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含义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茶文化的含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摘要：习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汉语言学习中占据着一定的比重。本文对英汉语言中有关“狗”的习语进行了分类，并从其意义及文化心理成因方面进行了对比，从而指出在英汉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习语 差异 文化因素

汉英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地理、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汉英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其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学习的难点。

关于“狗”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哺育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毛有黄、白、黑等颜色。是一种家畜，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这是对“狗”的一种公正评价。英语中的解释为“an animal with four legs and a tail,often kept as a pet or trained for work,for example,hunting or guarding building.”由此看来，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对“狗”的一般性认识上是相同的。然而，在习俗方面，对“狗”的态度上存在着典型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比，揭示出汉英两种语言中关于狗的习语的意义及其文化心理成因的不同，并指出在汉英学习过程中，尤其是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地方。

1 汉语中关于含“狗”习语的意义分类及其文化心理成因

通过书籍、报刊、民间、网络等途径共搜集到包含“狗”的习语409条，其中“贬狗”类习语347条，占包含“狗”的习语总量的84.8%。通过逐条分析，对“贬狗”类习语中所包含的意义和感彩进行分类统计，大致分为三类。

1.1 利用狗爱吃的特点。如：狗吃桐油――吃的没有吐的多；狗舔热油锅――舔怕烫，不舔舍不得。天落馒头――狗造化；街头的狗――谁有吃的跟谁走

狗做为一种杂食性动物，很多东西都能入得其口。在旧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人的温饱问题尚难解决，这也决定了狗要想生存，必须自己找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来吃， “热油锅”当然舔不得，但狗又经不住香味的诱惑，舍不得不舔。天上要落下馒头，那就是狗的好造化了。这些都形象生动的表现出了狗贪吃的本性。

1.2 利用狗好斗的性格。如：狗打黄鼠狼――连扑带咬；狗生气咬猪腿――拿别人出气；过路人打狗――边打边走；裁缝师傅打狗――有尺寸

狗一向好斗。从《说文解字.犬部》：“独，犬想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也正由于狗好斗、凶残的性格使得人们对狗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恐怖和厌恶，见到狗后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种防备心理，于是便有了“过路人打狗――边打边走”。

人们驯养狗而不是其他动物来帮助人打猎获取食物，看家护院等这类事情，就是看中了狗好斗、凶残的性格。古代地主为了镇压不服从于他的农民，往往会养几条恶狗，平时供它们好吃好喝，以备关键时候能出来帮助他们来镇压平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狗的好斗是不分好恶，不分对象的。这也和它重利忘义、趋炎附势的性格有关，因为狗只有讨好主人，才能得到更好的食物。人们就通过狗的这些习性来比喻生活中具有这类品质的人，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1.3 利用狗的一些其他特点。如：文盲写信――狗屁不通；狗碰木头桩――无事自忙；挂羊头卖狗肉――不是真货；狗戴礼帽――假装文明人

由于当初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没有很好的娱乐条件，于是便把狗当成了玩弄的对象，在狗的尾巴上系上鞭炮追着炸，狗吓得乱叫，人便拍手叫好。久而久之，在人的心目中，狗的地位便一点点下降了。人与狗的地位的悬殊导致人们在看狗时不自觉的就带上了有色眼镜，其实就是古代殊途观念的影响。

总的来说, 汉语中的“贬狗”现象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即农耕民族的一种文化以及中国的中庸之道；其次是古代殊途观念的影响；第三就是语言本身的特点。语言是一个民族心理的产物，它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狗”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语词。“狗”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容有鄙视、否定，所以在涉及到含狗的习语中，“贬狗”现象也较为常见了。

2 英语中关于含“狗”习语的意义分类及其文化心理成因

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the best friend of human”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甚至把它作为家庭的成员。冷幽默的英国人甚至敢用他们万能的上帝来开狗玩笑――上帝倒立，把God倒过来写，不就是dog狗么？爱狗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人们会告诉你love me, love my dog，爱我？先爱我的狗，有点像中国的“爱屋及乌”。

因此，这种爱狗的心态使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类似于汉语中说的“你真是走了狗运”，但人家是褒义的，而我们则多少带点不恭。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be top dog（处于支配地位）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再看一些其他有关狗的习语：这些习语都是抓住狗的各种性格和特征来表示不同事物的，因此很难像汉语的习语那样进行分类了。比如

2.1 利用了狗叫的特点。

Beware of a silent dog and still water. 警惕无声之狗会咬人，实际是说平静之水会覆舟。

The dogs bark, but the caravan goes on.说者自说，做者自做。

Teach the dog to bark（教狗怎么叫）指人白费心机多做余事。

2.2 利用狗爱吃的特点。

Dog returns to its vomit.恶习难改。

The dogs that licks ashes trust not with meal.不可让贪婪的人看管钱财。

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好狗应该得到好骨头）有功者受赏。

2.3 利用狗被宠的特点。

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都有得意之日。

Every dog is a lion at home. 夜郎自大。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Pindaros）在他的《哀悼颂》（Odes of Condolence）里面有这样一句诗：Thus every dog at last have his day ―― He who this morning smiled, at night sorrow. （人人终有得意时，晨时欢笑夜中悲）。从中可以看出，诗前面的dog并不是指狗，而是暗喻“平贱的人”he。但是这诗句就这样断章取义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谚语：every dog has his day，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风光的一天”――和中文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相去不远。

2.4 其他。

Despair gives courage to a coward. 人急造反，狗急跳墙。

Dogs that run after many hares kill none. 多谋寡成。

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Let sleeping dogs lie. 让睡的狗躺著；勿惹是生非；勿打草惊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一般都是通过狗的一些性格特点来比喻人的一些行为的，而且大多含有的是褒义色彩，虽然少数也含有点贬义色彩，但从语气来看，也没有中国有关“狗”的贬义语那么强烈。正如上面提到的，语言是一个民族心理的产物，它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

3 小结

从以上汉语习语中的“贬狗”现象及其与英语习语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意义的延伸是受民族心理制约的。一个词的词义究竟是沿着褒义方向引申还是沿着贬义方向发展，往往与民族对该词的情感、心理的好恶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了解这种“制约信息”的文化规约，不了解其他民族语言与本民族语言的相异部分，交际行为所传达的全部信息就不能被完全接受，有时还会引起误解。虽然这些习语在书面表达上不像其他词汇用的那么频繁，但是它概括了人们的认识成果，充实了词汇的宝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英汉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明白这些习语背后的文化差异，切忌望文生义，从而产生错误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篇（2）

中图分类号：H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决定语言和思维的是客观存在，是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韩中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历史上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因而有很多相同之处，如相同的肤色和长相，相同的气候条件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历史上曾经是落后的农业国的韩国也实现了现代化，然而因为受到了大量的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思想、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影响，传统的东方文化也正在逐步发生改变。

1 韩汉文化差异的理性解读

语言根植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当中，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所以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等多角度去理解。韩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给其在语义上的转换带来了一定困难。汉文化是一元文化，而韩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因此包含了更多的他文化的价值内容。

1.1 地理环境与文化差异

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化。从地域上看，中韩两国，虽同处欧亚大陆东北部，但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不同，相应的也就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本族文化。韩国三面环海，其民族语言在很大方面就会沾上海洋的特征。如我们熟知的俗语：（挥金如土），（蓄水），（落汤鸡）等就囊括其中。与此相反，汉民族祖居欧亚大陆，面向大海，背倚陆地，因此其文化是多样性的，即：不仅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更多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还有“卷土重来”、“灰头土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举不胜举。在韩语中，“风”（）大多数被用作贬义词，并且韩语中“风”只有“”这个概念，不区分什么东风，西风，北风，翻译的时候要根据语境来。然而汉语中的风分为“东风”和“西风”，每当吹起东风，整个神州大地便是草长莺飞、山花烂漫的时节，所以“东风”在汉文化中是和煦温暖的，是褒义词。如：唐德宗的“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而“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用来形容秋天的景象，多比喻人或事物已趋衰落。如唐朝贾岛的《忆江上吴处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元朝马致远的词《天净沙·秋思》中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又同是马曲的《小桃红》中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其中的意境也更是让异域人士感到相当费解。

1.2 民俗风情与文化差异

除此之外，由于民俗差异，也给韩汉两民族带来了文化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下转第232页）（上接第183页）语上显得尤为突出。虎这种动物是韩国的象征，所以虎被韩民族赋予众多含义。韩国人将虎比为勇猛和幽默的两面表情，同时认为虎聪明，通人性，知恩图报，如：1988年首尔奥运会时，韩国人选择较具东方色彩的小老虎作为首尔奥运会的吉祥物，取名为“（虎多力）”。这个名叫“Hodori（虎多力）”的老虎被设计成为一只友善的动物，代表了韩国人热情好客的传统。韩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虎文化”。

在汉语中，“虎”常与“狼”并称，因为狼在汉族人眼中是一种极凶残的动物，非常让人讨厌，所以这类词多为贬义，如：虎狼之心，前怕狼，后怕虎等。另外在汉语中“虎”也常与“龙”为伴，这类词有的为褒义，如：龙腾虎跃，生龙活虎，藏龙卧虎等；有的带有贬义，如：龙争虎斗，虎踞龙盘。

2 韩汉语言的翻译策略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韩汉两种语言在互译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这并意味着韩汉两种语言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全世界人类的语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等方面所体现的共同点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不同语言之间相互的转换成为可能，而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来实现。

2.1 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在一定程度上不要改变原文的语言、文化等特征，引导读者向接近作者，同时适应并接纳原文的文化特色。其翻译的前提是，承认语言是具有差异性的，交际由于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化。而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尽量在目的语中表现出该类的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等值，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比如：“以卵击石”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翻译成“”。但是，异化翻译也难免存在一些自身的不足，如它通常会使译文的句式比较生硬，甚至晦涩难懂，这就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一定的困难。

2.2 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从理论上讲是把语言看成是交际的工具，强调通俗易懂，尽量避免多义和歧义。当原文和译文因为文化差异而无法通达的时候，“要用译语文化代替原语文化”。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目的语来进行翻译，用目的语当中占据“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来代替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如：“（字面意思是画中的饼，汉译为画饼充饥）”，“（字面意思是捂着眼睛学猫叫，汉译为掩耳盗铃）”，“”（字面意思只有上游的水清了，下游的会才会清，汉译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带来文化信息的遗失。

3 结束语

翻译是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哪一种策略和手段，最终还要看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和语言的环境等。我们应该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充分体现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充分体现，既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又结合了读者的文化及语言习惯，这样才能促进韩中文化的顺利交流，才能进一步实现韩中文化建设的互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韩]朴英顺.韩国文化论[M].韩国文化出版社，2002.

[3]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M].重庆出版社，2011.

[4] 吴雪云.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发展[J].教育评论，2009（8）.

篇（3）

[2]潘章仙.漫谈汉英颜色词的文化内涵[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

[3]张静.汉英语颜色词“绿”的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科技资讯，2012（12）.

[4]张国颖.色彩缤纷的英语世界―浅析文化词的文化内涵[J].科技视界，2012（2）.

篇（4）

 

商标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需要研究语言、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差异，决不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机械翻译活动。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商标的翻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失败的翻译，不仅会给公司或国家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公司或国家的形象。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商标的翻译，探讨文化内涵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1. 文化内涵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进行商标的翻译时应充分考虑影响商标翻译的各种因素，考虑英汉两个民族语言、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并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文化差异，力求音意俱佳，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激发其购买欲望。

1.1 文化内涵对以人物命名的商标的影响

中国的芳芳牌口红，出口到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销路不畅。其根本原因在于“芳芳”商标音译成汉语拼音“Fang-fang”，英文读者一看便生起一种恐怖之感，因为“fang”恰好是一个英文单词，其意义是（1）along, sharp tooth of dogs or wolves(狗或狼的长牙)；（2）a snake’stooth with which it injects poison(蛇的毒牙)。西方消费者看到“fang-fang”商标时，想到的并不是涂了口红的少女，而是张牙舞爪、毒汁四溅的疯狗、恶狼或毒蛇；然而芳芳商标对中国人而言却能产生更美的联想，不仅仿佛看到一位名叫芳芳且花容月貌的少女，而且好像闻到了她周身袭来的香气。有此可见中西方民族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1.2 文化内涵对以动物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首先以孔雀为例，在中国和西方，它们拥有不同的喻意。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耀眼的颜色，人们看到孔雀牌彩电，就会联想到有着最好色彩的高质量的电视机。然而，在西方国家，peacock(孔雀)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鸟，会给人们带来不幸。因此以peacock(孔雀)为商标的商品也不会热卖。

在汉语中，蝴蝶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免费论文。中国有很多蝴蝶牌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然而英语中butterfly意味着轻薄，轻浮。所以若以butterfly作为商标，西方消费者会认为这种商品不耐用。西方消费者不喜欢将鸟类或者昆虫的名字用作商标名称，因为会使人联想到劣质商品。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文化差异，中国有不少的熊猫牌产品，如电视和香烟，许多企业都爱用panda作为自己产品的出口商标翻译。这些产品在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都很受欢迎，但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便卖不出去，因为穆斯林国家传统上禁吃猪肉，而熊猫长的像肥猪，显然，熊猫牌得产品会受到排斥而没有销路。因此商标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忽视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以防用语失效。用语失效是指不合时宜的翻译或不符合习惯等导致交流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

1.3 文化内涵对以植物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中国，倍受青睐，有高洁坚贞之美誉。有许多商品用“”作品牌，如广东中山“”牌电热驱蚊片，商标翻译为“ChrysanthemumFlower”,出口到法国日本西班牙比利时无人问津，因为这些国家都把作为丧葬花卉，一般只在举行葬礼时才使用。但该产品深受芬兰瑞典意大利德国墨西哥人民的喜爱，因为芬兰的国花为绣球菊，瑞典的国花为白菊，意大利的国花为矢车菊、墨西哥的国花为大丽菊。

1.4 文化内涵对以数字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汉语中，“4”和“死”读音想同，因而人们忌讳使用，“14”、“24”也避免使用。“13”和“星期五”在英语国家被禁忌，因为耶稣在那天被送上绞刑架，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楼层不设13层，公共汽车不设13路。中国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文化差异，英译名为“Three Guns”，这一产品若销往日本、哥伦比亚和北非地区，定会倍受欢迎，因为数字“3”在这些地区具有积极意义。但若销往乍得、贝宁等地，应改换译名，因为在乍得奇数被视为具有消积意义，在贝宁“3”具有巫术之意。而出口英国的商品则不宜用“666”因为它在圣经中象征恶魔。 中国许多企业竞相以“8”字为产品命名，人们取“8”与“发”谐音，并赋予“八”周全，积极之意；在日语中“八”也有运气越好、事业越来越旺的含义；而在英语中具有相似意义的数字为“7”，例如美国的“七喜”牌（7-up）饮料。

2. 商标的翻译方法

商标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还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翻译出的商标不仅能给人以美感，内容积极向上，思想健康，还要坚持译文的标准化。好的译文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一般来说，商标主要有以下四种译法。

2.1 直译法

直译即将商标的字面意思直接译出。直译法的优点是保留原名，准确的传达原名得信息和情感。如Apollo（太阳神）口服液——力量无比，Pony(小马)——小巧快捷，Fair Lady(贵妇人)床上用品——高雅名贵、豪华舒适，American Standard(美标)洁具——规格齐全、质量上乘，Crown(皇冠)轿车——皇家风范、豪华气派等。这种商标翻译，顾名思义，容易让消费者引起联想文化差异，情不自禁地对商品产生好感，从而有利于商品的销售。

2.2 音译法

采用音译法的商标名，多由人名、企业名或其他专有名词构成。在英文商标和中文商标的翻译中均有此种翻译方法免费论文。采用音译法不仅可以保留原商标名称的音韵之美，易于上口，便于记忆，而且可以体现商品的异国情调和正宗特色。如NIKE(耐克)，PARKER(派克)，SIEMENS(西门子)，Audi(奥迪)，Sony(索尼)，Sharp(夏普)，（Kentucky）肯德基等。

2.3 意译法

有的商标采用音译法无法体现产品特征或象征意义，采用意译法则可直接体现出寓词优雅、词语华丽的特点。用意译法翻译的商标名，通过精心选字，可以形象表达产品的效用，准确反映商品性能，有利于消费者记忆。如英文商标“Dynasty”的葡萄酒译为“皇朝”，使人一看便知是陈年好酒。中外合资的洗发产品“飘柔”的原词为“Rejoice”，译者并没有采用音译法，而是意译为“飘柔”，给人以轻扬飘逸的感觉。中国商标中的“永久”牌自行车译为“Forever”给人“经久耐用，直到永远”的感受。

2.4谐音取义法

即利用汉字表音又表义的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发音，同时又能体现商品的特性文化差异，补充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语义信息损耗，有利于诱发消费者进行有益的联想，便于记忆和加深对商品的印象。简单讲，就是力争形神兼顾。如“Benz”译为“奔驰”，暗示出车速之快，十分形象且动感十足；“Ronstar”译为“农思它”，农民一看便知是农用产品。还如“索”牌塑料绳具译为“Solid”，吻合了原文中“坚固耐用”的含义。

3. 结语

东西方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商品的认知角度、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因此，商标的翻译既要体现商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内涵，又要符合销售市场消费群体的文化园传统心理和消费观念。译者必须勇于创新，摆脱追求语言形式对等观念的束缚，译出具有音美、意美和市场效应的译名。

【参考文献】[1]郭健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4]王艳，衣进韬：商标翻译中华民族文化的顺应性[J].美国教育评论，2007（2）：69-71

篇（5）

一、汉英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本文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一词的定义第一条，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变革、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必然引起两个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及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上，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然会打上不同文化的烙印。汉语中有“三生有幸”“一尘不染”等反映佛教观念的词汇，“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反映政策的词汇；英语中也有“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等反映历史的词汇。可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交换，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对接。文化的共性使这种对接成为可能，同时文化的个性决定其不可能完美。文化的个性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译者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1］因而，如何优化自己的翻译策略便成了译者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两种翻译策略及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明确地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这里的所谓“洋气”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异化”。所谓归化，就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异化，则是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2］当然，关于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谓古今中外皆源远流长。在中国，古有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经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之争，直到1987年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将两者之争推向；在国外，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和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十八至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翻译家Schleiermacher有一句名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才正式取代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4］无论是归化派还是异化派，他们都有关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读者接受等方面的考虑。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我认为读者们对异域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寻求异域知识的好奇心也被不断刺激，各种异域的表达不断地被引进与接受，因而从长远角度来说异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归化与异化目前看来仍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没有完全归化的译文，也没有完全异化的译文。

三、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化

上文提到，归化与异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由于两种策略各有所长，如何优化翻译策略就变得极其重要，以下结合翻译实例来分析两种策略的优化利用。

例如：至于才子佳人等书……更有一种风雨笔墨……（曹雪芹，《红楼梦》）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杨宪益、戴乃迭译）

And the “boudoir romance” ... Still worse is the “erotic novel” ...（David Hawkes）

从翻译的类型来看，原文中“风月”二字本意指风清月明，在诗词歌赋中常用以比喻男欢女爱，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韵味的词语，杨戴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读者传递出原文本的文化内涵。从这一点看，霍氏的归化译文略显单薄。通常情况下，以介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历史、典故、民间故事等类型的翻译，异化策略用得较多，因为这类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目的语的读者，使其体会、了解源语文化。而对于一些实用性文体的文章，如新闻报道、广告、宣传资料、通知等的翻译，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较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以达到通俗易懂、表达清晰的效果。如关于著名电影“Waterloo Bridge”的归化翻译《魂断蓝桥》运用得就恰到好处，译者翻译时避免了Waterloo（滑铁卢）给人以介绍战争的误导，而是联系影片的爱情主题，译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蓝桥”，使中国观众闻联想起典故，表达效果极佳。［5］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接受来看，杨氏采用异化策略将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希望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基础的目的语人群能获得更多的文化知识，包括对“风月”这一意象的把握；而霍氏的译文显然更针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人群。我们可以此来考察“五四”期间异化翻译发挥的作用。鲁迅极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借助翻译来改造汉语、丰富汉语，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异化翻译此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的发展。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见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各有千秋，如何使它们的作用在文章中得以优化则需要考虑以上因素，在全面分析后方可知晓。

四、结语

归化与异化的争执从未间断，学者的争执业已从语言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目前看来二者是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必须面对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译文有较高的可读性，读者群较为庞大，读起来通顺易懂；异化译文可以尽可能多的传递文化信息，使读者体验异域表达与文化风味，它们各有所长，互相补充与完善。或许若干年后，在另一个较大的学术转向之后，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这两种翻译策略，从更多的角度探讨二者的优化利用。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主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4.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

篇（6）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讲，沟通的关键在于语言。

“跨文化交际不仅是语言问题，同时还隐含着文化问题。所以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要使交际双方顺利传递和接受信息，需要了解语言背后容易引起误会和心理冲突的文化因素。否则，交际可能会出现误解、不快甚至恶性事件等。”[1]大批学者都已从成语、谚语、委婉语等诸多方面对文化差异进行了对比与研究。随着世界各地跨文化交际与交流的增加，对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日常沟通差异进行对比是十分重要的。日常沟通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看似浅显易懂，实则内涵丰富。

本文将从问候语、称赞语及致歉语这三方面对比分析汉语和英语在日常沟通方面的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使学习者意识到熟悉两国文化的重要性，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沟通的障碍和误解。

一、问候语的比较

“问候语是指双方见面时彼此问好的话语。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汉语和英语的问候语有很大差异。英语问候语比较简单、单一和笼统，一般不会因为场合不同而改变。汉语问候语恰恰相反，与前者相比稍显复杂，尤其是带有十分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2]

谈及中西方的问候语差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名留学中国的美国学生正赶往中午的约会，路上遇到中国学生。“吃了吗？”中国学生问。但美国学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挥手告别走了，令中国学生十分费解。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都推崇“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们对吃都赋予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内涵。在见面打招呼这方面，“吃了么？”只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相当于西方人见面时的“Hi” “Hello” 或者“How is everything going？” 美国学生不知道，这一句“吃了吗？”只不过是中国人说“你好”的一种方式。他们字面上理解为“Have you had your lunch？”，“你用过午餐了吗？”听起来显得相当怪异，对他们来说，这可能含有暗示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用过午餐，你是不是想和我一起？”或者类似的意思。事实上，相当多的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问此类问题。中国人这种问题的思维方式，会让他们思考，是不是担心自己因为经济拮据或者别的原因遭受吃饭问题的困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使用非常普遍和频繁的中文问候方式，那就是“Where are you going？” 按照字面翻译为中文，意思是“你要去哪里？”大部分讲英语国家的人得到这个“问候”时候第一自然反应是“不关你的事”，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私人的问题。

在英美社会里，人们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egotism）神圣不可侵犯，一切“礼貌原则”所包含的日常生活用语必须以这一点为中心。“他们不太强调社会群体或他人对自己的约束和干涉，而更讲究个人拥有的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和自由。”[3]所以，在中国人问他们“Where are you going ？”或者是“Who are you going to visit？” 时，他们会有受冒犯之意。

“每个民族的文化习俗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一定的烙印，而运载这些烙印的词语、句子或其他语言表现形式，凡是本身因不为跨文化交际的人所熟悉，便会出现上述误解和心理上的冲突或反感。”[4]

二、称赞语的比较

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称赞。我们会称赞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的称赞。中西方人在接受称赞和称赞别人时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佛教的哲学和儒家文化都提倡否定自我，中国传统文化更体现一种‘循例从众，拘谨自制’式的自我观念。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向来以谦逊为美德，总是以丑化或者贬低自己来表现自己的谦逊。”[5]所以，中国人不习惯于自我称赞，对于别人的称赞也会予以否认，以示谦虚。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极端崇拜个人主义。美国人强调个人意志优先，因此，他们习惯于自我赞扬，肯定自己。对别人的称赞也会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中国官员与妻子访问一个讲英语的国家。当美国官员看到中国官员美丽的妻子，称赞她“哇，你的妻子好美丽”，虽然中国官员内心感到高兴，但由于保持谦虚的传统，他回答说“哪里哪里”， 于是翻译员直译为“where？Where？”美国人又直言不讳地回答“和臀部”，闹得彼此都很尴尬。

“跨文化交际的日常对话中，首先要有一种‘入乡随俗’的意识和尽快进入另一种文化角色的参与意识，这样才能使得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并为下一步更深入的交往奠定一个良好的感情基础和心理铺垫。”[6]

三、致歉语

“道歉语是一种常用的礼貌用语，也是语用学礼貌原则的重要体现。在某种场景下，当自己的言行妨碍了对方或者损害了对方，都应该向别人致歉意。” [7]相比较于问候语和称赞语，中西方在致歉语方面比较相近。在中国，最常用的道歉语是“对不起”、“不好意思”、“抱歉”、“很遗憾”等等。而这些致歉语在英语中也是十分常见的。不同的是，除了在表达歉意时会用这些道歉语之外，英语国家的人在请求别人或者是打断别人时也会常用“Excuse me”来表达歉意。例如，在聚会或者用餐要去洗手间时，他们会说“Excuse me” 。在路上向陌生人问路的时候会用“Excuse me ”。但是当中国人遇到上述情况时，一般不会说“抱歉”和“对不起”。在汉语中，类似于“Excuse me ”这个说法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例如，求人办事时，一般用“劳驾”，请人让路时一般说“借过”等。中西方道歉语中也许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妇女的态度，由于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汉子里以女字为部首的贬义词较多。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家庭中，那种对妇女彬彬有礼的道歉语很难找到。

在跨文化交际中，忽略文化差异的存在会造成交际的障碍或失败 ，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加严重，更容易造成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感情上的不愉快。学习英语不仅是要学习一门语言，更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去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公谨 丁石松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209

[2]顾军霞.汉英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1.（6）.156

[3]孙芳琴.语用与文化比较.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8.09

[4]张公谨 丁石松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210

篇（7）

二、动物商标翻译文化意义对比

1．联想共鸣。动物词汇在各民族的文化中被赋予不同的联想意义，能更加生动的反映某种特殊的品质，使得动物词汇更加的生动形象。虽然大千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物种但是多带有相同的特点，因此我们在赋予他们联想意义时，也大多大同小异。比如，在英汉文化中对于“狐狸”和“fox”的联想意义基本没有差别，多来形容一个“狡猾、疑心重或者精明”的人。同时，在英汉文化也赋予“狐狸”以“诡计多端”的形象。再如，公牛和“bull”也被赋予相同的联想意义，因此，如公牛电器，在商标英译时直接翻译成“BULL”是可取的，也能在西方文化中产生共鸣。

2．联想碰撞。动物商标翻译的联想碰撞指的是同一个喻体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中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却不同。所有词汇的意义在于人们所赋予它们的联想意义，因此由于宗教、地理、信仰、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词所含有的联想意义就会不同。动物词汇也自然是一样，因此在动物商标英译过程中要格外的注意。比如:白象牌(WhiteElephant)在中国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牌子，在中国文化中大象就被赋予稳重可靠的品质，因此“大象牌”的电池在中国自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在国外却没有收到同样的商业效益，原因就在于“WhiteElephant”在剑桥字典中的意思却是“some-thingthathascostalotofmoneybuthasnousefulpurpose”即:昂贵却无用的东西。那么自然英语国家的消费者自然不去购买这个牌子，因此这个动物商标翻译是失败的。再如，“五羊”牌自行车翻译成“FiveRams”，Ram，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有羊羔的意思，但是同时它也被赋予其他的联想意义即“碰撞”，那么这个牌子的自行车自然就会给西方的消费者带来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3．联想空缺。动物词汇的联想空缺指的是一种动物词汇在某个名族文化中拥有丰富的联想意义，但是在另一个民族文化中却没有任何的意义。比如:“凤凰”在中国文化中代表“高贵、皇族、吉祥如意”之意。如攀龙附凤，阮凤和鸣等。但是“phoenix”仅仅是希腊传说中的一种长生鸟，能活百年，而后涅槃重生。再如大鹏牌文具译成“ROC”，大鹏鸟在中文中具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它是汉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最大的鸟，寓意是大鹏展翅、鹏程万里，比喻一个人拥有无量的前途。但是翻译成“ROC”却丢失的原有的寓意投，它只是“中华民国”的缩写，因此不能够传达其真正的联想意义。

三、基于目的论的动物商标翻译策略

用动物词汇来当作一个产品的商标目的在于动物拥有丰富的联想意义，而且可以生动形象的向人们展示商品的特点。因此动物商标的作用就在于文化移情，展示民族文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把握联想意义，取吉求利，迎合消费者心理，那么动物商标翻译过程中更加要注重他的恰当翻译。

1．直译。直译法在动物商标翻译中比较常见，这种方法使用与动物之间拥有共同的联想意义的动物词汇。比如:公牛牌电器直接翻译成“BULL”;熊猫牌直译成“Panda”，双狗牌直译成“TwoDogs”等。直译方法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原汁原味的保留喻体和寓意，能够准确的展示商品特点，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有利于商品的推广。

2．音译。许多动物商标在翻译过程中会采用音译，即直接用拼音代替翻译，例如:老凤祥(LaoFengXiang)、银鹭(YinLu)、大红鹰(DahongYing)等。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能达到迎合西方消费者的作用。因为西方的消费者对中国的文化的了解需要一个时间的跨越，因此从竞争的角度而言，不利于产品的竞争。

3．对应译法。对应译法适用于联想碰撞的动物词汇，即英汉动物词不对等情况下，可以找寻对等意义的其他动物词替代。这样不仅尊重不同文化的用词习惯，同时更加可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概念，用一个熟悉的相同意义的动物联想词替代陌生的动物词。例如:玉兔牌(JadeRabbit)，玉兔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它出自于中国古代神话婵娥奔月。但是JadeRabbit却没有这场意思，Jade在西方文化中指的就是正真的玉石，和原来的意思南辕北辙，因此在翻译中我们可以试图译成“MoonRabbit”。再如，在汉语中用“虎”来形容一个人很“勇敢、威武”，如“如虎添翼”等，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中却用“lion(狮子)”来表达这层涵义，因此在动物商标翻译时，应该注意替换翻译。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应翻译法不仅可以让动物商标起到文化移情的作用，同时也可给英语消费者提供熟悉的喻体，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有利于商品的宣传和竞争。

篇（8）

1.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产生差异的原因

1.1地域文化不同

英国属于海洋文明，中国属于黄土文明。英汉两个民族对于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赋予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当中，土地是人们生存的根本，耕牛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牛的形象都是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汉语中赞美牛的词语很多，如汗牛充栋，健壮如牛，力大如牛，孺子牛，壮实如牛等。

在西方，牛是民间传说和宗教中的圣物。它强壮有力，受到古代人的崇拜。bull 也可以指粗壮，好斗的人，如a bull in a china shop形容行为莽撞的粗人。关于牛的创造力的古老传说还打动了西欧金融市场的人士。他们用bull market来指股票上涨行情，俗称牛市，bull指在股票市场中买进股票、希望在其价值上涨时卖出以获利的人，即买空者、多头。

1.2历史文化不同

历史文化常常影响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导致了不同的民族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的差异。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封建社会，龙是帝王的象征，历代皇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时至今日，龙在人民心中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东方巨龙”，龙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汉语中有着大量的关于龙的成语，比方说“龙马精神”“画龙点睛”，都展现了龙在汉文化中的内涵。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却认为龙是一种狰狞的怪兽，是邪恶的代表，是恶魔的化身。在英语中，“dragon（龙）”给人的联想是凶恶、残忍，“dragon”也被用来指“凶暴的人”，甚至被来表示“凶神恶煞”和“恶魔”。

1.3习俗文化不同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各个民族的习俗文化也存在很大不同。英汉两民族由于各自的习俗文化不相同，对于相同动物也有着不同的爱憎褒贬象征。比如，西方国家的人们一直以来喜欢养宠物，而且以狗为甚。他们养狗不但是为了用来看家、打猎，而且经常是为了可以做伴，他们把狗当作是人类的好朋友。有的人无儿无女，就拿狗来代替，这些狗能得到相当多的“优待”和“特权”。它们不但有吃、有穿、有户口，还有专门的墓地，而且有音乐家专门为它们谱“狗曲”。当它们得病时，主人会请兽医，还会请心理学家、专科医生来治疗。它们可以住在装有空调设备的“高级狗旅馆”里。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英语里有很多带“dog（狗）”的表示褒义的句子和短语了。比方说，“A lucky dog”指幸运的家伙，“Love me，love my dog”指爱屋及乌，“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指有功者应受奖赏，“Every dog has its day”意为“凡人皆有得意日”，等等。

相对来说中国人养狗的目的主要是用来看门，所以，狗的地位在中国比起英语国家的同类来说要低得多了。中国人对待狗的这种态度，在词汇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在汉语中以“狗”为喻体的成语和谚语几乎都带有贬义。比如，“丧家之犬”、“走狗”、“狗急跳墙”、“狗腿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狐朋狗友”等等。

2英语动物词的翻译方法

2.1直译法

在一定程度上，直译既忠实原文的内容，又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同时也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方式。在表达形式与意义上，英汉动物词汇有重合的现象，英语和汉语都常用一些动物词或习语来表示人物品质和事物性质，并且在意义形象及风格上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可按字面意思来进行翻译，比方说：

（1）Skating combines entertainment with exercise.

滑冰融娱乐与运动为一体。

（2）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一燕不成夏

（3）You can’t comprehend it，if I explain it，that is “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 ”.

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2.2意译法

意译是指从意义出发，只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的方法。因为英汉两种语言当中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一些文化现象直译不了，又找不到对应的说法，这时就只好意译。所以翻译的时候，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词义的褒贬、轻重、联想方面的差别，加以改造，表情达意。假若望文生义，就会闹出笑话。动物词汇的出现与每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和风俗习惯以及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人们赋予动物词汇的意义也不相同。有的时候英语当中有些词组或习惯用法表面上与汉语不谋而合，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并不是字面上的简单的总和而是意在言外。所以翻译的时候也应考虑词义的褒贬以及轻重方面的差别，适当的进行改造。

比如：

（1）The general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was just crying wolf when he said that the army was too weak to fight for the country.

将军说总统所言有关军队太弱，不能为国作战的话是假的。

“cry wolf”这个习语源于《伊索寓言》，就是那个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后来“cry wolf ”就演变成了说假话虚拟警报。

（2）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 no fish约翰为人忠诚可靠。

其中“eat no fish ”出自一个典故，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派在星期五吃鱼的习俗，因此，“to eat no fish”表示的是“忠诚”的意思。

结束语：

英汉语言中都有大量的以动物为喻体的词汇。因为各自文化的差异，这些内涵不同的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以及在翻译理论等方面时常引起误解或导致交流的失败。所以不管学习哪种语言都要注意这些带有民族文化背景色彩的词汇，掌握它们的寓意，熟悉它们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晓语言，实现无障碍的交际。

参考文献：

篇（9）

藏汉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如果没有翻译，其局限性简直不能想象。正是因为翻译家的伟大创作，藏汉民族的互相交往、互相了解和共同进步才成为现实。然而，藏汉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藏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给藏汉翻译活动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现代很多人认为只要略懂藏汉两种语言就可以进行藏汉翻译活动，于是大胆地进行创作，但结果却往往停留在文字转化的阶段，而达不到再创造的境界。

第二、影响藏汉翻译的文化因素

一、风俗习惯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藏汉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等方面的习俗则具有相应的民族特色，如汉族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吃饭了吗？”，在汉文化里，这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藏族人对这类打招呼的方式还不太理解，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藏民族的习惯用语，诸如“陪昂”、“秀昂”、“古康桑”（近似于这些音）等之类的语言可能会更好。

在称谓方面，两个民族的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由于汉民族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谓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藏民族地区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藏语中的“阿佳”和“阿觉”（近似于这些音）可以分别用来表示有血缘关系和无血缘关系的并年长于自己的所有哥哥姐姐。所以很多汉族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以注重，以免引起误解。

二、文化心理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藏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和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两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这对一个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3”为例，这个数字从古到今在藏民族心目中的意义很特别，它代表着圆满、至高无上、吉祥如意等意思，但藏族人的眼里“21”永远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很多人无论做任何事都不会选择这个数字，但在汉文化中，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意义，反而有更好的意义表达，比如，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用这个数字就可以表达对令一方的爱意。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汉族同胞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藏族人的意识中，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由于两个民族相互交融，文化的相互影响，现在一些藏族人也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的理解，但开始在藏民族的文化中对其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意义。

谈到汉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汉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但藏族人看来，“龙”只是跟其他动物一样，不会认为它很神圣。

三、地理环境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东风”并不一定标志着这样的含义。

四、思维方式对藏汉翻译的影响

藏汉民族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

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藏汉之间的语言转化时，要高超越过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藏语多用形合法，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大多用意合法，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并不一定依赖连接词。

藏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1）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2）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有志者事竞成。

以上三个例子如果翻译成藏文分别可以通过关联词语“醒”、“将”、“拿”（近似于这些音）几个来表示。

其次，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汉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藏语中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藏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藏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

五、结语

篇（10）

英汉语言中许多词汇都常带有特定的文化信息，此种文化信息在交际中发挥着功能作用，即可称为文化功能。英语和汉语产生、发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独特的文化必然会反映在其词语中，词汇不只仅限于表达表层的所指意义，而是蕴涵着深层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 能生动地体现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学习英语时通过对词汇文化意义的了解学习从而对英美等国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审美意识等有所了解，这将有利于提高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交际障碍、避免语用失误。

一、英汉词汇文化意义差异的含义

通常英汉词汇意义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指称意义，这是词汇的原本含义。一般来说，这一部分意思是词语的字面意思，或者说是表层意思，在字典里能找到的解释；二是词汇的文化意义，这是词义的隐含意义，这部分能显示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字典里找不到这方面的解释。

人类是通过语言来反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但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历史、政治和经济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许多词汇都带有与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内涵意义，由此构成不同语言词汇意义的文化差异。英汉两种语言都有大量对应的词语，其意义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在文化背景方面，意义有较大差异。这就是英汉词汇文化意义的差异性。

二、英汉词汇文化意义差异的表现形式

英汉词汇文化意义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文化意义部分相同

在英汉两个民族的文化中，对应词语在某些方面会引起不同民族的共同联想，而在其它方面却不会。如：英语rose和汉语的“玫瑰”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相同的文化内涵，都象征“爱情”，但在英语成语under the rose中，rose的文化意义却是“秘密”、“沉默”；又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常将“猫头鹰”与“倒霉、厄运、不吉利”等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吉利之鸟，在这点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相同的文化内涵，但除此，在英语中owl还有“精明”、“神情严肃的人”等文化意义。汉语中“叔叔”是指父亲的弟弟或比父亲年轻的长辈，在英语文化里面，sister， uncle， aunt，brother，grandpa等词所指的关系是一种有某种血源的亲戚关系，可在汉语文化里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可能会用到这些词，如这样的句子：“孩子不哭，警察叔叔给你讲故事。” ，某个英雄牺牲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句子 “……，一路走好，叔叔阿姨来送你。” 在这些句子里的 “叔叔” “阿姨”的文化内涵就不能等同于英语的 “uncle”， “aunt”。

2.文化意义基本相同

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两种语言的文化意义不同，但英汉两语言群体在对某些事物现象的认识上大同小异。例如： donkey（驴）在英语中象征“愚蠢”、“固执”、“倔强”； 汉语中也有“蠢驴”、“犟驴”等说法。 parrot（鹦鹉）一词，在英语中表示“机械地重复别人的话的人”；汉语中也有“鹦鹉学舌”之说。

三、英汉词汇文化意义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个民族特有的物质环境、社会结构、精神信仰往往通过这个民族特有的词汇表现出来。不同民族无一不将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其对于世界的认识的独特性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词汇当中，正是由于这些因素造成英汉词汇意义的差异。具体说来，影响英汉词汇意义差异的文化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传统三个方面。

1.自然环境的不同由于生活地理位置不同，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主观感受不尽相同，反映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比如“东风”二字对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美好、春天”。英国地处西半球大西洋东岸，是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夏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人们常常用“美好”、“可爱”、“温和”来形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