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的内涵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市场支配地位,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使用的概念,但这一说法在别的国家则无使用。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运用“垄断力”一词,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则使用的是“独占”的说法。虽然各地对于其的称谓和术语是不一致的,但其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或者某些企业在获得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后滥用这种地位,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对市场的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的交易或排斥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了德国的“市场支配地位”的称谓,并在第十七条对其定义为:“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法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具备下列因素:(1)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2)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3)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4)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5)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6)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企业可能构成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作出具体的量的规定,比如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60%或70%以上,我们就有可能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还可以就市场份额规定推定标准,并考虑其他横向垄断与纵向垄断的因素。这对于我国反垄断的构建和完善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公布时间并不久,立法机关对其进行的补充修改也并不充分,并且许多有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范仍散见在一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待细化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这在我国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过于笼统和简单,仍需要进行细化。前文提到,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其中,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对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有着极其关键的决定作用,但是对其测算和获得的过程十分复杂;而我国反垄断法也并没有对具体的测算方法加以规定。其他的因素因为市场数据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而存在取得的困难,因此法律都没有进行规定。这都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模糊。

(二)滥用行为主体界定不合理我国《反垄断法》把滥用行为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目前,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一共有三类:首先是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即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其次是依法独占的企业,即公用企业以外的由法律、法规或其他合法的规范性文件赋予的从事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最后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在反垄断法上,同样的行为,由不具有市场优势的普通企业做出,就属于正常的和合法的竞争行为,而如果由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做出,则很可能造成垄断的后果。然而,如果一个企业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在一些特殊交易场合中占有着经济优势,并居于有利地位,那么,这种行为,我们也并不能称其为合法。所以,关于这种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法律也应进行分别制定。

(三)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首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一种侵权的行为,此行为所侵害的是竞争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行为主体应该对相对人受到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反垄断法》对于垄断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并没有具体规定“损失”的标准、经营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受害者的请求赔偿权等;第三,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国的立法草案均确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却都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四)相关立法协调性差在《反垄断法》没有颁布之前,对于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对法律法规还没有出现。但是在《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中涉及到一些有关于反垄断法的问题。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两部法律的作用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于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免受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增加产品,提高质量,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反垄断法》在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状态,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的活跃,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其有最大的选择判断权,保护和促进竞争;很明显,两者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而在《反垄断法》实施以后,相关的立法并没有及时地调整、修改,这就直接的导致了立法的重复,甚至法律规定相互冲突与矛盾,影响了法律的正常实施和执法效率,公正性。

三、完善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加快完善反垄断法中的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进行详细的分工和规划,加强法律规定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防止对法律实施的不确定和模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减少反垄断执法滥用和腐败,并且对违反者实行严惩,维护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实施。尤其是对其中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做出更加具体的实施规则,当前只是笼统的规定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给执法者造成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法律实施的不到位和执法力度不够,对违反者应当严惩。所以,应该大力完善立法。完善兼并审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制度,主要应该设计 参与式的程序规则,实现从公开到民主协商的控制;采取体系化的建构思路,实现从规则到原则的控制;完善可问责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从合法到“合理”的审查。

(二)完善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反垄断法对滥用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应当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以此有利于建立一个全整,健全,合理的法律责任机制。在民事责任上,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权利和加倍的赔偿请求权,也可以采用以过错责任为主的归责原则,在特定的某些行为方面采取无过错原则,以此来加重对于垄断者的惩处力度。在行政责任方面,严格区分发改委,商务部,工商局各种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只以价格管理来区分,导致界限模糊,影响执法的可操作性,用来加大惩罚的力度和不用的惩罚机制。另外,增加相关的刑事处罚条款,对于在垄断过程中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善刑法对于滥用垄断的行为做到罪刑法定。

(三)协调相关立法要协调相关的立法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贯彻各种法律的同时,及时地完善法律,以避免重复立法,引起的冲突。并且,由于经济执法机制的不完善,法律应该明确各自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明确分工,尤其是区分商务部,发改委,行政工商管理部门各自的职权和执法力度,以此来避免执法混乱导致重复执法等现象的发生。另外,在与贸易政策的关系方面,确保两者保持一致,将竞争政策引入贸易救济措施中。在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反垄断法的运用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知识产权所鼓励的创新行为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主要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来防止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其对竞争的保护。

篇（2）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60-02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中，反垄断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之一，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自由企业的大”、“经济宪法”、“经济法的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确立和维护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体制追求的直接目标，竞争自由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没有竞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体制。因此，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和自由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法理所当然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上世纪70年代兰德斯和波斯纳就已经观察到，在美国“经济学家在关注法律规则的内容时，已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法律的执行过程。”如果法律的执行不比法律的实体规则更重要的话，也应该是同等重要。再完善的法律规定，如果仅停留于纸面规定，得不到执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其中关于反垄断中私人执行与损害赔偿的内容却规定得很模糊。一方面，私人执行在反垄断法中可以激励私人参与反垄断法违法行为，从而使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机率提高，对违法者有着很大的威慑与遏制的功能。另一方面，损害赔偿制度又可以吸引广大的私人主体参与反垄断法的实施,弥补公共实施的不足。正因如此,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与损害赔偿的研究就成为整个反垄断法研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一、我国反垄断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反垄断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我国《反垄断法》在第七章对违反反垄断法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我国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形式。在我国《反垄断法》法条中，规定的大多数法律责任是行政责任。更倾向于反垄断法由反垄断机关来执行。唯一涉及到损害赔偿制度的第50条却只规定了民事责任，即“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一条文可以作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依据，但由于该条文过于抽象，对当事人在实践中运用该条文也造成了困难。

（二）我国反垄断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

1.对于提起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未作具体规定。条文中仅用“给他人造成损失”进行表述，模糊了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原告的范围。反垄断法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公益,而在社会当中，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权益人并不是特定的，而且是多元化的。对条文中的“损失”界定的不同，会导致原告范围的差异。在美国的伊利诺斯砖块案中，法院的判决引用了汉诺威鞋业案中判决的分析：只有过高索价的直接购买者，而不是制造或销售链条上的其他人是遭受商业或财产上损失的一方当事人。而日本的做法与美国相反，1977年东京高等法院 “鹤岗灯油诉讼案”的判决认为：在因不公正的交易方法导致商品的零售价格被不当抬高的情况下，购买了抬高价格的商品的一般消费者应该是受害者。因为如果不是这种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他就不会蒙受多支付与自由公正的竞争形成的适当价格之间的差额的损失；不能因为这样的损害是由于不公正的交易方法而造成的事实上的反射性损害，而否认其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对在权利主体方面，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即私人主体及公共主体是否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并且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没有进行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不容易执行的问题。

2.反垄断法条文中的损害赔偿容易被误认为民事损害赔偿。“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来源于民法,但并不与民事损害赔偿相一致。民法从个体权利本位出发,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追求等价有偿,强调契约自由、私产绝对,在权利受到损害时也以赔偿损失为原则。若基于民事损害赔偿的理念将民法的“填补原则”应用于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其结果只能是使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及私人实施的积极性丧失殆尽,从而造成这一机制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3.反垄断法条文对损害赔偿具体操作制度的规定不够具体，使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存在困难。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不发亮的光。”反垄断法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立法宗旨也决定了其应当具有较大的强制力才能实现其威慑违法行为发生的目的。这就需要我国的反垄断法有更加具体，更加完善的制度，真正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篇（3）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市场支配地位，又称控制市场地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使用的概念，但这一说法在别的国家则无使用。相对应地，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运用“垄断力”一词，日本的反垄断法使用了“垄断状态”一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竞争法》则使用的是“独占”的说法。虽然各地对于其的称谓和术语是不一致的，但其所指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即某个或者某些企业在获得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后滥用这种地位，通过运用这种力量支配或控制市场，对市场的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的交易或排斥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对市场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了德国的“市场支配地位”的称谓，并在第十七条对其定义为：“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法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具备下列因素：（1）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2）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3）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4）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5）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6）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企业可能构成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作出具体的量的规定，比如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60%或70%以上，我们就有可能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还可以就市场份额规定推定标准，并考虑其他横向垄断与纵向垄断的因素。这对于我国反垄断的构建和完善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公布时间并不久，立法机关对其进行的补充修改也并不充分，并且许多有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范仍散见在一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待细化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十九条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这在我国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过于笼统和简单，仍需要进行细化。前文提到，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其中，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对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有着极其关键的决定作用，但是对其测算和获得的过程十分复杂；而我国反垄断法也并没有对具体的测算方法加以规定。其他的因素因为市场数据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而存在取得的困难，因此法律都没有进行规定。这都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模糊。

（二）滥用行为主体界定不合理我国《反垄断法》把滥用行为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目前，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一共有三类：首先是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即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其次是依法独占的企业，即公用企业以外的由法律、法规或其他合法的规范性文件赋予的从事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最后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在反垄断法上，同样的行为，由不具有市场优势的普通企业做出，就属于正常的和合法的竞争行为，而如果由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做出，则很可能造成垄断的后果。然而，如果一个企业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在一些特殊交易场合中占有着经济优势，并居于有利地位，那么，这种行为，我们也并不能称其为合法。所以，关于这种一般企业的滥用行为，法律也应进行分别制定。

（三）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首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一种侵权的行为，此行为所侵害的是竞争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行为主体应该对相对人受到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反垄断法》对于垄断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并没有具体规定“损失”的标准、经营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受害者的请求赔偿权等；第三，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国的立法草案均确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却都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四）相关立法协调性差在《反垄断法》没有颁布之前，对于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对法律法规还没有出现。但是在《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中涉及到一些有关于反垄断法的问题。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两部法律的作用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于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免受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增加产品，提高质量，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反垄断法》在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状态，防止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的活跃，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其有最大的选择判断权，保护和促进竞争；很明显，两者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而在《反垄断法》实施以后，相关的立法并没有及时地调整、修改，这就直接的导致了立法的重复，甚至法律规定相互冲突与矛盾，影响了法律的正常实施和执法效率，公正性。

三、完善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加快完善反垄断法中的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进行详细的分工和规划，加强法律规定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防止对法律实施的不确定和模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减少反垄断执法滥用和腐败，并且对违反者实行严惩，维护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实施。尤其是对其中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做出更加具体的实施规则，当前只是笼统的规定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给执法者造成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法律实施的不到位和执法力度不够，对违反者应当严惩。所以，应该大力完善立法。完善兼并审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制度，主要应该设计参与式的程序规则，实现从公开到民主协商的控制；采取体系化的建构思路，实现从规则到原则的控制；完善可问责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从合法到“合理”的审查。

（二）完善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反垄断法对滥用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应当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以此有利于建立一个全整，健全，合理的法律责任机制。在民事责任上，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权利和加倍的赔偿请求权，也可以采用以过错责任为主的归责原则，在特定的某些行为方面采取无过错原则，以此来加重对于垄断者的惩处力度。在行政责任方面，严格区分发改委，商务部，工商局各种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只以价格管理来区分，导致界限模糊，影响执法的可操作性，用来加大惩罚的力度和不用的惩罚机制。另外，增加相关的刑事处罚条款，对于在垄断过程中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善刑法对于滥用垄断的行为做到罪刑法定。

（三）协调相关立法要协调相关的立法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贯彻各种法律的同时，及时地完善法律，以避免重复立法，引起的冲突。并且，由于经济执法机制的不完善，法律应该明确各自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明确分工，尤其是区分商务部，发改委，行政工商管理部门各自的职权和执法力度，以此来避免执法混乱导致重复执法等现象的发生。另外，在与贸易政策的关系方面，确保两者保持一致，将竞争政策引入贸易救济措施中。在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反垄断法的运用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知识产权所鼓励的创新行为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主要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内部控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来防止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其对竞争的保护。

（四）继续深入研究反垄断法理论我们目前缺乏成熟的可行的经验和模式，要借鉴国际反垄断法的一般经验和成熟理论，结合国情，推进法律逐步发展，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立法机关完善反垄断法的相关内容，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篇（4）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相比较与行政罚款、撤销登记、垄断行为禁止等法律责任来说，《反垄断法》只在第50条对民事责任承担做出简单规定，有点稍显不足。所以笔者从《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人手评析我国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制度。

反垄断法民事责任，是指违反反垄断法的经营者侵害其他自然人或法人的相关权利所应付出的代价，是各国规定最为普遍的反垄断法律责任。反垄断法民事责任渊源于一般民事责任，各国反垄断法民事责任的构成、实现方式、认定等各方面的规定都承袭于一般民事责任。例如，反垄断法民事责任保护的是广大普通经营者或消费者的权利，与一般民事责任保护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相同；反垄断法民事责任通常有排除侵害和损害赔偿两种责任形式，都出自一般民事责任的规定。还有，各国立法例显示，反垄断法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两种，同样来源于一般民事责任理论，等等。

一、对反垄断法第50条的分析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该法条阐述的是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但实际上该条是对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的陈述。从这样的陈述中我们分析出承担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应当具备的四法律要素，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这四要素看上去非常简单明了，但分析以后则会发现，远远不止这么简单，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进行补充。主体是经营者，客体是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权益，主观方面不能确定是否有主观过错，客观方面是实施垄断行为并给他人造成了损失。

在主体方面，根据一般的法理，这里涉及的经营者只有公司法人，没有将公司垄断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归入责任承担的范畴，这就使得真正策划和实施垄断行为的人规避法律，在法网面前逃之天天，即便经营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这对于实施者个人而言却只是皮毛之痒。另外，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垄断占据了我国垄断行为的半壁江山，所以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损害赔偿属于行政赔偿的范畴，应由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加以规制。

在客体方面，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应与民法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同的，反垄断法第1条便阐述了该法保护的是市场的公平竞争、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所指向的客体也应当是上述权益。

主观方面，损害赔偿责任主观方面的核心内容是主观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而该法条没有为我们指出任何主观方面的信息。从第50条来看主观方面不能确定是否有主观过错，也就是说在归责原则的问题没有在法条中加以规定，这很难保证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的合理准确追究，而由其引发的举证责任的问题又涉及到受害者利益的保护。因此，我们应当在反垄断法宗旨的指导下对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的追究责任。客观方面，虽肯定了损害赔偿责任与损害后果之间必然而又直接的联系，但有两个问题尚需明确。但是这两方面的问题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范围问题。请求权主体范围的明确，关系到损害赔偿责任的健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二、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

1.条文缺乏经济理性，使得民事责任的规定沦为摆设

由于反垄断案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以及受害人在案件中负有相对较多的举证证明责任，而通常一起在反垄断案件的受害者都有许多，这样摊到每名原告身上的实际损失通常小于诉讼成本，可以说，反垄断赔偿诉讼的成本足以令受害人望而却步。按照规定，受害人提起赔偿之诉的收益以其所受损失为限，加之诉讼成本高、胜诉概率小是反垄断案件的特点，因此受害人的预期收益远远小于他们的实际损失、诉讼成本之和。这样的规定就是雪上加霜，使受害人更加缺乏追诉的激励，宁愿自已承担垄断损失也不愿提起反垄断赔偿诉讼。

篇（5）

一、石油行业垄断的合理性分析

石油市场垄断能更充分的利用现有资源，避免资源重复配置这是其自然垄断的性质的表现；从产品性质看，汽油、煤油、柴油及化工产品等是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具有公用性，同时原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从行业性质看，石油行业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和公共利益赋予了石油行业垄断的合理性可以得到豁免。中石油、中石化虽经重组但仍维持着与国家行政机关密切的联系。石油价格受行政因素影响大。民营企业很难获取勘探开采资质，商务部通过《原油经营管理办法》、《成品油经营管理办法》确立了两大集团对原油和成品油的控制价权。石油行业受行政保护使内部机制冗杂、腐败横生，根据X-非效率理论 已经违反了自然垄断得以豁免的正当性――垄断比竞争更有效率。石油行业的垄断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石油行业具有国有企业和国内民生国际战略地位的特殊性。但，法律不能因此放松对其监督。政府要维护的是石油市场的效率，而不是某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只有通过法律有效的监管石油市场，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为石油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反垄断法对石油行业垄断规制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石油行业确实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现象如垄断高价、拒绝交易和价格歧视。“茂化实华停产风波” 就是垄断高价的一个实例，同时中石油、中石化，在国内成品油提价，以低于国内成品油税前价10%的价格向海外出口，凭借垄断地位制造内外有别的油价，区别对待国内外消费者构成价格歧视；“华南油荒”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两大石油巨头的无理拒绝交易行为。为促进石油行业市场化、提高中国在国际油市竞争实力，规制石油行业的垄断行为十分必要。

反垄断法对石油行业规制的重点不是自然垄断的属性而是其行政垄断属性 ，反垄断法恰在行业垄断规制上存在很多的局限性：一是立法不明。在我国，行业性行政垄断比较常见，反垄断法第七条保护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诸如电力、银行、铁路、烟草等行业。第八条虽规定行业性行政垄断需要反垄断法规制，但第七条以将上述行业性行政垄断从“滥用行政权力”中排除。二是执法机构设置不清。立法中，对规制类似石油的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执法机构未明确界定，只主张由行政垄断主体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管辖，“其他滥用行政权力依照其他规定”；实践中，上下级系统内部利害关系的制约导致监督功能难以发挥。“上级机关”因实施垄断的主体所属的部门的不同而不同使执法权、执法体系分散复杂，易出现重复执法或执法空白。三是法律责任缺失。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责任形式，造成不同实施垄断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

三、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建议

一是要明确立法。完善反垄断法对我国以石油行业为代表的行业性行政垄断；综合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对需要调整的行政垄断的范围明确界定。根据司法实践完善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二是要树立执法机构的独立和权威。首先执法机构应隶属于国务院，执法权限必须高于其它的部委，设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执法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人事和财务联系 。其次执法人员的选拔与资格审查程序必须严格考察专业知识和工作社会经验。最后执法机构 。有权监督、调查违法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性手段和措施；有权对由行政垄断行为所引起的民事损害赔偿进行行政裁决，对己经构成犯罪有权将案件移送至侦查机关。三是要法律责任。行政垄断行为可能构成行政违法、民事违法和刑事违法 。因此，笔者建议：细化行政责任规定事前责任；增加民事责任形式――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等；根据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程度、其主体所获得的非法收益的多少以及其受害者的损失的大小等方面确定刑事责任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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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邹贤铭，“新形势下我国石油行业的变化与规制研究”，《经营管理者》2011年（9）

[9]刘奕，“我国的行政性垄断及其规制――以石油行业为角度的探析”，《生产力研究》2009（7）

[10]张炳生，“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2）

[11]王晓晔，“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多元化的难题”，《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9）

[12]王佳，“论反垄断法中行政垄断法律责任缺失”，《经济与法》2010年（12）

篇（6）

反垄断法，是现代经济法的核心，它在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通常被称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由企业的大”。因此，各国都制定有专门的反垄断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公平交易法、德国的卡特尔法等。同样，反垄断法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也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我国于2007年8月30日最终出台了《反垄断法》，其颁布不仅是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求，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能的和内在的要求。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现”，国家制定法律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反垄断法，其本身并不能创造一个公正、自由的交易环境，实现其立法目的。反垄断法要真正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建立一套合理、完善的实施机制。与其他法律实施机制一样，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也主要包括实施机构、实施程序、法律制裁三个方面。这里，主要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机制进行解读，理顺其还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如何进一步完善进行相关思考。

一、反垄断法实施机构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机构，据反垄断法的规定是由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并由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即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是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但二者在具体职责上分工不同。反垄断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反垄断执法机构则享有独立的调查权和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裁决权。因此，从机构的性质上讲，反垄断委员会只是一个具有协调性质的行政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则是具有准司法权的行政机构。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机构的这个规定，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为专门设立的独立机构

在《反垄断法(送审稿)》中，对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规定是：“由国务院经贸综合管理部门负责企业集中和行政垄断的监督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订立垄断协议、滥用支配地位的监督管理：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负责价格协议、串通投标的监督管理。”但最终出台的《反垄断法》把这一条抹掉了、只是概括性地表述为“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立非常模糊，是由国务院单独设立一个机构专门承担反垄断执法工作，还是由现有某个或某几个机构具体承担反垄断执法工作，反垄断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有待于国务院出台相关法规予以明确。

就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由于其政治、经济制度、法律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使其在反垄断法实施机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基本上都设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美国实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机构，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个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托拉斯局是一个检察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对某些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进行调查，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对某些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进行确认和。德国负责实施《反限制竞争法》的机关主要包括联邦卡特尔局、联邦经济部和各州的卡特尔局。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设有垄断委员会，联邦卡特尔局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关，在联邦经济部长的指示下独立行使各项职权。垄断委员会是一个专家鉴定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德国企业集中化的发展，以及对《反限制竞争法》的某些条款的适用进行定期的检查和鉴定，为联邦政府的决策提供帮助。日本为了实施对市场垄断规制的目标，特别设立了执行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它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也是一个准司法机关，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实施日本有关禁止垄断的法律、法规。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应该专门设立独立机构。如果是由现有某个或某几个机构充当反垄断执法机构，由于其除了承担反垄断职能外，还具有其他职能，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独立性就难以确保，容易出现职责上的相互制约和推诿，从而不能有效地承担反垄断职能，执法工作容易受到其他行政机关的影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准司法权性质要求其应该是一个专门设立的行政机构。由多个机构共同执法，增加了反垄断委员会协调各执法机构的难度。加之，反垄断委员会的职责也不全面，容易形成一个虚设机构。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结合起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为反垄断委员会下专门设立的一个执法机构，由反垄断委员会命令具体行使职责，制止垄断行为，从而避免其成为一个虚设机构。为保证反垄断法实施机构的独立性，国务院应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就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组成、预算、职责和权限等内容做出全面和具体的规定。

(二)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其他相关行业主管机关职责的协调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在特殊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能源等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是否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之外，因此可以认为，反垄断法各项规则同样适用于这些行业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然而，反垄断法也未对其执法机构、法律责任等进行针对性的规定，而这些行业部门法律都规定了专门的主管机关，如《电力法》规定电力管理部门为监管机构等。如果各项法律所规制的具体行为在表现内容上出现重合，那么相关的行业主管机关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均可能依据不同的法律而成为有权受理机关，因此产生如何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其他行业主管机关的执法职责，如何避免多头执法的问题。推而广之，未来的电信法、能源法等在确立行业特殊性监管时，都有可能在监管机构的权责上出现分歧。

对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大体有两种做法。一是分工型，即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对一般行业垄断行为进行处理，赋予行业主管机关对特殊行业垄断行为执法的权力。美国克莱顿法在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垄断行为进行的同时，又特别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内民航局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等行政部门专门负责对各自所辖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二是协作配合型，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全面负责反垄断法的实施，对其他行政机关不作特别授权，而是强调其他行政机关与执法机构的协作配合。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9条第二

项规定：本法规定事项，涉及他部会之职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商同各该部会辨理之。基本原则是，专业法没有规定的，由公平交易委员会依公平交易法处理：专业法已有规定的，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和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确定管辖机关。

鉴于目前处于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初期，笔者认为，在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其他行业主管机关的关系上，应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全面执法，其他行业主管机关与其协作配合。涉及执法重叠时，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和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确定管辖机关。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和专门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行业主管机关的专业优势。今后在对其他特殊行业进行专门立法时，应着重考虑如何发挥行业主管机构的专业优势，以便与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好地配合，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法院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实施机构，二者相互分工和密切配合是实现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重要保障。其中，法院参与实施反垄断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惩罚违法者，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审查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保障行政执法的公正。由于法院行使司法职能都是被动的，因此不具有行政机关“主动出击式”的执法功能。但是，对违法者的刑事制裁和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都只能由法院经审判做出，纠正行政机关的不当裁决也只能诉诸于法院。所以，法院对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反垄断案件通常比较复杂，专业性和技术性比较强，而普通法院的审判人员未经过专门训练，一般不具备专门经验和知识。为此，有少数国家还成立了受理涉及反垄断法案件的专门法院。如英国根据其1956年《限制性贸易行为法》专门成立了限制性商业行为法院。

对于法院参与反垄断法的实施，我国反垄断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即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的决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反垄断中有什么作用，怎样去发挥作用。因此，法院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根据我国法院系统设置的状况，我国不宜设立处理反垄断案件的专门法院。如何协调法院和行政机关实施反垄断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应着重从分工、协调、监督、配合四方面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反垄断法的最佳实施效果。首先，法院与执法机构在处理反垄断案件的权限上要有分工，法院负责反垄断案件损害赔偿的处理以及对重大违法行为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执法机构负责对违法行为者的行政制裁。其次，确立法院与执法机构在案件处理程序上的协调制度。这里主要涉及损害赔偿诉讼的提起与执法机构裁决权的衔接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执法机构对相关的反垄断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法院不能受理相关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从而避免法院与执法机构在事实认定上出现冲突。再次，通过司法审查加强对执法机构处理反垄断案件的监督。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法院有权对执法机构的决定进行审核，并做出确认、修改、废止的司法裁决。最后，实现法院与执法机构在处理反垄断案件上的配合。由于反垄断案件涉及比较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在执法机构对案件进行调查后作出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法院应着重对案件进行法律审查。

二、反垄断法的实施程序

(一)行政执法程序

我国《反垄断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程序，如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采取强制措施、被调查人陈述意见、做出处理决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行政机关，其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遵循的是行政程序。尽管各国的反垄断法对处理违法案件的程序有所差异，但都离不开行政程序。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执行反托拉斯法时采用的就是行政法上的方法和程序，德国卡特尔当局也是依照行政程序处理案件。因此，行政程序是处理垄断案件的主要程序。

(二)诉讼程序

反垄断法的实施除了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适用行政程序处理涉嫌垄断行为之外，还与有关诉讼程序密切相关。一方面，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应当遵循行政诉讼程序。另一方面，追究违法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则需遵循相关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程序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对有关诉讼程序只是做了指向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说明如何适用有关诉讼程序处理垄断案件。由于其他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性质的不同，在反垄断立法中有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美国《谢尔曼法》规定，司法部可以对那些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行为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日本反垄断法规定，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必须首先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向检察长告发，由检察官向法院，法院课以刑罚。限于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的传统和权限范围，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民事、刑事诉讼地位的确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其他程序制度

在其他程序方面，我国反垄断法设立了事前申报制度和经营者承诺制度。事前申报制度是针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而设立的，《反垄断法》第21条至31条对其具体含义和实施程序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立事前申报制度对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的市场竞争秩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企业对反垄断法的认识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反垄断法要求经营者在实施集中行为之前进行申报，通过申报程序对集中行为进行事前审查，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避免造成实际的反竞争效果，而且也可以通过这种程序引导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增强反垄断的观念。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过程中，如果经营者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中止调查。这就是我国反垄断法所确立的经营者承诺制度。经营者承诺制度的设立说明我国立法允许非正式程序在反垄断法实施中予以适用。事实上，非正式程序在各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已得到普遍适用。在美国，大部分案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作出正式裁决之前就已经通过“同意令”的方式结案，在日本，根据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每年大约有70％以上的案件都是采用非正式磋商、警告和提醒、劝告等非正式措施。在欧盟，对被指控案件的处理和解结案，也是委员会经常采用的一种非正式程序。只要被指控的企业在委员会发出指控书后，或在初始的调查阶段自动修改协议或者停止协议的履行，使经营行为不再触犯欧盟竞争法，委员会就可以终止程序以结案。各国在反垄断法实施中对非正式程序的青睐，主要是因为非正式程序契合了反垄断法的自身特点，对

反垄断法的实施发挥着积极功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采用非正式程序，特别是说服和磋商以及和解协议的达成，不仅可以在双方之间进行信息交换，避免更大的冲突，促使企业积极配合政府行事，而且也有利于从法律和政策的双重角度解决问题。当然，非正式程序也是一把“双刃剑”，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适用非正式程序处理有关案件时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缺陷，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对程序的监督问题，一方面，社会将如何判断和监督执法机构做出的决定以及有无充分根据：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执法活动有着特殊的影响力，特别是针对一些纳税大户企业，执法机构就难免存在利己动机，从执法者演变为合伙人。在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后，如何克服经营者承诺制度存在的弊端，增强适用该制度的公信力，笔者认为，可以将经营者具体承诺的内容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的中止调查或终止调查的决定向社会公布。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监督经营者对具体承诺的实施，从而有助于经营者停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也置于阳光之下，可以受到社会全体的监督，加强执法力度。

三、反垄断法的制裁制度

反垄断法中的制裁制度就是有关制裁方式和制裁手段的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专门规定了违反反垄断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是，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违法经营者主要承担的是行政责任，如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因此，笔者认为，要实现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在法律制裁方面还需解决以下问题。

(一)对垄断行为刑事制裁的缺失

在《反垄断法(草案)》分组审议发言中，蒋树声委员说，第49条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一审稿中后面有一句话，“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但在后来的审议稿以及最后出台的法律条文中，这句话被删去了。也就是说，在垄断行为中不可能有刑事方面的责任。然而，垄断行为严重到一定程度应规定为犯罪行为是很多国家共同的认定，逐步加重对垄断行为的刑事制裁也是国际上的一种趋势。实践当中，有些垄断行为很严重，或者性质非常恶劣，或者给他人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对这些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垄断行为应当予以刑事制裁。

(二)对行政垄断行为缺乏制裁力度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追究的法律责任比较轻，仅仅规定对该行为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由执法机构向其上级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种法律责任的规定是不能有效制止行政垄断的。1993年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对行政垄断做出了处理规定，但到目前为止，行政垄断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立法缺乏比较严厉的法律责任规定。要有效制止行政垄断行为，彻底根除行政垄断现象，就必须加强对其法律制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责任规定。

(三)违法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缺乏相应的诉讼机制

尽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我国反垄断法却没有明确规定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实现途径，不利于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实际上，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既可以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提起民事诉讼实现，也可以通过私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建立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以弥补此空白。

篇（7）

一 、法律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起源

西方法律最早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比较著名的两部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一部是公元前后颁布的关于粮食商业的法律，另一部是公元482年颁布的宪法，禁止包括提高价格在内的所有垄断行为，其内容与现代反垄断规范价格的法律制度几乎相同。近代反垄断法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当时美国经济处于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许多国内较大的企业凭借经济规模的优势不断向市场侵入，逐步提高他们在地方市场的份额，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对地方性中小型企业造成严重威胁。1888年8月14日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了美国第一个反托拉斯法案。除美国之外，其他现代各国的反垄断法大都与美国反托拉斯法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关系。

我国早期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有《唐律》中“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即更出开闭其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的规定。这个规定的大意是：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垄断市场者，将受杖刑。这是我国早期体现反垄断法的条文。近年，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涌入我国市场，对我国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危机，它们甚至已经取得一些经济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完善我国对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律规制迫在眉睫。

二、我国现阶段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状

目前我国市场上存在着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现象，由于各种市场主体的实际市场控制能力的不同，进行反竞争能力的活动也是不同的。目前在经济生活中限制竞争行为主要包括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华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

1.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对公用企业的界定是：“公用企业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铁路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方式一般表现为强制交易或搭售、拒绝交易等。如电力公司要求客户购买其提供的电表及电表箱等辅助产品而不得购买其他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其价格比市场价格高，自行购买不予提供供电服务等。

2.在华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要表现

商务部外资投资公司最新的权威资料显示，在中国多个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在华跨国公司的份额不断上升。比如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在华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在三分之一以上。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华跨国公司采取的市场竞争的反竞争行为比较突出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搭售及附加不合理条件、价格歧视等；拒绝交易和进行独家交易，也是跨国公司限制竞争的行为表现。例如，某跨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该公司对其拥有专利权或商业秘密的“私有协议”，不授权给任何其他企业，人为地阻止了不同企业设备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技术和市场壁垒。

三、我国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方面的不足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主体上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法律在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上存在一系列的不完善。首先体现在对相关市场的认定的不完善，相关市场是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步，相关市场界定过宽或过窄都会影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认定缺乏科学的方法，有时认定较为主观，常常导致相关市场的界定不甚准确，直接影响滥用主体的认定。

2.对合乎市场支配地位的份额界定过高。

这在侧面反映了我国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过于依赖市场结构标准而缺乏标准的综合认定。这一份额的界定容易使人忽略造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其他因素，而仅仅关注市场占有率。我国目前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主要依靠的还是市场结构标准，虽然“不单以市场占有率作为标准，同时将其他因素考虑在内”，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将市场占有率作为单一标准，而忽略了其他因素。

3.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相比限制竞争联合行为更为隐蔽、手段更多、调查取证更困难，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因适用合理原则而更复杂，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我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法律责任还不完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条款无明确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只限于垄断行为人不配合以及执法工作人员渎职的刑事责任条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赔偿责任规定力度较弱。

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的法律责任都倾向于较大的处罚力度。就损害赔偿责任而言，我国是以损害补偿为原则确定损害赔偿的，这种赔偿力度针对市场竞争及消费者利益产生严重危害的滥用行为是不够的。

四、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的几点建议

（1）为了更科学准确地界定相关市场，在界定过程中应该引入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不应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判断一个企业的支配地位，而可以借助经济学的商品供求弹性、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系数的认定方法来帮助完成相关市场到判断支配地位的一系列过程。

（2）在界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应综合运用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标准和市场结果标准综合判断，这样才能最客观地认定其支配地位。

（3）加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责任的承担。法律责任制度在反垄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法律责任制度设计的不充分，不可行，反垄断法规定的各项反垄断实体制度和措施也将无法实现，反垄断法必将只是一纸空文。在我国，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威慑力较为局限，只对被调查者不提供所要求资料的行为和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设置了刑事责任，而未将严重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制裁的范畴。笔者认为，将严重的滥用行为纳入反垄断法刑事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滥用行为侵犯的是反垄断法所保护的自由竞争机制和公平竞争秩序。侵犯自由竞争法益的行为，属于破坏重大法益的行为，因而应受到刑罚。对法律责任制度而言，追究某些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比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更能体现威慑作用。

（4）在计算违法成本时，我国反垄断法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只是以补偿性为原则。笔者认为，在反垄断法中应加强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一般的损害赔偿仅仅能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对于众多消费者而言受到的损害往往是间接地并且数额较大，惩罚性赔偿对滥用行为实施者具有惩罚和威慑的作用，可有效的防止滥用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紫 徐杰.《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2]黄勇 董灵.《反垄断法经典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2.

篇（8）

我国反垄断法责任体系的缺陷

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民事责任,指违反私法之义务,侵害或损害他人权利或法益,因致必须承担私法关系之不利益之谓。①我国反垄断法对违法者的民事责任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五十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的民事责任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很差,急需国家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

反垄断法有关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实施的审查和调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首先,从上述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法对责任主体的追责极其宽松,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构成犯罪的,才追究刑事责任,对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却没有规定,责任主体过于狭窄。同时,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构成犯罪的,也没有规定,无疑是法律极大的漏洞。其次,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只要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尽管本条规定了垄断行为应该允许追究刑事责任,但在犯罪构成要件上的规定没有明确,有关犯罪主体、客体、行为等要件的规定不明确也直接导致了实践中操作的困难:一方面会造成过度威慑,一方面又会带来威慑不足的现象,造成反垄断刑事责任的虚置。②再次,由于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对违反反垄断法的刑罚加以规定,而且,我国反垄断法也没有把“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写入法条,造成现实案件只有串通投标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反垄断法行政责任制度的缺陷。根据其是否有行政权利的干预,垄断行为可以划分为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我国《反垄断法》对这两个责任都做了规定,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对经营者尚未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业协会组织同一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协议的、经营者非法集中的,罚款的上限都是50万元,罚款责任太低。其次,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制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又太过原则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再次,我国对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反垄断法》,没有相应的行政处分,难以造成威慑,也起不到规制垄断的效果。

国外发达国家反垄断法责任体系的构建

国外发达国家规制垄断行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谢尔曼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因违反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可以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的或有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讼,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日本《禁止垄断法》在其第七章“损害赔偿”中对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了专章规定。

国外发达国家规制有关制裁垄断行为在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反垄断的刑事化模式始于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0年的《谢尔曼法》,在该法出台之时,其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就规定,任何垄断行为如果违背本法规定,就构成轻罪,可以处最高5000美元的罚金,1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美国反托拉斯制度自确立起,任何自然人和法人的刑事责任随之形成,并成为该制度的一部分。依照2004年的《反托拉斯刑罚提高及改革法》,该法对于公司违法者的罚金大幅度的涨到1亿美元,自然人的刑事罚金也相应地涨到100万美元,其中关于最高监禁期从过去的3年增加到现在的10年。此外,美国半数以上的州基本上都有反托拉斯刑事立法制度。可以说,美国有关垄断刑事制度中,刑事诉讼是美国司法部制定的重要制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引进了刑事责任这一制度,而且连欧洲没有刑事责任制度的一些国家也认为应该增加刑事制裁。

篇（9）

我国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对经营者进行监管，以防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以及违反后如何对经营者进行处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有效控制，可以稳定市场竞争秩序。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概述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1] 。

（二）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

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我国将市场结构标准作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即把市场份额作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避免市场份额这一单一因素不足以充分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我国《反垄断法》也还规定了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其他因素。

我国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具体。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二、中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对比

（一）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对于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必须被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如果该支配地位是按照法律规定取得的除外。《反垄断法》第12条首次对经营者进行了界定，并扩大了范围；《反垄断法》第17条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了总结，详细列举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使得对一企业进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时有法可依；第18条对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应考虑的因素也做了详细规定。

（二）美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在美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常由《谢尔曼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两部法律来规制。根据《谢尔曼法》的规定，个人或者企业企图对一行业形成垄断或者与他人合谋形成垄断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则任何个人或公司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向区法院提讼，对相关责任人给予30万美元的罚款。市场垄断或企图垄断是这两部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三、通过对比得出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和标准欠缺

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欠缺。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只考虑了六种因素。分别是：第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第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第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第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第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第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对市场份额标准的规定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反垄断法》第19条对推定为市场支配地位的数额进行了确定。具体数额本文前边部分已经陈述，与美国、欧盟等地相比来说，我国的标准不是很严格。这种推定对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而言门槛太高，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二）反垄断执法主体不明

国外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是独立的部门，其独立是为了反垄断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避免执法力度不够。而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由国务院下设的反垄断委员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其授权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应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组成。这种反垄断执法结构会使得反垄断执法权力得不到集中，大大削减执法力度。

（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

依据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它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但过于笼统、不具体，没有具体的执行标准，这就给执法人员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易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存在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市场份额额度可以适当下调

一个经营者的市场份额额度达到30%以上，两个经营者作为整体的市场份额额度达到50%以上，三个经营者作为整体的市场份额额度达到70%以上的，则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二）进一步确立国家反垄断执法的独立部门

反垄断执法是一个复杂且专业性的过程，必须确立一个独立于当地人民政府部门且极具权威的执法机构才能有效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切实加大反垄断执法工作的力度。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增强我国反垄断执法能力还是从提高法律规制效率的角度考虑，我国都应该进一步确立国家反垄断执法的主体，从而加大执法力度。

（三）明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对于行政责任应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增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成本，使企业不敢违法，真正起到威慑的作用。民事责任的规定应该更加细化，使反垄断执法机关在认定或推定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时有法可依，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对于刑事责任，我国《反垄断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五、结语

我国随着深化改革的深入，经济将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必然会促进一大批公司、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会不可避免的使部分企业在相关市场形成支配地位，这就对我国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反垄断法》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的进行完善与修订，以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从而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反垄断法》在第11条、第16条和第46条第3款中对行业协会实施的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9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自相关法律法规颁行之后行业协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情况依然层出不穷。如广州眼镜协会集体抵制案，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联合涨价案等。2013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公布了一起辽宁水泥行业协会协议垄断案件，该案是近年来反垄断执法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最为严厉的一起案件。辽宁省水泥行业协会为了避免竞争者之间所谓的"相互压价"，通过限制熟料的生产，减少对粉磨企业的熟料供应来限制或排除竞争。辽宁省工商管理局经调查，认定辽宁省水泥行业协会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协议垄断"行为，作出罚款1637万元的处罚。文章以此案为视角，探析目前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律规制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足

（一）行政责任规定滞后

1、行政罚款标准不明确。《反垄断法》第46条第3款对行业协会直接规定了50万元罚款的最高限额，第49条也规定："对本法第46条、第47条、第48条规定的罚款，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但是这些标准并不是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规定，且标准及其粗略，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给予行政执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模糊不清的特殊背景之下，极有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权力寻租。

2、行政罚款数额过低。从本案来看，罚款总额为1673万元是根据水泥垄断协议制定后对相关市场的损害计算得来的，足见该行业协会垄断行为的实际危害的严重程度。但对于组织制定垄断协议的行业协会的处罚最高仅仅50万元，俨然对于行业协会的罚款规定畸轻。过低的处罚数额不仅无法通过罚款来弥补调查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所产生的监管成本，特别在我国反垄断私人赔偿机制缺失的情形下，如此低的罚款数额势必将导致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猖獗。

（二）民事责任尚付阙如

辽宁省水泥行业协会的限制产量和价格卡特尔行为导致辽宁水泥产业链条上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直接受损。但是至今没有受害企业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不仅如此，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实践中无一例对行业协会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件。《反垄断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唯一一条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但是该条明确了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经营者"，并没有包括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的自治组织，显然不属于经营者范畴，那么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也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显然是立法的一大疏漏。

（三）刑事责任立法空缺

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反垄断法法律责任制度中规定了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并无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行业协会的刑事责任规定更无从谈起。《刑法》中涉及垄断行为的也仅是第二百二十三条关于串通招投标犯罪的规定。由于行业协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比一般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更加隐蔽，危害后果更为严重，如果不能限定其法律责任，将很难遏制行业协会垄断行为。

三、完善《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建议

（一）完善行政责任的规定

首先，制定细则确定罚款标准。由于各国反垄断法对罚款大都规定最高限额，但在限额以下如何科学确定具体的数额许多国家都做出了如何确定罚款数额的程序性规定。鉴此，笔者建议制定操作性强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执法指南，加强对行业协会垄断行为案件的分析、研究，制定操作性强的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指导文件，明确行政责任尤其是行政罚款的具体标准，增强法律的明确性和违法预期，防止行业协会利用职权实施垄断行为。

其次，提高罚款的最高限额。世界各国把卡特尔行为作为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基于其巨大的市场危害性，因此都采用重罚制度。2007年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限定对行业协会垄断行为的罚款最高限额为最高50万元已经比较严厉，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收益越来越高，相应地，因限制竞争行为所产生的违法收益也因之而水涨船高。因而建议在未来修订《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提高对于行业协会罚款的最高限额，提高行业协会的违法成本。

（二）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第一，增加行业协会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鉴于行业协会与经营者两个概念的独立关系，应该在第50条增加一款："行业协会实施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种类。

第二，民事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民事诉讼原告资格是启动民事诉讼的起点。确定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国际上有两种标准。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强调原告必须证明自己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其所指控的被告的垄断行为；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即一切竞争者以及其他受违法行为影响的市场参与者都具有原告资格。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采用的是损害标准。笔者建议在构建原告资格标准时应考虑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隐蔽性、预期违法性，采用影响标准代替损害标准，理由如下。一方面，损害标准过于严格，因为行业协会垄断行为往往以内部决定、口头协议等表现出来，比一般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更加隐蔽。因此对于原告来说举证极为困难，很有可能因为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垄断行为与损失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致使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业协会逍遥法外。而影响标准对原告的举证要求较之损害标准要宽松许多，因而更有助于启动私人诉讼，进而能更有效地打击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另一方面，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可预期的。如果采用损害标准，必然是限制竞争行为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而影响标准能够使原告在限制竞争行为在尚未发生对己损害时就提起私人诉讼，可以有效防止损害的发生，提前终止和排除不法行为的运行。

（三）行业协会"双罚制"刑事责任的构想

未来立法修订该如何规定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刑事责任。我国对单位犯罪实行的双罚制是可行的构想，即不仅处罚行业协会本身，也处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行业协会的刑事责任形态是罚金，对行业协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形态是罚金和自由刑。通过这种双罚制尤其是个人责任的刑事追究机制，能约束行业协会决策人员的责任意识、违法风险意识发挥其保障合法有序的行业竞争之职能。

参考文献：

[1]时建中.反垄断法 法典释评与学理探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