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指出：“在教学中，要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通过调查、讨论、访谈等活动，在合作和分享中丰富、扩展自己的经验，不断激发道德学习的愿望，提升自我成长的需求。”因此，新课程下的作业目标注重的是学生素质的整体发展，以贴近生活、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的新理念为指导。与传统作业目标相比，它更注重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积极情感和坚强意志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合作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良好的道德、生活及学习习惯的养成。

二、思想品德作业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1.个性化原则

要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即作业能体现教学内容的层次，适合不同层次的学生。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作业的内容、形式、数量和完成方法，减少机械性的单纯以积累知识为目的的作业分量，把时间还给学生，提高单位时间的练习效率，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协调发展的空间。

2.联系生活的原则

将社会生活充实到学生作业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作业注入新的内涵，学生可独立地完成适合自己水平和与自己生活环境贴近的作业。比如在讲解七年级上册《珍爱生命》时引导学生关注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热点问题，像苏丹红等食品卫生安全的事例，进一步指导学生用书本理论知识去分析新问题。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高了研究性学习的实效性。

3.合作探究原则

即由独立完成走向协同合作。学生面临的作业更多的将是探究性作业，作业过程需要学生密切合作。要向学生提供充分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与技能，真正实现师生的“同心、同行、同乐”。

4.综合性原则

要加强课程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将作业内容与形式和其他各科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学习整体，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交往的个性。

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作业设计，实现课堂的高效

作业设计的依据和来源是灵活的、开放的、广泛的，作业的形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它可以是口头作业，也可以是观察性作业；可以是思考性作业，也可以是实践操作性作业；可以是书面的文字作业，也可以是图像的、音像的作业等等。我结合思想品德学科的特点，设计了一些较具体的作业形式。

1.分层作业

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作业“一刀切”，过难或过易，缺少层次，不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尤其是学困生与优秀生的发展。因此，教师布置作业时要注意照顾到好、中、差三方面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分层布置作业，把过去同样内容、同样标准、同样模式、同样分量的作业改为A、B、C三种难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择不同层次的作业。分层作业让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业水平完成作业，有利于因材施教，既让学困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又能保证优秀生免受“饥饿”之苦。

2.自主型作业

在布置作业时，除了老师有意识地设计作业，供学生针对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外，还可以让学生给自己布置作业，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作业内容的设计。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少了让老师逼着做作业的不情愿，多了一份主动和热情，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师生关系也会更融洽。

3.实践型作业

篇（2）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意在通过示范校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引领全国11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带动整体质量的全面提高。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建设必须符合教育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律，而且国家对其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因此，其建设理论也是源于经济学中某些理论。

一、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高职示范校建设”的相关政策与理论

(一)高职示范校建设目的——“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源于发展经济学。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在地域上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地区称为“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增长极”的正面效应，也称之为“扩散效应”。高职示范校建设就是要先建立一批示范校，让他们成为区域高职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极”，然后通过对这些院校成功经验的推广、资源的共享来提高我国高职教育水平，同时通过示范院校的建设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拉动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正如周济部长所说的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就是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扩散效应”。

(二)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征——工学结合

工学结合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做中学”(1earning by doing)思想，其核心观点是人的理性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性认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深化理性认识。现实中，由于目前企业的技术引进普遍超前于学校的教学内容，所以学习相关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来补充校内理论教学的不足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学习，学生会很快掌握这些新知识、新技术，为以后快速适应企业的需要提供保证。因此，我们在“工学结合”模式中一定要理解其核心思想，不能受传统的所谓“2+1”人才培养模式的约束。传统“2+1”模式，更多强调的是学生顶岗实习，而“工学结合”模式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延续，学生在企业是边学边工作，因此不仅应该有顶岗的机会，而且还应该选择企业部分骨干员工对我们的学生进行集中学习，并籍此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赢的模式。

(三)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专业群建设”

专业集群也是示范校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来源于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进行产业集群建设的直接经济效用则表现为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用。所谓范围经济，就是通过扩大业务范围来缩小成本，直接减少群内的交易费用，这个和规模经济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协同效用就是通过发挥集群中核心企业的核心能力的辐射作用来帮助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专业集群建设时，一定要把握以下原则：专业集群中，参与集群建设的专业之间，有没有共享资源，从而实现范围经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专业集群中，作为龙头的核心专业是否具备辐射其他专业的核心能力，并籍此实现协同效用。

二、从经济学角度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意义

经济学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最终也是降低办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产出最大化”。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核心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准确把握示范校建设标准与要求，从而实现国家推行这项计划的目的。具体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计划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推行这项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此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人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能拉动人才的需求。所以高职示范校建设，不是投资的示范，而是理念、改革和管理的示范。

(二)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的标准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优化分析的方法，包括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示范校建设标准的问题，我们可以牢牢把握示范校的核心思想——“教育资源配置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并且通过会计以及管理的方法来评价示范校建设前后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有利于正确处理“示范校”与“非示范校”建设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出的，示范校的建设关键在于形成高职教育的“增长极”，进而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带动非示范校的发展。但是“增长极”理论明确指出“增长极”尚未达到规模之前，它主要是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这就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加大了区域间的差距，这是“增长极”的负面效应，即“回浪效应”。在示范校建设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的教育资源肯定会偏向于这些学校，“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在强调示范校建设的“扩散效应”的同时，还应妥善处理这个过程中的“回浪效应”。

高职国家示范校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改进的过程。正像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定义的创新——“创造性的毁灭”一样，高职示范校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胆地改革，同时更需要建设者深刻理解与把握这项工程的核心思想与精髓，严格把握教育经济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设规则，从而实现国家提出这项计划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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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8（b）-016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imvastatin combined with Aspiri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neurologic impairment.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Jiaxing Hospital of Zhejiang Armed Police Corps from May 2013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given relevant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symptoms of cerebral thrombosis. The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drug Aspiri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Aspirin + Simvastatin， the course was 6 months. Followed-up for half a year， the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carotid intima media thickness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nzymic method and heparin-MnCl2 method was respectively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triacylglycerol （TG），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 （LDL-C）， and Barthel index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nd neurologic impairm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IMT and carotid plaque are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TG， TC， LDL-C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TG， TC， LDL-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DL-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NIHS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scores of Barthel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NIH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 of Barthel index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imvastatin combined with Aspiri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thrombosis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which can narrow the carotid plaque area and thickness， decrease the blood lipid， reduce the neurologic impairment，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imvastatin； Aspirin； Cerebral thrombosis； Carotid plaque

脑血栓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其病理基础为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发病急，死亡率和后遗症率较高，病情严重时伴不同程度的脑出血发生，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1-3]。临床对其治疗主要以延缓动脉硬化为主，目前临床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口服药物进行治疗，其中对药物阿司匹林的使用非常广泛，其在抗动脉硬化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4]。辛伐他汀属于他汀类药物，在降低胆固醇含量及调节血脂方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证实，在稳定斑块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作用[5-6]。为此本研究选择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组试验，旨在观察两种药物合用在脑血栓治疗中的效果，为临床更好地治疗该病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5月～2015年2月武警浙江总队嘉兴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118例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7-8]：①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经头颅CT扫描、脑血管造影、血尿常规、血糖、心电图等证实；②均为24 h内出现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发病患者；③患者临床资料完整，积极配合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9例。观察组男35例，女24例；年龄45～79岁，平均（54.8±7.4）岁；其中12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3例合并高血压，7例合并冠心病。对照组男36例，女23例；年龄46～76岁，平均（55.1±5.9）岁；其中15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2例合并高血压，6例合并冠心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分布、合并疾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根据入组患者的脑血栓症状给予相关常规治疗，包括血压的常规调节、抗凝、溶栓、抗血小板、抗感染、降血糖、改善患者脑部循环等，并要求患者保持睡眠充足。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给予药物阿司匹林治疗（拜阿司匹林肠溶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130078），口服用药，70 mg/次，1次/d，于早饭后半小时服用，治疗周期为6个月。观察组患者给予药物阿司匹林+辛伐他汀（辛伐他汀片，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6875）治疗，阿司匹林的用药方式同对照组，辛伐他汀口服用药，20 mg/次，1次/d，于早饭后半小时与阿司匹林同时服用，治疗周期为6个月。在整个药物治疗过程中需多次对患者的身体进行检查，尤其是颈动脉血流量、血液循环、供血情况等，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进行药物剂量的加减，一旦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1.3 观察指标

随访半年，通过颈动脉超声检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及颈动脉斑块面积的差异；采用酶法[8]测定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水平；采用肝素-MnCl2法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并用Friedewald公式进行LDL-C水平的计算[9]，此外采用1965年由美国人设计并制订的Barthel指数[10]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定治疗前后的神经缺损功能[11]。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得全部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9.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IMT及斑块面积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IMT及斑块面积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 0.05），两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患者IMT及斑块面积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 < 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TG、TC、HDL-C、LDL-C检测结果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TG、TC、LDL-C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 0.05），两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患者TG、TC、LDL-C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 < 0.05）。两组治疗前后HDL-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治疗前后NISHH评分及Barthel指数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NIHSS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 0.05），Barthel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 < 0.05），且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Barthel指数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 < 0.05）。见表3。

3 讨论

脑血栓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目前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尚未阐明[12-13]，宋丽等[14]对其形成复发的危险因素研究中提到高龄、高血压病史及纤维蛋白原升高等均是造成脑血栓形成和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Leys[15]研究发现，年轻的脑血栓形成患者脑卒中复发率明显更低，仅为1.0%～1.4%。流行病学研究[16]结果显示高血压是一个影响脑血栓形成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uland等[17]的研究结果报道提到，脑血栓形成和复发中最为重要和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有学者就曾指出正常范围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越低出现脑卒中的可能性就越低，魏陵博等[18]对脑血栓形成患者进行病理对照研究总结发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等均为独立的危险因素。多项研究提示，纤维蛋白原在脑血栓发生后会出现明显升高，其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其血栓并发症的发生相关[18-21]。常颖等[2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提示纤维蛋白原升高是脑血栓形成与复发的危险因素。

更为有效地治疗和控制脑血栓仍是一个当前医学很难解决的难题，目前药物治疗仍是临床治疗该类疾病的首选方案[23]，阿司匹林在该病的治疗当中使用非常广泛，对临床治疗脑血栓患者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是通过抑制患者体内核因子达到减少患者炎性介质及各种黏附分子的表达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效果，此外对已经形成的粥样斑块具有稳定的作用[3]，不过单一地使用阿司匹林临床上效果往往不够理想。脂质代谢紊乱导致患者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显示脑血栓患者中超过60%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血脂疾病[11]。他汀类药物是一类羟甲基戊二酰辅酶还原抑制剂，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调脂”类药物，其最具医疗价值的是可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4]，因此从脑血栓病理生理发展进程角度看他汀类药物治疗该病更具针对性，通过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粥样硬化斑块，同时抑制C反应蛋白，减轻患者的血管壁炎性反应，此外他汀类药物中辛伐他汀一般耐受性良好，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均较为轻微且为一过性，本研究出现较多的不良反应为便秘、腹胀、消化不良、乏力等，症状均较轻微，短暂停药后症状均得到了明显缓解。正是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将辛伐他汀与阿司匹林结合使用，旨在为临床对该类疾病的治疗拓宽思路和提供更多的方法。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IMT、斑块面积、TG、TC、LDL-C、NIHSS评分均明显降低（P < 0.05），Barthel指数评分显著升高（P < 0.05），说明两种方法对于治疗脑血栓患者均有一定的作用，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了神经功能的损伤，提高了生活质量，此外对两组治疗后的情况比较，发现观察组治疗后症状改善更明显，观察组治疗后IMT、斑块面积、TG、TC、LDL-C、NIHSS评分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 < 0.05），Barthel指数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 < 0.05），说明联合用药效果更为理想，这与郑侨克等[11]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提示辛伐他汀对抑制粥样动脉硬化形成和保持已有斑块稳定更具针对性，联合用药效果更好。

总之，采用辛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脑血栓患者临床效果显著，缩小了颈动脉斑块面积及厚度，降低了血脂，减轻了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不过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大、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合并症等均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后期研究需对此进一步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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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经济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的看法运用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的与我国的实践还有一定的差距

经济分析法学是继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三足鼎立之后有广泛社会的第四大法学流派，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效益最大化。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所要解决的基本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或者说是“合法性”问题，即法律所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由于两个学科各自独立的领域，所以一直无人将法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使得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经济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其所需要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因此便产生了经济分析法学。

篇（5）

一、换角度看待会计学的定义

对于会计学，不同的群体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与叙述，但其根本是一样的。会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管理活动，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根据社会整体经济活动中的需要而产生并得以进一延续。在当今时代，会计更多的是在企业中发挥效用，二者的目标不尽相同。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出现了一个不常被人们关注的话题，那便是本文的论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会计的价值。

1.价值

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本质维系与发展，是人类一切实践要素本体，它包括任意的物质形态。价值在不同的区域内都有特定的形态。在不同的领域中国其具体的分类也不相同。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根据作用的空间范围的不同，价值可以分为宏观或者微观的价值。

2.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个不同的经济行为及发展手段，对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的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经济学在社会中相对独立，着重研究利用有限的稀缺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物品，并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搭配。经济学的中心目标就是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会计的价值

会计满足人们一开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的程度决定了相应的会计价值。会计的价值直接的表现在会计满足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能力与程度上，由此产生了会计的流程，更进一步的细化了会计价值。在不同的企业中能够体现出来的会计价值又是不一样的。会计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本文中我们要讨论的便是会计的价值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它的特点是什么，本质又是什么，下面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二、会计价值——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

1.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会计的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会计的价值着重表现在其对于经济利益均衡分享的保证，同时使有限的经济效益得到最合理有效的分配和使用。会计作为整体经济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具体表现为对于经济活动的监督并以其特有的形式进行反馈，从监督和反馈上就体现出了会计的价值。其相对应会计资料的真实，客观公正与否也决定了会计的价值能否实现。

2.从会计的实际行为来考察具体价值

从会计的实际行为出发，考量会计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追求会计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会计需承担被委托的责任，履行自己的职责，忠实的为委托人提供真实可靠并且有用的信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行为，争取其委托人也就是会计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相应的，会计的一切行为都是站在会计主体的角度考虑并且实施的，也就是会计本身会站在一个已定的立场上，来具体的实施会计活动，在保证客观公正，并且不违背相关律法的基础上，达成己方利益的最大化。

3.从会计的两大职能来考虑会计的价值

会计有“监督”、“核算”两大职能，在这两大职能中，“核算”是对具体经济行为的记录，处理，并对企业管理者提供真实有效并且可靠的会计信息，为保证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避免因错误信息的误导而出现一些可避免的损失，保证会计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监督”职能则是利用已经拥有的一些会计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与合理的调节，使之按照之前既定的方向发展，达到预期的目标。由此，会计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核算的真实有效性，以及监督职能的控制调节的程度。

三、会计政策——会计行为取向的不确定

会计在完成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或者政策和准则，必须要保证会计行为的客观公正以及合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和不同的立场，常常会出现会计人员在会计主体与公众之前甚至于国家利益之间飘忽不定，在思想与利益之间难以抉择纠结的状况。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怪会计人员的个人品质或者职业道德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会计政策本身的弹性太大。

由于存在这样的隐患，国家相继出台了37项较为具体的会计准则，并且要求严格的按照会计准则执行。例如公允价值的引进，其出发点是为了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允价值也变得不在公允，很多企业打着公允价值的名号，进行会计业务的处理，但实际上处理的结果是否真的公允，却无从得知了。

在会计的业务处理方面，现在实行的是权责发生制，在这样大的环境下对收入与支出进行处理，而对于支出的处理，是其中的关键。支出的判断多数是人为的，具体的支出的时间、数额等等都是可以改变的，在权责发生制中，模糊支出的情况越来越多，像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摊销等都是很容易被人为的操纵的。会计人员坚实贯彻的原则，在实际的操作中，会计人员还是会在在历史成本与实际价格中摇摆不定。

像这种在实际的会计政策面前会计人员会有摇摆不定的现象也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在以规范的会计行为著称的美国，也会有很多企业的会计行为与会计政策相违背，其他的国家也一样。形成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的核心思想与其适用主体的目标不一致。会计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以公众的利益为主，尽可能的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实施会计行为，最大限度的追求客观公正，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正确有效的信息。

四、结论

会计是经济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对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经济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是会计价值的核心。会计的价值在宏观与微观经济中，更倾向与微观的利益；在主体与其他利益中更倾向于与主体的利益；在政策的主观思想与客观思想中摇摆不定；会计的两大职能中更着重于核算职能的实现。明确了这些就为我们以后制定会计政策，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奠定了基础，并且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篇（6）

【中图分类号】R587.1；R542.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0616（2015）21-81-03

研究表明，糖尿病为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子，糖尿病患者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由此导致心肌梗死。临床上发现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较心肌梗死非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性更大。本研究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旨于探讨在β-体阻滞剂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作用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心室重构和血浆内分泌激素水平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其中男23例，女13例，年龄54～72岁，平均年龄（62.3±7.2）岁，病程2～8年，平均（4.7±2.4）年。患者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经心电图、病史这诊断为心肌梗死。患者梗死部位位于前壁10例，下壁13例，其他部位13例。排除对β-受体阻滞剂过敏与心动过缓、Ⅱ～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

1.2给药方法

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血小板、扩张冠状动脉、抗凝血酶一调整血脂与降糖治疗，再给予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50mg，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H32025390）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卡托普利片，25mg，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H31022816）联合治疗，倍他乐克一般一次50～100mg，一日2次；卡托普利片初剂量25mg，一日3次，剂量增至50mg，一日3次后，宜连服2周观察疗效。一般50～100mg，一日3次，治疗疗程为6个月。

1.3观察指标

患者入院后与随访满6个月时，检查肾素（PRA）、醛固酮（ALD）、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肾上腺素（E）、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与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左心室舒张期末容积（LVEDV）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t检验，以P

2结果

2.1患者治疗前后的超声心电图结果比较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LVESD、LVEDD、LVESV、LVEDV均有所改善，小于治疗前，LVESD治疗前后具有统计学差异（P

2.2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浆内分泌激素水平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治疗后PRA、AngⅡ水平低于治疗前，ALD水平高于治疗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3讨论

篇（7）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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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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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8）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思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为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思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现代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发展，到逐步成长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前后也不过30年的时间；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诞生，就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 经济学理论 、委托—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1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资本主义 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结实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就使一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渴望自由 市场 的回归，并把目光纷纷投向崇尚经济自由化和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接受实践 检验 的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合实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尽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义理论还倾向于把个别范畴一般化，绝对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他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木问题》中提出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己成为该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从70年代开始，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大量涌现，由此产生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解释力和 指导 意义的相关理论，如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寻租理论、法与经济学理论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规模等问题。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 成本 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上。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被后来者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从而使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这篇文章也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开山之作。

2新制度 经济 学 的主要内容

2.1 关于交易费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概念现在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 合同 的费用、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即制度运行费用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块计入，纳入经济分析体系(诺斯，1992)。

2.2 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构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论的一个特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的维度，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人类把非正式制度逐渐提升为正式制度，规则逐渐硬化(诺斯, 1994)。

2.3 国家与产权理论。

诺斯把国家当作一种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有充当使 社会 福利最大化和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的两面性，其授订的产权安排就可能偏离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2.4 制度变迁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现为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当期资源、技术与偏好，又使制度变迁产生某种依赖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发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制度需求受制于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 宪法 秩序、技术和 市场 规模等;制度供给受制于现有知识积累、制度设计实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宪法秩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3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 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 历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你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经济制度转型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实践 环境 。

参考文献:

［1］孙绪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资料通讯》，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党政论坛》，2006年4月。

篇（9）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人类首次真正结合社会经济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经济迅猛发展，可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布朗的话来形容，这是“自我毁灭的经济”[1]，因为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已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不容乐观的地球生态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给人类经济带来飞速发展，可是这也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破坏。经济理论和经济指标并不能解释经济是如何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为什么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为什么从南极冰原到北极冰盖冰雪融化无处不在，为什么人类已处在自恐龙灭绝后最大一次物种灭绝的早期阶段？以及日常报道的森林缩减、牧场退化、土地风化、渔业崩溃等诸多问题都在表明着经济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激烈冲突。我们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产生经济衰退的结果。

（一）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即某一地区多年间大气的一般状况。[2]它包括大气的平均状况，也包括多种可能的统计特征及其极端状况。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其本质为环境问题，但却给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生存带来影响。它会影响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管理等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也会受他们影响。”[3]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气象灾害频发，中国98洪水造成2.23亿人受灾，以及2005年的三场超级大西洋飓风，现在想起仍让人不寒而栗。

（二）物种多样性减少

地球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物种共同构成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然而，近年来人类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侵占动植物栖息地，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在我国，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1.10%减少到21世纪初的8.40%，减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库，地球上20%-40%的物种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被毁掉了11万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积同400年前相比，整整减少了一半。[5]20世纪80年代，热带雨林国家的人口从15%增加到36%，而森林毁灭的速度几乎加快了90%。[6]面对如此现状，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环境恶化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之前扭转局势，避免重蹈覆辙。

二、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一）国外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类群落和社会时融入了植物和动物生态学，第一次将经济研究与生态学结合了起来。而在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觉醒了，因此大批拥有生态意识的经济思想家如雨后春笋班出现。最终，在1966年，肯尼斯·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经济的多种思潮学派，大体可基本分为以下三类。

悲观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长的极限》；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悲观派学者认为，如果任由现在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内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极有可能被消耗殆尽，导致人类的灭绝。他们认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现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长”，即停止经济人口增长，停止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有可能解救人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人类应该回归到18世纪的田园式农耕生活来解决现今的危机。

乐观派：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为《最后的资源》。他们认为，目前的粮食、能源、人口问题只不过是出于“伟大转折（1800～2000年）”的过渡时期带来的结果，即产业革命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时期，人类由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时期。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资源的无竭性，生态环境会愈发好转，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慢慢消失。

可持续发展派：悲观派过于强调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性后果，乐观派则夸大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经过时间的沉淀，两派人员都认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性，最终产生了观点趋同的趋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赖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主张人类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正当手段干预生态经济，引导技术革命，使经济增长、资源开发、人口控制、环境保护朝着生态经济和谐发展方向前进，追求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生态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间。但是其发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青海西宁的一次会议上首次发出了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学术研讨会。

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再次强调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7]

经过30余年的研究讨论，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理论上，有对生态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对人与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等学术成果；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生态经济预警研究，积极探索生态评价指标体系、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实践应用。

三、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一）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8]作者在此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经济社会系统建立的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经济系统，即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科学，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由这两个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它转变了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事实上，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及伦理理论都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来着重分析下生态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9]生物时刻改变着环境，环境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两者是共同进化的。因此人类必须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珍惜拥有的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理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对生物生长发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这时如何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是一门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10]其两大核心思想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他们。传统微观经济学关注个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其中的许多理论都构成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生态经济学探讨的人类经济发展规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载能力百分比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四、生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SEE）的成立以及《生态经济》杂志的创刊是生态经济学发展史上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规范化，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许多课题仍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其发展史看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上所说，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主流，这其实就是生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首届国际生态经济学讨论会的题目与中心议题就是“生态经济学：可持续的科学与管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讨论已经形成热潮。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已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过渡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鲍尔丁及许多科学家过去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下，人们应该努力寻找两者协调发展之道。但现在，生态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不仅仅是协调发展，如何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能可持续的进行下去，更为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必将是未来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大方向。

参考文献：

[1]Lester.R.Brown. Eco-Economy [M].NYC： W. W. Norton & Co.，2001.7.

[2]刘俊.关注全球气候变化[A].李占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气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1-2.

[3]UNFCC. Background on the UNFCCC：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items/6031.php，2013.8.1.

[4]成克武.唐山南湖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及生态规划[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15.

[5]张广明.环境科学知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1.

[6]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7]韩威.百卷本生态全书生态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8]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 to Standard Floras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72.

篇（10）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