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资产估值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04 16:29:01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如何进行资产估值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如何进行资产估值

篇（1）

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所引起的,其本质是一次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深刻地震撼了全球整个金融体系,严重地影响和波及了许许多多的金融机构,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

既然是百年一遇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初看起来,单一的金融机构不管自身如何努力,似乎无力驾驭,难以摆脱其巨大影响。而维持系统性金融稳定的艰巨重任只能百分之百地由金融监管当局、央行和政府来承担。

但是,这次危机再次强调有效的外部审慎监管重要性的同时,充分揭示了金融机构自身内部风险管理的核心作用。

正由于金融体系风险管理的集体薄弱和失效,才使宏观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最终酿成巨大的信用和房地产泡沫,并加剧危机的快速传播与扩散,造成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的巨大破坏力。

另一方面,即使在近乎不可抗拒的系统性危机中,仍有一些金融机构例如高盛、JP摩根、富国、汇丰、渣打、巴黎国民银行、西班牙银行,以及加拿大的银行机构等,受影响较小,继续维持了自身机构的财务稳定与健康。这些机构甚至逆势而上,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同业和大市。

这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风险管理是决定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全局稳定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金融体系得益于前些年的大规模重组改革,财务状况已经由历史上的极端脆弱转变为基本稳健,表现了较为雄厚的资本基础,较好的资产质量和充裕的流动性。

再加之中国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封闭,尚没有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许多金融产品的交易和投资。因此,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如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为中国提供了一场发人深省的免费课。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总结国际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未来稳健运营,将大有裨益。

根据我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观察,我认为在IIF所提的各类建议中,最值得全球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认真关注的有三大方面:流动性、信用标准和资产估值原则。

确保充足流动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贝尔斯登、雷曼和AIG等,与其说是资不抵债导致的偿付性危机,还不如说是“流动性危机”来得更为准确。

在这些机构的资产方, 大量视为可交易的房地产贷款支持证券(MBS)突然间丧失了“流动性”,无法转卖脱手,变成了价值急剧缩水贬值的非流动“毒性资产”。

与此同时,在负债方的股权资本因大规模减记和亏损而迅速耗失,债务融资因信用市场发生恐慌冻结,交易对手信心动摇进行计提而无法延期和补充,使得这些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走向被收购或破产的厄运。

回顾金融史,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因为流动性问题而倒闭。

然而,以巴塞尔资本标准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监管体系却对于流动性风险重视不足,而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营也忽视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对于依赖“批发融资”即市场拆借或债券融资的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管理尤其重要。

在正常情形下,由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深度与发达,批发融资非常可靠。

但在“百年一遇”的紧急情势下,即使评级较高信誉的良好金融机构也会经历融资不畅,以及发生流动性困难,使其缺少基本保障。

因此,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金融机构的稳健,甚至生存,除了资本金外,还需要充足的流动性来保障。

金融机构必须对自身的流动性状况进行定期“压力测试”来加以检验。

中央银行除了传统贴现窗口,还应增加期限资产拍卖、证券拆借、掉期等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工具。

与此同时,从系统金融稳定的角度考虑,央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不仅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还应包括所有可能影响系统稳定性的重要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运营之道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9期出版日期2010年04月26日共有 1 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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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

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长期以来利益分割的局面得以纠正，理顺了市场定价机制，从制度上消除了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对恢复资本市场功能并由此推动资本市场全方位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按融资方式和特点，可分为股票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和中期信贷市场；交易品种从单一的股票逐渐发展为以股票交易为主，包括债券、投资基金、可转换债券以及权证等多种金融工具。但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相对落后，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企业通过股市所筹措到的资金比例还较低，与庞大的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相比尚微不足道，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2.1 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以恢复和完善

资产的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推动存量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重组、并购活动有效进行的前提。在股权分置时代，人们常说，中国资本市场是个“投机市”、“炒作市”，人们重视运用“净资产”这样的则务指标来评判资产价值的高低，因而有资产转让不能低于净资产这样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资产估值的核心理念将从“账面”转向“市场”，从“过去”转向“未来”。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交易机制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2 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将得以改善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由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导致了两类股东的收益函数的不同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被严重扭曲。股改将从根本上消除两种股票之间的差别，实现“同股同价同权”，进而使两类股东有共同的利益平台和收益函数，共同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取由公司良好业绩所带来的分红派息和二级市场收益。这将使资本市场正常的投融资功能得以恢复，同时改变现有股东的利益格局，从根本上减少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问题。

2.3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市场化趋势更加明显

股权分置时代，资本市场的资产价值变动与实体经济变动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相关性，改革完成后，市场对实体经济反映的敏感度会有所提高“，政策市”的烙印会随着市场功能的完善而慢慢淡去。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会得到改善，中国资本市场会呈成长状态。

2.4 市场投资理念会发生重大转变，股票投资价值得到提升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由于流通盘较小及投资者获利渠道单一，股价较容易受到投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股改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对市场的预期和股票市值的影响将逐步加大，“价值投资”、“以市场预期为导向”等投资理念将越来越多被市场所采用。且随着优质企业的大量上市，市场将发挥“良币驱逐劣币”的功能，淘汰大量的弄虚作假的劣质上市公司，提升整体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使我们的证券市场更具有投资价值。此外，股改还将催生重组机遇，扩大并购规模，使市场迈向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

3 股权分置改革后如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3.1 有针对性地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

首先，必须积极研究和适应市场环境的改变，不断改进监管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为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有机结合信息披露和行政审批的监管方式，并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入信息披露监管，探索推进信息披露监管创新，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同时，逐步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来强化市场监督。

3.2 加强前瞻性研究，探索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

我国资本市场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调动市场各个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市场发展的道路。应在总结和探索的基础上加强前瞻性研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逐步，使我们有条件和有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

3.3 进一步简化各种行政审批程序，大力推动市场创新

积极营造公平、竞争和有效的创新环境，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培育市场创新体，丰富投资产品和交易方式，不断推出适应市场发展、满足投资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固定收益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而调动市场积极性，提高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活力。

3.4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加强投资者金融知识的学习和风险识别能力的提高，并逐步强化风险自担的意识，树立科学的投资理念，形成真正成熟的投资者群体，进步促进健康的股权文化的形成。要始终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义务和责任，将诚信作为资本市场的行为规范.

篇（3）

企业集团是企业追求规模化的结果,也是市场扩张及竞争的主体力量,发展的压力导致企业集团每年都必须谋求新的投资增量来满足战略的年度目标。财资管控作为企业集团发展的“血液循环系统”,如何既要满足集团战略与业务成长需要,又能有效控制资金的预算平衡,防止因核心要素失衡而使企业之船驶入“本质风险区”?这是中国大型企业近20年发展中普遍面临的困境,也是财资管控的难题――CEO与CFO必须在企业发展欲望和企业财务现实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欲望冲破了现实约束,企业集团就会逐渐失去其发展的“本质安全”,变为规模大、负债高、盈利少的“大、高、少”的虚弱巨人。

资本积累是企业健康的核心柱石

近年来中国的企业及其社会环境都过多地看重世界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等等的排名,而很少分析每年从上述500强退出的企业是出于何种原因。在500强中,企业资产规模、销售总额固然重要,前者说明的了企业财力资源占有水平,后者说明了企业对行业市场的占有能力。但企业最本质的健康指标应该是资本积累水平,当我们对经营多年而倒闭的企业进行剖析时,会发现企业价值、企业抗风险实力最终会归结到企业的终极所有权的绝对额上,资本积累力脆弱的企业,十分容易夭折。

从法律角度看,企业所有者权益是投资人对企业的终极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利,一是指企业持续经营时它的净资产归属;二是指当企业清算时,其全部资产用于清偿所有债务之后的剩余资产,这个剩余归属企业投资人所最终享有。通常讲的资不抵债,实质上是说企业以资产清偿债务后的剩余是个亏空数。中国企业进入资本时代后,对资本积累的追求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在财资管控上积极地促使资本积累水平与资产负债率相匹配,不断提高所有者权益驾驭债权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增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下的发展能力。

提高企业资本积累率的途径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持续盈利,二是有效创新。盈利较好的企业可以在三个端口上进行资本积累:因盈利的良好市场表现导致公司市值的提升;股东愿意将当年利润留存于企业用于新的发展或用于债务替代;因盈利的吸引力而形成的股权融资能力与空间,其中也包括老股东投资追加的积极性。有效创新对资本积累的贡献也是可计可量的:企业的专利、品牌和商誉积累是股东极为重要的有价无形资产,是企业资本力的独特价值构成,是净资产估值的稀缺性要素。技术领先、品牌著名、商誉卓越的企业,其资本力是非常强大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全面的资本积累并不是单纯的“不差钱”。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的国有大型企业发展速度很快,成长性很强,以致于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等方面的说法。支撑国有企业高速扩张的根本因素是国有资本积累――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上,国家采取了扶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方针,将每年归属国有资本的利润,绝大部分都留存于国有企业用于新的发展,这些新增净资产又会带动2〜3倍的债务资源,使国有企业的发展放大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体。

在各行业中,银行业对资本积累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由于2009年银行信贷的天量增长,大幅度摊薄了银行资本的比重,加之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的提升,银行业2010年资本积累压力很大。据统计,目前14家上市银行中,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距离新的监管底线仅有1至2个百分点的空间。因此,银行业为满足可持续经营,股权再融资就必须尽快启动。

企业资本积累依靠的是长效机制和年度经营的组合。当企业持续盈利时,影响企业资本积累做“加法”的因素是董事会和经营层不断追求规模效益的扩张冲动。当行业巨头们出现“群体非理性”,全然不顾及产业天花板而急剧追求规模扩张时,行业利润下滑、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导致全行业盈利危机就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国电煤企业之争愈演愈烈,其中根本原因除了“市场煤、计划电”的制度安排外,则是发电企业拼命追求各自“装机容量”的结果,它们自己制造了产能过剩和燃料的卖方市场,从而推动了电煤短缺、发电小时数下降、盈利下滑,甚至于亏损。当企业负债率超过85%以上仍然追求负债扩张时,确实令人怀疑这个企业在什么致命的地方出现了某种亢奋病症,而绝非是健康发展、科学发展的表现。

财务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有效支撑

企业发展是多维度发展,从而产生多维度的资源需求。市场竞争一定会导致“资源约束”越来越紧而不会日渐宽松。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市场容量等资源约束已经鲜明地摆在了“虎虎生威”之年人们的面前。

企业追求发展本无可厚非,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违反“壮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发展规律。壮力而为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始终将价值创造和资本积累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以充分的资本资源整合其他资源,这点在上个问题中已作了分析。量力而为是指企业在面临资源约束的发展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本与债务匹配,有效地整合资源,理性地掌控投资节奏,真正走上质量效益型的发展之路,不单纯追逐规模。

财务资源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资源。在“债务跟随资本转”的金融规律下,企业资本积累带动债务资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具备一定资本规模的情况下,企业对债务资源的需求自然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借助债务资源加快发展步伐,获取规模利润几乎成为所有企业的本能。为了有效地筹划与整合债务资源,企业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引起重视:

规划三年(中期)负债规模和年度负债率

在我国企业集团现行的资本结构之下,高负债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行业盈利不确定的情况下,财务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未能上市的企业集团的现金流量表,“债务现金流”构成了企业现金流入的“主流”。为防止过度依赖负债而形成的财务风险,企业必须做好三年的负债规划,根据中期企业运营现金流收入预测,确定合理的负债规模,并与长期合作的银行签署相适应的贷款授信协议,打造企业负债规模的“天花板”。三年的负债规划,应是依靠年度负债率的控制来分解实现的。偏紧或偏松的负债率安排,都会对企业发展造成负面牵制。偏高偏紧的负债率,会造成如期还贷的财务压力,若遭遇行业不景气,财务危机就会降临;偏低偏松的负债率,可能会造成企业丧失发展机遇,财资资源不能充分进入企业经营扩张的盘子内,企业发展速度则会受到影响。一般来说,盈利状况较好并可预期、资金密集型企业,负债率可以安排得偏紧一些。科技企业、贸易企业、加工企业、物流企业等负债率不宜过高,而且还须有效控制。

打造内源融资平台,充分用活现金池资源

篇（4）

自从2006年财政部新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以来，陆续的修改对金融性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实质大于形式，谨慎性原则的把握更加的严格。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标志着我国的银行类金融企业的会计标准在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财务报告体系等重大方面实现了国际趋同。在新会计准则下，尤其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显得更加的审慎，主要运用在以下方面：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以及非货币易等方面。公允价值的运用，说明我国会计国际化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将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1.带来了全新的会计理念

新会计准则明确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从财务信息对质量要求的角度来讲，它强调了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可靠性以及经济实质性等等；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的角度来说，突出表现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会计工作的指导。所以新会计准则的提出，对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发展，推动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对商业银行的监管难度增大

衍生金融工具按照公允价值纳入表内核算，由于公允价值涉及大量的专业判断，进而影响了商业银行损益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迫于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商业银行违反资本监管规范的可能性加大，致使监管的难度增大。

3.对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之后，复杂的金融市场将会对银行的会计核算工作的影响更为紧密，比如当利率发生变化时，金融工具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与财务状况产生影响。所以，新会计准则要求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变化有较强预测能力。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体系，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的更新与风险控制技术的变革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4.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会计准则下，商业银行必须对债券投资、金融工具交易以及金融环境有很强的市场分析能力。但是当前包括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内的银行业，其金融产品市场还不成熟，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怎样提高分析能力，获取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是新会计准则下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5.较难获取公允价值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当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较为活跃时，市场价格具有可观察性，所以公允价值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当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不够活跃时，因为当前我国的公允价值估价系统还不够完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估计过程还存在着大量的主观因素，这样就很难保证被估计的公允价值的客观性与可靠性。

6.对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很多新的概念与新的会计核算方式，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的会计工作人员有将理论快速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在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体系以及衍生工具从表外引入表内，不仅引起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同时也引起了资本充足率的相应变动，而且公允价值体系的引入、资产减值中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算、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等等，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一些新的概念与新的核算方法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都没有使用过，这对广大会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要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用全新的财务管理理念来应对这种趋势，这样才能确保新会计准则的彻底落实。

二、商业银行在新会计准则制度下进行会计核算的对策

1.完善多种技术支持系统

数据的集中使得商业银行信息资源高度集中，数据处理中心上移，电子处理技术和管理问题就上升为银行安全运行最为重要的技术风险，虽然与传统金融并无本质区别，但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无疑扩充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内涵。因此，要对会计核算的核心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其次对数据转换、报表生成系统、有关的评估模型系统、风险提示和预警系统、公允价值，资产减值，实际利率运用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支持系统以及适应多种需要的数据库的建立和运用，进行完善。

2.加快培养金融会计人才

原则导向倾向于对经济业务和事项的会计处理作出原则规定，更注重经济交易的实质，很少对适用范围作出限制，因而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规则导向更多地偏向于细致的会计规定，对适用范围有较多的限制，同时还配套有详尽的解释和运用指南。原则导向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它的应用基础是建立在健全的公司制度、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基础上。新会计准则具有极强的原则导向性，许多业务的会计处理给专业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需要一大批高端的专业人才，不仅要能娴熟地掌握各种技术操作技能，而且要具有先进的理念、高度的会计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

3.谨慎地使用公允价值

为了利于公允价值的确定以及利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优势，要对已存在的市场进行规范，使其能够健康蓬勃发展，同时对于一些需要但未成规模的市场加以扶持，使之能够迅速为经济发展服务。比如，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规范和活跃，将会极大地帮助确定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再比如，资产的二级市场的存在和规范，也可以为二手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直接的依据。所以，规范健全各种公开市场是我们能够取得公允价值的首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市场变得极不正常，企业不得不按市价将所持有金融资产进行重估减值，FASB紧急情况下抛出了准则修订案，提出市价不必然等于公允价值，市场不活跃时应较少依靠不反映市场交易结果的报价，将金融资产估值的权利交回公司管理层，避免了逐日盯市资产减计压力，保护了处于流动性困境的企业，避免了资本金不足的融资困境和清盘危机，这也算是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局部调整。

4.逐步推行实际利率法

货币时间价值反映资金随着时间的延续总量在循环和周转中按几何级数增大的增值能力，实际利率法是在货币时间价值概念基础上的一种计量方式。在市场利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摊余成本就是核算对象的公允价值，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他三类金融资产都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计量。随着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实际利率法的全面应用已不可避免，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改造，采用已经应用较为成熟的后台系统或者自行设计。

5.完善内控和风险监管机制

内控失效是商业银行风险频发的主要原因，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银行业务范围的多元化，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广泛的应用，使得银行操作风险暗流涌动。不同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由于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难以依赖特定模型进行判断，因而健全的内控成为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建立有效内控体系需要自上而下的屏障体系，建立网状体系稳健控制各项业务的运行，风险管理部门定期组织对业务线和业务环节系统评审，对薄弱环节持续跟踪，建立职责分明，环环相扣的评审机制。针对操作风险在爆发前的隐蔽性，开发模型来建立检测计量系统，量化风险，因此对商行的要求是要着手积累数据，就风险易发的关键环节开发控制程序，统一风险管理政策和框架，从事件识别、原因分析、风险映射、风险应对、资本管理环节定性、定量、内外审计层面管理风险。建立范围事件和风险指标数据库，收集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动态监控评估操作风险，运用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员工参与积极性，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操作风险管理指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制定系统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充分学习国际主流银行风险识别与评估方法，构建操作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6.明确部门分工，加强部门协调

新会计准则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财会部门能够独自承担的，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共同配合完成，如资金、信贷、综合计划、信用、营运等相关部门，这决定是否能够真正贯彻准则要求，规范管理行为。为使银行成为成功执行新会计准则的首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巩固和增强市场地位，准则实施需成立新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由行领导牵头，财会局长挂帅，相关业务局专人参与，方可有效推动。明确部门分工，加强部门协调，整合现有的业务管理模式、操作流程，实施新准则需要采集的信息量多，信息涉及的业务面也非常广，大部分信息需要业务部门提供。因此，新准则的执行需要所有员工共同参与、密切配合，按照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对历史信息进行采集整理，重新梳理现有的业务管理模式，操作流程，将新准则的要求融入日常业务管理工作中。

7.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协调，增强监管力度

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部分业务时，需要对未实现的损益进行确认，与税务部门据实纳税的基本原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会影响银行的各项税收负担。此外，我国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以及监管当局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监管部门应与财政部、国税局加强沟通和协调，明确未实现损益纳税的税收政策、贷款损失税前的抵扣标准等，以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监督标准和会计标准良性互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机制已经基本建立，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督促银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必要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增强市场约束对银行经营的影响。考虑到银行业自身的风险，信息披露过程只能是渐进式的，监管部门要适度把握，确定时间表，按照新会计准则和银行监管的要求，逐步完善银行业信息披露机制。

三、结语

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资产减值计提的完善、实际利率法的应用要求和金融资产负债的披露列示，都向着商业银行业会计信息质量高标准的要求方向前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会计准则体系的不断完善，银行业的会计核算水平一定会达到全新的层次。

参考文献：

[1]肖娟.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金融视线，2013.7

[2]李润田.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研究[J].财会研究，2011.10

[3]尹潞玫.浅议新会计准则对城市商业银行会计的影响[J].财会审计，2011.1

[4]展小军.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风险揭示的影响分析[J].财会通讯，2010.4

[5]张丹.公允价值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业绩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3 [6]王文慧.浅析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EB/OL].

篇（5）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演化为金融危机，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境外各大证券市场股指大幅走低，欧美企业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投资者信心受挫，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开始显现。在此经济背景下，境外的企业并购活动显著降温。据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的《全球并购市场2008年第四季度回顾报告》显示，全球并购交易额结束了5年来的持续增长，在2008年同比下降了29.6％，只有2.9万亿美元。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宣布的并购额为0.56万亿美元，比第三季度环比下降34.6％，与2007年同期相比更是降低37.1％。而与全球并购市场的低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并购市场仍表现强劲。2008年，中国并购交易额达1596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4％。其中，境外并购交易额为784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51.1％。面对这种反差，理论界与实业界有明显不同的认识，中国并购公会常务理事熊焰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百年机遇，中国企业参股欧美实体公司正当时(熊焰，2008)，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则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谨慎实施海外抄底(成思危，2008)。那么，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究竟该如何抓住机会、规避风险，是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以及金融危机对这些价值追求的影响角度入手，讨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实现问题。

一、企业境外并购价值追求的基本认识

境外并购是指东道国境外投资者并购东道国境内企业的股权或资产，或通过其已在东道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并购东道国境内其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以及其他获得东道国境内企业控制权或资产的行为。与国内并购不同，境外并购是从母国(投资国)与东道国(被投资国)的角度研究跨越国界的企业并购行为，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各国间流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企业为何要进行境外并购，这涉及两方面：一是为何进行跨境直接投资；二是为何采取并购(M＆A)而不是新建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企业并购理论、跨国并购理论等，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在综合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进行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应从两个视角进行考察：一个是经济效率视角；另一个是管理效率视角。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企业境外并购可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价值或其组合：

1、重置成本的节约。境外并购还是新建投资，最重要的经济考虑是哪一个更节省投资。单纯从资产的重置成本来考虑，就是把目标企业进行估值，然后同新建一个类似于目标企业规模的企业需要的成本开支进行比较。如果境外并购一个类似的企业更能节省成本，那么并购就是经济的选择；反之，新建投资就更有效率。

2、规模经济性产出。规模经济性是通过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技术的规模经济、生产的经验曲线以及范围的经济性体现的。对境外并购的规模经济性，许多学者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分别分析了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下生产和销售成本曲线的变化，通过这些分析从经济学层面证明了跨国并购的规模经济效果(干春晖，2004)。

3、时间成本控制。与新建投资相比，境外并购所显示的时间成本优势最为明显。有研究表明，在国外创建新企业从考察谈判到开业一般要用1.5年时间，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至少要用3-4年。相比之下，并购企业只需要短短3-5个月即可迅速形成生产规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业节约2-3年(史建三，1999)。

4、合理避税效应。境外并购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避税效应：一是合理规避资产增值税；二是以被并购企业亏损为理由，在合并财务报表时将母公司的盈利和被并购企业的亏损相抵扣，从而利用税法中规定的亏损延减条款规避所得税；三是根据不同国家间税率的差异和会计政策的差异，通过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进入低税率的国家，可以规避高税赋国家的综合税。

5、获取投机收益。通过境外并购进行投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股票预期效应，它是指由于并购后的新公司通过重组调整，规模扩大，资源增加，引起股价上扬，股票预期盈利率升高，使投资者可以通过投机活动获取巨额的资本收益；二是收购低价资产，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以及汇率安排不当等因素的作用，导致并购企业以低于目标企业经营价值的价格获得目标企业的资产，从中赢利。

从管理效率角度看，企业境外并购可获得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或其组合：

1、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从战略管理角度出发，境外并购可以不是为了获取即期的最大利润，而是在充分考虑竞争对手战略反应的情况下做出的全球战略性投资决策。这包括：全球性战略资源的控制、全球性市场网络布局、全球竞争性资源的开发、全球性规制话语权的取得等。

2、控制权的转移和集中。在境外并购中，取得了控制权就意味着取得了公司发展的控制权，这对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构建，减少竞争对手，实施整体发展战略都十分必要。基于控制权转移和集中的境外并购，其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追求剩余收益的分配权，而是以取得控制权为最终目标。

3、组织上的一体化发展。通过并购，把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企业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统一指挥，分工协作，这是全球化时代大型跨国公司建造“经济帝国”的重要手段。

4、协同效应的实现。境外并购同样追求资源在国际范围内企业间的协同。这些协同包括：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文化协同。

自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个案与投资规模迅速增加，2002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投资额仅有2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投资额达到700多亿美元，增长了300多倍。分析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动因主要有三种(向平、孔杰，2008)：一是确保资源供应；二是获取核心技术、国际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三是避免贸易摩擦和关税壁垒。对照上述企业境外并购的一般价值追求分析，目前三种动因下的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更倾向于追求管理效率，尤其是对全球相关领域进行战略布局。比较

而言，由于中国企业整体实力不强，特别是缺少大型跨国公司，因此经济效率视角的各因素以及管理效率视角的其他因素目前在境外并购中考虑不多。那么，金融危机是否为中国企业追求并实现其他境外并购价值带来了新的机会，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加以深入分析。

二、企业境外并购条件的一般讨论

有明确的价值追求是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内在动因，但能否顺利实现则有赖于企业是否具备境外并购的基础条件。对于跨境投资的条件，垄断优势理论(S.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P.J.Buekley and M.Casson，1976)、边际产业扩张理论(Kiyoshi kojima，1978)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而综合这些理论的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H.Dunning，1977)则被更多认同。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其它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主要包括产品、技术、商标、组织管理技能等专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拥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内部化利用的能力。同时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并非一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它也可以通过在国内扩大规模后出口来获得充分补偿，因此，这两种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选择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这些优势包括东道国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政府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当地生产要素的可供性，以及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区位优势的大小决定着是否进行对外投资和对外投资地点的选择，它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为研究对象分析跨境投资条件的。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显然很难同时具备三种优势，尤其是所有权优势。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学者穆恩和罗伊(穆恩，1993；罗伊，2001)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对外投资不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基于资源和要素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性，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特别是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学者吴国蔚认为(吴国蔚，2006)，若是将邓宁的理论与穆恩和罗伊的理论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一套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动因的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新折衷理论。跨国并购新折衷理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不是其进行跨国并购的先决条件，而是其开展跨国并购追寻的目标，即动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其自身缺乏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中的一种或几种，所以利用优势获取利益这样的并购动机是不现实的。他们开展跨国并购的动机，一般都是通过并购外国目标企业来获得自身所不具备的优势，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这是一种优势输入的过程。

本文认同吴国蔚的分析，但也认为吴国蔚仍然是基于动因层面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并购行为的分析，而从并购条件方面来看，并不是具有并购动因的所有企业都能进行境外并购。综合邓宁的“三优势范式”与吴国蔚的新折衷理论认识，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不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开展境外并购活动，但其所实施的并购活动的核心目标在于寻求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某一方面或其组合，而实现并购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并购方必须具有整合外部优势，构建自身相应优势或优势组合的能力。这一优势构建过程见图l。

从图1中并购后企业核心优势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并购主要在于获取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并购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有符合并购方发展战略且具有某种优势的目标企业；二是并购方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支持并购全过程；三是并购方拥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实现并购后目标企业优势的输入。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带来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危机对境外并购价值的影响；二是危机对并购条件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的影响

从经济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机使目标企业估值大幅降低，这使得用重置成本方法评价并购价值更有意义。以金融机构为例，受金融危机影响，金融资产大幅贬值，这给较低价格进行收购提供了机会，如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低价收购；日本野村证券仅以2.25亿美元就收购了雷曼兄弟在亚洲的业务，包括员工、贸易系统及其他公司财产。同样，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欧洲各国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实体资产估值也随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而不断走低，这无疑为境外低成本收购提供了机会。其次，伴随股市下跌，企业估值的下降，某些企业会出现价值严重低估的可能，这给投机性并购带来短期交易价值。以香港证券市场为例，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时，跟随全球股市大跌，香港恒生指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18000多点跌到11000点，跌幅达40％，其间一些股票超跌严重，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远洋的股价一度跌到比拆船价格还低的每股2.55港币，这种情形的出现会为投机性并购提供很好的获利空间。

从管理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全球性战略布局的目标企业增加，并购实现的可能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危机使全球性战略布局的成本降低。危机使一些能源、资源企业股价出现大幅缩水，从而降低了收购标的资产的市场价格。二是危机的蔓延使全球性战略布局的障碍大大减轻。危机使一些企业现金流紧张，企业经营困难，这增强了原有股东出售股权的意愿，同时，由于企业流动性收缩产生外部资金流入的需求，削弱了所在国的国民和政府对境外并购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态，因而也降低了收购的政治风险、技术和监管壁垒。其次，受金融危机影响，境外并购后的整合相对容易一些，因而有助于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由于危机给目标企业的管理层及员工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为逃离这些负面影响，职员在接受新的控制人方面会变得相对积极，这有助于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和文化协同的实现。

综合以上两方面认识，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方面的影响可通过表1反映。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条件的影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境外并购更多地是寻求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输入，而并非是输出这些优势，因此，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应重视金融危机影响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并购目标、现金流、整合能力三个方面的变化。

1、金融危机使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并购目标大

量增加。受金融危机影响，不论是具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还是具有区位优势的资源类企业，都很容易成为并购的目标企业。以资源领域为例，由于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目标企业主要集中在该领域，而这一领域又是各国家和地区控制比较严的行业，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屡屡受挫，主要是由于多数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其资源开发采取种种限制，在开发资质、企业设立、股权转让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苛刻的条件。甚至有的国家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无论规模大小都进行严格审查，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名予以反对，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加州尤尼科公司，就由于华盛顿政客强烈阻挠下而终止。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明显的改观，目前各矿业大国纷纷向中国投资者发送了强烈的欢迎信息：从澳大利亚政府驻华公使的热情邀请，到北美矿业大国加拿大7省的联合推销，再到南非能源部长的积极支持，这些原本会被“严格审察”的并购，如今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2、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现金流具有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流动性紧张问题。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受到的直接冲击有限，但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的流动性也受到明显影响，出现紧张状况。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融资更加困难，加之目标企业股东在危机中会更加偏好于现金支付，这些都会给境外并购所需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3、金融危机对提升中国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主要弱项是缺少并购的软实力，突出表现在并购后的整合能力差。例如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长达5年的整合仍然没能使双龙走上正轨，最终让10亿元并购资金打了水漂。金融危机以后，伴随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企业的硬实力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重视，这种重视会提升中国企业对目标企业的内部化能力，进而对目标企业的全面整合产生正面影响。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实现的保障措施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保障境外并购的价值实现，需要企业与政府齐心协力。

(一)企业层面的保障措施

1、客观看待金融危机带来的并购机会。总体来看，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带来的机会大于威胁。这主要缘于目前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主要以获取区位优势为主。据专门追踪统计并购业务的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2009年前2个月与中国有关的海外并购就已有22起，涉及金额达163亿美元。这些并购的主要领域为自然资源，收购金额比重占到所有领域的97％(Dealogic，2009)。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危机给境外并购带来的机会主要集中在并购价格方面、可选择的目标企业的范围方面、进入障碍消除方面，而这些机会对区位优势的获得又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因而对于以资源为主要境外并购目标的中国企业来说机会尤为明显。但另一方面，在把握机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构建上并没有太多影响，这对于核心技术与管理水平都较低的中国企业来说，欲借助金融危机到境外收购品牌、生产线、高新技术仍然要面对原有的困难，在缺少必要的整合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寻求低价、便宜而进行这些领域的并购同样会面对高失败率的威胁。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摒弃“抄底”的投机思维，实施理性境外并购。

2、并购目标选择要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成功的境外并购大多选择与自身关联度较高的并购目标。围绕主业并购，一方面可以巩固传统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业务领域熟悉，更易于控制风险。而境外并购的失败大都与其缺少明确战略目标有直接联系，很多收购并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历史经验也证明，一哄而起的并购最终会导致失败。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境外并购美国企业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与自身长远发展目标相协调，主要选择与自身主业相关度低的非制造业的房地产、金融领域进行并购所致。

3、有实力的企业应该借助危机进行低成本海外扩张。以银行业为例，中国国有银行的实力不可谓不强，2008年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排名前三，但如此有实力的企业业务仍然集中于国内市场。据统计，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资产业务市场集中度合计已超过60％。其中，2007年工商银行的资产业务市场份额达16.5％，远超美国第一大银行美国银行同类数据13.9％的水平。反观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国银行，海外平台利润已占它们总利润的50％以上，例如花旗集团，美国非本土的市场业务所占营业收入比例甚至接近50％。面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和深度上的差距，实力较强的中国金融企业应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低成本扩张机会加快国际化步伐。具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方式，如借鉴日本野村证券收购雷曼兄弟在亚洲业务的做法，低成本收购一些因危机而破产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良性资产，以收购资产的形式构建一体化优势。

4、做好现金流规划。境外并购应量力而行，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充足的现金流不仅是企业正常运营的保障，也是企业并购成功的前提。前几年TCL并购阿尔卡特以及上汽并购双龙的失败，就与并购中对现金流陷阱估计不足有很大关系。以此为鉴，要求企业在并购目标选择时应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选择规模适度的交易标的和支付方式，对目标企业隐藏的潜在现金流风险客观评估，以免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

5、重视境外并购整合能力的提升。并购整合决定着并购的成败，有数据表明，70％以上失败的并购都与整合不力有关。在境外并购整合方面，中国企业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要承认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不强的事实，选择整合难度相对较小的行业、企业作为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选择债权收购、资产收购等整合比较容易的操作方式，逐渐渗透进入国际市场，降低整合风险；二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积累国际并购经验，通过增强并购的软实力提升境外并购的整合能力。

(二)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

1、构建良好的企业境外并购环境。一是要注意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积极态势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展示，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平稳较快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为东道国目标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心理基础。为维护这种良好的并购环境，特别要注意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二是优化境外并购的有关环境。推动境外投资与并购立法，明确投资准入、并购形式、监督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准入措施，为国内企业境外并购储备人才；重视培育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务体系，改变目前国内企业境外并购中介业务基本由外资机构控制的局面。

2、制定国家层面的企业境外并购发展战略。面对

当前金融动荡带来的机遇和国内企业境外并购日益活跃的现实，中国应汲取国际上境外并购的经验和教训，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内企业境外并购的国家战略。战略内容宜涵盖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实施方式和考核指标。对重点领域(如能源、资源领域、高新技术领域)、重点行业(如银行业)的境外并购还要作出具体规划。

篇（6）

大数据日益成为国家和企业组织的战略资源。研究和实践发展表明，大数据有助于获得生产力、竞争优势、效率[1]，是创新能力以及创造消费者盈余的关键要素[2]，是一种促进公司绩效提高的正向因素；采用“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的企业能够获得约5%的生产力和约6%的利润率，这些差异在排除了劳动、资本、购买服务、传统IT投资等解释因素之后依然强劲[3]。大数据已成为类似于品牌形象的一项企业资产[4]。

然而目前却缺乏一种有效机制或方式来正式揭示这一新型企业资产的价值。会计则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正式机制。作为一种经济信息系统，会计通过提供对利益相关者决策有用信息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决策有用信息，即与企业组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相关且可靠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理论上讲，凡是能够对企业组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要实质性影响的经济事项或经济资源，都应当包含于企业的财务报告中。大数据正是这样一种具有远大运用前景和价值创造潜力、能够对企业组织产生重要实质性影响的经济资源，因此，它的价值信息也应当包含于当今的企业财务报告中。

当然，“在财务会计中，并非所有经济资源与义务及其变动都被确认与计量”（美国APB第4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与会计原则》，1970）。但是，在符合了 “效益大于成本”和 “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并满足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时，就应当将一定的经济资源或资源要素确认为财务报表要素（美国FASB第5号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198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甚至超过传统有形资产（想想Facebook）。然而，由于对这些无形资产的计量存在困难，或者对其确认不满足“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致使这些无形资产仍未在组织财务报表中正式列报。但是，不对这些具有重要实质性经济影响的无形资产进行列报，无疑降低了相关组织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正因为此，有关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计量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会计学界的当务之急，也构成了当前会计热点和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大数据作为近二十年新兴的一种无形资产①，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人类社会正走向全面数据化（孙海华，2015）、“赢得数据者赢得产业”（郑英豪，2015）。另一方面，国家借力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等战略举措及一些行业日益“数据化”“智能化”（如互联网、电信、金融等行业）等，使得大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产，而这种战略资产的价值却未能在政府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务报告中得以反映，这无疑会引发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质量的判断，也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美国FASB第5号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1984）规定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为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可靠性。IASC（现改组为IASB）《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也明确规定一个项目需满足“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主体；对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两个条件时才能确认为会计要素。我国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也做出了类似规定：一项资源应当符合资产定义，并同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才能确认为资产（第二十一条）。“符合资产定义和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资产定义，但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第二十二条）

由此可见，大数据能否作为资产要素确认，就包括对如下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第一，企业的大数据资源是否符合资产定义？第二，企业的大数据资源能否满足资产确认条件？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两个问题一一剖析，即对大数据的资产属性进行探析。

二、企业数据生态系统

大数据是指其规模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够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Laney（2001）最早提出了大数据的“3V”特征：容量大（Volume）、多样化（Variety）、速度快（Velocity）。“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运用“4V”特征：数据体量大（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处理速度快（Velocity）、价值密度低（Value）描述大数据。Moffitt et al.[5]则详细而又灵活地描述了典型的大数据应当具备的条件或特征：（1）系机器自动获取或产生；（2）可能仍是以传统形式存在，但会因频繁广泛地收集不断扩大；（3）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数据来源；（4）没有被格式化，因而不易被使用；（5）可能大部分都是无用的，虽然大数据的收集及其经济意义是积极的；（6）当与企业ERP系统里的结构化数据相结合时，就会有用得多。

“大数据”与传统“小数据”相比，最大差异不在于其“容量”（Volume），而在于其“格式”（Variety）。“小数据”多为结构化数据，如销售、工资、会计、采购等交易数据，这些数据多以一个包含行、列的表格形式呈现。而大数据，不仅包括传统的小数据，更多包括非结构化数据（约占90%），它们难以量化，难以用?魍车男小⒘蟹绞匠氏郑?可以跨设备收集（包括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传感器、卫星等），主要表现为一些“软”信息，如视频、卫星图像、社会媒体交互，或电子邮件、短信、网页等[6]。但也正是这些非结构化的大数据提供了探索和利用大数据的最大机会。

Moffitt et al. [5]的“企业数据生态扩展图”提供了有关企业数据类型、来源、结构、收集方式等动态演进的大致框架。该框架描述了随时展和科技进步，企业数据从最初的手工收集到后来的自动化收集，从最初主要是内部数据到后来的内外部数据日渐融合，从传统的结构化小数据到现在联结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大数据，企业数据已然是一个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来源广泛化、数据结构复杂化、数据内容丰富化、收集成本低廉化的数据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根据图1，位于企业数据核心地位的依然是传统数据，包括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资源管理（CRM）、会计信息系统（AIS）等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企业基础性数据。早期这些数据通常由手工收集。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企业收集数据的范围逐步拓展，收集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条形扫描码的出现产生了更多扫描数据，这些半自动化数据的收集成本更低，还能提供更多细节性信息，如顾客偏好哪些产品、哪些产品相关、如何进行存货在线控制等。射频识别芯片（RFID）的广泛运用产生了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自动化数据，且收集成本更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网页数据产生，包括网址（URLs）、点击路径（Click-Path）、内容数据等。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出现产生了大量与地理位置、使用场景等相关的移动数据。处于最外围的是数据庞大的三类大数据：视频和图像、音频、文本等，它们与企业传统数据“紧密联结”[7]，为企业利益相关大数据[8]，并通过“数据桥”被链接和整合进企业的数据环境中，构成企业扩展的数据生态的一部分。“数据桥”是指一些新兴的商业运用程序，如自动脸部识别、威胁识别、语音识别、模糊内容理解、文本挖掘、语音向文本的转录等，其作用在于在数据源和财务运用之间提供一定程度的桥接，从而将数据信息链接到企业的信息系统中[7]。

三、企业大数据符合资产定义分析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该定义强调了“资产”应当具备的三方面特征：一是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二是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三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一）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

该特征强调企业的大数据资源应当是由企业过去的经济交易或事项所导致的现实结果。预期在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所形成的大数据不构成企业资产。企业过去的交易包括自行制造、购买、接受投资等经济交易，或者提取折旧、累计摊销等事项。

在企业各类数据中，包括由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资源管理（CRM）、会计信息系统（AIS）等在内的传统数据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内部数据，是企业基础、核心数据，有些数据还是企业的关键数据甚至商业秘密。扫描数据则产生于企业的现金出纳机端的收款业务，射频识别（RFID）数据源于企业采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来对商品或存货进行识别、跟踪或控制等。在企业的设备上使用互联网会产生网页数据，移动数据是由携带了众多传感器的移动设备提供，包括一些位置、语音和情景数据，用以评估人们的行为和社交互动，它是企业的外部数据。企业中的电话会议等音频数据，访谈面视等视频数据，公司产品等图片数据，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文本数据也都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实数据。

（二）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这一特征要求大数据应当能够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即企业或者拥有数据所有权，或者虽然不拥有数据所有权，但拥有对大数据资源的控制权。

Bulger et al. [1]依据数据获取方式及所有权，将大数据分为三类：第一方数据（组织自行收集数据、拥有数据所有权）、第二方数据（与其他组织合作收集数据、数据所有权不能确定）、第三方数据（由其他方收集数据、其他方拥有数据所有权）。

第一方数据包括企业出于商业目的而自行收集的有关客户的数据。如零售业、金融业等在开展业务的同时积累了大量客户交易数据和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并拥有对这些数据的所有权。但这类数据通常包含有顾客身份信息，因此需经过“清洗”“脱敏”处理后使用，以保护隐私和安全问题。另一种有争议的情形是：用户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数据或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注册、浏览、购物、支付等产生的数据，其所有权问题目前尚不明确。现有研究或者认为应当归属于个人资产，所有权归个人所有，或者认为应归属为平台资产，所有权归平台所有，个人用户只是这些数据的生产者，但平台在使用时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义务（IT时报，2016）。

第二方数据是与其他企业合作收集的数据。数据仅能在合同约定各方之间进行共享，并规定了时间和行为范围。如当一个公司通过Google AdWords投放广告时，通常由Google公司代为该公司收集相关数据，也通常由Google公司代为存储数据，而该公司则可以获得由Google代为收集的数据，包括网页浏览次数、页面点击次数、特定搜索的输入次数等。那么该公司与Google之间就共享数据，但数据所有权通常并不明确。企业之间基于数据的战略联盟也是数据共享的一种形式。如万达、百度、腾讯基于O2O建立的大数据联盟。当然涉及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数据同样需要经过“清洗”“脱敏”以后才能加以分析运用。

第三方数据是由其他方（如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收集并拥有的数据。如政府数据、数据服务商、征信机构、市场调查机构等收集的数据。在第三方数据层面上，数据的来源和类型都大大增加，数据既可能来自于网页（网页抓取），也可能来自于数据供应商；既可能包括公开或公众数据，也包括封闭性和商业性质数据。如美国的一家高科技招聘公司Gild，运用自行开发的软件，从包括Google Code、LinkedIn等在内的80多种公开数据源中，搜索有关程序开发员的网页，并按其编写的免费开源代码的质量来评估其才能，以招聘合适的程序员[1]。由于第三方数据的收集方法通常不是很清楚，故?碛写死嗍?据的公司的声誉至关重要；当数据购买方在收到所购买的数据结果时，关于数据的抽样程序、数据收集细节都不透明，因而数据购买方也不清楚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第三方数据供应商往往根据顾客需求打包数据，针对特定目标群体提供信息[1]。

当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外部数据来支撑自身发展，因此企业数据既有第一方数据（如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也可能有第二方数据（如网页数据），或者第三方数据（如由专业的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提供的征信数据、市场调研数据等）。对于这些数据，企业要么拥有所有权，要么通过共享等方式拥有其控制权。

（三）预期会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

预期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本质特征。大数据之所以被视为“将和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样，成为一种生产要素”[9]，原因在于其具有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潜力。现有文献表明，大数据将在四个方面大有作为：减少成本、节约时间、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支持内部决策[10]，最终带来未来现金流量的增加。但大数据创造价值不是以原始数据形式，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来产生洞见、产品、服务[10]。

对企业传统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可以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扫描数据、RFID数据的分析运用，可以提供更多关于顾客产品偏好、产品相关性及存货变动方面的洞见，从而能改进产品摆放及更好存货控制，增强企业快速反应的能力，增长销售从而增加现金流（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例子）。网页数据分析能够帮助提供关于顾客购买决策过程的有趣信息（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例子），移动数据则能够提供关于用户行为和社交互动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深入了解顾客、精准营销（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

图1显示，视频和图像、音频、文本数据是企业运用最多的三类大数据。虽然大数据的早期运用并非来自于商业，但企业发现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自动抓取数据、外部数据相结合时，能够获取更大的价值[7]。视频数据分析能够提供比口?^信息更有价值、更相关的非口头信息[11]。从视频数据中提取的信息能够用于支持营销活动并帮助确定供应链中的瓶颈问题[8]。把与企业高管、董事会成员的面谈视频数据与他们的语音、语言等数据相结合，可以对公司高管意图有更清晰完整的把握，从而洞察公司是否健康[8]（这是支持内部决策、减少成本的例子）。从图像中提取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和把握产品使用趋势、对公司形象进行评估等（这是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的例子）。音频数据里的音高、语调可能预示着压力或异常情况。Mayew et al.[12]运用音频数据分析首席执行官的讲话模式，发现其讲话模式中的语音认知失调与因不合规引起的财务重述之间有积极关系、语气中所隐含的消极或积极的情感状态与股票回报率显著相关（支持决策、减少成本的例子）。分析顾客的投诉电话，能够了解顾客对产品满意度以及产品质量信息，从而提高对产品保修责任的估计（这是支持内部决策的例子）。文本数据可用于提取隐藏主题、发现特定模式或风格等[5]。社交媒体上的文本数据能够用于支持营销、对产品可能存在的瑕疵早期预警、预测销售量等[8]。在美国，电子邮件信息被挖掘用以识别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预测组织欺诈风险，从而减少职业欺诈[13]（这是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

四、企业大数据满足资产确认条件分析

（一）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这一资产确认条件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该资源是否能带来经济利益？其二，该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针对第一个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赘述。针对第二个方面，主要分析与大数据有关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

由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瞬息万变，“与某一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能否流入企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流入企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与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具有风险性。会计上运用“可能性”（通常以概率形式）来表达这种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并规定了四种量化标准：设与某一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概率为X，则当0

实务中，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编制财务报告时各项证明和迹象，运用职业判断来确定该可能性大小。不过，大数据分析、挖掘和运用技术的日臻完善将大大提升企业评估和预测业务绩效的能力[8]，使得企业运用大数据创造未来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二）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可计量性是所有会计要素确认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困扰大数据列作资产要素的瓶颈之一。“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会计计量就是以数量关系来确定物品或事项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而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价值计量，包括资产计价和损益决定。大数据的计量问题属于资产计价范畴。

1.计量属性的选择

资产计价有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两种基础可供选择。成本反映投入，价值代表产出，二者均可以通过计量属性予以量化（黄中生等，2005）。成本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可靠性、可验证性；价值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资产计价究竟应以成本还是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实际上是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进行权衡。权衡的取舍标准是使信息的总效用最大（刘明辉，1999）。

那么，对企业的大数据资源进行资产计价，究竟是应该采用成本基础还是价值基础呢？

首先，从企业角度而言，企业拥有或控制大数据资源的目的在于获得洞见、提升竞争优势、创造财富，这也是当今世界国家或者企业积极部署“大数据”战略的根本原因和重大挑战。

其次，从会计信息使用者角度而言，各类利益相关者更关心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大数据能够为企业创造财富的潜在价值（相关性信息――价值计量），而非这些大数据本身的收集和获得成本（可靠性信息――成本计量）。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大数据应采用价值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具体应结合企业大数据的获取途径或增加渠道，采用恰当的计量属性，以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2.计量方法的发展

大数据的价值计量可以参照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方法。自20世纪以来，已提出了多达几十种的无形资产估价模型，评估范围包括人力资源价值（Edvinsson，1997）、信息资产（Moody & Walsh，1999）、专用技术（Reilly，1998）、品牌价值（Sharma，2012）等。与基于成本或市场基础的估价方法不同，Heckman[14]基于数据本身的各项特征（包括定性、定量、价值方面变量）来对数据定价，为将数据计为企业资产服务。我国自2015年以来陆续建立的大数据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也旨在探索大数据的交易和定价机制。

然而，正如[15]所指出的那样，无形资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反而导致了其“评估过程的无效率”，从而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无形资产是不能够确认的，因为其缺乏一个可靠的评估标准去计量其价值”――“由于缺乏一个可靠的方法来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因此无形资产不能够确认”。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故不打算在此探讨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方法或模型构建。但为了避免陷入上述怪圈，本文认为，随着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定价机制等日渐成熟完善，企业大数据的价值可以得到可靠的计量。

3.计量单位的考虑

单一的货币计量手段不足以反映大数据动态、多样、多源等特征，还应采用字节、时间、文本、速率等其他辅计量手段。如：字节（Byte，1B=8bit）为反映数据存储容量的最基本单位，考虑到大数据的规模巨大，可以采用TB（太字节）、PB（拍字节）、ZB（艾字节）及以上字节单位来表示大数据容量或规模；可以采用记录（录音）、文件等表示大量非结构化大数据；可以采用每毫秒、每秒、每分等来表示大数据的产生和发送频率；按类型或来源分类披露大数据，以反映其多样性等。

五、关于大数据资产计量模式的构想

从会计视角，一般按来源渠道或增加途径将资产分为自制、外购、接受投资、接近捐赠、企业合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原因增加的资产。由于当前我国大数据的交易市场尚未普遍建立，相关的数据交易机制尚不成熟，有关大数据的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债务重组等的业务尚不多见，故本文主要针对两类最基本、最常见的大数据资产计价进行初步构想：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大数据、外购大数据。

（一）自行收集加工形成大数据的计量

企业出于特定商业目的或竞争需求，会主动获取、收集、加工、整理大数据，从而形成企业自制大数据资产。前文所述的企业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等是企业的基础、核心数据，多年来由于技术、环境等原因，这些数据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还只是“沉睡的宝藏”，尚未真正为企业发挥价值。而网页数据、移动数据、音频、视频、图片、文本等数据，则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补充性和辅信息，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决策。在具备资源、技术、人力的条件下，企业可以自行收集加工这些大数据，或者通过企业间结盟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共享。从所有权角度来看，第一方数据大多为此类数据。

企业自行收集加工大数据会产生一定的投入成本（物力、人力、财力等），但相比较而言，企业更看重大数据的潜在商业价值。因此，在会计计量上，其初始计量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因其自行收集加工成本通常能够可靠地取得；在后续计量方面，宜采用能够反映大数据价值的、决策相关的计量属性，如现值、公允价值等。另外，由于大数据的时效性、时间衰?p性、无限分享性、零磨损性等特性，还应考虑其减值问题[16]。

（二）外购大数据的计量

要像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资产一样从外部市场上购入所需要的大数据资产，需要有完善的数据交易市场和规范的交易交换机制为前提和保障。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各部门、行业之间的“数据孤岛”现象十分严重，数据价值未真正盘活。为推动大数据流通、实现数据价值，我国2015年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旨在推动数据交易市场试点、探索数据交易交换机制。

截至2016年年底，包括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长江大数据交易所等在内的大数据交易平台数量预计将达到15―20个（人民网，2016）。其中，我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能够交易的数据类型包括政府、医疗、金融、企业、电商、能源、交通、商品、消费、教育、社交、社会十二类（贵阳大数据交易所702公约，2015）。中关村数海大数据平台可交易除涉及国家安全数据和个人数据以外的数据（含底层数据）[17]。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则可以向个人开放，类似于“数据淘宝”，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长江日报，2015）。另外还推出“以数易数”服务，允许用户与卖方进行“物物交换”（人民网，2016）。大数据作为“商品”交易的实践表明，大数据是数据控制人的数据资产[17]。

企业通过大数据交易平台购买大数据资产时，宜采用购买成本（即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则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应能够持续可靠地获得或采用估值技术获得）。同时，也应考虑大数据的减值问题。

随着数据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和交易机制的日渐成熟，以数易数、数据捐赠、数据投资、运用数据偿还债务等新的数据交易形式也可能会出现。此种情况下大数据资产的计价可以比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债务重组等相关会计处理原则进行。

六、结论

大数据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日益发挥着资产作用。会计作为一种经济信息系统，向组织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大数据资源的决策有用信息是其必然之义。

（一）企业大数据符合资产定义

以Moffitt et al.[5]的企业扩展数据生态系统为框架，分析发现，包括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网页数据、移动数据、音频、视频、文本、图片等在内的企业数据满足资产特征，故符合资产定义。

（二）企业数据满足资产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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