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共行政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以教师为主体，课程全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而学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课堂讲授中度过每堂课，在考试时，死记硬背成了代名词，考试之后，学生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更别说在实践中有效的运用了。那么这样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教学过程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就更谈不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而教学，实际上应该将学生放到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教师每节课填鸭式的全堂贯穿讲授。

2教学缺乏实验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

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3教学缺乏实践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

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

4教学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

授课内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二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

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

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

到教学计划中来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篇（2）

在191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上，美国还是作为行政科学研究的后来者出现的。美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并未发出什么声音，以下就是由求学网为您提供的浅谈从行政科学到公共行政。

但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在行政科学研究方面尚未构成对欧洲中心的挑战。美国学者甚至还需要为自己的参会名额而伤透脑筋，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美国在这一场合得到足够的代表。此外，两次大会的主席分别由时任比利时下议院议长的科尔曼和法约尔担任也是对这种情况的注释。当然，从大会的分会场看，市政行政、州与市之间辖区的行政、公共和私人的中央组织、国际行政与文书以及公职培训和改进行政方法等分议题的设置表明，美国学者是有发表意见的空间的。在怀特的发言中，则把法约尔尊称为大陆公共行政的一位领军人物，从而表达了美国学者试图对会议讨论内容加以引导的意图。但如果说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行政科学与公共行政两个词语的明晰差异的话，那是言过其实了。不过就美国学者与欧洲学者措辞上的差异看，显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

1923年的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反映出了当时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些总体性特征。首先，大陆学界与英语学界在研究取向上的不一致暴露了出来。大陆学界在法约尔的主导下持有的是一般行政的视角，而英语学界则坚持公共行政的概念与学科建构的方向。其次，在英语学界内部，英国学者的研究仍然占有相当程度上的主导地位。比如，在美国人最为熟悉的第五个(人事行政)问题上，这次会议最后督促每个国家都以英国公共行政学院为样板而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院。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却逐渐淡出了公共行政研究主流学界。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享誉国际公共行政学界的怀特与老莫舍尔麦克斯韦尔学院第一任院长、ASPA第一任主席还在感叹美国缺乏一个像英国公共行政学院那样的机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英国公共行政学院本身是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他们更容易接触到高层次国家行政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强调事实的学术氛围下，美国学者的草根色彩更为浓厚，特别是在罗斯福倡导公共关系以前，美国学者几乎无法接触到联邦行政的一手材料。相比之下，英国学者的发言显然要比美国学者更有底气，也更容易得到实践者的认同。但也正是由于英国公共行政研究浓厚的官方色彩，从而限制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方面的追求。

然而，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眼里只有事实的人是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科学家的。真正的科学家必然拥有一种超越事实的理论意识或学科意识，否则，就永远只能在事实的迷宫中困步不前。美国学者虽然受到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限制和受到科学管理精神的感染而同样注重事实，但由于他们更难以接触到实际情况，从而不得不在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方面做出更多思考，并承担起了领导公共行政学科建构的任务。

篇（3）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1978年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核心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超级秘书网

5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参考目录：

篇（4）

人作为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主体应当受到重视，落实公开招聘制度、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激励制度，不仅能够促使用人行为、人员考核行为等得到规范管理，而且还能够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高效性，对高等学校内部各项工作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探索创新、优化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方式，就应当从高等学校人员管理方面入手，对其实施科学管理，将人员管理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为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实践

1.高等学校行政人员聘用实现了分类分级管理

为了系统的开展行政管理工作，高等学校在行政人员招聘任用工作中应用了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在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机制的工作中，对高等学校各行政岗位实施合理的分类，提高了行政人员招聘任用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秩序性，为评价机制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对行政人员实施分级管理，能够促使行政人员队伍内部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进而促进全体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在行政岗位管理工作中，其制度的改革对行政岗位实施了明确的分类管理和分级管理，使得各行政岗位职责得到明确界定，将高等学校内的行政岗位分成管理岗位、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个类别，并将管理岗位细分成十个等级，将专业技术岗位细分成十三个等级，将工勤技能岗位细分成六个等级。并且高等学校还对各类各级行政岗位职业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促使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行政岗位体系得到有效构建。高等学校的自主招聘任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校自治，符合现代高校制度的核心思想，在人事管理方面，学校自治强调了工作人员招聘任用工作的独立性，要求在不受国家行政力量限制影响的情况下实现对内部人员的自主管理。同时，“管理权力下放，管理重心下移”的贯彻和落实为现代高校管理体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前提。

2.高等学校行政人员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得到贯彻和落实

对目前情况进行分析可知，高等学校的行政岗位主要是指校内行政人员受聘上岗后的工作岗位，其工作绩效主要是依据其岗位职责范围、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以及工作环境而定。高等学校行政人员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是一种将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结合而成的综合制度。通过对行政人员劳动成果的考核和评价得出量化数值，进而根据其量化数值支付行政人员劳动报酬。高等学校行政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的贯彻落实效果对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意识产生积极影响，不仅能够促使行政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还可以促进高等学校的发展目标得到充分实现，为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二、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现阶段高等学校行政人员管理工作开展状况进行分析可知，高等学校行政人员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漏洞。一些学校在确定考核评价标准的过程中具有一定倾向性，有失公允。在行政岗位考核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对行政人员的工作规律进行充分考虑，在评定行政人员工作情况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较高的目标，导致行政岗位考核评价标准的制定与行政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严重不符。与此同时，相关竞争机制较为滞后，未得到及时的更新。并且在实施人员聘任制度的过程中未能将人员聘用制度落到实处，导致行政人员工作过分自由和放纵，在没有工作压力、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形成懒惰、散漫的工作风气，使行政人员不能将全部精力放在教务管理工作上，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阻碍了高等学校的发展脚步。

三、创新优化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1.创新高等学校综合管理制度，优化行政管理效果

在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高等学校应当根据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特点运用相适应的聘用管理方式。始终坚持知人善用的原则，促进行政人员资源和骨干人才资源得到深入开发和应用。为此，高等学校可以采用柔性管理原则，运用专职和兼职并存模式，引进领域专家扩展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思路，促使人才聘用制度得到落实。同时，高等学校还可以结合行政管理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管理制度，促使管理工作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促进领域精英跨行业、跨地域、跨院校的交流融合，进而极大限度的促进领域精英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另外，在创新高等学校行政人员聘用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在借鉴国外聘用管理制度的同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构建长短聘期结合、专职兼职共存的聘用管理机制。

2.创新行政岗位绩效考核制度改革，优化绩效考核工作

在完成高等学校行政岗位聘用制度创新工作后，应当创新与之相配套的岗位绩效考核制度。若是高等学校未建立较为科学、完善的师资分配制度和绩效考核评价制度，那么会影响其师资分配工作和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工作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应当坚持激励性原则开展行政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工作，将激励理论联系到实际工作中，促使行政人员绩效工资与其职责范围、技术含量、劳动强度等具体情况挂钩，为此，高等学校应当分层设计行政人员的绩效工资，使不同能力行政人员的绩效工资拉开一定差距，进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促进校内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进取心得到充分的调动，为良性竞争氛围的营造奠定基础。同时，高等学校还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性因素，在保证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关注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促使绩效工资制度得到科学、合理的建立，保证行政人员工资收入的可持续性。综上所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主体是人，应当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并在人的管理方面加大力度、努力创新，促使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得到优化和完善。同时，还应当立足高等学校长远发展目标，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证行政管理工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学校长远发展。另外，高等学校还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将行政改革作为切入点，努力完善校内各项工作，为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官明辉.高等学校行政管理规范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8(5):109-112

[2]熊彬.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创新思路的探寻[J].科教导刊,2016(10):17-18

篇（5）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3-0138-01

摘要：关于语文教育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在多年的争论中，语文工具化教育与语文诗化教育的争论是最为激烈的、语文教育工具性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现今，在语文教育日益发展的21世纪，语文诗化教育冲击着传统的语文教育方式，其实，早在孔子时期，就已经对诗化教育做出了肯定，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都认为“诗”对于语文教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中国语文教育的进程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语文教育工具性和诗化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结合将成为未来语文教育一种主流，将使语文教育的方式更加适合于当代教育的需要。

关键词：教学　语文工具性　诗化教育　模式化教学

目前，语文教育遭到各种批评。高校教师反映：学生语文水平不行，语文入学分数高，而读写听说能力低。而写作能力尤低。中学教师也反映有些事情让人弄不懂：语文能力强的常得不到高分，得高分的又常是极其一般的。社会上反映：别说中学生了。有些大学生写的东西都很不像样。语文是给学生奠定基础的一门学科，成绩糟糕，自然会被大家评说。但质量糟糕到几乎是众口一词，那就不得不正视、不得不到认真对待了。因此，如何进行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就成为语文中一个争论的话题。

在众多的争论中，最激烈的当数语文工具化与诗化教育之间的争论。二者的各自拥护者引经据典，证明语文如此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者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争论呢?它们各自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呢?要对二者的争论做一个公正、客观的评论，虽非容易事情。但是对它们二者争论的探究可以给我们启示。有利于我们的语文教学。要对二者的争论做一个评论。

首先，我们必须对二者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996年，国家教委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明确了语文学科性质的新概念。大纲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突出了语文是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的本质特点，使其区别于物质工具，全面反映了语言是思维和交际工具的特点。

总之，语文的工具性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并在语文教学中指导着语文教学。也给语文教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纯工具性的语文教育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

第一，它抹煞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排除了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完全处于学习的被动位置。《狐狸和乌鸦》中“说说乌鸦为什么上了狐狸的当”这一题，也就是问乌鸦上当的与昂因，其实这个原因又很多，而我们的老师却给学生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乌鸦喜欢听奉承话”，这严重的桎梏了学生的思想，把每一个学生都放进了老师的思想模具中，复制出无数个相同的思想。

第二，在处理工具性与其他属性的关系时过分强调工具性的重要性，忽视了其他属性的存在；在理解语文工具性概念时彻底切断了工具属性与其他属性的密切联系，孤立机械狭隘地划定工具性的内涵外延，从而导致了语文教学实践的片面机械。使得学生对于老师遗漏的只是没有一种探索的意识，对只是的了解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

所以语文“工具化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今社会的教育模式，我们必须探寻更加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教学方式。

要培养人，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人的品性，二是人的学识，而以品性尤为重要。而最能培养人的品性的我认为莫过于使教学艺术化、诗化，这是诗的功能及优势所决定的，这就为我们引出了“诗化教育”一说。

语文诗化教育就是使语文课堂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课堂，成为一个对学生知识进行再创造、重建构的课堂，成为一个使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诗情去观察自然、用自己的诗心去理解别人、用自己的诗性去体悟人生的课堂，成为一个搭建起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对话平台、弥漫着浓郁的思想和生命的气息的课堂。让课堂犹如一个思维激荡和灵感勃发的磁场，充满着不可预料魅力的新的教育方式。

诗化教育应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以诗为文本的教学。这是诗化教学之基础。尤在语文课中必须加强教养学生阅读诗歌兴趣，提高其品评鉴赏分析领悟诗歌的能力，从而激发创造欲，学会用诗来表情达意，起到既炼语言，又提思维的效果。第二以诗为诱发点的教学。这是诗化教学的拓展，即以诗为根本样式，延及其它一切文学文本，以促使学生审美感受和情感思维的塑造。第三以诗为思维逻辑的教学。这是诗化教学深化和最终归结点。用诗化思维、逻辑、诗化的境界去感染激励学生。最终完成群体的人文化，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以人为本”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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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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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行政发展中对于两种理性的选择

(一)古典公共行政选择了工具理性。1887年威尔逊发表了其重要论文“行政之研究”,这标志着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被从政治学中破茧而出。行政学自诞生之初,就是将公共行政实务定位为一个操作的技术领域。威尔逊在这篇经典论文中指出,建立行政学之主要目的在于探讨:“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1](p1)可见,威尔逊对行政主要内容以及建设行政学之主要目的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即研究采取何种高效率的技术工具去执行属于自己、并且能够做好的事务。“工具理性的主要标准在于效率”[2](p41),他的对行政旨要的期待,其实就是对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工具理性”的追求,抑或是倡导“工具理性”引领公共行政发展。这使得作为公共行政实务理论的公共行政学,从诞生就开始逐渐摒弃政治学的纯粹的规范性研究。由古德诺所发扬光大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亦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领域,而应以追求“效率”为核心。这与威尔逊对行政旨要的概括如出一辙,甚至比威尔逊更为彻底的将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抛得更远。事实上,将政治与行政完全分开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行政实务中也是没有必要的。政治无时不在影响着行政,行政也从来都无法完全无视政治的影响,而仅仅专注于“效率”主义。马克斯•韦伯所构建的官僚制组织结构,被其冠之以“理性”之名,他认为建构在理性基础上的官僚制能够以职业化与专业化的优势克服资本主义建立初期“政党分赃”所造成的政府动荡和低效。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能够解决政府低效的弊病,是一种最佳的“理性”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服务于行政的执行,能为行政的执行带来高效。由此可见,韦伯在行政问题上也是个“效率”主义者,这也契合了他自己提出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趋向。但事实上,韦伯所构建的“理性官僚制”一方面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组织的效率;一方面却从一开始就在制造着的弊病:组织的冷漠、行为刻板、机构膨胀……。早期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同时期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源于以利润为追求目的的企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管理方法自然要以“效率”为导向。因为效率越高,获得的利润越丰厚。在这种“效率”主义管理思想的影响下,古典公共行政理论自然也就沉迷于以效率核心的工具理性之中。在古典行政理论指导下的当时的公共行政,自然也是工具理性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务对于工具理性追求的狂热,有其现实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生产高度发展,急剧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人们关注“高效率”带来的物质迅速增加,逐渐被“技术”带来的“效率”所征服,政府也不例外。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不可避免的为社会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并且新问题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和严重,这样引发了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为了应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弃“守夜人”的身份,更多的去运用合理性的工具去解决眼前的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稳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时的政府的行政行为,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它所追求的是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如何以现有的资源提够更多更好的服务?二是如何花费最少来维持来服务的水准?”[3](p68)。

(二)新公共行政学派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工具理性的倚重,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人文价值的丧失等,这并不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开始对以效率和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公共行政提出质疑,认为其有局限性,并对其提出了挑战。建构于理性官僚制与行政二分原则基础上,以效率中心主义为依归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渐渐显露出其理论难以解释实践、理论难以指导实践,甚至误导实践的弊端。一大批学者开始反思公共行政领域以“效率”为核心的工具理性霸权所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发起了新公共行政运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目标和基本原理是对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的、经济的和协调的管理,新公共行政学把社会公平加入到传统的目标和基本原理中。”[4](p68)新公共行政学将行政学研究与实务由专注于“效率”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导向了对社会价值的重视。因为,人毕竟不是冷漠、无情、贪婪的纯“经济人”,人更应是充满各种人文理念与情愫的“社会人”。相对于对物质的渴望,人更愿意去追求“人性”的关怀。新公共行政倡导价值理性,即是看到了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流失这一恶果,从而呼吁行政学研究与实务应更多的导向“价值理性”,更多的关注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中,以沃尔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最为突出,他们毫无例外的指责古典行政理论之不足,主张行政学价值理性的回归,他们认为,公共行政应当首先明确方向,然后才能追求效率;否则,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很可能会导致“政府之恶”。这里所说的方向,即是价值理性的各个维度,如民主、公平、公正等。随着“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以效率和经济为中心的思想也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在批判与吸收的基础上,新公共行政把社会“公平”等价值理性提升到了公共行政的重要地位,强调把社会“公平”等价值理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核心。它突破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对政府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公共行政的崛起及扩展,反映出行政学领域出现“工具理性”的迷茫,亟待“价值理性”回归,为公共行政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新公共行政在倡导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同时,并没有给工具理性一个很恰当的位置。这是公共行政健康发展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需要通往终极价值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工具理性。新公共行政学派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为人们要重视“公平”等价值理念大声疾呼,从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三)新公共管理在两种理性间作出了平衡。20世纪70年代后,肇始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被冠以“管理主义”之名,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注重借鉴工商管理技术、引入市场机制,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新公共管理的效率取向使得公共行政学的理性选择,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从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价值理性回归到了工具理性。但是,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而只是在重心上向工具理性倾斜了。因为,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阶段,新公共管理更清醒的看到无论是工具理性抑或是价值理性,都无法成为推动行政健康发展的唯一力量,行政理论与实务需要在价值上同时重视两种取向,而不是倚轻倚重。工具理性是公共行政终极宗旨的手段或途径,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的最终依归和工具理性的努力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曾在很长时间里都在争论公平与效率的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也即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谁更应成为时下发展价值依归。

三、未来公共行政对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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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16-06

尽管在以追求实用为主要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界，套用语言哲学的名言“没有语言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皆无效”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免显得危言耸听，但是当语言哲学的历史已跨过整个20世纪，将语言哲学的重要原理引进（同样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公共行政学，也许恰逢其时。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一项尝试，即运用语言哲学的图像论、游戏论、修辞论，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从而分别揭示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修辞性质以及此三项性质的相互关系。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

语言的图像论，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如同图像那样摹画世界：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伦理学（绝对价值）不可说、从而必须对其保持沉默。因此，依据语言的图像理论，可以推知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并需要基于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对其予以说明。

（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同构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不仅包括实际发生的事实，还包括在逻辑上可能的事态。他基于分析思维认为，事态由基本事态构成，基本事态由对象和对象组合而成。在与世界相对的另一面，语言由基本命题构成，基本命题由名称和名称组合而成。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表现为：名称代表对象，基本命题代表基本事态，在总体上，语言就像一幅图画那样，表现整个世界（包括逻辑上可能的世界）。

公共行政学语言所摹画的世界，同样包括已经发生的行政世界，以及还未发生的但在逻辑上可能的行政世界，前者构成公共行政学的实证研究对象，后者来自公共行政的“乌有乡消息”，它反映人们要在现实的周遭世界重建公共行政“乌托邦”的愿望。而无论对于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还是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均可以被沿着“命题一基本命题一事物名称”的分析路径，追溯至公共行政的现实世界的具体对象。

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证研究而言，泰勒、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在进行动作研究过程中，不仅记录了不同工人的动作流程，并且将这些动作流程分解成最小分析单位，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最终得出“科学”的工作动作和流程。在此过程，他们使用的典型语言：“生铁搬运工弯下腰，搬起大约92磅重的生铁，移动数英尺……一名最优秀的适合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一天中只有42%的时间有负荷”，直接由事物的名称和名称组合成基本命题，然后由基本命题，经过逻辑连接，得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原理。西蒙在其《行政行为》第1版前言中说道：“我们必须能够用文字精确地描述管理型组织的面貌和运转状况。我试图构造一套能够进行上述描述的词汇，本书就记录了我从中得到的结论。”在这本前身为《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的博士论文中，西蒙忠实的执行了深受前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原理，他从“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管理理论的词汇”，并逻辑地构造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列举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形象地为人们呈现出相应的公共行政图画，（例如里格斯借用光的折射图，摹画转型社会的行政模式；企业家政府理论认为某些优秀的政府部门正在像企业那样运作），这些图画或理论深刻描画了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运作过程。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语言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在逻辑上的可能事态，而且同样可以分析为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具体对象。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新公共行政学集中地摹画了逻辑可能的公共行政的公平世界。对于作为公平行政世界要义之一的“比例公平”原则来说，不仅公共行政领域的任意两个人的收入和付出，均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对象，而且各自的收入付出之比，也完全可能在逻辑上具有相等关系。同样，作为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机会公平、代际公平等原则的理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原则，也完全具备对象的真实性（宪法上的基本自由、每个人的经济、社会利益等）及其在逻辑上（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进行合理组合的可能性。同时，从上述例证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志于在现实的行政世界构建“比例公平”、“机会公平”、“代际公平”以及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出来的“自由平等”、“差别原则”等理想状态之旨趣。

（二）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中的名称的意义，是它指称的对象；由名称和名称合逻辑的组成的基本命题的意义，是它表达的基本事态（包括可能事态）；基本命题和基本命题符合逻辑地连接，组成（复合）命题；“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事态的图像。”因而，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符合逻辑地表达事态（包括可能事态）。此外，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所表达的事态是否与实在相符合：“若一个基本命题为真，事态就存在；如果一个基本命题为假，事态就不存在。”

由此可得，符合逻辑的说出一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是“有意义”的，即它逻辑地表达了某种公共行政的（可能）事态。它一方面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包含着某种符合逻辑的“语义”（即“意思”），另一方面在其表达可能事态（或应然事态）的维度，还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有“价值”。但是，符合逻辑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如果要是真的，还需要追加一个条件，即其表达的公共行政事态必须客观存在。如果人们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所表达的事态的真实性，那么就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的真假，这对于追求建立公共行政“科学”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表达公共行政应然事态的规范研究，确实是“有意义”的。正如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范研究，新公共行政学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公平世界）的语义，而且对于公共行政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它在事实上使得一社会公平，俨然已经作为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心而取代了传统技术性效率的地位。而对于行政“科学”或实证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其“有意义”，而且需要基于事实鉴别其“真假”，从而获得某种关于行政过程的真理性命题。例如，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命题，古德诺既基于“政府机构的分立”的事实，证明其真理性，又基于“在各政府机构领地的交界地区都存在着‘公地’”的事实，证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虚假性，进而得出“政治与行政相协调”的命题。而西蒙作为行政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行政行为》附录中直接表达了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是科学命题，就可以从事实意义上判断其正误。反过来说，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可以判断其正误，就是科学命题。”众所周知，西蒙的《行政行为》也确实是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的真实写照。

（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哲学关于语言图像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它提出了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需要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伦理学，其实是指表达绝对价值的伦理学，不包括表达相对价值的伦理学，即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是指“绝对价值不可说”，或者说“我们需要对于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如果以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标准，衡量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于行政伦理的言说，可以得出：行政伦理学对于“相对价值”的言说，实际具有行政“科学”的属性，而行政思想史上存在的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则由于越出语言的界限，成为一种无意义（无指称对象）的胡说。

例如，库珀在其饮誉全球的著作《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对于行政伦理的论述始终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库珀无论是对于行政伦理的思考层次、决策模式，还是对于行政责任的来源、责任冲突的化解途径、内外部责任控制机制等的论述，均以某种“事先设定的标准”，诸如具体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上级指示、公民利益、内心信念等，作为评判行政行为的伦理依据，从而均成为了相对价值判断。他至多在多元主义的后现代背景下，声称“我们还是需要自我组织起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确定（具有相对价值属性——笔者注）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准则等行为标准，从而确保我们的生活世界富有意义”。对于“普遍的、‘神授’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库珀认为其在后现代社会已“不再具有最终的立足基础”。由此可见，具有“相对价值”意义的行政伦理的确立，均可以被还原为特定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作为的事实的行政行为和作为事实的具体伦理准则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或者具体的“对话协商”过程，从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里只有事实、事实，还是事实，而没有伦理学”，因而，作为纯粹事实判断、探讨“相对价值”的行政伦理学，便具备“科学”的性质。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也存在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古利克宣称“效率是行政价值尺度上的最高原则。”到了新公共行政学时期，作为该学派哲学基础的罗尔斯正义论宣称：“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公平至上”便取代传统的“效率至上”，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依据维特根斯坦关于绝对价值不可说的观点来看，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关于公共行政“核心价值”、“最高原则”的承诺和争论，就会由于并不存在指称对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胡说。原因在于，西蒙已经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证明处于粗俗世界的人（而不是神），并不具备全面理性或寻求最优的能力，那种关于人类决策的最优化模型“也许可以当作老天爷的心理活动模型”。维特根斯坦也指出：“我们不能写出这样一本科学著作，它的主题在本质上就是最好的，是在其他主题之上的。”因此，如果要合理阐释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公平至上”、“效率至上”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将其转变为或还原为特定语境下的相对价值判断来理解，即诚如古利克自己所说：“我们最终被迫根据政治价值尺度和社会秩序调节纯粹的效率概念”，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说：“在效率和经济之外，将社会公平看作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由此，我们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阐述行政伦理之时，必须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

语言的游戏性质，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将语言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考察语言的多种多样的用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则以及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得出了“意义即用法”、语言存在不同使用规则以及“言语行为”等重要原理。如果结合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那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可以表述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的规则；公共行政学语言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

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人类交往活动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语言的意义，他把“语言和那些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由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纷繁复杂，因而，镶嵌在人类交往活动或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的用法（语言游戏）也就具有多样性。就是说，“要理解语词的意义，就是要掌握该语词是在怎样一种确定的活动中被使用……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或者“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着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

运用“意义即用法”的原理，考察公共行政学语言，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这意味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存在先验的固定的含义，它随着人类行政实践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关键词，“行政”语词就存在不同用法。它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指对于“国王”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时代的美国，是指对于“国家”意志的执行。在“洪宪帝制”（大帝）时代的中国，行政还具有“法外治权”的含义。在实行“议行合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往往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在当前的行政学教科书中，一方面存在关于公行政与私行政的区分，另一面企业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又表明，企业管理方法同样可以被用来管理政府。凡此种种，我们均称之为“行政”。这实际上表明，存在多少种行政实践的类型，也就存在多少种“行政”语词的用法或意义。如果仅仅将“行政”单调地解释为“国家意志的执行”，那么无疑错过了“行政”语词的更为开放多样的意义或用法。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游戏的规则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日常生活之中关注到语言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将语言与实践相交织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既然语言与实践遵循互动（而非受动）关系，就意味着语言既可能与实践玩一种同质性游戏（直接遵守实践游戏规则），又可能与实践玩异质性游戏，即语言试图对于实践游戏的规则作出修改。

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与行政生活互动过程中，同样会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规则。而且，基于行政思想史来看，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往往同时具备上述两项功能，即特定的公共行政理论在确认（或修改）某种行政生活规则的同时，往往意味着试图修改（或确认）他种行政游戏规则。依据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确认行政游戏规则为主、还是以修改行政游戏规则为主，我们可以将公共行政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以确认行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韦伯在迈向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抽象出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运作机制，倡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应当主要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希望借助于神秘型组织的“超凡魅力”，来补救官僚制组织的机械性和沉闷性弱点。里格斯在二战之后，经过实地调查，描述了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行政游戏规则，但在其整个进化论式（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中，暗含着行政游戏规则应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西蒙基于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发现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并进一步论证了制度理性的限度，从而也暗含对于全面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的批驳。

其二，以修改行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它们以倡导规范性理论的新公共行政学和黑堡学派为代表。这两个学派均反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模式，同时均倡导建立以主义、贤明治理和高度公民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游戏模式。

其三，确认与修改行政游戏规则并重的公共行政理论。泰勒将“第一流工人”的动作流程制作成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强制性地推广到整个工作场所。麦格雷戈既认可对于贪婪、消极的庸人实行“强硬的”管理方法，又主张调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实行温和的、参与式、授权式管理模式。登哈特基于美国传统的社区实践、公民精神和服务理念，批评企业家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桨”模式，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模式。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

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理论，是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简明道理：人们说一句话（表达语义），通常怀有一定目的（语行），并希望取得相应效果（语效）。用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术语来讲：人们借助于语言表达，主要履行三种行为，即“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说话就是做事）、“以言取效行为”。

将公共行政学语言置于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考察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语行、语效，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仅包含理论上的含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表达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也不纯粹是一种理论活动、并会取得相应理论效果（做出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包含对于日常行政生活的语义、语行和语效。

首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可以在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被合理地理解。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学语言符合逻辑地说出了具有指称对象的命题，这些指称对象均现实地存在于行政生活之中，所以它们均能够获得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语义。甚至那些（在科学意义上）对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胡说”，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合理地理解，因为所谓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最高原则”在于“效率”或者“公平”，在日常生活意义上，不过是说效率或者公平对于公共行政“非常非常”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并不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因而它们必须获得足够地重视才行。

其次，公共行政学语言包含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但需要说明的是，以改造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通常明确地表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而以解释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便往往是一种言外之意。例如，威尔逊、泰勒、法约尔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明显地符合“说话就是做事”并取得相应语效的标准。威尔逊通过宣扬政治与行政二分，推进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减少行败的效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本身即产生于工厂管理的实践，因而其理论生产和工场实践直接地合为一体，从而更为直接地表现出理论的“语行”、“语效”特征。另一方面，尽管在以解释行政世界为主要旨趣的西蒙决策科学理论、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等理论中，难以找到“祈使语句”，但如上所述，西蒙决策科学理论和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分别暗含对于全面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批驳以及行政游戏规则应当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言外之意。另外，鉴于这些理论本身对于现实行政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对于解释世界的行政科学理论而言，也可以套用阿尔都塞的名言“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来说：行政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实践。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

科学语言特别是社会科学语言的修辞性质，是伴随科学语用学、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获得人们重视的。它在当代全面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修辞术是分析科学和伦理方面的政治学的结合”，通过科学、修辞、伦理、民主的联姻，祛除了柏拉图一脉对于修辞的贬低态度。在柏拉图看来，修辞是运用语言技巧，进行煽动情感和鼓动舆论的活动，它传达具有相对性、或然性的“意见”，而不能发现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从而修辞至多在其善说的意义上，成为表达真理的佐料，如果往坏里说，修辞干脆就是邪恶的诡辩。可是，当后现代科学语用学、科学社会学突显科学的语境性、协商性和伦理性（应然人际关系），科学也就成为一种相对性、或然性的“意见”；修辞则借此机会蜕变其诡辩气质、以符合伦理的认知面目跻身科学殿堂。至此，科学和修辞的结合，能够为我们认识公共行政学的语言提供情境性、或然性、劝说性、伦理性、辩证性等多方面的洞见。

（一）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特定理论或实践情境进行言说

作为一种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在特定的理论或实践情境之下，有意识地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相对性言说，它无意于也无法超脱具体的历史情境、说出永恒真理。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每一种公共行政理论均具有独特的修辞情境。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威尔逊为了改进美国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同时在理论上倡导创立一门“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学”，发表了《行政学研究》。在这篇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中，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假设。这一假设成为了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重要理论情境，即古德诺不仅对于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作了经典阐述和扬弃，而且基于美国总统制的政治情境，强调政党对于美国实现政治与行政相协调的独特功能。泰勒和法约尔均是在受雇于企业主的情境下，创立他们的管理理论的，因而他们的理论当然以追求效率、秩序、利润为基本目标。韦伯在工业化背景下，描述了组织的三种纯粹形态，并提倡现代社会应当主要实行官僚制组织形态。到了20世纪30年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泰勒制、官僚制及其制度主义路向、经济人假设，开始遭到全面批判。在此情景下，梅奥、西蒙率先运用在当时社会科学界确立起来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分别创立人际关系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二战以后的公共行政学，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多元的修辞情境。里格斯在美国强行推销政治与行政文化遭到阻力之后，推出了行政生态学说；布坎南、奥斯本在政府应对财政危机过程中，推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和企业家政府理论；福克斯、米勒在后现代的哲学旋风中，推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由此可见，所有上述理论，均是置身于特定情境之下的真理，均带有显著的修辞情境印记，同时也均放弃了柏拉图式的寻求永恒真理的野心。

（二）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

行政世界的或然性，是指行政生活具有多样性或者不确定性。它归因于行政生活中的人们，能够对于行政生活作出多种选择或者筹划，从而能够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行政生活形态。以行政组织为例，它具有官僚制、扁平型、网络化等不同组织形态，可能采取寻求满意、最优、改进等不同决策路径，还可能追求效率、法治、公平等不同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行政世界，人们并不必然地选择过某一种行政生活。那么“行政生活向何处去”的问题，就给追求“语效”的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一定的修辞或劝说空间。就是说，公共行政学面对行政世界的或然性，需要从中选择某一种行政生活样态，运用特定修辞策略展开劝说。从公共行政思想史来看，公共行政学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所运用的修辞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形，即基于或然性的前提，经过或然性的推理，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实践路向。

第一，公共行政学基于或然性的前提进行劝说。例如，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方面，传统公共行政学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认为公共行政应当主要是一个关注技术理性的事务性领域。而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基于政治与行政对话假设，认为公共行政应当走向民主治理模式。

第二，公共行政学通过或然性的推理进行劝说。这一点即便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也不例外。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实证，只能是部分实证、或遵循不完全归纳逻辑，因而它在根本上就是可错的。西蒙经常以下棋为例，论证决策的有限理性；布坎南也将政治选择模拟为市场交易。可是，决策是否一定如棋，政治是否一定如市，都可以作进一步疑问。因而，在其不完全归纳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西蒙、布坎南运用了“世事如棋”、“政治如市”的“比喻”或“类比”进行科学理论的论证，而比喻和类比已经是两种重要修辞格。其他诸如弗里德里克森、艾赅博、百里枫等人文主义者，常常阔绰地运用想象（弗氏援引“无知之幕”）、讲故事（百里枫讲述“大屠杀”）等手法，劝说行政人员乐善好施、弃恶从善，这使得公共行政学的人文主义著作，通常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修辞特征。

第三，公共行政学得出具有或然性的实践路向。尽管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似乎得出普适性的管理原则，但是在西蒙看来，这些管理原则其实是一些相互矛盾、成对出现的谚语，甚至法约尔自己也宣称“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从不重复使用同一原则”，况且“事态的变化决定了规则的变化”（此处规则即原则）。可见，一般管理理论得出的“一般性”管理原则，同样具有“或然性”，诚如法约尔所说：“管理方式绝不是死板和绝对的东西……重要的是应知道如何运用它，这是一门艰辛的艺术”。而在传统官僚制“破产”以后，公共行政学在精心诊疗“死了的政府”过程中，更是提出主义、社群主义、新管理主义以及话语模式等诸多甚至相互冲突的实践路向。这种状况集中表现了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进行劝说的特征。

（三）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辩证性进行辩护

行政世界的辩证性，是指行政世界存在相互冲突、对立统一的行政生活样态，并且在历时性上呈现出不断扬弃的否定之否定进路。作为一种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正是基于行政世界的辩证性，才能为相互冲突的行政生活模式提供辩护，同时避免公共行政学落人“怎么都行”的诡辩陷阱。

从共时性来看，同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需要基于行政世界的对立统一性，为相互矛盾的行政生活样态提供辩护。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诸多管理原则，这些管理原则后来被西蒙批评为只是相互矛盾、成对出现的行政谚语，但是法约尔在创立一般管理理论之初，就已声明这些管理原则“完全取决于一个‘度’”。因而，法约尔的本意在于，人们需要辩证对待每一条管理原则的“度”，以使它能够与另外相对立的管理原则并行不悖。在新公共服务时期，登哈特夫妇依据“新公共服务运动”，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等原则，与企业家政府理论倡导的“授权而不是服务”、“满足顾客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等原则，形成对垒之势。但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并非意图、实际上也无力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置于死地而使自己获得新生。正如登哈特夫妇所说，新公共服务理论只是构成“思考公共行政的备选方法”。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状况也表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实际上构成了公共行政（理论）世界的“双螺旋”结构，前者注重寻求公共行政的技术理性，后者逼问“谁来掌舵”、“为谁服务”等价值理性问题，从而使得二者均能够在公共行政世界的对立统一之中，为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从历时性来看，公共行政学需要通过扬弃手法，解决不同时代的行政生活模式之间的冲突及其在理论上各自获得同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的辩护的悖论。由于后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特别是后现代行政学，往往可以被看做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颠覆史，因而，如果循着理论发展的脉络逆向检视，那么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传统行政生活模式（在当前看来已失去合理性）的辩护，就带有强烈的诡辩色彩。这显然是看待行政生活变迁的非辩证态度，并且是对于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的错解。原因在于，即便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官僚制、泰勒制等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亡，尽管学术界不停地为其举行送葬仪式，但其灵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论方面以及在几乎每一个实际的公共机构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所以，无论作为传统治理模式特征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假设、森严机械的官僚体制、单调偏狭的价值追求在现在看来多么不合理性，现今的人们也不愿重回政治与行政不分、腐败盛行、效率低下的前公共行政学时期（这正是传统公共行政学努力消除的弊端），而且当前行政学所倡导的政治与行政对话、分权治理、多元价值观，实际均以更加灵活的形式吸收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合理之处。因此，如果重回每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的历史情境，它们对于各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辩护，便会被看做一种正当的修辞、而非邪恶的诡辩；同时后一时代的公共行政学对于前一时代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也会被看做一种扬弃而非抛弃。

（四）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伦理性进行沟通

所谓行政世界的伦理性，是指行政世界的主体之间的应然关系属性。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行政世界的伦理性进行沟通，不仅使得公共行政学的语言摆脱了传统修辞的邪恶认知面目（把坏的说成好的），而且使得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知识具备了协商、共识性质。传统公共行政学，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假设下，以追求效率为“首要的善”，经过泰勒的论证，效率更被说成是雇主和雇员的共同利益（相对于前公共行政学时期来说，以科学方式追求效率，的确增进了全体或几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由此便在当时情境下，赋予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以符合伦理的性质。但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假设之下，作为纯粹事务性领域的公共行政的真理，其实是由政治与行政过程的领导者（包括泰勒、法约尔那样的管理天才）以法律、命令、原则的形式“给定”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即传统公共行政学语言作为传统行政世界的主客体关系（行政雇员和行政相对人仅仅作为客体）的理论镜像，并不关涉行政世界的弱势群体对于应然行政关系的吁求。到了新公共行政学时期，弗里德里克森开始追问，优秀的管理为谁而做？为谁有效率？为谁符合经济的要求？从而明确提出行政世界的“主体间”关系问题。在弗里德里克森的影响下，行政民主理论、治理理论、话语理论等迅速登场，纷纷呼吁行政世界应当建立平等、对话、协商的主体间关系。这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对于行政世界的真理的设定，不再依赖于某一类主体的绝对命令，而是取决于行政世界的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和共识。由此，经过新公共行政学直至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努力，公共行政世界的真理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越发取得社会建构或话语建构的属性（真理是主体协商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从而使得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一时得以前所未有的勃兴。

四、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三重性质的关系

辨析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和修辞性质，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此三重性质实际遵循辩证互补的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

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维度，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意味着公共行政学语言作为行政世界的理论镜像（亦称逻辑图像），静态地反映了行政世界的现象或游戏，但其本身并不参与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不仅要求人们返回公共行政的日常生活世界，动态考察公共行政学的语义；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学能够借助语言手段，参与到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中去，它还可能表达对于行政游戏规则的修改要求，并主动追求相应的行政游戏效果。公共行政学语言的修辞性质，表示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并不是在行政世界之外，而是在行政世界之中，对于行政世界的游戏活动作出镜式的静态“反映”，同时对于行政世界向何处去及其伦理属性，作出动态“反应”——劝说、辩护、沟通。质言之，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使得行政世界能够通过逻辑渠道、井然有序的进入语言世界成为可能；而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和修辞性质，使得公共行政学能够反过来通过语言的方式进入行政世界、并获得符合伦理的话语效果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游戏和修辞性质的相互关系维度，作为图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前提”，作为游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是“目的”，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只是“手段”。首先，人们只有遵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法——镜式反映行政世界的规则，才可能基于正确而非误解的语义进行交流，也才可能顺利实现公共行政学的语行和语效。其次，人们发明公共行政学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正确反映行政世界，而是为了进一步对于现实行政世界作出合理反应。因此，作为游戏的公共行政学语言，以劝说人们遵守或修改行政世界的游戏规则为目的，从而使其呈现“语行力”性质。最后，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基于特定理论或实践情境进行言说，并分别基于行政世界的或然性、辩证性、伦理性，进行劝说、辩护和沟通，均是运用修辞手段，以求达到公共行政学的“语行力”目的。换言之，作为修辞的公共行政学语言，仅是人们进行公共行政学语言游戏的手段。

五、结语

公共行政学语言具有图像、游戏、修辞三重性质。此三重性质遵循辩证互补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基于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篇（9）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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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在我国引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林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桉树人工林大面积的发展，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负面效应开始凸现，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的许多争论[1-3]。有人认为有计划地发展桉树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有人则把发展桉树与保护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甚至有的环保人员把发展桉树与紫茎泽兰的蔓延危害相提并论[4-6],因此，有必要开展桉树人工林对土壤肥力的演变与调控机理的研究，为合理发展桉树生产提供一定依据，而土壤化学性质是衡量土壤肥力最关键的因素，本研究通过不同林龄的尾巨桉人工林土壤化学性状的研究，揭示其变化规律，为合理利用林地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

本次研究土样采自福建省平和天马国有林场，桉树的树种以尾巨桉为主，成土母岩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调查地地处东经117°29′，北纬24°28′，气候温和农业论文，雨量充沛，年均气温20℃，年降水量1760mm，属南亚热带气候，无霜期336.5d，极端气温：-2℃、40℃，年均相对湿度78%，年均日照时数2068h，取样地点：海拔高度260-450m，地被物主要有五节芒、芒萁骨、鹅掌柴、桃金娘、蕨类等。

施肥情况：底肥每穴下磷酸二铵200g，种植当年2次追肥，第一次每株施复合肥100g+尿素100g，第二次每株施磷酸二铵150g+尿素150g。综上所述，即每亩人工施肥计磷酸二铵38.5kg，复合肥11kg，尿素27.5kg。上述肥料成分：磷酸二铵含P2O546%、N15%；复合肥含N15%、P15%、K15%；尿素含N46%。

2土样采集及研究方法

在福建省境内选择代表性相同尾巨桉的不同林龄(2、3、4、7、9a生)人工林样地，其种植密度为1400株·ha-1。并将距林分较远处杉木×火力楠混交林(10a生) 林地的土壤作为对照，其种植密度为1200株·ha-1。在每个样地上中坡随机选择三个点，每个点之间相隔至少100米，并按不同土层0-20cm、20-40cm、40-60cm从下到上的顺序分别取全层土样，同时采集根际样品，每个土样0.5kg左右，在室内风干后，研磨过筛（2mm、1mm、0.25mm）供土壤分析测定。土壤容重用环刀（0-20cm、20-40cm）采集。采样日期为2006年04月。

2.2分析项目与方法

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全N采用半微量凯氏法；水解N采用碱解-扩散法；有效P采用0.03mol/L氯化氨—0.025mol/L 盐酸浸提法；速效K采用1mol/L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pH采用电位法；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1mol/L乙酸铵交换法；

3结果与分析

3.1土壤氮的变化

由图1、2可知，土壤全N和水解N随着林龄的增加逐渐减少，对同一林龄的土壤随土壤层次的增加全N、水解N含量逐渐降低。根际土全N含量略高一些。与对照(混交林)相比，除根际土全N含量外，4、7、9a生桉树林地土壤全N、水解N含量均小于混交林含量。而且9a生桉树林地土壤40-60cm土层处全N、水解N含量最少，全N仅为0.4g·kg-1,而水解N为4.036 mg·kg-1。

3.2土壤有效磷的变化

由图3可知，对有效P含量的变化规律并不明显，其根际土含量很高论文提纲怎么写。其混交林有效P含量随土层的增加而减少。对照(混交林)的全P含量与3a生尾巨桉林地土壤基本相近，说明混交林对林地土壤影响较小，有利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尾巨桉的生长对土壤速效量有一定的影响，在0-20cm 土层影响较大，在该土层随着林龄增大有效磷含量逐渐降低，而其它土层影响不是很明显。

3.2.3土壤有效效钾的变化

如图4所示农业论文，速效K在0-20cm土层处含量相对较高， 根际土含量最高。除40-60cm土层外，其它各层及根际土都随林龄的增加速效K含量逐渐减少。说明尾巨桉的生长对土壤速效K的影响较大。

3.2.4土壤pH、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的变化

如图5、6、7所示，对尾巨桉林来说同一层次土壤pH值随林龄增加大部分呈下降趋势，而同一林龄土壤pH随土壤层次的增加而减少。而混交林土壤pH大于桉树林土壤pH值。对土壤有机质其变化规律不太明显，0-20cm土层和根际土含量较高，其它层次含量较低。这与有机质的来源有重要关系。对同一层次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部分呈下降趋势，而对同一林龄的尾巨桉随土壤层次的增加而减少，根际土阳离子含量较高。2a、3a生的尾巨桉林地土壤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均大于对照(混交林)，而7a、9a生的大都小于混交林土壤。

4.结论与建议

4.1桉树人工林的生长对土壤化学性质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随着桉树生长，土壤N、P、K、有机质含量均有所降低。但小于4a生的桉树林地土壤化学性质差异不大，自第4年起桉树对土壤化学性质的负面影响较大。

4.2本研究主要对尾巨桉人工林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大量元素、有机质以及PH进行研究分析，而对其它微量元素以及生物酶等未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4.3土壤肥力衰退的问题是所有人工林普遍的问题。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必须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加强科学合理施肥，特别增施有机肥。同时广泛推广合理的混交林种植配置模式、适宜的轮伐期、采伐剩余物回归、科学的耕作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志辉,李跃林,杨民胜,等.桉树人工林地土壤微生物类群的生态分布规律[J].中南林学院学报,2000,20(3):24-28.

2.李志辉,李跃林,杨民胜,等.桉树林地土壤酶分布特点及其活性变化研究[J].中南林学院学报,2000,20(3):29-33

3.李跃林,李志辉,彭少麟,等.典范相关分析在桉树人工林地土壤酶活性与营养元素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2,8(5):544-549

4.林业标准汇编(三).林业部科技司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

5.周礼恺,土壤酶活性的测定[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