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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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着,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着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着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着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着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着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

、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着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着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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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互联网时代下庞大网络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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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互联网时代下庞大网络专题

    资源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无限资源支持信息承载量巨大的超文本、超媒体固然对外国文学研究着有着不可抗拒的推力,然而个体分散的大量资源若在短时间内找到并且有顺序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计算机技术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更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它存在的各类智能型多媒体数据库上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多样丰富的数据库,学术研究者们才能有效、快捷的对所需文档进行搜集、整合。网络数据库的存在形式主要以囊括电子期刊、专题网站的数字图书馆以及网络论坛两种形式存在。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它的优势在于能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区域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数字图书馆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换句话说,数字图书馆就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就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为全世界的研究者跨域研究有限学术资源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如我国运行相对成熟的数字图书馆有超星图书馆、维普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有图书、期刊、报纸、论文、古籍、影视等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资源可供学术研究者查询。相对于数字图书馆这类比较成熟的网站运营模式,专题的文学网站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搜索资料的一大助手。外语网站和中文网站内置多样的文学分类,作家从属流派、作品归类、文学性质等一应俱全,这些细致入微的分类为文学研究者找寻相应信息起到了导航的作用,是读者很快就能进入自己所想要找到的信息分支,从而获取需要的信息。

篇（4）

一、前言

探究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交流以及发展，不难看出，外国文学令大众基于汉语环境欣赏了不同国家文学风貌，并令我国文化资源全面丰富，令中西方话语的交融逐步渗透至我国文学领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同质化风险，可激励民族主义，掀起反全球化的呼声。基于当前背景，应科学探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内涵，开创属于我国的话语系统，有效的明确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国文学开创我国话语系统

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开探讨，足以见得创建我国话语系统的科学重要性。外国文学评论便开辟了有关文化变迁以及融合的专栏，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德明指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捍卫呼声进一步增强，并变成政治冲突的又一个焦点。其主张，应注重研究民间知识，基于其不可通约以及移译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学者普遍认为，新时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较文学才是重中之重，并渐渐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探究逐步转变成中国文学位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与推广。我国国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国际理论的争鸣之中，立足本土文化，开创基于外国文学的我国话语系统，进而真正的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正是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策略。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术探讨显现出我国学者面对文化霸权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碰撞环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公平合理的原则主动积极参加行业全球性对话交流的决心。同时勇于基于全球化发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动中创建我国话语系统，显现出我国文化应有的主体意识。

三、明确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创建我国外国文学探究话语系统，应合理明确文化主体意识。基于外国文学学科特征，主张文化主体性，树立主体意识尤为必要，其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指导思想。文化主体意识势必包含民族性问题，其属于个人终身同时可靠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文化斗争，反对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对立方，本土化作用长久发挥，同时未来文化建设发展势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对话中进行。一旦人们从民族属性内探寻自尊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便发挥了补偿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过高，跨文化认知便会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们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论以及文化思想发展传播过程中，民族特征仍旧得到广泛重视。

透过较多事实明确，西方国家强势者由始至终并不能同他人进行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世界大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身处在弱势地位的各个民族，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对话权，则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方能实现。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创建话语系统，应将自有理论作为核心基础。由于各个国家文学研究具有较多学派，为此应明确理论切入点，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国在全球文艺理论系统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创建具有我国特征的外国文学学科系统，应合理探究我国古代积淀形成的优秀传统。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内容后，便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科学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的精髓。因此在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系统中，不应将这一宝贵财富不良忽略。而应基于该基础，将各类文艺理论融合集成，通过不同文艺角度、应用方式的比对研究，创建新方法，树立新视角。应基于外国文学学科探究的整体全面性，令其发展变成更为合理的体系，最终令我国理论系统进一步完善，提升外国文学发展研究整体水平。

四、融通异质文化，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

新时期，不同文化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创建民族话语系统极为有利。基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应以异质身份参与到全球文化的互动对话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心，进而积极的应对时代挑战，契合发展需要。应真正明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国家非共时性，进而可令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不但可映射西方问题，还可预示今后发展动向。

在创建民族话语系统，预防强势文学单向输入的阶段中，也赢得了一定共鸣。各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均处于动态阶段，因此只要不呈现封闭状态，便会经受外来文化作用影响。为此，在开创我国话语系统阶段中，不应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认外国文化。而应积极探寻融通引进异质文化，令其通过更新发展形成本土化价值内容，完成互相对话，实现双方尊重与互相欣赏。民族自我意识以及长期积淀的文化记忆始终同外来文化持续的进行接触，在不断碰撞阶段中，变得日渐成熟并凝聚起来。

我国话语体系应基于保护本土文化具有统一性以及独具特色的基础上，明确本土文化可为更宽泛文化范围的内容部分，进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区域形成的语境束缚，形成文化反思，锻炼认知技能，令理解关照中的再阐释得以实现。学者们应不断的容忍并承认差异，形成豁达之心。民族话语系统始终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因此需要同他类文化作用中展开自我规定。应突破片面民族主义，开阔视野。目前我国文化问题同样为现代文化的相关内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样明确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体范围边界，而应探究现代话语历史结构内，基于普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视角进行自我阐述。为此，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应有所重视。不应将民族文化单纯的看做静态空间实物，将时间维度内的发展变化全面否定。实际上，生活方式、精神均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我国历史文化则为世界文化的构成，后者是国人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努力变成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我国文化虽注重自我具备的独特性，然而，我国悠久文明历史，体现了开放性以及传统性，进而可同西方文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应合理的引进西方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将精髓内容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文化融合势必引起创造与发展，并激励平等对话沟通。因此，我们应基于自身具备的特有话语模式，积极与全球国际领域并轨，探究外国文学，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五、结语

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确文化发展内涵，积极交流、互动融合，方能开创我国特有的话语系统，激发外国文学核心价值作用，继续推进其实现科学发展。

篇（5）

外国文学可谓是纵横五大洲、上下数千年，以其广博性而闻名。即外国文学教师常常说的两大块四大段：两大块——西方文学即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即亚非文学；四大段——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教师多采用的授课顺序是依循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文学讲起，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为止；课时分配上明显会偏重于西方文学、轻东方文学，而西方文学又多以英国文学、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的讲授为主。这就造成了学生除了对东欧文学较为熟悉，对北欧、南欧和亚非国家的文学可谓是知之甚少。这种认知模式，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平等，政治经济决定论，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并非是指表层的不同文化的共存，其深刻、本质的意义在于要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更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在这一主题的指引下，观照外国文学教学，就会发现当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多元文化缺失的现象。下面将对其进行具体的阐释并尝试给出解决途径。

一.授课对象的文化多元化性缺失

由于课时设置有限，为了保证外国文学的经典得到足够时间的阐释，必然会使北欧文学、南欧文学和亚非文学的讲授无法做到充分具体，有些甚至直接省略。那么该如何完善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的设置呢？简单、易行而又有效的途径：主干课和选修课的合理结合；在设置课程以及讲授的过程中，要做到主干课的经典性与选修课的多元性。

首先，外国文学单独设课，足够的课时课保证外国文学经典的深入解读，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外国文学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奥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教学效果更好，使学生的参与性更强，并为选修课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应在开课前列出基本书目，分为必读和选读。必读为经典阅读，即基础阅读；选读为扩展阅读，即补充阅读。例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是经典阅读的必选，为了让学生认识到狄更斯的多面性，可选择其《圣诞欢歌》作为选读，体味狄更斯的圣诞精神。再如哈代，将《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作为其代表作品，已足够体现哈代的创作；但若能同时阅读其《还乡》，必将有助于深化对哈代创作的理解：《还乡》中生态主义色彩更强，生态主义又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

其次，选修课程要体现多元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与之相比，外国文学在中国高校开设的时间更久远，其学科体系也更加成熟，但缺少更高视域的透射。学科合并后的十六年间，大部分的高校所做的事情是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基础之上，只是加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就变成了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界与教育界虽已经有所关注，但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选修课程的开设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不仅要设置《亚非文学研究》这样的专业选修课，作为外国文学主干课程的有益补充；还需要加设《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类理论性更强的专业选修课，打通文化、文学、理论的壁垒；某一经典作品或作家研究也是很好的选择，例如《〈圣经〉文学研究》，《圣经》作为西方文学的一大源头，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精髓，若能结合目前的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就能形成宗教、神话、意识、禁忌、礼俗等多方面的研究专题。多元选修课程要求高校外国文学教师要将日常的科研研究更多地融入到教学中，这样才更能体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整合性、融合性以及跨越性。

二.授课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当前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但真正地平等对待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并非易事：能平等对待异文化，不自诩文明中心；能积极向异文化学习，而又保持保持本民族特色。外国文学的讲授就应该建立在尊重不同文化，推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能够平等对话的平台之上。纵观目前的外国文学教学，情况似乎并不如意。

1.西方经典文化的缺失

无论是具体的授课还是学科建设，离开文化，就没办法谈外国文学。要做到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文化转向，其实是对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提出的极高要求。外部要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俗、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内部要关注各流派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域间文学的关系。

而且外国文学教师，大多是通过翻译文本来认识作品的，没有读过英文的莎士比亚的四大名著、德语的歌德的《浮士德》、西班牙语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俄语的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但若以阅读原著为外国文学教师之必要条件，恐怕无一人可担当此任。译著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失掉源文化的某些内容，而加入翻译者所在文化的某些特点，这也是翻译文学的缺陷与价值所在。所以，只有加强对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的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文本的真正内涵。例如，讲授古希腊文学要结合古希腊文化，讲授中世纪文学更要介绍犹太教、基督教的相关情况，讲授弥尔顿不能不提清教文化等等。

2.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

首先，表现为授课内容中东方文学的被忽视。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了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秩序等级结构。这是一种对立的霸权话语：与民主的、理性的、进步的、道德的西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不仅处于边缘地位，被冠以专制的、落后的、非理性的特征，而且只能被动接受。如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大部分的院校在课时设置时，均有西方文学一头沉的现象，东方文学所占课时极少，甚至被完全忽略。

其次，表现为授课思维中的中国维度的缺失。外国文学虽然是讲授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文学作品的解读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文学文本。而且基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思路、理论是适用于整个世界文学的。所以，加强学生对本国文学的体认，是学好外国文学的基础。在讲授外国文学过程中，不仅要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例如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比较研究；更要注意介绍中国文学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与前者相比，后者是被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更为忽略的。例如，在讲授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伏尔泰时，都会着重介绍其思想及作品，但很少有外国文学教师会提及伏尔泰曾将我国戏曲家纪君祥的著名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于像伏尔泰、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中国文学曾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外国作家，为了体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其身上的中国影响应为必讲内容。

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虽然表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但都说明了外国文学，无论作为“教”者还是“学”者，对本国文化重视不够，而且这种缺失还会直接影响到外国文学的“教”与“学”。只有进行这种深层的相互关系的辨证探究，才能真正认识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特点和差异，也才能获得如钱钟书教授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内在规律。

三.教学理念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就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已无质疑、讨论的必要。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不仅采用“类比”和“对比”基本的比较研究手法，“审美评论”、“历史考据”、“文本细读”、“哲学反思”等文学研究惯用的手法，还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其学习范围甚至突破了社会科学，如近些年来自然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一些观念都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也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日常教学中。

与之相比，外国文学教学理念中的多选性就非常不足，大多停留在基本的文本解读阶段。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外国文学教学必须要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一方面，要确立世界文学的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多层次的文学、文化对比。另一方面，要学习比较文学开放、多元的理念，在进行文本解读时，要积极引入新的文学、文化成果，例如讲授古希腊神话时可结合20世纪的女神复兴运动[1]；讲授《圣经》文学时可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相关内容[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讲出外国文学独特的文化性、文学性以及创新性。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将多元文化的理念真正地引入外国文学教学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可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人才。

该文为华北科技学院教研课题“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渗透——外国文学教学新思维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之一，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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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1-01

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定性的、阐释性的、以阅读体验为基础的研究（赵永刚 2011），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研究者个人感受的影响。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在文本语料基础上进行语言研究的语料库语言学逐渐引起了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种量化的、描述性的且以概率为基础的语料统计分析，恰好能弥补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统、更可靠（赵永刚 2011）。

一、利用语料库进行文学分析的优势

Wikberg（1997）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是个案式的、动态的、从微观到宏观、意义和形式互动的定性分析；而运用语料库手段进行的语篇分析则是批量式的、静态的、从形式到意义、微观与宏观互动的量化研究。以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可以做出具体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可以轻松地统计出整个文本的字节数、形符数、类符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平均段落长以及段落长标准差等。这些具体的数值都为后续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语料库角度的文学作品分析与传统文学分析方法最大的差别，也可是说是优势之一。然而，语料库语言学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赵永刚（2011）认为，首先需要满足的是语料库的工具不能对文本或者语料产生限制。其次，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文本不会影响文本分析。最后，使用语料库的研究过程不应该需要大量的人工检查。

自语料库语言学被研究者们用于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后，其研究重点也发生过转变。李晋（2010）指出，“该领域的最初研究以归纳验证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为主，而后期逐步转向对文本‘意义’的探析……可见语料库开始被用来对比研究不同文类的文体差异，以更好地归纳文学文本的特征。”

二、从语料库入手的外国文学实证研究

张海云、谢群芳（2010）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越南著名的中篇小说《志飘》进行了检索分析，从文本特征、故事情节和写作特色等角度对此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们首先使用了Wordsmith Tools软件中的词表（wordlist）功能对文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接着又使用了主题词（key word）和词图（Plot）功能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又根据索引（Concordance）对这部作品的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概念演绎或者生搬某种文学理论进行穿凿附会的弊端”（张海云、谢群芳 2010）。

刘娟（2013）同样使用了语料库工具，从语料库文体学的视角探讨了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伊芙琳》一文的主角伊芙琳的精神逃亡。她借助语料库工具对文本的主题词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能对伊芙琳的心理活动进行一个更为客观的描述，探讨她在选择逃亡时的心路历程。这样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因文学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产生的自发性和循环论证的弊端，通过更为可观的定性、定量分析，呈现出作品凝重而深刻的西方道德伦理观。

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任艳、陈建生、丁峻（2013）的研究并不是以某一部文学作品为对象，而是针对英国哥特式小说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类小说在词丛方面的文体学特征，并据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他们认为，传统文学批评通常是基于评论者的直觉，通过逻辑思辨得来结论；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观数据，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拓展文学批评的准且行以及客观性（任艳、陈建生、丁峻 2013）。同时，这种摒弃某一单独作品或者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将某类型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学研究方向。

三、结语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将语料库工具运用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似乎已经成为了必然结果。只要能够充分掌握语料库工具的使用方法，正确认识到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劣之处，扬长补短，必定能够得到一种更为完善、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方法，从而达到拓宽和深化文学研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Wikberg K.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style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orpus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computers，1997，（20）： 311-330.

[2]李x.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J].外国语，2010，33（2）：82-89.

[3]刘娟，道德与情感的交融――从语料库文体学视角探讨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国语文，2013，29（4）：48-52.

篇（7）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个把他引入中国译介的是曹庸，曹译《白鲸》（1957 上海新文艺版）是《白鲸》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对麦尔维尔的研究可分为四类，即评论、译序、论文和文学史。本文主要考察论文这方面的研究。

笔者在中国知网里面输入关键词“麦尔维尔”，大致情况如下：

大部分论文是对《白鲸》的研究，各时期情况如下：

周珏良的《河、海、园――、、的比较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4期）开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研究的先河。最新的是刘海燕发表在《荆楚学院学报》2011年04期上的《有形的樊笼无形的囿囚――解读中“墙壁”意象与象征》。

一、发展脉络

国内对麦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突出的除了周珏良还有吴加和李万钧。八十年代对麦氏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论文只有8篇。

九十年代国内对麦氏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现了钱满素、汪义群等有影响的研究者。钱满素的《含混：形式兼主题――文书与的联想》（《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03期）指出含混开拓了多元化的理解层次，有利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汪义群的《论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纪念麦尔维尔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04期）指出《白鲸》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芒。

进入新世纪国内对麦氏作品的研究急剧深温，南京大学的杨金才尤其突出。他撰写了9篇相关论文及1部专著。他的专著《赫尔曼・麦尔维尔与帝国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掀起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另外比较显著的有韩敏中和林元富。

二、研究类型

1、总论型

这类论文总共才三篇，一般是对作家的生平、创作特点及作品的综合研究。杨金才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第1期）发表的《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简论》并将其作品大致分成三大类。另外两篇是曾艳兵的《麦尔维尔与大海》（《东方论坛》1999年04期）和聂庆娟的《麦尔维尔：敢于说“不”的探索者》（《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创作特点研究型

此类论文涉及到《皮埃尔》、《泰比》等很多作品，从叙事特点、创作意图、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长期以来，《玛迪》一直因文体的杂乱无章被许多评论家讥讽为小说中的“异类”。于建华和杨金才的《之“奇”形：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05期）指出作者刻意用这种方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探索和实验，是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这一论文扭转了其他学者的偏见，为麦尔维尔进行了。

视角比较新颖的文章还有：杨金才的《从人物塑造看的文本内涵》（《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安芝丹《试论的哥特成分》（《文艺理论》2009年11期）；郑然在《麦尔维尔短篇小说中的艾伦・坡元素》（《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3、比较研究型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类论文占的比例也较大，内容丰富多彩。

周汶在《四川外国语学报》（1999年01期）发表的《一脉相承 异曲同工――和比较分析》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动机、人物刻画、主题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菲次杰拉尔德对以麦尔维尔为代表的美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美国小说创作技巧的完善。杨金才的《从看麦尔维尔与狄更斯的近缘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比较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主题意蕴间的近缘关系，并指出麦氏对狄更斯进行了借鉴。

4、作品分析型

绝大部分研究都属于这一类。这类论文除了少数几篇涉及到《奥穆》、《皮埃尔》及其诗歌创作外，主要集中在对《白鲸》的研究。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吴格非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02期第27卷）发表的《荒谬境遇中的生命抗争――麦尔维尔小说的存在主义解读》运用存在主义阐释了该小说的现代意义。此前已有很多评论家对该作品其进行过各种解读，运用存在主义进行新的解读，不落俗套，发人深思。

对亚哈进行解读的文章也很多，但对他的评论却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人类进取力量的化身，也有人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主要论文有：戴雪芳的《论亚哈船长的“疯狂”》（《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02期），王传顺和杨敏的《亚哈之死》（《美与时代》2006，01）。

（2）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进行解读。这类文章一般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寻找《白鲸》中主要人物的原型，这类研究重复现象比较明显。主要论文有：韩德星《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02期）《谈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雷锋莲《论中的圣经原型》（西北师范大学，2001）等。

马文霞在的《对中原型意象的探析》（《时代文学》2009年02期）指出麦尔维尔并非“为原型而原型”或“原型至上主义”。这一原型解读并不是一味地寻找作品中人物的原型，而是注重于追溯其神秘原型产生的原因，不落窠臼。

（3）解读《白鲸》的宗教意义。评论家在这一方面的争论较少，一致认为《白鲸》表现了麦氏矛盾的宗教观。他一方面怀疑《圣经》中上帝的仁慈，但又不愿抛弃《圣经》教义的约束。主要论文有：孙筱珍的《的宗教意义透视》（《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04期）；朱喜奎的《中的宗教思想》（《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12期）。

（4）从生态伦理批评的视角分析作品。随着近年来生态批评热潮的兴起，从这一视角研究《白鲸》的论文急剧增加。这一方面的主流观点是《白鲸》表现了作者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持这些观点的主要论文有：郭海平的《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03期）；徐明和李欣湘的《论的生态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有些观点认为《白鲸》表现了作者矛盾的生态伦理观。周海燕和杨正和的《解读的生态伦理困惑》（《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05期）阐释了麦尔维尔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

（5）探讨《白鲸》的主题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白鲸》主题的阐释都没能达成共识，有的视其为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有的揭示其复仇主题，众说纷纭。

韩军利的《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01期）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其复仇主题进行分析。用原型分析解读主题，可谓别出心裁。熊伟和侯铁军在《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的《清教预表法与美国文学中的救赎主题――以、和为例》指出作品中救赎主题与《圣经》中三种救赎主题的相似性，论文把救赎主题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6）探讨《白鲸》的象征意义

这类论文所占比例也较大，一般探讨白鲸、主要人物、白色等的象征意义。

张立新的《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象征意义的重新建构》（《国外文学》2006年03期）指出：麦氏不仅支解了美国文学中“白色”的神话，并对“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进行了重新建构。陈秋红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02期）的《象征意义的文化阐释》从三个不同层面对《白鲸》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剖析。

三、结语

纵观国内对麦氏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中不足的是重复现象极其突出，例如关于《白鲸》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和生态批评解读等一再重复。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一些毫无新意的重复显然是应该避免的。此外，国内的研究只涉及到麦尔维尔的一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白鲸》，他的诗集和其他作品如《雷得本》、《白外衣》等则少有涉及，以后的研究可以致力于这些之前不被关注的作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位作家。另外笔者注意到国内与国际麦尔维尔研究的对话与合作研究几乎没有，以后应多加强国际合作。总体而言，我国对麦尔维尔作品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整体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Robert S. Levine. Herman Melville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韩德星.谈《白鲸》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研究，2000（2）.

[3]韩军利.《白鲸》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J].世界文学评论，2009（1）.

篇（8）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篇（9）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全球信息化时代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2010JK011）系列成果之一。

自歌德(1827)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到波斯奈特(1886)提出“比较文学”的名称，如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业已走过100余年的历程。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自19世纪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强劲，以至到了20世纪中期差不多成了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每况愈下，几近死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有学者断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了中国[2]”。但在分析考察这些大量的成果之后，我们依然“能看到明显的分歧，由此也隐含着若干争论，并反映出众学者认识上的一些困顿[1]”。

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

在一门学科已经发展了近百年还在探讨其学科性质是不得已的，“这是因为它‘患’有一个自它诞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个与生俱来的‘病’：学科地位归属不明。众所周知，作为一门新兴的、年轻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归属不定:在美国的某些大学，比较文学本来已有自己独立的系，但近来却被归属于英文系了；在中国，自80年代初起，比较文学一直是归属在‘外国文学’学科下的，但是从前几年起它却被划归到了‘中国文学’学科的门下。比较文学被如此划来划去，不是基于对这门学科的科学论证，而是出于人们对这门学科的主观印象，即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事，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较文学成了我国人文学科中的‘蝙蝠’”[3]。

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属于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学科，也不属于中国文学学科，严格讲来，应该属于普通文学，（就这一点看，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相当），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上位学科。

此外，比较文学与翻译学，译介学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张旭（2007）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

比较文学的学科目的

如果前文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目的就会相对清晰。这一点从比较文学的命名上也可略窥一端，运用“比较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或同或异”。所以比较文学的宗旨就是“探求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乐黛云先生（2009）认为：“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世界。但是差异在世界上并非各不相干，而是在某种普适性之下共存……应该说，普适性寓于差异性之中，正是有了差异性，普适性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只强调差异，把差异变成了各个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排除了差异之间对话、沟通、互补的共同基础，结果只能是既取消了普适性又取消了差异性……人为地使差异性和普适性之间发生深刻的断裂，片面强调差异之间的“不可通约”显然是不可取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之间的断裂，影响了各方面的和谐，使对话难以进行，社会难以发展。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回返普遍与特殊的正常关系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更是使比较文学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环节。[4]”

法国学派偏重于“法国文学给予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美国学派则侧重于“没有影响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同”，相对而言，对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关注不够。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则在关注文学“普适性”的同时，给予了“差异性”相当的地位。

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篇（10）

“外国文学经典”课程是我校秘书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一般安排在大学四年级开设。它主要讲授从古希腊文学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约三千多年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家作品，是秘书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随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外国文学经典”成为了选修课，课时量也随之减少。通过笔者近两年的讲授发现，在选课的学生当中，有的是出于纯粹的兴趣使然，但大多数仅仅是为了修够学分，“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由此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一、当前“外国文学经典”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学生作为接受者，缺乏主动性

作为一门专业拓展课，“外国文学经典”课程囊括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直至20世纪当代文学的内容，时间跨度大;而且本课程包含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所涉及到的民族和国家非常多，代表作家作品更是不计其数;此外，在几千年文学发展史中，文学思潮迭起，流派纷呈，学生作为接受者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太多，再加上外国人名太长，不好记忆，容易混淆，总是张冠李戴，读作品时往往很难顺利读下去。如古希腊文学中的古希腊神话，在神话体系中涉及到几十位神话人物，几乎每一位神的名字都很长，到古罗马时期一些希腊神的名字又被改为了古罗马姓氏，学生在刚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便遇到了难关，这些冗长难记忆的外国人名已经让学生望而却步、难以理解了。二是经典文本距离现实生活久远。许多学生更喜欢富有喜剧性、轻松化的作品，如《傲慢与偏见》;侦探推理类的作品，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科幻类、魔法趣味类的作品，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学生审美趣味与教学内容背离的现象令人担忧。三是“外国文学经典”是在大学四年级开设的，之前已经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学简史”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西文学的迥异性使得学生认为只有中国文学才是经典，中国文学容易学，学好中国的就够了，对外国文学缺乏兴趣。

(二)教师作为讲授者，缺乏创新性“外国文学经典”

任课教师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再加上学历结构参差不齐，在授课过程中容易持保守心理，缺乏创新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在讲授作家作品时，往往拘囿于教材中所持的观点，如“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延宕揭示了当时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性”、“安娜是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形象”等等。这种批评方法拘囿于政治性和阶级性，缺乏深刻的人性内涵解读，使得本来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变得暗淡无光，单调乏味。二是“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多年以来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主要讲授经典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地位影响”等，这种常令学者诟病的教学方法将文学现象和文学内容割裂开来，使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即是由这些固定板块组成的，缺乏整体的把握和审美上的定位感。三是大学课堂和中学课堂最大的不同，即“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也被应用到了“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导致教师本人在唱独角戏，而学生的参与互动是缺席的，不在场的。这使得本应丰富多彩且充满幻想的异国文学世界变得沉闷、枯燥。

二、当前“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如何改变目前沉寂的状态，让“外国文学经典”课程释放出新的活力，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要求，也是高校培养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改进:

(一)发掘人性内涵，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教学目标之一。从某种程度上看，外国文学就是一部关于“人”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认识自身、发现自身的历史。因而，教师对于“人文精神”的讲解一方面需要贯穿整个“外国文学经典”课程，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使他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人文精神”。如现代人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片面追求钱财，淡漠感情，造成了人的异化，已成为广泛现实。20世纪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深刻洞察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其代表作《变形记》中，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卑微做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工业化生产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却并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仍然在困扰着人类，精神上的失落和迷茫在呼唤着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引入比较意识，注重中西对话

“外国文学经典”课程一般安排在秘书学专业四年级开设，学生们已掌握了一定的中国文学基础知识与理论思维能力。学习本门课程时，能较容易地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加以比较认识，并且均可将两者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新的阐释，这样更能显示各自的特色，使学生加深对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的认识。中外文学比较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在讲古希腊神话时，可以将中国神话引入其中，通过中希神话的比较来使学生加深对古希腊神话特点的认识。首先，希腊神话具有系统性，分为谱系分明的三代神族，而中国神话则相对零散和杂碎;其次，希腊神话中，每一代神王都是通过暴力性夺权来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而中国神话中的权力更替则通过和平的方式即“禅让制”来获得;最后，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中国神话中的神与希腊神相比，在外貌上具有“半人半兽”的特点，但是他们道德高尚，注重节操，都是人类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古希腊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它重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主观能动性，崇尚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而中国神话衍生的中国文学则以“教化至上”、“文以载道”为文学传统。再如，《荷马史诗》中的两部作品由于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在此种情境下可以带领学生引入对“中西英雄崇拜”的讨论，分析中西英雄界定标准的差异;在古希腊悲剧的讲解中，让学生思考“中西悲剧的异同性”;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品《哈姆莱特》中，引入的《原野》，让学生讨论哈姆莱特和仇虎“复仇”主题的差异性、奥菲莉娅和金子两位女性形象命运的不同性;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中西文学比较的例子，如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和中国的古典诗歌对比、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和中国现代派诗歌对比、作品《飘》中独立自强的郝思嘉和《红楼梦》中精明泼辣的王熙凤女性形象比较等等。通过这些比较，学生已不再被禁锢在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世界中，而是本着拓宽视野、积极思考的方式，使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交流碰撞融合，实现中西文学的深层次对话。

(三)创新教学模式，提升课堂品味

“外国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本应充满人文性、社会性和生活性，但是传统教学忽视课堂教学中人的生活体验，重视书本知识的“记诵之学”，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大都习惯于不动脑筋的被动的“听”学。听老师讲课，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试完后把笔记忘得一干二净。“外国文学经典”教学面向现实生活世界，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教学模式，对学习环境进行重新建构设计。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君提出可在教学中创建以“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教学模式，这对当下的传统外国文学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如“听”即欣赏经典音乐歌剧作品，《费加罗的婚礼》、《茶花女》、《浮士德》、《奥赛罗》等等皆是歌剧界的翘楚;“写”即撰写外国文学论文，将文学作品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述;“做”即制作多媒体作品，在课堂上与教师同学进行双向交流;“演”即演出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使学生切身地去体验作品角色。这种模式是实施课程内容设计的保障，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角色发生了改变，并对其创造性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够积极发展自我，承担起主动学习的责任。与此相关，为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模式活动的积极性，还可改革考试形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机制，平时成绩可占到总成绩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加大其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平时成绩的内容除了最基本的考勤和提交作业之外，还包括学生的研究论文、读书心得笔记、多媒体作品、演出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等，将评价机制贯穿于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促进课程的多元化发展。

三、结语

当然，在“外国文学经典”教学过程中尚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和总结，“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理应走出原有的局限，教师应及时改进与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引发学生学习兴趣，顺应时代的潮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国文学经典”课堂教学质量，推进“外国文学经典”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林精华，吴康茹，庄美芝．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与改革开放30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谢南斗．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J］．外国文学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