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构的性质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行政机构的性质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我县自2006年机构改革以来，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简机关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进行改革，以达到形成结构合理、关系协调、职责清晰、管理科学、精干高效的党委部门运行机制；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的。通过改革，进一步转变了政府职能，改善了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合理设置了机构，理顺了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大幅精简了人员编制，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改进了机关作风，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推进了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转变。

二、我县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以往机构改革取得的成效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运行中仍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1、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

目前，政府仍包揽太多的管理事务，包括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的事，而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有时却管不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比较薄弱。主要原因：一是政事尚未完全分开。事业单位本是政府兴办的为社会提供公益的组织。然而，现有的事业单位除学校、医院等单位外，其余的大多数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由于行政机构限额问题，有些承担行政职能的机构列为事业单位进行管理，或将部分行政职能由事业单位承担，变成主管部门职能的延伸，使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在机构编制管理上是分开了，但实际上工作职能却没有完全分开。二是政社没有彻底分开。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没有完全投入到市场经济运行中，许多本来应该用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仍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职能越位。

2、责权利不对等，事权不明确

政府还存在着权责脱节、职能交叉的现象。一是上下级之间责权利不对等。按照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党委和政府要对管辖的区域负全责，包括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等。但近年来由县管理权限逐步往上收，一些部门如国土、工商、国税、地税、质量技术监督分局等都垂直市级管理，而工作却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将责任归口到县一级，有责无权。这种责任与权利的不对等，既不利于职能的发挥，又削弱了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二是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如城市管理工作涉及到城管、工商、公安、交通、卫生、环保等部门，各部门的职责交叉、责任不明确，管理责任追究机制难以形成，出现了互相推诿、以收代管、以罚代管、只审批不管理等现象。

3、机构和人员编制设置不够合理

（1）、机构方面

①机构职能弱化或转移。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有的机构职能弱化了，有的因为被其监督、管理的对象由于某种原因消失了，使得该机构一部分监督、管理职能自然失效。如：由于农业税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来财政局管理的与农业税有关的机构农税股、农税稽查大队职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

有的机构职能转移了，如发改委内设的项目计划管理办、项目管理稽查办，实际工作中其职能基本上由发改委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县项目办履行了；

有的机构职能完全消亡了或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如农业局原下属事业单位种子公司，其职能完全社会化了。

    ②机构设置过细。总的来说现有机构都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的。依然存在一些机构职能重叠现象，这些机构人员编制数虽然不多，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加大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同时也让前来办事的外行人员搞不清头绪，不了解这些单位的具体业务范围。如：植保植检这项工作，在三个农口部门都有机构，即：农业局所属的植保植检站、林业局下属的植物检疫站、果业局内设的果树植保站。

（2）、编制方面

③混岗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党政机关事务繁杂、科级领导干部改任非领导干部后占编又许多不上班的现实，工作人员出现青黄不接、无人可用、力不从心的后果。为开展工作，有的机关从下属事业单位或其他单位借用人员，造成混岗现象。借用人员长期解决不了身份和编制，既影响了被借单位正常工作，又导致政事不分，工作积极性和效率也不高。

④领导职数配备不科学。由于受编制的限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数本身不多，领导职数却相对显得较多。如：广电局机关核定编制10名，领导职数6名：局长1名、副局长3名、纪检组长1名、工会主席1名，内设办公室、宣传股（总编室）、技术股、社会管理股5个职能股室，哪怕每个股室只配1名工作人员，也会超编，况且还配备了非领导职务的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

⑤核定编制依据不明确。聘用临时工现象较多，大多数机关都在编制外聘用了临时人员，主要为打字员、司机、门卫等勤杂人员。一方面固然是某些机关违反了机构编制纪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编制配备的科学合理性的欠缺。在调查中许多党政机关单位都抱怨所配备的编制太少，不知道是按什么依据、标准核定单位的编制的。

4、行政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行了数年,但是, 行政审批程序过于繁琐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新办一个工业企业从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到办妥用地、基建报建手续，一般须经工商、税务、计划、环保、消防、城管、规划、国土、建设局等十几个部门的审批，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审批部门多、时间长，无形中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造成很大的成本资源浪费。行政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必然会对行政效能、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三、对新一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努力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1、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政府要在全面履行职能的同时，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个重点，加快推进由管制型、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和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只有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才能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一是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不同功能和特点的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指导、逐步推进改革。将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

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

已经具备市场化条件的营利性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彻底解决政府职能“体外循环”和事业单位行政化趋向问题。二是要抓紧培育和健全中介组织。凡是市场能自我调节、自我解决的事情要坚决放开，由市场依其应有的规则去办理。要制定积极政策和相应的法规规章，下大力气加快培育、健全和规范中介组织，使其尽快成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独立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剥离出的需要社会组织承担的相关职能，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辅助器，使政府摆脱处理具体繁杂事务的局面。

2、进一步理顺职权关系，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要通过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供给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权责不对等关系。一是要坚持权责利一致原则，理顺县乡政府的责权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尽可能地将权力予以下放，不宜过多地集中在上级。上级政府应根据社会公共事务的性质，将决定权配置在相应层级的地方政府，能下放的应尽量下放；

管理权应依职能范围确定，凡下级政府能够管理的需尽力交给下级，相应的审批权予以下放或取消。只有这样，各项事务的管理方能井然有序，上下级政府之间方能构成有机的整体，行政责任方能明确，行政效率方能得到提高。二是调整省和市垂直管理机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全局利益、确实需要集中管理的职能设立垂直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均应列入县政府工作部门，这样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的调控力和监管力，更有利于地方党委、人大及社会监督。三是进一步调整理顺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关系，规范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和行政行为。

3、合理设置机构编制，优化干部队伍

一是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按照党的十七大“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要求，自上而下地整合分散的职能相近的行政机构，减少交叉和重复设置，将外部协调转为内部协调，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政府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及部门设置。有的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防疫、公共应急等机构职能任务越来越重，应该强化这些部门。而有的部门则需要逐步弱化，比如对于经济管理部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应及时归并或裁减。上下部门的设置要基本相同，便于工作对口衔接。同时，人员编制也应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必要的调整。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二是要把机构改革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管理结合起来，强化竞争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整体素质。积极探索事业单位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的新路子。

4、深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高行政效能

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在原来取消、剔除部分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次自上而下，与“三定”紧密结合，同步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合理减少审批环节。能精简的，一定要精简；

能下放的，要坚决下放；

篇（2）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长兴县林城镇蓄电池厂环境污染事件，东阳画水镇化工厂、农药厂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厦门PX项目事件等。您认为，厦门PX等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类事件，其背后动因是什么？

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件带给我们有不同的思索。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是利益问题在起主导作用，是地方政府与公民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问题。厦门PX事件跌宕起伏以及最终解决是政府与市民之间政治沟通的过程。政治沟通作为协调政府与公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工具、程序与制度，对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占有政治资源的政治实体如政府，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等有效渠道输送、获得、处理政治信息，以达到政治协调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政治沟通过程，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者、政治信息的接受者、政治沟通的渠道、政治沟通的内容4个要素。在类型上，政治沟通可以分为非制度性政治沟通和制度性政治沟通。

在厦门XP事件酝酿、激化与解决过程中，政府与市民就XP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公民参与程序进行政治沟通。这一沟通过程简单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非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尤其是“散步”事件。第二阶段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

什么是非制度政治沟通？这种沟通方式在厦门PX事件中有什么表现？

非制度政治沟通就是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也是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具体而言，非制度政治沟通是指不符合国家既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而采取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行为。这种沟通在厦门PX事件中集中发生在2007年5月和6月，以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为代表。尤其是“散步”事件，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备案，以自发性抗议方式向政府施压，抵制PX项目在厦门建设。

发生“散步”这种政治沟通事件的原因有哪些？

事实上，不仅在厦门PX事件中存在着非制度政治沟通，其他类似的事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沟通，产生这种政治沟通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厦门PX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政治沟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政治沟通机制的匮乏。主要表现为：首先，民意代表作用发挥的无力。厦门PX事件政治沟通过程中，虽然赵玉芬等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起着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体制内代表，他们连接公民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很弱。其次，利益协调机构的缺失。厦门PX事件中，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如环保组织的出现。

其二，政府主导性政治沟通是一种信息和地位不对称的沟通。尤其在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对信息传播途径以及传播内容进行封锁、压制，采取了诸如屏蔽短信、关闭网站论坛、逮捕“散步者”等方式，直至事态发展难以控制，政府才启动公民参与机制。

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些以堵为主的方式？

我国一直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理念一直处在管理观念上，服务和治理理念还未完全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扎根。当然，这也与我国居民素质不高有关，我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臣民观念过渡到公民观念需要一个过程。另外，还与政府与公民看待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主要从发展经济增加GDP等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出发考量问题，而公民主要从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当二者不一致的时候，矛盾就产生了。

这种非制度性政治沟通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

非制度政治沟通可能导致的后果主要有3点：一是非制度政治沟通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厦门PX事件中，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都引起了厦门市民的对PX项目的恐慌。二是不利于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和维系。三是非制度政治沟通直接挑战正式政治规则，同样也挑战政府的权威和公共决策的权威，损害政府形象，进而加剧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加深公民与政府间的鸿沟。

制度性沟通与公共决策

在厦门PX事件中，制度性沟通有什么表现？

所谓制度性政治沟通指的是在政府基本制度框架范围内，符合国家既有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而进行的沟通。如通过人大、政协、工会等形式与政府进行沟通。

在厦门PX事件中，制度性政治沟通表现为：第一，厦门市政府启动公民参与程序。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积极倡导下，并通过座谈会、短信、专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渠道，充分倾听市民意见。近万条意见与建议，当然其中也有情感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市政府3次对外公布并致谢意，欢迎社会各界、市民群众继续积极关注和通过正常渠道向市政府反映意见。第二，召开座谈会。其中一次有106名市民代表参加。在厦门市政府的组织下，在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下，共收到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领导办公室转交的公众建议、意见6100余件。其中电子邮件3720余件；电话记录2380余条；市民来函47件，其中6件联署签名。

这种制度政治沟通有哪些特点？

简言之，这种政治沟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调节性、功利性、良性互动性。调节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协调政府与公民利益关系的一种方式；功利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一种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存在；良性互动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公民与政府间长时期内建立在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参与合作的互动模式。

我们知道公共决策的制定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离不开与公民的沟通，但如何才能将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引入到公共决策呢？

要将制度性政治沟通作为政府重大决策的一项“法定”程序，尤其是听证会制度。近年来，我国听证会制度不断走向规范与完善，并在政府决策中得到运用。听证会制度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制度性政治沟通方式，是政府与公民通过政治协商协调多元利益冲突的过程，如铁路票价听证会、温岭民主恳谈会等，厦门PX事件后期召开的106人的座谈会，也是听证会的一种形式，它是对政府监督和约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政府主动回应公民诉求的一种工作方式。

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的培育

在政治沟通上，厦门PX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厦门PX事件等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应该将政治沟通从非制度性走向制度性、从不平等走向平等、从沟通结果缺乏约束力走向沟通结果对政治决策有约束力。为实现这些目标，针对上述政治沟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政府除了要树立民主行政、依法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外，还必须注重与民众沟通程序的建设和完善。

前面您提及了非制度政治沟通的各种危害，而制度政治沟通对于公民利益的表达又有如此重要的价值，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进和完善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

培育制度性政治沟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发挥人大、政协等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功能。人大作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它遵循代议民主制的运行机制，是我国公民行使权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一种最基本的制度平台。为此，有必要加强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集中、反映和落实民意的作用。

第二，健全政治沟通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快政府重要决策与公民沟通的立法，将沟通作为一种制度，在政府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一个必须的程序由法律规定下来。

篇（3）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财政体制进行了多次分税制改革，主要围绕集权与分权、事权与财权等方面，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也在逐年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改革直接相关的就是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直是财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热门话题。而县级政府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行政区域，其财政支出结构与省市级相比有其特殊性。通过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适用性研究，能够为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优化途径，进而对提高政府治理质量、增强政府竞争力、完善政府绩效评价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的特征

鉴于2010年后财政支出改称财政预算支出，在统计方式上发生了改变，为保持数据统计及分析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中部地区A县财政支出结构的数据为蓝本进行特征分析。

将A县的统计数据按财政支出类别的比重进行计算，并以时间序列进行绘制，如图1所示。

从图1 可以看出，教育支出比重一直都是最大的，但在稳定一段时期后，近两年有所下降。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比重在逐步抬高，可见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有所倾斜。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在支出额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商业服务业不仅支出在连年下降，支出比重也呈现出连年下降的态势。城乡社区事务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比重波动比较大。其他项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且低位的支出比重。

A县作为普通的县级市，这种财政支出结构很具有代表性，所具有的特征也是我国县级政府的一个缩影。通过对2010―2014年A县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支出比重和支出额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的典型特征：

（一）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

首先，在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支出的比重始终较大，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偏向。这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再强调提高财政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无关系。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新增财力要着力向教育倾斜，优先保障教育支出。

其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的支出比重连年上升，可见县级政府在财政支出配置过程中，向民生相关的支出进行了倾斜。A县为人口大县，每年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工程。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作为农业大县，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比重处于稳定状态。县域经济的重点在农业，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支出中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和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农林水事务连同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的支出比重占据了所有支出的70%，由此可见，县级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严重性。

最后，其他财政支出的比重总和为30%左右，支出比重相差悬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A县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基础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政绩考核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造成了县级政府在考虑财政支出结构时必然有所偏向。

（二）财政支出结构固化性

从A县财政支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结构不但存在明显的偏向性，而且这种偏向状态在2010-2015年一直在保持着，并没有改善的趋势。政府并没有意愿去打破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倾向格局，原因肯定会有某种机制约束和激励它们保持现状。郑尚植[1]认为，为了能使自己在政绩考核对比中获胜，县级政府官员会观察和分析其他同级官员的政策行为，特别是邻近县的一举一动，因为上级政府对两个相似地区能够很好地评价和对比，从而优先晋升地区政绩较好的官员，打破格局可能意味着冒更大的风险，得到更差的政绩。

总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偏向性，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县级民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县级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肢解了政府支出预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而且不符合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律。

二、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同级的县级各有各的县情，无论是历史积淀、经济发展还是人口素质和基础设施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这种横向比较方面，已经做过较多的研究。研究表明，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适用性较强。本文将从纵向的角度，与A县所在的地级市（简称某市）和省（简称某省）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比较。一方面，从省、市到县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文化差异、人口素质等因素相近；另一方面，省、市级作为县级的上级政府管理部门，政府财政支出是所有县级财政支出总和的体现，县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直接会影响到省市级的财政状况。因此，通过纵向比较，不仅可以验证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适用性，更能由适用性来判断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否合理。

篇（4）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西方国家的行政机关作为治国理政的国家机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人们开始关注公共部门的绩效。做好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作用，考核指标的选择都非常重要。

一、绩效考核指标的含义

1.组织绩效的定义。组织绩效是一个综合绩效的概念，团队绩效和个人绩效只有最终转化为组织绩效才能实现其意义，组织绩效是指组织在某一时期内组织任务完成的数量、质量、效率及赢利情况。在当今市场竞争中，企业组织中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组织绩效，因为组织绩效提高了对于企业而言就意味着创造出了更多的利润。组织绩效的高低直接表现出一个企业运行的是否成功，组织绩效也成为企业各个利益相关方衡量企业品质的重要标准。

2.绩效考核指标。指标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从理论上进行描述，指标是一种反映事物性质的量化确定手段，国外的有关文献对于指标的解释通常都是把它看成一种量化的、统计的确定方法。例如，雷蒙・鲍尔在《指标》一书中提出：指标是一种量的数据，它是一套统计数据系统，用它来描述社会状况的指数，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对现状和未来作出估价。这些都是狭义的指标定义。实际上，运用指标作为管理手段，在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对行政机关的绩效进行考核时，并不总是能够量化的，而且有相当部门的管理内容，在运用指标的管理手段进行反映时是不应简单的用量化的方法的。即广义的指标，既可能是一种量化的手段，表现为一种可数值化的东西，也可能是通过一定的定性方法来确定，反映事物的一种价值。

二、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研究文献综述

在国内外研究中，对于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指标研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1.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研究达成的共识

从国内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西方先进管理理念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行政机关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开始尝试建立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小组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深入调查建立了一套我国地方行政机关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特别适合于市县级行政机关。该指标体系分为三个维度，即一级指标，影响指标、职能指标、潜力指标，n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考核维度明确，考核内容全面。影响指标，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三个最重要指标上宏观把握；职能指标立足于行政机关的职能，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国有资产管理五个内容来考核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范围的绩效水平；潜力指标反映行政机关自身信息，如人力资源状况、廉洁状况、行政效率，从而衡量行政机关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表现出的潜在动力。该指标体系中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经济性指标与非经济性指标相结合，考核指标具有客观性与操作性。

从国外来看，随着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借鉴企业管理经验，特别是在行政机关绩效考核领域，美国俄勒冈州政府就将标杆管理方法成功运用于州政府绩效考核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俄勒冈州政府直接领导的俄勒冈进步委员会全面负责州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该委员会运用标杆管理思想制定了俄勒冈州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俄勒冈州阳光计划，该文件包含92个具体指标体系。他们包括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环境和安全等社会公益和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绩效考核，这对引导和激励社会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英国地方自治绩效委员会以公民精神和强制竞争投标制度为背景，构建了17个领域280多个指标的地方自治绩效考核体系，其中包含：“居民应对、住宅供给、对无家可归者的住宅供给、垃圾收集、垃圾处理、计划和土地调查、房屋津贴及救济金、地方税征收、闲暇和娱乐、地方环境、教育服务的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图书馆服务的提供、警察服务的提供、消防服务的提供、道路、步道、街灯、一般年度支出总额和一般年度收入总额的17个领域280多个指标在内的地方自治绩效考核体系。”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中认为，政府效率排名与国际竞争力排名呈正相关，政府效率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国家竞争力。国际性组织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核着眼于整个国家，所选的指标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组织机构、企业法规和教育五个领域。公共财政领域选择了政府预算、国内负债等量化指标；财政政策领域选择了税收、个人税收、社会保障缴款率、资本财产税等指标；组织机构领域选择了中央银行、政府效率、公共安全等指标；企业法规则选择了开发度、竞争性法规、资本市场法规等指标；教育领域选取了公共教育支出、在校生人数、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文盲率等指标。这些指标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利用量化指标来考核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数量和质量。

2.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国内和国外看，过去的二十多年不断发展，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国内的研究来看，中国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问题。

（1）绩效考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照搬西方绩效考核的模式。目前中国的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模式基本上都是应用西方现行的模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如，现今很多行政机关开展了“人民评政府”活动，声势很大，收效甚微[2]。概括来说，我国同西方国家在施政环境上有一定的差异：

第一，在政治上，与绩效考核相关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在西方已经非常健全和完善，相比而言，我国行政机关人力资源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行政机关对于绩效考核相关的制度和体制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第二，在经济上，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很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发展的也很完善，并充分的引用到了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当中，这极大的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效率和效能。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并不健全。因此，我国行政机关在绩效考核中缺乏竞争意识，从而影响了绩效考核实施的效果。

第三，文化上，我国历来“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厚。在“人治”浓厚的环境下，人情关系、主观臆断往往取代科学、客观的绩效管理，而使现代绩效管理理念难以深入人心。

（2）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机制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主要是由于对行政机关进行绩效考核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困难[3]。

第一，绩效指标体系不全面，偏重于经济指标。绩效考核要求其考核指标能够尽量的量化以便评价。但行政机关由于其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因而行政目的多样化，要兼顾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使得其难以用合适的考核指标对行政机关的各个行政职能进行描述。

第二，绩效考核主体单一，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低。行政机关绩效考核的主体是一直都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实践中，我国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主体多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系统，来自人大机关、媒体、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公众等体制外力量的评价分量不足。并且具有单向性特点，即主要由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价，忽视下级对上级的评价；由于考核主体单一，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致使行政机关绩效考核结果常常和民众的感受存在很大差距。

第三，考核程序不规范，考核技术相对落后。当前行政机关绩效考核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大部分都处于自发状态，行政机关绩效考核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从考核技术上看，我国多采用西方国家的“标杆管理”、“平衡计分卡”等现代绩效考核手段，但考核技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3）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还不够健全[3]。行政机关绩效考核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考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管理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考核。绩效的事前考核是绩效考核的开始阶段，事前考核主要是在考核开始前对当前的组织绩效情况进行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认识。通过事前的考核来明确是否需要进行绩效考核以及绩效考核的目的；绩效的跟踪考核是考核的重要阶段，是根据具体的绩效指标对组织行政过程进行考核的阶段；绩效的事后考核是在某一行政事件或行政期限结束后，对组织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总体考核。

三、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构建

1.山东省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山东省综合考核指标体系（2010），分为8个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民生状况、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和群众满意度；一级指标又划分了60个二级指标，分别列出各自的指标名称，权重，数据来源，以及指标属性（定性、定量）。成为各级行政机关实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设立指标体系的依据，如表一。

2.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发展历程

2010年目标管理考核工作总体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山东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和市十次党代会部署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按照“理清事实、按绩论功、简明扼要、纲举目张”的要求，切实改进和完善目标管理和考核监督相结合、定量定性定向相结合、考人考事相结合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客观反映各区县科学发展实际和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约束导向作用，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统筹城乡发展进程，推进殷实和谐经济文化强市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地方行政机关陆续开展了绩效评估的探索。淄博市地方行政机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在各个时期的各项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客观、准确全面反映整个行政机关的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的各项方针政策，依据山东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制定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指标，根据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的指标体系，来考核当前时期内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完成情况，将山东省绩效考核指标与淄博市绩效考核指标作对比，随着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逐年实施，逐渐完善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3.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构建的建议

（1）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构建的几点建议

第一，根据《山东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结合淄博市实际，制定淄博市绩效考核指标。

第二，建立事前考核分析制度，各个地区行政机关的基础是不同的，分析淄博市五区三县行政机关考核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绩效考核指标。

第三，实施有效的绩效跟踪，对考核过程进行跟踪，能及时发现考核中出现的偏差，并及时纠正，努力改变考核主体单一的现状，鼓励全员参与。

第四，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对考核后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反馈，是绩效考核的目的所在。

第五，将绩效考核的各个部分融入到绩效管理中。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是密不可分的，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绩效管理也是绩效考核得以有效运行的载体。

第六，为绩效考核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行政机关自身治理模式的转换。树立公民取向的绩效观，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加快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立法保障。改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绩效管理的相关政策和立法，使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2）淄博市行政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简单构建

根据山东省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的指导，各个市分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本市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指标，淄博市也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淄博市行政机关目标绩效考核标准化指标体系（2010），分为6个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一级指标又分为16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指标的确立、权重、数据来源以及指标属性都是根据山东省绩效考核指标设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有利于指标考核的可行性、科学性，能够及时落实到实处。

四、结论

完善地方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是一个长期工程，不可急功近利，而应逐步地进行，为绩效考核指标的构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绩效管理的视角下有步骤的完善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以提高政府效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甘罗乐.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2:18.

[2]邝慧丽,张秀荣.绩效管理视角下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完善[J].求实,2008(2):175.

[3]谢志贤,钱花花.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与实施现状[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06.

篇（5）

    监督管理的性质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该行为是以国家的行政权力来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制裁违法行为。

    2、监督管理属于行政执法。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代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同时具有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执法权,可以依法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3、监督管理属于法定职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的职权不是任意扩大的,其权力应是法律和国务院赋予的,不能超过法律和国务院所规定的职权违法行事。

篇（6）

中图分类号：F713．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9-0089-06

从价值观、心理动机的角度研究行为倾向成因是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型中描述的重要因果关系之一，但鉴于价值观和动机概念的边界模糊性特征和学者研究领域的局限，使得学术界鲜有关于“价值观（Values）―动机（Modivations）―行为倾向（Buying Behavoir Intent）”（简称为VMBBI模型）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而仅仅局限于对上述三个因素的其中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或者从定性的角度对其因果关系进行演绎推理。本文试图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借助一个典型的服务产品市场的购买行为倾向的动机和价值观成因，验证VMBBI模型。

目前，我国拥有教育部资格认可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398家，留学生人数从1998年的全国范围共计17 000人增加到了2007年仅在北京市场就有28 000多人。2007年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出国留学行业服务”调查报告披露，在有关市场对“留学消费指导的需求”一项的调查显示，60．9%的被访者认为，留学服务机构缺乏对市场的“有效的留学消费指导”，被访者有较强的服务风险担忧，58．0%的被访者则认为目前用于留学服务广告的媒体缺乏必要的“媒体监督机制”，56．1%的被访者对国内留学服务机构推荐的国外学校的权威性质疑，缺乏“有效的学校审查机制”。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的留学服务行业不仅有待行业规范，而且需要改变传统的简单运作市场的模式。由于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涉及个体消费者重大的人生决策，有明确的目的性，属理性消费行为范畴，所以该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对消费者行为诱因的把握。

一、价值观取向特征

（一）价值观特征

价值观在抽象的水平上反映个体偏好，它以超抽象的特征反射人们的所想和所为。Kluckhohn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价值观的界定做出了贡献，并提出了价值取向的概念，将价值观理解为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构件[1]。John A．Howard 和 Jagdish N．Sheth 的研究显示，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比社会阶层更加综合的社会框架，它包括行为方式、标志、思想和与其相关的价值标准，它是个体动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和阻碍因素[2-3]。20世纪70年代，Rokeach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价值观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价值观是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更可取[4-5]。按照Hofstede的理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构建了人们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6]。近年来，关于价值观的度量理论有了长足进展，如Rokeach 价值观调查[4]、价值观清单[7]、Hofstede 的五维价值观理论、Schwartz and Bilsky [8]的10维价值观理论和张梦霞和若利贝尔[9]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度量理论等，上述这些量表为研究个体行为的文化价值观动因提供了有意义的定量研究工具。

（二）价值观与决策行为

价值观是影响个体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Daghfous，Petrof & Pons．的研究表明，价值观对个体的产品购买行为和采用新产品的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10]。一些实证研究揭示，消费者的象征型购买行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动因具备统计显著性[11]；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的道家文化价值观动因同样具备统计显著性[12]。张的研究发现，购买行为与价值观间有显著的关联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值并不像期待的水平那样高，这就提示我们去考虑是否应该在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加入一些媒介变量，以便观察来自价值观的通过媒介的对个体行为的传导作用。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提示，是否在价值观和产品决策行为或创新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调节变量。比如，价值期待因素或价值感知因素与决策行为关联[13]。这表明，价值观会引导某种潜在行为动机，这种动机因素会在价值观与行为间搭建一座桥梁[14]。

（三）价值观与动机

价值观是行为欲望的概念化，比如尊重传统、雄心勃勃、奢侈无用等，而动机将引导个体获得对一组刺激物的满意结果。动机可以采取十分具体的方式表达个体对特殊刺激物如金钱、财富、权力、好奇、成就等的需求程度[15]。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属抽象概念，动机相对属具体概念。

高觉敷对弗洛伊德有关个体行为的心理动机的释义作了如下三点概括：首先，个体的行为是由其自身几乎不能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其次，这些力量彼此间不断地产生冲突，这就是人们不断遭受焦虑或困惑的原因；最后，这些决定个体行为的力量和冲突往往是无意识特征的[16]。在弗洛伊德看来，黑暗的、本能的和利己主义的力量是人类行为的主要来源，这里强调的是潜意识的作用，而非注重意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被消费者行为研究者所采纳，比如无意识动机对于潜在的购买行为或购买行为倾向的影响；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或服务时，他很难其实也没有必要向商家表明其购买行为的真实动机。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时也具有如下暗示，即个体可能会依赖产品的象征意义，求得其在自我和超我之间达成妥协或寻求内在心理的平衡，以至于使得那些不能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产品也有可能找到被消费者接受的理由，这就是产品或服务的象征含义与个体心理动机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或其购买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基于行为动机理论去探索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认识个体外在行为特征的必要内容。

McClelland和Rokeach对动机的界定采用了近乎相同的方式，认为价值观有强烈的动机成分[17-4]。心理学阐释，社会所固有的价值观、兴趣和理想在被个体内化的条件下会获得动力，形成实实在在的个体行为动机[18]。 Jolibert & Baumgartner强调指出，价值观和动机（以及个人目标）是一对非常相似的概念，这也许是因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层次关系[15]。换言之，目标层次的存在，使得价值观和动机可以解释为什么异质性变量会被归类在同质性动机目录中，即目的驱使的、来自价值观的动机流。

Schwartz 阐释道，以“刺激”价值观为例，刺激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属低层次价值观范畴，如个体希望“刺激性的生活”、“多变的生活”以及“果敢”等[19]。 “刺激”价值观导向的个体，可能选择与众不同的事物，或采取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比如从事极限运动，或是选择国外一所大学学习。然而，当一个人做出赴外国学习的决定时，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压力；也可能源于个体对一种全新的、令人兴奋的生活的期待；或是为了使个人的履历表更丰富、漂亮。这样，拥有“刺激”价值观的人，对留学行为的选择可能有积极或消极两种行为倾向。前者的动机因素作用会大于障碍因素作用，后者则可能恰恰相反，表现为畏难特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个体的价值观体系中没有“刺激”价值观因素，它可能是介于价值观和行为变量间的其他变量因素，所以，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像出国留学这样的复杂购买行为，不能简单地去考虑价值观或动机和行为间的关联关系，还有必要考虑其他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行为障碍因素等。

二、模型与假设命题

根据文献和理论研究，我们建立如下研究模型：

值观度量采用Schwartz 的价值观理论[20-19]，该理论包括10个价值观维度，如表1所示。这些价值观将影响人体行为倾向形成的心理动机，进而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的消费决策行为（行为倾向）。由于客观地存在着前面提及的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的潜在障碍因素，本文认为，障碍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选择动机与行为倾向间的关系的调节和影响方面。综上所述，该模型涵盖了如下3个大的假设命题：

命题1：个体价值观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动机。

命题2：个体动机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倾向。

命题3：障碍因素调节动机与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倾向间的关系强度。

三、实证研究

（一）探索性调研与样本

2003―2004年间，笔者在北京某大学营销研究课上组织了4组焦点小组访谈和4次深访，被调查者累计60余人次，中心议题是认识在校大学生的海外服务产品选择行为（简称为留学行为）动机、价值取向和面临的困难。探索性调研显示，一些因素影响学生的留学行为倾向，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是职业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比如：赴海外留学是寻求海外职业生涯拓展的跳板；可以掌握一种语言；了解异国文化；体验异国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环境学习、结识国际友人、发现令人兴奋的事情或乐趣和自我实现等。在涉及到可能面临的困难时，来自被调查者的信息显示，语言、资金、时间、家庭和心理等因素是可能的障碍因素。在此探索性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预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涉及动机、障碍和行为倾向。

第一次试调研于2004年在北京进行，样本容量为55人，采取便利抽样方法。此次调研的目的是为获得最终问卷提供了改进思路。之后实施正式调研，获得有效样本257个。最终问卷含152个项目，变量的度量采用Likert 5点标尺。

（二）数据分析与结果

该研究尚属探索性研究，对价值观、动机和障碍等度量的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1．价值观

为了保留Schwartz 10个维度价值观理论的原始构架（如表2所示），本研究逐一对每个维度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我们保留该架构中的每个维度，以及每个维度下各个项目的因子载荷值和共因子方差。统计结果显示，这些数据均大于0．5，且单维度信度值基本符合要求。

本研究共获得4个因子：改变社会地位；寻找新经历；旅行和寻找乐趣。其中因子“改变社会地位”的解释变量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变得“更富有”、“为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子“寻找新经历”与个体的“去看世界”、“提升个人价值”、“去看新事物”和“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的愿望密切相关；“旅行”因子主要与“度假”、“旅游”和“体验西方人生活”有关；而“圆梦”因子主要与“国外经历”、“圆异国梦”、拥有“令人激动的经历”和“更大的自由度”有关。在上述4个因子中，除“寻找新经历”因子中的项目40和项目45的共因子方差值较弱外，其他所有指标值均符合要求。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两个项目，主要出于它们与另外两个解释变量含义趋同。从获得的4个因子中，我们发现，我国青年人去发达国家留学的直接原因依次为肩负着对富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留学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去外面的世界增长见识、亲身体验；度假旅游、使生活更精彩、更自我；圆一个异国的、刺激的、自由的梦想。

3．行为障碍及其分组

为度量中国留学生留学行为障碍，我们在预试验的基础上，得到15个留学障碍因素：本国是最好的学习地方；负债担忧；顾及家人的留恋；家人中无人有在国外读书的经历；想家；养家的义务；对新地方敏感；没有足够的留学经费；留学太奢侈；朋友中没人留学；在国内担负着许多社会责任；留学可能延长学业；宗教活动限制；不能关爱家人和朋友以及远离父母。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希望到海外深造的中国学生的留学障碍因素为家庭、资金、心理和社会等4大障碍。家庭障碍源于想家、养家的义务、顾及家人的留恋、不能关爱家人和朋友以及远离父母的担忧，资金障碍与负债担忧；经费和留学太奢侈有关；心理障碍与无可靠的国外读书资讯有关；社会障碍与本国是最好的学习地方、在国内担负着许多社会责任以及宗教活动有关。

为了验证障碍因素对动机与行为倾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4个障碍因子为分类变量，进行整个样本的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被分为差异显著的两个组（如表4所示）： 高心理障碍且低资金、低社会障碍组（组1）和低心理障碍且高资金、高社会障碍组（组2）。

4．价值观对动机的影响关系

典则分析（Canonical Analysis）用来考察动机因子组和价值观因子组间的关系。典则相关模型显示，两组因子间的 R2值为0．425，p值为0．001，且动机的价值观动因显著。表5展示了已呈现出统计显著性关系的“动机/价值观”典则分析结果。

对表5的分析发现，动机“寻找新经历”的人与价值观“成就”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说明那些出国留学是为了“寻找新经历”的人并不重视个人成就，从它的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他们寻求新经历的目的是为了看世界和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属非事业型群体；权力欲偏强的人群表现为明显的对寻找新经历的兴趣，显然，他们的权力欲也扩展到了对新事物、新生活方式的体验方面。动机“改变社会地位”与价值观“权力”负相关，说明权利导向的人们并不倾向于通过出国留学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动机“去旅行”与价值观因素“成就”呈负相关关系，与“刺激”因素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旅行的动机是为了寻求刺激，而非为了追求成就。最后，“寻求乐趣”的价值观动因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显然，中国学生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的价值观导向绝非为了寻求个人乐趣，而是有明确的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上述分析表明，个体价值观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动机。故命题1得到验证。

5．障碍因素的调节作用

这里是要验证障碍因素对动机和行为倾向关系的调节作用。统计结果显示，对组1，没有发现显著的动机与行为取向间的相关关系；对组2，动机与行为取向间的相关关系明显地表现在“改善社会地位”因素上(β=0．228，p=0．010)。尽管统计结果反映出中国学生普遍对海外教育服务产品有强烈的需求倾向，但是，这种需求会受到资金、社会和家庭义务与责任的限制，这与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特征是相吻合的。上述分析表明，个体动机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的行为倾向，故命题2被验证；并且行为障碍因素将调节动机与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的行为倾向间的关系，故命题3被验证。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三个假设命题均获得验证，即个体价值观影响中国青年的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动机，而个体动机影响其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的行为倾向，此外，障碍因素将调节二者间的关系。该研究结果揭示，消费者行为学中的重要关系模型VMBBI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验证，但是，该模型并非表现为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还存在着调节变量比如行为障碍因素的干扰作用。显然，在类似于像留学服务产品选择行为这样的复杂购买行为中，消费者的行为倾向乃至购买行为诱因是复杂的，有必要从动机甚至价值观的深度加以挖掘。

实证研究显示，为数可观的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海外教育服务产品作为个人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有来自个体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动因，如追求机会均等、期待着通过留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来自个体明确的对人生和事业的追求动机特征。同时可以看到，来自留学生自身的行为障碍因素如资金不足、社会和家庭义务与责任也限制着他们的海外教育服务产品选择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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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一些企业率先抓住了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投身于海外并购,涌现出了一些令国人吃惊的“蛇吞象”的案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四川的腾中重工欲收购悍马等,这些案例的出现,使并购再一次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然而尽管企业热衷于并购,但并购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我国近年来并购成功率还不足三成。并购成功率低与整合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并购整合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并购整合过程和整合内容两个方面,有关并购整合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力资源、文化、组织结构和财务资源等操作层面。而直接研究企业并购中知识整合问题还比较少,专门探讨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问题研究则更为缺乏。知识作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以个人经验、感悟、组织惯例等形式存在的隐性知识资源,是企业并购整合中最需要整合的资源。本文将从并购的具体环境和隐性知识的特性出发,建立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机制。

二、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

(一)并购企业中的隐性知识

并购中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是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它的特点是容易识别、传播和共享。在组织的知识库中,这类知识仅占了知识整体冰山的一角,大部分知识是难以用文字编码、难以表达的,隐含在个人、团队和组织之中,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和行动才能体现,如经验、诀窍、观念、团队默契和组织文化等,这些就是隐性知识。这类知识只能被演示证明它的存在,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德鲁克,1999)。综上可知,隐性知识有两大特性:难以言传性和对载体的依附性。除此之外,隐性知识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隐性知识具有收益上的难以度量性。隐性知识主体对于自身所掌握的隐性知识的收益很难把握,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进行主观上的估计。并购企业在挖掘目标企业隐性知识时,也很难度量这些隐性知识给未来新的组织带来的收益。

2、隐性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隐性知识的积累必须以一定的隐性知识存量为基础,缺乏相关隐性知识的积累,企业将无从习得和吸收其他新的知识。

(二)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类型

从横向来看,隐性知识需要在并购双方各职能部门之间转移和传播,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部门,这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鉴于隐性知识的内隐性和难以传播性,为隐性知识分享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人员的内部流动、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实施内部学习和培训等。

从纵向来看,隐性知识需要在价值链的不同主体之间传播和扩散,纵向的隐性知识转移比横向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它必须克服主体间知识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的差异,同时还要面对组织的障碍和冗余、错误知识的干扰。因此,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相互信任和基于协同的商务环境至关重要。

(三)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障碍

1、隐性知识本身的特性、隐性知识本身的模糊性、内隐性、复杂性以及无序性是导致并购双方企业主体之间隐性知识交流障碍的主要因素。

2、并购组织层面的因素。对于并购企业,其组织成员来源的异质性、知识能力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都为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不仅要关注知识主体的利益,还要考虑到知识转移情景方面的因素。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组织之间惯例和规则的相似性、行业关联度、并购前双方绩效差异、员工的学习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并购后隐性知识整合的效率和效果。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过程中,面对两家企业在文化、管理、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李书福就提出了要保持吉利和沃尔沃的相对独立性,吉利与沃尔沃未来的关系是兄弟而非父子。

3、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内部除了我们熟知的企业规章制度、合同、协议等有形契约,能够在企业所有者和隐性知识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利益与责任关系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契约关系――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心里契约可被看作是组织和雇员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和(Levinson,1962),它会在组织和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关于双方责任的各种信念和主观心理约定。这种契约关系虽不像合同契约等有形契约那样清晰可见,但却会对组织成员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购不仅打破了组织原有的制度契约,还打破了员工的心理契约。在很多情形下,并购都会造成生产率下降、信赖度降低、士气低落、员工身心受损以及掌握关键技能的核心员工大量离职等等,另外,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冲突、控制权利的争夺、组织结构的不协调等,也都会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出现――这些所谓的“并购综合症”的出现,势必会对隐性知识整合造成巨大的影响。

大量并购案例研究显示,并购初期并购双方知识转移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且主要是并购企业到目标企业的单向知识转移。因此,有效的并购进程就显得极为重要。并购进程组织方面的因素包括并购双方参与整合的程度、程序的公平性、并购双方的关系、沟通机制、整合经验和决策者的态度等。这一切都有赖于并购企业的有效组织和高超的管理。

三、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

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挖掘组织内部的各种知识以及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关系。相对于一般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并购组织内部的知识整合不仅要把生产经营实践中新生成的知识整合到企业的知识库中,还要把目标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生产等知识整合到新组织体内,使之成为新组织宝贵的资产。

由于知识和人才的不可分离性,保留人才和传承知识是一脉相承的,即人才的流失也就是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流失。为了吸引和挽留员工,并购方除了利用工资待遇、职务和头衔等物质条件之外,还要通过建立独特的、可被并购双方成员接受的企业文化以及宽松、融洽的组织氛围来吸引人、感召人、凝聚人。因此,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包含在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之中的综合整合过程。而这些整合过程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在认真研究并购企业中隐性知识特性、类型、整合障碍的基础上,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见图1)。

该模型借鉴生物菌群发酵的思想来说明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过程。在隐性知识整合模型中,我们把并购双方的成员看作是生物发酵中的“菌株”,企业文化则看作是催生“菌株”快速发酵的“酶”,其是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催化剂;把组织环境视作是“菌株”生存的环境,显然要使菌株快速成长,需要“酶”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与之相类似,并购企业隐性知识的整合,也需要借助文化整合、组织重构等推动人力资源和技能的整合。只有这三方面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该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在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为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隐性知识整合提供佐证。

四、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实现途径

(一)人力资源整合是并购整合的重心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如果认为并购可以‘买到’管理,就是一个基本的谬误,买家必须为可能失去被收购公司的高层任职人员而做出准备”。隐性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它会伴随着核心员工的离开而流出企业。

并购企业要充分共享目标企业的隐性知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被收购公司的员工,使其愿意留在企业中,为企业发展效力,这样,并购方才能有机会获得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源。就连通过并购而迅速崛起的思科公司在总结并购经验时,也谈到“我们真正购买的是人”,离开了人员,那些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二)文化整合是实现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隐性知识难以言传,但这并不是说隐性知识绝对无法言说,日本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教授(Nonaka,1991)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隐性知识是能够显性化的,并指出:“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仅仅“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说明隐性知识是可以表达的,但是隐性知识的表达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它需要员工对其所在的团队或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并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组织氛围。而这种员工对组织的依附关系恰恰需要企业通过长时间的文化建设来建立,需要并购组织通过文化整合来重筑员工和组织的心理契约。因此,并购双方文化的整合是其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基础。

(三)组织重构是实现并购双方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的一种联系机制。任何一个典型公司组织都是由许多员工群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企业并购后,通过组织设计重建这种联系机制是非常必要的。隐性知识转移的困难不在于知识的难以表达性,而在于其转移的组织依赖性,隐性知识只有在适应的知识情景下才会转化为能力。因此,并购后的组织重构是并购企业进行隐性知识整合的重要条件。

五、结束语

并购企业的隐性知识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和组织重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借鉴生物菌群发酵模型,构建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模型,较好地阐明了并购企业隐性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并将人力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组织重构与隐性知识整合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企业并购整合――基于企业能力论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魏江.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后整合管理[J].科学管理研究,2002(2).

3、Nonaka,I.Takeuc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篇（8）

二、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

通过对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效果并不理想，财务管理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漏洞。尤其是在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方面，因为管理上和制度上的疏忽，非常容易造成不法分子的趁虚而入。就整体上来看可以发现，虽然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进步，并且对于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也在不断进行创新，但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依然非常多。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意识薄弱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其并没有在意识上将财务管理作为重点内容。并且其也没有按照自身实际发展的特点从内部控制角度来对于财务进行管理，内部控制的意识非常薄弱。并且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没有相关的内部保障政策，所以其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二）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和政策

在财务管理的工作中，制度建设是作为基础与前提而存在的。只有当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有了科学的理论与政策的知道，财务管理工作才能够更为顺利地进行。但是就我国事业单位目前的情况来看，单位内部的责权并不是很明确，财务管理的程序设立不够完整，财务人员对于工作的了解不够充分，对于相关的条例和制度也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困难重重，非常混乱。

（三）财务管理工作不到位

通过对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方面进行观察可以发现，由于其对于财务管理工作并没有有效的重视，并且财务方面相关的规章制度建设也并不是很完善，所以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非常松散，其财务部门仅仅对于单位的资产进行支付与核算，并不能对于资金的流动、去向、决策等提供合理的依据。并且在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中没有相应的专业指导，财务预算往往都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持。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事业单位的财政部门并没有规范的建设，相关人员并没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和相关理论的指导，预算中往往会出现与其实际的发展不符等的诸多问题，预算有着非常强的随意性，使得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三、如何从内部控制角度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主要是从企事业单位的内部进行控制，根据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发展情况，由内而外进行管理，找到财务管理中出现问题的根源，然后通过对于企事业单位外部环境的分析来找到其财务管理过程中的真正发展方向，从而使得其财务管理能够在整体上得到提升。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对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问题进行解决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增强内部控制意识，从思想上强化财务管理观念

在当前，之所以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问题解决不彻底，与我国事业单位的全体员工和领导的意识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财务管理的工作中缺乏相应的意识，所以其并不能有着相应的管理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来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最终造成的后果是财务管理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阻碍，事业单位内部对于财务管理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员工和领导责任感低。所以在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要从内部控制的意识方面进行着手。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其一是对于员工责任感的加强，对于员工和各个单位部门的职责进行确定，并且在企业内部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学习，使得整体员工的内部控制意识和员工责任感得到提升；其二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对于员工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利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对于事业单位内部进行硬性控制，从而使得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意识在整体上得到提高。

（二）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

通过对于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在其财务管理中并没有完善的规则和制度。并且现有的制度中有着许多问题需要修订和改进。所以，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质量的提高必须要对于其内部控制的制度进行完善，并且加强制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通过对于相关制度的建立，能够使得单位内部员工有着更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在制度中加入奖惩制度能够使得事业单位有着更良好的竞争环境，以便使得员工的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在对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问题上，必须要对于单位中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特别是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部门，必须要对于其职责范围和具体的工作进行有效的规划，以便防止因为责权不明而到来的财务管理混乱问题发生。同时要对于事业单位的审批制度和预算制度进行完善，在经济业务的问题上，必须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财务管理相关的工作进行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出纳、会计二者不能够由一人担当，而且应该对于二者的关系进行明确，防止的情况发生。由此可见，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将责权问题剖析分明，保证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针对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没有先进的财务管理观念的问题，必须要对于财务管理的机制进行有效的建设，提高财务管理机制的约束力，使得相关的权利人员可以互相制约，共同发展。财务管理体系的完善能够使得单位内部的各种业务有着更均衡的发展，使得监督人员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使得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漏洞有效被消除，从整体上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得不法分子钻空子的行为发生的机会可以最小化。

（三）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

在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财务管理方面的落后与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素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于财务管理的专业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有相关的会计证，并且如果会计人员等级比较高，就必须要有相关的等级证明，而且必须要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同时财务管理人员必须要有相应的应变能力，在岗位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要不断对于新的会计知识和技术方法进行学习，以便全面提高个人的素质。所以必须要对于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才能够促进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的进步。（四）完善行政事业单位的考评机制，加强监督行政事业单位中，要想提高其财务管理的能力，还必须要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对于财务管理相关的考评机制进行完善，以便能够对于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同时，对于考评机制的建设能够使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加强，竞争意识提高，能够对于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更为有效地解决。同时考评机制能够使得的问题得到有效的避免，使得监督与约束的效用最大化。

（五）增强预算管理控制力

行政事业单位要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对其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提升，就必须要建立相应的预算管理机制。要想对于预算管理的手段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要使得预算编制的相关规则进行有效的改进。首先要在单位进行各种工作的过程中，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对于实际的工作需求进行记录，其次要对于各种活动的成本进行有效的核算，以便使得预算编制能够按照需求来进行。这样既能够对于各种活动的费用进行有效的满足，同时能够使得铺张浪费的现象得到避免。同时应该对于事业单位的领导关注度进行提升，在行政事业单位中，领导必须要按照该单位发展的趋势以及实际的资金情况对于以往的发展进行总结，从而提出新的一年的发展整体规划，以便使得预算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在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编制科学合理之后，必须要对于预算管理的相关工作进行有效的实施和实时的监控，其各种工作都应该按照预算来进行，如果超出预算，就必须要对于超出的部分进行审批，以便使得预算有着其实际的效力。同时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能够使得该单位对于有效的事前计划，并且能够为该单位提出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使得事业单位有着更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了能够使得事业单位中的各种工作开展有序，必须要对于资产管理方面进行严格的内部控制，才能够使得资产流失现象减少，使得资产的使用有着更高的效率。在我国事业单位中，必须要建立相应的盘点制度，从资产的采购到验收等的各个环节都应该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够最终保证资金的安全。同时应该通过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来对于资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

篇（9）

关键词:政府规制 资源水价 激励模型

我国早在2002年就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关于水价形成机制的探讨和改革正逐渐推行,以其形成更合理的水价体系。我国现行水资源费还表现出缺乏针对不同用水户的差异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水资源费收取上应该考虑实行“阶梯式水资源费”的收取方法,以体现用水户的差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

基于此,本文力图从政府规制和激励理论的思想出发,将政府收取的水资源费看成一个控制变量,研究政府如何通过调整水资源费来达到激励供水企业提高效率和努力水平的目的。本文基本研究思路是在考虑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的基础上,从企业的效率参数、努力水平等出发研究,当规制者(即政府)从最大化社会福利角度出发时,水资源价格该如何确定的问题。

相关假设

为了简化问题,首先本了一个假定。假设自来水水价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政府抽取的水资源费;另一部分为企业(包括制水、治污等一体化)收取的费用。并假设政府对水资源费的抽取是按总的水费收入的一个比例来抽取的。这里,我们将此比例系数设为b。

同时,根据拉丰(Laffont)等的研究,假设企业(包括制水、治污等)的成本函数为C=β-e。其中,β为效率参数,e为经理(企业)的努力(e≥0)。如果企业发挥了e的努力水平,它就将该项目的(货币)成本降低了e,并造成了负效用。负效用是努力程度的增函数,且满足对e>0,有,,。这一效用函数可以用图1所示的图形较直观的反映出来。

首先,本文假定政府可以事后对企业的成本C进行审计,但不具体考察β或 e。 为了让企业接受这一任务,政府除了要补偿企业的成本之外,还要向企业补偿数量为t的净转移支付。假设t是由企业收取的总的水费T中除去上缴政府的水资源费后余下的部分。令U表示企业的效用水平,则:

(1)

对企业而言,要接受这一项目,必须保证其效用不少于其外部机会的效用水平。这里将外部机会效用标准化为0,那么企业的个体理性约束将是:

(2)

若考虑λ>0为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则消费者的净剩余是:

(3)

相应地,得到社会福利函数为:

(4)

模型分析

(一)完全信息假设下的分析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知道β并观察到e,则政府将对下面的目标函数求解最大化问题:

(5)

满足约束条件为:U≥0

求解这个线性规划问题,得到如下解:

=1或者记ee* (6)

U=0或者t=(1-b)T= (e*)(7)

由上式可知,如果能设计出努力的效用函数,则可求解出水资源费的比例系数的具体形式。它可能只与效率参数有关,即政府只需知道企业的效率参数,而无需知道企业的努力水平,就可确定水资源的价格。此外,在完全信息下,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提供一个固定价格合约来达到抽取企业租金的目的。此固定价格合约为:

t(C)=a-(C-C*)(8)

其中,a=(1-b)T= (e*),C*=β-e*。这样,企业将成为它自身成本剩余的索取者,因此它会选择e来最大化a-(β-e-C*)- (e),由此可以得到e=e*,其效用U=0。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b作为水资源价格的系数,其值是可以调整的,以便政府抽取企业的租金。在实际情况下,政府可能无法获知企业的真实β值,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法是利用标杆企业来确定β的大体数值范围,或者通过调查获知行业的平均效率水平。

(二)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分析

实际情况通常是政府不能充分获知企业的技术参数(效率参数),那么政府将无法选择一个合适的固定转移支付(与此相对应的固定水资源费比例系数)来完全抽取企业的租金。

在信息不对称下,本出如下合理的假定,当企业与政府签订合约时,企业知道自己的参数β,而政府只有关于此参数的一个贝叶斯先验估计:在区间内的累积分布为F(β),密度函数为f(β)。且假定风险的分布率f/F是弱递减的,这个假设不仅符合大多数常用分布-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对数分布、x分布、指数分布、拉普拉斯分布,而且也能保证本文后面分析中的二阶条件得到满足。

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激励方案t(C),最后的分配{e(β),c(β)=β-e(β),U(β)=t[c(β)]-[β-c(β)]}是依β而定的。

由于供水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想法设法都实现其社会价值。现在,假设政府目标是要使社会福利的期望值E[W(β)]最大化,同时政府面临两种类型的约束条件:参与约束

U(β)≥0(9)

对所有的β和激励相容约束。它使得面对一个激励方案t(C),企业选择e,或者等价于C=β-e,从而求解:

(10)

对上式,由包络定理可以推出:

(11)

(11)式表明,企业租金随着效率的提高而增加,这意味着参与约束条件只需满足对较差类型的,满足其参与约束:

(12)

由此可以得到政府在信息不对称下的目标函数:

(13)

在满足上述参与约束(12)和激励相容约束(11)的条件下求解最大值,由努力的一阶条件得到:

(14)

显然上式得到的≤1,同时由前面对风险分布率弱递减性的假设,可以得出e(β)是一个满足的递减函数(即)。令表示上式的解(由于太过复杂,本文没有具体求解出其表达式,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最优努力水平低于完全信息下(6)式所得到的最优努力水平e*,并且在信息不对称下企业可以获得的租金:

(15)

因此,企业相应得到的转移支付为:

(16)

这样,得到了信息不对称下政府制定的水资源费比例:

(17)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完全信息下,由于政府可以获知企业的效率参数,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合约来完全抽取企业的租金,此时制定的水资源费比例只与企业最优的努力水平e*有关;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可以获取部分租金,并降低其努力水平,此时的水资源费比例与企业努力的负效用和获取的租金之和有关。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进一步分析

虽然上面得到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水资源费的比例系数,然而本文更希望知道的是政府能否通过制定合适的水资源费比例来诱使企业说真话。下面来说明政府如何达到这一目的。

首先,可以验证(16)式所表示的转移支付函数是一个凹函数。由前面关于企业成本的假定有:c(β)=β-e(β),由C(•)的非递减性,努力水平e在β上递减性,可以得到:

(18)

(19)

由此说明了此转移支付是递减的、凹的。如图2所示,由凹函数的关键性质可知,此转移支付可看成是其切线的包络。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坦然地提供一系列的线性合约菜单供企业选择。

(20)

其中,,。显然,当企业效率较高(β较小)时,它愿意承担较高比例的超出最优决策下成本的差额。特别的,最高效率类型企业将选择,因为高效率类型企业知道自己成本较低,故其潜在可得到的转移支付较高。其次,发现这样一个线性清单还可以达到让企业说真话的目的。假设企业的真实效率参数是β,而企业声称的效率参数为。那么根据(20)式,政府可以提供给企业如下的线性合约:

(21)

在这样的合约下,企业最优规划是:

(22)

加上(16)式,由最优化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23)

(24)

这意味着企业将选择努力水平,(这里可由(14)式确定。所以通过向企业提供(21)式的合约,政府可以很容易的诱使企业说真话。在这样的机制下,回到本文讨论的关于水资源费比例的确定问题,可以得到相应的水资源费比例系数,应满足:

(25)

因此,可以得到:

(26)

从(26)式可以看出,政府可以参照企业声称的效率参数制定一个合适的水资源费比例,通过调节此比例系数来达到诱使企业说真话的目的。比较(25)式与(17)式所得到的水资源费比例系数,可以看出(25)式的可实施性增强了。政府可以直接根据企业宣称的效率参数和审计到的实际成本与总的水费收入来确定应该提取多少水资源费。同样的,这个水资源费的比例是可以根据企业声称的效率参数来变动,这样可以达到让企业讲真话的目的。

结论

综上,本文认为在资源水价的确定上,政府可以将水资源费作为水价中的控制变量,通过对它调节来达到在完全信息下抽取企业租金、信息不对称下诱使企业讲真话的目的。同时,这种按比例抽取水资源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用水户支付水资源费的差异性,更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并起到激励企业提高效率的作用。当然,本文中的分析做了简化,仅限于一家供水(单供货来源)情况,可视之为现实中的单个供水企业负责区域性供水的情况。若要对整个城市的供水进行分析,则应该考虑具有不同效率参数的企业在面对相同的水价结构下如何进行甄别和激励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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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102-08

一、引言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不懈努力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正逐步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施。准则趋同之后，人们普遍关心和担忧的问题是准则的执行，即在各国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准则能否得到一致和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所遭受的信任危机，除了对准则的制定与修订产生深远影响外，也对实务操作中的准则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缺乏正确的执行，即使最好的会计准则也会变得不合理，精心制定和修订的准则将因得不到落实而沦为纸上谈兵，会计准则执行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然而，目前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研究尚不完善，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结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往对会计行为解释所运用的理论往往局限于狭窄的学科领域，很少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致使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鉴于此，本文对于会计准则执行试图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论解释，整合运用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之所以选择上述学科的理论，是因为会计准则执行从狭义的角度看是一种会计行为，主要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信息披露；从广义的层面看，准则执行也具有经济和社会属性。一方面，会计准则的执行主体是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其各种行为都可能基于经济因素考虑而被解读为是一种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及其成员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各种行为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此外，人的行为表现受其内在心理的支配，从心理学的角度挖掘行为的思想根源，是目前行为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因此，我们运用上述学科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会计准则执行是可行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拓展了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解视角。

二、会计准则执行的相关理论解释

(一)会计准则执行的契约理论解释

契约理论是会计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项经济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1)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广泛存在，使得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2)如果将契约签订双方看作委托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容易产生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一定的激励监督机制是必要的；(3)执行契约是有成本的，契约的执行方式有基于声誉的自我实施，也有迫于压力的强制实施；(4)契约具有刚性，面对契约的变更或新契约形式的出现，有限理性意味着契约当事人不能完全预测到契约变更的结果，倾向于规避风险的态度决定了契约的变更会受到一定的抵制，对新契约的接受会有一个缓慢的调整和适应过程。

会计准则的执行机制有自愿执行和强制执行两种，强制执行是企业受制于道德、法律等外部监管压力，这正好对应了契约的执行方式，即迫于压力的强制实施。事实上，国家权力机构以法规形式强制要求企业执行会计准则一直是会计准则的主要执行方式，因为“会计准则是国家社会规范乃至强制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规范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交往等的重要手段”。会计准则如果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企业就有很大压力遵循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然而，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的两个主要环节――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信息披露上都很少做到完全忠实于准则的要求，契约理论中的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是常被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工具。

(二)会计准则执行的演化理论解释

有别于契约观的企业理论，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基于能力的。二者的差别在于契约理论关注雇主、雇员和其他缔约者之间显性和隐性的合同，而演化理论关注企业的发展资源和技能；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而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演化。演化理论对于会计准则执行提供了两种有用的解释，可以分别简称为学习论和惯性论。

1.学习论

诺思认为“个人和组织的学习是制度演化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学习能力也决定了其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别是就属于环境变化一部分的规则变迁而言，企业对新规则往往要经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一项新的会计准则的解释和应用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个过程，要保证新旧会计准则能平稳转换，新准则得以顺利执行，花费一定时间进行深入学习是必需的。企业学习能力的强弱和投入学习资源的充分性会影响到对新准则理解和执行的效果。

2.惯性论

规则的学习和执行，首要的前提是正确的理解。但是由于知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滞后性，“当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信念没有为未来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时”，就会出错。也就是说，企业表现出一种“惯性”，对变化没有做出及时反应。这样新规则的学习会受到已有规则的影响，已有规则成为新规则学习的现实背景和约束路径，即已有规则早就内化为企业的“惯例”，对它们的路径依赖使得新规则的学习和新知识的习得是渐进而非突变的，边干边学是基本的方式。因此，组织和个人在原有经济、文化制度背景下潜移默化形成的行为理解和思考方式，可能损害其发展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造力，新准则执行初期的实务会保留旧准则的影响。

(三)会计准则执行的寻租理论解释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寻租做出各自的理解和定义，却没有达成共识。一般而言，“租”指“经济租金”，是要素价格中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寻租简言之是经济主体谋求经济租金的行为，具体而言，寻租行为从手段看，通常利用制度缺陷，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取得；从结果看，寻租主体过分追求私利满足会造成社会浪费，产生负的社会效用。在市场经济中，垄断和政府干预容易造成“租”的存在，诱发寻租行为。会计寻租主要通过改变会计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会计寻租活动中与会计准则执行有关的是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而会计政策选择空间的存在，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

(四)会计准则执行的博弈理论解释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其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和均衡。㈣博弈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按照参与人对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的知识，可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按照是否可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按照博弈结果双方的得失比较可分为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

当会计准则由政府强制推行实施时，重视自身利益的企业与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会诱发企业针对会计准则执行监管的博弈行为。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是有经济后果的，企业要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做出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种博弈首先是非合作博弈；其次，外部的会计准则执行监管者并不能事先了解企业的策略选择，它也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最后，会计准则的执行是一个长期过程，企业与监管者之问的利益摩擦导致双方展开的是监管与反监管、要求遵循与规避遵循的多期动态博弈。

(五)会计准则执行的嵌入性理论解释

嵌入性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强调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关系网络也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动机，其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认为大多数经济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形式包括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㈣社会嵌入性对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是诚信、道德规范等社会价值观念会约束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严格遵守会计准则，提供高质量财务报告，认真履行社会责任”；㈣二是企业可能相机利用关系资源进行盈余管理，缓解对会计准则遵从的压力。

(六)会计准则执行的认知理论解释

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行为经济学，所借用的心理学理论主要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如框定效应、锚定效应、过度自信等都是描述人的认知偏差)。认知心理学是解释人们如何获得、储存、转换、运用以及沟通信息的学科。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知觉是认知研究的基础，人们的知觉会随练习而变化，称作知觉学习。(2)人对外界信息的注意受限于认知资源和心理容量，所以人们通常进行的是选择性注意。注意会受到练习、执行任务的种类以及个人意图等因素影响，从而使注意的效果变化。(3)思维是对信息的操作，心理定势、功能固化，缺乏关于问题的知识或专长等障碍影响了人们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效率。(4)决策制定的标准模型依据期望效用理论即期望效用最大化，复杂的决策模型可以依据多重归因效用理论来对不同维度和目标进行整合。(5)认知存在个体差异和性别差异，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也有不同的认知方法。

尽管目前的会计准则执行研究很少直接从认知的角度加以理论解释，但是许多研究结果都是认知理论观点的反映。我们认为认知理论在以下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会计准则执行：(1)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符合了经济学中对人“有限理性”的假定。在新准则执行过程中，认知上的“有限理性”是产生理解和应用错误的原因之一。(2)练习能改变人的认知能力，拥有专长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因此新准则执行初期，学习过程是必要的，企业也可以依赖专家意见(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来减少准则执行的阻碍。(3)人们的行动决策依据期望效用最大化，企业执行会计准则同样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权衡会计准则的执行成本及预期收益。(4)人的认知能力存在个体差异，并且认知也受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如果更广义地将个体理解成企业或者国家，那么企业间和国家间准则执行的不一致性是必然的。

(七)会计准则执行的社会规范遵从理论解释

对社会规范遵从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向。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绝大多数人会遵守某一社会规范，即使不是真心接受，也很少公然违抗。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认为人们的顺从态度除了“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这一不言而喻的心理外，还取决于六个原则：互惠、承诺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和短缺。㈣杨宜音和光也归纳了社会成员执行社会规范的五种影响因素：强制执行、自我认可、群体认同、条件激发和变通的思维方式。

将会计准则视作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对社会规范的遵从理论就适用于解释对会计准则的执行。首先，从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权威性、强制性，以及惩罚奖励的条件机制可以强化人们的遵从行为。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准则执行的强制方式以及执行监管的力度都会造成一种准则执行的压力，不过这种外在压力可能与企业的真实意愿相左。譬如欧洲上市公司普遍认为向IFRS转换的过程复杂、成本巨大和负担沉重。如果不是欧盟监管要求，大部分公司并不想采用IFRS。其次，如果是出于喜好和自我认可，人们更容易顺从他人或遵从规则，否则如果仅仅因为是强制，而非源自本意的接受，人们的遵从行为就可能是不稳定和变通的。当会计准则是强制执行，且执行准则又会有损企业利益时，企业对准则的执行就可能流于表面化，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变通行为。Daske等人发现的确存在“标签型”的会计准则执行企业，只有当公司有意愿执行时才会是“认真型”的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整合

本文选取的七项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会计准则执行做出了解释。从前文的介绍可以发现，看似庞杂的理论实则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理论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譬如寻租理论中寻租动因的解释就用到了契约理论中的契约不完全性和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观点，寻租过程也通常被视作是一种负和博弈，导致资源的浪费。我们认为上述理论有三个“结点”可以串联其主要观点，它们是解释会计准则执行的核心理论观点，分别为：

(一)有限理性

人的认知资源和心理容量是有限的，因此信息处理、思考问题和判断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认知心理学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有限理性。基于有限理性，对会计准则执行的解释有两条路径：

1.有限理性－契约(会计准则)不完全性－博弈、寻租－变通执行

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为制定的契约包括会计准则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体现为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需要留给执行者一定的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空间，从而为执行者的博弈和寻租提供了可能的机会，诱发他们出于自利目的不是完全严格执行准则，从而产生变通行为(部分遵循、表面遵循、盈余管理等)。

2.有限理性－契约(旧准则)刚性、影响惯性－契约(新准则)不完全性－执行出错

企业成员对会计准则的变迁需要通过学习进行正确的理解和执行。而知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滞后性，在新准则实施初期，旧准则仍对会计实务有影响，成为新准则学习的依赖路径。这在演化理论中称之为惯性，契约理论中称之为刚性。旧准则的潜在影响，新准则的不完全性(有错误或者遗漏)，以及企业投入资源和学习能力的有限性，都会影响企业对新准则的理解和适应程度。知识的习得是渐进而非突变的，执行新准则在初期也一般要经历“试错”的过程而走向应用成熟。

(二)经济自利性

经济主体的自利特性决定其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既然如此，当会计准则是强制执行时，当存在委托关系、信息不对称时，当执行会计准则并不符合企业的利益诉求时，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就可能表现得阳奉阴违，不会积极、认真地遵循会计准则，而是试图通过寻租、博弈等手段谋求私利。可以说，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是企业经济自利性显现的诱因，会计

准则的强制执行是催化剂，在此情形下对会计准则执行予以监督激励就变得非常必要，它是对企业经济自利性的一种约束。

(三)社会嵌入性

企业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不能全部归为经济主体的自利特性，企业的行动决策模型应该是基于多重目标的总体效用最大化，不限于基于经济目标的经济效用，譬如还包括企业对自身形象和社会评价的一种期望定位。那么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时努力“自利”，但也不会忽略“利他”。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制度环境、关系结构)会影响它对会计准则的执行，企业也可能利用社会资本来“促进”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如企业会利用社会关系资源寻租、博弈，以缓解遵循会计准则的压力，也会努力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机构相信其对会计准则的认真执行，以树立政治正确、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遵循制度规范、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以获得社会认同，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用于解释会计准则执行的各项理论，基本衍生于三个核心理论观点：有限理性、经济自利性和社会嵌入性。其中，有限理性是制约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客观条件，经济自利性反映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主观动机，而社会嵌入性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企业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动机，企业也希望通过会计准则的执行满足一定的社会期望。经济自利性与社会嵌入性共同反映出：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根本决策原则是期望效用最大化。

四、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

基于前文对相关理论的整合，本文构建了一个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侧重于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一些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

(一)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构成

本文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的分析，是基于对四种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解：实体、行动、属性和影响。其中，实体和属性为静态要素，行动和影响为动态要素。

1.实体指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者和涉及对象，包括需要执行的新会计准则，准则的推行者――政府机构(强制执行是目前主要的准则执行机制)，准则的执行者――企业及其成员，准则执行的监管者――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利益相关者)，以及仍可能对会计实务保留影响的旧会计准则。

2.行动指实体间主观施加的动作，例如政府机构推行会计准则，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和社会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准则的执行予以各种形式的监管，企业针对监管进行的博弈和寻租活动，以及政府机构可能根据形势发展对会计准则进行的修订或废止。

3.属性指实体和行动所具有和表现出的性质和特征，图1框架中所列示的实体和行动的属性主要源自前文的理论分析。影响指实体和行动及其属性对会计准则执行的作用。行动和影响的区别是：行动一定是主观故意的，影响可能出自主观故意，也可能出自客观无意；行动是实体的动作过程，影响可以没有外显的动作。

(二)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关系

在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实体、行动、属性和影响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实体和行动的属性影响了会计准则执行结果的属性。分解如下：

1.推行会计准则的政府机构权威性越高、强制推行力度越大，对会计准则执行进行审计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专业性和职业道德)越强，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和企业所处社会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监管越为严格，企业所承受的准则执行压力也越大，对准则的遵循情况可能就越好。

2.政府机构强制推行的会计准则如果与企业的利益有冲突，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企业会有动机针对各方的监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进行博弈和寻租。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密切性，决定了企业博弈和寻租的空间大小。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博弈和寻租的频率和强度来达到自身目的，最后的均衡结果可能是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过程中会有一些变通行为，政府机构对会计准则予以修订或废止，也可能是企业被迫遵循会计准则。

3.会计准则的推行越激进(内容变化大和准备时间紧)、新会计准则越不完全、企业所处社会环境越不确定、企业投入学习新准则的资源和能力越有限、旧准则作为惯例对企业会计实务的影响越具有刚性，企业执行新准则就越容易发生理解和应用出错，而且会由于这些限制条件产生表面化遵循的变通行为。

4.每个企业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会计准则执行的态度有差异，企业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有差异，企业所面临的监管有差异，企业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也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差异和最终的结果差异。因此，会计准则的执行可能会呈现总体遵循、个体差异的局面。

上述要素间关系的解释，在前文回顾的七项理论中都可找到对应的依据，而且在一些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中都已得到证实，这里不再赘述。

五、结语

本文归纳了七项理论来解释会计准则执行问题，并通过整合，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丰富衍生性的三个核心观点，从而便于在理论的丛林中找到解读会计准则执行问题的关键因素。本文构建的会计准则执行理论解释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会计准则执行效果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我们的探讨有益于完善当前会计准则执行理论的研究，对后续的深入研究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会计准则持续趋同、我国新准则实施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执行和监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研究，也可以此为指引创新实证研究设计，寻求更多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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