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质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文化的特质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随着间文化交流的增多、盗版影碟的横行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港台翻译的英美电影。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虽是同宗同族，但是我们常常体会到两地相互之间翻译习惯的差异，如Dr，Dolittle 2香港翻译为《D老笃日记2》，台湾翻译为《怪医杜立德2》；Desperado港译为《三步杀人曲》，台译为《英雄不流泪》。如1998年获第7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As Good As It Gets成了《猫屎先生》(港)和《爱你在心口难开》(台)；Good Will Hunting成了《骄阳似我》(港)和《心灵捕手》(台)。最近的如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Slumdog Millionaire香港叫《一百万零一夜》，台湾叫《贫民百万富翁》。再如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台湾译作《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港译《奇幻逆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翻译英美电影片名时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一、电影翻译受到受众群的传媒文化特质的影响

从功能翻译理论来看，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介的有选择性和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语言学和翻译学家Nord提到“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由此看来，电影片名的翻译，跟各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效传播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兴趣、需求、广泛的社会经验及文化等因素选择使用大众传媒。个人差异和社会差别是决定媒介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主要通过翻译途径实现的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必须关注片名作用的受众。受众不同，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译名既然是以本地观众为目标，就必须符合本地观众的欣赏与品味水平，符合整个受众杜群的文化倾向。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致使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看来，两岸不同的传媒文化特质深深地影响了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策略和手段。

二、港台传媒文化特质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自由，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贸易自由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T.Cowen在《商业文化赞歌》一书中的陈述，商业不仅不是反文化，而是把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推向高峰的原动力。传媒精神与商业精神有着以下的共通性：一是炫耀性共通，传媒是商业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炫耀展示平台，同时亦借商业的力量炫耀自己；二是性共通，传媒着受众的需求，商业力量着消费者的需求。所以，香港的商业文化的繁荣赋予了其更加自由甚至肆无忌惮的传媒空间。所以一说起港式文化，便立即有了跑马文化、饮茶文化、麻雀(将)文化、电视文化、八卦文化、炒楼炒股文化等各式各样文化的同时登台亮相，撩人眼花。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香港文化一直是处于解构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设性少。与之相对应，在文化传媒作品上表现为明显的香港性特质，即商业性、草根性、无父无君性、移民性，还有一点遗民心态。周星驰的无厘头式的幽默在香港百姓中如此受欢迎，本身就有其草根叙事的共鸣在里面，它明显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他是以小市民所乐见的喜剧形式来表达，呈现出一种原本应是悲剧式反抗的、庶民的胜利。这种风格，是华语文化中所不可复制的一个标本。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

对台湾文化渊源流变的追溯可以看出，台湾文化具有多元性。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权文化、闽粤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欧美政治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都是台湾文化的源头，都曾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都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台湾文化仍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仍是中国文化下的一种地方文化。这是因为，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国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不同于香港的一直处于解构中的文化，台湾传媒文化是先解构而后建构，对传统的继承很多，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学和乡土文学积淀。但同时台湾和香港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台湾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内容更为丰富，源自美、日的大众消费文化传入台湾。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官需要为核心要素的“速食”文化迅速流行起来，蔚为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众传媒上出现了高度娱乐化。

三、港台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草根性的特质带来的是港译片名大量使用了粤语发音和香港本地方言俗语。如《宝贝小猪唛》(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头奖拍住抢》(Lucky Numbers)等都是用粤语做为片名，明显带有香港制作的烙印，体现出草根、平民文化在香港这个在外人看来很“洋派”的都市的坚忍不拔姿态。又如The Cable Guy译为《线鬼衰人》，The Princess Diaries译为《走佬俏公主》，Scary Movie系列译为《搞乜鬼夺命杂作》，snatch译为《边个够我姜》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更过分的，如Adaptation译为《何必偏偏玩谢我》，Pay It Forward译为《拉阔爱的人》。

(2)商业性的特质使得港译片名带有浓厚的香港庙街电影特色：香艳、暴力。和很多港产电影名一样，港式翻译往往选用那些刺激、煽情的字服做影片名。如Things AreTough All Over译为《糊涂宝贝上错床》，Dr.T＆the Women译为《医尽女人心》；A Night To Remember译为《摄魄》，You’re A Big Boy Now译为《艳侣迷魂》。这样的片名其实和电影故事毫无相关，只能说纯粹是为了商业目的，不择手段来吸引公众的眼球。

(3)移民性与无父无君性的特质产生了以英文“译”英文的奇怪译法。以英文“译”英文是港式译名的一个鲜明特征之一。如The Other Sister译为《爱情DIY》，Tycus泽成《Y2K大毁灭》。DIY最初为计算机术语，意思为自己动手组装，而Y2K就是电脑“千年虫”。香港虽然是英语为官方母语，但我想大多数并不熟悉计算机语言的香港市民看到这样的译名一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电影译名恐怕只有香创。

(4)一点点的遗民心态导致港泽中为数不多的改换中国古诗古词做片名。港译片名中偶尔会出现舞文弄墨之态，如将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译为《仙乐声飘处处闻》，极具缥缈仙气。此句语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诗中原文为“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被改掉一个字。虽说主要强调动听歌曲、美妙音乐这一市场卖点，但似乎缺乏文艺片片名所特有的雅致。再如根据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样升起》)改编的同名电影片名译为《妾似朝阳又照君》，显得矫揉造作，晦涩艰深。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浓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产生了台译片名中大量古诗词或文言词的使用或改换。和香港的一点遗民心态下的矫揉造作不同，台湾传媒文化带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积累，在对欧美电影片名的汉译中出现了很多文辞隽永的译名。如pretty woman译为《风月俏佳人》，“风月”二字既点明了片中女主角的社会角色，又显得很雅致，符合文艺爱情片的特点。古典诗词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电影Lolita在台湾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这个译名出自宋代词人张先和苏轼的一则文坛趣话，张先在80岁时娶了18岁的女子为妾，好友苏轼做一首贺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发对红颜，有一种的艳丽和含蓄。小说描绘的是老鳏夫亨伯特爱上自己年仅13岁的继女洛丽塔的畸恋故事，小说译本的副题就叫“鳏夫忏悔录”。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被用来比喻这个惊世骇俗的畸恋故事。

(2)婉约、细腻的本土文学风格使得台译片名有很强的文艺特质。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这种婉约、细腻的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到对欧美电影片名的翻译。像对生活片和爱情片名的翻译显出了浓厚的“鸳鸯蝴蝶”味道，如the remains of the day译为《去日留痕》，Howards End译为《此情可问天》，West Side Story译为《梦断城西》，As Good As It Gets译为《爱你在心口难开》，等等。

篇（2）

如果就中华文化发展的表现看，她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具有其特有的根源性。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原初性的民族。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原初的民族，所以才能够独特地从根源上运用其心灵，这种运用心灵的特质，正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而武术恰恰就是这种文化生命活的标本和存在体。

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在产生的原初就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形态，在思想源泉上就有深刻的差异性，中华文化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而希腊文化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言曰：“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生命里最为根本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形态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首先向生命之处用心。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个方面本质上就是在修己与安民两方面。“生命”是最为复杂的东西，甚至难以用属性和本质这类哲学范畴对其进行解析，因而当今武术本质的研究仍旧是一个难题，这是传统武术自身所蕴藏之生命本体所决定的。正是因为生命的复杂性，才有人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明代武术家戚继光也说：“去外寇易，去心寇难。”武术的本质力量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类似尼采所提出的“超人精神”，即“不断超越”才是生命的本质，因而有学者在西美尔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习武者内在的非理性生命冲动才是武术本质性的灵魂〔2〕这一命题。这种关于生命的冲动是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发动之处，实际上表现在武术文化的生命当中。

正德和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利用厚生或安民则是对待他人的生命。所谓“对待”意指如何来调护我们的生命、安顿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国文化特质里之保命全形、注重生命、把握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解剖或者解释，乃是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把握。因而正德、利用、厚生这一组观念形态是属于道德本体的一个范畴形态。传统武术在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时正是采取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生命观，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和“以德化人”，这才有了太极拳 “化动四两拨千金”这种让敌人倒伏却不致命的高级技击术和少林武术禅武“恕”的宗教精神；在对待自我生命方面，武术中的养生之术则更为高妙，有《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这种养生功法和混元桩、三体式等桩法，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养生功，具有导气、养神、通经活络的综合作用；另外在武术的习练过程中，对练武的时辰、环境、方位、衣着等都非常讲究，所以有“闻鸡起舞”、“早不朝东，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风如避箭”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谚，还有四戒、五损、十忌、十八伤、廿六宜等非常具体的摄生法则。

实质上，武术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生命观并非仅是人的自然“生命”，自然之生命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是在中华文化里蕴藏的那种精神性生命，即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道德从本质上就从属于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而正德即是道德的，利用和厚生是道德形上学的实践，这就开启了后来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正德是内圣之事，律己要严，要时常反观诛己；利用和厚生是外王之事，对待他人要宽。也即是说“生命”观在武术的文化内核中是一个观念形态，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态，在经过儒家的理论化改造后就形成了“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

2传统武术与儒家的仁智合一

从根本上讲，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始终被“仁”给笼罩着，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仁”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仁智合一”当中却是没有智的，因为智存在于具体的道德措施当中，在利用和厚生中表现，在道德实践的形上学笼罩下为实用的表现。武术之具体形态正是这种实用的表现，韩非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侠文化的出现使古典道德实践成为物化和肢体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成为表达侠的生命价值观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汲暗、郭解、剧孟等诸游侠像王侯将相一样被单独列传，或贬或颂间无不渗透出狭义行为中透出的道德精神。

“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被呈现，从解释学角度看，“仁”并不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系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仁看作“全德”的代名词〔3〕，也即是说仁包含了德的诸多内涵，如“杀身成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必有勇”、“忠孝谓之仁”、“知之方为仁”等，因此从仁的不同含义中看出，仁实际是形而上者，而智、礼、信义、忠孝是形而下者，谓之实践仁于社会之中，仁的笼罩地位在此时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把“智”而非义作为仁的第一实践体，是由于智是第一心的，换而言之，智是最靠近本心的。智者知也，通明万物，方达吾心，能直接通达人心的第一实践就是“智”，那么它理所当然的成为厚生的统领者。知后方能有礼，知礼方能有信，只有名觉父母之心才能懂得孝悌，因而智是德在实践层面上的第一属性。

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柔弱胜刚强”的技击艺术，《太极拳论》有言道：“……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查‘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4〕因而对武术而言，智是被放在首位的，武术修炼的高级阶段必须由智来承担，很多精要之法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自体悟才可触及，其必然经历一段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期间智力因素占有极大比重，善思考者、有灵犀者、坚持不懈者往往能成就一番武学事业，而浮躁不定者、愚笨木讷者和半途而废者则成就有限或者一事无成。从另一角度看，习武本身是个人修炼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历程，那么是否也可以把武术定义为境界形上学的实践体呢？自古习武者皆修心智，而心智正是武礼、武品、武义之根本，因而在实践层面上说“仁智合一”竟不如说是“智为唯一”。

仁的观念形态在根本上是为了安顿我们的生命而形成的，虽然看起来广大无边，无法予以进行概念性框定，但却有一个中心要领，就是通过孟子的“仁义内在”而确定善的标准。仁义本是由于如何安顿和调护我们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显出的一个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即是说：生命不徒有其自然之表，不仅仅是清一色的肉体生命，其间包含了一个异质性的理性生命，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生命。以此推论，仁义必是内在的东西，因而性善必然性的成立，放在武术的层面，我们即可以说武术绝不是徒有其表的暴力美学或是套路艺术，他本身涌动着的是“仁义内在”的生命意志，是在明澈之后的理性心和超验心。这个理性心和超验心的浮现，靠的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以智寻仁、以修寻心的求索行为，把外在的一起悬置和虚无化，从而达到彻底消除传统武术人自身存在的一切方法意识和思想观念，彻底放松身心，从而使此心得以彰显〔5〕。这一过程正还原了传统武术真正的文化特质所在。

3 传统武术彰显的道德主体性

若以儒家仁义必内在为毋需证明的先决条件，那么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必然成立，便可以由恻隐之心见仁，修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仁、义、礼、智四心就是心之德，亦即由心见性也。这一个心性我固有之，非由外而发我，因而是先天内生的。那么这个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们又称之为道德理性。这是定然的如此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的统觉”，即“我思”必伴随我所有之一切之表象〔6〕。那么这个心性一旦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完全壁立千仞般地树立起来，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才为天人合一之道的真正内涵。

本文开宗明义地讲过，武术承载了中华文化本体的特质，真正的武术大师往往把徒弟的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的第一要务，因而武术练的是体魄，修的却是真心，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应当是纯粹技击运动的武术却在后来演变出了桩功这一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修炼方式。不同的套路运动形式是不同的修炼法门，不同的习武经验则是通往本心的不同路径，可以武修禅，可以气修身，所谓外练筋骨皮，而内练一口气，练筋骨皮与练气两者都是修炼的必由之路，直到习武者可以真正悬置自己的外在肉体、尽己之性时方显本真。那么尽己之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上面通天，下面通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有“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综合统摄而成，而无论心、性、伦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发。儒家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一个着手建立人的道德理性和主体性，一个则竭力消弭人的道德主体性，一个悬置了人的肉体兽性，一个悬置了人的精神理性，其中孰优孰劣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通过习武这样一个由外化到内化的习练过程，达到一种主体显现的状态，那么这个过程便是树立理性人道德主体性的过程，无论从中华文化的心性一面还是从礼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尽理性精神”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实在是饱满之极，牟宗三先生称其为“圆盈的形态”〔7〕，那么武术之圆盈形态的表现则是完满的道德人格。因而我们往往发现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武林至尊的地位总是给予少林，这不是因为少林武术多么的所向披靡，而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的武术修为正体现出那种类似圆盈的形态，该形态恰恰彰显出了习武者的道德主体性，虽然小说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成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武术的精神实质所在。

4结语

通过对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儒家仁智合一的实践形式和对中华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彰显的逐步剖析，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践行了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深刻展现了中华文化道德本体的特质，并认为只有真正了解了武术所特有的这种文化形态，才可以从根源上寻到武术之真，从而为建立一个属于武术自己的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震,杨丽.武术本质层次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9.

〔2〕吴福友,付文生,席饼嗣.从生命哲学探讨武术的本质与发展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5):60-6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三联书店.2008.9:89.

〔4〕太极拳全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8:710.

篇（3）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1.074

Cultural Ecology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YAN Chunting

（School of Arts，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splendid culture， traditional folk arts and culture is a culture of Chinese grassroots groups working people in long-term life and the practice gradually formed， which has a unique cultural values， art forms， local customs and aesthetic sty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arts， elaborated traditional art TCEs and styl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and modern art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r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folk ar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t; cultural values

中国上下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蕴藏的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民间艺术文化主要包括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以及民俗风情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着不同地域的环境、文化和审美，且传统民间艺术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过去，传统民间艺术以生动、有趣、接地气的表现形式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随着我国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日益崇尚简单、快捷、高科技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关注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促进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成为民间艺术研究者考虑的重要问题。

1传统民间艺术的研究

传统民间艺术作为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其所蕴含文化和发展，与地域特征、风俗人情、社会风貌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传统民间艺术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关于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实地勘察，并对具有传播价值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展开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内容等进行理论分析。但由于研究者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了解不够全面，无法充分了解当地传统民间艺术的来源和发展，因此研究者大多只能从外观、形象的塑造，创造出与当地民间文化相似的另类艺术，而无法真实还原出具有当地民间特色的艺术。

2传统民间艺术的文化特色

不同地方都有着当地最出名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民间艺术。传统民间艺术是从民间发展而来，具有大众的统一审美，即使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传统民间艺术依然代表着当地大众的审美情趣。传统民间艺术最主要的特色是质朴、率真等，并体现着当地人们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征。

2.1 传统民间艺术的地域性

2.1.1凤翔泥塑

篇（4）

一、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实现地方体育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等价值，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等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同时，还有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

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是相对于流行于全世界或整个国家的体育文化，仅仅存在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因此，体育文化，特别是地方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学习传承、发展创新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必须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来逐渐渗透，即结合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开发体育校本课程，其意义主要在于：

1.有利于充分注意经济文化类型差异。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学校课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课程目标忽视“经济文化类型差异”。事实上，我们国家因地域辽阔，再加之民族众多，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地区，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往往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不同。这种差异会使得同一门课程的实施必须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充分结合各地区和各学校的差异，鼓励各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开发校本课程，无疑是最有利的选择。

2.有助于学校与社区沟通的加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区居民的健身意识也普遍增强，但学校与社区之间在体育文化方面的交流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学校场地向社区开放，另一方面在于学校体育课程内容无法与社区居民顺利接轨，简言之，就是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与社区体育文化不兼容。若能在学校体育教学中，通过结合地方体育文化特色进行校本体育课程开发，在教学中加入本地居民普遍从事的地方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3.有利于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具有封闭性和相对静态性，这使得地方传统文化向外扩张的能力相对较差，同时又更为易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合理利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走进校园，为青少年儿童所习得并接受，这种文化必将能够较好地传承下去，并有可能得以发展和振兴。

4.有利于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中地方特色体育项目的引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得以保持，从而增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体育文化间的沟通、碰撞、融合的普遍化和经常化，这也是维持体育文化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先决条件。

二、中小学体育课程传承地方特色传统体育文化作用的发挥现状分析

我们在对15所被选取的学校进行调查后发现，无一例外地以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为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课上辅以游戏。在被调查学校中没有一所在体育教学中加入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传统体育内容。

主要原因是：

1.认识不足。在所有被调查学校中，除了两所学校在体育教学中增加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外，其他学校全是以田径和篮、排、足、乒、羽等球类项目为主要教学内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普遍认为上述项目才是“正宗”，民族传统体育难登大雅之堂，就更别说土得掉渣的本地体育文化了。而且学生们绝大多数生于此长于此，对于本地体育文化的兴趣不高，在学校开设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可行性差。

2.课程资源开发不够。本地体育文化由于其形式不一定适合学校体育教学需要，有的可能是难度大，或对抗性太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大，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造根本不适于课堂教学，尤其是小学体育课教学。若要通过中小学体育课程对此类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加以继承与发扬，开发和改造就成为必需。然而这种费力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在研究小组对被调查单位的体育教师进行走访时，大家一致称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与打算。

3.地方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普及程度低，推广难度大。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因其相对静态性和封闭性，虽然使其存续成为可能，但也严重影响了其普及与推广，从而也就造成了研习群体小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少年儿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流行、认同度高、普及范围广的体育运动项目。由于这种原因，也就使得地方特色体育文化进校园出现了困难。

4.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推广普及投入不足。这里所称的投入不仅仅是经费的投入，更包括设施、精力的投入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在体育校本课程方面做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甚至连指导性的条文也没有。因此学校和相关教师缺乏主动意识，从未考试过要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地体育文化纳入体育教学之中，从而为传承和光大地方体育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结论及建议

1.结论：鼓励各学校充分结合本地区和自身的具体特点开发校本体育课程，将本地特色体育文化纳入校本体育课程中来，不仅有助于较好解决地区及校际差异给体育课程实施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学校与社区沟通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有利于地方传统特色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还能促进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但在这方面，学校的实践中还存在中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认识不足。根据调查，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普通教师和学生，均把奥运项目视为“正宗”，很少关注本地特色体育文化；（2）不重视课程资源开发；（3）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推广普及投入不足。

2.建议：（1）开展竞赛活动以保障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各地方教育、文体管理部门应在地方运动会上下功夫，增加本地特色体育项目，通过竞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熟悉本地特色体育文化，从而带动更多的人从事这类运动，建立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立足和发展的基础；其次是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举行涉及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的体育竞赛活动，把这种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引入校园，让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建设一支能够将本地特色体育文化传承下去的后备力量。

篇（5）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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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文化传统即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是现实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传统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价值成分。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杂家、纵横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和阴阳家等文化意识形态，具体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以及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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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湘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医德教育的路径研究》研究成果，编号：XJK016CDY011。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16年度立项课题《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研究》研究成果，编号：xspybzz02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滋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概括和凝练。湖湘文化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中十分富有特色并且有深远影响的一种区域性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鲜活的文化质料、丰富的实践载体、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凝练所得，对于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塑造崇高人格和民族精神品格，培育和谐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湖湘文化产生和传承于湖湘大地，它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价值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湖湘精神，这种精神具有优良特质，它是中华精神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和“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彰显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展现了湖湘人的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湖湘大地的生动诠释和体现。

继承发展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滋养，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然而湖湘文化毕竟诞生并很长时间存在于中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地区，由于历史继承性，故难免留下历史时代的印迹，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落后的封建的思想观念，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背离的，是不可取的。因而对湖湘文化的继承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科学辩证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湖湘文化的继承发展指引正确的方向，指导新时期的湖湘人继承发展好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好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研究，这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国梦”，凸显湖南特色，达到“六个走在前列”是非常重要的。

二、弘扬湖湘文化，增强其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功能的现实路径

怎样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和倡导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同时，让广大青年学子易于接受，老百姓喜闻乐见？我们完全可以在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切入点。在三湘大地，这个切入点就是湖湘文化的精华。如果我们把湖湘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能找到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就能深化核心价值的内核，就能赋予核心价值体系以灵魂，就能在倡导弘扬核心价值体系时接地气。继承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好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使湖湘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服务。弘扬湖湘文化，增强其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功能，具体可通过以下方法和路径实现。

（一）加强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挖掘，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内涵

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千年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价值思想，体现了湖湘人民的价值追求。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价值元素的挖掘，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涵。

（二）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宣传，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长而持久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源自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中华地域文化具有地缘亲和力，易被当地群众理性认识和有情感认同。中华地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湖湘文化产生流传于湖湘大地，是湖湘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优良传统形成独特的精神特质，折射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风貌。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宣传，对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研究，辨析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传承，提供一种地域文化作为核心价值体系参照，识别其中的历史脉络，做出系统深刻的理论分析，为地域性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有助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

（三）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弘扬，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

人们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需要一个文化体验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与践行也是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人们从社会的生活体验中逐渐形成文化体验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和巩固共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加强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弘扬，提炼、总结出湖湘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让湖湘文化有机融入核心价值体系，再将其有效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有助于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知、体验和领悟它，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

【参考文献】

[1]朱汉民.湖湘文化通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5.

[2]王伟光.充分发挥湘学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N].光明日报，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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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宋词、《论语》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穿越时空，延伸扩展，把握文化特质

传统文化是厚重而凝练的，在精巧的篇章中蕴含丰富的哲理与情感。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探究适合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文化特质。比如，教师可先向学生介绍作品作者所处的年代，讲述作者的人生经历，把学生思绪拉到作品创作的年代及作者所处的境遇，体会此情此境，领悟其思想。再者，在本作品的基础上延伸扩展一些与此作品相类似的或相关联的文章，让学生在欣赏、比较其他作品中更深刻地理解本作品的内容及思想情感。

三、结合生活实际体味传统文化内涵

文化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要更好地体味文化内蕴，就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以某个传统节日为契机，结合生活实际带领学生体味传统文化内涵。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可以引导学生查询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信息，在查询的基础上整理资料、布置作文，并以黑板报、讲故事、演讲等形式交流。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如果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让学生有计划地去探究，去实践体验，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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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无论是招生数还是在校学生数，高等职业教育目前都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早在2005年，针对高职学生的心理问题研究文献较之前就有明显的增多，高职学生的心理状况开始日益得到教育界研究者的关注①。高职学生，尤其是体育类高职学生在心理特质方面与本科院校学生存在一定的差别性。

一、以情绪发展为主的上海体育类高职学生心理特质分析

在全国范围内的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研究中，上海市在2007年曾就上海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状况作过一次调查研究，即由华东政法大学张海燕教授主持完成研究成果《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从《报告》来看，主要测量指标除了被访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外，主要涉及心理状况发展的内容包括：学生的认知发展状况、自我水平、情绪发展、人际交往、性心理、心理健康状况等。其所涉及调查对象共计4874人，占到上海全体高校学生人数的1%，其中涉及职业院校。高职学生人数为855人，加上各高校中的专科生人数，高职高专类学生约占总调查人数的20%。依据《报告》中的调查结果，高职高专类学生与本、硕、博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环境和对自我现状的认识、自我水平等方面较低。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情绪发展方面，上海专科生的情绪平衡性、稳定性最低，最易冲动，且负性情绪最丰富②。

随着后奥运时代的到来，我国体育产业中大众体育健身领域的比重不断增大。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全国各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体育职业院校的发展在近年来的高职院校发展中独树一帜。上海体育职业学院是上海市一所以体育专业为主的专科类院校。体育专业学生拥有专业能力强，文化基础薄弱；人际交往能力强，自我认识水平薄弱；个性心理强，情绪管理弱；竞争心理强，合作能力弱等特点。在学生组成上，男生占到了总人数的80%左右，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来自上海农村；在所有学生中，超过70%在中学阶段以练习体育专项为主，即俗称的“体育生”。

从性别心理差异而言，男生在自尊、自我概念、自信、自我发展方面相较女生有更大的起伏性。专科学生情绪发展的特点，在体育类高职学生中同样存在。高职教育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其中，体育类高职学生从职业发展角度而言，大部分将直接面对社会基层，进行民众体育锻炼指导与服务。这一职业前景更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状况，尤其是情绪方面的健康发展。

二、传统文化跨学科尝试的可能性

基于目前的上海市体育类高职学生的心理特质分析，以及与体育类高职学生顺应社会发展的未来职业需求，两者之间的衔接性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提供了一个探索空间。如何让这一特殊群体的学生在心理建设方面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及实用性，成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目前高职生心理研究多从近期出现的高职生心理问题事件出发，将其中涉及的某个突出心理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是一种单因素研究③。而从学生本身出发，将多个相关联的单因素整合进行系统研究，并进行渗入式建设、跟踪分析的案例却比较少。而在其中较少涉及的针对体育类高职学生的研究中，亦存在对学生心理特质及成因分析的趋势，而依据现状提出对策的文章则相对较少。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趋势。将传统文化与心理建设相结合，正是依据整体性的眼光，将高职学生，尤其是体育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建设作为一个问题，形成跨学科研究。

针对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是一个研究热点，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趋势主要体现作为德育的有效途经展开、提高学生的文化思想境界、从思政角度培养爱国主义教育三个方面。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职业心理建设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作为世界各族文化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其对于全局观、平衡性、静修的特质与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有极大的契合与指导作用，更因为其宇宙观、人生观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理，形成了中国人集体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很好的群众心理基础。

三、传统文化在情绪建设方面的优势

尤其是在情绪发展方面，传统文化因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对于青年学生的指导依据情绪平衡性、负性情绪丰富性、情绪稳定性、情绪冲动性维度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寻求平衡

情绪的不平衡性在于学生对于自身关注过多，而对于外部世界投入目光不够。道家思想中自然天道观推崇自然主义，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主张天人合一，应遵循自然法则做事，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乐趣，能够将学生从以往既定的看到问题模式中跳脱，寻求情绪的平衡。

（二）在辩证视野中寻求丰富

儒家文化讲求中庸，道家文化推崇辩证统一，在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心理能够寻求一种不极端、不唯一，帮助学生在看待问题时找到其中具有的丰富性内涵。

（三）在自我静修中获得稳定

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其发展的个性特征很难做到平和心静，尤其是运动专业的体育类学生，因此，传统文化在自我静修方面对于他们是一种互补，心理建设在这种互补过程中会逐步稳定。

（四）自我拓展中获得管理

研究证实，学生的情绪状态稳定与自我发展水平、抱负水平存在相关，而自我发展水平与抱负水平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则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沟通能力与情绪发展的几个维度均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活动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加强沟通的平台，让学生得到情绪管理的锻炼。

四、针对体育类高职学生活动展开的对策

体育类高职学生较高的体育专业能力往往使得他们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投入的时间较少，兴趣较低，因此，在传统文化基础方面较其他学生相对较弱。如何将传统文化深入开展，让学生消除“古文化无用论”，或对传统文化有抵制的消极态度，关键在于如何引入传统文化。

在情绪发展方面，由于心情不愉快而引发的问题占了较大比重。对教师而言，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地应对不愉快情绪是情绪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可通过传统文化视野的拓展，课外活动及资源的展开，改变学生不良的转移和发泄方式，多为学生提供一些课外学习资源，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

其次，虽然使用古文，但传统文化本身在传承模式上就有着生动具体、平易近人的特点。儒道文化中的诸多观点都是通过故事、谚语的形式记录，对于学生的理解力而言有方便之处。

最后，针对体育类学生竞争心强、成就动机高的特点，在活动展开过程中较多地引入竞赛性的机制，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将目前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亦能够提高学生在步入企业之前的心理适应能力。

注释：

①截至2010年5月数据，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显示，以“高职学生心理”为关键词，共搜索到558条记录。其中2000年3篇，2001年7篇，2002年19篇，2003年17篇，2004年39篇，2005年60篇，2006年63篇，2007年82篇，2008年至2010年共268篇。

②张海燕.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研究报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26.

③诸如针对心理压力（王金洪.高职学生心理压力的成因分析.辽宁高职学报，2008，（8））、自卑心理（赵芳，杨红梅.高职学生自卑心理解析及对策研究.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8，（3））、网络成瘾性心理(孙静.某地高职学校网络成瘾学生的心理状态调查.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08，（7））等部分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海燕.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研究报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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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是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基础课程作为设计专业的方法论与认识观，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先导作用毋庸置疑，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介、新技法的不断涌现拓宽了设计基础的概念及内涵，促使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进一步的提升与更新。平面设计是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概念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被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所主导，教学内容及形式长期缺少变化和更新，难免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对设计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换言之，传统单一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平面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充实和和加强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体系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当前平面设计除了要有独特创意之外，也有明显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对外对传播信息的同时实现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有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平面设计教学承载着传承文化，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重任，应当注重学生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培养，让传统文化符合这个元素贯穿于其基础教学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用最纯真质朴的文化语言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源，有待于挖掘、整理和利用。所谓“符号”，即人类认识事物的载体，作为信息记忆和存储的工具，符号也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德国符号美学家卡西尔所言:“艺术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标识。按照当今平面设计发展的趋势，如何将传统文化符合与现代设计传承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当中应该将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传统符号进行传承、变化与重构，由此派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结合的平面设计风格。从传统元素切入，运用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实现中国传统图式、文字、色彩及其造型与现代视觉传达的有机整合。在平面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既有基础训练的强化，又有应用设计的延伸，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鉴于此，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要力求从传统符号中引申出平面设计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和规律，引导学生从传统中汲取更多营养，为设计基础教育探寻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