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经营模式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司的经营模式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80-05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对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研究引发了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保险业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重新思考。本文研究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中国保险业的不同经营模式问题，比较各种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并探讨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及其变动的主要因素，为保险公司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二、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内涵

从横向看，保险市场主体的经营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专业经营模式。选择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着重经营产险或寿险的某一个领域。目前专业保险公司普遍采纳这种经营模式。第二，单一经营模式。选择单一经营模式的公司将经营领域局限在财产保险或者人身保险业务，而不是同时兼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这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所采取的最普遍的经营模式。第三，保险集团经营模式。选择保险集团经营模式的公司在集团架构内横跨产寿险，业务范围涉及产险、寿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多个领域。第四，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除了保险业务外，还同时涉足银行、证券等多种金融业务。

从金融综合经营的背景看，这些不同的经营模式体现了“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战略之间的差别。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侧重于“专业化”经营，而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则侧重于“多元化”经营。

三、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比较

根据对金融综合经营的经典理论分析，我们选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和利益冲突四个角度对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作比较分析。

(一)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从根本上说，专业化战略与规模经济是直接对应的，而多元化战略追求的则是范围经济。但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绝对专业化的公司相对较少，而范围经济在大多数公司中都发挥着作用。同样的道理，在多元化过程中，规模经济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企业选择的理想状态是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

本文认为，专业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多元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范围经济效应。从这样的界定出发，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专业经营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大，单一经营模式次之，保险集团模式再次之，金融控股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小。

对于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而言，理论上可以集中公司的资源，形成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进而可以降低公司单位产品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则并不一定能迅速地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即便是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也不例外。

另外，专业经营模式的保险公司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专业化优势，还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制约是一个共性问题，对于综合性经营的公司和专业经营的公司都存在影响，但由于专业经营模式公司的业务领域单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更大。比如，农业保险的政策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专业农险公司的发展，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障体制中的定位以及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等问题制约了专业养老金公司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定型、税收支持政策尚不完善等政策环境问题制约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

同样的道理，和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相比，单一经营模式、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递减。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的是追求范围经济，但也要同时考虑规模经济。对于绝大多数保险公司而言，其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往往并不会减少既有的存量资源配置，这样就可以在保持规模经济的同时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在实践中，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保险公司往往可以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二)范围经济效应分析

如前所述，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公司主要追求范围经济效应。比如，保险集团经营模式在集团架构内横跨产寿险，其主要出发点是谋求范围经济效应。从理论上说，实现销售渠道、信息资源共享，实行产寿险交叉销售，实现产寿险联动，有利于保险公司获取范围经济效应。同样，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可以发挥金融资产专用性程度低的优势，发挥协同效应和信誉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范围经济效应。

当然，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公司要实现范围经济效应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要利用金融资产专用性程度低的优势，创造综合经营带来的协同效应，就必须有效地整合集团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源，将集团的金融资产在各行业之间进行统一的、科学合理的配置，以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综合经营最重要的是能在集团架构内有效地整合资源。

同样，公司在综合经营过程中要利用信誉溢出效应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就必须以强化核心竞争力为前提，不断提高其传统优势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其市场形象，提高企业信誉度。

与保险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相比，单一经营模式和专业经营模式的公司就难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实行专业化战略的保险公司，主要目的是追求规模经济，但同样也要考虑范围经济效应的问题。

(三)风险分散效应

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分散效应是指在业务多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于降低金融企业风险的效应。在金融综合经营过程中，通过资产和业务的多元化组合能够有效降低金融企业风险，而随着金融企业规模的扩大，也能够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包括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业务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以及规模扩张导致抗风险能力增强。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各种金融业务的风险和收益特性不同，通过经营多种金融业务，能够使业务收入来源多元化，同时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环境变化及时对业务组合进行调整，这些都将有利于分散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经营的稳定。对于保险集团公司而言，与经营单一类型的业务相比，实施产寿险联动，可以通过资产和业务的多元化组合有效降低保险公司风险，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也能够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保险

集团公司的整体风险。

当然，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获得风险分散效应，是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为前提的，如果风险防范不当，多元经营也可能会导致风险扩散，即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传递效应。

与综合化经营相比，专业化经营的对象单一，风险相对集中，难以实现不同险种之间风险的有效分散。

(四)利益冲突风险

在保险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各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谈判地位的不对等而导致了“欺诈”产生的可能性；由于集团利益的存在而导致了“合谋”产生的可能性，这些都可能导致利益冲突风险的产生。子公司之间可能会合谋以牺牲客户利益为前提谋求集团的整体利益。比如保险集团的搭售行为：集团利用其在与客户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搭配销售集团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又比如不当利用客户信息资源问题：集团的某一子公司将其掌握的客户信息泄漏给其他子公司，以谋求不当利益。

而对于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的公司来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则较小。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公司而言，如果针对综合经营中利益冲突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防火墙”制度，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对垄断经营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等措施，建立利益冲突的防范机制，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利益冲突风险。

综上所述，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能够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在前提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时候建立保险集团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则有可能带来范围不经济、风险扩散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容易产生利益冲突。而专业经营模式和单一经营模式则可能比较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虽不能如金融集团一样获取一体化利益，但也避免了综合经营的一些弊端，如利益冲突、客户资料的滥用、不够专业导致的服务品质下降和“大企业病”等。

因此，多元化与专业化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保险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保险公司应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合的经营发展战略。无论保险公司实行专业化战略还是多元化战略，其理想状态均是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帕累托最优”。

四、保险公司不同经营模式的选择与变动

企业的边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另一方面是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对企业而言，无形的能力边界更为重要。正如伊迪丝，彭罗斯所言，限制企业成长的瓶颈不是劳动力、资金或设备，而是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企业的核心能力决定了它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一)保险公司的规模边界及其选择

企业的规模边界体现了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又可分为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两部分。保险企业的纵向边界主要涉及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不予讨论。以下着重探讨保险企业的横向边界问题。

企业的横向边界是指其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当企业规模小于市场规模(需求)时，企业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选择本企业的规模，也即经济规模或最佳规模，即最佳产品种类和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能够使企业的效率最高或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即所谓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它们决定了企业的最优横向边界。

在上述各种保险经营模式中，从专业经营模式到单一经营模式再到保险集团模式，体现的是保险产品种类的逐步扩展；而从保险集团模式到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则是从保险产品到银行和证券产品的逐步扩展，保险公司的横向边界进一步拓宽。

由于经济系统的根本不确定性，那些专业经营、单一经营、保险集团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市场竞争。正如阿尔钦(1950)的经典文献”所描述的一样，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或竞争策略集选择空间，是企业理，也是市场效率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尊重保险公司对不同经营边界的选择，以维护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在竞争压力下，保险公司的经营边界是动态调整与不断演化的，不应当受政府部门人为确定的企业经营模式的限制。但是，从我国保险公司的发展历程看，其经营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部门的制度约束，甚至是行政干预。

2003年以后陆续成立的专业性公司就是如此。从公司成立时开始，其经营边界就被人为限定了。根据上述企业有形边界的理论分析，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与特定时期的发展战略，基于竞争的动态选择机制，自主地确定经营边界，监管部门不应该人为加以限制。否则，一旦保险公司有扩展经营边界的需求和能力，则面临监管带来的困境。比如，监管部门要求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在总业务中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但随着一些农业保险公司非农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这样的比例面临挑战。又比如，有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与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所经营的健康险业务相比，在价格和渠道方面都没有明显优势，从而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综上所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保险公司对不同经营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竞争机制下演进的结果，而不应该由人为的政策约束来限制其选择集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专业公司的提法及其经营范围的限定，需要重新考虑，应该适时允许其扩大经营边界，即便这样有可能会使“专业公司”名不副实，也要充分尊重单一经营公司和集团化公司扩大经营边界的诉求，为其扩大经营边界提供相应的选择空间。

(二)保险公司的能力边界及其选择

企业边界的第二重属性也是其核心形式，是由无形资源(如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所确定的能力边界。演化经济学关于“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认为，归根结底，企业所能够开展的活动以及可以达到的规模是由其拥有的核心能力决定的。企业的实体、结构和边界是由结合个体或团体的能力――比如技能和默示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实体来解释的，这些能力在某些方面是由组织来培育和维持的。比如，伊迪丝，彭罗斯把企业看做是能力的组织化结合，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能力增进基础上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能力”。从能力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能力的过程。”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一种演化模型，用于企业的内部惯例，他们把这些惯例看做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存储知识，保持其一致性和效率的DNA。并认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默示的、异质的以及依赖于环境的。他们还在企业生物相似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拟生物的企业研究模型，该模型特别强调

“惯例”(知识遗传和继承)、“搜寻”(企业适应和惯例变异)和“市场选择”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可见，与科斯一威廉姆森式的“契约理论”不同，“基于能力”的理论强调企业自身内部的资源和组织惯例的增进，强调企业内部知识的增长和学习。正是具有异质性企业的能力边界最终决定了其经营边界。在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能否把握潜在的市场机会。知识存量对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及其创新活动也有制约作用。”新知识的形成和积累与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结构之间存在着路径依赖关系，相关的知识背景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决定于企业核心知识的积累、扩散和转移过程。企业的扩张和多元化是核心知识基础上的扩展过程。第三，核心知识具有非竞争，并且难以模仿与替代，

在“基于能力”的理论看来，专业化的视角是双重的，即“科学技术”意义上的专业化和“企业惯例”意义上的专业化。多元化经营，意味着一种企业惯例可以施加于完全不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其背后是企业内部的“惯例”。当这种惯例的适用范围扩张到其能力所不及的程度时，也就是交易成本理论所谓企业内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时点，企业扩张将会停止。因此，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按照自己的偏好代替企业家做出决策，来决定其扩张边界，则可能留下能力剩余，而这无疑是一种资源闲置。

企业的能力边界存在着深度和广度。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扩张能力边界：一是增加能力边界的深度，二是拓宽能力边界的广度；前者可以采取专业化的方式，而后者则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来达成。现实中，企业正是通过采取有效方式来扩张其能力边界，从而引起其规模的外在变化，最终导致企业边界多样化变动趋势的。

显然，专业化经营是相对而言的，目的都是增加能力边界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获取的是与现有知识互补的外界新知识，目的是强化现有核心能力，突出现有竞争优势。为此，保险公司应该舍弃与核心能力关联度低的业务，将资源集中在最具优势的核心业务上，相应地，规模边界随之缩小。

多样化经营也是相对而言的，目的都是增加能力边界的广度。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获取的是外界的新知识，自身的能力范围得到拓展。为了使基于这些新知识的核心能力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必须增加与之相匹配的业务活动。因此，随着能力边界广度的拓宽，保险公司应该发展新业务乃至采取多元化战略，规模边界也随之扩大。

我们注意到，大多数保险集团在从单一经营模式向集团化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仍然以原来经营的保险业务为主，并以此为依托向其他保险领域扩展。在大型保险企业的扩张过程中，依托主业主要体现在以最初的经营实体作为出资方或者控股单位，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进行业务领域的扩张，并且在集团化扩张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核心业务领域的投入，巩固并扩大其市场竞争能力。

同样，大多数保险集团在从单一经营模式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主要辐射保险业务的其他领域，而较少进入银行、信托、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进行金融综合化经营。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的保险企业对保险业务比较熟悉，获取的主要是有关保险的新知识，因此，在保险业务领域比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更具有核心竞争力。当然，随着保险集团公司获取外界新知识的进一步增多，它们会进一步谋求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将经营边界向非保险金融领域扩展。

综上所述，专业化和多样化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取决于每一家公司能力边界大小。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目的都是扩张能力边界。

(三)保险公司经营边界的变动

如前所述，企业边界变动的实质，就是企业依照战略意图并结合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与外界进行资源交换，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选择有效的交换方式，从而引起企业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的相应变动；企业边界变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核心能力与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实现最佳匹配，从而达到效率最优。

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公司进行生产和交易的主要资源是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因此，很多保险公司以粗放经营的方式追求规模扩张，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这些稀缺资源，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而随着社会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保险公司开展经营服务活动的关键已变成知识、技术等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无形资源，保险公司的持续竞争优势就随之转化为对这类资源掌握和有效运用的依赖。

篇（2）

一、转变经营观念培育企业文化

证券公司在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强，必然在公司文化、企业体制运行机制、操作技术和产品创新等方面面临新的竞争和挑战。本文认为，券商面对新形势，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券商学习发达国家，如果只是在运行机制和操作技巧方面的学习的模仿，没有观念上的调整就不可能适应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在这方面主要做好以下四点:

一是树立合规经营的理念。在国外，券商的合规经营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在经营活动中遵守游戏规则，遵纪守法已经变成券商的自觉行为。“君子发财，取之有道”即便有利可图，如果涉及违规，坚决不做。券商树立合规经营的理念要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二是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过去，国内券商的经营活动中心主要是扩大营业网点，重点建设经营环境的硬件设施。以后要以顾客服务为中心，把客户关系管理理念导入经营活动中，尽最大可能满足和引导客户需求。通过市场调查，加强客户行为的研究，细分客户，提供个。

三是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券商之间的竞争最终落实到人才的竞争，其实质是智力和能力的较量。在用人制度上改革，对人才的考核、培训激励和管理等方面创造有利环境，为券商应对竞争创造“人和”环境。

四是开拓“全球化视野”。充分认识到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以及旧有观念的影响，一切按照WTO规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在经营策略上把“国际化”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观念调整基础上，券商在制度创新、管理的变革、业务转型、产品研发、综合实力的提升等方面才能做得更好。

二、证券公司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证券公司必将面对适者生存的选择，要在迎接挑战中寻找机遇，站稳脚跟，壮大实力，就必须练好内功，寻求自身的制度创新。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证券公司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最近分析美国安然事件时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瓦解”。下面对我国证券公司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建议。

1.优化产权制度

股权结构是否完善，对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存着重要影响。我国证券公司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股份制企业，首先应从完善其股权结构入手，主要是:尽快摈弃我国证券公司股权过于集中、股权流动性差的弊端。

（1）扩大公司规模，降低股权的集中度。若公司规模庞大，最大股东只需保持有对公司的相对控制优势即可，而无须实现对公司51%的绝对控制优势。因此，扩大公司规模是降低股权的集中度的一种可行途径。

（2）提高股权的流动性。在现代股份公司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分离的。对于大多数股东来说，他们不可能是来参与公司的管理。制约经理人员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提高股权的流动性，股东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对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做出判断，通过市场对经理人员间接地产生约束。

（3）培养核心股东，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管。核心股东不同于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现况，国外成熟市场经验表明，比较有效的形式是机构法人持有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他们可以成为“核心股东”。

2.完善治理结构

（1）完善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①理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关系，各自依法行使其职权，建立有效的决策监控机制，三会的三种权力相互监督、相互制约。②促使证券公司董事会的构成更趋合理，以使董事会能够充分代表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完善董事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外部董事中专家的比例，提高董事会的专业水准。③在董事会下设置各种专家委员会。主要包括财务审计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报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④加强对内部人员控制的反控制。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需要进行综合治理。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三是增加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四是正确处理管理人员个人权威与公司整体利益的关系。⑤规范并增强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

（2）法人治理创新引入独立董事制。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且与公司没有任何财务与亲属关系的人士。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一方面可制约内部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作出不利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独立监督公司管理阶层，减轻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运用，最先出现在外资股上市公司中，随后一些上市公司也尝试在董事会中引入“外脑”，除此之外，其他公司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作为专业性和创新意识较强的证券公司，应该在这方面积极探索，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证券公司中，由于董事会的构成很单一，董事基本上来自控股股东，在董事会的议事和决策过程中很少听不同的声音，引入独立董事制有利于改变这一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历经十年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证券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资本市场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但随着我国加入WTO，证券市场日趋成熟化、规范化、国际化，我国券商不但要与国内同业竞争，还要与国外券商同台竞争，证券公司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压力。原有的经营模式已成为证券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栓桔，它脱胎于计划经济体系，适用于垄断经营时代，己远远不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发展。因此，转变证券公司经营模式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是证券公司生存并持续发展，抗衡外资券商的必要选择。

参考文献：

[1]证券法律法规选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

[2]崔勇.证券经纪业务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3]崔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9)

篇（3）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15日

一、连锁经营概述

（一）连锁经营的定义。连锁经营是一种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亦商业模式。是指在统一的经营理念下，经营同类商品、使用统一商号、提供统一服务模式的若干门店，在统一总部的管理下运营，最终实现提高企业品牌价值、实现规模化经营、增强企业竞争力等效益。

在我国零售业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想要发展壮大，提高自身的市场份额，形成市场规模，都需要借助连锁经营的商业模式。企业如果不采取连锁经营的商业模式进行扩张，那么只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发展，被规模和空间所限制。只有采取连锁经营，企业才能通过不断开设单店、扩张体系、覆盖市场，使企业实现经营连锁化。企业借此提高品牌价值和形成规模效应，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二）连锁经营的分类。一般情况下，连锁经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直营连锁。直营连锁，指的是单店的人、财、物均由总部投入并控制，其所有权归总部所有。在直营连锁的模式下，由于各单店均是隶属于总部之下，所以总部可以实现对各单店的高度控制，使得各单店在总部的统一管理下，规范化运作。但是，由于直营连锁需要总部大量的资本投入，所以需要总部有较强的实力，否则会限制其连锁经营规模的扩张。

2、特许连锁。特许连锁，亦加盟连锁，较为规范的叫法是特许经营，指的是总部通过将其一系列由知识产权组合而成的经营资源（即特许权），以合同的形式许可给其他经营者（即加盟商）进行有偿使用。在特许连锁的模式下，特许经营企业与加盟商是处于相互独立的法律地位，单店是由加盟商投资建立，所以有利于特许经营企业降低体系扩张风险，快速实现规模效益。

3、自由连锁。自由连锁是指相互独立的零售商自愿形成统一的联合体，在进货、配送和促销等方面实现统一运作，使所参加的企业都实现最佳盈利。同时，自由连锁模式下的各单店亦可保持各自的经营风格和特色，使得各连锁成员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较高的自由度。

二、盐业公司连锁经营现状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盐业公司结合本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探索连锁经营模式。经过数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苏盐连锁、渝盐连锁、沪盐连锁、徽盐连锁、中盐甘肃连锁、川盐连锁、鲁盐连锁、龙盐连锁、浙盐连锁、宁盐连锁等众多连锁品牌，中国盐业企业连锁经营体系逐步构建起来。

（一）开展连锁经营的原因。盐业公司之所以开展连锁经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优化食盐销售网络，提高企业利润。对于目前的食盐流通领域来说，基本上是“批发-转批-零售”的三级销售网络。而作为盐业公司，基本上只涉及批发环节，将食盐批发给区域商，由区域商进行下一步销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盐业公司基本上只是涉及批发环节，对于转批和零售则缺乏管理。如果采取连锁经营，可以以盐业公司作为总部，进而开设单店，直接面向消费者。这样一来，盐业公司将直接面向市场终端，通过单店构建网络，网络覆盖市场，形成全面、到位的食盐销售网络，缩小食盐流通过程中的环节和层级，提高市场占用率，进而提升企业利润。

2、强化企业竞争力，应对盐业市场化改革。由于食盐具有生产局部性、供应全面性、不可替代性等特征，加之是全民补碘的载体，所以国家一直采取计划性的专营专卖。但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盐业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2009年盐业的改革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因此，在新形势下，盐业公司不能仅仅依靠专营制度的优势来生存，而应该通过优化与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因此，连锁经营成为了盐业公司市场化的发展方向。通过连锁经营，盐业公司可以进军零售行业，打造品牌价值，横向和纵向多元化发展，增强其竞争优势。同时，盐业公司可以减少对专营制度的依赖性，有助于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连锁经营类型的选择分析。目前，我国盐业公司的连锁经营形式主要是采取直营连锁。在连锁经营的三种类型中，基于盐业公司统一规范化管理与发展的需要，自由连锁目前并不为其采纳。那么，为什么目前盐业公司更多选择的是直营连锁而非特许连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盐业公司缺乏特许权的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的体系扩张主要是依靠总部不断招募加盟商，进而增加单店的数量，形成规模效应。特许连锁的盈利本质在于其特许权的核心竞争力，特许权可替代性越低，竞争优势越强，加盟商越愿意选择加盟。而对于目前的盐业公司来说，开展连锁经营的优势主要在于国家对于食盐的专营体制。由于食盐专营而使得盐业公司对于食盐的销售具有独占性，而并非盐业公司拥有的包括经营模式、经济技巧、商业秘密在内的一系列由知识产权组合而成的特许权。所以，盐业公司开展特许经营，缺乏特许权的核心竞争力。

其二，盐业公司目前拥有足够的资本开展直营连锁。特许连锁的主要优势在于降低特许经营企业的风险，减少特许经营企业资金投入，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快的速度实现体系的扩张。加盟商与特许经营企业是处于相互独立的法律地位，加盟商开设的单店所有权是属于加盟商的，单店资金的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加盟商，特许经营企业无需投入过多的资本。但是，在特许连锁中，特许经营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加盟商交纳的加盟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在同等规模下，利润远不如直营连锁。作为盐业公司来说，其是属于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基础和资金优势，所以在有能力开展直营连锁的条件中，当然是偏向于直营连锁。

三、如何提高盐业公司连锁经营竞争力

（一）将单店食盐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对于盐业公司开展连锁经营来说，不能仅仅只是销售普通的食盐产品，这样的话，连锁经营发挥不了它的优势。而且，如果只是销售普通食盐，那么盐业公司的连锁经营将失去意义，因为这是商或是超市就能够替代的。况且专门开设单店销售食盐，利润低薄，每个月除去单店所需支付的租金、人员工资、水电费等成本，收益所剩无几。因此，盐业公司开展连锁经营，不能够仅仅局限在销售食盐的层面上，应该将盐业公司连锁经营模式下的单店定位为其食盐品牌的专卖店，横向和纵向结合发展。假如这样一种单店商品定位建立起来，单店将大大提升其盈利空间，提高盐业公司连锁经营的利润。

在横向方面，目前不少地区的盐业公司已经开发出多种生活用盐（例如海盐洗发水、海盐沐浴露等），以及各类非盐产品。但是，由于销售渠道的缺乏，导致其市场份额少，消费者认知度低。如果利用好单店这一平台，就可以完善其销售渠道，通过单店将这部分产品很好地销售出去。重庆市盐业集团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渝盐连锁”经营以来，在非盐经营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通过建立渝盐连锁店，目前已经形成六大系列产品。2008年渝盐连锁下的重庆盐业实现销售收入11亿元，其中非盐商品销售收入4亿元，实现利润5，500万元。

在纵向方面，单店可以开展多种盐产品的销售，使得食盐在消费者心中不再是一种普通的调味品，而是一种健康时尚的营养产品。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拥有澳洲湖盐雪晶盐、澳洲湖盐冰晶盐、南方海盐自然食用盐、南方海盐精选海盐、低钠盐、加钙营养盐、加锌营养盐等一系列的食盐新产品。在其销售的“粤盐”牌澳洲湖盐雪晶盐零售价为20，000元/吨，零售小包装5元/包（250克）；“粤盐”牌澳洲湖盐冰晶盐零售价为30，000元/吨，零售小包装7.5元/包（250克）。相比较于每包不足2元的普通加碘食盐，可见盐业公司对于食盐的定位已经不仅仅是日用调味品了。

（二）打造以绿色健康为品牌优势的连锁企业。目前，我国零售业中的连锁经营企业多之又多，盐业公司开展连锁经营，想要在与众多的连锁品牌企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则必须体现其独特的竞争力。对于盐业公司来说，其连锁经营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绿色健康的理念与主题。食盐，是一种绿色健康的产品，那么盐业公司构建出的连锁经营体系，则应该是打造出以绿色健康为其产品主题的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更倾向于购买绿色健康的产品。

中国盐业总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其绿色健康产品的科研研发。例如，其旗下中盐国本盐业有限公司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准发展为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员。中盐国本研发的多元营养强化盐（钙+锌+硒）、海藻碘盐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通过，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并可使用绿色产品标志，其研究项目“海藻盐的应用研究-活性海藻碘晶”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奖。

2011年11月，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绿色低碳生活”为参展主题，参加了首届中国国际绿色创新技术产品展。期间展示了企业近一年来在调整产品结构和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展出的“粤盐”旗下产品有澳洲湖盐（雪晶盐、冰晶盐）、精选海盐、绿色食品特制食盐、低钠盐、客家精熟盐、雪花盐、自然晶盐、海水自然晶盐、餐桌盐、“极盐”洗浴盐、“索丽儿”洗浴盐和温灸保健盐包、保健治疗仪等共几十个品种系列。展览倡导了“提升产品品质引领绿色消费”的理念，树立了“广东盐业”、“粤盐”的良好品牌形象，获得了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盐业公司目前的产品具有绿色、环保、健康等特点，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研发投入，并将其打造为连锁经营发展的品牌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三）将企业直营连锁向特许连锁转化。盐业公司将直营连锁向特许连锁转化，可以使其降低资金压力和投资风险，又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盐业公司的资金假使能满足其连锁经营目前的发展，也未必满足得了未来的需要。在直营连锁的模式下，盐业公司不断开设单店提升市场份额，意味着必须不断地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样会限制盐业公司连锁经营未来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如果采取特许连锁的方式，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盐业公司的资本投入，同时又能以最快的速度扩大单店的网络规模，并将风险分散到各加盟商身上。特许连锁模式下，盐业公司可以通过对加盟商的加盟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的设计与收取，来实现经济效益。

另外，特许经营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特许权的含金量。特许权是包含企业经营模式、商业秘密、专利、专有技术、经营诀窍等多方面的知识产权，企业将其知识产权通过单店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对于盐业公司长远的发展而言，必须提升自身的创新与研发能力，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专有技术和科研产品，进而转化为其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打造其具有低替代性的盈利模式，这样才能使得盐业公司在市场化经济背景下更好地发展。

篇（4）

摘要：通过京瓷公司业务模型的分析，挖掘阿米巴经营模式的优势，分析企业并购后的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的并购无非要通过顺利整合文化、技术、品牌和战略。笔者认为并购后的企业可以借鉴阿米巴的经营管理模式去经营企业，并非将被并购公司改造。只要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就是成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海外并购正需要保持原公司的企业文化等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 ：京瓷公司；阿米巴经营；企业并购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5（2015）04-0238-01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赵泽轶（1989-），男，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京瓷公司成功的一个核心经营模式

“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是由稻盛和夫为保持京瓷公司的发展活力在1964年创立的。这套管理模式，奠定了稻盛和夫四十年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功渡过了经济危机。“阿米巴经营模式”已经在世界各大公司中推广。

阿米巴是非洲的一种单细胞的变形虫，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阿米巴的细胞分裂灵活易变。将企业分割成很多小的组织体（就像单细胞的阿米巴变形虫）是“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的本质。在这个模式中小组织体进行独立核算、经营，实行类似家庭账本式管理。

二、实现企业并购成功的主要因素及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海油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公司；TCL并购汤姆逊；吉利并购沃尔沃；联想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企业的并购成功与否无非是从文化、技术、品牌和战略上去检验，其中文化整合占有主要地位。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此为核心所生成的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等等[1]。德鲁克曾指出：想通过并购方式开展多远化的经营，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指“共同的文化”或者“文化上的姻缘”。如果没有这种姻缘的存在，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并购后的企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员工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影响跨国公司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成功的文化差异管理[2]。Kitching指出，由于文化融合不当并购失败占三分之一[3]。Olie指出，很多公司在并购初期就出现了并购后综合症[4]。

失败的例子在企业并购中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德国戴姆勒—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的合并。这桩工业界有史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并购案件在人们寄予厚望当中却最终悄然无息的倒下了，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反思。由于发展理念和文化的不同注定了两家没有“姻缘”只能“分手”。众所周知两家企业都是“自视甚高”的企业，一家是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而另一家则是美国人的骄傲；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存在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的孤傲与德国人的古板是无法进行沟通的；也就意味着这段“婚姻”的结束。

三、阿米巴管理经营植入企业并购企业

企业并购企业只有很好的融合文化、品牌、战略、技术才能从并购中获利，其中文化的融合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企业并购的案例中因为文化的不行融合导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少见。在2000年时代华纳并购美国在线，一个看似很兴奋的企业并购最终却是一个失败的结果。这两家公司的规模加和达到1160亿美元。在并购之前有人就提出了疑问，两家公司的文化可能是不相融合的，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当时并购心切，没有人在乎文化的不相容。到后来，两家融合的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为使企业保持活力，员工保持斗志，企业必须进行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管理变革不是原有两个企业经营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员工活力的持续创造。那么如何创造这种活力？海尔张瑞敏提出自主经营体，人人成为利润的创造者；华为任正非提出流程再造、组织变迁；联想柳传志要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先行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张瑞敏提出的自主经营体有类似于阿米巴经营管理之处。阿米巴管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如若并购后的企业能让企业保持本土化，作为一个经济体，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可以使员工消除抵触心理。

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中：一个80年历史的沃尔沃汽车的安全性高，并有严格的工会组织，被称为瑞典国宝。沃尔沃隐含的文化远不止这些。吉利，一个中国新兴的年轻民营企业怎么去管理沃尔沃呢？

李书福说：“吉利就是吉利，沃尔沃就是沃尔沃。吉利不生产沃尔沃，沃尔沃不生产吉利，吉利与沃尔沃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

李书福说道，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强制的融合。如果强迫融合，不但达不到正面的效果，反而形成负面的阴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采取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根本不考虑或者说根本不急于研究文化融合的问题。

一个企业首先有利润才能担当社会责任，并购一个企业并非要把自己的文化还有其他因素强加给被并购企业，我们可以从阿米巴管理经营之道中获得启示，并非要作为子公司对待，可以让其自主经营发展本土化。

参考文献：

[1]顾卫平，薛求知.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4.

[2]赵曙明，张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整合策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5.5.

篇（5）

作者简介：金明（196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0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17-04

一、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理念的概述

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公司的本质则在于要有一个比仅仅获取利润和为股东创造财富更高的目标，发挥公司影响力，创造世界真正需要的东西。①这种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和市场利益的追求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责任至于公司而言是其追求利益的一种负担，但是绿色经济的兴起为公司的经营管理理念构建了新的模式，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创造公司所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实现生态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完美契合。

（一）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价值理念

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了绿色经济时代，作为公司软文化的价值观也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在新的市场竞争中予以调整，将公司的发展核心与生态经济有机契合，通过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理念的重塑，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人文支持。

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价值理念在于顺应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通过调整公司的产业结构和利益模式，促进资源的生态循环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内在协调，以实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系统性均衡。②公司的价值理念是指导公司发展的风向标，即通过何种经营方式为股东创造最大的经济利益和实现投资回报，而将绿色经济的模式引入现代公司管理机制，也就是制定和实施公司的绿色管理制度和绿色消费市场的应对策略，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经营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市场销售创新来控制当前绿色经济市场的发展机遇。

绿色经济作为引导公司经营与环境达成一种友好共存的平衡状态的经济行为，追求环保、低碳、节能，这种绿色内涵以环境、资源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约束条件，以期实现自然和谐的目标。公司的绿色经营管理模式的架构，从本质上而言，是为公司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价值和资本利益，同时创造一种与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的商业运作模式。③

（二）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核心

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核心在于面对市场经济的绿色发展壁垒，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应变，创建精细化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机制，自主探索多元化环保发展战略，健全公司的管理制度，在细微之处彰显生态节约的绿色经济价值理念。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倡导高能效、低能耗的生产经营机制。公司作为盈利的市场主体，将绿色经济的低碳发展模式进行投入产出分析，④研究经济效益所得，显而易见，建立在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绿色经营管理模式可以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在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都倾斜于绿色经济的竞争中，也可以更好的规避金融风险，顺应构建低碳社会的时代需要。

公司的绿色经营管理系统是以绿色经营管理理念为基础的生态平衡系统，通过绿色股权监管系统、绿色财务管理系统、绿色清洁生产系统、绿色营销系统等多个子系统的架构来实现公司整体绿色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公司绿色经营管理模式既涵盖公司治理结构“三权分立”的各个层次，即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的相互制衡，又涉及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内在利益分配机制的构建，通过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调整和公司外在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塑造，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实现公司产业经营的绿色改革。在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理念的主导之下，公司在机构组织的监管、发展战略的制定、生产研发体系的调整以及投资、营销等不同环节的绿色管理模式的建立，也必然会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及经济格局的绿色创新。⑤

二、制约公司绿色经营管理模式发展的瓶颈

在绿色经济的市场体制约束之下，公司若要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机遇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回报，必须抓住当前绿色产业发展的契机。但是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本身的市场机制就不规范，加之相关的监管体制的缺失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成为制约企业在绿色经济的资本追逐中提高效益的瓶颈。

（一）公司绿色经营管理尚未形成价值共同体的动态联盟

绿色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司必须调整固有的生产经营模式，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在对市场准确定位的前提下，有选择的在合作竞争机制中最大限度地整合企业的自身资源优势和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公司合作建立“价值创造共同体”，这样可以实现更多的利益分配。⑥但是很多公司宁愿独立经营运作，亦不期望通过公司间的协助完成利益机制上的动态联盟，以至于长期的分散经营很难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市场淘汰机制中失去效益创造的生命力。

在传统实体经济发展的工业时代，单一的经济组织结构体的存在并不影响经济效益的创造，因为公司工业技术能力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盈利模式和市场运作方式，因而工业经济时代只要有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优良的市场开发机制的配合，公司就可以实现股东投资的利润回报。但是低碳环保的绿色经济时代意味着全新的市场功用特性和效用特性。绿色经济市场以绿色产品为准入市场资格的先决条件，这种社会化再生产的过程更强调信息的整合和技术的创新，以此实现公司产品制造和产品流通的生态生命周期。

所以发展绿色经济，要求公司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理念，针对自身的生产设施、生产技术和财力物力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通过对市场的预测和风险的监控，同其他公司形成有效的利益结构体，在一定范围内共享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等，改善现有分散的经营管理现状，依靠法律协议的规制发挥优质资源利用的优势，迅速占领当前的低碳经济市场。或许短期内难以看到利益的体现，但长远的发展才是公司战略布局着眼的关键，而这种联盟企业的运作模式既便于公司间集体抵御市场风险，也并不削弱公司本身存在的独立性。

（二）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涣散

公司的股东依靠投资的资本金而具有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话语权。但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公司股权分布多为集中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有利于公司决策方向和执行力的统一，但是也使得公司在运作中很容易依照大股东的意志进行市场交易行为，加上科学管理机制的缺失和合理有效监管体制的不规范，使得在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公司内部管理机制涣散，自上而下尚未形成有机统一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缺乏相互的权利制衡，虽然公司的章程会规范公司的日常运作机制，但是具体实施中规范层次的零散使得公司内部决策层在实践中难以快速应对绿色经济的市场形势变化。

一个管理理念先进的现代公司，其绿色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首先体现在内部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的架构。公司应当突破内部环境的界限，实施自身的绿色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绿色治理中的重要职责，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把企业追求的环境和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不再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再以增长速度和利润作为衡量高管业绩的唯一指标，公司的管理层都能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司绿色治理的种种瓶颈也许都能迎刃而解。

（三）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目标在于创造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及实现生态均衡的合理化。绿色经济产业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要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到具体的管理措施实施体系的创新，无不蕴含着对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

就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提升生态效率的支撑，但是当前我国绿色经济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研基地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高新技术尚未系统化、产业化，环境污染的防治技术仍然薄弱。公司在鼓励绿色技术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在科研力量和科研经费方面还需加大投入的力度。很多公司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绿色技术对于公司未来立足市场着眼发展的战略意义，依然固守旧的工业经济时代的陈旧管理理念。同时公司在掌控绿色技术的同时，应当尽快将技术投入到公司的产业链中，生产出具备绿色市场规格要求的低碳、环保新产品。作为公司业务流程的重要环节，公司绿色营销模式的构建意味着公司将绿色经济的低碳理念融入到营销板块中，对市场进行切实的调研和考察分析，最终实施营销绿色产品的市场策划方案。

整体而言，目前很多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体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非一朝一夕可为，首先需要的是公司决策层经营管理理念的改变，目标改变，动机和行为也将随之而变，然后将具体的绿色经营管理的措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通过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使企业的长远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及公民权益实现平衡。

三、构建公司绿色经营管理的制度体系

公司的市场经营行为最关注的是经济效益的转化，无论任何一种经营管理理念的引导，如果单纯只是先进，只是科学，但没有投资回报的可能，公司对此的接受可想而知。而当前金融市场的形势是无论资源、政策、抑或消费市场的消费理念都在向绿色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倾斜，越来越多的生态产业发展的机遇也让企业意识到只有在绿色经济的浪潮中迅速给自身准确定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增长。

构建公司绿色经营管理机制的意义在于只有强有力的制度规制才能使公司上下一体，准确应对绿色经济市场的瞬息变幻。Hart在探究深层企业治理时，曾经概括出四种公司绿色治理的模式，即末端治理、污染防治、产品监控和可持续开发，而且由于绿色经营管理体系本身的特质，不同阶段是相互依赖和彼此关联的，不同阶段的资源转换都需要其他环节的彼此支撑。⑦在金融危机短暂平稳的后危机时代，公司构建适合自身长远发展的绿色经营管理机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推进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

（一）转变公司产业经营的理念和方向

绿色经济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应当认清当下的发展形势，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确立企业未来的发展定位同低碳经济产业的结合，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纳入产业发展的规划之中。

国家目前对于绿色产业经营有良好的政策优惠，也有税收优惠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资金扶持，通过很多方式支持低碳经济链的延伸。反观之，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不仅仅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应对环保部门的惩治，而且在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金融机构也会审核公司经营方向的信用级别，而且高污染行业的公司社会形象难以取得消费者进行消费比对的信赖。⑧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当前只有转变发展模式，立足于绿色经济市场的低污染、低排放、高能效、高效益行业，才能规避投资风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公司在进行绿色经济产业经营的时候，不能单打独斗，一味追求独立经营，应注重企业间的协作往来，必要时整合相关行业不同公司间的资本资源、技术资源，结合各方面优势，组建价值共同体的动态联盟，占领绿色经济市场的利润份额。公司之间不仅仅是竞争，必要的协作可以壮大彼此的规模，也可以将相关的市场讯息、技术讯息进行共享，实现利润的高额回报。

（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产品创新

绿色经济产业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低碳技术的革新，进而推进绿色产品的创新。低碳技术意指低排放低能效，有利于减缓污染和降低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宏观上分析，未来国际间的绿色技术开发协作和资本投入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微观上考量，不同行业不同经营体制的企业也都在加快低碳技术的革新步伐。⑨目前我国绿色技术的现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尤其是核心力量的能源技术研究还未形成产业链。国内绿色经济产业经营的很多公司都不同程度面临着绿色技术匮乏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一些已经具备一定科研水准的绿色技术又遭遇资金短缺，无法进行生产实践。

公司应积极应对绿色技术革新所遇到的困难，抓住进入绿色经济产业的机遇，具体措施应包括：第一，公司应当大量引进技术人才，加大投资力度，加快科研方面的技术改革。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给企业带来新生力量和希望的根本所在。公司可以通过高薪聘请、项目基金奖励或者股权激励等方式吸引不同层次的科研人才。同时在支持公司进行绿色技术研发的时候，还应当满足科研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从科研设施到科研经费到科研讯息的收集分析，都尽量予以方便，整合人才优势，而人才的流动才可以加速高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增强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第二，公司在引进人才的同时，还应当组建产业部门，着手技术转化工作，改造已有的产业设施或者购置符合规格要求的新设备，从物资角度提供生产转化的条件，这样才可以将技术尽快转化为资本。

（三）完善绿色营销体系

公司绿色营销体系的完善不仅仅是指公司绿色产业的市场投放，还包括树立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绿色产品的市场销售是公司绿色营销的主体工作，不管是采取直销、分销还是促销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通过整合绿色营销的不同因素，实现销售目标创造公司的绿色经济价值。而公司社会形象的不断完善，则可以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公司的信任度，增加对企业本身的关注，信赖公司的绿色产品质量，这是很重要的品牌财富，而品牌的影响力所产生的效应远非于此。⑩

公司的产品营销首先要有针对性的产品研发，而研发部门的工作方向则来源于营销部门的市场调研。公司在对绿色消费市场进行分析之后，整合相关市场调研数据所做的定位直接决定了公司未来的绿色产品的品牌方向。其次，绿色产品的营销手段多样，可以依靠媒体的力量进行推广，也可以借助于已有的销售渠道展开营销工作。让消费者了解到公司绿色产品的优点、特质，进而借助产品试用、有奖销售等等一系列方式激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进而鼓励消费者进行相关产品的绿色消费。{11}

公司品牌形象的建立依赖于公司绿色产品的质量，也得益于公司树立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公司不仅仅是为了创造经济价值而存在，它也不可能脱离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与联系。只有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例如慈善行为、社会捐助行为等等都会增强人们对公司的信赖，也会潜意识带动公司绿色产品的销售。

（四）建立绿色财务系统

公司绿色财务体系的架构是为了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整合公司的资本资源，协调公司内部财务与外部社会效益的统一。通过公司的绿色财务系统的运转状况，企业才能对绿色产品的研发、生产成本、销售业绩和各项利润进行科学的比对分析，获取不断发展的机遇。公司的绿色财务支持决定了公司的绿色产业的盈利目标。

公司在构建相应的绿色财务系统时，一方面要加强内部财务人员的培训，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工作能力，也是为了提升员工的自我素养，杜绝内部腐败滋生的可能。其次，良好财务体系的完善得益于财务规范的本身。公司应当建立科学的财务结算制度，必要时聘用专业的会计事务所或者咨询公司进行相关业务的指导。再次，公司还应当正视投资风险的存在，在进行财务规划时，充分考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以及生态风险等各方面，兼顾公司管理经营的各个层次。{12}最后，公司应当实施绿色会计审查的相关措施。通过对公司收支的审查，公司可以充分了解公司的资产运作情况和可以调用的资本金进行绿色产业规划，也可以进一步借助于公司财务报表的公开，吸引社会公众关注，为企业的绿色融资和绿色信贷提供财务支撑。

结 语

在金融危机暂时平稳，经济慢慢回暖和复苏的后危机时代，公司绿色经营管理模式的重塑对于公司抓住当前绿色经济发展机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公司经营管理不同层面的基础性构建，最终建立适合公司自身壮大和发展需要的绿色经营管理体系，也必然会给公司带来利润增长的同时提升公司的绿色竞争力。

注释：

① [美]德鲁克.公司的概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5-45.

② 林国建、宋伟.企业绿色经营管理系统架构探析[J].前沿，2009，（05）：63-65.

③ 佴永松.绿色经济颠覆公司治理的价值观[J].董事会，2005，（05）：6.

④ 郭海芳.低碳经济对企业理财环境的影响及对策[J].会计之友，2010，（03）：6-37.

⑤ 李效林.低碳经济下的企业绿色管理体系[J].今日财富，2010，（02）：150.

⑥ 杨玥、文淑惠.工业化阶段基于企业联盟的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02）：49-50.

⑦ [美]图尔特·L·哈特（Stuart L.Hart）.资本之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70.

⑧ 唐洋、阳秋林、张彩平.环境会计研究的现状与未来[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01）：81-83.

⑨ 欧训民、张希良、王若水.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双层博弈模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02）：234.

篇（6）

中图分类号：消防工程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3-0033-03

1 概述

问卷调查是一种发掘事实现状的研究方式，目的是搜集、累积某一目标族群各项科学教育属性的基本资料，是研究者把所要研究的事项做成“问题”或“表格”，再以邮件或访问等方式，请有关人员照式填答的一种形式。问卷调查法能使研究者直接由受试者处获得资料，以测量受试者个人的所知所闻、个人的喜好与价值观，或个人的态度信念，亦可以用问卷调查法去发现事实及经验或正在进行的事。

为了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消防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开展全方位、广地域、多角度、大数量的问卷调查工作，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

调查工作发动各地的公安消防部队、设有消防工程专业的高等院校相关人员参与；调查对象既包括用人的公安消防部队和消防工程公司，也包括实施教育的设有消防工程专业的高等院校；调查内容包括有公安消防部队人才需求、某高校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消防行业薪酬和各地消防工程公司基本情况等；调查地域包括北京、江苏、浙江、山东、海南、河南、河北、安徽、云南、广东、湖南、湖北、重庆以及香港等地；调查方式包括网上搜索、网上发放问卷、QQ会话和QQ流，特别是在2012年8月慧聪消防网举办的“华东大型牵手活动”中，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再加上直接面对面的交谈，对于问题的认识更加详尽、仔细。

此外，还参与一览HR研究院进行调研、撰写“2012年上半年消防行业薪酬白皮书”工作。

因为消防工程公司（含消防检测公司）是接收消防工程专业学生的主要行业之一，专门加强对此的调研力度。下面专门依据在消防工程公司所做的调查进行分析研判。

2 消防工程公司成立时间

在调查的相关消防工程公司中，绝大部分成立于21世纪初期。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消防事业飞速发展时期，也是国家倡导青年创业，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开放的时期，有利于青年人创新立业。

这个时期各地消防工程公司的数量也得到迅猛发展，由20世纪90年代只有广东省早期开办有专业性的消防工程公司，其他省份很少有专业性消防工程公司的状况，发展到现在一个省有100多个消防工程公司的状况，并且在专业分工上出现专业性的消防检测公司。由于国家现在规定，消防工程建设和消防设施检测不能为同一个公司所为，所以，随着国家关于消防设施检测制度的完善，消防检测公司将出现异军突起、步入快速发展通道的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消防工程企业都比较年轻，企业成立时间在10年以内的占56%；27%的企业成立时间在11～15年之间。

消防工程商在地域分布呈现的特点是，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这些地区经济相对中西部更发达，当地整个社会面上的消防意识比较高，消防市场比较大，从而产生大量的消防工程商。

3 消防工程公司创始人

在调查的相关消防工程公司中，创始人大部分是隔行进入的，基本没有消防工程的培训学历和直接的专业知识。其中有的是其他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创业进入，有的是下岗职工二次创业进入，有的是公安消防部队非防火、建审岗位的人士退出现役后开办，有的是公安机关其他警种的领导或者民警退休、离岗后开办，有的是消防设施生产企业开办，还有的是安防工程企业一并开展消防工程业务。由此也可以看出，消防工程公司的经济性质基本上都是非国有的形式。

公司所用的技术人员也基本上是非消防工程专业学历，其中用得比较多的是土建类专业学历，其次是机电类和计算机类专业学历，有的甚至用非工科类专业学历的人士。很多消防工程公司在填写调查问卷时都回答本公司没有一个消防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申报资质审核需要专业技术职称时，不少公司就采用请人挂靠或者兼职的方式解决。随着近年各个院校的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增多，才有少量的本专业毕业生进入消防工程公司。这也是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言，随着社会发展，制度逐步完善，行业逐步规范，企业管理逐步正规化，消防工程的市场将需要大量本专业的毕业生。

在收到的问卷答卷中，很多企业选择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在本企业的业务工作的作用很大，它们普遍认为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数量少，社会需求量大，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

4 消防工程公司资质

自从建设部颁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号文件），规定“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对消防设施安装有明确的资质要求后，各地消防工程公司都申请了相应的资质等级，并且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不断强化自己，晋升资质。通过调查，得知消防工程公司中获得一级或二级资质的已经达到89%（见图2）。

5 消防工程公司规模

在调查的相关消防工程公司中，大部分规模比较小，以几十个人的规模、年工程标的一千万以下为主。但也有不少规模较大的企业，其中现有员工一两百人，年工程标的五六千万以上的大有人在，它们对于小型的消防工程已经不屑一顾，只接洽标的百万元以上、建筑面积几千平米以上的工程。

在调查中，接触到的最大企业是江苏省钟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在广东、江西、福建、海南、山东等省，昆明、深圳、宁波等大城市以及江苏省内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公司总部的员工就有将近200人，年接洽工程量达数亿元，其规模之大、竞争力之强超出想象。

除了这些大型的消防工程公司，市场上还存在一些小型公司，或者打游击的“散兵游勇”，在弥补大公司不愿接洽的小型工程，其表现形式有资质比较低、规模比较小的公司；还有以个人名誉接洽到小型消防工程，就采取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来实施。这些基本成不了主流，只是一种市场的补充形式。

通过图3可以看出，企业人数在50人以下的占43%，51～100人的占28%，规模超过500人的企业不到10%。

6 消防工程专业知识结构需求

在得到的调查问卷中，不少企业有着共同的要求，就是希望消防工程专业学生应该多具备一些实践动手能力，掌握预算、安装、调试、施工组织、现场管理、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希望是熟悉国家技术规范的复合型人才。这些意见反映了消防工程市场的真实状态，反映了各地工程公司急需具有实践动手能力人才的趋势，也是高等院校制定教学计划的重要信息。

实际上，这些意见和消防工程专业现有的教学计划也存在一定的契合度，教学计划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培养符合消防工程市场的适用型人才。

7 消防工程公司业务范围

在调查活动中得知，不少消防工程公司的业务范围往往涉及安全防范工程业务，有的企业甚至就采用“安全技术公司”这一类名称，同时接洽安防工程、楼宇对讲、智能门禁、电视监控及其他弱电系统等工程。它们的营业范围更是大部分都注明包括安防工程。

目前我国的安防工程行业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社会需求量大，相关行业内的企业成长迅速。有关人士甚至认为安防市场比消防市场大得多。

从严格意义上说，消防工程也是安防工程的组成部分，有的建设工程就是把消防工程作为安防工程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技术上看，消防工程和安防工程的技术相近；从行政管理上看，消防、安防主要是防火防盗，都属于安全保卫的范围；在学科分类方面，消防工程和安防工程都属于公安技术；从已经开设有消防工程专业的院校看，有不少院校消防工程专业设在安全工程系（或者叫学院）。这也可以看出消防工程和安防工程的关系。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进行消防工程专业的教研活动中，要根据消防工程和安防工程的相互关系，进行相应的协调、引导，使之在专业建设上能够达到互相渗透、兼顾和融合。从已经得到的院校专业课程设置表中看到，部分院校在课程设置中开设了安防方面的课程，对于这点可以再进行完善和加强。

8 消防工程公司对院校的期望

在调查工作中，不少工程公司对消防工程专业教学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

1）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刚来公司时动手能力差，不能单独胜任工作，需要公司从头去进行培养。这应该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且具有普遍代表性的问题，一般大学生刚毕业参加工作时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并不是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生的特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做出这样的评价，值得教育工作者进行深思。

篇（7）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067－06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一种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以有利于对农民的有效组织和对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在支持重庆市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探索出的“公司+公司”模式，经过初步实践已收到了良好效果。对这种模式加以总结和评估，无论对于加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及其局限性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在稳定的基础上，依靠各类龙头公司和中介组织的带动，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机制。从目前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三种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即公司通过与农户签订订单或合同，组织农民生产，并回购、销售农产品，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在当前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分散农业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龙头公司的带动和连接，以订单或合同的形式来整合分散的农户小规模生产，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解决农户生产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公司+基地”模式，即龙头公司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筹建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由基地带动农户加盟生产经营。龙头公司负责培育和供应正规种苗，负责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技术服务，按合同价回收基地加盟农户的农产品和销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有利于保障农户利益，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即在第一种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农民专业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和依托把公司与农户连接起来，这样缓解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农民和龙头公司都有好处。农民的好处是，合作显示了集体的力量，提高了农户在企业和市场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龙头公司的好处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技术培训、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生产资料发放、产品收购验级等，管理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可以更有保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但是，现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就“公司+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公司+农户”模式中的龙头公司，在收益分配上遵循资本增值最大化原则，并不承担将利润返还给农户的义务，公司不可能与农民分享利益，因此农民会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有些龙头公司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策略，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稳定客户，真正的利润返还额在公司总利润中只占一小部分。公司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完全取决于公司本身的资本积累和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与农户基本上没有关系，因此龙头公司的经营行为和发展方向也不受农户的约束。二是公司利益的保障问题。龙头公司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难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如果龙头公司把握不好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必将影响到它的销售环节，甚至影响公司的生存。三是公司与农户仅仅是一种产销关系，公司不参与生产环节，不利于推广实施农业标准，保证农产品质量，也不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

就“公司+基地”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种模式中，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在龙头公司，基地农民与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仍处于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二是龙头公司与基地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比较脆弱，当遇到市场风险时，基地农户可能是最终的损失承担者。三是基地只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不具有法律地位和法人资格，不能作为一种平台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利于把国家扶持政策有效地落到实处。

就“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是一种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松散合作，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难以对农户发挥应有的调控功能。而且，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没有监督、管理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利或权利极为薄弱，对内缺乏调控手段、制约机制，对外服务功能发挥不出来，当合作社发展中出现问题时，无法体现合作社和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二是成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程度不同，生产中的投入也就不同，这种管理参差不齐的格局，合作社无法调控。

二、“公司+公司”模式的基本内容

“公司+公司”制，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其内容涉及两个公司，前一个“公司”是指龙头企业的公司；后一个“公司”是指农民公司，即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如重庆市的仁伟果业公司、江东生猪养殖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按公司法组建的企业，均是市场主体。

这种组织形式中的“+”号示意两个公司是互相关联的公司，这种关联属于产业的关联，并非只是一般市场主体的交易关联。他们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相互依存，形成有机的整体。

农民公司，顾名思义，是指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农民组建公司，主要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权益资产入股。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使农民对土地权利与其它实物资产和现金资产一样，变成了可量化、可变现、可交易的股权。由此，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一块土地的部分占有者变成了自己股份的所有者，由一个捆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之身的股东。

实践中，主要采用了两种公司制形式：一种是农民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参股农民持有的总股份占农民公司股份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如重庆市的仁伟公司；另一种是龙头公司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农民公司主要由龙头公司出资组建，农民参股并占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如重庆市的江东公司。

由于农民公司规模较小，又缺乏雄厚的资金和必要的市场信息、管理人才，因此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站稳脚跟。为了帮助农民公司的发展，还有必要引进一些大企业作为龙头，以带动农民公司的发展，这些企业被称为龙头公司。

所谓龙头公司，是指在农业产业中，以农副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服务为主，规模较大、辐射带动力 较强，与农民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机制，能够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流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龙头公司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姓农。它必须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公司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龙头公司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必须占其总增加值70％以上。

第二，属“龙”。它必须与农民、农业基地相关联，建立起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体系，形成农业产业链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经营机制和利益机制。

第三，为“头”。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主要经济主体，在所在产业和区域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能够带动农业产业的扩张与升级。

这就要求龙头公司，不仅要具备较大的经营规模，而且应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从经济、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带动农业基地及农业产业的发展。

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的关系主要是：

(一)上下游关系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两大经济主体，自然具有关联性。充分认识这种关联性，并依此建立有效的关联机制，形成有机的整体，是“公司+公司”模式成功的保障，且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与否。从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发展和主体发展分析，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应构建成以下关系：

在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公司和龙头公司是上下游关系。农民公司负责农业基地建设，生产初级农业产品，处在上游；龙头公司负责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处在下游。上游和下游共同构成产业链条，没有上游就不会有下游，没有下游的带动，上游就很难规模化发展。

例如重庆柑橘产业。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从恒河公司购买优良柑橘苗木，并种植柑橘林，生产柑橘；恒河公司统一收购柑橘并加工。没有柑橘的生产，就不会有恒河公司；没有恒河公司，农民公司就无从获得优良的柑橘品种，尽管也能直接销售鲜柑橘，但是无法获得附加值，难以组织规模化种植。

基于这种相互依存的上下游关系，首先必须认识到两个主体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同等重要性。其次要重视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包括生产上的协同、规模上的协同以及经营上的协同。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利益共享关系农民公司与龙头公司利益相关。龙头公司靠经营、加工农民公司的产品而获得利益，没有农民公司的利益，就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农民公司的产品通过龙头公司而进入市场，同样，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就不会有农民公司长期、稳定的高收益。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的共享关系，二者必须同心协力，只有产业效益提升了，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才能增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应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从实际情况和农业产业化角度看，龙头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其有机构成比农民公司强，盈利空间大。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中，龙头公司应该保护农民公司利益，利益分配应适当向农民公司倾斜。这既是追求共同利益的必要举措，也是龙头公司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保障。如重庆恒河公司在与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签订的柑橘购销协议中承诺，对农民公司实行最低保护价(现定为1.1元公斤)，且保护价不低于(2006年实际高于)重庆柑橘市场平均价格。这是明智之举，其结果是“双赢”。

(三)风险共担关系

风险是市场的常态。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存在风险，农业产业化更不例外，除了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生产风险、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外，还存在自然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作为农业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风险共担，一方的损失必然殃及另一方。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业产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公司+公司”模式需要研究的问题。

相对而言，农民公司面临的风险比龙头公司大，而农民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却比龙头公司弱。农民及其组织起来的市场主体都是弱势群体，需要龙头公司、政府及社会各界保护和支持。在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的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各方对农民公司防范风险给予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支持：

一是最低保护价。即对农民公司生产的产品，由龙头公司统购，并实行最低保护价，防范和控制农民公司的市场风险。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并初步打造成型的八条农业产业链，均实行了最低保护价。

二是收益保障。农业风险较大，龙头公司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农民收益，防止风险给农民造成损失。如重庆桂楼公司在与江东公司农民股东签订的人股协议中承诺，土地经营权入股股权的每亩收益每年不低于800斤谷子收入，现金入股股东的分红每年不低于10％。这就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防范了因农民公司遭遇经营风险给农民带来损失。

三是融资担保。农民公司融资，政府和龙头公司提供担保，以防止农民公司债务风险。如江津的农民公司融资，由江津绿丰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绿丰公司是由江津市政府、重庆市农业局、恒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0％、20％和20％。并且，如果贷款农民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担保公司清盘后仍不足以偿还负债，造成最终损失时，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承担80％，江津市政府承担16％，恒河公司承担4％。为此，江津市政府和恒河公司还建立了风险准备金，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列支10万元，恒河公司每年提供2万元，以绿丰担保公司名义专户存储，防范风险。

四是保险支持。当地政府与龙头公司共同协助农民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以防自然灾害。如涪陵区政府协同桂楼公司，帮助江东公司参与生猪保险，每头猪保费7元，区政府资助5元，江东公司自己仅承担2元。

此外，龙头公司和当地政府为农民公司提供技术、信息等各种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公司防范风险。

(四)资本关系

所谓资本关系，是指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相互参股而形成的股权关系。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也非“公司+公司”组织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是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两个经济主体为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而作出的共同选择。毫无疑问，通过相互参股，形成资本纽带，可以使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两个企业关系更加紧密，目标更趋一致，生产经营更加协调，因而更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

重庆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关系。如桂楼公司与江东公司，桂楼公司是江东公司的控股股东，江东公司是桂楼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江东公司的建设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目前农民积累十分有限，无法在乡村有限的范围内筹足这笔建设资本金，需要引入投资者，当然桂楼公司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对象。桂楼 公司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商品猪养殖基础。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结成资本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虽然也有资金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密切双方的关系，构成一种经济联盟。实践证明，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彼此都会用心关注和支持对方的发展。

除上述关系外，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还在技术、原材料供应、劳动力、信息等方面具有合作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在尊重各自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结成新型的、稳定的、和谐的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三、“公司+公司”模式的创新点及其优越性

现阶段，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后者是前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公司+公司”模式与“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比较，两者虽然都是建立在农业产业链上，均具有龙头公司，且都有一套相互关联的机制，但却存在以下明显差异：一是主体不同。“公司+公司”模式的主体都是公司，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主体之一是农户。前者是企业，后者是个体农户，很显然，两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潜能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二是关联机制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是两个市场主体，通过契约(如仁伟公司)和资本纽带(如江东公司)而构筑的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关系，受法律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高的紧密型合作关系。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多个市场主体(龙头公司与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合作社这一松散型组织而建立的一种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以道德约束为主的关系，实际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低的松散型合作关系。三是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无论是龙头公司还是农民公司，都是企业化生产和经营管理，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提高农业生产率。“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则是基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制”，这种单家独户耕作方式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又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正是以上三点不同，形成了“公司+公司”模式的鲜明特点，也是“公司+公司”模式的主要创新之点。这种模式的出现，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优越性。

从农民公司来看，采用公司制的组织模式，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公司制的组织模式能够帮助农民实现对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交易费用。在人类生活中，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迫使人们寻找其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下，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实行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并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合适的项目时，通过股份公司的方式可以迅速地聚集生产中所需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使得企业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第二，公司制的组织模式采取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有助于农民公司吸收高素质人才管理公司，通过这些高素质的人才，能够促进农民公司吸收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促进公司的发展，进而推进农业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式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组织降低成本，在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加速技术进步降低生产中的成本或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企业才能成长。在股份制农民公司中，在企业资本、技术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推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践已经证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推广对农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公司制的组织模式对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与其它产业的竞争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股份制公司更多的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农业中由于仅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由于其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投入大、风险高、收益低，同时农业中的剪刀差的存在，使农业始终处于弱质地位。而在采用了现代股份制治理结构的农民公司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必然要采用了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收益，特别是进行农业新产品生产的组织其收益还高过社会平均利润率。

总之，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采用农民公司制，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整个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另一方面，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引进龙头企业，使之与农民公司结合起来，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同样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龙头企业发挥着推动产业链形成的作用。“公司+公司”模式中，龙头企业使农业产业链有效并合理地延长，农业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农业的整体效益大幅提高，农业结构也更趋合理。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三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使农民分享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例如，在重庆丰都试点，农民公司大方双路相当于青蒿产业链中的一个生产基地，在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支持下进行原材料的生产提供，这不仅完善了龙头企业的青蒿产业链，同时也促进了丰都县青蒿产业的发展。目前，大方双路公司已形成从种植到提取、合成完整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由10万亩种植基地24个蒿叶粗加工厂、30吨／年提取生产线、20吨／年合成生产线组成，预计可实现销售值3亿元以上(其中可创汇3000万美元)，实现利税5000万元以上。

第二，龙头企业发挥着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作用。由于目前小规模的、兼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式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科技创新又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支撑，只有通过龙头企业最大程度地吸收、集成和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农民形成群体规模，才能使高新技术成果大量进入商品化农业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在销售中的比例，从而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例如，重庆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可见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以其自身的资金、规模、人才、管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有力 支撑。

第三，龙头企业发挥着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作用。龙头企业通过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有形市场和不断开拓无形市场，切实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促进商品大流通、生产大发展，从而提高农民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

一方面龙头企业发挥着桥梁作用，它上联市场，下联农户，把农民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通过龙头企业的引擎，为农产品走向市场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通道。从一定意义上讲，龙头企业对于农民公司就是市场，农民公司找到了龙头企业就找到了市场。

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完善和畅通的销售和信息采集渠道，它们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民公司中，从而引导其确定合理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在“公司+公司”模式的各个改革试点中，龙头企业都将分散的农户经营与市场需求有机的联系起来，引导农户按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按照市场信号要求所带动的农户种多少或养多少，改变了农民先种养，后找市场的传统习惯，避免了生产的大起大落和分散的农户信息闭塞及自发调整结构所带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第四，龙头企业发挥着扶持农民公司的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在农民公司组建之初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保证了公司的顺利运作和发展壮大。比如，涪陵的桂楼公司在和江东街道营盘村10组26户村民组建东江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时，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桂楼公司就出资人民币70万元，占总股份的70％，农民以23．235亩土地的22年租金和现金人股共计人民币30万元，占总股份的30％，同时还自筹436.75万元用于项目固定增产建设。可见，没有龙头企业的前期投资，农民公司的组建是不现实的。

(2)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如前所述，小农式的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龙头企业凭借着自己的技术优势，向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大量引入了高新科技成果，对公司农民免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这样就提高了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帮助农民公司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比如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恒河公司认为，如果没有果农的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就不可能产出企业需求的材料果，这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一环。

(3)龙头企业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农民公司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自动自觉地按照市场导向和需求，组织标准化、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同时，龙头企业还主动组织农民接受有关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农民的科技素养和科学意识得到提高，增加了他们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带动了农民增收。

篇（8）

2012年3月6日，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这一模式也给与了肯定，指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单来说，“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就是指：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给农户，公司负责销售与服务环节并承担农产品的大部分风险，使农户完全解除了技术与市场之忧，双方组成相对完整、独立的一种经营模式。鉴于种、养殖的风险绝大部分留在企业自身，与企业自产农产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促使农业企业与耕种者优势互补，免税条件基于公司与农民之间签订的委托种植、养殖非买卖式契约，视同公司为种植、养殖主体，对“公司+农户”中的公司给予免税，既扶持企业自身发展，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相关的税收政策

为了促进“公司+农户”这一经营模式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就有关“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通知如下：目前，一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自2010年1月1日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8号）就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目前，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本公告中的畜禽是指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产品。

三、节税案例分析

案例一：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增值税税负

这个案例的筹划效果是：年节约增值税额1760万元，比之前减少了38.93‰

C肉制品公司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采取“一条龙”经营模式，将公司分为养牛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部分。养牛厂负责养牛，生产牛肉；肉制品加工厂负责把牛肉加工成肉制品，进行销售。C公司一年的销售收入是30000万元，销项税额为5100万元，进项税额为580万元，

其应纳增值税及税负计算如下：

（1）增值税销项税额一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580万元

（3）应缴纳增值税一5100-580=4520（万元）

（4）增值税税负=4520÷30000=15.07%

所以，一年的增值税为4520万元，税负高达15.07%。

“一条龙”的经营模式是C公司税负高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一条龙”经营模式下，C公司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没有将养牛厂与肉制品加工厂分开，没有分别独立核算，所以只能算作工业生产企业，不能享受到增值税税法规定的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的规定，建议C公司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拆分为屠宰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公司，分别进行工商税务登记，独立核算。其中，屠宰厂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即向农户提供小牛种、饲料、兽药及疫苗等，等养成成品牛后，统一由屠宰成回收进行屠宰，再由屠宰厂把未经加工的牛肉卖给肉制品加工厂。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以下节税效果：

1.屠宰厂从农户手中收购成品牛制成牛肉，符合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享受增值税的免税优惠，税负为零。

2.肉制品加工厂购买屠宰厂的牛肉，可以作为采购农业初级产品处理，即按收购价提取13%进项税额；加工厂销售肉制品，按17%计算销项税额。

依据企业当年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筹划效果：

假设牛肉的收购价占肉制品总收入的60%，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1）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30000×60%x13%2340（万元）

（3）应缴纳的增值税=5100-2340=2760（万元）

（4）增值税税负=2760÷30000=9.2%

可以看出，这比以前交纳的4520万元节约了1760万元（见表1），降幅为38.93%～增值税税负从15.07%降到了9.2%。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这个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案例二：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

针对案例二中的C肉制品公司，假设该公司当年实现利润8000万元，如果按“一条龙”模式经营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额=8000x25%2000万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的规定，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以，建议该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篇（9）

在相对效率评价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运筹学家于1978年发展起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

alysis，DEA）。此后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通过数学规划，DEA对拥有数个输入和输出变量的单位进行有效性评价。DEA的基本思路是：每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代表一个被评价单位，很多个DMU 组成被评价群体。首先，将变量确定为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权重，通过综合分析投入产出比率，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然后，依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判断其是否DEA有效；最后，通过投影找出非 DEA 有效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目前，DEA模型有很多，主要包括CCR 、BCC 、FG 和 ST 模型，它们的假定有所不同，分别为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变动、规模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本文采用 CCR 模型来评价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假设有 n 个DMU，每个 DMU 有 m 种输入和 s 种输出，xij和 yrj分别代表第j个DMU的第i 种输入和第r 种输出，λj为各DMU的投入产出指标权重，xijλj和yijλj为此指标权重下的投入和产出。在保证产出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线性组合，寻找可能的最小投入。具体模型如下：

min[θ-ε（si-+sr+）]

式中θ为相对效率，ε通常取10-6，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si-和sr+为松弛变量。假设模型的最优解为θ* ，S-*，S+*，λ*，则有：

（1）若θ*=1，则该决策单元至少是弱 DEA 有效；

（2）若θ*=1且 S-*=S+*=0，则该决策单元为 DEA 有效，说明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良好；

（3）若θ*

通过计算求解，改变原有的投入和产出，可以使非 DEA 有效的DUM达到 DEA 有效。令 ， 为DMU对应的（x0，y0）在相对有效面上的“投影”。若 则代表 DMU 的第r个产出的无效量，即产出不足；若 则代表 DMU的第i个投入的无效量，即投入过剩。

（4）利用最优解λ*，可以分析确定决策单元相对的规模收益。

若λj=1，则规模收益不变；若λj1，则规模收益递减。

二、实证研究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建立DEA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应满足以下五个条件：投入产出指标能客观有效地反映 DMU 的绩效情况；投入指标之间、产出指标之间要满足彼此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的要求；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容易获得而且在管理上具有可控性；投入产出指标数据不能呈负数；决策单元的个数不低于投入指标数量与输出指标数量之和的三倍。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既要满足建立DEA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又要符合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实际情况。在满足以上五个条件下，选择不同的指标体系可能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因此，确立合适的指标体系就变得非常关键。对选定的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做出经营绩效评价 ，相当于考察这些公司的投入产出比 ，因而本文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结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选取用于分析的评价指标。

企业的投入从大的方面来讲一般分为人、财、物三个方面，在人力投入方面一般来说选取员工人数作为评价指标比较容易也比较科学，但是财力和物力的投入衡量则比较麻烦。因为总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既有比较容易变现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等项目，又有难以变现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项目，所以本文用企业拥有总资产考察企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又因为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大都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研发投入也应该作为一个主要的投入评价指标加以考虑，视之为企业的技术投入。而产出的价值一般通过利润表中的相关项目考察，主要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等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很高的重叠性，因此本文选取其一净利润这个相对数指标来考察企业的产出。除了获利能力，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是考察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的产出指标还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经过上述的分析，最终选定投入评价指标为：总资产，员工人数，研发投入；产出评价指标则主要使用净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二）数据搜集整理 本文选取截止 2012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作为决策单元进行绩效评价与分析，在选取样本企业时剔除1家ST企业（财务状况异常，即无效率经营），6家净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和11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负的上市公司，共41家上市公司。以各公司2012 的年报作为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自新浪财经网站），具体数据见表1。

（三）评价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Deap2.1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548，0.659和0.832，说明我国的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仍不乐观。2012年位于通信及相关设备业有效生产前沿面上（纯技术效率=1）的上市公司有12个，分别是青鸟华光、中国卫星、波导股份、烽火通信、南京熊猫、闽福发A、光迅科技、星网锐捷、金亚科技、数码视讯、初灵信息和东土科技，占29.27%。其中青鸟华光、南京熊猫、数码视讯、初灵信息和东土科技技术和规模均有效（纯技术效率=1，规模效率=1，综合技术效率=1），这说明它们在总体水平，资产、人员和研发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及规模水平上都相互匹配。但是另外7家 上市公司中国卫星、波导股份、烽火通信、闽福发A、光迅科技、星网锐捷和金亚科技的仅实现了纯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效率都小于1，这说明他们已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规模的无效是导致综合技术无效的主要原因。

（1）综合效率分析。综合技术效率以投入导向的DEA模型为基础。若综合技术效率为1，则说明该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以有效的方式生产，处在生产技术效率前沿面上；若综合技术效率小于1，则说明该上市公司处于非有效状态。将41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按照高低顺序分为5档，可以发现：综合技术效率

第一档，综合技术效率为1，共有5个，是青鸟华光、南京熊猫、数码视讯、初灵信息、东土科技，占12.2%，处于综合技术效率有效状态。

第二档，综合技术效率为0.8～1，只有3个，占7.32%。远望谷、星网锐捷和中威电子综合技术效率稍落后，相对其他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比较接近DEA有效。

第三档，综合技术效率为0.6～0.8，有8个，是波导股份、闽福发A、新海宜、光迅科技、银河电子、金亚科技、中海达、硕贝德，占19.51%。这几家企业综合技术方面仍存在改进，在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中略显落后。

第四档，综合技术效率为0.4～0.6，有11个，占26.83%。这12家企业处于通信及相关设备业的中下游水平，生产技术、管理水平落后，综合技术效率较差。

第五档，综合技术效率为0.4以下，有14个，占31.14%。宁通信B垫底，技术效率仅有0.084，与最高值相差0.916。而武汉凡谷、三元达、毅昌股份等的综合技术效率同样极低。由此可见其技术改进、自主研发能力不足，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低下。

而综合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548，很明显过半数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都低于均值，通信及相关设备行业的综合技术效率不容乐观。

（2）纯技术效率分析。纯技术效率代表不同的价格机制、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所形成的要素可处置性的效率差异，这种差异是属于非规模经济性的。41家上市公司中纯技术效率有效的有青鸟华光、中国卫星、波导股份、烽火通信、南京熊猫、闽福发A、光迅科技、星网锐捷、金亚科技、数码视讯、初灵信息和东土科技，占总体的29.27%，位于生产有效前沿面。但是除了这12个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外，高于0.8的只有远望谷、日海通讯和中威电子。而东方通信、同洲电子、新海宜、通鼎光电、银河电子、中海达、邦讯技术、硕贝德纯技术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处于0.6-0.8之间。还有18个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纯技术效率位于0.6以下，低于均值0.659，说明接近一半的上市公司已低于行业均值，各投入要素组合的合理性仍有待提高。

（3）规模收益分析。规模效率代表了生产规模的有效程度。当规模效率为1，表示该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具有规模效率；若规模效率小于1，则表示规模无效率。41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中，有6家企业的规模效率为1，达到最优，规模效益状态不变，即使增加投入，产出也不会改变。中国卫星、波导股份、大唐电信、长江通信等24家企业的规模效益状态为递减，投入增加，产出反而会减少。剩余的11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益状态为递增，投入增加，产出也会增加。规模效率均值为0.832，而大唐电信、东方通信、四川电子、特发信息、四川九洲、同洲电子等17个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均已超过0.9，表明我国大部分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接近合理。

进一步对41家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分类，得到表3。从表3中看到，青鸟华光、南京熊猫、数码视讯、初灵信息和东土科技处于最优规模。规模过大的有11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中国卫星、波导股份、长江通信、烽火通信等，投入过多，却没达到相应的产出，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缩减调整其投入要素结构，将生产调整至最佳状态。星网锐捷易改进，相对来说容易提高规模效率。而大唐电信、东方通信、四创电子、特发信息、四川九洲等16家企业处于技术无效率，三元达、毅昌股份、宁通信B、国腾电子、信维通信、佳讯飞鸿和邦讯技术规模效率过小，离合理状态还有差距，企业应扩大资产、人员和研发投入，努力提高获利水平及发展能力，快速实现规模经济。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 DEA 模型评价分析了我国通信及相关设备业41家上市公司的2012年的企业经营效率。结果表明，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并不理想，平均绩效值仅为0.548，仍有45.2%的提升空间。因此，建议企业通过以下途径提高其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以实现综合技术效率有效。

（一）提高管理水平 影响我国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因素有很多，管理水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由于发展年限不长，管理经验及管理技术较为缺乏。不仅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不高，而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也较差。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不断充实自己，吸取经验教训，加强自身的管理水平。

（二）适度调整企业规模 中国卫星、波导股份、长江通信、烽火通信、闽福发A和鑫茂科技等应在规模上作出缩减调整以增加产出，达到合理规模。大唐电信、东方通信、四创电子、特发信息、四川九洲、同洲电子、新海宜和远望谷等处于技术无效率，所以要把追求规模和资源的高效运用有机结合起来。三元达、毅昌股份、宁通信B、国腾电子、信维通信、佳讯飞鸿和邦讯技术规模过小，难以产生规模效益，所以应该加大投入的规模，提高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

（三）提升技术水平 纯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659，将近半数的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已低于行业均值。且实验结果表明，技术效率过低是影响通信及相关设备业上市公司总体绩效较低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企业加强管理建设，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经营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资产结构，通过整合优质资源的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提高其技术效率，实现盈利和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肖玲、宋刚：《浅谈杜邦财务分析法》，《金融经济》200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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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股票预期报酬率和其风险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后来研究表明:存在着一些其它的对普通股报酬率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Banz（1981）在《金融经济学刊》发表“普通股市值与报酬率的关系”一文，他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按公司规模大小分为5组，发现最小规模组公司股票平均报酬率比最大规模组公司平均报酬率高至19.8%，小市值公司的股票报酬率显著地高于大市值公司。从而提出了“小公司效应”的研究结论。Reinganum（1981）发现基于AMEX-NYSE数据，规模效应应包含E/P（盈余价格比，即市盈率的倒数）效应，也就是说这两种效应对应的是几乎相同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公司规模的相关性更强，指出如果要检验市场反应或者有效性只需要控制公司规模。Basu（1983）运用1963年至1980年间纽约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回报数据，研究了E/P、规模与股票回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E/P值的公司会得到高于低E/P值公司的风险调整超额回报。而且这种效应即使在控制了规模因素之后还是显著的。相反，如果控制了E/P等因素之后，原本的小公司能得到较高回报的异象就消失了。Fama and French（1992、1993）提出了著名的Fama-French三因素资产定价模型。这两篇文章通过实证方法，提出除了风险系数β之外，市场规模SIZE和账面市值比BE/ME（即市净率的倒数）都显著解释了股票回报变动现象。研究发现市场规模、账面市值比、负债率等变量单独使用能解释股价回报，而这些变量联合使用时，市场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对于回报仍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且可吸纳盈余价格比与负债率所能解释的股票回报。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也对股票回报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陈信元、张田余和陈冬华（2001）对预期股票回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横截面分析，结果发现规模和B/ P 表现出显著的解释力，并且这样的结论在不同模型中始终成立；而在不同模型中，β、账面财务杠杆和市盈率始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汪炜、周宇（2002）以沪市为对象考察了中国股市的“规模效应”和“时间效应”。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西方国家股市普遍出现的“小公司1 月份效应”，但小公司“规模效应”表现显著。苏宝通、陈炜、陈浪南（2004）对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现金红利率和流通股比例对中国股票回报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资本结构、股票价格、市盈率和前一年持股回报率对中国股票回报率影响不显著。

可见，在对股票回报的众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三个指标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然而由于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股票回报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指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结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运用中国A股市场上的较长时间的数据并综合借鉴前人的方法来重新验证在中国市场上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三个因素对股票回报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以前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与股票回报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拟采取较长的时间数据来进行研究。因1995年前上市公司数较少，且从1995年1月1日起，沪市和深市A股取消T+0回转交易，实行T+1交收制度，采用1995年以后的交易数据可以保持交易制度的一致性，因而本文选择1995年5月至2010年4月作为交易期间。同时由于本文采用个股t-1年的会计指标与t年5月至t+1年4月的一年的股票回报进行配比，这样，为了获得相应的公开会计数据，要求该公司在t-1年即上市，例如在研究1995年5月至1996年4月的股票回报时，要求该公司在1994年即已上市。本文以沪市和深市的所有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剔除以下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剔除在研究期内退市的股票；剔除在研究期内被特别处理（ST 或者PT）的股票，因为这些公司股票的交易制度与正常公司有较大的差异，缺少可比性。各研究区间公司数列表如（表1）所示。上述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为确保解释股票回报的会计指标能够在股票回报指标出来之前获得，又由于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年报必须在次年4月底之前披露，本文借鉴Fama and French（1992）的做法，采用个股t-1年的会计指标与该股t年5月至t+1年4月的一年的股票回报进行配比。规模因素的计算也是借鉴上文的方法。其中股票回报为考虑分红再投资的个股区间涨跌幅。本文以起始交易日t年5月1日为基点，按照分红再投资的调整计算方法，算出t+1年4月30日的收盘价，然后用该收盘价和起始交易日前收盘价（即t年4月30日的收盘价）计算区间涨跌幅。即：股票回报=［（t+1年4月30日的收盘价-t年5月1日前收盘价）/ t年5月1日前收盘价］］*100%。公司规模，用样本公司t年4月30日的流通市值度量，即用公司t年4月30日的流通股数乘以该日的收盘价获得。市净率是用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与当年年报披露的每股净资产数据进行匹配，即用公司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除以t-1年年报中的每股净资产获得。市盈率也是用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与当年年报披露的每股收益数据进行匹配，即用公司t-1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除以t-1年年报中的每股收益获得。

（三）模型建立从方法论上讲，研究股票回报的影响因素需要使用较长时期的数据才能得到较高可靠性的统计结论。例如在某一时期，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可能有超额回报；在另一时期，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可能有超额回报。若样本时限太短，将会使实证结论失去统计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速度较快，公司通过不断的增发配股，加之经营的积累，股价的提高，大量早期发行的大公司股票在当前市场中其市值水平已算不上是大公司，不同年份的公司间具有不可比性，因此本文对不同的区间分别进行研究。由于采用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为有效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研究选择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来估计模型。模型如下：

股票回报＝α+β1Ln（规模）+ β2市净率+β3市盈率+ε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15个样本研究区间的股票回报均值有正有负，其中9个研究区间的平均股票回报为正，6个为负，表明投资者并不一定绝对能获得正的股票投资收益，而且不同时间区间的股票回报均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规模指标上看，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值规模在不断壮大，在标准差上也呈现一个总体上升的趋势，上市公司间的规模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但市净率与市盈率两个指标无论是均值方面还是标准差方面并没有呈现趋势性的规律，其中市净率的各期均值在1.87及6.87间变动，市盈率的各期均值在29.85及173.33间变动，波动较大。这表明，在短短十几年内，我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每一元股东权益及每一元收益的价值的看法有着大幅度变化。这当中固然有我国上市公司群体变动迅速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市场上可能存在的错误定价。

（二）回归分析 在对影响各研究区间的股票回报的三因素的探寻过程中，为了正确找出各区间的显著影响因素，并消除各个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并选择残差平方作为权重变量，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的各研究区间股票回报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规模、市净率及市盈率三个因素在不同的研究区间对股票回报均有影响，然而各指标的影响程度及稳定性并不相同。可以发现三个因素中公司规模及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较大，稳定性较强，而市盈率的影响较小，稳定性较弱。在15个研究区间内，有10个区间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且股票收益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基本上是平稳的（除一个研究区间外，其余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表明中国股市也存在小公司效应，公司规模越小，股票回报越大，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可以将流通市值规模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从（表3）也可以看出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也具有显著性影响，其平稳性也较强。在15个研究区间内有13个研究区间的市净率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其中又有11个区间的市净率的回归系数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这与Fama和French（1992）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这一结论也告诉投资者投资于股价相对其每股净资产的较低的非热门型股票比投资于高股价的公司股票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表3）表明市盈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并不具有稳定性，在15个研究区间内，该指标有7个研究区间并不具有显著性。而从8个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研究区间来看，市盈率指标的系数也较小，且其正负号也不确定。由此可知，不能仅仅利用市盈率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

（三）方差分析 为对各因素的影响情况做深入研究，本文以2009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及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两个区间作为研究区间，进一步进行了不同因素股票回报的方差分析。从研究结果可知规模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最为显著。按照规模，即流通市值的由小到大的顺序，本文将各研究区间的观测样本等分为5组。其中前一研究区间内每组277个观测值，后一研究区间内每组262（或263）个观测值。从表4可见，随着规模的增加，区间股票回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前一研究区间内规模最小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6.22亿元）比规模最大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178.52亿元）的股票回报率高达39.31%，后一研究区间内规模最小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6.51亿元）与规模最大组（平均流通市值为 203.63亿元）的股票回报率差达到23.60%，这表明规模可以用来解释股票回报的变化，投资者可以利用规模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按照同样方法，本文也将该研究区间的市净率及市盈率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分组并做方差分析，但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有规律性的结果。

四、结论

本文以1995年5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为研究区间，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A股市场上的股票回报与公司规模、市净率、市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回归分析中，规模、市净率及市盈率三个因素在不同的研究区间对股票回报均有影响，但各指标的影响程度及稳定性并不相同，公司规模及市净率指标对股票回报的影响较大，稳定性较强，市盈率的影响较小，稳定性较弱；而在单个因素股票回报的方差分析中，发现只有规模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呈显著性，而其它两个因素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有规律性的结果，这说明规模因素的影响可能包含了市净率及市盈率两个因素的影响。可见，与Banz（1981）的结论一致，在中国也存在明显的“小公司”效应。小盘股持续获得高股票回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其股价拉升所需的资金量小，而大盘股由于总市值大，所需的资金量非常大，要想将其股价拉升较为困难，所以更多的资金更青睐于小盘股，以满足其逐利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成长性较强、盈利高增长的预期，即使有些小盘股的市盈率较高，例如一只股票今年与去年可能是相同的高市盈率，但假如其盈利翻倍，其股价同样也上涨了一倍，因此正是因为小盘股高成长性的预期，也使得其股票回报率也会高于大盘股。市盈率指标虽然在方差分析中表现不显著，这说明了规模因素的影响会更重大。但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规模以后，市净率表现出对预期股票回报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因此，本文认为在预测股票回报时，市净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市盈率的高低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如果一家公司相对同行业其他公司而言连续维持较高的市盈率，说明市场较为看好其发展前景，投资愿意为高速成长的公司支付更高的价格，但过高的市盈率也会增加投资风险，如果公司的每股收益不变，市盈率越高时，则获得该种股票的价格成本就越高，其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就越高。因此，不能仅仅利用市盈率这一指标作为投资依据，在判断市盈率这一指标时还应结合盈利的增长情况一起来分析。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01）

参考文献：

［1］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01年第6期。

［2］汪炜、周宇：《中国股市“规模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3］苏宝通、陈炜、陈浪南：《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04年第12期。

［4］Banz R. W.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market value of common stoc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1.

［5］Marc R. Reinganum. Misspecification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 Empirical anomalies based on earnings' yields and market valu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