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的意义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12 16:50:18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虚拟经济的意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精神生产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产的方式，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一个过程。劳动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行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从自然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转变。精神生产是人类通过语言等符号中介对世界的世界进行了观念上的掌握和加工，创造了一个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具有精神价值的观念化的人化自然。广义虚拟经济指的是将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在广义虚拟经济日渐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今天，运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广义虚拟经济的本质，也可以更好的研究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
一、精神生产的发展历史
精神生产是社会基本分工的一部分，是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的表现，人类生产和发展从社会基本分工开始作为起点，社会基本分工将人类社会成员分成不同的阶层，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来自于社会活动，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生产的复合性，这里所指的生产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还包括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三种生产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而不是社会生产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共同要素。物质生产就是指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人通过劳动工具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来满足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求，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处于始源性的地位，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解决人的物质需求与自然的存在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方法；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活动，它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同自然存在之间的矛盾，通过人与外界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通过生产者自身的内化和创造出智力成果，人的精神生产产品包含了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人的生产则是在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关系的缔结（婚姻、家庭、继承等），培养和教育出特殊的产品，也就是人类本身，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还有延续的前提。人的生产活动是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将自然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并以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是一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体，就是“人的本质量的对象化”。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三种生产在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以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在原始社会，采集和狩猎是最主要的劳动方式，也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依附在“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的阶段，人的精神生产还呈停滞和蒙昧阶段。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的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生产范围和交换规模的扩大，人的经济关系开始形成，人类社会演化进入到文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断强大使得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物质交换为基础形成了社会关系，精神生产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挥作用，随着工业化时期的到来，人类自身的生产逐渐被物质生产所占据，人的精神生产也在物质生产中发生了异化，到了知识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把人们带入到了一个新的虚拟经济社会。也就是林左鸣认为的“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目前人类社会总体上已经跨越了物本经济时代，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传统的财富标志从原有的附着在土地和机器等有形物向人的生活对象化尤其是精神对象化转变，表现为“并非传统意义下的劳动并不见得一定要对象化（凝聚）于某种物质之上，却也是有价值的，也是人们所需求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更体现为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二、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新特性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精神生产代替物质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两种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的结果。精神生产与广义虚拟经济有着复杂且长期的联系，虽然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工业文明后期，但是我们从劳动分工来看，精神生a在原始后期的社会分工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活动，“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时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导致了一部分人从传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专门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是早期的脑力劳动。随着分工的扩大和阶级的形成，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产品的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群体，彻底与体力劳动绝缘，能够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在这一时期，精神生产是一种特权，是一种爱好和消遣，只是统治阶级中很少一部分人用来进行地位和身份象征的产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所有生产过程和要素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精神生产也从“圣坛”上被拉下来，成为一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有用性生产，精神生产正式融入社会职业分工。人类社会进入知识时代，信息和科学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来，尤其是虚拟经济发展高速发展，对于知识和科学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使得其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上升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虚拟经济下，精神产品迅速聚集，精神生产力不再通过物质这个中介发挥经济学功能和产生作用，而是以虚拟经济的出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展现，成为创造国民收入的主力军，虚拟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加工利用，是对人的生活的对象化，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精神生产，虚拟经济赋予精神生产的新发展。
（一）虚拟经济成为精神生产的标志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虚拟经济的到来，必然会使精神生产受到新的关注和审视，这就表现为支撑虚拟经济的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虚拟经济时代，尤其是广义虚拟经济下，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等更多的体现在人的生活对象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体现在二元价值容介态生产中。
（二）虚拟经济赋予精神生产主体最广阔的生产空间
虚拟经济不仅仅引起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变革，还应当看到起涉及到的学科领域范围以及科学思想的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在生产力的全要素、全过程中进行演化，突破了原有生产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体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在虚拟经济生产过程和虚拟方法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广泛揭示和运用，在虚拟经济下，人们认识、利用和创造世界的品质和素B在不断的提升，带来的是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创新模式和生活方式，精神生产在虚拟经济时代成为带动全球性资源共享与配置的新发展。
（三）虚拟经济下精神产品形式更加丰富
精神生产从生产过程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存在形式，也就是对象化的产品，如科学文化、艺术产品等，精神产品在人的生产产出中处于很高的地位，是人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精神生产将人的知识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广义虚拟经济是生活对象化的经济，广义虚拟价值体现的是人类生活的价值，广义虚拟价值的创造亦即是人类生活的创造。在广义虚拟经济中，精神产品的领域和范围扩大了，更多的具有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人的多样化的需求和多样化的选择在虚拟经济时代受到尊重，具有创造性的、在原有发展模式中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产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得到重生，精神生产在广义虚拟经济中带来了精神文明的巨大发展，丰富的精神生产产品给人类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科学化
广义虚拟经济的到来，使得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人的精神之力的充分发挥相结合，传统的物质生产的内在缺陷被克服，原来的孤立分散的认识在虚拟经济的网络化发展中连接起来，经过了不断的相互碰撞和交流，实现了对于科学认识的更加合理化的资源分配与利用，生产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虚拟经济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技术创新，减少人类技术活动所带来的异化和负面价值，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人本价值。广义虚拟经济下大大缩短了精神生产的时间和成本，推动了精神生产的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人本精神和物本精神，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和谐统一。
三、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路径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瓶颈期，“二元结构”进一步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中国转型要从农业经济发展为工业经济，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又要在工业经济发展中实现对于知识经济的过渡，实现生产的虚拟化和信息化。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下进一步来刺激精神生产是当前经济新常态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强调改革供给侧，供给侧就是释放国内的需求要素，从而进一步的刺激生产的活跃性，我国的人的生活对象化即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产品形式的生产起步比较晚，发展不充分，因此推进对于人的生活对象化的精神生产对推动经济新常态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
（一）自觉开发精神生产
广义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需要不是自发盲目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生产的指向性和自觉性，虚拟经济给精神生产提供了新平台、新工具和新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虚拟经济下的精神生产的导向性和价值性。精神生产的形成、发展和产出有着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我们需要在广义虚拟经济下进一步探索和遵循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要积极探索虚拟经济下精神生产的条件，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我国精神生产开发的方法和步骤，要把生活对象化吸纳进经济发展之中。工业化的生产使得精神生产的分化变得日益严重，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下需要将精神生产进一步的整合，要根据精神生产的分化和整合的特点和规律更加自觉的开发精神生产，提高虚拟经济的精神生产价值，才能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建设提供动力。
（二）深度开发精神生产
当今时代不研究虚拟经济的本质，不把握它的发展规律，甚至无视它的存在，就必然落伍于时代。这是一种新的财富观念，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创新的理论武器。研究与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将会使我们从虚拟经济的被动、消极、自发的实践上升到主动、积极、自觉的实践，广义虚拟经济下精神生产的开发要循序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原则，要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对精神生产深度开发。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的，以品牌、服务、体验和文化消费等要素为体现的“广义”虚拟价值早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拟经济的广义形态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社会已经依循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迈进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因此，对广义虚拟经济现象及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成为当代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广义虚拟经济的内在结构来看，我们要对生活对象化中的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和意志过程的开发，还需要进行精神生产物化过程的开发，虚拟经济运行的是指就是从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出发，考充分激发人的心理需求来支撑精神生产，因此我们对于精神生产的深度开发就是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打造商品的虚拟价值，将精神生产所带来的价值附加在产品中，高位的虚拟价值需要一定的使用价值来依托，把随着高人气并能够像更高层次的使用价值来转化。
篇（2）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
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篇（3）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变量设定按照前文提出的两阶段模型，我们设定两阶段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对消费者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进行probit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有序probit估计，并计算各个选定自变量分别对支付意愿五个等级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阶段影响消费者雇佣家庭服务员的主要因素。可以从表3看出，在样本的个体特征方面，呈现两个影响结果。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对是否选择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年龄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即年龄在30岁以上的消费者有15%的可能性更倾向于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由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高学历人群构成，这一组样本一般都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和成熟阶段。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更容易忽视家庭的基本事务，他们会更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来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务，比如照顾学龄前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与上述个体特征影响的结果相反，婚姻对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为已婚人士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担，从而相对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家庭基本事务，因此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较低。在样本的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可能性比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消费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佣家庭服务员，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条件比较好，因此，他们也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来分担自己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负担，从而自己消费更多的闲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个月内增加的受访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约增加了15%。同时，接近二成的边际效果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对家庭服务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佣与否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收入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户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雇佣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北京户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阶段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为0.001，说明athrho的估计值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零，因此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同时，两阶段误差项的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这说明，本文采用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的有序probit回归是合理的。从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若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工作适当提高层次，则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费者年龄大于30岁、职业为公务员，则相比之下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变量对每个层次消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由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在取值上有顺序的离散变量，因此各个自变量对其总体的影响与各个自变量对其每个层次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表4中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其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总体影响。与此相比，考察自变量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各个层次的边际影响更有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的求取每个自变量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每个层次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考察如下。在边际效应中，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三个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相应层次有显著影响。具体的分析分三点进行。一是在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的边际效应上，我们看到了令人关注的结果。当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每提高一个层级时，消费者对其进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当家庭服务工作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显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显著降低4%。可以看到，随着家庭服务员提供服务工作层次的上升，消费者不会倾向于对这种提高工作层次的行为进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们看到当消费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时，工作层次提高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与低层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会使消费者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约11%，是各层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项。我们认为，与家庭劳动类工作相比，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家庭服务工作更倾向于与消费者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换，提供服务方与消费者交换的是虚拟价值，因此，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工作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护理工作不仅使得消费者的身体得到了关照，保证了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护理人员每日的照顾与陪伴使得受照顾的老人或孩子内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独，从而心理得到了满足。再如家庭教育类家庭服务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学到了知识，这会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得到学业上的认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也满足了很多望子成龙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费者愿意为这种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主动放弃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较高水平的支付，显示出了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上的需求。这也是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主旨。二是从年龄上看，年龄大于30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务支付的区间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务索要的支付额过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时，边际效应的取值为负值，消费者不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三是若消费者从事公务员工作，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当家庭服务索要支付额超过每月4000元时，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两个自变量的边际影响方面我们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对高水平的支付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2) 02-0078-09
A Research on Stock Market Anomal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bstract: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gives us a new way to study the stock market anomalies.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models of noise trader have been established, divided investors by the information and stock markets by whether we can short selling. We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noise trader to the stock market. In order to price stock, we study the behavior of investor and make sure the trad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has been drew out, which offer reasons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anomaly phenomena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Noise trading, equilibrium, information asymmetry, stock price volatility
一、引言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研究经济的方法是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人的心理需求这一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视角则是在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彻底摒弃传统的物本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视角[1]。
噪声(Noise)是与信息(Information)相对应的概念。信息是证券市场存在的生命线，因为理论上说，除了必要的流动易需求以外，所有交易都应该基于信息。虽然价值是先于价格的产生而客观存在的，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对价值的判断表现为一种心理“共识”，“价值发现”就是对价值的“共识”达成一致的行为。共识的达成受众多的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所以这种一致的认识即价值判断的标准实际上是由投资者所掌握的信息决定的，同时由于无法先验地判断哪些信息与价值有关、哪些信息与价值无关。所以证券市场上，有时投资者交易的基础却是扭曲了的信息，或者虚假的信息，这就是噪声[2]。噪声交易理论是相对于有效市场理论出现的。噪声交易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使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交易行为。传统金融理论已经对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的估量有了极其深入的探讨，但是对由于交易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研究较少[3]。
噪声的概念最早由时任美国金融协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Black提出的，他认为人们既可以通过信息进行交易从中获利又可以通过噪声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取利润[4]。后来很多金融学家对金融理论研究中的噪声交易进行了较好的综述和深入的研究，认为有限套利和投资者情绪会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5]。在这些研究中De Long, Shleifer, Summers和Waldmann(1990)提出的噪声交易者模型(DSSW)具有较大影响力，该模型认为：在有限套利的环境中，如果投资者情绪相互影响，套利者将无法消除非理导致的错误定价，投资者情绪因而会成为影响金融资产均衡价格的系统性风险[6]。DSSW模型的意义还在于，它将封闭基金折价现象作为例子运用自身理论进行剖析，从而引发了对“噪声交易者风险影响金融资产均衡价格”这一命题的广泛实证研究。这一模型也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了价格与基础价值之间的持续性偏离。
一直以来人们对噪声交易者的研究都基于DSSW模型中的世代交叠算法，是DSSW模型的扩展，以此为基础由于噪声交易存在而导致的股价异常进行解释。但是，DSSW模型假设理性投资者考虑套利的时间长度是世代交替的，也就是说套利者关心的是资产临时的转售价（interim resale prices）而非红利收益。而能否为某种既定的证券找到完全相同或近似的替代品是套利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Shleifer（1997）指出，当资产并非完全替代品时，代际模型的结构就不需要了[5]。在我国不存在完善的卖空机制；证券没有完全合适的替代组合，套利者为了获得较高收益只能简单地卖出或减持股票，套利行为缺乏有效性；上市公司很少分红，大部分投资者买卖股票只是为了获得买卖差价。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即没有沿用传统的套利分析视角也没有使用世代交叠算法，而是以人本的观点，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宏观的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市场均衡的交易者模型，研究我国股票价格的异动。具体思路如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针对一个不发生指向性信息剧烈变化的时间段里，我们分别根据信息和噪声进行价格预期的交易者的交易行为进行建模，得出市场均衡时的股票价格，然后把市场按照可自由进行卖空操作和不可自由进行卖空操作进行分类，进而求得不同市场类别中的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与完全理性和有效的市场情况下得出的价格相比较，得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价格偏离，并且通过不同的影响因素解释说明我国股价异动。
二、模型构建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投资者参与投资活动，内心的锁定和确认效应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极大影响，当投资者进行风险资产投资的时候，其将要用来进行投资的资产就已经是在心里归类成为投资资产的部分，而这部分资产的目的就是在风险资产的投资市场上取得收益。那么只要投资者希望在价格的变动中获得收益而不仅仅是获得期末分红，其在市场中的行为就可以简单归结为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做出预期，而在做出预期时就已经做出对金融产品内在价值的估量，当预期价格高于市价时买入，当预期价格低于市价时卖出，特别是在我国上市公司很少分红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这时只要预期交易盈利即可提升效用，所以根据虚拟经济理论，我们只要从交易者的预期价格分布入手即可确定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即当风险资产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将下降，当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价格会稳定在供求平衡的时候。正如De Long（1990）提出金融市场上由于噪音的存在而出现积极反馈行为[7]。即，一批反应迅速的投机者在证券价格上升时买入而在下降时卖出的行为。理性投机者的购买行为会刺激积极反馈行为者的下一期购买，从而使积极反馈者产生“持有更多效应”(hold more effect)，这种购买压力高于理性投机者出售证券造成的证券价格下降（弗里德曼效应）的压力，那么证券价格就会偏离基础价值。而证券的价格最终会定位在供求平衡的位置。所以我们将基于整个市场中不论是理性投资者还是噪声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预期价格定位，及由价格定位导致的供求行为，分析股票价格的波动。
由于非理易者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噪声交易也将大量存在于市场交易之中。福罗德(Froot)、斯切夫斯坦(Scharfstein)和史泰因(Stein)等人认为：在短期交易普遍存在的前提下，交易者可能聚集在某些信息甚至是与基础价值毫不相关的信息或谣言上进行交易[8]。因此我们假设市场上分为完全理易者和噪声交易者，其中完全理易者可以正确的按照股票的内在价值预期股票价格，而噪声交易者又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噪声交易者与理易者一样根据正确的信息进行资本价格预期，但是他们的预期行为受到情绪、心理偏差等因素影响而导致决策对价格预期产生变化，这就会使他们虽然是利用正确的信息做出的判断但是他们认为合理的资产价格与内在的真实价值也会产生较大偏差。而第二类噪声交易者根据含有噪声的信号进行价格预期。于是我们认为大量的噪声交易者将因为根据不同的信息进行价格预期，从而服从两个类似却不重叠的分布。于是我们把理性投资者和第一类噪声交易者称为知情者，而第二类交易者称为不知情者。
我们首先假设知情者和不知情者两类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本比例为1：k。如果假设按照理易者能够获得的完全正确的信息且能够进行毫无误差的预期，其预期的资产价格应为θ；但由于知情者中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使得知情者的价格预期应服从一个期望是θ的分布。进一步我们认为知情者中预期未来股票格为x的交易者持有的资本量为f(x)，并且由于大部分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由此我们假设f(x)的分布为
根据我们的分析可知，预期价格x大于市场价格的交易者会做买入的交易，而预期价格x小于市场价格的交易者会做卖出交易，并且由于卖空交易是可以轻松进行的，那么不论是买入还是卖出交易的资金量都会等于交易者所持有的资本。也就是说，如果预期价格低于现价，交易者将用其所有要投入的资本做卖出交易，持有该资产的交易者做减持交易，不持有该资产的交易者做卖空交易，这时做打压价格的做空资本量就等于预期价格小于现价的资本量；而所有预期价格高于现价的交易者将做买入交易，于是对价格进行支撑的所有做多资本就等于预期价格高于现价的资本。
如果模型到此为止，市场上只有知情者，这时如果市价小于θ则做买入交易的资本量大于做卖出交易的资本量，于是市场上股票的买入量大于卖出量，股票的价格上升；如果现价大于θ则做空资本大于做多资本，于是市场上股票卖出数量大于买入股票数量，股票价格下降。
最终只有知情者的股票市场上股票价格将稳定在θ上，只有稳定在θ上的时候才是买入资本与卖出资本平衡，而θ恰好是根据正确信息做出正确判断的价格，此价格完全反应风险资产的价值。这也就是Friedman（1953）和Fama（1965）认为最终价格会反应价值的原因[9]。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传统金融学认为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的情况下市场会挤出非理性因素最终达到理性价格的理论只是说出了所有交易者都是按照正确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波动有限，且价格将在波动中逐渐靠近由价值决定的价格，并最终稳定在这个价格上。
接下来我们对不知情交易者所持有的资本做出分布假设。由于两类交易者投入交易的资本之比为1:k。如果我们假设不知情者在不受任何非信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做出无偏预期的价格是θ+ρ，ρ为噪声造成的预期偏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各种其他影响因子的存在，不知情交易者预期价格也不可能集中在θ+ρ而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期望为θ+ρ的分布函数，那么我们假设不知情交易者在预期价格x处的资产f(x)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布为，其中λ2是风险规
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在同时存在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情况下稳定的风险资产价格不再是θ，因为在θ处的买入资本和卖出资本不能是平衡的，最终使得买入资本和卖出资本平衡的价格P应该位于θ和θ+ρ之间，当价格P到达那个位置的时候，买入资本和卖出资本相等，由于交易价格是市场即时价格，所以也就是买入量和卖出量相等，于是价格稳定下来。
三、可以进行卖空交易的模型解析
对于知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同时存在的市场，我们要求解的资产价格就是使得买入和卖出资本相等的价格，即在这个价格下买入量与卖出量相等，市场达到均衡。下面我们对均衡价格P做出求解：
由于从图就可以观察出，当ρ>0时，如果P大于θ+ρ时一定是做空资本过大，当P小于θ时一定是做多资本过大，于是价格P一定处于（θ，θ+ρ）的
此时ρ< 0。
由我们解出的两种情况下的风险资产价格可以知道，其均衡价格将明显的受到知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预期的共同影响，即体现出两种交易者的预期价格期望θ和ρ在股票价格的表达式中为单独的两项，起着重要作用；而投资者风险规避系数λ和两类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比例k也在表达式的后两项中有重要的体现，对P的最终定价有决定性作用。于是，根据价格解我们可以知道在市场上，投资者对风险的恐惧程度，知情者与不知情者的资产比例以及不知情者做出预期所依据的信息中噪声的程度将共同影响股票价格，所以即使是在一个信息没有激烈变化的时段内，由于不知情者的存在股价仍然可能偏离其应有价值。
一直以来传统金融依靠理性人和市场有效性理论讨论研究的只是依靠相同信息源作价格预期的投资者对股价产生的影响，而对依据含有噪声信息做出预期的交易者产生的影响并未予以考虑，所以才会出现根据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市场泡沫现象的问题。这也是一方面传统金融两大理论支柱CAPM和市场有效性相互依赖形成“联合假设”，使它们不可检验；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中出现很多难以解释的异象的原因。
假设两类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比例为1：k，那么对资产最终定价模型中k的影响就是根据存在噪音的信息做决策的资本量的影响。我们可以认识到，总参与交易的资本中噪声交易资本含量越大其对价格的影响越大，最终平衡价格P距离θ+ρ越近，而k越小则最终平衡价格距离θ越近。ρ值的大小取决于市场上流传的含有噪声的信息的误导。所以一个国家股票市场最终表现的理性程度，决定于理性投资资产的比例，但是只要不知情交易者存在，其平衡价格就不会与θ重合。同时，根据含有噪声的信号进行投资的交易者比例越高其价格偏离越大。
交易者会根据市场上不同的信息做出对价格的估计，这些信息既包括对风险资产内在价值进行表述的信息，又包括单纯刺激人们信心的信息。随着时间的变化信息的改变促使人们改变对价格的预期，也就是说，当正确无误的信息指向θ，而含有噪声的信息指向θ+ρ的时候由于两类交易者的交易表现，最终价格会如我们上面所计算的一样，但是当有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交易者又重新根据信息定位自己的预期。在每个阶段里，资产的价格会向相应的均衡价格移动，而信息改变后均衡价格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存在噪声交易者的市场中由于ρ、k、λ2、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将更加剧烈，也就是产生剧烈波动和股市走势脱离基本面等异象出现的原因。
由该模型可以发现，如果最终的均衡价格大于起始价格，那么预期价格较高的交易人群收益较大，同理在最终均衡价格小于起始价格的时候，预期价格较低的人群收益更大。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最终价格和起始价格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基本不会出现知情交易者或是不知情交
易者完全无收益的情况。也就是说，不知情交易人群因为其资本的投入影响了均衡价格，那么也会给他带来相应的收入。同时说明不知情交易者完全可能因为噪声信号的存在而获得超额收益，所以即使是在存在自由卖空的环境中也是不会被驱逐出市场的。这与DSSW模型的结论一致。
当资产价格向均衡价格移动，当ρ>0时，最终的均衡价格将高于其内在价值，出现超额的增长，股市超额增长的表现及由于价格变化带来的信息在多期中将刺激已经获得超额利润的不知情交易者进一步出现更高的心里预期ρ，而价格超出合理预期θ的表现也一定会刺激以获利为目的知情交易者，在获取更高利润的目标驱动下向不知情交易者的预期修正自己的预期，而这些预期的修正都将进一步推动价格的上扬，这些行为形成了正反馈，于是在多期中，只要没有信号修正和打断这个正反馈循环，资产价格就会持续走高到一个不正常的高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股市会产生非理性泡沫的原因。比如，信息科技的崛起带来了大家都认为互联网时代到来的预期，于是由噪声交易者和理易者的相互促进，最终带来了互联网的股市泡沫。同理我们可以说明股市暴跌出现的情况，当ρ＜0且价格向下移动，价格跌过知情交易者的预期θ，于是交易者会向着相同的方向修正的预期，进而导致股价的暴跌。
在含有不知情交易者的市场中，由于资本总量的限制，即使知情交易者在股价脱离正常位置时做套利交易，也无法使得资产价格回到正确的预期上来；并且不知情交易者也可能会在价格脱离其预期的情况下，因为自信而根据含噪声信息作套利交易，导致更进一步的推动股价偏离合理位置，这时知情投资者的预期也会向含噪声的方向修改，以期获得更多利润，这就是泡沫或股灾产生的原因。
四、卖空交易受限的模型解析
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资产的卖空交易是受到限制的，比如我国股票市场。也就是说，当你预计资产价格下跌时，你并不能做卖出的交易，除非你持有这项资产，否则你只能观望。而当你看多某项资产时，你可以做买入交易。这就意味着做买入交易的是全部关注某项资产的资本，而作卖出交易的一定是已经持有这项资产的资本。那么我们把关注的可以做买入交易的资本称为待购资本，把已经持有的只能做卖出交易的资本称为已购资本。
在上一个可以自由做卖空交易的模型中，我们设定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资本比例是1：k，接下来我们假设在卖空受限的模型中，已购资本和待购资本的比例为1：w，也就是说某一个股票的市值为1的话，关注他的资本量为它市值的w倍。那么根据可卖空市场中的假设我们可以算出知情者中已购资本量为同时在已购资本和待购资本中投资者预期可以看做相同的分布。
由于w的不确定，所以做空和做多的资本量将难以确定，按照交易均衡进行定价时就不能像自由卖空时可以简单的估计价格所在的区间了，可能出现虽然做多的资金比例小但是待购资金w特别大，所以股价仍然呈现上涨的趋势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分w区间讨论均衡价格所处区间。如图3所示：
的预期更高，这时如果 ，我们可以推断均衡价格P位于如图所示θ+ρ的右侧，于是可以知道预期高于均衡价格的做多资本量为：
当ρ
该式与（5）式形式相近，所不同的只是ρ的取值。
由上文（3）到（8）式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存在卖空的市场上最终的均衡价格除了与存在卖空的市场一样受到θ、ρ、λ等因素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待购资本与已购资本比例w的影响，而且这个比例会导致均衡价格突破存在卖空情况下的市场价格均衡范围，资产价格偏离到一个更加远离其基本价值的位置。
由上面分析可以知道，待购资本即准备加入交易的资本量越大越容易在相同预期条件下出现超高的价格，而待购资本量小则容易在相同的预期条件下出现过低的价格。于是在不可卖空的市场环境里，正确信息和非正确信息指向的价格位置、人们面相同信息时预期价格的分布、待购资本和已经持有该股票的资本的比例都会影响到最终均衡股价的确定。而这些影响因子造成了股票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而信息出现变化的时候不仅θ产生变化，而且ρ、λ、k、w等因素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股市的波动也将加大，出现各种走势异象。其波动情况更会大于可以自由卖空环境下的股价波动。这些都不仅可以解释我国股市脱离基本面的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解释我国股市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特点的情况。
如果我们考虑多个时期，那么我们用方差来描述股市的波动，我们会发现，在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易者的情况下，预期θ的变化将是股价的波动，其波动范围可以用θ的方差来描述，当存在噪声交易者的时候，θ的方差只是总体方程方差的一部分，除定价方程第一项θ以外其余项均与θ独立变化，即造成方差的增大，也就是波动增大，而在不可卖空的市场条件下我们知道波动范围增加了资本比例w这一因素，于是不可卖空市场比可卖空市场更加剧了股价波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股市比西方发达国家股票走势波动更大的原因。
与此同时，与可以自由进行做空的环境相类似，我们可以知道当价格向均衡价格移动的时候，如果是价格上升则根据指示价格较高的信息做出预期的一类人群将获得更大的收益，如果价格下降则根据指示价格较低的信息做出预期的人群将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具体是知情者获得超额收益还是不知情者获得超额收益将依据误差信息与实际价格走势的关系确定，所以在存在不知情者的市场上并不会存在理性投资者挤出噪声投资者的情况。而且当价格出现超越预期的情况时，交易者很可能根据价格异动修改预期，从而形成正反馈，使得价格更加偏离其内在价值于是出现非理性泡沫，同理可以得到股价暴跌的理论解释。而在不可自由做卖空的不完善市场中由于可能出现关注股票的资本变动所以造成出现股价异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变动范围更广。这些都说解释了我国股市易于出现剧烈波动和脱离宏观基本面运行等现象的原因。
五、总结
本文以广义虚拟经济的人本经济的观点为指导，基于噪声交易理论和虚拟经济学中投资者心理需求的理论，从市场信息不对称角度建立了我国股票价格的市场均衡模型。从该模型可以看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对于搜集信息所做出的努力不同，市场上的投资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相同，且有时其掌握的信息与股票价格估计不相关，那么当人们根据有误差的信息做出价格预期的时候，知情者交易与不知情者交易的模式将打破传统金融理论对股价预期的判断。此时，由于交易者不同的预期及根据预期做出的交易将影响价格走势，使得股市出现异动。而且由于含有噪声的信息所指向的价格可能高于实际价值也可能低于实际价格，那么实际上知情者与不知情
者中哪类交易者将获得更高的额外收益是不确定的，于是不知情者不会被知情者挤出交易市场。
而在不可卖空的市场中，均衡价格除了受到与可以自由卖空的市场中相同的因素影响以外还会因为能够做空与能够做多的资本数量不同而加剧波动，而且会出现超越信息指示的价格偏离。由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股价的波动也将更加剧烈，其走势也会进一步脱离其根据基本面因素做出的价格预期。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上种种不完善的因素，使得我国股价走势严重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不同的交易者根据不同的信息做出价格预期。那么根据模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股市中接受含噪声信息的不知情者将对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将会使得股市价格波动脱离原有的价值基础，使得股价脱离经济基本面产生异动。
由模型我们还可以知道，在股价过分的波动过程中，知情者的盈利将未必会战胜不知情者的盈利，于是股市中打探内部消息，跟庄等行为将层出不穷，而这种行为的增加又会相应的促进股市的投机性与非理性波动。于是及时在中长期股价也不会回归理性，反而有可能走出更加脱离实际经济情况的态势。
为了减少我国股市异象的发生，使得我国股价走势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规范与监管，使得股市真正成为规范的投融资渠道，让理性的资产组合成为现实，投资者可以通过非投机的方式获利；其次，我们必须对股市加强监管，促进信息披露机制，减小信息的不对称性，这样也可以减小人们对内部消息等小道消息的依赖，同时可以减小人们的从众现象，梳理“羊群效应”，使得股价更多的走上合理的道路；再次，提高投资者理性预期能力，提高合理化预期也是我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样可以减小人们纯粹非理性预期偏差；最后，我们还要健全我国股市的交易机制，已经得到开展和应用的股指期货交易可以对我国股市有一定的良性影响，但是其影响并不显著，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开展更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使得合理化预期的力量在市场中得到普及。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国股市将真正成为投资的良好途径，并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优秀的资本支持和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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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3-0141-10
改革开放以来，FDI流入我国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统计，自1984年起至2015年，FDI流入我国从1419亿美元上升至1 2627亿美元。FDI在弥补我国“双缺口” 的同时，也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特征、生产效率和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区别，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三者关系在不同产业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这种异质性不仅对传统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而且也会对当前和今后我国产业政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当前传统实体经济进入产能过剩，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广义虚拟经济①迅速崛起的新旧动能转换时刻[1]，通过考察三者关系来探讨如何将有效地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扩开放、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宏观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论题。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文献较多集中于FDI对经济增长或就业作用的研究，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2]还是“挤出效应”[3-4]存在较大分歧。有关FDI
Symbol`@@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也呈现两派观点，既有“积极作用”论[5-6]，也有“抑制作用”说[7]。国内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是否存在一致性有两种不同观点，分别是有效就业论、实际就业弹性论、统计失真论；要素价格扭曲论、技术进步排挤论、经济结构调整论、劳动力市场分割论、人口红利消失论等[8-13]。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互动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刘宏等（2013）基于VAR模型研究了中国1985-2010年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发现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短期和长期互助关系，而在FDI对就业作用方面，虽然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长期的创造效应明显。江虹等（2015）以深圳市为例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彼此存在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但李豫新等（2016）基于我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J为FDI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就业的效应不明显，且经济增长对FDI也未能产生较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前期主要是以FDI为出发点，考察它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作用。后期开始出现少量直接针对三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但主要限于国家整体和地域层面的探讨，较少涉及产业领域的深层分析。从实证研究方法上看，主要集中于建立单方程计量模型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结果只能单方向地解释变量间的静态和直接作用，而无法全面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及其直接、间接与综合效应。基于此，本文借鉴赵洪江（2014）对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分类方法②，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广义虚拟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两大部门，通过构建VAR模型，对两部门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考量，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测度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
二、VAR模型检验
（一）模型构建、协整及平稳性分析
VAR模型（矢量自回归模型），是包含多个方程的非结构化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为了克服传统单方程只能反映单向静态关系的局限性以便更好地研究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LNFDItLNGDPtLNEMPt=∑[DD（]n[]i=1[DD）]ΦLNFDIt-iLNGDPt-iLNEMPt-i+εi（1）
其中，LNFDI、LNGDP、LNEMP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自然对数形式，Φ表示系数矩阵。
1.数据的选取
基于18个相关行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7-2015年度数据，原始资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由于统计数据中FDI以美元为单位，便将FDI数据按当年的汇率中间价进行了换算。GDP 和FDI数据按照各年的物价指数进行了相应的价格平减，消除通胀影响。由于各变量的量纲不同，于是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后取自然对数，以期获得平稳的序列。
2.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
在运用VAR模型时，要求各变量是平稳的，因此我们须先对LNFDI、LNGDP、LNEMP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80软件，通过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Unit Root Process）对两个部门上述三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详细的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同阶单整，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可进行协整检验。接着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LNFDI、LNGDP、LNEMP构成的方程（1）进行变量协整检验，两部门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见，方程（1）在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 两个部门的迹统计量概率P值均为000
3VAR模型的稳定性测试
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本文将变量滞后期数确定为三阶，根据模型（1）可分别估计出上述两个部门的FDI、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表3）。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传统经济部门的LNEMP和LNGDP方程拟合优度为0999，LNFDI方程拟合优度为0933，广义虚拟经济部门LNEMP、LNGDP和LNFDI的拟合优度都为0988；两个部门六个方程的R2值均在090以上，说明拟合程度高。同时根据三期滞后的系数值可以看出，FDI流入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此外，在图1和图2中所有AR根的模都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表明两部门中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影响程度，需要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具体分析。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是VAR模型动态分析的重要工具，它能直观地反映考察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前和未来对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下列图3至图5中的横轴表示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程度。左图为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右图为传统实体经济部门（后同），并且选取10年的滞后期进行分析。
图3表明GDP在受到FDI的一个正向冲击后，会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但是在两部门有不同表现。在前两期两个部门的GDP值均有所下降，但是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下降的幅度更大；第三期开始两部门的GDP值均开始上升而且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上升幅度更大；之后两个部门的GDP值分别以不同的幅度开始收敛。从图中可以看出，流入两部门的FDI对其GDP均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滞后影响且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反应时间更短即更为敏感，从第七期开始两部门的这种影响开始收敛，最终将趋于平衡。
从图4可以看出，EMP值在受到FDI的一个正向冲击后，两部门的初始反应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来说，在前两期，就业人数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大负响应，之后快速回升，第三期后再次下降，上下波动至第七期之后开始收敛，后期总体效应为正。传统实体部门就业的初期反应与广义虚拟经济基本相反，于第六期后开始收敛，后期总体效应较平淡。这种表现的原因在于FDI进入的方式、目的、行业等方面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不同。
从图5可以看出，两部门EMP在受到GDP的一个正的冲击后初期均表现出一定的下降，但是传统实体产业下降的幅度更大。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在第三期之后开始快速上升而传统实体产业趋于平稳，第七期之后，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也开始趋于平稳。传统实体部门的正经过前两期的下降后在第三期开始也逐渐的趋于平稳。总的来看，两部门的EMP对GDP的冲击反应为正且广义拟经济部门的效应大于传统实体部门。
（三）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形象反映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前和未来对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但无法解释具体的影响程度，而这就需要运用方差分解工具来完成。方差分解能衡量VAR模型中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表4、表5分别为广义虚拟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4和表5对比显示，两部门FDI的波动在第一期均来源于自身的作用，但后期自身影响逐渐减弱，从第二期开始受到来自于GDP和就业的影响逐渐增强。对比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在第七期达到稳定，而纯粹实体部门则是在第八期达到均衡，这个结果和前面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反应时间更短即更加敏感相符合。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6225%，GDP占1775%，就业占20%；传统实体部门FDI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7413%，GDP占276%，就业占2311%。稳定后，我们也可以得出广义虚拟经济部门GDP对FDI流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传统实体部门（分别为25%和55%）。
经济增长对于两部门来说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和FDI的波动冲击的影响且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稳定后FDI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42%和60%），这表明FDI的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的方差贡献为4231%，传统实体经济FDI的方差贡献为5191%。这也说明FDI的引入对两部门经济增长都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分开来看，对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来说经济增长开始下降最后上升到稳定，这说明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与脉冲响应分析一致）；而稳定时FDI的影响程度小于自身，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FDI引入的结构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对于传统实体产业来说，FDI的引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大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从而说明FDI的流入需要更多的流入广义虚拟经济部门。
两部门就业的波动从第一开始就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初期受自身冲击较大，后期逐渐减小，受其他两方影响有所加强。对比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就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7%左右），这说明在该部门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挤出效应较小；另一方面，引入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FDI的就业效应强于非广义虚拟经济产业（25%大于11%），说明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强于传统实体经济产业。平均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就业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7061%，GDP占413%，FDI占2526%；传统实体部门就业波动的方差贡献是：来自于自身占4464%，GDP占4459%，FDI占1077%。这也说明排除自身因素外，广义虚拟经济FDI、传统实体经济GDP对其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大。
三、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效应测度
（一）模型构建
前文主要基于VAR模型考察了两部门的 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本节在此基础上延展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进一步定量测度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
我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其延伸为：Y=Af（KD，FDI，L）。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KD表示内资，FDI表示外资，L表示劳动投入。
厂商生产成本为：C=wL+rKD+FDI，其中C为厂商生产成本，w为单位劳动成本，r为单位资本成本。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
LNL=C（1）+C（2）LNKD+C（3）LNFDI+C（4）LNw+C（5）LNA+ε1（2）
为了测算FDI对A的影响，借鉴包群和赖明勇（2005）的计量模型，建立如下表达式：
A=V1+SHAREFDI（3）
其中，SHARE为FDI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A为全要素生产率；V为剔除资本和劳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余值，其能代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两边取对数后整理得到FDI对A的影响表达式：
LNA=LNV+C（6）LNSHARE+C（7）LNFDI+ε2（4）
再来考察FDI对国内投资KD的作用，假设仅通过本期和上期的需求来对未来的需求作预期（Yang，2012），则有：
KD=f（FDI，Y，Yt-1）（5）
两边取对数后得到FDI对KD的影响表达式：
LNKD=C（8）+C（9）LNFDI+C（10）LNY+C（11）LNYt-1+ε3（6）
综合上述，构建如下联立方程组（其中ε为扰动项）：
LNL=C（1）+C（2）*LNKD+C（3）*LNFDI+C（4）*LNA+C（5）*LNW+ε1
LNA=LNV+C（6）*SHARE+C（7）*LNFDI+ε2
LNKD=C（8）+C（9）*LNFDI+C（10）*LNGDP+C（11）*LNGDP（-1）+ε3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7-2015年的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和传统实体经济产业的FDI、GDP、就业、平均工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残余值、FDI占国内投资比重、滞后一期的GDP等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由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可知模型是过度识别的（K-M>G-1，K为联立方程模型中变量总数，M为待识别方程中变量数目，G为联立方程中方程数目）。此外，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估计则是有偏估计，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虽然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它只适应于单方程估计，对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则可以采用3SLS法或者广义矩估计法。
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并通过3SLS法来进行估计测算，参数估计前的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均满足条件，参数的具体估计结果见表6。
从中可以看出，两大部门三个方程的R2值和调整的R2都在093以上，说明方程拟合程度均较高，所有D-W值都在2左右，表明各方程不存在模型估计的自相关现象，在误差范围内T值也满足要求，从而说明构建的联立方程模型具有合理性。
估计结果显示，FDI每增加1%，对两个部门产生的直接效应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增长029%，综合技术水平提高084%，国内投资增加102%；传统实体经济产业就业增长011%，综合技术水平提高115%，国内投资增加-07333%。
（三）效应计算
FDI的引进，不仅自身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产生直接的增长效应与就业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生产率水平（A途径）和资本投入（K途径）对就业产生间接效应。下面从联立方程组的三个方程出发，分别用 LNFDI对每个方程求偏导数，推算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同时，也可以利用式（2）和（6）反求出FDI流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如下：
eC（10）-1是FDI引进的直接增长效应，系数C（4）是FDI影响就业的直接效应，C（4）*C（7）是FDI作用于生产率水平进而影响就业的间接效应，C（5）*C（18）是FDI作用于资本投入进而影响就业的间接效应，具体的直接间接综合的计算结果及分解详情见表8。
由表8可见，广义虚拟经济FDI每增长1%，带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64，带动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292%、-0026%和0266%；传统实体经济FDI每增长1%，带动的增长效应为0132，带动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分别为011%、-0318%、-0208%。
综合表7和表8可以发现，流入两个部门的FDI对经济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就业效应的差异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与其产业的要素特征、生产效率和就业弹性有关。传统的实体经济是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本经济”，存在着一定的资源要素投入瓶颈和需求饱和限制，服从的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以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求为主的广义虚拟经济则不然，由于人力资本、信息等非物质无形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提升和累积，人们的精神或心理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其要素供o和消费需求特征决定了这种新经济形态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FDI等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弹性自然会大于传统的实体经济。
此外，从就业效应来看，由于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要素中就业劳动力多为相对简单劳动力，且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下，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企业一般会选择用较高效率的机械或自动化设备来替代普通劳动力，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带来传统实体经济中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就业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而广义虚拟经济的物质资本有机构成低、人力资本要素富集、劳动就业弹性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传统的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弹性下降的恶性循环陷阱，实现二者的和谐互动。同时由于两个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驱动从传统实体经济生产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不断流向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为其注入了大量的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并进一步推动新兴部门就业数量的扩大、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质量的提升。
（四）机理探究
本文通过实证测算出两个部门流入两部门的FDI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将进一步从内在原因分析其作用的机理（图6）。
图6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
作用机理图
人类社会正在由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为主的“物本经济时代”迈入以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为主的“人本经济时代”。由于传统实体产业在要素、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存在着限制和瓶颈，所以存在着收入需求弹性递减、边际报酬递减等不足。在这点上广义虚拟经济则存在着明显的优势，人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信息、人力资本等要素可不断地挖掘利用和重新开发的，从而可以克服传统实体产业的缺点；而这也导致出现了“劳动力由传统实体产业（收入低）流向广义虚拟经济产业（收入高）”的劳动力跨市场流动的现象，这些促进了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就业增长。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优势和经济增长促进了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模式转变，而这些将会反作用于广义虚拟经济，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更好的发展。广义虚拟经济的更好发展能够优化广义虚拟经济部门FDI流入不足的问题并且使得传统实体部门达到饱和，从而使得FDI、经济增长和就业更好地相互配合。
四、结论和建议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入以心理需求为主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当今，广义虚拟经济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本文通过构建VAR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两部门FDI、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及具体的直接、间接和综合效应，结果发现：
（1）两部门FDI、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广义虚拟经济的这种关系更为值得关注。具体来看，流入两部门的FDI从长期来看均对经济增长有带动作用，但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冲击波动，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相比传统实体产业更为敏感。从方差分解看，两部门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差异；从FDI影响就业来看，这种结构性差异更为明显，纯粹实体部门波动较小，效果不明显。从方差分解来看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的FDI的就业效应强于传统实体部门；对于经济增长对就业来说，两部门均表现了经济增长对就业影响的带动性，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尤甚。从方差分解可见广义虚拟经济部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挤出效应相对较小。
（2）广义虚拟经济产业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64，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分别为0292、-0026和0266；纯粹实体产业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为0132，促进就业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分别为011、-0318和-0208。可见FDI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传统实体产业。
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继续加强对FDI的引入。FDI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仍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保持稳定的FDI流入量对于“稳增长、促就业”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2）积极引导FDI流向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有利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供给侧改革，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在新旧动能和结构转换关头，应清醒地认识到广义虚拟经济是“生活对象化”的人本经济，代表了新经济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主导制胜的新形势下，要将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扩开放、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宏观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我国能否在未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意义重大。从FDI对就业的效应来看，流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FDI对就业的综合效应为正，而流入纯粹的实体经济产业的FDI对就业的综合效应为负。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引导跨国企业向广义虚拟经济领域投资，不仅可以促进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且也大量增加就业岗位。
（3）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有选择的对外开放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既可以打破某些行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提高行业的竞争，以利于这些产业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可以弥补这些行业部分的市场空白，形成积极的产业带动效应。FDI流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一方面带来新的创意，带动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创新，纷纷进入这个行业，可以提高我国劳动力就业水平和科技水平，更能促进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繁荣，从而使FDI、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协调耦合发展，共同向更高水平演化。
注释：
①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统称（林左鸣，2010），并以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②赵洪江（2014）根据林左鸣教授对广义虚拟济的定义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类体系将H（住宿和餐饮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教育）、Q（卫生和社会工作）、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等行业划分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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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Investigation on Relationship amo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View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ZHU Jin-sheng，KUANG Dong
篇（7）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3-0005-11
或许，黑格尔是第一个系统探讨人的“需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哲学家。在《法哲学原理》中，他用一节的篇幅来讨论“需要的体系”。在《历史哲学》中，他指出：“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J生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马克思也指出：“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需要是驱使人活动的内在的原动力，人们的一切生产活动和一切社会活动最终都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广义虚拟经济学说也不例外。不同时代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人们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没有什么抽象的需要，需要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以往学术界对需要理论的研究，偏重于需要一般，即偏重于宏观研究，而缺乏现实观照，缺乏对各个时代具体需要的研究。笔者试图结合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探讨这一时代需要的精神、文化特点。
一、需要理论与需要一般
古今中外，对人的需要从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很多，观点有同有异。作为人本经济的广义虚拟经济，其需要理论应该是哲学层面的观照，既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又超越各门具体科学；既研究需要一般又研究具体需要。
（一）需要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1.区分需要一般和具体需要。人都是现实的人。我们从来不是抽象地研究人和人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研究生产，不能只满足于研究生产一般（生产在一切时代的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还要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特殊的、具体的生产。而且，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更为重要，“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区别。”同样地，研究人的需要，不能把需要抽象化，不仅要研究需要“在一切时代的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即需要一般，而且要研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需要、具体需要。需要一般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特殊需要、具体需要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它寓于特殊需要、具体需要之中。从哲学层面研究需要一般，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需要。
2.必须联系生产、生活来研究需要，需要是理解生活、生产的关节点。马克思强烈反对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现实的人是生活着的人，人的现实性是围绕其物质生活需要展开生产活动。生产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的目的是满足个人作为类存在物的一些普遍需要。如，生命的持存、新的生命的繁殖等。“需要”概念构成了从生活到生产的过渡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需要”概念进行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考察，不仅通过需要概念描述出人类生活的存在论特征，而且还借助这个概念建立起了生活与生产之间的关联。对于需要概念，马克思从逻辑上区分四个层次展开论证：首先，把人类的需要理解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区分为对物的需要和对人的需要两个层次；其次，对物的需要又根据普遍性和多样性区分为基本生活需要和增殖需要；再次，对人的需要也根据社会单元的不同，区分为对家庭关系的需要和对社会关系的需要。
篇（8）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05-07
一、引言
虚拟经济的概念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衍生出来的。成思危先生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刘骏民教授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以资本化定价为其行为基础，具有内在波动性的一套特定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虚拟经济一般包括金融、地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呈现出资本定价形式的各类资产的经济活动。
林左鸣先生从虚拟价值的角度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可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通常人们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金融活动，即狭义的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商品价值由于不断容入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商品价值。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当前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均衡系统，而是时刻处于传统价值与信息介质带来的新价值之间不断动态融合和进化的容介态。换句话说，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经济系统是时刻处于经济变量从非均衡到均衡之间不断进化的动态适应过程，也是一种均衡与非均衡同时存在的一种耗散结构。按照该理论，要素市场体系可以看作一个物质态与信息之间不断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从非均衡的零散交易到均衡的标准化交易演进的过程。
本文以该思想为指导，在科学界定要素市场的基础上，探讨要素市场形成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要素市场业态形式演进的一般规律。
二、要素市场的概念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成本构成最终产品价格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资本存量（也称资本品，如机器、工具和建筑物）。新古典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要素，包括企业家才能和社会资本（如累积的信任、共同理解、共享的价值观以及有利于调整经济活动的社会知识）。简单来说，生产要素是指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成分，属于厂商消费品，或者称生产性投入品或者资源，比如劳动、土地、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等。
从实践和应用意义上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大宗商品要素和权益类要素。相应的要素市场可以分为大宗要素市场和权益类要素市场。大宗商品要素市场属于产业链上靠近基础原料和材料一端的厂商问市场。（Varian，1992；Boyes和Melvin，2002）。在行业内部，大宗商品要素市场指谓厂商问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资源性粗加工且大批量交易的市场（劳动市场除外）。
权益类要素是指企业及广义经济实体在生产和关联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且由法变量保护的对一份或一组（束）资产的拥有权（所有权）和未来收益（收入流）的索取权（益）。（斯蒂格利茨，2009）对一束资产的拥有权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之一是对该份资产具有处置的权利，二是对该份资产进行交易的权利。我国现存360家左右的产权交易市场（所或中心）事实上仅仅在处置权上赋予了全权，在交易权利上还只能是一揽子股权交易，尚不能拆分、连续和单元化交易，在交易权上赋予了不足全权的权利。严格说，法（变量）是不可以交易的，只有量纲化的产权――股权才是可交易的。权益市场称谓是产权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的不合格翻译造成的后果（蔡敏勇等，2009）。
在应用上（主要在中国），权益类要素市场事实上指的是量纲化后的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但由于其直接在产权这种法哲学意义上操作，我国权益类市场的概念比股权要宽泛得多，属于广义上的产权市场外延，包括传统资本市场、OTC市场、企业产权市场和其他衍生品市场。传统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不同的子市场（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证券类市场通常被认为是资本市场，而交易非标准化产权的市场在发达经济才是产权市场或称狭义产权市场）。广义的产权市场还包括非传统的权益类市场，比如环境类权益、知识类权益（产权、版权、著作权等），甚至技能（know―how）和产能等可用时间和空间来度量的时段性和地段性权益。
一般说来，法变量支持的产权有对应标的物。因而，可交易的产权――股权和实物交易有一定的距离。但在我国产权市场实践中，司法拍卖的实物和特定商标的物质形态也在产权市场上作价交易，因循习惯，我们也把这种模糊性的交易市场也归在权益类要素市场中。
三、要素市场形成的一般原理
（一）大宗商品市场形成原理
大宗商品市场一般是在自发形成的市场基础上建立的市场。市场所在的地方多是大宗商品的生产地或集散地。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大宗商品市场的形成原理基于企业的边界。具体来说，因为大宗商品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生产和经营范围的确定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即当内部生产和经营的费用大于外部生产和经营的费用时，企业采取外部生产和经营策略（外包），当内部生产和经营的费用小于外部生产和经营的费用时，企业组织内部生产和经营行为是合理和理性的经济行为。
举例来说，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分布着不同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范围正是通过企业边界（交易费用）来安排和配置的。企业边界决定了不同的企业被安排在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当企业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时，中间产品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之间流动，中间产品的流动需要一个交易平台，这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就形成了。
（二）权益类要素市场形成原理
权益的形成伴随私有制的形成过程。权益类要素市场的形成过程贯穿了整个企业史。没有企业就无所谓要素。要形成市场首先需有法前提下的自由交换意愿。这种交换意愿直到现代企业制度正式建立才空前强烈起来。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加速了企业组织繁殖，是促成权益类要素市场形成的最关键环节。
17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由此而产生的资本短缺，资本不足便成为制约着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在荷兰诞生。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现代股份公司这种形式能够使企业可以通过买卖权益凭证迅速得到金融资本品，从而完成产能化拓展和资本化拓展，于是权益类要素市场就诞生了。
最初的权益类要素市场是股票和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对进入交易所的公司提出了较高要求。数以千万计的公司无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筹集资本，只好通过中介交易商在OTC市场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市场的发展，地方性的0TC市场逐渐形成NASDAQ式的全国统一市场，而另一部分要素交易需求通过投资银行来完成。然而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交易市场形式存在，那就是公开披露信息进行产权交易的市场，成为我国权益类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要素市场的观察形式
（一）大宗商品要素市场的观察形式
在观察形式上，要素市场大体上经历七个不同发展阶段：（1）商铺集聚形式；（2）商铺集聚之后的市场是厂商（生产者）市场和消费者市场分野；（3）厂商市场之后是为某一行业甚至是某一生产环节生产专业化产品（中间品）市场；（4）将仓储、物流和交易点适度分开的专业化大宗商品（要素）市场；（5）添加上融资和担保、标准仓单交易在内的第三方交易市场；（6）在第三方交易基础之上形成的仓储定点、交易资质认定、活跃会员功能团体性分化、卖方回购及独立方担保的远期以及风险控制基础上的传统期货交易所；（7）加盟交易所和基准交易所群形成的场网经济――大宗商品要素市场的最高观察形式。
（二）权益类要素市场的观察形式
在观察形式上，权益类要素市场大体上经历八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私下（而非时下讲的民问）实点借贷形式。这种借贷多发生在血缘、地缘和业缘中。如果划分市场，也仅仅是个只有买方和卖方市场要件的原子形式的交易市场，交易范围小，交易频率低。原子形式的交易市场清淡（thinmarket），变成繁荣市场（thick market）需要引入信用关联中介和处置性市场，因而出现（2）典当行，将出典品评估（当）、质押（典）、形成质贷关系（借贷）、违约后将质押品出售（拍卖）的复杂过程。事实上是将评估市场、质押市场、借贷市场和拍卖市场内化于一个经济实体中的融资“超市”，典当行的交易比私下借贷要繁荣多了。典当市场是个消费融资和生产融资的混合市场，当消费信贷和商业信贷因市场本身的专业化需要分野时，在早年引发了（3）账局（面对农商企业）、印局（面对进入城市的消费者）以及票号――一种用于长距离贸易且和贸易保险结合起来的权益类融资市场。在近代，西方又出现将消费信贷和商业信贷融于一身的商业银行信贷。随着大规模厂商信贷和延期支付使用频率提高，引发出（4）抵押、担保和租赁专业性市场。不过，这些市场多是以附着在厂商信贷市场的中介实体出现的。当中介实体累积到一定数量，中介类市场对传统中介市场升级，出现（5）评估、授信、增级、进入、退出、等引发现行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为（6）权益类第三方交易市场⑩（传统OTC市场和交易所）提供了基础；（7）在第三方交易基础之上形成的、交易资质认定、活跃会员功能团体性分化、卖方回购及独立方担保的远期以及风险控制基础上的衍生类合约市场（环境和知识产权类市场）；（8）加盟交易所和基准交易所群形成的场
网交易所群――权益类要素市场的最高观察形式。北京目前的权益类要素市场处在中级规模水平上。原因在于，一个结构完善、功能合理的权益类要素市场不是上述七种观察意义上市场同时存在或者均匀分布。但如果是类和近正态分布的话，顶多是个中等水平的要素市场，不具备定价能力。当上述七类市场中活动最频繁、耗费人力物力最为巨大的环节出现节约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时候，权益类要素市场才称得上功能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存在各类形式的市场，但是他们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
五、要素市场业态形式演进的一般规律
超出观察意义，按照价格收敛方式来衡量，要素市场的业态形式是一样的。其成熟程度可由低到高分为七类：
（一）实点性一对一场外（spot OTC and one-to―one）交易市场是最原始的交易市场业态形式。交易在小范围展开，属于买方和卖方的偶然易，当前一次的交易价格无法或者很难为下一次的交易提供参考，即前一次的交易价格成为下一次交易参考的成本很高，因此交易价格是无法收敛的（non―transparency）。
（二）实点性一对多（或多对一）拍卖市场及其变种（spot auction and one-to-multiple）――多次交易价格可收敛，但不见得是一价式收敛点（half-transparencyand convering）（图2、3）。在一方出卖，多方购买时，拍卖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出卖方的喊价信息在买卖双方和买方各自之间是透明的。在当次拍卖过程中，以买方出价最高者（或者变种）得标。虽然拍卖完毕后价格变动停止，但在买方之问透明的信息成为下次交易参考的成本较低。如果买方初次出价太高，第二次类似的拍卖出现，初次透明的信息可能成为第二次的参考，从而引导价格走向区间收敛。
（三）实点性一对多的市营商市场（spotdealer）。这时的交易方式不再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市营商进行交易。这种市场的价格难收敛（half-transparency andconverging difficult），原因是在无实点性市场伴随的条件下，市营商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中介收入，他们倾向于将不利于中介收入的信息屏蔽掉。（图4、5）市营商拥有建构市场的资源，但由于他的目的是最大化中介费用而不是最大化交易量，因此不是利用该资源建构市场，而是用来建构压低买方（或卖方）需求价格弹性的近垄断网资源。
（四）多对多的第三方市场（spot or networkbased，multiple-to-multiple）大数条件下价格收敛（converging）。当信息在买卖中方之间瞬时透明且可连续交易的时候，价格走向了收敛。（图6、7）当买方无穷多（近乎大数），卖方无穷多（近乎大数），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瞬时透明，屏蔽信息的成本高昂。这时候，交易市场构造好像是个一对多拍卖市场和多对一拍卖市场的复合体，交易等价于前两者多次交易的结果，价格瞬时走向了收敛。这正是建构市场的最终目标，交易的结果是社会福利最大，而不是交易商福利最大。
第三方市场出现后，不仅价格信息走向瞬时收敛，而且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后，评级、授信进入，融资变得可能，因而出现了更高阶段的业态形式。
（五）具有融资功能的第三方市场（exchange）――因融资风险控制带来的价格快速收敛。这种交易中买卖双方信息透明，评级、授信和融资开始出现，因而市场开始向更高级的业态形式转变。第三方市场因融资风险控制带来价格的迅速收敛的（converging）。
（六）第三方交易所群（group exchanges）――价格快速收敛（instant converging）。当第三方交易所单元在自己各自领域内具有竞争力，且能在交易的网资源形式上互相连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一个交易所群形式出现了。
篇（9）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57-12
一、品牌价值研究文献综述
品牌作为事物或者产品的差异化标记出现得很早，在我国，最初是在物件上加刻铭文、年号，为的是表示物品的所有权或者作为纪念、装饰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上的分工，交换上的扩大，逐渐出现了商业性的标记。比如在西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封建领主产品的标志和各种官工的印记。到了战国中、晚期，城市中还出现了拥有巨资及大量劳动力的大工商主手工业者。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及城市居民，他们的产品都是大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其生产及出售往往采取前店铺后作坊的形式。为了对购买者、消费者负责，也为了竞争及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程式化地标明制造者的籍贯、姓氏，有的还冠以监造或督造者的名字、司职地点和年份，也有的附上产品的名称。在秦国，当时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的产品，都要“物勒工官”，即在产品上刻或铸上“造者”的姓名，同时再注明“工师”或“监造者”。
在西方，品牌标记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游牧部落时代，他们在私人所有的牲畜上打上烙印，以便于进行市场交换时同别人的牲畜有所区别，欧洲普遍出现品牌发生在大约公元13世纪，那时欧洲行会盛行，珠宝玉器商、呢绒织造商、皮革商等各自组成同业行会，各成员商家都要在其产品上留印一定的标记，个体生产者和一般商人也必须在产品上签刻自己的标记，目的在于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也为了保持行会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粗制滥造、仿冒他人产品的行为予以追究的依据。
现代品牌概念的出现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商品贸易的广泛增长，为了能够清晰辨认企业及其产品在名称、功能、质量、价格、权利等方面的情况，需要在商品的自然名称之外再起个名字，品牌由此广泛流行，并成为受到依法保护的企业财产。作为一种资产或者价值范畴，从理论上开展研究，大约起步于1955年前后，一般以被称为广告教父的大卫・奥格威给出品牌概念为开端，他指出：品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产品的自然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等有形和无形的总和，品牌同时也是根据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和自身的经验来界定。之后，对品牌理论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学界从多种视角产生了许多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
（一）将品牌价值作为财务资产开展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企业兼并浪潮的兴起，品牌资产评估和交易定价应运而生。比如1985年英国卫生用品公司Reckitt&Coman并购汽巴嘉基（ciba-Geigy）所属的Airwich公司，在总并购价值6500万英镑中有5580万英镑是Airwich品牌价值的认定。瑞士的雀巢公司以25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英国一家名为Rowntree的糖果公司，而当时Rowntree的资产净值只有3亿英镑，22亿英镑主要是对品牌价值的认定。这一时期，关于品牌价值认定，更多地是从消费者对品牌价值认知的角度来展开的；产业经济对品牌价值的界定，则主要集中在品牌资产概念的建立上，因此重点围绕品牌资产概念内涵和品牌财务价值评估展开，真正从经济学价值本质和创造逻辑方面研究的很少见到。
1.西方对品牌资产的研究。Keller提出的“以顾客为基础的品牌资产模型”，把品牌资产定义为：由于消费者的品牌知识而引起的对该品牌营销的不同反应，认为，顾客对品牌的忠诚是品牌权益的直接表现，是品牌实力的基础，是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创造财务价值的前提条件，并和Lehmann一起提出了品牌价值链模型，将品牌资产的增值过程看成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与流程，核心是将品牌价值链分解为营销活动投资、顾客心智、品牌战略绩效、品牌财务绩效四个价值阶段，这四个阶段逐层递进，形成品牌价值的增值过程。由此可见，Keller对品牌资产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营销视角开展的，这也是早期品牌理论研究的主要视角，是至今还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理论。
广告专家琼斯认为，品牌是指能为顾客提供其认为值得购买的功能利益及附加价值的产品。而附加值是品牌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最重要的附加价值都是非功能性的，他们源于使用品牌的各种人的主观感受。琼斯还通过对一定样本的社会调查发现，90%的人认为附加值在他们几乎所有的购买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H。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来解释，他所讨论的这种附加价值实际上是一种虚拟价值；而品牌作为价值载体实际上是一种满足心里需要的非功能性的感受价值――一种虚拟使用价值。穆林则认为，“品牌资产是高于一般竞争者价格的附加值。”法奎哈从价值角度出发，提出：“与没有品牌的产品相比，品牌给产品带来巨大的超越其使用价值的附加价值或附加利益。”（乔均，2007）戴维-阿克认为，“品牌资产是与品牌、名称和标示等相关的一系列资产或负债，可以增加或减少通过产品或服务给企业或顾客的价值。”（乔均，2007）英国的英特品牌公司将品牌权益看作是品牌价值，即当一种品牌在出售时，应有其确定的价格；将品牌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列在资产负债表上。根据这一思想，该公司设计出了衡量品牌价值的公式，其中通过品牌市场影响力因子表示品牌为企业带来的竞争力。
2.品牌资产研究的两个视角。将品牌价值作为一种资产来阐述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展开的，一是消费者视角；另一个是企业视角。比如王海忠认为，Keller和Lehmann把品牌资产测度从两个视角分为三种方式：第一，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顾客心智”品牌资产框架，Keller提出了“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17J。这种测度方式，是从顾客态度层面反映出的信息来测量品牌价值。第二，从企业角度出发的“产品市场产出”模式，这种测度方式是指，品牌能够为商品在交换活动中带来的价值增值。第三，从企业角度出发的“金融市场产出”模式，这种测度方式是用来测量品牌在金融市场上带来的利益增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劣，是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界进行品牌资产评估的主要模式，并在1999年得到美国营销科学研究院（MSI）品牌资产计量学会的认真讨论和确认。
3.国内在品牌资产方面的研究。王海忠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的品牌资产纬度，包括公司能力联想、品牌知名度、品质认知和品牌共鸣，并构建了消费者的品牌资产与产品市场产出的结构关系，他们将不同品牌资产概念整合到一个理论模型之中，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公司能力是中国消费者品牌联想的主渠道，构成品牌资产重要纬度；品质是品牌资产的核心要素，质量标准是品质的最普遍要求；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由公司能力联想、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品牌共鸣四维构成。”（王海忠，2006）并提出了，品牌价值是对品牌作为一种资产和一种权益的量化，表现为产品通过“品牌”为企业获得额外收益和未来稳定的现金流。品牌价值是品牌内在的价值，是品牌所代表的“第三态资产”的整体价值（刘坤，2007）。艾丰认为：品牌是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统一，品牌无形资产是由有形资产形成的，品牌无形资产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可以转化为有形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形和无形是可以转化的。
4，关于品牌资产来源的几种说法。Keller认为，对于品牌管理者而言，品牌资产无疑有其固有逻辑，其源头是企业营销活动，它首先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认知，形成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在这里，Keller实际上是认为，企业营销活动是品牌资产或价值的源头。Srivastava和Shocker则认为，“品牌资产可分为品牌实力和品牌价值。前者是指品牌的顾客、渠道成员和母公司等对于品牌的联想和行为集合，它使品牌享有持续的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后者是指品牌管理者通过战略及战术行动以杠杆品牌实力所产生的能提供优异的当期及未来利润并降低风险的财务结果”。这一段话比较含糊，甚至晦涩，按照本文的理解，其所谓的品牌实力就是品牌价值的创造能力或者品牌价值生成资本，从价值生成角度理解，是把品牌价值规定为“品牌实力”生产的利润或财务结果；如果这种理解正确，实质上就是承认了品牌价值是公司、渠道成员、顾客等共同创造的，这无疑是有道路的。
Aaker直接提出了“品牌资产十要”模型，将品牌资产分解为五个维度和十个要素，即：忠诚度、品质认知、品牌联想、品牌知名度、市场状况等，认为品牌资产完全在于市场和消费者。后来，产生的多种基于消费者视角的品牌资产测度模型大多源于Keller的这一思想。艾丰认为，品牌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一种名牌产品既是物质成果，劳动结晶，又是精神成果，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对消费者全面负责的精神承诺（艾丰，1996）。艾丰虽未明确表达是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创造了品牌价值，但是，将品牌产品视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无疑是正确的。杨宝三提出，质量、广告、规模、人才是培养品牌产品这一系统工程的四项战略要素，也是打造品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这是对西方学者研究的一种延伸。范秀成提出，我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转变战略思维，以创造优质的顾客价值获取品牌竞争优势，为顾客创造优异价值也是顾客满意的关键因素，只有顾客价值得以实现才会形成品牌忠诚。而且要分析顾客的功能和情感需要，增加品牌的文化附加值。在企业经营领域，提出为顾客创造价值理念的很多，认为这是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
（二）公司联想与品牌资产关系研究
由于对品牌价值的研究多是从营销、广告、消费者等视角展开的，所以，对于品牌资产的拥有者，即品牌企业在创造品牌价值上的贡献，一直对学界形成一种困扰，说法多种多样。作为研究品牌资产的权威机构，美国营销科学研究院（MSI）1992年提出要将公司联想列入优先研究的领域。这种观点认为，消费者对公司的联想是公司的重要资产，能够给公司带来持续竞争优势。Brown、Dacha（1997）把公司联想分解为公司能力联想和公司社会责任感联想两个维度。这种理论是将消费者购买联想对象确定为公司能力及其社会责任，亦即公司能力和公司社会责任对品牌资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该研究认为公司是消费者品牌联想的主要渠道，公司生产与传递产品的能力是产品属性推断的主要依据。公司社会责任感联想，则可以建立消费者对公司的整体好感，然后再将这种好感转移到产品评价上，从而对品牌资产形成影响。
王海忠等在国外研究基础上，总结提出了中国消费者认知品牌的方式。他们的结论是：“消费者对品牌的直接反应是质量或品质，而最关注产品是否符合制度性质量标准；容易从‘品牌’联想到公司，公司成为品牌知识的基础；‘面子’心理驱动消费者品牌购买行为。”（王海忠，2006）这个结论也是具有理论价值的，按照本文的理解，是公司生产决定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决定消费者认知，亦即公司是品牌价值的源头。研究者没有从这个角度阐述，也还没有分析各生产要素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是，这个观点认为产品质量或品质是决定和影响品牌价值的基础，还是有一定理论意义的。
该研究认为，在中国，含有公司能力信息的传播有助于提升知名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或属性的感知，消费者会把公司的总体实力转移到具体的产品属性，消费者会直接将品牌知名度与实力、能力联系在一起；实力是获得消费者信任或关系的基础，过硬的品质才是产生正面的市场产出；广告等塑造知名度的活动对公司能力联想也有正面作用。并认为：“不少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公司广告、赞助、公共形象、公司善举、事件营销等活动，它们必然影响消费者对公司的认知，进而影响对产品品牌的态度。”（王海忠，2006）
在这里，研究者提到了公司能力信息、广告宣传、产品品质、品牌塑造、消费者认知等等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实际上看到了影响和塑造品牌价值的相关因素，意识到了围绕品牌价值创造各个环节所产生的信息及其价值。但是，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本文证实了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与产品市场产出之问的结构关系，前者是品牌资产的源泉，后者是品牌资产在商品市场的表现。”（王海忠，2006）认为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是品牌资产的源泉，陷入了一种在现象要素上的循环论证。
（三）从品牌关系结构方面开展的研究
这一路径主要是借鉴人际关系结构理论和品牌要素理论，重点研究品牌关系主体即品牌关系形成的各参与方，以及品牌关系属性诸如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情感、意动等构成关系。D.Aakel（1998）认为，品牌管理者必须将品牌当作产品、企业、人、符号来建立品牌管理的架构。Foumier（2001）认为，应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分成4个层面：消费者与产品关联、消费者与品牌关联、消费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公司关联。并提出了4个层面的品牌关系，这一观点和D.Aaker的品牌要素架构要素如出一脉。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周志民、卢泰宏提出广义品牌关系概念，并认为在研究品牌关系结构时，应增加品牌之外的关系主体，把品牌分解为产品、品牌、营销者、消费者等4个主体，构建了广义品牌关系量表理论框架，并列举出12种品牌关系结构。（1）消费者品牌的认知关系。（2）消费者产品的认知关系。（3）消费者营销者的认知关系。（4）消费者消费者的认知关系。（5）消费者品牌的情感关系。（6）消费者产品的情感关系。（7）消费者营销者的情感关系。（8）消费者消费者的情感关系。（9）消费者品牌的意动关系。（10）消费者产品的意动关系。（11）消费者营销者的意动关系。（12）消费者消费者的意动关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里，研究者阐述了品牌与产品、营销者、消费者三个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样意识到了品牌信息流转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品牌与企业（只是将产品）直接构建在品牌关系范畴之内。
王新新认为品牌是一种关系性契约，并提出品牌不仅包含物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关系，如企业与顾客之问的情感关系。企业品牌的创建就是为了维持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着眼于顾客在未来的合作，企业凭借品牌将顾客和企业组成利益和风险共同体，为企业带来稳定的顾客群和利润来源。孙爱民认为，“品牌关系主要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建立、维持、发展和测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任何关系的存在都是以能够为关系双方带来利益为前提的，这表明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品牌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品牌关系能够创造价值，即品牌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品牌的存在和消费者对价值的认知。”
（四）将品牌作为企业的竞争力来研究
张世贤较早提出了“品牌竞争力”概念，他将品牌竞争力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占有率；二是品牌的超值创利能力。白玉认为品牌竞争力是品牌在竞争的环境中，为谋求企业长远发展，通过对自身可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产品和服务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企业提供超值利润的能力，它是企业经过整合的一个总体能力，可从品牌市场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品牌关系能力和品牌基础能力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其中，他认为品牌基础能力由企业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及企业文化等组成（李杰，2007）。李杰还指出，“就目前国内外品牌竞争力的研究文献来看，对品牌竞争力的研究偏重于品牌在市场上的表现能力，将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和溢价作为评价品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这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品牌在市场上的表现能力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品牌企业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组成的。同时，政府政策、产业因素、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等都对品牌竞争力产生影响。”（李杰，2007）可见，在白玉看来，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决定品牌竞争力。李杰进一步阐述了影响品牌竞争力的各种因素，阐述得更加全面。
（五）主要依据要素价值论开展的研究
有论者提出：“承认生产要素创造价值不是萨伊庸俗要素价值论的简单复活，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创新等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他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乔均，2007）该文在坚持“复杂的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品牌价值构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设计、产品宣传、商标商号等耗费的平均劳动投入；二是品牌产品和品牌服务的消费者认同价值。前者是一种高级劳动，后者是品牌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乔均，2007）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到：（1）在这里，所谓的高级劳动应该是指非直接生产环节的劳动，包括产品设计等创新性（或复杂）劳动和广告宣传等服务性劳动。这样就把从事直接产品生产的简单劳动及其他一般劳动排斥在了品牌价值源泉之外。（2）将“消费者认同”而不是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过程认定为品牌价值的主要源泉。
另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创造了品牌价值”，“知识创造了品牌价值”（乔均，2007）。本文理解，如果认为技术创新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创造了品牌价值（一部分）是正确的；如果认为知识、技术（要素）本身创造了价值，则另当别论。品牌价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企业通过实现客户价值，而提高品牌市场竞争力，成为当今企业立足和发展的重要选择。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的，“品牌时代产品本身已经不太重要，顾客购买的不只是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顾客看重的是品牌所蕴藏的尊贵、成就、地位、财富、个性等象征价值，从一定角度，品牌已经可以脱离产品而单独存在。”（乔均，2007）这实际上阐述了许多名牌产品，品牌价值已经成为商品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功能性使用价值的价值居于次地位。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据《时尚网》2011-03-02消息，2011年2月2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一款名为“穆阿瓦德一千零一夜钻石手包”在多哈珠宝手表展上展出。这个手包镶有18K黄金和重约381.92克拉的4517颗钻石，估价高达380万美元。如果谁购买这款手包为的是装钱用的使用价值，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他购买的一定是品牌炫耀性（彰显尊贵身份和财富）的使用价值！当然，对于一般的品牌而言，品牌并不是完全脱离产品而独立存在，而是既有满足人们功能性需要的使用价值，同时还是品牌虚拟价值的中介和载体，是产品使用价值和品牌感受价值的容介态。可以说，没有品牌的产品只是一种使用价值，而没有产品使用价值的品牌将无以为附，两者既相对立又相融合，是一种容介态。
（六）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角开展的研究
在品牌价值上从劳动价值论视角讲的比较透彻的是侯雨夫先生，他认为，“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叫做‘商誉’，或者叫做‘品牌’，有的则叫‘名牌’。这也是一种非物质产品。……这种‘商誉’或者‘品牌’特别是‘名牌’有着很高的价值，是极为重要的经济资产。它的价值也像固定资本的价值一样可以逐渐加入到其所生产的商品中，增加其商品价值。而‘商誉’或者‘品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一般的固定资本的不同之处是：在坚持诚实经营、保证货真价实而且符合市场需求的条件下不但不会受到磨损，反而是越久其价值越高；但是一旦失信于消费者，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全消失。”可以说，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两个因素概念，侯雨夫基本讲清了品牌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问题。
1.认为品牌价值和固定资本一样，是逐渐加入到所生产的商品中的，像固定资本一样，就是说是劳动生产过程创造了产品和品牌的价值，这是正确的。但是，这还不够全面，因为，从本质上讲品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因素――信息态的资本，与固定资本毕竟存在着不同的生成规律。
2.在分析品牌价值和固定资本的不同时，认为只要“坚持诚实经营、保证货真价实而且符合市场需求的条件下不但不会受到磨损，反而是越久其价值越高”，即只要诚实不做假，品牌资本既不磨损、反而更高。是对品牌现象的描述，还没有彻底揭开品牌（信息态）价值越来越高的本质和源泉。
刘坤认为，“品牌价值是一个总体的抽象概念。企业的品牌本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企业无形资产共同发展的结果，体现出在消费者中的信誉，是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相结合的‘第三态’。品牌价值本质上就是这些资产所产生的价值。”（刘坤，2007）认为品牌价值是无形（本文认为是信息）和有形（物质产品）相结合的第三态，实际上表明了，品牌价值的形成既有有形资本的投入（价值转移）和劳动凝结，也有无形的资本（信息资料）投入和思维活动的凝结，这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般逻辑。但是，认为品牌价值是这些资产（包括物化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则是要素价值论的逻辑。研究者甚至明确提出了，“品牌财务价值使品牌产品具有更长久的成长期和稳定期，是未来获得超额收益的源泉。”（刘坤，2007）将超额收益的源泉归入品牌财务价值本身（物化成果），则是不正确的。
（七）生活价值论视角的研究成果
广义虚拟经济对品牌价值的研究路径应该说是按照价值理论的基本方法开辟了一种新形式，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值得关注。林左鸣认为，“让一个品牌成立并且为社会所接受，要害在于这个品牌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断容纳新的历史信息的过程。正是这样一种过程的积累并且形成一种品牌价值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效应，这种效应其实是一种信息态。”按照这种解释，品牌价值首先是一种信息态的价值形式，是在品牌产品生产及服务、营销、广告、消费等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信息（文化）凝结于品牌及其产品之上的一种价值。吴秀生认为，“这种品牌价值也不是吹嘘出来的，是靠精湛的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精细的流程控制、人性化的售后服务，以及良好的公众关系，逐步积累起来的。”而且，“品牌信息与企业价值循环的各个链条相关联，而非一个单独的经营环节。”尽管这一研究路径此时还没有明确从品牌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上来做系统的阐述，实际上承认了品牌价值的产生来源于围绕品牌及其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全过程，是广义的劳动或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生活共同创造了品牌价值。
二、对国内外品牌价值研究的小结
现代品牌理论的研究源自西方，作为经济学价值或者经济资产进行研究，主要因为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企业并购浪潮的产生。学界将品牌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来进行研究，运用了许多工具，总起来说，由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完成向价格理论转向之后，不再系统研究商品的价值问题，因此，在品牌价值的研究方面，多数坚持了要素价值论的思想，以边际价格、均衡价格等理论为工具，从营销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个方面，从消费者、企业及其关系等多个视角做了多种分析，建立了许多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试图揭示品牌资产（价值）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西方关于品牌理论的研究，总体上将品牌资产（价值）的来源归于营销活动、消费者认同等非生产领域，因此，都没有将品牌的价值本质和规律揭示出来。
国内学者，基本上是在西方研究基础上的跟随和延伸，至今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国内以价值理论称谓的，实际上多数运用了西方品牌价值分析工具，采用的是要素价值论或均衡价格理论。也有坚定地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解释的学者，但是，由于经典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以物质产品生产为基础展开的，马克思没有为品牌价值研究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理论阐述，加之品牌价值作为非物质产品形态的商品形式，有其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的特殊的生成规律，完全从劳动生产视角来解释信息态的品牌价值规律，有些勉为其难。
1.关于品牌价值理论的研究，约翰-安瑟姆森认为，“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的品牌价值定义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1）品牌价值与其说是事物指标所致，不如说是消费者的感知所形成的。
2）品牌价值是价值协助品牌的全球印象。
3）品牌价值源于品牌命名，而不单纯是物体的分配。
4）品牌价值是一种与可靠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关联测量。
5）品牌价值毫无疑问将影响品牌的财务价值。”
2.品牌是一种无形价值、无形资产、无形资本或者非物质产品等多种概念。
3.有的研究将品牌作为独立的结构模型来进行阐述，缺乏从价值创造、交换、增值、分配等系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使得品牌价值理论缺乏基本的逻辑前提，影响了品牌价值理论构建的完备性。
4.有的研究只是从消费者视角（现象）研究品牌的价值问题，忽视了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服务以及围绕品牌构建各环节进行的社会生产生活对品牌价值的贡献，无法深入到品牌价值的本质。
5.有的对品牌资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牌营销、市场渠道、消费者认知等方面，对品牌资产的基础和前提因素研究不够，品牌价值理论的合法依据不充分。
6.多数研究没有将商品生产劳动作为品牌价值的主要来源，而是将其他物化的资本要素和产品生产环节之外的营销、服务、广告、消费者、社会关系等作为品牌价值来源。
7.有的研究将品牌视为一种竞争力，认为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就是品牌在市场上的表现和创造溢价的能力。溢价作为一个财务概念或者作为记账科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等价交换市场，溢价不是无源之水。
8.有的研究认为，品牌价值是品牌内涵的价值，是“第三态价值”；品牌价值是有形和无形价值的统一、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或认为品牌价值是一种附加价值；有的认为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同样是劳动创造的，只是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的是研究的深化和延伸；有的认为品牌价值是产品生产及服务、营销、广告、消费等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价值。这些都为品牌价值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只是需要通过深化研究，构建比较完整的品牌价值理论。
三、本文对品牌价值的新解释
从广义虚拟经济价值理论视角，运用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本文对品牌价值做出以下新的解释。
1.品牌及品牌价值的基本定义。本文认为，品牌是一种典型的以产品或服务为载体的虚拟产品（虚物），是企业拥有的一种以非物质（信息）形态存在的无形资产或者虚拟资产，对消费者而言，品牌是一种满足人们心里消费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非功能性的“虚拟使用价值”（王彦亮，2012）。
讨论品牌价值离不开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概念。本文认为，所谓有形价值一般是指以物质（有形）形态存在的功能性使用价值（物质产品）为载体的商品价值；所谓无形价值是指以非物质（信息）形态存在的虚拟使用价值为载体的商品价值，这里的虚拟使用价值主要是指满足心里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这种以信息（虚拟使用价值）为载体的无形价值就是品牌价值；而一般功能性使用价值则是满足生理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对品牌商品而言，商品价值是无形的品牌价值和有形的产品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可以认为品牌是一种典型的虚拟商品，本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种价值是一种虚拟价值，是以无形的信息态（精神和文化）的形式附加在商品体上提供给消费者享用的一种虚拟价值，反映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品牌使用价值是品牌的自然属性，主要是满足消费者心里对产品质量、品质、安全、美、艺术、文化、尊贵、时尚性等精神（信息态）需要的一种虚拟使用价值。品牌价值不是单纯由生产环节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围绕产品生产、营销活动、商业服务、品牌管理、社会生活等整个生产生活共同创造和积累的结果。消费者对品牌价值的形成也有贡献，在商品社会的交往和交换过程中，消费者对品牌价值的认同和视界融合，会以产生感情（信息形式）的方式衍射或黏合于品牌企业及其产品之上，从而实现和增加品牌的价值。
品牌价值作为一种虚拟价值其大小并没有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中既包括参与品牌产品生产的各种劳动的创造，也包括围绕品牌及其产品开展的营销活动、广告宣传、商业服务、品牌管理等活动创造的新价值。品牌价值的社会实现（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社会认同，即由社会必要的生产生活（生产力发展水平）时间决定，尽管这个社会生产生活时问，可能因为品牌垄断而取决于个别的自由生产生活时问。在表现形式上，品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消费者对品牌承载信息（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视界融合程度。需要特另0指出的是，无论是品牌虚拟价值还是虚拟使用价值，一般都与产品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形成直接的二元容介态，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品牌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商标符号和商品实体的容介态，而品牌的社会形式通过价格、信誉、品质、文化等方式存在。
品牌虚拟使用价值是一种信息态的使用价值，和物质的功能性使用价值相对应。品牌供应者如果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品牌信息态使用价值的需求，使消费者能够获得尊贵、时尚、品位、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心里消费需要，实质上等于为消费者创造了新的价值，消费者会以品牌忠诚（信息）回馈生产者；生产者通过创造出更多的品牌价值要素（信息态）提供给消费者，从而提升品牌价值，如此循环往复。相反，如果品牌产品生产不能够通过创新技术、加强管理、优质服务、广告宣传等为消费者提供不断优化的信息使用价值，甚至寅吃卯粮，减少信息态使用价值供应，消费者将失去对品牌价值的购买，品牌价值就会缩水甚至消亡。
品牌产品一般是信息态的品牌价值和物质态（或服务）产品价值的容介态。品牌最初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创造并不断加强，品牌价值一旦形成，也就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除了产品生产的基础之外，营销、广告、商业、维护、服务、消费等作用都对品牌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们往往起着增殖或放大品牌价值的作用。当然如果企业人为地放大并不断做出超出产品实际水平的营销、宣传等活动，可能会适得其反。品牌价值的特殊性在于，在一般情况下，信息态的品牌资产转移不依自身的直接消耗为代价，而是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但是，一旦企业不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态使用价值，过去的信息资产可能会立即消失，所以生产信息态使用价值同样需要相关劳动、物质态以及信息态资料的投入。
2.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一种固定资本。品牌价值的创造也像实物产品生产一样，是品牌固定资本通过生产及相关服务活动逐渐转移或加入到所生产的商品中，成为商品的一种无形的附加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也是由生产劳动及相关服务活动所创造的，而不是由所谓的消费者认同创造的，在商品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在品牌宣传、营销活动等过程中，消费者的参与和认同有利于加快品牌价值的社会实现――成为市场价格（形成购买）。另外，以消费者为主体的社会生产生活接受并认同品牌价值，会在消费生活过程中回馈品牌，即消费者会在其生产生活中生成并衍射一定的信息态（文化）价值于品牌之上，是品牌价值增殖的一个来源，这是以信息（文化）为中介一个与品牌价值进行交往和交换的过程。
从财务资产或者投入产出角度看，在品牌价值的创造和经营中，人力资本和其他要素资本的投入以及品牌的维护和管理，是创造和增殖品牌价值的基础和保障。其中，品牌固定资本在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看起来同一般的固定资本有所不同，比如品牌经营的好或者产品生产的好，品牌资本好像不受磨损，或者说不像一般实物固定资本那样需要让渡性或者消耗性转移；好像生产品牌价值没有品牌资本的消耗，如果是好的产品反而会使品牌资本越来越高。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品牌形成要素除了一般的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存在信息态要素的投入，而信息态的生成和保持有其特殊规律，信息是品牌价值构成的基础要素。
一般来说，消费者购买品牌商品，既需要商品的功能性使用价值，也需要满足心里消费需要的品牌虚拟使用价值（文化），功能性使用价值和虚拟使用价值都是品牌价值的载体。生产技术含量高、安全系数大、知识性能强、使用界面优、清洁环保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消费者在获得优质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知名品牌带来的尊贵、成就、地位、财富、个性等象征性使用价值――虚拟使用价值。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功能性使用价值，而且因为生产出总体优质（更高的文化价值、更多的优质信息）的产品，消耗了更多的知识劳动、科技劳动、脑力劳动、服务劳动、创新劳动（主要是提供信息态使用价值）等，本身就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包括一部分专属于品牌虚拟使用价值（信息）和品牌虚拟价值。也就是说，增加品牌价值，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本和要素资本更高。另一方面，要生产好的品牌产品，创造高端品牌价值，企业还需要动员和调动组织的精神生产能力，生产符合道德道义、承担社会责任、客户价值诉求、文化艺术效果、消费者心里偏好等品牌虚拟使用价值，这部分投入和消耗，既需要品牌固定资本的投入、积累和价值转移，更需要特殊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包括调动消费者的社会性参与。
在商品交换中，消费者既要支付购买功能性使用价值，同时又要支付购买品牌虚拟使用价值。由于品牌固定资本以无形（信息）的形式存在，消费者购买需要一部分以物化资本（资金）的形式支付；另一部分是用感情、忠诚、偏爱等无形的资本（信息衍射）形式支付，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问心与心的交换，感情与感情的交流；这也是双方精神资本的一种对等交换，生产者得到的这部分精神资产是社会生活（消费过程）衍射于品牌之上的虚拟价值，所以品牌的价值可能会出现越来越高的情况。当然，如果对品牌资本
技术、知识、精神、道德、责任等精神要素和相关资本投入不足，甚至透支品牌价值，终归是不能长久的，这也是企业经营的风险所在，因此可以说品牌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打造品牌或创造名牌决不是轻而易举或者一本万利之举，需要企业加强制度、科技、知识、管理创新，强化道德建设和社会责任，加强品牌价值资本投入，需要策划、生产、销售、服务、消费等全部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共同的、长期的艰苦努力才可能达到。一旦形成名牌产品，更要对来之不易的品牌多加珍惜，特别是要通过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加强道德建设和依法经营，坚持诚实守信，且不可因小失大，只有做到万无一失，才不致一失万无。
3.品牌价值的源泉是产品生产过程和广告、宣传、维护等服务活动共同创造的，也是企业加强品牌资本投入和经营的结果。随着企业发展和分工的细化、多样化，创新性、知识性、文化性、道德性劳动要素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创造品牌价值的劳动以知识型、创新型为主。另外，由于，高端品牌服务人群的特殊性和需求的高端化，消费者认同（承认品牌价值生产生活社会平均水平）往往超出一般社会平均水平，亦即同样功能性使用价值的名牌产品往往价值很高，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认同创造了价值，而是承认了品牌企业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高出的部分当然主要是品牌虚拟使用价值（信息态差异化的感受价值）的价值部分。这就更需要高端品牌产品生产者加大投入和管理，尽力生产符合消费者和特殊社会需求的品牌产品，以支撑消费者和社会对品牌产品的信心和忠诚。否则，这部分人群一旦离开，往往不可逆转。因此，品牌价值往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不可逆转性，这就是品牌价值“一失万无”的道理。
从根本上讲，使用价值和虚拟使用价值是广义上的劳动实践（生产生活）所创造的，价值和虚拟价值也是这种生产生活实践创造的结果。但是，虚拟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性，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其价值大小（度量）决定于社会必要的生产生活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个别的、自由的）――也就是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人类社会生活赋予（社会接受和视界融合程度）的价值内涵。
因此，按照马克思价值公式W=C+V+M，我们可以假定品牌商品价值度量的公式：
∑M=M+AM=（C+V+M）+（C+V+M）=（C+c）+（C+c）+（V+v）+（C+c）
其中，c是产品的一般固定成本，而c是品牌产品在品牌资产或品牌价值方面的增加的成本支出，比如更好的材料，更高技术水平的工具，更高标准的技术，专利或标准，更好的生产环境（污染低、环保等），营销费用，人员培训等等投入――差异化的成本内涵不同的载体信息――满足心里需要；V是一般的劳动成本，而v则是指从事思维活动的人力资本，包括是更多的培训和教育费用，生产劳动者更高的素质，更高技术、管理水平的人才，营销和品牌维护人员投入等，即超出一般功能性使用价值需要的文化（信息）创造活动；M是一般商品的剩余价值，m是指因为品牌增加投入而得到的剩余价值――品牌价值的增值或附加值（一般财务上的品牌溢价）。
对于获得品牌领先的企业，可以形成一定的品牌垄断价格，这个价格是由品牌生产者个别生产时间决定的（社会认同或者消费者认同这个时问）。所谓的品牌溢价实质上是消费者认同的品牌产品的价值，是由品牌产品的个别生产时间决定的。所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金量、提高产品的精神、艺术、文化等附加价值是创造高端产品的必由之路，增加技术、文化、艺术创新，拉长高端附加值创造链条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
4.品牌价值给虚拟价值搭建了一个开放心里时空的交换平台。对于品牌产品，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提供功能性使用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虚拟使用价值，从而向消费者提供虚拟价值。因此，生产者不仅需要生产、工艺、科技、知识、精神、责任、道德等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投入和消耗，而且，还需要生产者直接提供感情、关怀、温暖、爱心等客户感受价值。同样，消费者不仅通过价格形式与生产者交换，而且，倾注于品牌的还有忠诚、热情、专注、热爱等虚拟价格要素。即品牌价值更多的是心与心的价值存在形式，生产者劳心给予消费者品牌价值，而消费者用心选择和付出价格。这种虚拟价值要素的交往和交换虽然没有通过会计准则计价并计人生产者的资产，但是其具备的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在企业并购中已经进入测度之内，当然仅仅在企业并购中计入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强调消费者的视角，必须回归到生产者视角，回归价值确认，在承认品牌价值的同时，在品牌虚拟价值的分配、交换等问题上实现突破，才能够真正引导好、创立好、建设好、发展好品牌。
5.品牌的创建和管理模式概要。
1）加强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品质，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功能性需要，以功能性差异（载体信息）提升品牌产品附加价值。
2）优化品牌产品的产业链建设，既要提供优质的功能产品，科学拓展品牌覆盖范围，又要在各个环节提供优质的服务，完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及虚拟价值的两个价值生成链条，形成价值容介态优势和多赢局面。
3）加强人文创新，提升品牌产品的文化、艺术、道德、美学、情感等精神性需求，提升品牌产品的虚拟使用价值。
4）加强市场营销和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形象的宣传，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和品牌产品的认知，提升品牌产品的社会价值（市场价格）。
5）加强品牌维护，尊重消费者品牌认知及其溢价支付（超产品价值支付），为消费者创造更多非产品的服务增加价值，增加双向情感交流、友情互动及价值交换，唤起社会（消费群体）参与品牌价值的创造（对品牌付出消费者的感情，各种社会生活生成并衍射文化性信息粘合于品牌之上增加品牌价值，亦即使品牌具有更强的价值黏性）。
6）加强品牌管理团队和文化建设，形成专业化优势，上升为文化战略，以更大的道德价值和社会责任，从而创造和不断增殖品牌的无形价值。
篇（10）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称作灵境技术，具体就是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多传感技术、图形技术、仿真技术、以及智能技术等等方式，通过构建三维虚拟模式，同时利用专门的设备来实现。也就是说，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可以生成多维信息环境，对于环境艺术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使环境艺术设计更加完善。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特征
1.效率性
将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中，可以极大程度的改变传统的环境设计模式，突破了其中存在的各种复杂性问题，比如说摒弃沙盘或者模型的方式，有利于控制设计成本，节约了设计时间。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能够以多媒体模式、数字化模式真实形象的展示出虚拟设计的项目，而用户只需要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平台中，即可观看模型效果，以此将网络资源的优势有效全面的发挥出来，更加充分的展示出作品的效果，以此实现宣传目标，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2.交互性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环境艺术设计作品更加全面、更加形象的展示出来。在虚拟世界中，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对展示物的一些数据信息进行传输，同时可以接受信息、认知信息、以及反馈信息等过程。虚拟现实技术所创建的环境，更加向真实化方向发展，通过计算机所构建的三维数字模型，内嵌虚拟现实场景，能够使用户的各种感官感受有效激发出来，产生真实的交互感受。比如说，在虚拟空间中，用户可以用手去获取虚拟环境中的物品，同时还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物品的重量，并且可以让被抓住的物体随着是自身移动。
3.艺术性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需要具备较高性能的图像处理工艺。比如说3D虚拟建模、Flash、全景图片等方式，可以以高清的形式，展示出各种图像，从而使设计作品更加具有艺术性和真实性。用户在观察图像之后，可以对项目的整体结构做到全方位了解，并且了解所使用的材料和工艺等等。所以说，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更加良好的艺术性效果。
4.侵入性
虚拟现实技术具有侵入性，其可以让用户感觉到更加真实的环境效果，有些时候，还可以让用户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产生此种感受的主要因素，在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设计正是充分基于人的感官感受、以及心理特点出发，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使图形更加具有立体效果，从而使用户置身于三维空间中。对于侵入性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可以理解为临场性和存在性，关键是对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真实感受程度进行反映。用户需要提前佩戴专门的头盔和手套，才可以真实的感受到虚拟环境中的立体效果，同时在此种虚拟环境中，不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虚拟世界中。假如用户无法分辨出真假效果，也就是好比置身在真实的环境中，那么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的侵入性效果。
5.多感知性
考虑到虚拟现实环境中，均会配备齐全各种感官装置，包括有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用户不仅仅具有视觉感知，还可以形成听觉感知、触觉感知、以及力觉感知，特别情况下还会产生嗅觉感知以及味觉感知。所以说，虚拟现实技术具有非常良好的多感知性，可以让用户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就现阶段的虚拟现实技术来讲，尚未实现所有感知功能，也就是无法达到最理想的虚拟技术状态。
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1.应用到环境艺术模型设计当中
由于虚拟现实技术具有交互性、多感知性、侵入性等等特征，通过上述种种特征，可以让用户进入到交互式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同时可以与虚拟环境进行一些互动沟通，用户的各个感官受到刺激，会产生到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说非常具有必要性，设计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虚拟现实技术系统处理，能够虚拟系统中，展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通过此种设计过程，能够让设计人员更加真实、直观的感受到，在实际生活中设计作品的相同感受，并且有利于设计人员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每一个设计细节，以此构建良好的环境艺术模型，确保自己的设计想法可以顺利的转换成设计成果。可以说，极大程度的增加了环境艺术设计的感知性与直观性。
2.更加便捷的对环境艺术设计作品进行完善
对于设计作品来讲，需要反反复复的不断修改，一直到完善，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做你。在以往的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在完成设计作品时，设计人员很难对作品做到全面直观的感受，抽象性的概念影响作品的完整性。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此项问题。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最开始，将设计构建成虚拟的现实模型，通过观察模型，便于设计人员更加直观的观察每一个设计环节。在具体方案实施之前，利用模型，设计人员能够全面的进行观察，及时发现设计方案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并且在此情况下，对方案反复修改完善，直到其符合设计要求。所以，虚拟现实技术一方面使完善环节得到简化，另一方面还能够使修改更加具有针对性。
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效果
1.增强了环境艺术设计的直观性
在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经历了手绘图纸、电脑效果图和建筑动画三个过程。在此阶段，可以看出人们都不断追求高科技，新型的科学技术，从而获取更加高层次的艺术品质，实现最佳的艺术表现效果。在如今的环境艺术设计中，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在各种软件和硬件的作用下，可以创建非常真实的虚拟环境，基于此种环境考虑，利用技术手段，将环境艺术作品转换为此种环境，在创建的虚拟环境中，用户能够感受到类似真实的听觉刺激、视觉刺激、触觉刺激。可以说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将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中的细节全面表达出来，有利于吸引用户注意，提升环境艺术设计作品的接受程度。
2.提高预算精准度
环境艺术设计，需要将所设计内容转换成实践应用的项目。在以往的设计作品中，普遍存在预算精确性不理想的情况，对于工程建设的成本控制均产生一定影响。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在虚拟模型中，可以全面了解项目所需要的材料预算等内容，可以实现材料预算、结构的精准度提升，防止出现由于预算失误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3.增强了设计双方的互动性
在完成设计方案之后，在同客户沟通阶段，需要营造良好的双方互动性，对于汇报沟通具有重要帮助。通过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有利于提升双方互动性。利用此种技术，用户能够在设计作品中，感受到每一个设计细节和设计成果，全买呢了解每一个设计部位的演示状况，并且可以了解不同设计方案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存在的设计问题，双方之间还可以展开协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