的制作。首先针对电视公益广告的主题进行风格的确定，确定风格之后就要进行前期的拍摄工作，在拍摄中拍要达到摄对象在画面中比例合适，注意景别的运用、构图的选择、人物和镜头的调度等因素。最后就要进行后期制作，后期制作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环节，后期制作将剪辑、音乐、配音、调色、特效等多个环节综合，将电视公益广告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3.2 影响我国电视公益广告艺术表现形式的因素

电视公益广告的艺术表现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它的传播效应，因此我们应该清楚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电视公益广告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宏观层面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从大的层面影响电视公益广告艺术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是最根本的因素，但是电视公益广告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无时无刻不受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我国公益广告作为现实中的伦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外化，也是对伦理道德传达的精确方式。中国的文化比较内敛，重国、重家、重情，在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中也不断体现着这种文化。从微观层面来说，电视公益广告的作品因素及制作团队、制作费用是影响电视公益广告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公益广告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在不断地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中国电视公益广告在我国的和谐社会构建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社会大众的行为、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促进人文理念的传播等。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名人说服型、情景动画型等；内容涉及范围也很广泛：环境、道德、交通等；创意也越来越新颖，由原来的宣传语居多向创意故事性发展。新技术的发展，我国电视公益广告还不断融入3D技术，进行3D电视公益广告的创作，将电视公益广告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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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42-0073-02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从最初的诞生到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既无法回避理论建树者――主观世界观照的着眼点，也不能脱离理论对应物――客观世界归属的落脚点。而从考量这两个重要“支点”的强度入手，又往往成为人们对某种理论基本特征的把握和价值判断的切入点。

研究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为人们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观。对于解决主动跟进电视“视觉转向”步伐，积极地适应“景观化社会”的需要等问题，都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价值和积极的实践应用价值。

1 对电视节目形态基本特征的把握

电视节目形态是什么。它的现实存在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出来的显性特征有哪些，将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地把握？这是应用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成果，解决电视发展现实问题的基础。

1）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现实存在的常态在线。电视节目的形态，是一种时空存在。它是在遵循电视节目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凭借某种内在机制运行、调节和规范，保持出它在现实传播时某种实时的常态。

电视节目形态的常态在线，是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共同建构起来的，是相对稳定的电视传播在线所呈现出来的具象显示。电视节目形态的常态在线，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磨合出来阶段性的保证双方达成默契的产物。

2）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成立成长的生态指标。电视生态学研究证明，电视节目的生态需求决定着电视形态的进化与进位。换句话说，电视节目形态实时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状态，也就是这个电视节目最具体最直接的生态指标。

电视节目形态的每一步、每一次和每一轮必要或必须的进化，都促进了它向其适应生态环境的目标要求逐步实施演进的进程。电视节目形态的每一次成功进位，就昭示着它实现了一次新的跃升，并且成为新的生态指标。

3）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演进嬗变的动态过程。既不可以把电视节目形态当成一种一成不变的静态；也不能够将其视为一种一劳永逸的一种固态。电视节目形态是一个在不断实施演进、逐渐呈现嬗变的动态过程。

电视节目形态的时间存在是一个流动体系，它是一个由成立、成长、和走向衰落或更新换代的时间流程。电视节目形态的空间存在是一个变动的符号印迹，在这个符号印迹中节目形态是它在空间里“现世”生态的显在标志。

4）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技术手段整合总成的结果。电视的本体是一种技术存在，电视节目的形态承载物质是以技术为中心而表现出来的：电视节目形态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和行为。是技术手段赋予了电视节目形态以生命；是技术手段给予了电视节目形态文化重构可能。

电视节目形态除了技术的客观存在之外，其他的都是假定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电视技术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其建构节目形态的“场”上，打破其他文化固有的疆界，通过整合总成运动，重构电视节目形态的本体组织。因此，技术是电视节目形态演化、变化的“基座”。

2 对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的价值判断

电视节目形态研究及其它所揭示电视观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不仅为解决当前困惑电视生存境遇的主要问题做出了正确答案，而且也指明了未来电视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

1）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是适应“视觉转向”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的方法，为什么可以成为解决今天电视节目创新与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呢。这里我们不妨从“形态”的字面上，先作一点咬文嚼字地粗浅的理解。一方面，从词义上研究“形”和“态”组成这个词，我们发现它们殊途同归地都定位在“样子”上面；另一方面，“好看”与“不好看”这两个对立词组已经成为业内人士和广大受众评论电视节目优劣的一个通行用语。那么，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表述，是不是就可以说先进的电视节目形态就是电视节目的一种“好看”的“样子”。 “好看”的“样子”和“样子”要“好看”，是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它也很正常地成为以“视觉优先”，“受众本位”为标志的这个“影像时代”解决电视节目创新发展问题的最佳途径。

2）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是解决“影像思考”现实课题的重要方法。电视在我国刚刚兴起之时，无论是传播者、还是电视受众乃至整个社会，均按照既有的思维范式和传统的“视觉定势”去看电视，人们将“心目”的关注点都集中在电视这种工具，究竟都能“播什么”，在传统思维定势和固有视觉习惯的先验下，把人们想象得到的、没有想象得到的，凡是能播的，只要播出去了，传受双方也就分别满足了新鲜的“传”奇之功和新颖的猎奇之望。

进入21世纪，社会景观化变得越来越直观越来越显见，也就越来越有目共睹。这一切既极其有效地激发了电视传播者进行“影像思维”的传播热情，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受众运用“读图思维”的接受水平。于是不期而遇地领略了“景观真奇妙”的人们，开始注意再现“景观世界”的再现手段，因此，再也无法满足于“播什么”的初始水平上了，人们开始主动研究并且自觉追求“怎么播”的问题了。此时，我们再继续沿用以文字思维为表征的“内容为王”和以传统为坐标的“形式要求”等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今天电视节目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了。

3）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是克服电视 “疲态”效应的有力武器。中国电视荧屏上现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某种惯性机制和潜在规则的使然，几乎每天每日都有“造作”出来的东西引领潮流；“挺秀”的模版几乎无处不在地吸引人们的眼球，电视荧屏在不断地上演换汤不换药的“同质化”喜剧：“跟风”成为趋势，“克隆”成为取向；老栏目退场，新栏目开张，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透过这些表面上热闹繁华景象、很容易看到的是：某种无奈的困顿感在电视传播圈子里流行，厌倦的疲劳感在电视受众中间滋长。在喧嚣的媒介活动中，再也无法掩饰中国电视普遍存在的“疲态”现状。

这种普遍存在的“疲态”主要体现在：一是电视节目形态编码的类型化；二是“影像思维”的简单化；三是节目元素组合的同质化；四是品牌经营理念的浅薄化。究其实质是一种创造力缺失的表现。无论是从创新机制上着眼，还是由体制改革方面入手，归根到底“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还都离不开“电视节目形态”这一电视节目“质”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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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珊珊(1980- )，女，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硕士，河北　唐山　063000。

中图分类号：G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2)09-0081-05

教师流动问题是各个国家都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欧盟自其依据《罗马条约》建立肇始，其政策一贯强调经济合作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2010年3月欧盟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更是将“建设流动欧洲”作为其四个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将“鼓励人员，特别是年轻人自由流动”作为保证未来十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1]因此，教师流动，特别是教师的国家间流动，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教育政策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在以上背景下，本文拟对欧盟中存在的教师国家间流动的现状及其制定的相关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实现教师合理有序的流动提供借鉴。

一、欧盟教师流动与教师国家间流动的含义

欧盟倡导的教师流动包括各个层级(从学前到高等教育)和各领域(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师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其教师流动形式较为多样。总体上，欧盟“教师流动”可以从3个维度上进行划分：一是，按照流动范围可以划分为工作间流动(Job Mobility)和地区间流动(Geographical Mobility)，是欧盟政策中最常使用的一种划分方法；二是，按照流动方向可划分为向外流动和内部流动；三是，按照流动的时间长短可划分为长期流动(Long-term Mobility)与短期交流(Short-term Exchange)。不同维度交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教师流动类型。

其中，教师的地区间流动是欧盟最为关注的。地区间流动按照流动方向可以划分为：欧盟成员国家间流动(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Mobility)和本国内流动(Intracountry Geographical Mobility)。欧盟组织的教育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教师在欧盟成员国家之间的流动。合理的国家间流动除了可以解决教师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问题外，对欧盟的教育一体化和政治、文化一体化也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教师的国家间流动是欧盟教育政策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也将集中探究欧盟教师独特的国家间流动现象。

二、欧盟教师国家间流动的现状与特点

第一，在流动的原因上，欧盟教师的国家间流动具有特殊的政治原因。欧盟教师的国家间流动其内在动因很多。一方面，欧盟的教师流动和其他地区一样，具有按照师资需求调配教师资源的作用，因而，其动因包括：各国存在经济状况与教师工作环境的差异、各国教师供需情况和各国移民人群教育需求等因素；另一方面，欧盟教师的国家间流动对欧盟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和“欧洲维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欧盟从过去单纯注重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展到政治和各项社会事务领域。在1976年的欧洲教育部长委员会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教育的欧洲维度”(European Dimension of Education)，将教育纳入了“欧洲维度”的范畴。[2]这意味着教育担负起了帮助学生形成欧洲身份认同和欧洲归属感的任务。1993年欧盟委员会了《关于教育的欧洲维度绿皮书》，[3]其中将“通过促进流动和交流来促进合作”作为实现教育的欧洲维度的首个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流动更倾向于学生流动，而非教师流动。其后，针对学生流动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教师流动比学生流动在促进交流上更加有效。如：英国学者波扎利(Pozzilli)等曾针对医学专业学生交流存在的教育体制不相容问题，提出教师流动较学生流动更加简易、有效。随着政策的发展，教师的流动和交流得到了越来愈多的政策支持。调查数据表明，1997年至2006年，“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中的教师流动数目稳步提高。[4]

第二，在流动过程上，欧盟教师国家间流动的过程较为开放和规范。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相关教育政策和计划为欧盟各层级教师流动提供了选择多样且较开放、明确的申请流程，并在核心问题上得到相应的立法支持。

第三，在流动的方向上，教师国家间流动的方向较为多元。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调控下，教师流动可达到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和融合欧洲文化的目的。但是，欧盟的教师自由流动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流间。首先，由经济原因导致的单向流动，特别是由东欧流向西欧的“向上流动”不利于师资的均衡配置。由于多数东欧国家为教师提供的工作环境远不如西欧国家，一些东欧教师，特别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教师希望到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更好的国家工作。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却很难吸引外来教师。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师资过剩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师资匮乏。另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语言障碍是教师跨国流动的主要障碍，因而教师更倾向于流向和本国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5]但是，教师在语言文化趋同的国家间流动不能达到融合多元文化的目的。

第四，在流动的规模上，虽然欧盟一直倡导教师在国家间进行流动，但其教师的国家间流动状况并不理想。一方面，GHK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在欧盟国家间的流动水平较低。[5]若以外来教师数量与该国教师总数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欧盟各国的比例均偏低。其中，最低的比例是法国的0.45%，最高比例为比利时，也仅为3.77%。[5]另一方面，教师国家间流动的未来情况也并不乐观。研究显示：在2004-2005年间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144，037名学生中，仅有4，626名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在所有16类项目中人数排名为第12位。[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欧洲未来的教师并不倾向于这种国家间流动。

三、欧盟及其成员国关于教师国家间流动的相关举措

(一)欧盟的相关举措

欧盟的教育政策是通过项目计划的形式，以法律为指导，采取辅原则，为各成员国教育和发展提供支持和补充。

1.欧盟立法的支持与保障

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制定的《欧洲教师能力与资格共同原则》提出：流动性特征是教师职业的四个重要特征之一。2007年的《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再次重申：“流动是教师的初始训练和后继职业培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应鼓励教师到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进修和工作，以谋求职业发展。”[6]这些政策强调指出：促进在职教师、师范生和师范教育者流动的项目意义重大，可以加深他们对于文化差异和教育的欧洲维度的理解，促进教师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这些政策为教师流动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欧盟除了倡导“教师流动”的指导性政策外，还提供立法保障。首先，欧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便是“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罗马条约》、《欧洲单一法案》和《欧洲联盟条约》等欧盟基本条约都规定了欧盟公民及其家庭具有在欧盟(或欧共体)内自由流动的权利。这对于欧盟教师意味着：在仅持有本国国籍的情况下，教师可自由侨居到其他成员国工作。这些法规为欧盟教师的国家间流动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另外，欧盟通过专门法律扫清了教师国家间流动中存在的重大障碍。1989年，世界教师组织联合会发表的报告《欧洲的教师流动》[7]指出：欧洲国家的教师联盟都明确支持教师流动，以促进教师对于他国文化的了解，但是这些机构却没有对欧洲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国家教师资格认证、教师的工资与工作环境进行整合和控制，也没有解决教师分布的过剩与不足问题。该报告总结了欧盟“教师流动”存在的核心问题。对此，自1992年的《欧洲联盟条约》开始，欧盟便逐步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欧洲联盟条约》[8]中的第126条，将“通过鼓励，特别是证书和学习期限的认定，来促进学生和教师的流动”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标，并且该目标在《里斯本条约》[9]中得以重申。另外，欧盟除了通过指导方针性的立法支持外，还于2005年了《关于承认职业资格的指示》，为教师职业资格的认定提供了执行标准。

2.欧盟具体教育方案的推动

推行具体的教育计划(Mobility Schemes)是欧盟教育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欧盟推出的教育计划中很多都涉及到促进教师流动问题，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也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计划来促进教师的国家间流动。1976年，欧共体正式出台的最早的“联合学习计划”(Joint Study Programmes)，曾以促进各高等院校教师的短期流动为目标。而欧盟最新实施的“2007-2013年终身学习整体行动计划”更是增加了对教师流动和教师教育机构间跨国合作的支持力度。

欧盟教育计划在推动“教师流动”方面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全面性，在各层面的教育计划中，都确立了推动教师或培训者流动的具体举措。例如：面向基础教育的“夸美纽斯计划”(Comenius Programme)为教师跨国工作提供了专用津贴；面向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伊拉斯谟计划”，为高校教师在欧洲他国的合作大学开设短期课程提供支持；面向除高等职业教育以外的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达·芬奇计划”(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通过职业部门提供的语言和文化准备项目来协助劳动力的跨境流动；而面向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的“格兰特威格项目”(Grundtvig Programme)通过给一些交流实践经验的项目提供支持，来帮助培训者获得到其他国家的学习经验。第二，欧盟的教育计划多采用“教师短期交流”(Short-term Exchange)的办法来推动“教师流动”。以“伊拉斯谟计划”为例，该项目为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中的教师提供到其他国家的合作学校任教的机会。该项目的流动时间一般为短期，平均只有1周，最长的为6周。

(二)欧盟成员国的相关举措

欧盟各成员国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提高师资质量为目标，采取了多种举措来支持促进教师和实习教师的国家间流动。一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来调控教师流动，以解决教师分布的过剩与不足并存问题。

1.促进国家间流动的方案

欧盟各国对于教师的国家间流动都持鼓励促进的态度。各国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的教师参与欧盟的相关教育计划，同时又开展本国的教师流动计划。德国教师除了可以通过欧盟“苏格拉底计划”下的“德国学术交流”(DAAD)方案获得跨国交流机会外，也可以通过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秘书处(KMK)下属的“教学交流服务”(PAD)项目来参与跨国交流。希腊教育部每年向教师提供200个到欧洲其他国家修习硕士研究生的奖学金名额。而冰岛、挪威和瑞士则致力于推动教师和实习生教师(Student Teachers)的共同流动。多数的教师国家间流动方案都是由教师本人申请参与的自愿流动，而一些国家也存在一些强制性政策。德国、立陶宛等国规定教师在他们教师职业发展中，必须完成到国外开展短期教学的环节。

另外，欧盟国家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非国家层面的方案。其中的“岗对岗”(Post-to-post)教师交流项目是比较典型的跨国教育组织或机构层面的项目。它不是由某一国家组织实施的，而是通过欧洲在职培训和欧盟学校合作伙伴关系等形式展开教师流动的。参与的国家之间达成双边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可根据本国和目标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规定。这是一种中期交流，一般持续数月到1年。除此之外，一些欧盟特定国家间还签署了旨在促进相互间教师交流与流动的双边或多边流动协定。双边或多边教育协定的目的并非在于教师在他国从事较长时间的跨国工作，而是更强调教师学习和了解对方国家的教育系统与文化，北欧国家间的多边协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调控国家间流动的举措

为了解决师资分布的地区不平衡和供求不平衡问题，欧盟成员国也使用了一些调控举措。虽然各国的调控政策主要针对教师的“本国内流动”，但也同时对国家间流动产生作用。这些调控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第一，财政激励。罗马尼亚为了吸引教师到乡村或偏远地区工作，教育机构根据地区的特点为流动教师提供奖金，而奖金的金额相当于教师薪资5%到80%不等。同时，政府每年都会重新评审这些地区的工资涨幅。

第二，其他激励措施。除去财政激励，一些国家还采用了更为广泛的激励措施来吸引教师去那些很难招募到新教师的地区。捷克的某些自治州当局为流动到该地区任教的教师提供住房。英国提出一个所谓“关键员工生存计划”(Key Worker Living Programme)。该计划适用的关键员工包括中学教师和继续教育学院(预科学院)的教师。英国的东南部和东部高昂的住房消费影响了教师的流动，该计划通过保证教师购买住所或提供廉租房屋来解决高水平生活消费给教师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增加流动灵活性。一些欧盟国家寻求不使用某一特定激励措施，而是结合诸如借调、固定配额和丰富的培训计划等细微措施增加流动的灵活性。

第四，采用访学与短期交流。如“岗对岗”教师交流项目中保持教师的原有待遇，这意味着交换到经济状况欠佳国家反而具有了高工资而低消费的优势。而对于交换到高消费地区的教师则提供额外补贴，解决住房等，帮助教师流动扫清障碍。总体而言，调控国家间教师资源分布不均本身是十分复杂的，需要欧盟和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因此，解决国家间教师资源分布不均的调控政策的制定是欧盟将继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四、结语

虽然欧盟的教师流动与我国教师流动具有一些本质差异，但教师流动的现象中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欧盟相关举措为我国教师流动政策提供了以下可借鉴之处：

第一，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指导和具体方案推动等多层面举措来切实促进和调控教师流动。教师流动首先需要立法的支持与保障，而我国的《教育法》和《教师法》中没有关于“教师流动”的明确规定。其次，确立教师职业资格的统一认定标准是规范教师自由流动的重要途径。另外，具体流动方案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和调控教师流动。

第二，“教师为本”使得教师流动更加有效和更加人性化。欧盟的政策一方面关注流动中教师的切实需要，在制定政策和方案时充分考虑到教师在流动中存在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并通过具体举措扫清阻止教师合理流动的阻碍；另一方面，教师流动的过程开放透明，体现了教师的自主性。欧盟政策指引下的教师流动不是自由流动，也不是简单的强制性流动，这些流动具有明确、公开的申请流程，且由教师自主申请。

第三，教师流动的方式和对象多样灵活。欧盟的教师流动不局限于现任教学人员，同时针对师范生、非教学人员等不同人群，这使得交流更加深入，而师范生的流动也为教师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2010). Europe 2020: 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COM(2010)2020. Brussels.

[2]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and of the Ministers of Education, Meeting within the Council, of 9 February 1976 Comprising an Action Programm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Official Journal C 038, 19/02/1976, pp.1-5.

[3]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3). Green Paper on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Education. COM(93)457 Final, Brussels, p.9.

[4]European Commission(2008). Erasmus: Mobility Creates Opportunities European Success Stories. Luxembourg.

[5]European Commission DG EAC(2006). Mobility of Teachers and Trainers(Final Reports). In Study on Key Education Indicators on Social Inclusion and Efficiency, Mobility, Adult Skill and Active Citizenship. 2005-4682/001-001 EDU ETU. p.96, 96, 6, 96, 108.

[6]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7).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COM(2007)392 Final, Brussels, p.12.

篇（9）

泰国古典音乐中的主旋律最初由大围锣创作并演奏，其他古典乐器的旋律均以它为基础创作而成。主旋律是泰国古典乐队的旋律核心，固定的主旋律与依附于它之上的各声部运用支声原则形成了多声的

泰国古典合奏音乐。演奏中，主旋律是与其他乐器演奏旋律平行出现的存在于各个演奏者内心的音乐，并构成了泰国古典音乐的双层音乐模式。在实际学习泰国古典音乐的过程中，老师们不会刻意强调主旋律的重要性，主旋律已自然地融入了泰国古典音乐的传习、创作和演奏的过程当中，成为了泰国古典音乐的核心力量。

（一）“主旋律”的演奏乐器――大围锣

泰国音乐家认为“主旋律”就是由大围锣所演奏的旋律，是泰国其他古典乐器旋律的基础。大围锣是泰国古典旋律打击乐器中演奏速度最慢的乐器，在与其他乐器匀速演奏的情况下，大围锣一拍只需奏出一到两音，这使它成为了最适合演奏简洁又轮廓鲜明的主旋律的乐器，其他比大围锣演奏速度快的乐器再根据主旋律进行各自的旋律创作。

由于大围锣演奏了主旋律的缘故，泰国古典音乐的初学者都要首先学围锣，待熟练掌握大围锣演奏的主旋律后，再开始学习其他旋律打击乐器或根据自身天赋选择学习适合自己演奏的乐器。笔者在泰国乌东大学结识的泰国音乐家斯拉巴柴夫妇生长在传统的音乐世家，他们的三个孩子从小也跟随父亲学习泰国古典音乐。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孩子们每天都要练习各种乐器的演奏，并用大量的时间重点练习演奏大围锣。他们告诉笔者：“泰国的习惯是孩子们都先从大围锣开始学习，然后再学习其他乐器。大围锣的旋律记得越熟，其他乐器学起来也越容易。”[1]有了主旋律作为基础，学生很容易学习和记忆从主旋律创作而来的其他乐器的旋律，对每一件合奏中出现的乐器也非常熟悉，并且都会演奏两种以上的乐器。这种一人多技的现象在泰国精通古典音乐的艺人中十分普遍，无论演奏哪一种乐器，都能随时唤起演奏者内心对主旋律的回忆，正如三弦胡演奏者拉涵宁先生所说：“演奏三弦胡时，美妙的旋律将包围在你身边，而当初大围锣演奏的主旋律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有机会你一定要学围锣，这是泰国音乐的一把钥匙。”[2]

（二）“主旋律”在泰国古典音乐创作中的作用

与西方专业作曲的方式不同，泰国古典乐器的旋律创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一个动机或乐思展开一段旋律的创作，而是在已有主旋律的基础上，对主旋律强拍部位骨干音以外的部分进行变化和填充。音乐学家泰瑞 米勒教授这样描述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过程：“作曲家其实是把创作的音乐记在脑子里，用大围锣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的基本旋律轮廓。其他不同演奏员按照作曲家演奏的旋律轮廓，用各自的乐器奏出相应的声部，由此，每一件乐器都会奏出同一内容不同的相应旋律。”[3]其中“基本旋律轮廓”就是指主旋律。潘尚教授[4]曾分别用大围锣和三弦胡为笔者演奏了主旋律与对应的三弦胡旋律：主旋律是十分简洁的旋律，多为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三弦胡的旋律丰富了主旋律的节奏型，每一小节强拍上的骨干音与主旋律强拍上的骨干音一致，演奏中还加入了颤音、附点、滑音等三弦胡特有的演奏技法。其他泰国古典乐器旋律与主旋律的关联亦如此，一方面需要在骨干音上与主旋律保持一致，一方面却需要根据乐器的自然属性，利用各自不同的演奏技法，去填充和变化主旋律。

在泰国古典乐队中，不同的乐器根据各自的乐器属性扮演了不同的角色[5]：大围锣的角色是父亲，它的音色稳重而具有威严，最适合演奏主旋律；第一竹排琴（Ranad e）像一位英雄，有时与大围锣一起演奏主旋律；第二竹排琴（Ranatu）的角色则像顽皮的小孩，它自由地在以大围锣为基础的旋律上做加花变奏，演奏出具有诙谐幽默感的音乐；演奏三弦胡时的姿态一定要优美，因为三弦胡的气质就像一位高贵的女士；拉弦乐器的身份都为女性，它们用拉弦乐器特有的连弓和华丽的装饰音，将打击乐器清脆的音色装饰的柔美悠长。演奏泰国古典合奏音乐的乐器，可以分成以演奏主旋律为主的旋律打击乐器，如大围锣、竹排琴等；装饰主旋律、对主旋律进行加花变奏的吹奏乐器和拉弦乐器以及弹拨乐器，如泰国竖笛（klui）、皮、三弦胡、鳄鱼琴等。根据角色的分配，可以看出在整个乐队中，大围锣是乐队的核心；最接近主旋律的是竹排琴以及其他旋律打击乐器，它们负责配合巩固主旋律；其他吹奏、拉弦、弹拨类乐器，均围绕着主旋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旋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的即兴演奏。从某种程度来说，其他乐器的旋律都是主旋律的变奏，每件乐器都根据自身的属性形成了各自的旋律创作的规律，因而从主旋律变化的程度和方式才会各有不同。

（三）“主旋律”在泰国古典音乐合奏中的支声原则

西方音乐在处理多声部音乐时，使用的是纵向思维，各声部之间依靠和声的功能排列在一起，烘托着音乐中具有完整意义的旋律主题，达到对整部作品的音响、情绪等的综合把握。泰国古典合奏音乐却是横向思维，每个声部都是一条可以用来独奏的完整旋律，每一条旋律都有它独自存在的意义，并通过每一层旋律与主旋律之间的关联将各声部结合为一个整体。各声部之间是按照支声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仔细分析各声部之间的关系，各声部均从自己的乐器性格和技能特点出发，旋律间互相交错、有繁有简又各自独立，但每进行到重要部位时各声部音调必然会重合：“它们在每小节的强拍上齐奏旋律骨干音，而在其余拍子上则各自进行发挥，从而造成时而协和，时而不协和的音响效果。”[6]由此可见它们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都来自于固定的主旋律对于变奏衍生于它之上的各声部旋律的约束。

支声的合奏思维在我国传统的合奏艺术中十分常见，如工尺谱在演奏中只是一个基本框架，演奏时艺人在框架之上灵活地即兴创造出各个声部的旋律；又如江南丝竹的合奏，声部之间各自发展却又万变不离其宗。同样泰国古典乐队按照支声原则，各声部时而在强拍骨干音上汇合，时而又各自分离，加上贯穿整个演奏过程始终固定不变的主旋律，形成了纷繁多变又协和统一的音乐形态。在泰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中，创作与乐队演奏，练习与乐队演奏都是一体化的过程，这也是区别于西方专业音乐的特殊方式。许多流动的即兴因素需要与演奏同时进行，只有在乐队合奏中才能训练出支声的思维，达到每个声部的演奏者对主旋律和各声部旋律均能熟练把握的程度；也唯有参与了合奏，才能体验出以主旋律为核心的支声思维的重要性。

为了准备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周的演出，笔者参加了由五人组成的小型马荷里乐队，演奏泰国双面长鼓（Thon）和手鼓（Rammana）。乐队使用了四弦弹拨琉特（Kra-jub-pi）、三弦胡、泰国笛、双面长鼓和手鼓5种乐器，加上歌唱，旋律复杂多变。由于每个声部的旋律听上去均不同，笔者很难在正确的节拍上演奏出看似简单的8拍循环的鼓点节奏。而泰国乐手们却仿佛知道彼此的旋律，甚至能很快意识到对方演奏中的错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认识到自己无法顺利演奏鼓的原因是不熟悉主旋律。乐队虽然没有大围锣演奏主旋律，但整个乐队的音乐是在演奏者内心主旋律齐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合奏中才能知己知彼、配合默契。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需要在合奏中练习在倾听其他声部的同时灵活地对自己演奏旋律进行即兴调整的能力，泰国古典乐器的学习也需要在合奏的环境里、在和其他乐器的配合中完成，这些都是为了不断巩固主旋律在演奏者内心的熟悉程度以及培养不同演奏者彼此对主旋律共同把握的默契程度。

二、以“主旋律”为结构模式的泰国古典音乐创造与演奏

“主旋律”在长时间的学习、创作、演奏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泰国古典音乐家的思维习惯，主旋律与依附于它之上的其他乐器的旋律共同构建出了泰国古典音乐独特的双层音乐模式。在这一模式里，主旋律与其他乐器演奏的旋律是同时进行的两条平行旋律，主旋律是内在的、不变的部分，其他乐器演奏的旋律是外在的、变化的部分。其他乐器旋律的变化都是基于主旋律的框架而产生的变化，而无论是版本的不同、后人的改变或演奏时的即兴发挥，主旋律都不再有任何变动。

对于主旋律和其他乐器旋律关系的理解，可参考我国《十六板》中，[八板]与[十六板]的关系：“[十六板]的每次变奏均与固定不变的[八板]相结合，[八板]在这里作为一种稳态的对应曲调，实际上是从纵向上制约着[十六板]的每次变奏，使其时时顾及到变奏与[八板]间的结合关系，即原型结合中就存的支声―派生关系。从而形成以[八板]为基础的固定旋律变奏。”[7]泰国音乐中的主旋律也同样是从纵向上制约着其他声部的旋律，并且形成了泰国古典音乐的双层的结构。如果只有由其他乐器演奏的外层面音乐而没有主旋律的存在，泰国古典音乐就不再完整。泰国的三个古典乐队中，真正有大围锣参与演奏的乐队只有皮帕特乐队，那么另外两个没有大围锣演奏的乐队是否就不存在主旋律了？答案正相反，在泰国音乐家看来：“没有大围锣演奏的乐队中，每一种乐器都好似在演奏主旋律。”[8]正因为其他乐器的旋律都来自于主旋律，更因为主旋律在长期的学习和演奏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演奏者的心底，在没有演奏主旋律乐器的情况下，演奏者们完成了彼此内心对主旋律的齐奏，而各自演奏出的各声部旋律，则是在主旋律基础之上的变奏。因此在泰国古典音乐双层模式中的关键一点，是主旋律不再只以现实音响的效果出现，而是无论有没有大围锣或其他旋律打击乐器演奏主旋律，主旋律都以意识形态出现在演奏者的脑海中，这以意识形态存在的主旋律，才是真正的泰国古典音乐模式双层结构中的内在层面。

以主旋律为内在层面的泰国古典音乐模式，是在最初对大围锣所演奏主旋律的学习到之后对其他乐器的反复练习再到可以轻松地在主旋律上做其他乐器的旋律变化这样一个过程之上建立的。如果在这个运行过程中，脱离了对主旋律的学习而仅掌握所需演奏乐器的旋律和技巧，脱离了以主旋律为基础的创作方式而直接谱写其他乐器的旋律，脱离了在合奏中以主旋律为核心思想的演奏方式而仅以演奏各声部旋律为主，泰国古典音乐的核心也就不复存在。

“主旋律”体现了泰国古典乐器之间的联系与共性，给予了不同乐器泰国音乐的身份标识，让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成为个人风格与民族文化风格的共同产物。在泰国古典音乐的合奏中，演奏者将各声部的旋律化繁为简，以主旋律的形式将各演奏者的内心归于统一，最终到达平和、安宁的演奏境界，表现出泰国人民内心对平和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泰国古典音乐被泰国人民视为泰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三、结语

“主旋律”的存在始终贯穿于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到演奏的全过程，是构成独具泰国特色的传统音乐思维模式不可缺少的环节。如今尽管泰国古典音乐在泰国社会仍十分活跃，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还是给它带来了一些影响。部分学生跳过了学习主旋律这一步骤，直接记忆自己声部的旋律，虽可以快速加入乐队的演奏，但却降低了对主旋律和其他声部的熟悉程度。

“主旋律”容易被其他声部富有个性的旋律覆盖，往往在最初得不到很好的认识。对泰国或非泰国的、学习泰国音乐或刚接触泰国音乐的朋友来说，通过对主旋律的了解，均可以更好地理解泰国古典音乐的构造，更准确地把握泰国古典音乐的要领。这一过程对分析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泰国的学生尚且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地学习主旋律，因而笔者短时间的田野工作不足以更深入和全面地去挖掘主旋律以及泰国古典音乐文化的内在，不足的地方还需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地加强和改进。

注释：

[1][5]2012年10月26日笔者在泰国乌东大学拜访斯拉巴柴先生的录音整理.

[2] 2011年11月19日笔者在泰国马哈撒拉坎大学拜访三弦胡演奏者拉涵宁先生的录音记录.

[3]泰瑞・米勒.当代世界中的传统音乐：泰国和越南的两大对比模式[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02）.

[4]潘尚教授是泰国曼谷孙素楠塔皇家大学艺术系老师，也是笔者的三弦胡老师.

篇（10）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民主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和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