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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比较文学的对话——"2007年复旦-辅仁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学术交流论坛"综述
3.第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4.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5.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的新篇章──热烈祝贺北京大学设立比较文学博士点
6.台大比较文学博士班简介
7.“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
8.中国比较文学泰斗季羡林——季羡林比较文学思想论略
9.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就业的关系
10.第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就业的关系
11.关于比较文学:约书亚·司哥德尔教授访谈(英文)
12.上海高校比较文学专业创设"博士沙龙"
13.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
14 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15 比较文学形象学
16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
17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18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19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 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兼论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21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22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23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24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
25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26 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领域
27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2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29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30 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31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32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33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34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3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
36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和价值
3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38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39 跨学科:比较文学成功的对策之一
40 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再探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41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推荐书目
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
43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44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
45 比什么?不比什么?——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范式通论
46 比较文学的互文性与创造性文本的生成
47 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
48 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
49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50 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主题学研究
51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52 比较文学、传统与创新:马歇尔·布朗访谈录(英文)
53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54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55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5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
57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
58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论20世纪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其化解
5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60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
61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五大难题
62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63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
6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
65 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
66 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67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68 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69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70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71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72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73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74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75 对中国比较文学教材观的反思——兼及王向远与夏景之争
76 当代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与彼此的互补
77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78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79 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80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81 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
82 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83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84 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85 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缘由及意义
86 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再探讨
87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
88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89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更新
90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91 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92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9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94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
95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96 再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97 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
98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99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100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理念(笔谈)
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02 “比较”的超越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103 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78-2008)——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报告
104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10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106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107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108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109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110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111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112 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113 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114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学改革的可行性刍议——兼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空间
115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116 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
117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
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122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一)不具备可比性
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他颇具时代意义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极具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在此书中曾这样讨论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着异质性,并且由于这样一种差异带来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而正是他忽略了文明间可能存在共通性的看法暗含了比较文学学界内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一种代表观点———不具备可比性。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提出的观点:“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可以看出,韦斯坦因开始意识到跨文明研究的问题,这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更新和发展无疑是有推进意义的,但是他的“迟疑不决”也表达出他对于跨文明研究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认为,比较文学一旦越出单一文明的范围,开始涉及异质文明之间的比较将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同文明虽然客观存在,但是跨文明研究却没有必要开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实践应该坚守西方单一文明圈的阵地。又如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探讨平行研究可行性时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名单“:赫尔德和狄德罗、诺瓦利斯和夏多勃里昂、缪塞和海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白鲸》和《浮士德》、霍桑的《罗吉•摩尔文的葬仪》和特罗斯德-乌尔肖夫的《犹太山毛榉》、哈代和霍普特曼、阿座灵和法郎士、巴洛耶和斯丹达尔、汉姆逊和基奥诺、托马斯•曼和纪德”。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以雷马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关于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
(二)“求同”的可比性
相异于上述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界内还有另一派的声音认为跨文明研究是可行的,其可比性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勒克曾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而且,他在思考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也曾提到,“无论全球文学史这个概念会碰到什么困难,重要的是把文学看做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韦勒克是认同跨文明研究的,他认为比较文学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异质文明之间,在寻求不同文明的共性方面积极探索。而法国学者艾金伯勒也曾提出与韦勒克相似的看法,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具有“求同”的可比性。他“批评了比较文学中的狭隘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等倾向,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做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做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做能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然时代与民族等文化特性会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但是超出这一切因素之外的人类情思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不管时代与民族等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人性共通的前提使得异质文明之间存在了沟通的可能性,跨文明研究也因此确立了一种“求同”的可比性。
二、:变异学视域下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纵观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两派看法,虽然体现了不同学者对于该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但是这两种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局限性。如果我们在变异学的视域下考察这一问题,会发现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必然存在,并且其可比性的内涵又比单纯的“求同”要更为丰富。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具备可比性”的观点其局限性所在。认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相关论述中,韦斯坦因的看法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不可否认,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时的比较文学领域,由于以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大力倡导被法国学派抛弃的平行研究,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所以,韦斯坦因在权衡了法国学派过于狭窄的研究视野以及美国学派过于宽泛的研究范畴之后,采取了这样一种“中间道路”。但是,这个所谓的“中间道路”却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整体置于“穷途末路”之中。因为反对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备了跨文明性质的中国比较文学,其合法性几乎被完全颠覆。我们熟悉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钟书的《管锥篇》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都将失去学理上的合法性,成为一种“乱比”之作。显然,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比较文学百年的探索不可能是一种“天真的游戏”。相反,它是在大量实践与探索中积聚起深厚学理基础,具备成熟合理因素和凸显自身特色的一门大学问。因此,我们要以韦斯坦因为代表的片面观点,明确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具备可比性,并且这种可比性是建立在充分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经验之上的。然而,揭示了“不具备可比性”这一派观点的片面性后,并不代表将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单纯“求同”之上的第二派观点就完全正确。
一味地“求同”,忽视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将会引发严重的话语失衡问题。作为跨文明研究思潮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有过这样的认识:“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这一意识的核心从未遭到过挑战,从这一核心中浮现出一个东方的世界———的基础上”。因此,透过萨义德的分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所认为的东方,更多是西方话语霸权下被扭曲了的东方,而其真正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表面上西方文明看到了东方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但这样一种在话语覆盖下的关注,恰恰是更深层次的忽略。而且,这样一种“走样”的东方文明,不仅不能彰显东方文明真正独特的价值所在,甚至连东方对自身文明的感知和把握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曾对此说过:“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循着这样一种思路,于连曾明确对钱钟书、刘若愚等学者的研究提出批驳。他认为,钱钟书在进行跨文明研究时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求同”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也就是说,于连觉得钱钟书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同之处,没有将更有价值的异质性凸现出来,这样的跨文明研究并不全面。而对于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于连批驳的力度更大。“我认为他的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他甚至说,刘若愚套用西方诗学模子的“求同”研究,只能使中国诗学“贫乏化”。因此,从于连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跨文明研究,除了要追求一种“求同”的意义以外,还应该彰显出不同文明异质性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只是一味用西方单一话语体系覆盖其他文明的话语体系,那么非西方文明将会“被死亡”,从而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譬如,当我们完全套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风格时,其结论往往是标签化的、平面化的。因为浪漫主义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现实主义的杜甫不完全就是杜甫,白居易的风格也不能单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就能简单概括。若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的曲解,使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逐渐丧失。又譬如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传统的中国文论并没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批评”概念,如果依旧保持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文论话语,将使得中国批评史,变成“中国批评死”。所以,跨文明研究不仅要关注“同”的一面,还要明确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异”。其实,有许多异质文明间的要素也体现出承认异质性是必然的选择。如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中医、围棋等等,这些与其他文明体系存在绝对异质关系的文明成分,是无法用他者的文明体系去透析的,一味“求同”的思路只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使得真正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无法全面开展。至此,我们不妨引入中国学者叶维廉在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实践时所提出的“模子”理论来总结一下上述的分析。
他认为“,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时候,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不能忽略的,异质性是比较的价值得以彰显的关键。所以,唯有确立了“”的比较思维,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中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但是,仅仅确立了这样一种“”的可比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学者曹顺庆所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层内涵。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其定义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所以,将变异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将使其原有的可比性进一步丰富为: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与互补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跨文明研究的关键在于跨越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异质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这样一种异质性,文明交汇之处就必然会有“变异性”因素存在。变异的终点又往往指向文明间的相反相成,体现出一种“互补性”。因此,变异学理论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由单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异质文明的层面。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使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单纯“求同”的局面被打破“,求异”的部分得到彰显。而这两方面的理论创新都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进一步确立起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正是在变异学理论的指导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体现出了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求同”不是“同化”,“存异”不是“孤立”。所谓“‘求同’不是‘同化’”是指:我们承认影响趋同的同时,不排斥这一过程中的变异因素;在揭示共同诗心、文心的时候,不同于原有研究中的话语覆盖,而是保留异质特征。而“‘存异’不是‘孤立’”则是指:彰显异质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差异,更不是一通乱比;相反,异质性可比的内涵是建立在原有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可以更好地进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而且文明间的对话预示着新因素的产生。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语”,学术缺乏刨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从本质上讲,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元疑问,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甚至令人堪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立足异质,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学术界就围绕
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在于“何以失语“,“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植八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对传统的诗学资源,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 《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论》、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新论迭出,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鎏、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目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同时,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7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要防止无边的宽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工作面广,动手能力强,思维灵活,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更有发现问题,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关键词:他国化;西方文论中国化;变异学;文化创新
近年来在学界当中存在着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相关建设、文化与文论的现代化转向等各方面的争论,通过综合性归纳和统筹,这些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中外文化与文论跨越方面。具体而言,如何开展西方文论中国化进程、总结并发展中国化,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都成为现阶段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及文化转向中的凸显之处。曹顺庆先生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当中建构和阐发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因此以区别于法美的“求异”眼光对文学跨越性传播之后发生的变异和误读进行研究。在变异学的理论研究当中针对其发展的成熟形态,曹顺庆先生具体引入他国化的概念,并对其结合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实例进行了阐发。本文旨在具体分析,并对他国化的概念和意义进行学理上的肃清。
一、他国化的涵义与三种阶段
理解他国化首先需将其置于变异学理论的范畴以内。据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系统性专门教材《比较文学教程》当中指出,文学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以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一国文学传播到他国会产生本国文学被他国所化或化他国两种不同结果,而他国化着眼于后者,接受国将传播内容加以改造和吸收,改变传播国文学在话语方式上的形态。不论文论语境是处于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亦或相同文明圈内的异质文化传播也均会出现变异,其概念当中强调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的改变,是其同文化过滤、译介、接受相比根本上的区别。鉴于他国化的发生既关乎本国的话语言说方式,同时与传播国的交流有关,因此需在重视和加强本国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学和文化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他国化理论的基础性核心思想正在于承认文学理论和文化思维能够在跨越性传播以后获得新的生命力。厘清对他国化的理解不仅能够指导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立,更是实现中西文化平等交流和和平对话的关键。
基于对他国化概念的全面认识和对其内涵外延的挖掘,以及对他国化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他国化作为变异的成熟性形态大致会经过以下步骤,其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当中的方向性研究紧密联系。对他国化理论步骤的区分,也是区别于以往中西交流当中“器物”和“制度”之分的高层次、抽象化的概括。
(1)语言译介阶段
回归比较文学最本源的“跨语言”学科思维上来讲,语言翻译是他国化过程当中无可争议的初级阶段。“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强调在翻译中主体的创造性叛逆,就是在翻译引进过程中使原著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理论研究相结合,这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步。”任何交流均是始于口头或书面语言层面,其背后不仅关乎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惯性,更承载着某一国别语境当中的集体意识和文化思维,语言翻译既受制于语言系统本身的不对等性,更由于对接受国读者阅读和接受能力的考量以及翻译者自身知识结构和主观思维的束缚,发生变异实属必然。事实上翻译文学当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亦即变异的必然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并非仅凭主观,但同时此种变异的发生同他国化的实现仍存在距离。佛经翻译当中的“格义”即强调用本土思想典故阐释佛教思想,《高僧传・竺法雅传》中有云:“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是从接受国思维方式出发以译文发生变异的明证。
(2)文化现象阶段
文本中形象和文化现象、生活方式的变异则是他国化过程的中期阶段,是伴随语言译介的更深入的变异形态。五四时期即通过大力译介外国文学试图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文体建设方面汲取营养,将西方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况创作出的现代新诗和散文,实际即为他国化的例证。“在这意义上看,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印度的佛教思想传入中国首先伴随着佛经的译介和流传,南北朝伊始各地兴建佛寺,广布僧侣,甚至统治者也开始在生活方式上崇尚一种佛家清净无为的状态,从生活方式和文化思维上吸收外来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派遣各国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成立诸种如创造社、语丝派等文学团体并兴办刊物,也是伴随着译介作品以后,在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上产生的变异,郭沫若曾说:“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基于对文化异质性的考量和把握,变异学和他国化理论是对法国学派等对形象研究缺陷的弥补。应当注意的是,文化现象,形象和文本、生活方式层面的变化也仅是他国化的中级层次,并没有实现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上的改变,不能将其视作同他国化一致。五四时期激进派强调中国摒除传统思维而实现全盘西化,实际也只停留在某些浅层次的文化和形象上的西化,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论话语虽被破坏而断裂却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将形象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异与他国化的实现相等同,实是一种局限于现象而非考量本质的看法。
(3)话语方式阶段
他国化的深层模式为一种取决于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发生变异的衡量范畴。此为他国化区别于文学误读和文化过滤,乃至形象和文化现象转变的标志。赛义德指出理论旅行到某一新的语境必然同理论的重新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相关,强调依据新的条件而对理论进行的改造才能使之摆脱力量减损的危险而重新注入活力。他国化的理念与之相似,传播国的思想文化经过长时间深层次的传播以后,接受国可能由于其自身文化条件的吸纳以及文学和社会需求的实现而发生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时才会发生他国化的成熟形态,也即真正被接受国所化。佛教进入中国正是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加固,融汇外来影响才最终成为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禅宗,庞德的意象派诞生及寒山寺的流传也均为他国化实现的良好范例。他国化的过程伴随着文化流传的广泛深入,实现这一成熟状态需要更为广泛的持续流。
由语言层面到文本、形象和生活方式层面的转变,最终实现思维和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变是他国化过程大致从变异的深浅程度上进行划分的结果。事实上他国化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叠加的涟漪化发展过程,在对待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上,既要考量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又需要结合当前中西国情和平等对话的要求进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凌驾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迫切需求均会导致他国化进程和范畴、发展的速度产生变化。在当前社会文化多元化共生的背景下,强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以及和谐交流才是主要任务,他国化概念的提出也须在主体多元共生的背景下发生作用才具有其现代性意义。
二、宏观意义――人类文化创新的动力
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有所不同,其重视对不同文化之间文学异质性的探求。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明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都是在强调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根本性特征和方法论体系。①在跨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的他国化问题。是跨异质文明的基础上解决失语状态切实可行的途径,即通过文论的他国化,可以实现对他国文学的改造。
变异和他国化进程是文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规律,也是思想文学革新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存在着接受屏幕的问题,即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欣赏习惯和思维习惯不同,不可避免会带来被传播文学意义的增减和变化。试想如果没有他国化进程,中国的重要思想体系禅宗也就不会存在,没有中国禅宗与道学思想的作用,日本的物哀艺术及俳句也无法落脚。庞德的意象派可能也没有产生,中国化也只是空谈。因此在当今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将他国化这样一种比较文学甚至是比较文化下的核心理论加以坚持,有利于把握人类文化和文明进步和创新的规律,从而思想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不是秉持一种狭隘的观念进行无谓的争论,这才是他国化理论的推而广之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理解并厘清他国化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狭隘局限的学术思维,而产生对文化交流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合理性解释。针对当前凸显的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实际须从平等和谐的角度把握才能够实现科学认知,“西方文论中国化不是中西文论话语的简单拼凑,它是对文论他国化规律的合理运用。”只有明确重视以中国的学术话语为主,将西方文论进行有机融合,在平等对话中实现异质互补,才能实现化西方,而不是为西方所化。从他国化的视角出发,文论在不同语境当中的呈现状态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误读和过滤均实属必然,这类变异已证明进入了他国化的进程,其话语言说方式在未被接受国所化之前出现的龃龉矛盾并不能成为否定文化交流和传播可能性的理由。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性思维,并基于跨文明研究的平等性出发对西方文论进行借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他国化。
他国化作为变异进程的终极状态,在学科理论上来讲,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范畴中的重要标准及核心理论,不仅在涉及跨越性文化交流的领域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更提供了一种人类文明可能通过和谐交流和沟通达到的创新手段。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语境下,重视并理清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正确处理外来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从而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均呼唤着对他国化理论的学习和吸收。从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共同发展角度理解他国化,更能够在解决比较文学理论、文化交流和构成等诸多问题上提供根本性借鉴。(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参见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
[4]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巴赫金与理论的旅行》,引自金元浦编:《多元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中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教育要想有一个好的开端,就必须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中学教师来说,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教育与教学活动能高效率,但这并非易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如自己的工作能力、教育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等主客观原因,无论如何,学习、掌握、借鉴各种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则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应该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找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然后根据中学的实际情况,吸收他人教学方法的长处,使自己的教学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促进中学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国内外中学数学施教的对象都是中学生,年龄段在13-18岁,心理发展阶段属于青少年期,他们具有相似的心理和认知水平,教学内容大同小异,所要达到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基本一致;正是由于在施教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因此中学数学教学存在着可比性。比较中西方中学数学教学方法,发现有如下的相似之处:
(1)教学程序基本一致。各国中学数学讲授新课基本上采用这样的程序:老师提出问题,学生自学预习: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理解所学的内容;巩固所学的内容;检测所学的知识。
(2)讲授法是各国中学数学教学普遍采用的基本方法。不论中国还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数学知识的传授基本上是以讲授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助。
(3)普遍重视启发式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教学方法改革,中学教学也不例外。通过教育改革各国都重视如何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教学,尤其重视启发式教学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①
从中学数学教学实际来看,我国的教学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在:
(1)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关系和作用不同。中国大部分的教学方法都是以老师为中心,有“重教轻学”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大都是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主要是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的。尽管我国的教育改革努力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中考、高考对学生的影响仍然很大,使得大多数学校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题海战术、应试教育。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记住数学概念、数学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较深、较难的数学知识。但弊端是很明显的,它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注意探索学生的好奇心;多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应用教育,鼓励学生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讲究自愿,学生享受学习的充分自由,学习比较轻松愉快。
数学教学中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不同也造成教学气氛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中,老师和学生基本上是朋友关系,可以互相自由地交往、交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辅导提示的作用。课堂上老师有目的地让学生讨论,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有时老师甚至可以别出心裁地把课本搬到野外与学生们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柔和的清风中愉悦地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增加对学习数学的快乐,减轻学生压力,造成欢快的教学气氛,但中国学生长期以来处于严格的课堂管理中,强调教室、强调自己的座位,老师也不敢放开,担心过分放松,会造成课堂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和自由散漫的混乱场面,因为学习到底不是娱乐。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习惯不同,在严重“尊师”思想的影响下造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分严肃,学生过分紧张,再加上数学不同于文科,故事性的内容少,更加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很容易感到疲惫懈怠,致使一部分学生特别是差生把学习数学当成是服“若役”。
(2)对培养能力与个性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强调个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因而分层次个体教学方法使用得比较多。比如他们在教改中提出的非学校论的教学方法,及计算机程序教学法(把所要学的知识编成程序,让学生面对计算机自学)。这些方法强调自学,注重因材施教,能较好地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满足不同学生学习的需要。但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使学生很少听到老师主动的讲解,难以与同学进行互相帮助,互相影响;此外使学生很少接触到课本以外的数学知识,影响学生的社会化。我国一般采用的教学方法大多是集中型吃“大锅饭”的统一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有利于教师全面考虑、统筹安排,教师易于把握节奏。但是容易造成优差生的严重分化,教学没有针对性,不利于因材施教,实际上忽视了个性的差异。
在国外的数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了解和沟通。如美国一些学校使用的教学日记法,学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教学中的思维过程、心理状况,使学生与教师能经常通过日记进行交谈,教师易于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兴趣及个人思维风格等非智力因素的个体差异,教师能从学生的这些资料中综合出各种学生的成就抱负水平、焦虑水平、意志水平,从而设计出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水平。而我国教师过分注重智力因素,相对忽视了非智力因素,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少,自然而然在他们之间形成隔膜,老师对学生的心理、情感、动机、兴趣难以了解,无法得到反馈,学生的焦虑、交际需要等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学具有很大盲目性。②
(3)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与应用数学教育的思想存在差异。国外的教学方法一般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重视应用数学教育,具体反映在注重数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数学中采用的例子尽量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日本的CRM教学法(复合的现实数学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一些学生熟悉的事物,针对其中所包含的数学知识进行讨论和探索,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教学方法深化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利用数学眼光看问题和建构数学模型的意识,培养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毕业后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当然如果过分地联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我国的教育目标虽然说重视应用教育,但至今未有与之协调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成了纸上谈兵,仍然只是从数学本身的结构出发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造成曲高和寡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教育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非常有效,善解题是中国教学方法中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从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可以看出。
(4)教学中使用的工具和教学媒体也存在着差异。国外由于经济和科技发达,直观教学手段有了极大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及各类教学媒体普遍被使用。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中国也力争改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但由于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多媒体的普及远远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③
(二)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在极力推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因而以后教学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所谓的全面素质可以概括为“四素质三能力”,即:文化科学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心理发展素质、劳动技术素质等四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等三能力。故通过中外数学教学方法的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我认为改进教学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重视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改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加强对学生的全面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2)重视能力的培养,真正做到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3)改进教学方法必须与改革考试制度相联系,不破除升学率的压力,就无法使教师与学生从考试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考试凌驾于教学之上,考试是“指挥棒”的不合理状况,使考试成为教学的检测手段,起辅助教学的作用。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世界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因而对任何好的教学法都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吸取合理的思想和有效的成分,创立一套合符实际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不要固守一两种教学方法,而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因材、因人施教是教学方法的唯一出发点。
主要参考文献
【摘要】舞蹈是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向观众传达情感,分享内心想法的重要艺术形式。观众通过舞者的动作神态感受到了舞者的情感态度,这样的舞蹈才是具有内涵和灵魂的舞蹈。因此,本文积极响应中职舞蹈教学号召,致力于构建具有情感深度和温度的中职舞蹈教学策略。
【关键词】中职舞蹈;情感教学;方法探究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0.11.107
舞蹈教学是中职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中职学校舞蹈生众多,但是真正能够通过肢体动作抒发个人情感、升华舞蹈感情的学生却并不多。很多学生对舞蹈的认识过于浅显和单一,认为只要动作做到位就达到了标准,因此忽视了舞蹈最本质的核心情感要求。基于此,中职舞蹈教师必须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情感,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指导学生通过肢体动作传达情感,并借此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具体探究过程如下。
一、中职舞蹈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必要性
(一)学生抒感的需要
一方面,抒发内心情感、分享个人感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诉求和欲望,而有效的情感抒发途径和媒介就显得至关重要。中职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较为规律单调,缺少多样化的手段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内心的压抑,不良情绪的累积,给学生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中职学生在学业上经历过失败,遭受过挫折,所以往往比其他普通高中的学生情感体验更为丰富,负面情绪的累积也较为严重,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远超他人,因此,中职学生群体中焦虑、不安、自卑和紧张情绪较为常见。而教师以舞蹈教学为媒介,结合对情感的探讨,对内心的剖析,对意志的强化等教学任务,则能够给广大中职学生创造抒发个人情感,释放不良情绪压力的有效途径,富有情感的舞蹈教学课堂能够安抚学生的情绪,并通过一系列的情感教育将学生带入到多彩的舞蹈世界中,用舞蹈滋养精神,从而获得内心的释放,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二)打造课堂文化的需要
中职教育不仅仅重视职业技能教育,对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同样有着较高的要求,并致力于培养学生综合的素质和审美情趣。而在打造校园文化氛围这一过程中,舞蹈教学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但是,仅仅只是舞蹈本身的教学也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很多教师忽视舞蹈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使得学生将舞蹈学习当作强制性的任务,学过就算过,而无法将舞蹈学习真正转变为校园文化氛围营造的重要环节。因此,中职舞蹈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教师要透过舞蹈的外在形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沟通与心灵对话,让舞蹈学习的精神满足超出身体的疼痛和疲惫。这样,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可舞蹈学习,并积极在课外进行舞蹈练习与表演,打造多元校园文化。
二、中职舞蹈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正确认识情感化教学,构建素质教育课堂
中职舞蹈教学中情感教育工作落实的第一步必须要先从教师做起,先从优化教师教学理念做起,正确认识和接受情感化教学,打造具有情感深度的素质教育课堂。教师要以培养学生“成人”为目标,带领学生在审美、道德、精神、意志等多个方面获得成长与进步,不仅改善学生的形体,提高学生的动作标准程度,还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塑造学生的品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打造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素质化教学课堂。
(二)善用经典舞蹈作品辅助教学,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感知力
学生对舞蹈情感的发掘,对舞蹈情感的抒发不足,很多时候是由于学生积淀不够造成的,学生缺少对舞蹈情感的丰富认识,自然也就无法形成自己对舞蹈情感的个性化理解。因此,广大中职舞蹈教师在舞蹈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时候要积极弥补学生这一缺陷,善于借助外部力量和素材丰富学生的情感认知,并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对舞蹈情感的感知能力和共情能力,从而为学生舞蹈情感的丰富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师应当根据舞蹈教学的实际需要,提前借助多媒体和互联网为学生收集相关的经典舞蹈作品,并重点关注舞蹈作品中对情感的抒发和展现,由简入难,逐步带领学生认识多样化的舞蹈情感。比如在表现人与自然相处时的态度与情感时,教师可以选择杨丽萍的孔雀舞为展示素材,并配合专业人员对舞蹈表演的点评和对舞蹈情感的评价进行展示性教学,帮助学生不断丰富自己对舞蹈艺术的情感理解,从而逐渐形成独特的舞蹈情感感知、抒发和表达方式。
(三)保持情感体悟,培养学生发现美的眼光,丰富学生的内心情感
人们对于情感的体悟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更多的时候需要建立在个人经历、生活阅历、具体事物等基础上,通过判断其中的美与丑,对与错,善与恶而逐渐构建丰富的情感世界。因此,教师在舞蹈教学的时候,也必须要以舞蹈本身为切入点,指导学生对人,对物,对生命进行感悟,对日常生活,对个人经历进行反思,发现细微之处的艺术之美和舞蹈之美,继而收获丰富的情感。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成长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或者一次经历,从中发掘情感并将其编为一支舞蹈,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分享细微的情感,展示自己对美的感悟和认识,让舞蹈真正与情感相连,从而有效丰富学生的内心情感世界。
(四)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将情感教育与表演实践结合
艺术来自生活,情感源于实践是不变的真理,对中职舞蹈教师在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同样有指导意义。教师积极为学生创造舞蹈表演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走上真正的舞台,面对真实的观众进行表演,能够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收获对舞蹈情感的不同认识,并不断丰富学生个人的内心情感,提高学生舞蹈情感的抒发表达能力。如为了加深学生对不同舞蹈情感的理解和认识,教师应当安排学生到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舞蹈表演,近距离感受人、自然、社会情感与舞蹈相联系的切入点,即从中获取丰富的情感,展现学生自身较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舞者倾注的心血和情感,有了舞者对舞蹈动作背后内涵和情感的挖掘才使得舞蹈拥有了灵魂,舞蹈表演拥有了感染力和影响力。舞蹈教学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教学,更是对美的分享和熏陶,对情感的浸润和共鸣,因此,教师必须要构建具有情感深度的舞蹈教学策略,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舞蹈动作抒感的能力,更要培养学生挖掘舞蹈背后深层情感的能力,有效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和感知力。
教育教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艺术素质教育与舞蹈教学的思考论文
摘要:艺术素质是学生综合修养重要方面,舞蹈作为艺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素质教育融入舞蹈教学,能很大程度上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但是在当前的舞蹈教学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素质教育的背景,分析了传统舞蹈教育的弊端,指出了当前舞蹈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教师要有掌控教学的专业度、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延续性、与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提高学生思维上的创新性。
关键词:艺术素质教育;舞蹈教学;创新;兴趣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20)22-0151-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0.22.075
舞蹈是一种通过身体来完成各种优雅的动作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形式。舞蹈教学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创造性的、启发式的舞蹈教学应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其教学目标、教学形式以及教学过程上应逐步规范化和系统化,这就需要我们舞蹈教师不断地摸索和研究,善于积累和总结,站在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式与学生展开教学对话,加强学生的舞蹈实践能力,落实素质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的要求。
一、传统的舞蹈教学
舞蹈课程目前一般是纳入高中音乐课程,是音乐课程的一部分。从教学形式来看,主要分为这几部分,首先是教师对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其次是教师对舞蹈动作、基本的动作进行演示,然后是学生实践练习,最后教师来考核学生学习的效果这样一个过程。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因为这样的课程是非升学考试的内容,所以学生的课时较少,一般是一周一节,所以学习的内容不多。因为需要学习理论,所以在练习方面课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学生进行课下的练习,但实际上学生课下练习的不多。从学生参与度来看,女生更喜欢一些,在动作练习方面也更加放松,而男生因为兴趣度不够,所以在理论学习中就往往不太积极,导致动作僵硬。到学期末考查一般是以学生舞蹈动作展示为主要考试形式,基本上没有统一的考试标准,所以学生也比较容易通过,这往往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重视程度不够。总体上来看,学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升学考试的学科上,极少数艺术特长生因为升学专业考试的需要,专注程度要更高一些。
二、当前舞蹈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缺乏变化。诚然,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新的高考制度的实施,新的评价机制正在推进,特别是国家提倡要重视艺术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是,从现实来看,可能是长久舞蹈教学课程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教师的课堂教学模式缺乏变化,方法比较单一,缺乏变化,一般还是在坚持原有的教师讲理论、示范动作,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这样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下,基本上是教师在主宰着课堂,学生被动参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沟通少;学生兴趣度往往不高,学习积极性不足,这样的现实不仅仅影响了课堂教学氛围,而且影响了课堂教学效率,进而影响了教学质量。这与新课改下的课堂教学要求也是背离的,不符合现代教育的理念要求。
2.对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度不够。素质教育下的课堂教学强调学生是主体,各学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就是适应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其终身成长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学生的艺术素质培养就是一个重要内容,而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也需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来设计教学活动,安排教学流程,重视学生的体验式学习,要真正让学生参与到学科课堂教学中来。而就舞蹈课来看,学生确实是也在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发自学生内心,是被动的。同时,在舞蹈课上,有些教师的要求过于严格,给学生自己创造或者发挥的空间不大,缺乏对学生的鼓励,课堂氛围也影响了学生在课上的发挥。这使学生在课堂上主动性会受影响,学习的动力也会不足。
3.考试与评价机制有待完善。考试与评价是舞蹈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试和评价能够直观地反馈学生学习情况,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措施。然而,当前的舞蹈学科的考试和评价机制有待完善,考试形式单一,缺乏创造力,对于学生素质的呈现不够。评价方面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评价更多,并没有把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纳入其中,学生没有参与进来,对于学生的影響就会下降。同时,考试与评价更多侧重于结果,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关注不够,对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评价也不足,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三、艺术素质教育对舞蹈教学的启示
1.掌控教学的专业度。教师能收放自如地展示自身的专业水平是素质教育舞蹈教学的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把握一个“度”,既要塑造一个容易和学生沟通的、让学生认同的师者形象,又要展示出自己作为舞蹈教师的专业水准和控场能力使学生信服。在教学中不能走极端,如果教师为了和学生“打成一片”而刻意隐藏自己的专业能力,在教学中设置过多的游戏和有意思的活动,或者尽可能做一些学生容易模仿的动作,虽然能使学生顾忌较少地进行尝试肢体活动,但是也会产生负面效应,不仅使学生对于教师的专业性产生怀疑,也不易于促进学生动作质量的进步。另一方面,如果教师为了收获学生的认同而一味地向学生示范“高、精、尖”动作,虽然能打消学生对教师业务水平的疑虑,但是容易使学生心存抵触,产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感受,让学生感到“我永远也达不到那种水平”,从而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去摸索和尝试,既要及时树立起权威和专业的典范,引领学生沉浸于舞蹈,也要与学生形成平等的会话状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考,帮助学生了解什么是生命的律动。
2.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延续性。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不能止步于课堂中,教师要有足够的魅力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延伸至课堂外,以促进学生学习的延续性。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校的教育环境中,特别是艺术课,如果学生没有足够的兴趣,很难投入地去学,更不用说进行课外的拓展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教师应该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首先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课堂中要善于捕捉学生和发现学生的兴趣,善于创设融洽、和谐的课堂气氛,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和特点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多种多样的练习形式,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盎然的兴致中迅速自然地进入舞蹈的情感世界。另外,教师要带领学生进行课外拓展,给学生展示的平台,使学生在课堂中积累的方法和小成果得到展示,教师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成功的体验能使学生感受到舞蹈带给他的快乐,从而发展成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力量,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学习中。学生只有对舞蹈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诠释舞蹈的寓意,使舞蹈具有生命和灵气。
3.与多学科的融会贯通。《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拓宽音乐的学习和应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各学科的课程资源共享能为舞蹈教学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艺术素质教育下的舞蹈教学的课例设计和具体教学可以借助舞蹈的形式与多学科进行对话交流,通过交叉吸收和跨领域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点,不仅丰富了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收获了除舞蹈以外的其他领域的知识,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舞蹈、感受舞蹈艺术。但需要注意的是:舞蹈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必须科学、合理,不能过于牵强,其内容必须围绕舞蹈以及相关内容展开,融合过程要以“舞蹈”为载体,不能喧宾夺主,偏離舞蹈艺术的主旨。这种融合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多样化的表现,舞蹈与多学科的碰撞,有利于丰富舞蹈课程内容,从而发现创新点,提升协调各学科的综合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地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绍介、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②,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讲风太盛,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师一上“讲台”,就名副其实地当好“讲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唯恐讲不够。这些教师把无休止地讲当作万能的法宝,唯讲至上。
讲风太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①机械重复。一步一回头,时刻担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复一通。有时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小问题也总要纠缠几分钟方肯罢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参及有关教育教学报刊上的内容,把类似的内容一一搬进课堂里,教学内容成了参考资料的简单罗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师总嫌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太浅,没有“教头”,因而凭着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学难度,或把高年级的内容提前到中年级来教,或把初中的内容提前到小学来教。由于难度提高了,教师也就感到“有得讲了”,于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什么“超纲脱本”,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也把学生带进了云里雾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纠正“讲风太盛”,关键应抓好三条。第一是认真备课,在备课时将课上要着重讲的内容写进教案,力求语言简练、明白,切忌语无伦次,杂乱无章。
第二是认真学习和优化选择教法,采用那些先进的教法,克服单纯使用“讲授法”,坚持“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实控制好课堂教学结构,除在新授部分作适当讲解外,其余教学环节尽可能少讲或干脆不讲。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自我控制,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讲风太盛”不仅害学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二、形式过多
教学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形式过多,往往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时间和效率。现在有些课,一会儿比赛,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唱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让人看不懂到底是数学课还是班队活动?
有些老师还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过多也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展览型,把数学课当成了教学具的展览会。
二是热闹型,以说、跳、演等外化活动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表面、肤浅的思维过程,真正有效的思维应当是静悄消的内化过程。三是魔术型,教师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试就准、一列就对、一验就灵,把思维过程全部掩盖了,学生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来龙去脉,教学活动成为一种神秘的魔术,把学生思维活动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纠正“形式过多”的不正之风,关键要抓两条,一是认真学好儿童心理学,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恰当地选用必要的教学形式,坚决杜绝追赶时髦、盲目效仿、华而不实的种种做法,使教学形式成为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载体。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维过程,揭示知识的发生过程,加强智力活动的内化设计与实施,使知识教学落实到思维训练上去,教学形式有力地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发展。
讲风太盛,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师一上“讲台”,就名副其实地当好“讲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唯恐讲不够。这些教师把无休止地讲当作万能的法宝,唯讲至上。
讲风太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①机械重复。一步一回头,时刻担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复一通。有时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小问题也总要纠缠几分钟方肯罢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参及有关教育教学报刊上的内容,把类似的内容一一搬进课堂里,教学内容成了参考资料的简单罗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师总嫌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太浅,没有“教头”,因而凭着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学难度,或把高年级的内容提前到中年级来教,或把初中的内容提前到小学来教。由于难度提高了,教师也就感到“有得讲了”,于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什么“超纲脱本”,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也把学生带进了云里雾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纠正“讲风太盛”,关键应抓好三条。第一是认真备课,在备课时将课上要着重讲的内容写进教案,力求语言简练、明白,切忌语无伦次,杂乱无章。
第二是认真学习和优化选择教法,采用那些先进的教法,克服单纯使用“讲授法”,坚持“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实控制好课堂教学结构,除在新授部分作适当讲解外,其余教学环节尽可能少讲或干脆不讲。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自我控制,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讲风太盛”不仅害学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二、形式过多
教学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形式过多,往往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时间和效率。现在有些课,一会儿比赛,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唱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让人看不懂到底是数学课还是班队活动?
有些老师还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过多也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展览型,把数学课当成了教学具的展览会。
二是热闹型,以说、跳、演等外化活动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表面、肤浅的思维过程,真正有效的思维应当是静悄消的内化过程。三是魔术型,教师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试就准、一列就对、一验就灵,把思维过程全部掩盖了,学生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来龙去脉,教学活动成为一种神秘的魔术,把学生思维活动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纠正“形式过多”的不正之风,关键要抓两条,一是认真学好儿童心理学,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恰当地选用必要的教学形式,坚决杜绝追赶时髦、盲目效仿、华而不实的种种做法,使教学形式成为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载体。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维过程,揭示知识的发生过程,加强智力活动的内化设计与实施,使知识教学落实到思维训练上去,教学形式有力地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发展。
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通常是有一定长度并有文献资料佐证的学术研究论文,专门对科学领域中的某些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创见性。毕业论文的完成是学生在掌握本专业要求的全部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运用,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一项活动,是学生从事独立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展示自己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优劣是决定学生毕业时可否被授予学士学位的重要依据。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目前的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令人担忧,曾有文章比之为“鸡肋”,意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言,情况则更应引起重视。
一、论文现状根据教学进度的要求,英语专业的学生在第八学期开学伊始就要准备论文开题报告,从而进入实质性的论文写作过程。下面是在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1.选题草率,研究方向不确定。学生在选题时不够慎重,没有经过严肃的思考,有的同学仅凭一时兴起就定下题目,如《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且不说这个题目大小,其内容本身就已超出专业范围,用英文撰写对本科生也实属力所难逮。还有的同学选题为‘OnReading’,研究方向不确定,泛泛而谈,不知侧重在哪里。虽然从表面上看,有些情况属于个案,但事实上,近几年,题目难以确定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导师认可的题目,学生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又有较大改变,甚至改变研究方向。
2.资料收集仓促,时而迷失方向。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和论点一般是以资料研究为基础的,如果仅凭一两本或几篇文章,就想从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得出结论,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资料太少,不足为证。然而,学生收集资料缺乏系统性,觉得不够用了则难以继续,转而换题,资料跟着题目变,仓促之间,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3.论文撰写问题重重。撰写论文要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阅读、做笔记、研究和整理之后,用自己的语言将其串联起来,说明论点、摆出论据、完成论证。如果只是把收集到的资料堆积在一起,东一段、西一段地拼凑下来,不能称其为论文。而大部分学生恰恰是以堆积为主,自己陈述为辅,论点跟着论据走,缺乏一致性,连贯性和逻辑性。另外,从论文整体的文字上看,资料部分用词专业、准确,句子相对复杂,而学生自己的陈述则语法错误频频出现,句子简单并口语化。
二、现状的成因
1.形势与应试的导向。近几年的扩招使学生数量有所上升,而教师的数量不但基本上没有上升,还有不少人投入国内外的进修学习而不能担任课程。由于课程负担过重,使教师不堪重负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写作课实践环节以及批阅后的反馈。全国统一安排的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合格证已成为评定英语专业水平的重要砝码,在社会和校方的大力关注下,学生认识到四级考试决定毕业证,八级考试关系到找工作,写作课教师也希望学生在写作项目考试中得高分。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四、八级考试进行。学生熟悉了框架形式、套路,只注意与过级考试相关的写作形式与技巧,不善于观察生活和知识积累,因此也就谈不上运用所学的知识表达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了。
2.写作教材的适用性。我国大学英语专业的写作教学一直缺少一套较为完整,由浅及深,循序渐进,适合现实各个阶段教学需要的教材。基础英语写作教材的范例虽多,但语言过于浅显,有些内容较贴近生活,但实用性和趣味性还有待提高;课后练习多为围绕四、八级考试出题,学生“见多了”正式考题,对此类写作练习,缺乏动力,且练习都未附参考答案,使师生课后没有参阅的标准;毕业论文一章,在二年级开始讲授,引不起学生的共鸣,一来是学生忙于考级,论文不是重点,二来时间尚早,缺乏一个过渡期,无法形成理性认识。
3.学生基本功较差又缺乏实践。学生习惯于让老师灌输词汇句型,不愿意动脑筋积极思考,写出来的东西用词不贴切,语法不规范,行文不顺畅,缺乏逻辑性、无条理。众所周知,写作不仅在于语言文字的组织,更多的功夫在于知识积累和文化素质,这方面的提高对于学生更为重要。然而,待学生忙完了四、八级考试转入论文写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无论是题目、提纲还是摘要、引言、参考文献,从形式到内容脑子里一片空白。虽说在之前的写作课上,这些内容都讲过,但当时不是学习重点,而且没有亲自实践过程,学生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三、英文写作课的定位
1.专时专用,突出目标。将四、八级考试及毕业论文写作分阶段进行,形成层次。在基础英语写作阶段,集中实现两个公认的目标: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和顺利通过四、八级考试。将教材中传统的写作技巧中的精华部分及增加的课外内容边讲授边加入写作实践,从而更加强调写作的动态过程和学习者创造性的发挥。毕业论文指导要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专门讲授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这样不仅为学生的四年学业成就提供展示的机会,而且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注重实际,精讲多练。有效克服教材的不足,从实际出发,为我所用,可适当放弃一些高深的章节,并增加一些循序渐进的内容,保证稳步提高。针对学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讲授词汇、语法、句法方面多做有益的练习,尽量找生动、学生易犯的大量的中式英语的例子,使学生在谈笑间能将其错误牢记在心。而大量的练习能给学生留下长久的印象。这样既提高了四、八级成绩,又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跨文化交际意识。
3.发动学生,互帮互进。由于教师的精力有限,可适时适量地发动学生互评作业,学生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同学间同级互评能帮助学生增强读者意识,降低写作焦虑,弥补自己写作中的不足。首先,互评可增加其词汇量,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有益于所有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其次,学生能够通过讨论互评首先成为一个头脑敏锐、丰富的读者、听众,然后成为一个思路清晰、能写出好文章的作者。
这样,教师不再是作为唯一的“读者”去评判学生的作品。全班同学在教师的帮助下,发现问题并能表达出问题的所在。最终学生对评判自己的作品的内容的表达方面也更加敏锐,并能更好地修正自己的作品,学生会很快地从评判活动中看到益处,也会把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作为提高文章水平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实,这不仅解决了日常教学中的问题,而且培养了学生严谨治学的良好习惯。总而言之,对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反映出来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其中英文写作课的教学任务极为关键,通过调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希望能够提高学生的论文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由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