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当局的风险和收益严重不对称,有着增发美元的强烈冲动。印钞票既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发生危机后又可以减少美国人的债务负担,而增发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货膨胀,却由全世界来分担。

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就会继续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超发货币,以邻为壑,转移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将继续在货币政策的层面上造成“道德风险”,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从理论上讲,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减少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将增发货币的危害尽可能地限制在该国之内,以通胀的风险制约超发货币的冲动,从而实现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不仅如此,将增发货币的危害限制在一国之内,在发生危机时,还可以阻断危机的扩散,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政府近日提出,以非国际货币例如特别提款权(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货,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确的第一步。若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元贬值造成的中国外储价值损失就会小很多。如果各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国人很难再向世界转嫁危机,滥发美元的后果将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只好自己承担金融救援和财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中国的建议,认为非货币是没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继续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要拿走他的“免费午餐”,他怎么会赞同呢?

篇（2）

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彻底崩溃，世界各地的股市不断下跌，各国政府纷纷对银行展开大规模的救助计划。许多地区大量购房者因失去偿债能力被迫流离失所。自次级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最终导致2008至201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欧洲债务危机。这场危机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会快速传播影响到全世界？本文将试图从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金融监管两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风险。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使信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样，金融危机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扩散速度也空前迅猛，并且在快速扩散过程中加强放大。北美的一只蝴蝶前一刻扇动翅膀，后一刻就能在东南亚刮起旋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风暴中扮演了和互联网类似的角色。

国际货币体系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段要求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之适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元实际上成为了国际统一结算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也即成为所谓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这个体系却有很多严重问题，法国总统府的报告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是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二是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冲击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新兴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三是“货币战争”风险犹存；四是宏观经济失衡加剧。

在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制度下，美元的国际供应有贸易和金融两条渠道。根据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美元的两类投放渠道必然相向对应两类回流渠道，由此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元国际循环模式：即美元循环模式一（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和美元循环模式二（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增速加快，在2007年达到7312.14亿美元，全球75%的顺差来源于美国。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向全球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7年，包括以利率、外汇、股权、商品以及信贷为基础的远期、互换和期权、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超过500万亿美元，美国每个交易日都要通过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从海外引入34亿美元的资本方能补足国内储蓄的巨大差额。由此可见，当前美元主要以模式二的形式在全世界循环。在美元本位体系下，只要人们对美元有信心，美国就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美元发行来还债，就能以国际负债支撑其政府开支、居民消费和国内经济运行。且短期内似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于是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冒险行为：

（一）过度的消费和家庭借贷

在危机前的几年中，美国家庭和金融机构负债越来越严重，这增加了他们的偿债能力的脆弱性，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经济衰退逐步恶化。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7%增加到2007年年底的127%。到了2008年，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的46%增加到了73%，达10.5万亿美元。1981年美国的个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而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这这一数字达到290%。

（二）住房投机

在2006年期间，购买住房的家庭中有22%是作投资用途，还有14%用于购买度假屋。在2005年，这些数字分别为28%和12%。换句话说，近40%的家庭购买房产的目的不是作为住宅。房屋价格在2000年至2006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时期的通胀率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趋势。这些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导致美国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人们担心失去抵押品赎回权，而这导致了更加激进的冒险——次级贷款即放贷给信用较差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次级债务危机由此产生。

（三）放任杠杆作用

2003至2007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显著上升。2007年11月花旗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说：“只要有音乐，你就一定会随之而舞。”这个比喻总结了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宽松的信贷环境借入和投资大笔资金，这种做法被称为杠杆贷款。从2004年至2007年，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显着增加其财务杠杆，这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在2007财年，这5个机构报告了超过4.1万亿美元的债务，约等于2007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30%。最终，雷曼兄弟公司被清算，贝尔斯登公司和美林证券公司以大甩卖的价格被出售，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接受更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

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避免某一个国家的错误造成全球的经济灾难？笔者认为：

（一）长远来看，需要建立一个超的国际储备货币

篇（3）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制，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使用，目前，用美元计价结算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48%。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国际外汇市场中也超过了90%①。美元还是实行钉住汇率制国家的“锚货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为了防止爆发金融危机，都在增加自己的国际外汇储备。而又由于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及有些国家的“锚货币”主要是美元，所以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对美元进行储备。

尽管近年来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但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不完善的，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屡次爆发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首先，由于美元的发行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实际上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各国得不到债权保障；其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缺陷，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认缴的资本多，它们的投票权也就多，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的23.81%②和45%③。从而缺乏约束机制，无法监督美国对国际社会应负责任的实施；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决策权和平等参与权受到忽视，少数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安排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利用金融投资将风险扩散到各国，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美国的错误埋单，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当前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至今，已经爆发了多次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同时，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就可能导致经济大萧条，甚至是引发各国间的战争。④

美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拥有的特权，使它不会考虑他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⑤美国具有惊人的国际收支逆差，而顺差国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安全、平稳发展。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但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其他国家处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中心国——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外输出美元，得到的实际资源通过满足国内消费来维持物价的稳定，还能从铸币税上得到收益。而那些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既存在着美元贬值的风险，同时本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不良国外投机资本就可能造成该国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的消费观是先消费后储蓄，其生产理念是先消费而再生产，美国民众可以依靠向政府和私人举债的方式进行消费。因此，美国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大量购买国外的商品，美国源源不断的流向他国，尤其是进行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利用他国的剩余资金进行无约束或无限期地负债运转。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是脱钩的、美国国债也没有大量的国内储蓄作为支撑，因此，对于纸币的严重依赖将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泡沫，其特征是资产价格暴涨和经济过热。如果大部分信用泡沫成为追不回来的不良资产时，其他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措施

加强对金融的监管虽能暂时扼制危机继续深化，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可能会为日后更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好坏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现在已不能独立承担这个责任了，因此，要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2003年欧元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了19.7%⑥，结束了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能够使各国减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对改善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来说是有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各国采用不同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各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作更加协调。如何选择国际基础本位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促进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交易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等方式来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最终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的数量

黄金能够保值，因而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有重要地位，是拥有财富的标志。往往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因为手中的纸币大幅贬值，资产严重缩水，就会大量购买保值的黄金。各国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元贬值而损失惨重，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相应的大幅度缩水。因此，各国应将本国的国际储备替换成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黄金是国际储备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储备的黄金量能够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加大黄金储备是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措施。因此，各国政府应当减持美国国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三）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调节机构

一直以来都是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经济调节机构，这一问题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就不能使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所改善。首先，国际经济调节机构的投票权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尤其是美国投票权最多，因此，要对投票权进行合理分配，让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实现。其次，当前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对美国监督不力，应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加强监管。再次，有些大国将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当作干涉别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工具，因此要避免其政治化。最后，国际经济调节机制应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推行多边主义，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

（四）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风险。⑦首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将是商品或服务，而中国向外国提供的将是人民币，是资源与纸币的交换，因而中国是无成本的贸易。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后，既能减少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又能让对外投资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就有权参与世界货币的发行，既增加了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增加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整体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注释

①许少强著.《美元霸权：生存基础、影响和我国的对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4页.

②李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③IMF，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 30，2004.

④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⑤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⑥江涌著.《“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55页

⑦李晓，李俊久，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2004年第2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铂著：《货币、银行与经济》，洪文金、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李若谷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篇（4）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

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篇（5）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篇（6）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和趋势。一是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力量，继续扩大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入；另一是大力推动保护贸易的力量，在全球衰退时期，贸易利己主义明显抬头。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人们期望通过本回合谈判，可以开放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然而，事实说明，让大国让渡其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困难。从1999年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到2001多哈再次启动成功。国际社会10年来的不懈努力，依然没有打破僵局。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被区域化、本地化、保护主义所分解，不平衡以及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随时有可能导致开放趋势的逆转。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主张开放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力量。在其中，金砖国家有着更大的合作空间和推进变革的责任。

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篇（7）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篇（8）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篇（9）

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将全世界拖入了新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中，与以往经常发生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是从新兴市场国家发端，而是直接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爆发，进而蔓延到欧洲大陆、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几乎无一幸免，从股市暴跌到银行系统倒闭，从全球需求急剧下降到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衰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将带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如何看待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以期透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方向，也为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建议。

一、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

关于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国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关研究，在他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对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描绘，巴里•埃森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种“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结论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提供了角。［1］

国内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钟伟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他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分成五个阶段：(1)1870―1914年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2)1915―1945年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1945―1975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2］回顾这些历史，钟伟认为：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寻找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形成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货币体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货币和货币体系已经难于适应最新世界经济的情况和需求，从而导致大规模国际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进而导致新的货币体系的产生。最后的结论是：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史几乎同时也就是百年危机史，旧的货币体系常常因一场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终结，全球各个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则常常引来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

在我们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因为在每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有所谓的“中心国家”和“国家”，［3］中心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上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通常起到引导和稳定整个货币体系的作用，国家则采用盯住中心国家的策略来进行相应制度的安排(包括汇率、储备货币的选择、危机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国发行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在这种安排下中心国和国的关系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诱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在一个货币体系的早期，中心国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中心国无论在资源和生产力上都处于最高级，因此它此时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向国家提供资金，从而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储备货币，并说明国家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用来向中心国家购买商品，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生产能力。随着发展，在货币体系的后期，情况一般会发生逆转，此时中心国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即国家开始实现顺差，中心国家实现逆差，中心国家通过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获得实物资源，国家则通过输出实物资源的方式获得中心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心国霸权地位的逐步下降，［4］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发行的储备货币价值的信心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储备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中心国通常会出现两类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具体表现为中心国的货币危机；另外一个就是中心国的债务危机。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

（一）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机制

这类金融危机主要指随着中心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垄断地位的下降，国对其发行货币的信心开始下降，并抛售该种储备货币的行为，通常发生机制如下：中心国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大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信心下降各国纷纷抛出储备货币，购入黄金或其他货币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贬值，中心国出现货币危机为维持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情况各主要国家出面联合干预，以稳定货币当信心彻底难于扭转，中心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消失，新的储备货币替代原有储备货币。

根据上面的逻辑推演，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储备货币发行过大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即中心国家自身出现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主要为美国。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将一国货币在一年内贬值15%以上的情形定义为货币危机，从1945年至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共发生了4次货币危机，具体年份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们将1960―2009年间每年美国M2的增长率数据与美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图。

根据上图我们发现，美国在经历较高的M2增长年份后，自身随后通常容易发生货币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离美国货币扩张时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国发生货币危机，在此之前两年的美国M2的增长率在1967年为9.16%，1968年为7.9%，这两次货币危机最终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5年美国再次爆发货币危机，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国的M2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开始回调但仍然维持在5%以上，当1975年M2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2.65%时候，货币危机马上触发；2002年美国再次发生货币危机，同样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飙升的时期，2001年美国的M2增长率为10.52%。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二）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关于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将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分析，回顾历史上英国发生危机并最终将中心国家过渡给美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和总结。下面的历史片段描述主要来自巴里•埃森格林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相关总结和分析为本文自行归纳和梳理。

中心国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和英国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例。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开始，英格兰银行一直与黄金储备的流失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一种重要支撑就是这个国家“看不见的盈利”：它包括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分红；外国游客来英国的旅游收入；海上运输和保险带来的收入；为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然而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多国家开始对贸易施加高额的关税，这直接严重打击了世界贸易，从而减少了英国从海上运输和保险所带来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业环境的恶化，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和分红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对利息转移支付的禁止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在投资方面的收益和分红。1929―1931年之间英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00万英镑，更致命的是，英国“看不见的盈利”减少了1.2亿英镑，是贸易逆差增加额的两倍，这导致英格兰银行保持英镑与黄金的官方兑换比率越来越困难，英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30年下半年，英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进一步加剧，这迫使法兰西银行、美国的美联储不得不联合进场对汇率进行干预，以支持英镑保持黄金平价。但即使这样，英镑的汇率还是从4.86（1/4）美元每英镑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断恶化的经常账户正不断抽干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招来了对英镑的投机攻击。按理说，英格兰银行此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个百分点，希望以此吸引黄金的流入，从而对冲经常账户恶化导致的储备流失。然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流出，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认为英格兰银行上调贴现率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高的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同时还将削弱在议会中已经不占多数的工党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时还将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到中欧经济停滞影响导致盈利下降的英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另外，高利率还将提高政府国债的融资成本并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在一战中累积了大量的“战争负债”，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国政府在1930―1931年期间进一步掉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投机者们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英格兰银行放弃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机者们开始出售英镑。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英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没有投机者们的攻击，英格兰银行还是可以通过3.5%的贴现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来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然而由于德国危机带来市场对欧洲复苏前景的进一步暗淡，市场上对英镑的投机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们坚信民选政府无法在面对20%的失业率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攻击进一步加剧。终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从而宣布了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作为一战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绝对中心国家，一战后的世界双中心国家之一（和美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体。英镑也在随后的3个月内对黄金的比价贬值了三分之一。这种下降同时摧毁了世界对其他信用货币的信心，各国央行纷纷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这种行为进一步压缩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供应。从1932年开始，世界上大约24个国家放弃了原来的金平价水平，并将其货币贬值，从而彻底宣告金本位制成为一种历史。在英镑危机发生之后，1932年开始，英国接着出现债务危机，这彻底标志着英国不再担任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角色，其中心国家的角色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从英国作为中心国家衰落的历史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心国家已经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如英国到后期严重依赖其“看不见的收益”来支撑其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2)原来的中心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经出现潜在的中心国家接任者。我们认为英国出现英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统治地位的崛起，它为世界寻找新的中心国家找到了支点，这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英镑信心的丧失。(3)中心国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世界对中心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现为国家对中心国货币的抛售，从而带来中心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在1929-1933年这段历史中直接表现为“英镑危机”。(4)中心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还不是该中心国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其发生债务危机才是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国家更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任者的出现。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在英国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国家”，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的历次货币危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

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成为中心国家后，已经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典型的中心国家霸权垄断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机范例。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完成了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然而，与英国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还一直没有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的，虽然危机多次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低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欧元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在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可以以欧元作为储备资产之一，但从美国和美元的实际影响力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否在不断下降？未来的新的中心国家会是哪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是什么？下面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对各国实际GDP的估计和测算，我们将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这5个国家以国际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为单位的实际GDP除以世界的实际GDP，得到各国从1970―2008年实际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而得到表1。

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前，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国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远低于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然而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根据上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7.5%，而美国已经下降到18.6%。不过就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替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位置还为时尚早。

根据前面对英国例子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中心国家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将是这个中心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同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的中心国家替代者正在出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增加了这种更替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新的货币体系的更替或者说美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将是等待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表2为美国国债目前前10个持有者的数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达到了42743亿美元，其中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国全部国债的25.79%，这与上一次中心国家更替时新中心国家美国是旧中心国家英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极其相似。我们认为，美国中心地位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或许就是美国国债危机的爆发，即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国国债。这也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三、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霸权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后，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会开始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的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中心国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会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国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霸权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还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一个是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还未真正出现；另一个是美国虽然爆发了次贷危机，新一轮的美元货币危机的发生压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还未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因此中国作为国家和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国债市场的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注 释：

①国际元（英语：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1972年发展而成。国际元建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与日常用品国际平均价格的双生概念。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1］Barry Eichengreen,2008:“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 ISBN 978-0-691-13917-1

［2］钟 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3］张 明，覃东海．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

［4］何 帆，张 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J］．财经问题研究，2005（7）．

［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篇（10）

由此看来，为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应提到IMF的议事日程上。

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亦与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相关。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种金融工具推陈出新，如欧洲票据，浮动利率债券等。据统计，至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多达12000多种，衍生工具合约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如此宠大的交易规模，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胀，如美国的LTCM公司，其自有资本不过50多亿美元，而1999年9月从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经多达1.25万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施，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一体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为规避风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累积不断增加，为国际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他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益，甚至一天之内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任何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难以抵挡。衍生工具的发展，逐渐从避险的工具演变为加大风险的工具，加上市场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市场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波动，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纵。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约2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量的两倍，其中85%是属于投机易。巨额的游资的无序流动，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远，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但各国甚至IMF这样的国际性大机构，也缺乏对游资的监管，缺乏对投机行为的监管。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由于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规模不一，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影响IMF的监管态度。成员国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影响IMF本来已经不足的监管能力。

六、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治理危机的方略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金融紧密联为一体，因此金融危机的传染率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IMF主要关注三类国家：非洲极度贫困的国家；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和深受外债问题困挠的拉美国家，而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关注不够。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爆发以后，IMF对此反应比较缓慢，在控制货币危机至关重要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却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举行。由于IMF决策的失误，致使泰国货币危机迅速变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金融危机。

由于国际资金流动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资金的结构和资金在国际间的配置越来越难以平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发病种类越来越多。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IMF采取的还是以前对付拉丁美洲结构性通胀的老办法，采取休克式改革措施，这个不仅没有使各个受援国迅速摆脱危机，反而给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而IMF的“诊病开方”的能力遭到怀疑和批评。当一国金融危机向地区性金融危机转化，甚至向全球性金融危机转化时，IMF这个“最后贷款者”在自身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将越来越难以应付。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已不可与IMF成立之时的1946年同日而语，而IMF的份额虽经9次调整，到1992年总计不过是1420.203亿SDR，约合1700亿美元。

另一方面，IMF的“药方”暴露出其局限性。几次危机后，受援国一方面将贷款收入囊中，一方面又频频指责IMF的态度“简单”、“粗暴”，近似于“休克疗法”，在韩国，甚至将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贷款日定为“国耻日”。IMF的药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率；二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三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经济政策。在1997年韩国政府接受IMF的援助之时，要求韩国政府必须接受如下安排：将1998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8%下调到3%；将经常项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内；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多种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破产和合并，并允许本地或外国金融机构进行收购；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向外国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将外商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在IMF的高压之下，韩国做出了如下金融市场开放的承诺：

第一，放松对有价证券投资最高限额的限制，允许组建所有形式的信用卡附属机构及金融租赁公司，允许外方在国内银行参股； 第二，放松对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允许直接开设分行，取消设立代表处的核准规定，取消对外资的歧视性资本要求，放松外国人参股的最高限额规定；第三，外国银行可开设分行和代表处，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全球最大500家银行、符合有关外汇管理的具体规定、向中小企业的强制性贷款）。允许外资参股现有国内银行，其中个人持股额最高为4%（道一级银行为15%），保证无条件实行国民待遇。除对费率和信用卡放款最高限度加以限制外，信用卡公司可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并享受非歧视性待遇。金融租赁公司享有完全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的承诺。投资咨询公司可开设分支机构。允许收购现有国内投资咨询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第四，符合一定条件下，外国证券公司可建立合资企业（其条件是：外资参股为40%至50%，至少有一个股东应持有20%以上的股份，最低缴纳资本为500亿韩元），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允许收购现有国内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可建立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使受援国出现高利率、高税收、高失业率，以国内经济衰退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动荡，且使受援国逐渐失去经济的自。这当然为西方一些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收购韩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在IMF药方的治理之下，饱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恐怕也是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了。这是一种强权政治新的对外掠夺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IMF紧缩药方要发挥效用，使受援国真正走出困境，摆脱危机，还有待于受援国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知识经济，促使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方面的努力。IMF的表现，哈佛大学的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称IMF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财政部的‘橡皮图章’”[1]。

七、世界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挑战IMF决策的垄断性

IMF成立之初，就受到众多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以不同的声音说话。可以说，IMF实际上是一个以繁荣世界金融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与表决权取决于各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份额的性质相当于股份公司缴纳的股金，应缴份额的大小，按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外汇储备、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率和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变量所构成的公式计算得出，份额越多，投票权与表决权越大。

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构成该组织的资金来源，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可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义务。目前，西方七国IMF中各占据近46.24%的份额，拥有45.34的投票权（参见表5-2-1）。

表5-2-1 西方七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

1982年6月30日

2003年4月7日

份额

投票权

份额

投票权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加拿大

2035.5

3.33

20650

3.18

6369.2

2.99

63942

2.94

法国

2878.50

4.171

29035

4.49

10738.5

5.05

107635

4.95

德国*

3234.00

5.30

32590

5.04

13008.2

6.11

130332

6.00

意大利

1860.00

3.05

18850

2.91

7055.5

3.32

70805

3.26

日本

2488.50

4.08

25135

3.88

13312.8

6.26

133378

6.14

英国

4387.50

7.19

44125

6.82

10738.5

5.05

107635

4.95

美国

12607.50

20.65

126325

19.52

37149.3

17.46

371743

17.10

合计

47.771

45.84

46.24

45.34

资料来源：梅育新：《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页。

虽然2001年，IMF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该年2月5日，IMF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关于中国特别增资的决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1亿美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增资后，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与加拿大并列第8位，位居前7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阿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