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思想史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05 16:32:54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宏观经济思想史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宏观经济思想史

篇(1)

一、研究背景

自MM理论开始,有关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分析就逐渐成为了公司理财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国内关于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大多数都是集中于公司自身的微观因素的分析上.实际上,宏观经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以来,许多企业因为筹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不得不对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张维迎也认为,宏观经济因素在企业资本结构分析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对宏观经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对某一特定行业的实证研究较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一直以来国家对农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本文将以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来实证分析国家宏观经济对其资本结构的选择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背后的经济学原因。

二、模型的构建及理论含义分析

1.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界定

显然,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与其所在行业有很大关系的,本文选择农业类的企业进行研究。由于上市公司能够在公开的年报中搜集数据.但是不同企业上市年限不一样,考虑到年限较短的企业数据不利于统计,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在深交所和上交所挂牌交易A股的典型的16家农业上市企业。

必须指出的是,农业企业的界定是个复杂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现在的农业上市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背农投资现象;二是同时广义的农业包含农林牧鱼各类;三是行业纵向分上中下游,这些都使得农业企业得界定比较困难.本文根据证券之星网站分类作为参考选定。

2.模型参数的选取和分析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所谓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筹集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现有的通行研究方法中,权益负债率或资产负债率常常被作为衡量资本结构的主要指标,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代表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由于我们所获取的上市公司数据都是来自于它们的各年年报,所以本文中的资产负债率都是以年度数据计算的.现在对资本结构进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根据资本结构理论,分离出影响资本结构的指标变量,以此为基础建模进行分析。

(2)解释变量的选取和理论分析

在宏观经济变量中,可作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解释变量的有很多.本文初步选取了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以及狭义货币中(M1―MO)的实际增长率几个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①通货膨胀率。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始终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持续、稳定的通货膨胀将导致公司的实际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向股东转移.通货膨胀率或者说价格波动率对其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价格波动提高了公司的经营风险.价格波动使得公司的销售量、产品价格和成本结构的波动性加大,导致公司收入的波动性加大,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公司在决定自己合适的资本结构时,企业现金流量与同债券相联系的固定费用的比例大小和稳定性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次,价格波动在提高公司经营风险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丧失税省利益的可能性.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当债务融资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于债务使用相联系的税省利益就会变得高度的不确定.税省利益的丧失减少了股东从债务融资中获得的好处,股东因而会倾向于降低财务杠杆比率.最后,价格波动使得公司从投资项目中获得的预期现金流量变得不确定,迫使公司在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时使用更高的折现率,这往往会导致只有很少的项目被采用,企业的成长性因此而受到损害;这对资本结构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

②实际贷款利率。除了通货膨胀率外,实际贷款利率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股权融资,另一个是债权融资.这两种融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替代性.企业使用哪一种融资方式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获取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的大小.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更多的是考虑融资成本的大小.发行股票的融资成本有多种度量指标,例如股东权益收益率(ROE).而债务融资的成本主要是取决于贷款的利率,尽管考虑债务带来的税省收益也会得出同样结论,因为债务本息的支付在税收之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这里的贷款利率指的是实际贷款利率,按照通常的方法,实际贷款利率二名义贷款利率一通货膨胀率.因此可以认为,当实际贷款利率上升时,意味着贷款(债权融资)的成本上升,企业此时会更多地采用股权融资和较低地采用财务杠杆比率.本文以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差作为衡量实际贷款利率水平的指标.另外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的调整并不频繁,企业在确定自己的融资成本时通常以目前的利率水平为标准.因此在假定企业的财务政策是在年初决定的条件下,本文选择以上一年末银行基准利率为指标。

③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一国GDP的增长率是反映该国整体宏观经济状况的最具概括性的指标.GDP增长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情况.当经济增长率较高时,经济处于高涨、繁荣时期,企业的盈利水平较高且有良好的预期.这时企业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财务杠杆应较大.相反,当经济增长减缓时,企业盈利的实际水平与预期水平都会降低,债权融资的优势减弱,企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方式、财务杠杆相应减小.因此,理论上讲,企业财务杠杆的变化应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成同向关系。

④狭义货币中M1一M0的增长率。按照中国现行的对M1的定义,M1=流通中现金流量(M0)+企业单位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从M1中扣除掉M0后,剩余的部分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企业的存款.商业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也包括在其中.长期以来,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M1一M0增长速度的快慢都反映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M1一M0增长较快,则说明国家的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M1一M0增长速度放缓则表示国家正在紧缩银根,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加大.因此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会对企业选择融资方式产生作用,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

(3)样本数据的选择和分析

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农业的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我们把其所发行股票被“ST”和“PT”以及被摘牌的公司从样本中剔除.二是确定时间跨度.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所以即便从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日算起,到现在也不过10多年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把时间区间的起点定得过早,那么由于当时的上司公司很少,样本过小,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会缺乏一般性;但如果时间跨度太小,则时间序列数据的量会过小,因而会看不出长期趋势.因此,我们的样本选择时间跨度为1999年到2007年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交易且未被特殊处理过的16家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使用资产负债率行业平均值来度量。

3.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探讨个宏观因素对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为能非常直观和有效的回答我们所要验证的问题。所建立的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

其中,

AD表示资产负债率,P表示通货膨胀率,R表示利率,M表示M1-M0的实际增长率,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增长率。参数表示各自参数。 表示误差项。

变量的统计性质如下:

(2)模型结果和检验

采用统计软件根据收集的数据对(1)式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

此时可决系数R2=0.884,F=9.533(sig.=0.015),模型解释较好,但是膨胀和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显著性最差,去掉这两个指标,再进行模型估计。

这样可决系数R2=0.834,F=23.92(sig.=0.001),模型显著性极强,利率系数显著性有所提升,但是仍然通不过较高置信度的检验,且显著性与经济增长相比相差极大。因此R指标也可以去掉,再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模型估计。

这时,R2=0.834,F=40.312(sig.=0)通过模型显著性检验。经济增长的系数极其显著,常数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置信度在接近95%,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可以得到回归模型

三、分析和结论

从上面估计的模型不难看出,在我国农业上市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中,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对其解释性很差,具有较弱的影响能力。但是,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解释性要明显大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其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解释性又远远大于其他三个指标,几乎可以对资本结构做出全部的解释。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业企业在选择资本结构的时候更加关心宏观经济的增长。同时,实际的贷款利率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影响也较大。但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能力却十分有限。

参考文献:

[1]斯蒂芬・罗斯,罗德尔伏・威斯特菲尔德,杰弗利・杰富.公司理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王 娟 杨凤林: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最新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2,(8).45~52

[3]洪锡熙 沈艺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0,(3).31~32

[4]肖作平 吴世农: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2,(8).39~44

篇(2)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整个经济命脉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我国政府重点调控和大力支持的对象。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动内需开始,到后面房价恶性上涨,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重视程度,而在2013年出台的“国五条”中针对二手房交易征税的规定所引发的社会热议,这一系列的热点经济现象无不一次次地把焦点集中到这样一个在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举足轻重的行业。

对于房地产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任何的宏观政策的调控必然会给其带来冲击,而资本结构又是个经典的论题,由于宏观环境因素的可控性,当前对于微观层面上因素影响的研究已是相当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陆正飞(1998)通过实证研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公司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规模、长期资产比重、成长性以及负债税盾效应方面呈现同向变化;而在经营风险、产品特色、营销支出上呈现反向变化。也对相似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往往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但该研究在规模、成长性等其他方面并没有证明出有显著关系。在针对宏观因素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又主要以研究单个因素影响为主。Graham(1999)在通过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MTR的公司为了利息避税更偏向于发行债券。王素荣、张新民(2006)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4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所得税之间呈现出正向变动。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统地从宏观经济因素出发,选取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证实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解释力,但由于行业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公司影响力上存在差异,故本文选择房地产这样一个代表性行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结构间的变化影响。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的问题首先是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融资环境的变动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融资环境的考虑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变动和资本市场的情况,萨缪尔森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将经济周期分为经济扩张期和经济收缩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对宏观要素能有说服力的变量莫过于通货膨胀率和国内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可以区分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

1.1 宏观经济方面

1.1.1 通货膨胀率

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作为经营者,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和较难的债务融资环境;而作为投资者,在规避风险实现保值的目的下,投资会更加偏好于股权投资,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降低,由此提出假设:

H1:通货膨胀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1.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权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具有顺周期性特性,即经济繁荣GDP 上升,企业有更强的意愿通过债权融资;而经济萧条GDP下降,企业的负债比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率先考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在经济收缩期,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会选择避免债务融资,降低债务比率。由此提出假设:

H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正

相关。

1.2 资本市场方面

作为房地产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资本市场状况的好坏,与其融资决策的制定是紧密相关的。股票市场作为一个非理性市场,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企业的市场价值往往会存在被高估或者是被低估的可能性。而投资者又存在过度的投资热情,因此在企业价值被高估时,经营者会利用这样的投机心理,增发股票,吸收更多资金;而在企业价值被低估时,回购股票,偏向债务融资。

市盈率作为反映企业价值的市场评估指标,由此提出假设:

H3:市盈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3 财政政策方面

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税收和支出的变动来影响总需求的政策。政府支出的增减对企业获得发展机会的多少有直接关系。与债务融资相比,通过权益融资,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获取大量的资金,而相比债务融资的利息支付压力,权益融资还可以避免由于高财务杠杆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因此在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为获取更多投资

机会,企业会多选择权益融资,降低财务杠杆。由此提出

假设:

H4:财政支出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4 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是央行利用调整流通中货币量和基准利率的手段来调控社会需求的一种方式。根据其对经济的影响又可以区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在消极的货币政策下,政府通过抑制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降低总需求,通常伴随着高利息率,企业由于贷款利率的调高,出于融资成本的考虑会避免债务融资;在积极的货币政策下,政府通过促进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刺激总需求,通常伴随低利息率,因此企业会偏向债务融资,提高负债率。

1.4.1 实际贷款利率

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利率的增减变动首先直接影响到融资成本的高低,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的考虑,往往会对融资决策进行调整。唐颖(2012)通过探究利率对上市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表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但利率的正负变动对于资产负债率而言影响是不同的。张太原,谢赤,高芳(2007)通过对235家上市公司10年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利率与资本结构间有显著关系,短期利率正向变动,长期利率则逆向变动。由此提出假设:

H5:利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1.4.2 货币供给量

货币政策的松紧从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变化上可以获得最为直观的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由于市场上货币量供应的充足,企业更易于通过负债来获得资本;而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市场货币量供应不足,企业妄想通过债务融资来获得其发展所需资本的难度会大大地增加,因此会偏向股权融资,降低负债率。顾骏华(2012)研究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用时也表示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会带来整体社会支出的削弱,致使贷款增长速度将会放缓,从而使得企业减少债务融资。由此提出假设:

H6:货币供给量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2变量设计及样本选取

2.1 变量选择

2.1.1 解释变量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屈宏志(2012)、张炜(2011)、

胡佐(2009)的研究,本文选择了以下6个变量作为解释

变量。

①GDP增长率(GDP)。衡量经济的增长性最为合适。

②通货膨胀率(CPI)。通货膨胀率通过对物价增减的衡量,反映了经济冷热状况,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衡量。

③财政支出(G)。选择年度财政支出增长率(G)来代表财政政策的取向。

④利率(I)。选择央行当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作为利率的衡量工具。

⑤货币供给量(M)。M0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从M1中将其扣除后,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企业的借款,也包含向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选择(M1-M0)的增速表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

⑥市盈率(PE)。为了研究资本市场状况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选取市盈率作为衡量指标。

2.1.2 被解释变量

针对资本结构的研究课题,对于资本结构变量进行度量时,一般会采用以下三种指标来做研究,即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和长期资产负债率。国外学者倾向于狭义资本结构即长期资产负债率,而韩传模(2006)提到基于我国资本结构具有“负债筹资中短期负债水平偏高”的基本特征,我国学者们在研究时普遍采用了广义资本结构,因而在本文研究中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

2.1.3 控制变量

①公司的规模:公司规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进行多元化融资能力的高低。

②公司的偿债能力: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股东为了获得较高的回报,可能会利用债权人的资金从事高风险的项目。

③公司的运营能力:运营能力越强,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企业的规模,寻求更大的发展。

④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性大小则决定了盈余留存量的多少,一般来言,盈余较多的公司,可以实现内部资金周转,则较少地采用债务融资。

⑤公司的成长性:成长性较好的公司,往往企业的未来期望值较高,为满足其快速发展的目标,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较大,因此会较其他公司更偏向债务融资。(表1)

[指标类别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变量名

资产负债率

通货膨胀率

GDP 增长率

实际贷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长率

市盈率

M1- M0 增长率

Ln资产

流动比例

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增长率][符号

LEV

CPI

GDP

I

G

PE

M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定义

期末债务总额/期末总资产

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

(现期GDP-上期GDP)/上期GDP

银行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

(现期政府支出-上期支出)/上期支出

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现期M1-M0-上期M1-M0 )/上期M1-M0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销售收入/总资产

净利润/净资产

本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表1变量定义]

2.2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选取了2008-2011年深沪两市中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对样本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剔出了其中的ST类公司,删除了一些数据不完整和存在异常数据的公司,最终整理得到88家上市房地产公司的332个样本数据。

2.3 实证模型的构建

LEV=β0+β1GDP+β2CPI+β3I+β4PE+β5G+β6M+β7 LESSET+β8ROC+β9TAR+β10ROE+β11GROWTH+ε

3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描述性统计

[

资产负债率

通货膨胀率

GDP增长率

实际贷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长率

M1-M0增长率

市盈率

Ln资产

流动比例

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增长率][变量符号

D

CPI

GDP

R

G

M

PE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样本容量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极小值

0.0145

-0.0070

0.0921

0.0531

0.0328

0.1732

4.0611

19.2256

0.7826

0.0007

0.0009

-0.4469][极大值

0.9554

0.0590

0.1045

0.0656

0.1662

0.2758

1015.0000

26.4143

53.4501

2.5903

8.3960

4.9548][均值

0.6089

0.0348

0.0965

0.0575

0.0976

0.2060

56.1251

22.4854

2.4200

0.2666

0.1416

0.2185][标准差

0.1614

0.0260

0.0049

0.0051

0.0581

0.0414

112.5129

1.2024

3.3923

0.2048

0.4632

0.4021]

表2中报告了88家上市房地产公司4年的资本结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内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

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极大值为0.9554,极小值为0.0145,由于不同上市房地产公司规模性,经营状况等内生变量的差异,资本结构的极差上相差甚远,体现出各公司对融资途径的选择偏好有明显差异。通过观察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房地产企业总体上的负债率平均水平达到了60.89%,也体现出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偏好通过负债融资经营,具有高财务杠杆的特性。通货膨胀率上负值代表通货紧缩,正值表示通货膨胀,2008年到2011年间极大值为0.0590,极小值为-0.0070,通货膨胀率的正负变动对于研究经济稳定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GDP增长率、政府支出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长率均为正值,市盈率的极差变化显著,体现出资本市场对企业估值的非理性,根据市场择时理论,股价很有被高估和低估的可能。宏观变量的变化性为研究其变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基础。

3.2 相关性分析

变量之间大部分是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3),部分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关系,通货膨胀率与M1-M0增长率,实际贷款利率与政府支出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超过0.8,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高。在回归过程中政府支出增长率和M1-M0增长率由于与其他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被迫自动剔除。实证模型调整为:D=β0+β1GDP+β2π+β3R+β4PE+β5X1+β6X2+β7X3+β8X4+β9X5+ε

变更后的模型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中所示。

表4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常量)

通货膨胀率

GDP增长率

实际贷款利率

市盈率

Ln资产

流动比例

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增长率

估计系数

-0.8816

-0.6095

0.5610

3.3238

-0.0001

0.0558

-0.0140

0.1477

0.0406

0.0245

标准误差

0.2107

0.3090

1.4222

1.5370

0.0001

0.0065

0.0021

0.0365

0.0153

0.0181

T检验值

-4.1832***

-1.9725**

0.3945

2.1625**

-1.4999

8.6535***

-6.6367***

4.0456***

2.6636**

1.3508][ N Adjusted R2 F检验

332 0.415527.1458][*.**.***.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由回归分析的结果可见,①通货膨胀率在5%的水平上与资产负债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假设相符。说明在通货膨胀时,企业会优先选择权益融资;而在通货紧缩时,会优先选择债务融资。②实际贷款利率在5%的水平上与资产负债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假设相符。说明短期利率升高,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发行债务融资,提高财务杠杆;短期利率降低,企业会更多选择权益融资,降低财务杠杆。③GDP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关系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市盈率与资产负债率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也不显著。虽然正负相关性均与假设相符,但结果显著性并不高,这可能与样本年限的长短,样本量大小以及所选定的行业有关。④资产、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关系显著;资产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不显著。均与理论分析一致。⑤由于共线性原因,通货膨胀率与M1-M0增长率有显著共线性,由变量相关性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与M1-M0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可以推测M1-M0增长率与实际贷款利率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与政府支出增长率有显著共线性,由变量相关性可以看出,实际贷款利率与政府支出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可以推测政府支出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均与假设相符。

4建议

我国房地产业资本结构负债率水平较高,除了公司的内部因素差异,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在制定融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到现阶段宏观大环境的情况。在面对多变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资本结构:

4.1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资本市场是上市房地产企业获取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渠道,也是在这样一个市场中,资本实现了流通和重新配置。因此一个完善而健全的资本市场对于房地产这样资金密集型企业的融资决策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4.2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房地产融资新模式

事实证明,单一的融资模式已经很难确切地满足房地产业对资金的需求,现如今的融资方式主要以银行贷款和信托为主,但日益发展的经济对融资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融资新模式的构建日益需要得到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对融资而言受益匪浅。

4.3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健全房地产金融市场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对住房贷款市场的规范化日益提出了要求,在现阶段对资本的大量需要为住房贷款的证券化提供了有效的发展基础。这是规范化资本市场的一个强有效措施,也是切合房地产资本行情的一项举措。

4.4 整合房地产行业,建立自律性组织

拥有自律性是一个行业得以良性发展的必备条件。当前房地产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对自律性提出了要求。作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连接枢纽,发展成熟的房地产业已具备行业自律的经济基础。也只有在房地产这样一个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行业,才有可能实现房地产业高度的自律。建立有效的自律性组织有利于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提高质量水平,进而在这样一个自律性的经济环境下不断地实现完善资本结构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胡佐,胡琨.影响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宏观因素分析[D].统计与咨询,2009(2):33.

[2]王素荣,张新民.资本结构与所得税负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98-105.

[3]赵东玲,李得安.我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分析[M].东方企业文化,2012(10):168-170.

[4]金文辉,张维.我国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及其风险特征研究[J].求索,2010(10):34-36.

篇(3)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篇(4)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内忧”,主要来自于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当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两年历经风浪在世界范围内 率先实现企稳回升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是通货膨胀。从理论与经验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但要消化此前过度货币投放引发的通胀,至少还需要9 个月左右时间;再考虑到国际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农副产品供给情况,预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动。

二是产能过剩。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产能过剩 状况已经比较严重。钢铁、煤化工和水泥过剩产能分别达30%至40%;电解铝产能已占全球42.9%,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占全球36%,70%以上产量依靠出口解决。2011年,产能过剩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突出。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外患”,却仍然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到2011年,危机的影响也仍然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 。

一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仍然不明朗。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只要全球资本市场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全结束,不 定何时还会冒出一颗随时能将世界经济二次拖底的“炸弹”。在外部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国经济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独秀”将非常吃力。

二是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为提振本国经济,更为刺激就业,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国家,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从近期发展势头看,各国发起的所谓“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起数仍然在不断上升。2011年我国外贸将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争”。预期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被反复“炒热”。而当前中国外贸领域内众多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在2%~5%之间。有关部门进行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出口全行业能够承受的升值幅度不到2%。如果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我国沿海部分外向型企业的打击可能并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

篇(5)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篇(6)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教学内容空洞,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保持教师填鸭式授课、学生记忆背诵的传统模式。每年大量的经济学学生毕业,但合格的经济学人才却非常稀少。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经济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长期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在系统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MIT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经济系为例,从专业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美国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1.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的理论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品格,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能够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素质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课程体系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总目标的物质载体。课程体系是承担特定人才培养职能功能、具有特殊结构和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知识组织结构,课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使得各门课程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具体落实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确立专业规格与专业品质,区分不同人才学科的人才特征,同时课程体系设置海必须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要求,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也要有知识内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时还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实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1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实现课程体系的组织和优化。要按照经济学科的特点,实现课程的丰富性、回归性、联系性与严密性,使得课程的规划、研究和设计过程逐渐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结构合理的基础知识、自觉的学习意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1.2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实现科学性与发展性相协调。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反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从整体优化角度开展课程体系的优化及教学内容改革”。经济学是一个涉及面广、分支多、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且变化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理论和体系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模块、各门课程科学合理地、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方法相配合、传承与创新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强势传播,青年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手机阅读、互联网阅读成为阅读的主流,这样在当代学生中,知识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更要重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普适与特色相结合。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科学,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中要尊重经济学体系的一般内容与范式,做到课程体系的普遍适用。然而,每一个高校的研究与教学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观点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完全一模一样的课程体系设置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差异化生存、特色化发展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课程体系设置而言,也要体现差异化、特色化,学校要因校而异,根据自己的教学定位和理念,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着眼经济建设的前沿变化,预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开发出相应的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1.4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平衡。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全面的素质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只有深入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具备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众所周知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经济学界的大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曾荣获美国最高的计算机科学奖项。因此,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大量开设理工、人文、社科、艺术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开设交叉学科的综合课程以及跨学科的讲座等等,打破专业限制,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2.美国四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一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美国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制度,教学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教学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多数高校实施的是通识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结构设计,但各校的课程分类与组合不尽相同。如麻省理工学院为理工类学生开设人文社会课程,以保证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二是在教学内容方面,研究型大学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讨课,还有跨学科的专题学术讨论课程、导师辅导课以及问题情境式教学课,重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美国还十分重视开设创业课程,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三是教学方法灵活,研究性教学等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教学方面,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美国大学在设置本科经济学课程时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经济分析与应用等方面课程细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层次,在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开设初级经济学原理,二年级学习中级经济学在初级课程中对新生只讲授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内容在学生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和相关的数学知识后,才允许修读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中级微观应用分析、中级宏观应用分析等方面的课程,有的学校在选修课程上还开设高级微观理论。以下是MIT、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经济系课程设置。

2.1 MIT本科课程设置[1]:

2.1.1一般经济学理论,这一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级应用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阅读与讨论、经济学专题、博弈论的经济应用、经济学与心理学、战略与信息等课程。

2.1.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与竞争策略、卫生经济学、经济学与激励:理论与应用等课程。

2.1.3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研究与交流:主题、方法与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

2.1.4国民收入与金融,包括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环境政策与经济学、能源决策、市场与政策、能源经济学与政策、金融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信息技术与美国劳动市场等课程。

2.1.5国际、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

2.1.6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包括变化的经济中的美国劳动力、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等课程。

2.1.7经济史,包括中世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金融危机的经济史、资本主义以及对它的批评、世界贫困问题等课程。

2.1.8经济发展,包括发展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等课程。

2.2 MIT研究生经济学课程设置[2]

2.2.1一般经济学与理论,包括经济学家的数学、微观经济理论Ⅰ、微观经济理论Ⅱ、微观经济理论Ⅲ、微观经济理论Ⅳ、博弈论、契约理论、博弈论专题、独立研究论文、讨论:经济学专题、经济学阅读讨论等。

2.2.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Ⅰ、产业组织Ⅱ、卫生经济学讨论、集体选择理论:经验检验、集体选择理论:制度与实证政治理论等。

2.2.3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计量经济分析、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经济研究讨论。

2.2.4金融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简介、高级金融经济学Ⅰ、高级金融经济学Ⅱ、高级金融经济学Ⅲ。

2.2.5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Ⅰ、动态最优方法应用、宏观经济理论Ⅱ、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理论Ⅲ、经济波动、宏观经济理论Ⅳ、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高级宏观经济学Ⅳ。

2.2.6公共经济学,包括环境政策与经济学、公共经济学Ⅰ、公共经济学Ⅱ、高级公共经济学专题、环境经济学与市场失灵的政府反应。

2.2.7国际、区域、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学Ⅰ、国际经济学Ⅱ。

2.2.8劳动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劳动经济学Ⅱ、高级劳动经济学专题、劳动市场关系与职业流动性。

2.2.9经济史,包括经济史等课程。

2.2.10发展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微观学问题与政策模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治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经济制度与增长政策分析、政治经济学1:国家与经济的理论等课程。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主要课程:核心课程:价格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微观经济学)、收入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宏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经济学中数理方法导论、经验分析Ⅰ、Ⅱ、Ⅲ);专业课程:数理经济学(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包括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专题、市场专题(贝叶斯方法在营销与微观经济计量学中的应用)、经济史(包括人口与经济、商业伦理、市场营销的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包括应用价格理论、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经济学)、数量经济分析(生命周期动态学与不平等、社会相互作用与不平等)、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专题、国际贸易与增长、国际贸易中的数量分析)、公共部门经济学(政治学的经济模型、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部门中的发展经济学)、计量劳动经济学(微观数据分析Ⅰ、Ⅱ、Ⅲ)、宏观经济动态学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随机模型、公共财政与宏观经济动态学、金融市场的动态模型)、金融经济学(金融决策理论Ⅰ、Ⅱ、Ⅲ)、资产定价(资产定价、实证金融专题、资产定价专题)、产业组织(高级产业组织理论Ⅰ、Ⅱ、反托拉斯与产业组织)。另外有很多讨论课程,还有方法论的训练课程。[3]

哈佛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一般经济学、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为一类,包括微观经济理论Ⅰ、Ⅱ、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博弈论Ⅰ、Ⅱ等;计量经济学与数量方法,包括应用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专题等;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Ⅰ、Ⅱ、发展政策设计、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部门经济学,包括公共经济学与财政政策Ⅰ、Ⅱ、卫生经济学等;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等;产业组织与规制、环境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Ⅰ、Ⅱ、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行为金融;劳动、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城市经济学为一类,包括社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另外有大量的阅读、研究、讨论课程安排。[4]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1)第一年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分析Ⅰ和Ⅱ、经济学家须掌握的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Ⅰ和Ⅱ;2)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Ⅰ和Ⅱ、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公共财政Ⅰ和Ⅱ;3)计量经济学,包括微观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经验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专题Ⅰ和Ⅱ、计量经济学讨论会;4)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5)产业组织与规制,包括产业组织专题、产业组织专题Ⅰ、Ⅱ和Ⅲ、产业组织讨论会;6)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贸易与金融政策中的战略问题、贸易协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与金融、贸易与发展专题、国际货币经济学专题、商业政策专题、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地理专题、国际贸易讨论;7)劳动经济学,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和Ⅱ、劳动经济学专题;8)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包括宏观动态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分析Ⅰ和Ⅱ、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分析专题Ⅰ和Ⅱ、应用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模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货币理论与政策、高级经济学经验研究专题、货币经济学讨论会、经济波动讨论会;9)微观经济理论与数理经济学,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分析Ⅰ和Ⅱ、群体决策的建模与分析、经济学家的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数理经济学专题、金融与货币的一般均衡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控制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机制设计、契约与组织、政治的经济分析专题、市场设计、产业竞争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微观经济学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讨论;10)公共财政,包括公共财政Ⅰ、Ⅱ、Ⅲ、公共经济学基础;11)其他课程,包括美国经济史、欧洲经济史、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专题研讨、苏维埃与后苏维埃经济、中东欧、后苏维埃国家以及东亚改革国家的转轨问题、城市经济学、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经济问题、卫生经济学专题;12)讨论,包括经济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劳动与人力资源、国际经济学、发展与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战略、应用微观经济学与劳动。[5]

3.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特点

从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高校经济系课程设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课程体系完整,数目庞大

每一所大学开设的经济系课程几乎都涵盖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无所不包,课程数量庞大。哈佛大学2009年秋季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20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50门之多。由于课程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今后的职业选择,灵活选择要学习的课程,有助于实现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权衡,也有利于教师专注于某一个研究领域,提高研究与教学的质量,同时也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2课程层次丰富,结构合理

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体系布局合理,课程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逻辑联系得以完善。

首先,课程层次性强,课与课之间的纵向衔接紧密。在课程设置上,遵循知识传授的渐近规律,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构建完整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各大学都把一些主要的经济学课程分解成几个由低至高的级别,如微观经济学Ⅰ、Ⅱ、Ⅲ,宏观经济学Ⅰ、Ⅱ、Ⅲ,计量经济学Ⅰ、Ⅱ、Ⅲ等等,让学生拾级而上,步步升高,帮助学生既打好专业基础,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识。

其次,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训练。美国高校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计中,特别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学,开出了大量统计方法、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微观宏观经验研究方法、数理经济学方法等课程,并且分为多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理论和方法。通过经济理论与经济方法课的结合,以突出定性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既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论的定性表述,又能把这些理论化解为具体的假设,并运用统计资料和方法,对其进行规范化的定量检验。

第三,注重跨学科培养。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经济系设有经济数学(Econ-Mathematics)、经济统计学(Econ-Statistics)、经济运筹学(Econ-Operation Research)、经济哲学(Econ-Philosophy)、 经济政治科学(Econ-Political Science)五个跨学科方向,学生的培养由两个系共同完成,各个方向均有自己的学分要求,其中前两个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分别占总学分的22%和44%。这样的跨学科培养是紧跟经济学发展前沿的表现,有助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分析某个领域的能力。本科生毕业后,学校会鼓励他们去别的大学继续深造(不同于我国的基地班),基本上没有近亲繁殖现象。通过跨学科的培养,不断拓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学科目标。这些跨学科的经济学扩展课程,如社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等课程,为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和方法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而且还在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中,发现本学科的缺陷和不足,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3课程的应用性强

美国大学本科经济课程设置特别注重提高课程的应用性,以适应大部分本科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具体经济职业的实际要求。课程的应用性既体现在每一门课程的内容里,又显示在众多课程之间的结构关系之中,从每一门课来看,其内容设计一般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着眼,在提出、分析和解决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因此,整个课程的学习不是和经济现实脱节或割裂开来,而是形成积极互动的良性关系,即在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知识的拓展,又提高对经济现实的思考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学术视野

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国的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问题都有研究。因而其开设的课程几乎涵盖全球各国的主要经济现象,开出了大量涉及各国经济问题的课程,如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问题研究、国家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避免了过度本土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课程安排,也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促进学生探讨和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课程设置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

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以及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每个高校都开设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课程,由任课教师主持,每个班级不超过20人,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论文,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研讨,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讨论课还须提交自己的研究论文,这样的课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思想的学术品格,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欠缺。

4.完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 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美国几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完善我国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科学设置教学层次

把经济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明显的层次,初级经济学原理在一年级开设,不用数学表述,只是讲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轮流讲授。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涉及一定的数学语言,在二年级开设,我国一些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已采用这种课程设置,可以在经济学其他专业推广。与之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应用宏观等课程在三年级开设,加强课程的应用性。

4.2加强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

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与灌输,但对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却有所忽视。就目前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来看,大多数院校仅在二三年级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授课时间为一学期。而前面我们看到,美国高校在方法论方面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包括微观计量、宏观计量等专门化的课程,这样学生可选择的课程较多,也容易培养他们对这些比较枯燥的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建议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统计学等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课程也应分为不同的层级,在二、三年级开设,在培养基本理论功底的同时,注意学生的选修课建设,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4.3逐步提高讨论式教学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学,对我国高校来说是一种新课程,不能拘泥于课本知识,应当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要将最新科研成果引进Seminar教学,寻找突破点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Seminar课程应由对本领域学术发展趋势较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门专业课之后都应开设类似的课程,由教师指定研究领域和文献,学生对该领域的问题研究、讨论,每个学生都要参与讨论。Seminar课程应从原属课程分离,单独设立,课时比例也应提高。

4.4拓宽专业口径

从以上美国著名高校的办学理念看,这些院校均秉承宽口径、少分类的原则,使得经济系课程设置反映经济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尊重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加强课程的广博性和基础性,避免了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国各高校专业口径狭窄,财经类院校表现尤为明显。在某个财经类院校,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撰写的有关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的论文,竟然被学术委员会评为不符合专业方向,因为该校有金融学院,委员会成员认为股票市场问题只能由金融学院来研究。如此狭隘的专业划分只会局限学生学术视野,限制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高校应吸收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教学经验,减少专业分类,实现院系教学之间的互通,使学生打下宽厚的知识基础。

4.5以科学研究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学的课程提示设置中,要大力推进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的研究性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大力加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增加探索性课程,加大教育资源对学生开放程度。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每一名课程都要以问题探索为导向,在科研时间获得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从学生入校就开始科研训练,大学生科研项目要提供明确的科研计划,安排导师专门指导,提示经常性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成果交流活动等,不断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

①资料来源:

②资料来源:。

[5]MIT经济系研究生课程设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篇(7)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篇(8)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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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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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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