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概念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14 16:40:54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市场的概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对金融市场的概念，理论界的认识至今仍不统一.一种说法是:“金融市场就是资金融通的场所”;另一种说法:金融市场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接触，各种金融工具自由买卖的场所;再有一种说法是:“金融市场就是指直接融资的那部分融资活动”.显然，第一，二种说法强调了市场的“空间位置”的重要，认为金融市场必须是有形的，忽视了无形市场的存在。第三种观点也过于片面，把金融市场仅仅局限在直接融资范围内，实际上是对金融市场的狭隘理解.我以为:“金融市场是社会资金融通渠道、融通方式和融通手段的集合”。既有直接融资，也有间接融资，既有纵向融通，也有横向融通，既包括银行体系内的，也包括银行与企业单位以及企业单位、个人之间的融通，既有一级市场，也有二级市场.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的媒介和手段，有无固定的场所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是一个大的系统，就狭义的金融市场来说，是指金融工具自由买卖的场所，就广义的金融市场而言，则既包括直接金融交易，也包括间接金融交易，研究金融市场问题应当从广义金融市场的概念出发，现在把资金市场与金融市场两个概念等同运用的做法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资金市场和金融市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金市场只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目标定为开放资金市场的话，那无疑是不自觉地把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了，这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因此，我觉得还是提开放金融市场为好，本文涉及的金融市场都是指广义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流通的计划性，资金也是计划分配的，勿需金融市场的调节，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以市场为媒介的交换，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结合，作为商品经济油的资金，也必然通过市场的融通米调佑生产和流通，但是有商品经济不一定就有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信用经济相适应.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豁要信用的帮助，要求建立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形成也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互相依较，相辅相成.
我国目前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商品经济的特点、矛盾及规律就要起作用，就需要建立金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开放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二、我国金胜市场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很不完备的，除了传统的银行信用间接融资外，今年以来又先后在沈阳、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建立了金融市场，但是仅仅局限于同业拆借业务和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慢，而且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大致由以下原因所致:
(l)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
(2)人们对金融市场知识的贫乏.据了解有的企业财务人员不懂得票据贴现是怎么回事，竟拿粉货款申请书到银行要求贴现.
(3)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
(4)市场体系不兄善.由于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的步履艰难，信息市场滞后软弱，作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一一金融市场是很难有特殊表现的.
(5)专业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
(6)金融立法、章程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据此，我认为，我国近期内还不宜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有条件的中心城市可以逐步开放以摸索经验，而更多的地方还需要创造条件。
三、开放金胜市场摇要实现十一个转化
(一)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受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加上建国后JL十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供给制、大锅饭，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害伯竟争的习惯“重义轻利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创业精神，没有价值观念，没有效益观念，把商品经济、货币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种传统的观念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因此，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首先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效益观，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好思想准备.
(二)资金商品化
我们知道，只有成为商品的东西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买卖，资金也是如此，要开放金融市场，买卖证券，在资金商品化之前是做不到的.在现行体制下，由于封闭式的资金供给制仍未摆脱，资金没有实现商品化，或者退一步说，资金的商品化程度不高;专业银行的条条，资金的纵向分配和供应，形成独立单干的工作作风，业务经营、资金运用仅仅局限在某一领城内部，还不能把资金当作自己的财富来运用.从企业来讲，不仅经营管理水平低，资金商.昂化意识更低.资金浪费严重，影响了微观经济的搞活.因此，只有实现资金的商品化，使专业银行、企业都能够把自己拥有的资金当作商品、财富来运用，才有利于专业银行之间，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融通资金，资金商品化程度，决定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加速资金的商品化.
(三)专业银行企业化
从理论上讲，专业银行应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实体之一，没有专业银行的企业化，就没有资金的商品化.因此，要开放金融市场，专业银行企业化是必需的.只有这样，专业银行才具有独立、自主地运用资金的能力，才能把它拥有的信贷资金作为商品来运用，实行严格地资产负债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平衡.当中央银行切断资金来源时，专业银行为保证盈利，就会在市场上寻找来源，实现资金的融通.可以说，专业银行企业化，是专业银行得以进入金融市场的根本保证.
(四)金融机构多元化
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调节者。在国外，凡是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其金融机构都是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仍然是少而不发达，而且在现有机构中，除信用合作社是集体性质外，其余均为国家所有，四大专业银行条条分割，各自为政，垂直领导，具有强有力的自我控制系统，名为专业银行，实为中央银行以外的“中央银行”.几家专业银行实行“寡头垄断”、使银行之间的竞争难于实现，也难于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缺少投资者，参与者和调节者，显然就没有活力.因此，我国要开放金融市场，就应当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可以考虑成立我国的地方银行，扩大集体金融机构队伍，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从而使国家、集体、私人、中头，地方的各种金融机构浑然一体，共同参与和调节金融市场.
(五)信用工具证券化
信用工具证券化，是商品经挤发展的必然.但我国目前不仅信用工具少，而且没有证券化，银行内部使用的存款单、贷款单、结算凭证以及企业使用的支票，国家发行的国库券，企业发行的股票和一些商业票据，都是禁止流通的，信用工具的不流通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建立，加之在当前信用工具中，国库券由于期限太长，行政派购，失去了信用证券对购买者的吸引力，股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不仅保利，而且还保本保息，违反了股票发行原则.
证券化的信用与银行信用的最大区别是:证券信用条件下的信用工具是流通的，它是一种买卖关系，而银行信用条件下，信用工具是不流通的，只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信用工具证券化有利于投资者有选择性的进行投资决策，便于投资者掌握其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从而在投资中获得利益，而资金的需求者则能通过发行债券、股票来扩充其自有资本.同时，在证券信用条件下，银行信用依然存在并支持证券信用的发展，实现信用工具的证券化以后，就可以通过有价证券的自由买卖来融通资金，从而金融市场也就顺之而开放了.
(六)信用形式的多样化
信用形式的发达程度与金融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信用形式的多样化，才能带来信用工具的多样化，有了大量的信用工具，才会要求为其流通、买卖提供便利的场所，金融市场才能开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979年以来，的确出现了‘多种’信用形式，但这些信用形式还是很不活跃的，从商业信用来看，许多信用不是真正地融资而是相互推销积压产品，而且巳有的商业信用多以口头或挂帐形式出现，没有实现商业信用的票据化，从国家信用来看，只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减轻银行负担发行俊券，且规模很小，加上这种信用形式本身还很不完善.诸如:行政派购，期限太长，不能转让流通等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在人们心中的威信.近几年，民间集资，股份集资，联营，合营等形式的信用相继出现，但只是初具规模.因此，要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除了继续完善上述信用形式外，还应该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如消费信用、股份信用、租赁、信托、保险和国际信用等.
(七)资金价格的合理化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息表现为资金的价格，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要有形成合理资金价格的有利条件，目前，我国价格体系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价格扭曲，机制失灵，影响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比同业拆借利率还低，使得专业银行之间不愿相互拆借，而是更大地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为此，必须使我国资金价格合理化，形成我国市场利率与公定利率相结合的利率体系，市场利率可以放开，允许借贷双方自由竞争，随行就市，中央银行只掌握公定利率即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市场利息水平，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会在一个良好的价格环境中开放.
(八)管理手段的法律化
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证券买卖，如果管理跟不上，必然带来投机活动.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正规的金融法规，以致于资金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纠纷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应该建立银行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股票法、债券法和证券发行、交易管理条例，使金融市场的控制调节与宏观经济的调节相一致.
(九)金融信息传递工具的科学化
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庞大的信息网络为其服务，以保证有价证券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中，除少数大城市具有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外，其他大部分银行都只能靠邮政来传递信息，难以适应金融市场的需要.为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通讯技术要逐步引入金融领域，计算机、电传、电报等信息处理方法都应当广泛采用，有了这样的基础条件，必然能适应金融市场的要求，灵敬及时地融通资金.
(十)中央银行调控体系的完善化
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的手段之一，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要建立在中央银行制度比较发达、控制能力较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不久，各种调控手段尚不完备，也不配套，中央银行本身的力且也很脆弱，倘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是很难驾驭得住的，我的想法是，目前中央银行应着力应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利率这样二个工具，来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完善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在增强中央银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开放金融市场，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贯彻紧缩和松动银根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展潮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行了阐述：Cowan（1999）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中获益；Jeucken（2001）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产品。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Meijer et al，2006），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范畴。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2002）、熊学萍等（2004）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2008）从碳金融对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2009）和曾刚等（2009）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珅（2010）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同的是郑扬扬（2012）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金融属性”，碳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易霞仔等（2012）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欢（2011）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排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1.“绿色金融”理论
20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融之间的绿色桥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Gradel 等（2004）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Labatt 等（2002）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Schaltegger 等（2000）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骆华等（2010）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由2005年的109.9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3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4.6%。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2012）按照碳信用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AUU）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据交易主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京都议定书》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 ；而自愿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NERs）、经核实的减排量（VERs）以及预期减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场进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2010）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亚洲碳交易所（ACX）、欧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2009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具雏形。 。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 。刘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林永生等（2012）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的方向发展原生产品主要是以EUA（即欧洲碳排放配额）、AAU（即UNFCCC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CER（即核证减排量）、ERU（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2005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针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CDM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CERs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Wilfried（2007）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EU-ETS碳配额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Mansanet（200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响。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现货价格不仅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度变化也有关。刘英（2010）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别通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征的结论。Camona（2009）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Benz 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GARCH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林立（2012）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货市场，以2006—2010年的ECX期货合约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7大类风险，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还有些学者，如Blyth（2009）和Li 等（2011）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张晓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现祥等（2011）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强调了监管在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互模拟模型对EU-ETS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对EU-ETS施加配额融资和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篇（3）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99-01
一、前言
目前，各经济类院校金融学专业都开设了《金融市场学》课程，《金融市场学》作为金融学专业的核心专业方向课，其教材的选定、教学目标的确定以及教学过程中对教材的处理都尤其重要。
二、《金融市场学》国内教材分析
在众多的《金融市场学》的教材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张亦春教授主编的版本是较为经典的教材，以该教材为代表，国内《金融市场学》教材普遍存在以下这些问题：
1.“海归多，土鳖少”，即介绍国外金融产品较多，而缺少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及产品的介绍。例如，与其他经典金融教材一样，在介绍股票种类的时候，都是大篇幅介绍“优先股”这个概念，这是因为美国股票市场上优先股的规模较大，是主要的股票品种。但所有金融教材都忽略了中国优先股的现状——缺乏立法支持且目前暂无优先股，这就导致很多学生花了很大精力背诵优先股的相关知识后到工作中却用不上。
2.“概念多，细节少”，即介绍相关概念多，缺乏相关细节的详细分析和介绍。比如，跟大多金融教材一样在外汇市场的外汇交易里面，简单介绍外汇掉期、外汇套利的概念，却缺少相关交易细节的介绍，导致学生无法动手、动脑深刻领悟相关实践环节，实务工作时不能上手，实际分析也无法抓住关键脉络。在介绍债券价值分析和股票价值分析时，没有结合实际工作中常用的excel软件，来介绍相关价值的计算，也不能将其落实到债券分析和股票新股发行定价等工作环节中，造成教材理论与实际工作操作的脱节。
3.“理论多，实践少”，经济理论都是源于实践，同时又回归实践。而这本教材乃至其他的金融教材，都是简单介绍理论，却缺乏编者对该理论的分析，也缺乏对该理论在实际生活和工作的运用讲解，使得这些思想精髓反倒成为教学鸡肋、曲高和寡，导致学生认为理论“无用”，使得培养学生相关金融素养的基础理论被学生忽视，这些理论往往成为学生应付考试简答题、论述题的背诵宝典，而真正工作时束之高阁。
三、《金融市场学》教学目标探讨
《金融市场学》的教学目标应定位在：
1.让学生巩固金融市场基础知识，并做到融会贯通；
2.让学生掌握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细节以及工作中的处理焦点；
3.通过详细分析简单的、常见的、成熟的金融创新案例和产品，让学生慢慢领悟金融创新的本质，并鼓励学生对我们可能面对的金融需求进行创新。
四、围绕教学目标，对《金融市场学》教材的处理
教学中教师如果被手中教材、教参的框框束缚，凡事“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导致教师只会教教材，而不会真正地用教材，学生无法通过教材学习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养。然而，教学的根本要求教师不仅是课程实施的执行者，更应成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因此，教师必须要把教材作为教学的“途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教学“本源”。围绕教学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材进行相应处理：
1.基于教材，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在基础金融产品的介绍按照实际工作的重点做以下调整：第一，补充并重点讲解我国金融市场上规模较大、我国独创的金融产品，比如加强我国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的具体运作的讲解，引入买断式回购、分级基金、ETF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创新动机、原理；第二，对于优先股、短期政府债券、大额可转让订单等国外成熟但是中国金融市场上规模较少甚至没有的产品，重点分析中国与美国之间差距的原因所在，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产品在中国将来的发展。
篇（4）
【关键词】资本市场;规制对象;判断要素
罪名是罪状的概括,是犯罪构成要件的高度提炼。但是实践中对罪状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关注度远甚于罪名规范本身,前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后者丰富。究其原因,系罪状及犯罪构成理论关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一罪与数罪,而罪名本身既不涉及罪也不影响刑,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符号或标志。笔者认为,罪名、罪状以及犯罪构成之间是立体、动态的关联关系,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研究应当贯彻“三位一体”的思路。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罪名的意义在于以点带面而非“管中窥豹”,对罪名发展做专门研究,不但可以探索其规范规律,也可以折射出社会相关领域的变化。
对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法定犯而言,其罪名选择、发展与资本市场中形形的金融概念密切相关,了解其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极有必要。中国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是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先决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萌生的经济和社会土壤{1}(P.3)。“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实现全市场乃至全社会资产配置的优化。”[1]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需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作程序。然而,资本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诸如欺诈、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且逐步呈专业性、复杂性、隐蔽性等趋势,现行刑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迅速的犯罪类型。学界对资本市场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并且成果丰硕,[2]不过这些探讨主要围绕该罪的犯罪构成或者修正条款等实体性内容展开,尚无论着从基础性角度对该罪的罪名选择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鉴于此,本文拟撇开常规的研究方法,从罪名的产生、发展入手,理顺资本市场相邻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罪名规范的发展规律。
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罪名变更评述
诚如上文所述,罪状是指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特征(要件)的描述,是犯罪构成的载体或规范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各罪状的剖析,才能掌握种种犯罪的构成特征,明确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2}(P.240)。而罪名具有浓缩罪状和归纳犯罪构成的特性。这种特性对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均提出了严格要求,不但应当注意罪状规定的科学性、明确性而且应当在掌握罪状规定本质的基础上,简洁、概括、明了、专业地进行罪名选择。通过对罪名衡量标准以及发展变化作深入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犯罪构成的变革,把握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对立法或司法机关提供学术参考。罪状把握不准、罪名归纳必然有失偏颇;反之,罪名选择不当,必然紧随罪状的修订而频繁变动。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连贯性,而且影响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该犯罪行为的清晰把握。随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细分概念越来越多、界限越来越模糊,加上资本市场的特殊性,错误使用概念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如何科学归纳、规范选择罪名应当成为新的研究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182条规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法释[1997]9号)的规定,该条罪名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但是立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很快发现,期货市场同样存在操纵行为,发生频率、欺诈手段以及社会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证券市场。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3]第六条对该罪进行了补充修订,将期货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法释[2002]7号),将该罪罪名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现实的迅速变化,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显着的特点,立法机关试图制定出明确的、系统化的法律以适应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3}(P.80-83)。实际上,期货市场发展时间并不晚于证券市场。[4]操纵期货市场未能与操纵证券市场同时“入罪”,显然不是因为“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客观现实”,罪状稍作修改即导致罪名修订值得深思,有悖于罪名是罪状的高度提炼这一基本特征。刑法第182条以及刑法修正案(一)无论是立法内容、立法技巧,还是罪名归纳方式均经不起仔细推敲。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施行,实现了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法释[2007]16号),该罪罪名最终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从罪名发展看,《修正案》(一)是罪名的被动修订,而《修正案》(六)则是罪名的主动完善;从内容上看,修正案(六)从多个方面对该罪进行了颠覆性完善,在此不再赘述{4}(P.70-71)。不过罪名频繁修订足以说明对资本市场相关概念进行理清的重要性。首先,罪名变动频繁,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尤其是证券、期货这种法定类型的犯罪。刑法第182条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到“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再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成为我国刑事法律中修订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不仅反映出相关主体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本质认识存在局限性,而且也使得立法活动远远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状况显露无遗。其次,罪名变动频繁,反映出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性差强人意,例如原条文开宗明义描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客观要件第(2) 、(3)项却规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说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不仅包括操纵交易价格,同时也包括操纵交易量。第三,罪名变动频繁,表明罪名归纳技巧尚需完善。
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罪名相关概念及功能
“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3}(P.67)。界定基本概念对于研究具体罪状及犯罪构成必不可少,对于罪名选择尤为重要。虽然有不少学者尤其是普通法系学者对“概念法学”提出了猛烈抨击,但是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层层剥离,是进一步解析犯罪性质的基础,对基本概念把握不准,也是罪名频繁变动的原因之一。
在诸多资料中,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在许多场合常被当成相同的概念使用,在述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时也不例外。实际上,三者之间不但内涵迥异,外延也大相径庭。在研究操纵市场犯罪时,证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是否等同,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是否同一层次,关系到是否准确、规范使用罪名。需要说明的是,该罪罪名的研考本应从“证券市场”入手,但是在金融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处于承上启下地位,以“资本市场”为切入点,可以更清晰地理顺不同层次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根据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资本市场即进行长期资本交易的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在金融活动中,该市场涉及资金期限长、风险大,具有长期较稳定收入,类似于资本投入,故称之为资本市场,亦称“长期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市场”,旨在与调剂政府、公司或金融机构资金余缺的短期资金市场相区别。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5]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要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刑事立法机关要规制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行为,相关司法机关要总结罪名,首先都应当弄清资本市场的性质及内涵。目前相关司法机关或者刑法理论学者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存在偏差,政府机构的纲领性文件也含糊不清,以致于刑事法律关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犯罪的表述存在不少误区及漏洞。[6]
为了理顺金融体系内部各层次子项目之间的关系,从立体、直观的角度论述证券、期货市场犯罪行为,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及其功能进行简要分析。
1.金融市场与罪名排序
篇（5）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1-0029-03
离岸金融市场相对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资金运作模式，作为国际资本转移的场所，其在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国际金融紧密联系的作用是其他国际金融市场和转移渠道无法相比和无法替代的。本文力图通过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特点和其监管内容的分析，探寻到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特点。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两个特点
离岸金融市场，是不同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一类新型市场?熏它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定义。按照传统的概念，是指有关货币游离于货币发行国之外而形成的通常在非居民之间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或资金融通。在美国IBF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创设的背景下，离岸金融市场是指在货币发行国国内金融循环系统或体系之外，采取与国内金融市场隔离的形态，使非居民之间在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基本不受市场所在国税收和外汇管制及国内金融法规影响，同时享受一定优惠待遇的独立的可进行自由交易的市场。虽然两者对离岸金融定义的表述不同，但都把握了离岸金融的特点。
首先，离岸金融市场具有“离岸性”。从交易资金运行的方式来看，在传统概念中，指出所交易的货币在货币发行国以外进行各种金融交易，例如:欧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和拉美美元市场，它们都是在美国之外所形成的以美元进行交易的场所。在第二个概念中，将“岸”的范围扩展到一国国内金融的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为离岸金融。
其次，离岸金融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从交易主体来看，在离岸金融市场中，主要是境外债权人与境外债务人的交易，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均为非居民。这一特点揭示了，在离岸金融交易中，资金的来源主要为国外资本，资金的运用也为国外筹资者，可以说是一国金融市场的延伸。
二､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内容
各国根据其离岸金融市场的类型不同，对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在三个方面的监管，即市场准入的监管､业务经营的监管和退出市场的监管。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预防性监管，后一个则是事后补救监管。
准入监管是监管的第一道防线，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筛选出合格的机构进入市场进行金融活动。因此，各国政府对于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机构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例如:在新加坡对申请开办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它们的管理水平､信誉状况和资本实力颁发三级银行牌照有着不同的经营范围和服务区域，即普通执照银行､全面执照银行和离岸执照银行。
业务经营的监管是对业务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管。例如:其中一项是对交易货币的监管，即将全球离岸金融市场分为像美国和日本那样本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其它国家本币不能作为交易货币两类。另外，各国管理当局会在准备金､外汇管制和利率等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例如:在东京离岸金融市场中对法定准备金和存款保险金没有要求，不交利息预扣税，不受利率管制。
退出监管是在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变为现实风险时采用的监管措施，是监管目的最终实现的手段之一。例如:1933年在美国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起到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目的;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于1979年建立了统一预警机制制度对金融机构加强监测。
三､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特点
(一)离岸金融市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监管
考察和认识离岸金融监管的前提是要搞清楚离岸金融市场是否有监管､监管的程度和特征。在有关论著中，通常可以见到有人认为由于离岸金融市场从事的是非居民的境外货币的借贷，所以是不受任何一国国内金融法规管制的市场。相反，由于离岸金融的特性，它不仅有监管，而且受到多国监管，接受多国法律和有关机构规则的约束。具体体现如下:
1.市场所在国的监管
一是对准入的监管。尽管有关国家对离岸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较少，但都制定有规则并由有关机构监督实施。例如:美国国会于1991年通过的《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中规定外国银行在进入IBF或扩大其业务时，须事先征得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批准;美联储对经营IBF的外国银行在美国设立的所有分支机构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因此，外国银行除非经过授权，否则将难以开展在美国的业务。
二是对经营活动的监管。例如:美国对国际银行业务单位的规定十分严格，其规定将国际银行业务单位账户上的美元与国内美元严格分账，单位所能吸收的存款也必须符合美联储D条例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向非银行的外国居民提供的大额定期存单，向若干特定对象主要是境外美元的持有人和经营者发行票据，且吸收存款的最低金额不能低于10万美元。对于IBF的贷款，D条例规定由IBF向非银行外国居民提供的贷款，只能用于这类借款人在美国境外开展的业务活动。因此，离岸金融机构要想开展经营活动就要遵守市场所在国的这些管理制度。
2.离岸货币发行国的监管
从目前离岸金融的实际状况来看，离岸货币发行国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影响至少有两方面。一是离岸货币发行国通过清算渠道对以其货币进行的离岸金融交易行使有效监管和控制。由于离岸货币的特殊性，即它只是在货币发行国外或货币发行国金融循环系统外的账户做出与货币发行国在岸金融机构的账户相对应记载和反映，是账目，而有形货币并没有离开发行国，因此，离岸支付不得不通过具有能够收取和清算有关货币的货币发行国清算系统进行。二是离岸交易必须遵守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法令。货币是各国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如果离岸金融交易违反了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法令当然会招致发行国的干预，从而可能导致交易的无效。有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第2款(b)项规定，任何涉及会员国货币并与该会员国外汇管制相抵触的外汇合同在其他会员国领土内均为不可履行的合同。例如:在离岸银团贷款协议和离岸证券发行的文件中都包含有对违法行为的约束，它们都规定违法或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无效。
3.离岸金融机构母国的监管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离岸金融市场中介是连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桥梁，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巴塞尔委员会的两份文件的规定中，可见离岸金融机构母国对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一是巴塞尔委员会推行的跨国监管所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任何外国银行机构都不能逃脱监管，而监管必须是充分的。这两条分别从监管的广度､责任和监管的深度､标准进行阐释。二是1992年巴塞尔委员会的《国际银行监管最低标准的建议》规定由能够行使并且监管的母国监管当局对国际银行行使并且监管，银行跨境设立机构要经母国监管当局同意，母国当局有权收集跨境设立的银行机构的信息。母国当局有权对其海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等安全稳健经营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作为离岸金融机构母国时还加强了对市场中介经营活动范围的控制。1933年美国在银行法的四项条款中规定美国银行在海外离岸金融市场的分支机构能否参加离岸证券的发行､销售､交易等，都取决于美国监管当局。
4.投资者母国的监管
投资者母国的监管对离岸金融市场影响是很大的。例如: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9年《信托契据法》以及美国SEC根据联邦证券立法的授权制定的大量规则，将离岸证券包括在证券的定义中且美国证券法一直被美国法院和SEC认为是域外适用，因此，美国证券法对离岸证券市场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此外，投资者母国有权规定本国投资者是否能够投资于离岸金融产品以及投资的类型､品种。
5.筹资者母国的监管
筹资者母国的监管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外汇管制､对外债规模管理､借贷期限及利率的管理。离岸金融交易的各方若想使交易在合法下进行，就必须遵守上述管理的规定。为此，筹资者在签订离岸银团贷款协议和离岸证券发行协议时都要先取得有关授权､许可､批准等，以免违反这类规定，从而造成不应发生的风险。
6.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
在离岸金融市场特别是离岸证券市场上，最为重要的自律组织是国际证券市场协会(ISMA)。IS-MA于1969年成立，约有成员800个，主要是规范离岸二级市场。1988年ISMA获得了在英国投资交易所的豁免地位，为解决ISMA规则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规定的关系问题铺平了道路。由于其规则被广泛认可，在离岸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无论是ISMA成员之间的交易还是非ISMA成员的交易，几乎都在遵守着ISMA制定的规则。
7.国际组织机构的监管
在国际上，对离岸市场统一监管的机构是离岸银行业监管集团。该机构于1980年成立，较为广泛的覆盖了世界上主要离岸中心，其宗旨是提高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标准，增进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一直致力于在离岸市场上实施巴塞尔委员会所确定的标准。该机构对离岸银行业市场进行监管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离岸金融市场是监管宽松且不受单方面完全控制的市场
上面提到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受到来自七方面监管的市场，可以说是从离岸金融市场是否有监管的定性角度进行的分析。下面则从离岸金融市场受监管程度的定量的角度进行阐释。从表面上看，离岸金融市场受到多方面监管会造成监管交织､重叠，这样可以更好的规范离岸金融市场。但是，离岸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正好利用各国管理体制的套利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监管宽松和高效率运作的目的。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宽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离岸金融市场受到来自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国将原本适用的一些监管标准､办法免除适用的优待。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D条例和Q条例作了若干次重要修改，最终取消了对IBF存款利率上限的制约并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为零，IBF还可不受美国政府适用于其他金融领域的税收政策的限制。在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不提交存款准备金､不缴纳利息､预提税､法人税､进行存贷款交易不受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的约束。在巴林离岸金融市场也受到在类似方面的优惠。
第二，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宽松得益于其他有关国家法令中的豁免性或例外性规定。虽然这些规定适用范围广､执行严格，但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又具有一些灵活性和例外性的变通。例如:美国在信贷方面于1963年通过的条例规定了存款利息的最高限额，但这项措施不适用于境外银行，境外银行的离岸美元存款利率完全由市场供求规律决定，不受任何法规监管。另外还有M条例，其规定了美国银行对国外银行的负债必须缴存存款准备金，但国外机构离岸美元存款则可以不用缴存任何存款准备金。正是由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国将原本适用于国内金融的规则免除适用于离岸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构在离岸金融交易的设计运作上利用这些优待，从而达到在宽松的经营环境下经营的目的。
第三，有关国家在监管上的冲突和矛盾在客观上也使得离岸金融市场难以实现完全､有效监管和控制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离岸金融市场具有国际性，与离岸金融交易有关各国都在此交易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它们都有行使监管的权利和合理根据，但是对由哪个国家对离岸金融市场行使完全管辖并承担责任就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之间､跨国公司之间､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及它们相互间进行金融交易的作用，使得离岸金融市场变为一个具有复杂的国际间连锁关系的市场，因此，要想在其中分清责任，实行严格监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证，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离岸性”和“两头在外”两个基本特征;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虽然受到多头监管但经营环境依然宽松､自由且不受单方完全控制的市场。
参考文献:
篇（6）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08-0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学者麦金农(1973)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曾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二元式金融结构，即一部分是以商业银行等为代表的有组织的现代化金融组织及金融市场，另一部分则是以私人借贷、合会、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对于麦金农所说的传统金融市场部分，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也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尤其国内研究更是如此。称谓亦是多种多样，如有非正规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灰黑色金融市场(Gray and Black Finance)、地下金融市场(Underground Finance)、民间金融(Folk Finance)等。这些概念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但其侧重点和观察的角度又有所不同。其中国内普遍使用的是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个概念，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及研究的需要，在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相应区分。
一、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概念辨析
非正规金融概念与正规金融相对应，在国外文献中使用的较普遍，有时也将二者称为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而民间金融概念在国内学术界以及媒体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事实上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经济交易的需要，由下而上自发形成，即都具有内生性。而区别则表现在对其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首先，从相关的文献上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从法律或者政府监管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某一金融组织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国有(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则主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由某一金融组织的产权主体归谁所有进行界定。其次，两者的差异与国内外的习惯用语有关，在国外主要是从“法”的意识上界定；而在国内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原有的意识形态成分即“所有制色彩”，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国有(官方)与民间是一个鲜明对立的概念，非国有的则就是民间的，如我们在经济体中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称谓，因此相对应地在金融领域就使用了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
因此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具体的金融组织形式上看，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重合的，如私人借贷、钱背、合会、互助会、私人典当、私人钱庄等既属于非正规金融又属于民间金融。但两者又存在不一致之处，如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上属于民间金融，但是它们已被官方承认，并纳入了官方的监管范畴，因此它们又属于正规金融组织；而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形成之初的行为，初期并没有纳入官方的监管范围，属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范畴，但是它们又不属于民间金融，因为其行为主体本身是以国有形式存在(如四大国有银行)。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并不代表就是民间金融，同时正规金融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金融，两者之间概念不存在等价关系。为了保持与国际上的学术惯例相一致，以及避免公有或私有等国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们运用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我们把非正规金融理解为由于市场主体交易需要，在经济体内部由下而上自发形成，但不被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来取得收益的金融中介组织及其行为活动。对于参与赌博、贩毒、洗钱等地下违法交易活动的黑色金融活动既不能得到现行制度规则的许可，更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分析
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演变，农村中非正规金融经历了民间自由借贷、各种合会、钱背、钱庄等由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过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两种功能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民间私人借贷阶段，其起源于农村乡土社会，主要表现为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情借贷，这种借贷方式几乎没有利息。可以认为在私人借贷方式中，交情借贷是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最原始意义，这个阶段的借贷需求基本上是以平滑生活需求为主，生存性借贷是其基本要义。因此这个阶段，刚从农村乡土社会中脱胎而产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其社会属性远远高于它在高利贷所表现出的经济属性，其社会属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但伴随着农村经济逐渐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开始以合会形式出现时，其经济属性日益突出，而且开始超过原有的社会。在这个阶段，合会分成了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互质如轮会等，这实际上是从民间私人借贷中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另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要目的抬会等形式，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其规模影响越大，如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脱离了原来“乡土气息”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日益重要。
当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交易者将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更愿意通过支付利息的商业行为来完成交易，于是原先的友情无息借贷逐渐向有息方向发展。因此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到钱庄形式时，原有的社会性属性已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组织。所以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历程是其从乡土社会中产生，由最初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然后从其社会属性中衍生出经济属性，最终又脱离原始的社会属性演变成为具有经济属性的金融组织。
同时伴随这一过程，也是信用类型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起初，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交易基本以口头协议为主，我们可以把这种信用类型理解为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当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合会的形式出现时，由于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和其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原来依托于社会属性的“简单关系型信用”将难以保证交易任务的完成。于是出现了一些简单、松散的章程安排，原来的口头协议也逐渐转变为签字协议，与原来的相比，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当其进一步发展到钱庄等形式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属性已经主要表现为经济意义上的属性，在这一
属性下形成的信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今天金融现代信用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认为是“准契约型信用”。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其属性由以社会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并存，最后转变为以经济属性为主；信用类型从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到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再到准契约型信用的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具有隐蔽性等特征，使得对其资料和数据的搜集十分困难，因此其真正的市场规模也就难以确定，目前大部分数据主要是通过调研获得。表2显示了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各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非正规金融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尤其在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更为普遍，国内学者大部分通过案例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算，近年来部分学者的调查情况如表3所示。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3)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发现全国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50-8300亿元之间；若按照郭沛(2004)年估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从1997年到2002年，按窄口径计算大致在1802亿元至2001亿元之间，按宽口径计算规模大概在2238亿元至2750亿元之间。我们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可以得到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一个更为长期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
上图中反映了自1986年以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趋势，从地区差异上看，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在农户整个借款比重中，东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而且从1989年开始东中西部各地区所占比都已超过了一半。从全国趋势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充分反映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平滑农户的消费与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显示出其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分散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基于在信息和履约机制上的相对优势，使得它与正规金融相比更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违约率。在一定程度上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形成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IFAD(2001)指出，在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四、政策选择分析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可能方向
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经验来看，大致有三个可能的演化方向(姜旭朝，2004)。第一种方向是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继续保持其互助合作的“原始形态”，如以轮转会等形式，作为一种临时性松散组织，只在约定的时期内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主流正规金融组织不愿进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国家实施的政策性金融尚不完善，使得这些具有传统互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得以存在。
第二种方向是由互组织演变为非法的地下金融，以诈骗或洗钱等为目的的各种合会，则其形成机制和背景较为复杂。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较快而政府金融监管缺乏效率的地区比较普遍。严格地讲，这种形式属于本文定义中的广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脱离了经典意义上的非正规金融，属于非法范畴，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第三种方向是从具有合作性质的非正规金融逐渐演变为带有商业性质的正规金融组织。其运作机制在转变过程中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如从轮转模式(Rotating)转变为非轮转模式(Non-rotating)；从短期金融组织转变为永久性金融机构；从只存不贷变为存贷结合；从定期运营转变为每日运营等(Seibel，1999)，这种存在形式有如日本的“无尽”、韩国的“契”、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公司等。
(二)政策选择
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历程已经告诉我们，其并不是简单的遵循节约交易费用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而是与按照政府的偏好密切相关。显然政府的介入要么推动金融制度向更为有效率的方向演进，要么阻碍这种进程(官兵，2005)。因此，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方向。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方向相对应，政府亦有三种政策性选择。
第一种是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政策，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中充当无为之手，无所作为。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完全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但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基于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失灵”现象，如发生的各种倒会风潮，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形式长期得不到法律认可，交易契约又不能受到政府有效保护，这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可能被一些食利者或金融诈骗分子所利用，偏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种政策选择是采取强行干预政策，无所不为。事实上，这种强行“拔高”做法亦会中断农村非正规金融原本正常的演进方向。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中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90-1996年间全国农村基金合作会的支农资金合计达63.2％，远远高于农行、农信社同期支农的比重，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行行政干预导致了其最终失败(温铁军，200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行为，打断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的正常路径，正是这种不正当干预造成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最终衰弱。
第三种是政府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前面分析了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政府采取“不作为”或“无所不为”的政策都不能使其从“关系型信用”演变成“契约型信用”。因此，政府应当意识到既然执意打压非正规金融和任其自由发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考虑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将其信用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性评语
篇（7）
一、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是财经学科的重要概念
信息不对称、资本成本是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概念，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基础是会计类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公允价值更多在会计准则中的运用使得资本成本概念在会计学中越发重要，因此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逐渐成为会计学深入研究的范畴。
（一）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市场参与各方中存在或分布的某种不平等状态，或者主观上被市场各方认识和接受的不同程度，即一方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另一方所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是经常出现的，绝对的信息对称是不存在的。传统理论研究中一般忽略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状况，而假定市场是对称性市场。事实上，信息不对称在劳动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有时非常严重。就金融市场来说，首先信息披露是有成本的，公司是按照成本效益原则、重要性原则有选择性的披露；有的公司还操纵利润，或者与机构、庄家合谋，加重了信息不对称，扰乱了市场秩序。第二，投资者是异质的，在同样披露的情况下，不同投资者实际接受和消化的信息也是有差异的。第三，信息在金融市场的传导不可能完全畅通，信息拥有者可能由于利益需要而尽可能独占信息。第四，市场制度本身不健全，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越来越复杂的业务，无法充分揭示风险。
（二）资本成本
“成本”本身是一个会计学概念，即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新的商品而付出的经济资源的价值，从实质上看表现为某种状态的资产。在会计中，成本主要是历史成本，不包含未来成本、机会成本。“资本”主要是一个金融学、财务学概念，但它与会计密切相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恒等式的左边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具体有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右边是资本的来源，其中负债即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即权益资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称谓更直观地表现了资本来源和资本结构。
资本成本是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不同于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资本成本指的是资本所有权者最低要求的报酬率。债务资本成本是放款人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权益资本成本是普通股股东要求的最低报酬率。普通股股东作为所有者，不可能事先约定收益，而只能根据未来收益状况来分配。未来收益状况好，则扣除成本费用（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所得税后所剩的就多，可用于分配的就多；反之就少。
二、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关系研究的文献评论
由于资本成本是对未来的预期报酬率，而预期报酬的基础是信息，因此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之间就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影响的问题。冈尼蒂斯、多普奇和彭曼（1976）以及冈尼蒂斯（1978）较早提出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适用于会计信息的研究。之后，西方会计财务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研究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影响的文献。
在宏观层面，会计学者研究了国家的信息透明度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代表性文献是玛丽・巴思（Mary Barth）、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等组成的五人团队在普华永道的支持下，于2001年初的关于“不透明性指数”（the Opacity Index）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从腐败程度、法律法规、财经政策、会计准则和实务、政府管制力等五个方面对不透明指数进行评分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报告通过建立O-因素模型，分析不透明性指数对国债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O-因素每增加一分可以导致投资者要求的利率增加25.5个点。
在微观层面，根据资本成本的不同有两类：一是研究债务资本成本。代表人物是Lang、Lundholm，他们在2000年的研究成果中以《公司报告实务的年度回顾》中的评估数据（简称AIMR，在美国学术界实证研究中采用较多）的变化说明信息质量的变化，发现在公司不断改善信息披露水平后，常常会发行债券，且债券利息相对较低，这说明债券发行方和投资者都认可披露水平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二是研究权益资本成本。代表人物是Botosan，Botosan（1997）使用EBO价值评估公式（EBO valuation formula）估计权益资本成本，使用DSCORE代替AIMR评估值评价信息质量，从公司背景信息、五到十年的历史财务数据、重要的非财务数据、预测性信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五个方面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计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更多的信息披露和较高的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国内的研究较早见于《经济研究》的三篇文章。顾娟、刘建洲（2004）用风险溢价作为资本成本的替代变量，通过定量描述信息，得出获得信息的投资者比例越大，风险溢价水平越低。汪炜、蒋高峰（2004）量化了不完全资本市场上每单位未披露信息所带来的超额交易成本。高鸿桢和林嘉永（2005）在国内首次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分析了信息不对称的实验室资本市场中市场有效性和信息传递的三个问题。
这些代表性文献多数通过信息披露质量指标来描述信息不对称，运用数学模型、实证研究或实验研究方法揭示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不足之处是对信息不对称的不同方面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未做全面分析。西方会计学者主要是就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忽略了信息不对称的其他因素。国内由于金融市场数据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缺乏像西方AIMR评估值这样较为权威、可靠、广为接受的市场数据，因此笔者主要将信息不对称拆分为三个因素，并就其影响资本成本的方面进行浅析。
三、信息不对称影响资本成本的三因素分析
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从其来源看有信息披露水平、信息传导机制、信息解读能力，可通过三因素分析认识信息不对称资本成本的影响，见图1。
（一）信息披露水平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信息不透明、不真实的情况较为严重，投资者热衷于投机炒作，追求短期买卖收益。这一时期投资者并不很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和信息披露情况，或只进行简单的信息获取，因此并不具备信息披露水平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条件。近几年，监管机构不断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制，机构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普通投资者日渐成熟，投资者逐步加强了对市场各类信息的关注，并以所披露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从而信息披露水平影响资本成本成为可能。从风险收益对称原理分析，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低水平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亦即信息披露水平越低，对风险溢价的要求越高，资本成本就越大。
（二）信息传导机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与债券、股票价值相关的信息以适当形式披露后，要真正影响投资者在资产定价、组合投资等方面的决策，信息还必须充分到达投资者。但由于信息传导机制的不完善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信息并不会完全到达，或者不会到达所有投资者，到达的信息也可能在传导路上形成噪音和干扰，从而投资者在同一时刻的信息占有并不均等。在微观上，收到有利信息的投资者的比例越大，预期报酬率就越小，资本成本就越小。在宏观上，整个市场越多的投资者能获取有利信息，平均的资本成本水平就越小。
（三）信息解读能力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信息解读能力与投资者的结构、成熟程度及专业分析师等有关。机构投资者不仅资本雄厚，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般拥有专业分析师，搜集、分析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较强；普通投资者经历了市场大风浪后逐渐成熟起来，一方面注重对披露信息的自我分析与解读，另一方面也注意搜集各类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的投资建议和研究报告等。市场竞争使得能力强的投资者期待并能够获得较高的报酬率，但就整个市场而言，信息解读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所披露信息的价值，降低投资的预期报酬率。因此，从金融市场整体或宏观层次看，信息解读能力的强弱与资本成本成反向关系。
四、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影响研究的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水平、信息传导机制、投资者的信息解读能力来作用的。目前在西方成熟的金融市场上，专业分析师已经在价值评估中运用这一关系，并进行具体量化的描述，进而影响金融产品的定价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实践的发展和金融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随着会计学者、金融学者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关系的认识将更加清晰，特别是逐步量化信息不对称的各因素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将有利于投资者的资产定价和价值评估。这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
“三因素影响论”对我国金融市场参与各方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债券、股票发行主体（国家、地方政府、公司企业等）除披露必要的信息外，应积极向市场传递更多的有效信息，以获得市场更大范围的认可。对于自身存在风险的负面信息，也应通过多种方式与市场沟通，表达积极改善的愿望和对未来的信心。监管当局应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保障信息传导的顺畅性、及时性，增加信息有效传输的范围；金融管理部门还应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及时拓展监控范围，增强对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民间借贷机构等的监管，完善监管机制。投资者应不断补充各类知识，在市场磨炼中成长，提高信息解读和分析的能力。通过金融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降低资本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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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ngupta P.,1998,“Corpotate Disclosure Quality and the Cost of Debt” ［J］. Accounting Review,73,459-474.
［4］ Welker,M.,1995, “Disclosure Policy,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Liquidity in Euqity Markets” ［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485-520.
［5］ 顾娟，刘建洲.信息不对称与股票价格变动［J］.经济研究，2004（2）.
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2
前言
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全球经济运行环境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快速发展的金融工程及创新的金融工具，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速度，因此金融参与者对金融工程及金融创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比与传统金融学科，金融工程尚属新兴学科。但其在运筹学理论、数据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化信息技术，能够比传统金融学科更有效地推动金融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产品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的金融环境。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金融工程建设应作为金融市场发展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数据分析手段推动金融创新，以此来规避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跟上经济环境变化的步伐、提升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最终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快速、稳定的发展。
一、金融工程概述
（一）金融工程概念
金融工程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传统的金融学不同，该项新兴学科结合了工程学、信息技术分析等相关理论，更加注重于对于金融手段的创新、设计与开发，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金融工程的概念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工程是指在金融技术开发过程中，结合各种工程化手段，并以此解决一些传统金融工具无法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新型金融产品设计、金融交易风险规避、金融产品定价策略等[1]。狭义的金融工程则是利用先进的数学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对现有的金融产品进行拆分重组，开发出新的金融产品用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二）金融工程的功能
1.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
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数量相当庞大，不同的金融参与者对金融工具总有着各式各样的个性化需求。然而传统的金融工具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因素，无法有效地满足参与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限制了部分金融参与者无法完全融入到金融市场中来。这一情况将不断加深金融工具的垄断效应，使整体金融市场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无序化发展。而金融工程的发展，能够不断产生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以此来满足不同金融参与者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降低金融市场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如此金融市场就能在不断完善中平稳、快速地发展[2]。
2.降低金融成本
金融成本一直是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只有有效地降低金融成本，才能使更多参与者加入金融市场，并提升整体金融市场的收益率。金融工程以其对先进通讯技术的应用，有效地节省了交易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如采用远程互联网交易代替传统的金融交易手段，大大加快了资金的流通速率，使投资融资速度不断加快，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同时，金融工程所应用的现代化数据分析手段，能够根据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其自身的调节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金融成本的增加，使金融产品收益率进一步地提高。同时，也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提升了金融市场活跃度。
3.促进金融产品的流动性
金融参与者在选择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往往不仅关注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同时也十分在意金融产品的流动性。不同金融参与者根据自身不同的资产配置，对金融产品的流动性也有各式各样的需求，但是总体而言，在相同收益率的基础上，参与者总是喜欢流动性较高的金融产品。然而，传统的金融产品往往无法兼顾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和流动性。因此，只有通过对金融工程的不断发展，才能不断开发出新型的金融产品，满足不同参与者对金融产品流动性需求。同时，此举也能吸引更多闲置资金流入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市场整体流动性[3]。此外，金融工程的发展对于标准化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标准化即意味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资金的流动性增强。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金融工程利用证券化将流动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转换成市场上流动的证券，这一金融创新极大地提升了金融市场整体流动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
二、金融工程在金融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市场中无序竞争现象明显
受到我国传统市场发展的影响，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政府的过分干预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现象。上述原因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无序竞争问题，因而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难以形成真正的均衡价格。同时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中的现货市场发展比较滞后，金融市场还未能对其提供比较完备的市场支持，因此就严重的阻碍了相关金融工具的衍生品的有效开发。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备和缺乏有效支持的条件下，金融衍生品缺乏良好的发展和创新空间，所以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着力加强法制化建设，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中的监管制度等。同时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应鼓励和支持相关金融活动的创新，促进我国金融资产的运作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机整合[4]。
（二）金融市场中存在理性套期保值者缺乏的问题
由于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实施，我国许多的企业中均存在着公司内部法人的相关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比较缺乏具有理性套期保值感念的参与者。上述原因导致金融工程的运行与发展的市场基础还比较薄弱，为此我国必须深入实施企业制度改革，在企业发展与改革中遵循企业制度的相关发展规律，结合企业实际发展需求，将传统企业中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变成为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发展模式，让企业真正的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面对市场的挑战，进而给予金融市场中套期保值与风险控制等相关的金融活动更为充分的发展环境，促进金融工程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金融市场中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缺乏
金融工程中对于参与人员的金融素质以及金融实践操作能力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晚，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方面还比较滞后，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与创新。为了促进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将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开放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高素质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我国金融工程的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金融工程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
（一）金融工程中分解与重组的应用
金融工程可以利用现有的金融产品，在其基础上通过分解、重组，进而创造出新的风险及收益关系。例如将国债当中的息票从原本的本金当中进行剥离，进而进行单独的销售，创造出了新的SRITPs，而又将SRITPs同掉期实施有机的融合，又能创造出新的SRITPSWAP[5]。又比如美林公司推出的“TIGR”的零息债券，有效地降低了投资者在投资中长期付息债权时，及时取得每期利息并再次进行投资时所产生的高昂交易成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投资利率，减少市场利率波动对投资者投资收益带来的风险。由此可见，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程中分解与重组的应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降低金融产品风险，保证金融产品收益率。
（二）金融工程中指数化与证券化的应用
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波动对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往往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传统的金融产品对这种波动往往缺乏相应的抵御能力。金融工程则可以将传统的金融产品与股票指数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利率变动时，通过指数化对冲抵御市场利率波动对金融产品的影响，保证金融产品的稳定性，减低其风险。另外，金融工程的证券化应用，能将部分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通过证券化进行流通，上文所提到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即为最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金融资产证券化极大地提升了金融市场整体流动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6]。
（三）金融工程中保证金制度的应用
传统的金融产品缺乏杠杆作用，无法有效扩充金融市场规模，而金融工程中的保证金制度却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合理的保证金制度充分第发挥了杠杆作用，极大程度上降低金融机构实际的资金储备率，促使更多资金能够自由地在金融市场中流动，保证了金融市场的活跃性，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同时，保证金的存在也对市场投机者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约束，降低了整体金融市场交易中所存在的交易风险。保证金制度即体现了金融工程在金融创新中所发挥的杠杆效应，同时也体现了其对降低交易风险所产生的作用 [7]。
（四）金融工程中业务表外化的应用
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往往会带来各级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金融机构如何在保证自身盈利的基础上，满足监管方的需求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传统的金融产品不能很好满足金融机构调节自身资产负债结构，达到监管要求的需求，此时就需要金融工程来开发新型的金融产品来满足这一需求。例如期货、互换、期权、远期合约等金融工程创新出来的金融产品，不仅使得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强，同时由于其作为表外业务的特殊性，有效地调节和改善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很好地满足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指标要求。
四、我国金融工程的优化发展策略
完善、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是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金融工程才能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国际金融市场晚，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吸取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金融市场发展之路。同时，应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改变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在整体金融市场中的角色，从控制者向监管者转变，降低控制职能的作用，转而充分发挥监管者的职能。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为基础，创建一个良好、自由开放度较高的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创新。再者，应该加快现代企业改革，强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理性化思维，创造出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保持企业活力。另外，借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银行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产品开发、创新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加快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满足不同金融参与者的需求。最后，还要注重金融工程高端人才的培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提升金融从业者的创新能力，通过高素质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我国金融工程的创新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论
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想要保证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快速稳定发展，金融工程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为此，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稳定、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于当下金融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限制、缺陷，应该加快金融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努力完善。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走出中国化的金融市场发展之路。另外，还应从转变政府监管职能、深化企业改革及注重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金融工程建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以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快速、有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朴勋.金融工程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4，05（02）：53.
[2]李志斌，张维.《金融工程》本科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4，06（02）：72-75.
[3]陈百慧.对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相关问题的初探[J].东方企业文化，2015，06（23）：305.
[4]赵曼.我国金融工程中的伦理问题探究[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6，09（04）：42-44+56.05（06）：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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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般来说，研究对象的概念很重要，因此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定义是此类研究的前提条件，明确了研究起点之后，才能对具体的内容进行展开。依据这样的逻辑推理，本文在以下的内容中，首先从金融结构定义的回顾开始，依次对分析方法、市场效率研究、市场的进出障碍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说明，最后还对我国的情况作出了综述和分析。
一、研究出发点的辩证回顾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定义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第一，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资源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配置，这是金融市场结构的数量含义；第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比例分配，这是金融市场结构的微观构成。本文认为，这个定义存在缺陷，即从逻辑上来看，仅局限在金融市场的宏观分析，而没有考察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另外，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对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使得很多金融市场结构的研究过于理想化。因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将金融业市场结构定义为：以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为基础，微观决策主体之间的构成及其关系的总和。
随着各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学家们发现原有的定义存在问题，这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影响，于是出现了新的认识。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 （MichaelE・Porter） 在分析产业竞争战略时指出“产业结构分析是建立竞争战略的基础，理解产业结构永远是战略分析的起点”。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强调竞争战略的制定要结合产业结构的特点，也就是把企业行为加入到市场结构的范畴。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 E. S.Masson ）和贝恩（J. S. Bain ）提出了分析现代产业组织的S （structure ） -C （ conduct） -P （ per-formance）理论（SCP模型）：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率三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其中心思想是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市场效率，而后两者对产业市场结构起反作用。这一理论对市场结构提出了新的分析，并在很长的时间内指导着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研究。
在回顾金融市场结构的定义、理论基础之后本文认为，随着政府对金融业严格管制逐渐减弱，金融业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产业。研究金融业市场的出发点不应局限于理论上的定义、概念，而需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特性，找到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共同规律，探索最佳的金融市场结构。
二、金融业市场结构相关研究的评说
（一） 关于金融业市场组成
金融业市场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业市场结构的性质，我国学者林毅夫（2001）认为金融市场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1.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2.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 资（MS型）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BS型）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
谢平（2003）将我国的金融市场组成概括为：由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共同组成的金融体制。
蔡丛露（2007）的研究了银行集中度和金融稳定关系，并对银行业产权结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汪静波（2013年）主要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金融稳定的间接和直接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其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本文认为金融业市场的组成具有层次性，如图所示：
国家监管部门
第一层次 宏观金融 货币、财政政策（中央银行）
国际金融形势
单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影响 决定
银行业机构（商业银行为主体）
第二层次 微观金融 金融融资结构（资本、保险市场）
公司金融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而且存在着层次划分不明确的缺陷，有时会将宏观金融结构的组成与微观金融的组成相交叉，在本文看来，两者的关系是决定与影响，这种分层次的金融结构组成分析，有利于发挥它们的协同效应，准确把握金融行业市场的结构。
（二） 金融业市场组织模式
1、金融市场结构与资本市场模式。
Asli Demirguc-Kunt 和 Ross Levine（1996）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资产、商业银行资产、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公司信用、金融深化程度与股票市场资本化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截面上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高收入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比例和股票市场资本化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央银行资产比例则要高于高收入国家。由此可见，金融结构对资本市场的有效使用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2、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中介。
Gurley 和Shaw（1955，1960）以及Goldsmith（1969）论证了银行中介债务融资的产生以及证券市场出现的必然性。本文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是优化金融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从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加大中介组织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有利于产业市场的信息传递。
3、国家对金融业结构的管制
这是本文的分析，因为通过对国际金融的分析发现，国家的金融管制政策和力度会对金融业结构产生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论据，本文只是基于合理的逻辑分析。前文已经把金融市场结构划分为微观、宏观两个部分，宏观金融的主体以政府为主，而一般来看，不存在纯粹的无管制的自由金融市场。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可能会导致两个市场的连动，在国际贸易较为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当则存在着较大风险，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必要的管制。
国家管制的手段主要是外汇、货币政策，这其中又包括对利率、汇率等重要指标的调节，这些政策、指标都是微观金融主体进行决策的依据，从而影响着金融市场资源的配置，最终调节了金融业市场结构。
4、金融业市场结构与公司融资
Titman 和Wessels （1988）对美国公司债务/权益比率的实证研究、Rajan和Zingales（1994）对一些工业化国家样本的研究、Demirguc-Kunt 和Maksimovic（1994）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研究以及Mayer（1989）和Singh（1995）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融资状况的比较研究都表明，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结构与公司融资行为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
学者们根据自己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作了分析。本文认为，金融业市场结构一定会影响企业的融资，但是具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原因是：金融市场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企业也会依靠其他市场融资，这种多元化融资降低了金融市场结构变动与企业融资的相关度。
三、金融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
研究金融市场结构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经济增长，从现在的研究来看，这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林毅夫等人（2001）从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金融体系的融资成本、资金提供成本与金融分工和融资成本、资金供求多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如果银行结构、融资结构（作者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是以资源禀赋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这与很多西方学者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同。本文认为所谓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是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流向要符合效率原则，同时也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学者孙杰（2003）指出：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显得要密切得多。这个分析结论表明，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组成、内容、运行方式都收到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体现了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此外，还有其他角度的分析，例如Goldsmith教授（1969）使用1860-1963 年的数据证明了人均收入随着的金融中介资产与GDP 的比例（金融结构的指标之一）增长而增长，而且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金融中介资产与GDP 的比例也高于平均水平。
Mckinnon（1973）则强调了金融部门的改革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他指出，金融部门的改革主要是金融信息服务、健全金融法制的改革。
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和一些文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市场结构从多个方面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状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是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源。
四、我国的金融业市场结构
在名为《中国金融结构调整问题研究》的报告中阙紫康（2003）对我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研究内容包括：中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当前我国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判断；我国金融结构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金融结构演变的需求驱动因素分析；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方向。
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一）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属于政府主导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金融市场结构的特点
（二）我国现行的金融结构不利于新企业的出现和成长，存在缺陷。
（三）我国金融结构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四）储蓄投资转化需求是塑造中国金融结构最主要的需要驱动因素。
（五）中国金融结构调整，报告认为调整有两条主线：一是稳步推进多元化，
二是尽快形成金融市场的分层化。
五、主要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对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简要评述，本文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计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加之利率市场化和未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双重冲击，金融业市场结构将面临相机抉择的调整机遇，同时，市场风险加大也必然带来银行也结构的大调整。本文认为，未来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相关研究将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金融业市场结果也将表现为出以下特征：一是传统五大国有银行将继续扮演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总体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将放缓；二是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等将会逐步分化，一部分实力较弱的银行将面临转型或退出；三是金融创新力度将不断加大，银行系统外运作的资金规模将随着电商的发展而加大，对银行利润造成冲击，原有较为单一的商业银行结构将真正过渡为较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并存的结构。
参考文献
[1]汪敬波；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理论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30期
[2]蔡丛露；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D] ；厦门大学；2007年
[3]蒋含明；金融发展、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创业[J] ；南方经济；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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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析金融衍生品及其特点
金融衍生品，即金融产品的相关延伸概念，是建立在金融基础产品或是金融基础变量上而拓展出的其他相关产品，是金融产品价值变动的派生。当然，对于金融基础产品以及基础变量而言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仅指债券、股票等现金金融，其中也包括了其他相关金融衍生工具等。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其金融衍生品才刚刚被搬上历史舞台，其发展状况、规模以及稳定性均不如国际金融市场般成熟。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国内的金融市场遭受重创，经济发展极不稳定，更不容说是金融衍生品的健康稳步运行。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近几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呈现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证券市场也日趋成熟、稳定，金融衍生品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有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交易也随之频繁。
对于金融衍生品而言，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对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而言具有一定的市场集中性。虽然金融衍生品在我国开始有所发展并呈现良好势头，但我国毕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并不成熟，更不用说是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了。因此，这就造成，就我国目前而言，对对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仍局限于少数几个金融市场。其二，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发展而言，其发展趋势极其容易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日益增多，人们对经济管理的难度也随着加深，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受到更多阻碍。此外，通过数据调查表明，我国每个季度影响金融衍生平的因素呈现出了翻倍增长的现象。最后，在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过程中，其中指数也信用衍生品发展最为迅速。众所周知，金融衍生品中的指数衍生品具有低成本和高流动的特征，这也为众多机构的投资者获取更大的利益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信用衍生品而言，由于金融危机的诞生，造成了众多资产家的迅速破产，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信用的关注。
二、金融衍生品中实施分形市场研究
市场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稳定的高流动性的交易平台。对于投资者而言，促使他们作出投资决策的莫过于价格的驱使。对于每一个投资者而言他们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收益，但在现实的市场交易过程中这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此外，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并非每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是长期稳定的，其中更多存在的是短期、频繁的投资交易，这就破坏了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是，对于分形市场研究而言，它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市场之上的，因此分形市场研究也称作分形市场假说。
众所周知，在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必然不仅仅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投资者，并且这些投资者的投资水平亦不相同，这些都是影响市场运动的因素。例如，对于不同的投资者而言作出的投资决策也是不同的，老年人的投资或许会在养老保值方面，而对于年轻人的投资一般都聚集在高利润的地方。这同时也影响了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方向。在分形市场假说中，其中的信息的提供也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对于那些日交易者而言，他们的投资方面一般都聚焦于信息价值以及技术层次的分析，这也就导致了他们的交易投资行为比较频繁。然而对于那些中长期投资者而言，他们所评估的更多是长远的投资收益，这也就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性。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短期的价格变化容易造成市场运动的可变性，不利于决策者的投资，也容易造成投资交易的多变性。对于金融市场发展而言，其发展趋势一般是投资者投资期望的反应，同时也受到周围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然而，对于短期交易而言，它更多反应的是投资者从众投资的行为。因此，这就证明了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期趋势而言与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无线性关系。再者，随着金融市场运行中价格的不断变化，高价格的金融产品必然被其他金融衍生品所取代，这也就促进了金融衍生品在分形市场中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也呈现出了健康稳定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随之诞生并引入中国，这对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市场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资金流动平台，对其研究只能借助分形市场假说的辅助。然而，从稳定的市场假说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同时也对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