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的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规制经济学的起源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 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篇（2）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篇（3）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篇（4）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

科学理论是一种元理论框架，用以解释那些规范性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最具影响力的3大科学理论概念框架。依此对体育经济学进行科学理论思考。

3.1归入证伪主义的思考

证伪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创立的理论。他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4］24。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猜测，而最终无一幸免地要被证伪，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4］25。在证伪主义中，由于错误的结论能够回溯到至少一个前提中，而且通过不断证伪来一系列错误，这样可以实现科学理论对事实和假设的要求［5］。尽管将研究的不同传统路线归入科学理论，并不能对目标研究领域进行命名，但却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实和假设要求的陈述。当前经济学传统路线也描述体育领域内的独特现象，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证伪过程中，确定了体育现象中经济学陈述的适用范围，同时这些陈述也经历了证伪的过程。借助体育这一客体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将会验证或否定这些陈述。如果人们不去讨论到底何时进行证伪，所进行证伪的到底是哪些组成部分，那么，这种通过体育现象对经济学陈述的证伪只不过意味着，一种证实的经济学陈述的使用范围并不能对某一种体育现象起作用。某些不经意的修改调整能够针对这种体育现象生成新的陈述，而这类陈述必须重新进行证伪，并在证实的情况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进行验证。用体育领域的现象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对其进行特别调整时，可能存在与目前陈述系统的不协调。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适用范围，并最终抛弃原有的理论而选择另一种替论。如果某种被证实的经济学陈述无法在体育研究领域中得到实证验证，人们可以将这种相关现象称作研究领域的特殊性。针对体育领域进行的学科性科学证伪被归到“体育经济学”或“体育管理学”，它重点对内容进行说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学科的认知层面。对于体育经济学来说，若将每一学科陈述相关联（其中某一学科陈述必须源自经济学陈述系统）并能够被证伪的话，之后体育经济学就能形成一种知识增长。证伪主义并不能判断一种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标。其仅能够在陈述的复杂性上进行对比。那些着重论述经验事实的陈述体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实证性内容，却很少能避免被证伪的结局。基本陈述的复杂性随着其关联性的增加而强化，因此，一种学科基本陈述H1与另一种基本陈述H2（它与H1具有关联性且由来自其他学科陈述H3组成，即H2=H1+H3）相比显得更简化。从学科认识兴趣（H3的来源）的基本立场来看，H1也不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无法对H3进行证伪，同时H3也不能对认知对象进行补充性描述。与H1、H3其中之一或两者相加比较来看，H2更有可能进行实证性解释和预测。基础陈述的关联性是一种研究策略的定量问题。对极其复杂陈述的验证会缩小陈述体系的适用范围，而这些陈述体系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它们所研究的现实状况；然而，对简单陈述的验证会形成普适性陈述，这类陈述经常会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因此，体育经济学及体育中经济学的科学传统路线存在一定风险，总结的陈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关专家使用的知识，由于自身的非学科导向能更明显地促进不同描述体系的延伸，最终形成带有具体适用范围的理论体系。在证伪主义的前提下对体育经济学进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些被证实的，但在体育研究领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充当体育的特殊性；作为决定性组成部分，体育经济学体现了学科陈述的理论融合程度，并如同作为整体的体育学一样在进一步提升融合度时面临难题。

3.2归入范式理论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6］。范式是库恩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这一概念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方法论等进行总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总体中的某一成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这一过程作为模范典型能够替代常规科学对一般性问题的解释规则”。在解决一些学术圈内专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时，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范式更加有效。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专家所达成的一致，即将一种范式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基础，而非通过证实或证伪。相互竞争的范式借助它们的预言、知识、地位和声誉来获取科学界的拥护，然而这些范式原则上是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种理论存在为先导。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的结论”。弗里克在讨论体育经济学中体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协议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贸易和博弈论的意义时，运用了核心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同样，多曼在定位体育经济学中经验和认知目标时，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断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学传统路线是否采用了与经济学常规理论相对的其他范式；因此，经济学传统路线也被理解为经济学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常规科学的认知界限也无法确定。但针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对金融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抨击，表明了常规科学的局限性。目前，还无法确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传统路线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然而，对于体育经济学中的非经济学传统路线来说，还无法确定一种可以用来确立学科身份的范式。通过研究，对于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与其他学科范式相独立的范式仍值得质疑。目前，体育经济学的非经济传统路线仍处于前范式理论时期，也就是还没有获得一种范式，因此仍无法进行常规科学的研究。另外，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在非经济学传统路线中生成一种或多种范式。内在原因可能是体育学中缺乏主导范式或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规科学拥有一种较高的吸引力，它能够引导科学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规范化选择。体育经济学中2种传统路线的不同范式的发展程度，导致了学科内与学科间不同理论或理论成分通约性的差异。虽然库恩和费耶拉本德认为经济学传统路线中，常规科学的扩展不存在不可通约的问题，但无法避免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内部，以及2种传统路线之间的通约性问题。理论对比需要一种中间语言，这样就可以将那些需要进行对比的理论毫无保留地翻译成这种语言，然而并不存在这种中间语言。如果各种范式及其机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对称的范式发展（此处存在经济学传统路线下的常规体育经济学，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种通约性问题的前范式尝试）。初生的非经济学范式也许通过与学科母体（由象征性概括、模式、价值和范例式解题构成）保持一致来渡过前范式理论时期，这样在与其他范式竞争时可以争取剩余的吸引价值。总之，集中将核心经济学范式应用到体育研究领域，同时缺乏替代范式使得体育经济学中的常规科学带有认知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性，非经济传统路线由于没有统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个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论成分进行解释。

3.3归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考

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往往不是针对单独的理论，而是一个具有相同硬核、可变的保护带和正反启发法的理论系列，这一理论系列就是科学研究纲领［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论组群来替代证伪原则和范式的规范性原则。根据他的方法论，绝大部分科学都是一些可以通过问题转换来进行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源于一种研究纲领推动另一种研究纲领的过程。各个研究纲领具有连续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能反映整个科学，但是与某一特殊问题对象相关。这种连续性通过研究纲领的硬核而产生，而这一硬核作为反面启发法摆脱了检验。当一种研究纲领能够揭示更高层次的真理时，也就是说它能够毫无矛盾地解释其他研究纲领也能描述的现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释一种其他现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证伪的预言时，这种研究纲领将会优先受到重视。研究纲领是由具有连贯性理论T1、T2、...Tn组成的理论系列。一种针对体育领域（T1;S）中一个或多个现象的理论系列出发点，可以成为另一种理论系列的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体育领域以外的其他现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续理论的应用范围被证实与假设一致，或者范围更大的话，对体育领域内和领域外现象的解释就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Tn;S=TX;nonS）。若通过实证发现应有范围受到限制的话，这种限制也会影响到体育领域或其他研究领域。当涉及体育之外的研究领域时，这种应用在更多研究领域的理论将会发展成用来研究体育领域内一种或多种现象的理论。当这类范围限制影响到体育的研究领域时，那么这种体育研究纲领的作用将会降低。然而，一种理论系列的出发点也可以是单个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是对其他理论系列中不寻常现象的反映，也可以作为对意想不到检测结果的反映，最终它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研究纲领。体育经济学的2种传统路线中，可以重建一种评价性的研究纲领。作为早期体育经济学论文关注的焦点，体育中的单个现象（比如体育成绩的均衡性与观众需求的关系、体育比赛中高额的固定成本开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经济学研究纲领进行研究。柯西盖塞仅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纲领出发，认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就是经济学行为模式。而对这种行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护带，比如在无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变的偏好性方面，与研究纲领的硬核相反，这种有限性最终被证伪。在非经济传统路线中重建研究纲领，并不能形成一种像经济学传统路线那样具有更广维度的研究纲领。有限的非经济传统路线研究纲领既能够展示有关体育团体的理论发展状况，这类理论通常与体育金融分析、结构分析及之后体育发展报道相关。对于这2种研究纲领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行为观点是它们的硬核，将经济学研究纲领保护带中出现的内容成分纳入它们的保护带中；然而，可以发现2种体育经济学传统路线科学纲领之间的重合点，也许可以通过体育这一形式化对象中为数不多的理论或通过对不同现象的关注得到解释。随着非经济学传统研究纲领的扩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纲领更多地在体育现象中应用，上述现象也可能发生改变。当这类归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更加关注一些科学训练或取得体育成绩等问题后，它们也会与其他体育研究纲领相竞争。由此，2种传统路线下的体育经济学研究纲领在研究相关现象时就会变成未成熟的研究纲领。起初这些研究纲领缺乏解释力。同时，缺少证伪的现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简化性而在中期会使研究纲领整体陷入质疑之中；因此，要么尽快克服这种简化性，要么通过忽视相关现象来其合理性，从而避免这种简化性。拉卡托斯认为，“如果一种研究纲领能够在没有竞争性纲领的情况下进行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弃它”［7］。由于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明确解释一般意义下的科学理论状况，以及那些研究纲领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它们的硬核与保护带；因此，确定进步的问题转换或发现体育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纲领的退化现象变得尤其困难。概言之，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与经济学研究纲领齐头并进，或者禁锢于自身有限的适用范围内。体育领域内的现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通过各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得到研究，这些研究纲领首先要与其他强劲的体育学或其上位科学的研究纲领相竞争。

4结束语

在体育经济现象的研究历程中存在2种研究路线，这2种传统路线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研究现象。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分析框架下，发现它们产生了不同科学理论及其难题。对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进行二分法区分，使得科学理论的蕴涵更加明显。有时对体育经济学提出双重标准，要求它们与经济学和体育学都要建立起关联，这似乎没有注意到研究纲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范式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类问题尽管能在个别论述层面上得到解决，但无法在学科发展层面上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丁文,彭延春.基于学科建设视角的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比较论析［J］.体育与科学,2014,35(2):117.

［2］丛湖平,郑芳.体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苏义民.关于《体育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基本认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84.

［4］孙明湘,陈娜.浅析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对“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的解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3.

［5］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60-63.

篇（5）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很多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研究也一直做着法律的研究。从早期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美国制度学派，都在经济学研究当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导，社会制度被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弱。但是，经济学当中仍然在研究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的问题，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当时社会的冲击很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期，这个阶段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波斯纳等法学家最开始进入了法律经济学这个领域，主要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对法律进行评估。波斯纳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对法律经济学的初步构建，从而让法律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2］。虽然波斯纳的最初目的使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经济学概念来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看到这种方式表明了经济学在法律当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逐渐完善，法律经济学也有了全新的面貌，这也使得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开始进入欧美意外的国家，并且受到了国际的认同。很多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都接受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美国，很多政府规章都会经过成本－收益的评价才能被确立。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还有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开始进行模型化地对法律规则进行研究，使用数学分析理论分析对法律法规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法和经济学》等教材相继出版，更推动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逐渐被确立，也开始逐渐分化。法律经济学是多个流派并存的，在个时代，开始向权利、正义、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让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建立了全新的经济法哲学观点，拓展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麦乐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纳的框架，并且将意识形态的内容也纳入到了法律经济学的领域当中。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一)芝加哥学派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主要来自于芝加哥法学院，芝加哥法学院可以认为是法律经济学的源头［3］。目前芝加哥学派在法律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无人能撼动，科斯和波斯纳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坚持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统，对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坚持市场观念。以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主要来自于三个基本命题:1．波斯纳定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过高就会一直交易，财产权利要赋予珍视财产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充分的情况下，外部因素并不会影响到自愿的配置，此时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受到市场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导交易谈判。芝加哥学派主张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开性、程序性、效益目标性，并且法律条文之间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处于整个结构的核心。在进行法律的效益的评估中，波斯纳不再使用帕累托优势标准，遵循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用效率取代了正义这个在法律当中并不明确的而内容［4］。但是这种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学家和法学家的反对。

(二)公共选择学派

法律从指定到实施，都和政治决策密切相关，所以需要有关于政府的时政经济理论，以便能够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对于国家和社会种不同的利益团队所产生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所研究的就是这类问题，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图洛克、罗尔斯为代表，研究当中对先发的选择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法律经济学家施密德也将公共选择理论引进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完善了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当中，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主观契约注意的重构，用主观契约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检验波斯纳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认为宪法是所有规则中最高层次的规则，不仅直接对经济产生作用，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保护社会中的各种规则。政治哲学家和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下作出选择的才能是足够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时，公共选择人学派还认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贿赂也会影响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变迁，这会导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无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响下难以保证。公共选择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过去对政治、司法、立法过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只是在产权－市场－效率这个循环中进行循环论证，而是能够更对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进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学派

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阔塞缪尔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当中，制度分析学派不再像芝加哥学派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也不会进行极端分权市场进行讨论。法律在制度分析学派看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过程，通过对法律经济学的现象进行制度分析，并且会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从而在多种制度方案当中，研究出费用最低的制度。产权理论的德姆塞茨、巴尔泽也是制度分析学派的学者，是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但是法律经济学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论技术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法律经济学正在和制度经济学相融合，而且也说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寻找法律制度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

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变得比较平缓，无论是全新的领军人物还是新的是论著都没有出现。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在扩大，并且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一)对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突破

为了能够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学者开始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定位。麦乐怡认为，“法与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虽然有联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应该是有所区分的。同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寻找全新的思维和方法，于是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法学、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二)系统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发个经济学虽然有着结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虽然能够互补，却也有一些研究存在着竞争性。这也导致了制度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学派的成立。为此，需要将法律经济学的理念记性综合，辨别出哪些才是法律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6）

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特征，可以把区域分为多种类型，常见的有三种类型:(1)自然区域。地表自然界存在着地区差异，其空间分布具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性质。由此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并按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区域自然环境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一个要素的区域变化往往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任何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是各自然地理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行政区域。行政区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区域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自然区域相比，具有可变性和不稳定性。(3)经济区域。经济区域是指以大中城市为核心，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地区专门化部门为特征的经济地域。经济区是客观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构成现代经济区域的要素，包括经济中心(指各级城市)、经济网络(指交通网、流通网和通讯网等)和经济腹地(指中心和网络的吸引范围)。经济区域内的各要素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经济区域的特征是由区内各要素共同综合作用形成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不是单指某一种区域类型。依据研究的需要，既可以是行政区域，也可以是经济区域，还可以是自然区域(如流域区域等)。从科学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应该是经济区域，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探讨区域运行的经济学规律。从实践角度看，按行政区域(地方)来探讨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跨行政区域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行政协调，所以大大削弱了区域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可见，从经济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行政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由于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历史短，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所以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差异很大，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2)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3)周业、刘再兴等(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也叫区域科学。它是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经济区域系统，并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各区域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使之形成一个既能顺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地区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以多层城市为结点，由运输网、信息网、服务点分布网等网络系统将全区城乡连成一气的经济有机体的科。”(4)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等等”。(5)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的观点，研究在资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的关系的科学”。(6)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7)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

通过对上述论述的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和(2)的观点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大同小异。区域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产业分布和经济地域系统的学科，而(1)和(2)强调的也是地理分布、经济空间秩序或地域组织规律。实际上，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第二，(4)的观点主要强调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即只重视区内经济的发展，未涉及区际关系问题。第三，(5)的观点与(4)的观点正好相反，它只强调地区差异和区际关系的研究，对区内经济发展问题未予注意。但是，得指出的是，这一提法没有把区际关系限制在国内，既可以是国内的区际关系，也可以是跨国界的区际关系。第四，(3)、(6)和(7)的观点既强调区内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强调区际关系的研究。但是在表述上也还是有所差别的，如(6)和(7)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决策的科学;(3)和(6)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7)则未明确说明这一点。

篇（7）

一、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魅力所在——支付体系中性

新货币经济学者认为在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里，不会再有因货币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正如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支付体系是中性的，银行和个人的支付与交易清算活动不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任何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购买力，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法马(Fama，1980)认为在这种支付体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纯财务决策无关性定理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资产组合，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支付体系。……但银行只是存款的被动供给者，银行体系在价格决定及实际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下面把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与传统的金本位制度相对照，以理解法马所描述的这种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记账单位是金，法律规定1个货币单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简单表示为：P=$／CPI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X(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其中，CPI消费品组合表示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表示单位量黄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规定的；(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表示黄金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组合之间的相对价格，即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商品组合相当于多少黄金。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既是记账单位，又充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充当银行同业清算手段，它同时也直接用作交换媒介(金币可以直接流通)。银行为了保证其票据兑现，必须自己持有一部分黄金储备。这样，银行的储备选择行为会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黄金的需求，会影响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单位量黄金／CPI消费物价组合)，从而也会影响名义价格水平。

法马认为作为记账单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钢铁都可直接用作记账单位，即一般价格水平也可以由一个CPI消费品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钢铁(P=石油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来定义。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Greenfield&Yeager，1983)更设想创造一个特别的新记账单位，使得它与实际用于交换媒介的任何商品分离。他们把这种抽象的记账单位称为“Valun”，为了使一般价格水平具有稳定性，Valun被定义为由大量标准商品的特定数量组成。一般价格水平由Valun与CPI消费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决定，即P=Valun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虽然只有在Valun的组成与CPI消费品组合完全一致时，一般价格水平才会完全稳定(为1)，但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注意到，由于大数定律，以商品组合(Valun)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比以任何单个商品如金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更为稳定。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设想作为记账单位的Valun并不充当交换媒介。银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对手认为的最合适的任何资产，作为兑现其存款账户或银行票据、支付同业债务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单位的银行票据代表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但银行可以用任何资产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用这些资产兑现银行票据时的兑换率(如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多少单位的土豆)是随时变化的，以补偿该资产(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土豆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变化，从而使银行票据的价值(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即(单位银行票据／土豆单位)?(土豆单位／Valun组合)：(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因此，在新货币经济学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情况下，也与金本位制存在本质的区别：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变化的，它反映着金与记账单位Valun组合中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时又是记账单位(一般等价物)，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固定的。

可见，在新货币经济学设想的这种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的储备行为并不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银行票据的价值，即购买1单位CPI消费品组合需要多少单位银行票据，亦即CPI消费品组合与记账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如果银行以土豆作为储备资产，它对土豆需求的变化影响土豆的价值(即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从而会引起土豆兑换率的变化，但如上所述，银行的这种储备调整行为并不影响银行票据的价值(即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这就是上面法马所说的银行体系“在决定价格和真实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的含义。

在金本位或法定货币本位下，一个封闭经济里如果发生对基础货币(本位货币)的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一般价格水平(货币的购买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般商品和劳务名义价格的较长时间调整过程才能实现。为此，费雪尔(Fisher，1926)曾设想通过调整政府规定的单位货币(1美元)的含金量，从而免除一般商品劳务名义价格的长期调整过程。而在新货币经济学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相分离的支付体系里，对用作交换媒介的某种资产的过量需求或供给，可以随时通过市场上这种资产与记账单位Valun的各组成商品间的均衡价格的调整而消除，它并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随着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迅速出清，对其他资产(商品)的过量供给同时趋于零。因此，这种支付体系对于实质经济活动来说是中性的，不会出现对交换媒介的过量需求引起总供给过剩、并最终导致实质经济活动收缩的情形，而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存在基本货币(本位货币)的货币经济里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由于“货币”市场连续地趋于出清(即对任何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供给与需求连续地趋于均衡)，“萨伊定律”趋于成立。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另一个优点：由于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价格(用Valun表示)具有灵活性，这消除了传统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挤兑风险。任何对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需求的增加都不会导致银行储备的枯竭，而只是提高这种资产用Valun表示的价格，银行可以用更少的该种资产来清偿用Valun表示的负债。

二、实现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前提——一般均衡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商品、金融资产和交换媒介的价格如何决定?商品的价格应以Valun为单位；银行票据应以Valun计价，它们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价格交易；同样，类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账户的余额也必须连续地用Valun定价。问题在于，现实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种商品组合)的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如何以Valun为单位对商品、劳务、金融资产及交换媒介进行标价呢?现实中存在的是各种具体商品的市场，即各种商品(包括Valun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资产间的交易，为了得到各种商品和金融资产以Valun表示的价格，我们只能在所有单个市场都均衡，形成均衡价格后，才能计算出单个商品以Valun表示的价格。这就需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拍卖机制，然而这种瓦尔拉斯拍卖者在现实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怀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将用占主导地位(即交易最频繁)的资产作为交换媒介，并以此作为记账单位(价值尺度)对其他资产标价，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是否可以用特定品牌的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呢?这时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之和(以银行票据表示)可能与定义银行票据的Valun的价值发生偏离，即构成Valun组合的各商品的价格之和可能大于或小于1单位银行票据(设1单位银行票据定义为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当然套利可以使两者最终趋于一致。然而，正如舒纳德和威特克尔(Schnadt&Whittaker，1993)指出的，这一解决方案也会带来另一问题：当1单位Valun的市场价格偏离于1时，银行通过连续地调节兑换率以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可能是“不可操作的”(inoperable)。

这种“不可操作性”的原因如下：为了维持确定适当的兑现率，银行必须连续地观察Valun与某种交换媒介(如土豆)的当前相对价格。但是，市场上各种资产都用银行票据标价，并不直接存在土豆与Valun各组成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银行必须连续地观测所有组成Valun的资产(商品)的市场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以及用于兑现的某种资产(如土豆)的市场价格(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并据此连续地推算出这种交换媒介(土豆)与Valun组合的相对价格。假设经济体系中最初出现如下需求状态：对Valun组合中的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加总的Valun的市场价格(以银行票据标价)高于1，但这种需求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某种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价格(如土豆，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下降了。这样，为了用土豆清偿其票据(代表对一定量Valun的求偿权)，银行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盎司的土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种套利机会。第一种套利机会利用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如果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高于1，套利战略是将银行票据以1从其他银行(如用Valun商品兑现的银行)提存，然后以市场价格卖出，这样增加了市场上对Valun组合中商品的供给，从而使其市场价格有向下调整的压力。这一种套利行为的结果是消除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第二种套利机会是这样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在第一期，根据对初始需求状态的假设，市场上土豆的初始交易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不变，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银行已经调整了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单位银行票据可以兑现更多的土豆，这样产生了第二种套利机会。套利战略是在市场上用土豆换取银行票据，然后到银行用票据换取更多的土豆。这种套利将增加市场上土豆的供给(减少土饭的需求)，从而使得市场上土豆价格下降。第二期，假定第一种套利速度比第二种套利速度慢，即在第二期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由于土豆市场价格的下降，银行根据上述机制会进一步下调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进一步增加单位票据兑现土豆的数量。这又产生了新的第二种套利机会。第三期以后的套利机制与第二期一样。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在第二种套利速度大于第一种套利速度的前提下，银行将连续地向下调整土豆的兑换率，用于兑现单位银行票据的土豆数量将无限地上升，土豆的市场价格会无限地下降。因此银行迟早会停止用土豆兑现其票据。这就是说，在以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可能入不敷出，因此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可见，“新货币经济学”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设想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之上，需要存在一个类似于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定价机制使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是很难实现的，但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不断缩短一般均衡的理论世界与现实的距离。

三、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不断增强新货币经济学理论构想的可行性

新货币经济学设想交易通过同时借记和贷记某种形式的财富账户进行。法马(1983)就曾以证券交易为例说明在一种“精密的记账系统”中，可以避免“需求的双重耦合”的矛盾。然而，怀特(1984)指出从以货币为交易媒介体系中自发产生“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必需满足三个条件：(1)可赎型的内生货币(redeemableinsidemoney)的消失，即债权型支付工具(如支票存款)消失；(2)外生货币的消失；(3)用资产或资产组合而非外生货币对记账单位进行再定义。

随着货币市场基金型支付工具的发展，第一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种主要投资于流动性和安全性高的短期资产的共同基金，它建立在股权型合约基础之上，这与传统的银行活期存款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市场基金代表其投资者持有证券化的资产，并连续地进行盯市(markedtomarket)，能够随时按资产的市场价值调整其客户账户的价值。近十多年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猛，在1980年末，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只有764亿美元，到了1998年末，它持有的资产达到3380亿美元。在1996年8月，其资产总额曾经达到过8581亿美元。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质量高、流动性强，客户可据此签发支票，其支付功能迅速发展起来。皮洛夫(hlloff，1999)曾系统地比较了可以签发支票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与银行传统的支票账户，发现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付服务时在安全性、便利性方面毫不逊色，而且客户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可见，以股权合约为基础的支付工具完全有能力取代传统的以债务合约为基础的支票存款账户。

篇（8）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篇（9）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篇（10）

戴毓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100731  ）

 

 

 

摘要：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能够不断深入地了解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并能够有效地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一定的程度上看，区域经济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挑战。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可以从直观上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指导。而区域性经济并不是单一的经济类型区域，它可以是包括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同样的可以是研究经济领域或者是自然地域方面的。本文就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发展现状看当前的区域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从我国实际的国情出发，对区域经济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广义的区域经济学包括区域经济学和区内经济学两种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区分方法涵盖范围更广，间于运用性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两个学科之间，从这个角度和定位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区域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以及时间上的阶级性和动力上的人地互动性的规律，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新区域经济学是由全球性的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所直接产生的结果，这也是传统区域经济学创新的成果，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创新实践。

一、区域经济学的具体内涵

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根据考察的对象特征不同，我们可以将地域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常见的地域类型有三种；一是自然地域。在我国众多的地理版图上，地表自然上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在空间上分布着不同的区域环境和地理气候，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我国地表自然环境状况分布上是有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地理生态系统，并能够从所属的关系中规划处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对于区域自然环境而言，这是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在这个完整的区域自然环境中一个要素的区域变化都会引起区域内其他要素的变化。所以，任何区域地理环境特征都是有每一个区域地理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结果。二是行政因素。行政区位因素是一种人为性的划分方法，行政区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管理上的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与自然环境区域相比，这是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三是在经济区域方面，经济区域在能够依托大中小城市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地区专门化部门为经济特征的经济地域。经济上划分区域地理是客观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地域自然环境经济区是构成当代经济区域的重要因素，其中当然也包括是经济城市、经济网络和中心和网络的吸引力。经济区域内的各个要素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的。经济区域的特征上是由区域之间各个要素所共同的形成的结果，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因素的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并不是单一指某一种区域类型。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区域经济学应该是属于经济区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对我国区域经济学探讨规律。从实践上看，从行政区域上来深入探讨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区域经济学的各方面的社会功能。在我国实践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政区域的研究成果，就是由于没有与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有效协调，最后都失败了，削减了区域经济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经济区角度上来探讨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各种规律，这已经是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行政管理方面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应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表述

在目前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经济学的内涵外延存在着两种学说，一种是广义的区域经济学（区际经济学），另外一种是狭义的区域经济学（区内经济学）。它们两种之间的区分是以地域分工的理论为基础的，两者的主要特点就是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前者是通过深入分析区际要素的活动，进一步揭示区际经济分异的各种过程和动力上的机制创新，从而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协调服务，而后者是通过侧重于研究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组合，以及区内经济的各项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将区情分析看作是研究分析的重点内容，从而可以把战略规划和计划的编制作为研究的对象和主体，从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的实施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最终目的，并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规划管理看作是建立在对区域自然环境的情况研究上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这种区分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健康发展和体系的尽快形成。在当代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著作当中，对于广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定义，而在区分之又在研究内容上却又是含糊不清，这就造成在观念上的认识不清，导致很多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区域经济学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能够将区域经济发展利益空间逐渐拉大，这种区域经济运行的规律中可以说明这是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学科。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规律性探究

在某种程度上说，区域经济学就是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时能够谋求区域资源之间的优化配置，并能够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好区域经济的主导型产业群、协作配套产业群和基础性的产业群，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区域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有不一样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遇，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优势，其中也包括区域比较优势和区域竞争优势，从而能够形成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群，并取得最好地综合效益。所以说，区域经济能实现产业集群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益处。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区域资源的各种空间配置，就要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不一样的发展要求，对于区域资源的空间配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从一般的区域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初期阶段，应该要采取“据点式”的工业布局模式，而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的区域，应该采取“点轴式”的工业布局模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就应该采取“网格式”的工业布局模式。从中可以发现，区域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规律：

（一）、区域发展经济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由于我国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短暂的。不平衡也是一种绝对的状态。但是从全球的视角上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区域资源的空间和区域经济的空间上分布不平衡是具有持久性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上看，区域经济发展是由于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三者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而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空间分布上同时也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不同的区位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普遍性，这是一种不以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区域资源平衡发展的结果，这样不仅不能达到相关的预期目的，严重时还会导致宏观经济上的效益下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时间规律上具有阶段性

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上，区域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由于各个时期不同的区域经济条件不断变化，因此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规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区域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可以超越现阶段的生产水平，深圳发展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所以，要能够不断突破常规的跳跃性发展阶段，实现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在动力机制上要求实现人地互动性

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想要实现阶段性的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就必须要在动力机制上的人地互动性得到有效实现，阶段性是区域资源分配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实现人地的互动性，就必须要能够在充分发挥好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人作用于环境，同时，环境也是反作用于人，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能够寻求人地关系之间的和谐和平衡，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四、新区位因素的研究

在对于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研究过程中对于其他领域不太重视，例如，只是注重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和运费等一些因素，忽视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各种状态。

而新区位经济学理论可以继承传统的经济学的基础上融入到新的内容，更加注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市场、外资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的研究，并且这些新区位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得到发展，将区域经济学理论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全球化的区位因素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一些跨国公司也改变了不少公司的经营战略，公司纷纷以全球为市场，开始注重发挥不同区域生产的优势因素，并将这些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因素不断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和包装，从而建立起全球化的生产基地。在不断调整投资布局，实现全球化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许多跨国公司与在国外的子公司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差别，而且导致了公司在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区位因素正在影响着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的选择需求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时展的要求。而新的区位因素正好符合这一趋势的发展需要。

结语：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本质上改变了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根据。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本的流动性，这就加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空间上的平衡性也将会不断加剧。

参考文献：

[1] 白永秀,任保平.  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J]. 经济评论. 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