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研究汇总十篇
时间：2023-07-17 16:34:5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交媒体研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社交媒体的应用范围。目前，我国档案馆对社交媒体的应用十分有限。国家档案馆尚未使用社交媒体，省级档案馆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上仍比较滞后。据相关统计，在我国31个省级（ 直辖市、 自治区， 不含港澳台地区） 综合档案馆网站中，应用博客或微博的仅有5个，占16%；应用百科的有6个，占19%；应用RSS或订阅的有11个，占35%；设置论坛的有14个，占45%；设置留言板的有27个，占87%。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如甘肃、、内蒙古地区的档案馆尚未运用任何形式的社交媒体工具。
美国国家档案馆从2009年在YouTube网站上开设界面并创建了第一个“推特”（Twitter）微博账户开始，逐步将档案宣传拓展到博客、微博、百科以及社交网络领域。由于Web2.0社交媒体工具在美国十分流行，美国档案馆利用社会媒体服务信息，与用户交流是十分普遍的。据调查，2012年，美国50个州档案馆中，有42个将社交媒体应用于档案工作中，社交媒体的应用率达到84%，并且这些档案馆的网站都提供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等多渠道的交流工具，并专门开设反馈通道，收集用户的意见。
（二）社交媒体的运用形式。根据国内社交媒体营销专家唐兴通的观点，社交媒体可大致分为8类：社会关系网络、视频分享网络、照片分享网络、合作词条网络、新知共享网络、内容推选媒体、商务关系网络、社会化书签。目前，我国档案馆运用的社交媒体形式有论坛、RSS订阅、百科、微博、博客。按功能划分，微博、博客、论坛属于以话题为纽带的信息平台，RSS订阅属于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平台，若将其归类，笔者认为都应划为内容推选媒体一类；百科则属于合作词条网络。可见，在我国，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交媒体工具如“人人网”“开心网”“豆瓣”“QQ空间”“优酷”“土豆”等社会关系网络、视频和照片的分享网络尚未运用于我国的档案工作中。
美国档案馆运用的社交媒体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以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例，到2013年5月，已在13个社交平台上开设了145个社交媒体项目。这些社交媒体按功能可分为网络平台、社交网络平台、文件的分享与存储平台三大类，每类社交平台包含多种社交工具，如网络平台包括Twitter、Blog、Wiki、Mashups、tumblr等，用户凭借这些工具能随时获得国家档案馆更新的各类信息；社交网络平台包括facebook、foursquare等，这些媒体工具为公众提供了相互交流与协作的空间；文件的分享与存储平台包括Flicker 、Youtube、Pinsterest、Ustream等照片、视频分享与存储工具。可见，美国国家档案馆几乎运用了所有种类的社交媒体工具，并将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社交媒体工具结合使用，充分实现了与公众的互动。
（三）社交媒体传递的信息内容。我国档案馆运用社交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多为档案部门的行政信息、动态新闻，形式以文本和图片为主。以微博为例，一些档案部门的微博只是进行一些转发，很多还与档案工作无关；档案部门原创的微博内容大多为工作动态、工作要闻，没有对馆藏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微博如何更新、微博主题如何选择等没有清晰的定位，造成档案部门微博的内容无特色、主题不突出。因此，档案部门的微博很少会受到评论和转发。此外，博客、论坛和网络社区的档案信息多为档案界人士的交流信息及成果展示，这为业内人员相互学习搭建了平台，但与普通公众的互动度不高。
美国档案馆利用社交媒体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内容，除行政信息外，美国档案馆对馆藏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展现给公众。例如公众可利用微博和博客分享档案馆的最新信息并进行互动交流；通过访问“Our Archives”Wiki分享关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及参与者的研究；可以在Flickr上对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照片进行下载、标注标签、发表评论和注释；通过YouTube观看馆藏的部分视频资料；通过Facebook和档案馆保持联系，进行互动交流等。
（四）运用社交媒体的策略和政策。中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应用正处于迅猛发展之中，如政府可通过政务微博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新闻舆论引导、倾听民众呼声；企业可利用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商业活动，开展商业宣传。由于社交媒体具有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对话性等基本特征，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传递信息、分享观点，易引起广泛关注。目前，我国一些企业和商家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时都采取了相应的积极策略和政策。然而，政府部门尚未针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制定出相关的策略和政策，档案部门亦是如此。
为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档案资源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 美国国家档案馆于2010 年12 月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社交媒体策略，积极倡导社交媒体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确定与社交媒体合作的核心价值，即合作、领导、激励、多元、团体、开放。策略的制定在于促进政府、团体和公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充分挖掘档案信息的各种价值，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利用服务。2011年2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又出台了《Web2.0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文件管理指南》，就社交媒体给档案工作带来的新问题作出了解释并提出应对的策略，如社交媒体平台的分类、联邦政府文件的界定、社交媒体平台与联邦政府文件产生的关系、使用社交媒体后文件管理所面临的挑战、社交媒体服务商责任等。此外，美国国家档案馆还制定了社交媒体政策，对每种社交媒体的使用都作出详细规定，如用户的年龄要求、信息的内容要求等。
（五）运用社交媒体取得的成效。目前，社交媒体在我国各级档案部门虽然得以初步运用，但成效一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网站调查与测评项目组的调查显示，我国省级档案馆网站的网上交互指标平均得分率仅为42.75%，其中最能体现交互功能的网上业务咨询、网上论坛得分普遍偏低，分别为0.21和0.23。笔者对档案微博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截至2014年6月25日12点，在新浪微博开通微博并进行认证的省级档案部门（不含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共有6个。通过对检索数据的分析，发现档案馆微博数量偏低，日均量大多1条左右，而每条微博平均评论量不足1条。
可见，社交媒体在实际应用中，其交互功能尚未发挥出来。大部分档案馆虽然设置了“网上咨询”模块，但是回复速度慢，难以满足访问者的及时需求。博客、微博主题不突出、时效性较差，导致用户与档案馆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很难深入。
在美国，社交媒体的利用掀起了美国档案资源传播的。2009年，在社交媒体利用之初，美国国家档案馆在Youtube网站“推特”（twitter）微博账户上传的一段视频的日点击播放量达到了1.5万人次。在9个月内，美国国家档案馆上传影片的点播量已超过10万次，视频点播量超过50万次。档案资源传播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从近期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统计来看，各种社交媒体的访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例如Twitter，2014年1月至4月，微博客的用户浏览数量不断递增，4个月内用户浏览数量增加了28830人次。在这些社交媒体中，Facebook和Flickr最受公众欢迎，2014年2月Flickr的访问量达到9，925，559人次。由此可见，美国国家档案馆借助社交媒体开展档案文化传播取得惊人成效。
三、美国档案馆成功运用社交媒体的优势分析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档案馆在社交媒体运用方面同美国档案馆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笔者认为，我国档案馆运用社交媒体的现状可概况为以下几个点，即社交媒体的应用范围小；运用形式比较单一、交流途径有限；缺少相关策略、政策的引导和规范；公众的参与度低，社交媒体的运用尚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美国档案馆成功地将社交媒体应用于档案工作中，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社交媒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美国国家档案馆及各地分馆采用多种形式的社交媒体工具，从Twitter、Blog等信息工具，到Flickr、YouTube等图片、视频分享平台，以及Facebook、Foursquare等社交网络，公众不仅能够了解档案馆的最新动态，浏览形式多样的馆藏资源，同时还可通过互动平台及时表达想法、反馈意见。目前，美国档案馆已开设140多个社交媒体专页和项目，全方位多渠道地把馆藏资源和相关信息推介给公众。
篇（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2-0065-02
近几年，社交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媒体除了其简单的交流、沟通功能之外，越来越多的商家、企业已经将社交媒体视为企业在营销中的重要工具和平台。企业、品牌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在传播上的优势并通过社交媒体来收集不同受众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更好地确立自己的目标受众，进而确立自身品牌的精准营销目标和策略。本文立足于社交媒体发展的大背景，对商家、品牌如何进行精准营销进行简要剖析，同时学习与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经验，展开分析研究。
一、精准营销的兴起
精准营销已经成为当今营销的关键，如何做到精准，这是系统化流程，有的企业会通过品牌联播等营销做好相应企业营销分析，市场营销状况分析，人群定位分析，最主要的是需要充分挖掘企业产品所具有的诉求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营销。精准营销是时下非常时髦的一个营销术语，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可量化的精确的市场定位技术突破传统营销定位只能定性的局限；借助先进的数据库技术等技术手段保持与顾客长期沟通等措施，建立企业的忠实受众群。企业充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作为营销工具，将营销信息推送到潜在受众群体和市场中，使企业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利益最大化，完成企业的既定营销目标。
1.网络精准营销的兴起。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全面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转移，然而我们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爆炸的问题。在互联网里，我们面临的、可获取的信息（如商品、资讯等）成指数式增长，如何在这些巨大的信息数据中快速挖掘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网络精准营销的概念应运而生。
2.网络精准营销的手段。运用个性化技术的手段（如网站站内推荐系统），帮助用户从这些网络过量的信息里面筛出他所需要的信息，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电子商务网站、媒体资讯类网站、社区都逐渐引进站内个性化推荐这种手段，进行精准营销了。
二、社交媒体营销发展格局
1.社交媒体营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社交媒体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突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模式，让受众有更多机会去参与双向沟通与互动，社交媒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大的调动了受众的参与性，使更多的普通人、平凡人成为传播者，成为信息的者，许多受众满足于传受两者角色之间的转换，参与性极强。社交媒体以其开放性、连通性和交流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如此，社交媒体除了沟通交流功能之外，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渐渐成为了诸多企业、商家作为自身营销手段的首要选择。
社交媒体营销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工具来进行营销、销售，维护公共关系，开拓客户服务的一种方法。近几年兴起的口碑营销、品牌营销等概都基本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进行营销。
社交媒体营销与传统的营销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交媒体更多的是注重受众的使用效果，目标受众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分享对品牌的认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与自己相关的社交媒体圈里的用户，众多企业也正是利用社交媒体这一传播优势来进行品牌的推销，形成自己的品牌口碑，达到营销的目的。
2.社交媒体的营销现状。随着社交媒体营销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并且受制于环境和发展期较短等条件的影响，其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当前我们所处的营销现状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广告主的试探性。各种各样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给予了广告主新的尝试机会，广告主们开始对社交媒体加大投资，探索新的广告形式以适应社交媒体环境，并且不断扩张自身的广告辐射范围，做到营销最大化。（2）在线模式不够成熟。对于社交媒体不断涌现的当前社会里，其也有着自身的不足，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不明确，我们可以看到同质化的社交媒体数不胜数，大多数新的社媒往往都是效仿，并未有创新；其次，社交媒体的板块设置混乱，导致很多功能没有发挥特有的作用，板块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3）效果不佳。这对于商家来说是最致命的，也是影响较为明显的。由于传播目标的不明确，造成了传播效果达不到预期值，这要求传播者要对市场进行细化，收集正确的客户数据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找到自身的潜在受众市场进行精准营销。（4）方式单一。商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营销的方式较为单一，只是一味去以营销为中心，缺乏整合意识，出现了混乱、碎片化的现象，应该集中力量将去利用有价值的社交平台，着力与受众构建稳定的往来关系，并且努力维系与受众建立起来的关系，让受众感觉到重视，培养受众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
三、社交媒体的精准营销优势
社交媒体是一种在用户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分享、传播和获取的综合渠道。社交媒体精准营销则是以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用户量身打造各种营销策略，精准营销主要体现在“精准”两个字上，真正了解和分析用户的真实的行为以及真实需求，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精准营销，其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现出来。
1.高介入度。社交媒体最为明显的优势就是媒体由传统的意识形态媒体变为了行为媒体，拉近了与消费者行为的距离，同时也增加了广告的转化率，使得受众在精准营销过程中的介入度由低到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受众切身感受了参与营销的过程，增加了受众的参与意识。
2.受众定位清晰。便于实现精准营销，基于数据、cookies、路由器等对数据的搜集和筛选，商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处理，针对受众不同的喜好，生产能够满足受众喜好的产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营销计划，明确不同受众的定位，进行归类整合，有助于精准营销的正确施。
3.免费分享。免费分享在社交媒体精准营销过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其主体大部分是用户自身，他们在使用过之后，在社交工具中主动分享用过之后感受和印象，对品牌产品加以评价，并为其他用户创造分享点，让更多的潜在用户去了解和关注，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口碑传播，而口碑传播的效果对于潜在用户的影响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符合营销发展趋势。在这个充满营销的时代里，商家应该准确分析市场形势，制定适合市场的战略战术，应该把追求顾客满意度放在第一位，改变过去只以商家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以4C理论为出发点，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市场，考虑消费者接触产品的便利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的体验效果尤为关键，社交媒体带给受众的便利性已经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商家而言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动了解受众的需求，利用社交媒体的便利性，减少受众接触产品的困难度，迎合市场的发展趋势。
四、社交媒体精准营销建议
1.受众分析（People）。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于商家来说，对受众进行分析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商家可以通过受众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习惯来逐渐确立品牌的目标对象，依据目标对象和媒体受众之间的黏度，决定营销推广中较为恰当的内容，澄清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与受众建立联系，不间断地对受众进行科学合理分析，逐步细分、确立准确的受众群体，第一时间掌握满足受众的需求。
2.营销目标分析（Objectives）。营销目标对于每个品牌而言都各有不同，这不仅取决于品牌自身的产品属性，也和受众市场的不同有关，社交媒体平台的不同也影响了受众的品牌选择。商家在确立自身营销目标时候，应该先确立自己的受众群体，了解受众使用社交平台的特点，不同社交平台适合不同的营销目标，商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不是面对不同市场采用同样的营销目标，那这样下去，商家定会丧失对原有市场的掌控权，后果将不堪设想，社交平台的不同意味着受众的需求就会有所差异，商家要针对不同社交平台的受众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进行营销目标的确立。
3.技术分析（Technology）。技术层面的分析重点是对社交媒体技术进行分析，要求商家不仅要注重对受众和营销目标分析，也要对所用到的社交媒体进行足够的技术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只对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进行基数统计，充分了解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并将自身品牌与其特点相融合，定期更新社交媒体工具，制定适合媒介技术的精准营销战略。
4.营销战略分析（Strategy）。营销战略对于一个商家品牌而言至关重要，营销是否成功取决于商家实施的战略是否恰当，是否能够恰当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精准营销，是否符合发展的趋势。当然，商家应当注意到尽管社交媒体普及面很广，但社交媒体的受众也是部分受众，商家切记不能孤注一掷，放弃了传统的市场平台；社交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当前依然是以大众媒体为主导，商家应当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来进行精准营销，仔细剖析精准营销的准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恰当战略，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
在当前社交媒体盛行的大背景下，整个市场的发展方向都是基于社交媒体进行拓展，而精准营销战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整个营销框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恰当利用社交媒体在传播渠道上的优势，使得营销的精准性、目的性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纵性。实现精准营销的基础是数据收集与分析，数据分析的核心是要充分了解客户关键行为和态度，对受众市场进行准确分析、定位，进而创造更具关联性营销内容，对客户的行为、倾向、意图和喜好越了解，就越容易有效传递关联性信息。同时，作为品牌的传播者也应该明白，和一般的大众营销不同，精准营销是一门致力于培养客户关系的学问，其核心不是品牌的打造，而是着力打造与客户之间的有效沟通，通过沟通向客户提供中肯的建议以及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潘洪亮.数字传播时代精准传播研究初探[J].广告大观（理论版）， 2013.
篇（3）
关键词 社交媒体 传播学研究 影响
社交媒体是互联网进入web2.0 时代以来，催生出的一系列以web2.0 的发展为依托的新型媒体，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微博，微信，推特，论坛，播客等，其中，新浪微博则长期占据网民关注度榜首。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是继20 世纪90 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正如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中提到：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已经成为了人类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学科，其所做的研究则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交媒体的诸多影响。
一、研究主体多元化
相对于美国等传播学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兴起比较晚，在1999-2000 年之后,才以高校为研究基地, 兴起了一股传播学研究的热潮，代表性的事件是教育部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一时期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高度集中在各大高校和研究院，无论是从事传播学世界名著的翻译还是其它对传播理论假设的证实等工作，传播学的研究都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的权威霸权式的话语体系，从论坛、博客再到微博，社交媒体强大的交互性能开始显现并逐渐发挥出重大作用，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不再是记者和编辑的一家之言，普通网民也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传播内容。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中，各个微博用户是微博内容生产、加工的主体，而且这种参与生产内容的成本和门槛极低。在微博的世界里，传播者的身份变得模糊化，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不再是特定的人所特有的身份，每个用户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受众，同时也是传播媒介，每个用户都成为了微博信息传播的动力因素。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 使传播学研究具有了扩充的可能性，微博的转发和评论机制，使得社会上发生的各类事件极易得到各界人士的深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从而成为公众事件，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吸引一些学者跨界研究当前的热点问题，由此带来的传播学研究学术门槛的降低, 使研究主体中“新鲜血液”的注入成为现实。
二、研究方法革新
传播学具体的研究方法常用的有：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 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那时,这种研究方法还十分罕见。现在，这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所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了。在过去,普通研究者要对某一媒体或者某一类事件进行学术研究,要查阅资料时只有依靠人力翻看已出版的旧著、旧刊、旧报,或者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研究耗时耗力,不仅影响学术进度,而且还可能因为无法把握媒体的最新进展,使研究成果出现偏颇。众所周知，资料的占有和数据的获取以及处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却是学术资料匮乏，量化研究缺乏可靠数据，这样的窘境大大限制了学术水平的提高,给传播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社交媒体不仅给人类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并且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复杂化、数据间有关联性、数据呈现非结构化的特征，因此，社交媒体的这一特性成为了传播学者最为关注的方面。社交媒体的高度发展逐渐使得网络不再虚拟化，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数据真实可用。这种真实性与实名制注册并无关系，而是体现在用户日常的媒介接触和社交活动中，通过用户所关注的内容将每一位用户的身份和归属展现在了网络中，组成一个数据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或群体真实被体现了出来。这使得所有的数据具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抽样调查法中，研究者需要先对一个全样本进行假设，然后进行抽样，但实际上，往往会由于数据的易得性，而使得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信度受到质疑。
与此不同的是，社交媒体的数据来源于用户无意识的网络行为。在社交媒体中，用户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数据公司或研究机构留下记录，这种数据是对用户行为记录的再次运用。也就是说，在传播学研究中，针对数据的研究不再需要填写问卷、电话访问等方式，受访者不再知道自己的答案会被用于研究分析中。打破了传统研究中样本量有限性的制约。
社交媒体这一开放的平台，使得被研究者主动并且非刻意的提供数据。就像自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很大一部分新闻来源都是每个个体在生产，并发送到微博和博客上，而微博和博客就是这样的平台，所有的内容是由用户源源不断地主动提供。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需要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对应具体的研究项目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平台合作，也可以自己搭建。
三、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仅赋予了公众更强大的信息获取的权利，而且其强大的沟通交流平台，更加革新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深度。这一传播现象在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基于各种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也成为传播研究的一大热点。微博问政、微博营销、微公益、微博求职招聘、微博举报等，这些在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下出现的新事物，无一不在检验着传统的传播理论的适用性。每年全国和各地“两会”都追随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热点问题，紧跟社会潮流，而微博作为最新最时尚的交流与沟通工具，其亲民性、便捷性、快速性集于一身的特点让它与“两会”一拍即合，代表委员们纷纷开通微博听取民声，将其运用到参政议政中。各大媒体也纷纷借着微博这股东风，利用微博将“两会”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网民。2010 年3 月1 日，新华社借了微博刚刚兴盛的这股东风，在新浪网上开通了“新华视点两会微博”，专门用于上会记者采集的现场报道和短小精悍的新闻评论，直接为广大网民记录报道“两会”上的精彩点滴。这种全民参与讨论政事的情况，也引起了传播学讨论：微博是不是中国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今后的传播学研究来论证。如此种种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四、传播理论得到发展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而在社交媒体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相互交杂，并且加速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越加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浪微博为例，根据用户微博的规模、行为模式及媒介接触习惯，微博用户主要有两种：个人用户、机构和组织。其中，个人用户又可以分成普通用户和名人。而机构及组织，可分为公司企业、公益机构、慈善组织、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
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包括： 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这五个环节。社交媒体对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显示出了自己非凡的影响力，传播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应当积极主动的关注、研究这些影响对整个传播活动所起的作用，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多加探索。传播学者须得明白，传播学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媒介环境的改变无一不会对传播这一活动造成影响。以接收者为例，接收者是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之一。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信息传播已经从传统的单线传播转向了多级传播、网状传播，这一媒介现实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受众观，纵观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几次受众观的转变：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魔弹论”开始，受众曾经一度被当做被子弹击中的靶子，到了20 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有限效果论”，又过分的强调了大众传播的“无力性”，直到“使用与满足理论”、“民主参与理论” 等受众理论的逐渐兴起，受众已经不再被当做大众，而是具有能动性的角色。上世纪80 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作《编码?解码》中提出，受众已经不是单纯的文本意义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解码者，他的这一见解使得传播学界对受众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而当代的传播学者，处在社交媒体充分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意识到受众这一概念已经颇具争议，因为在社交媒体中，传播信息的双方已经无所谓“传播者”与“接收者”。
结语
社交媒体的流行，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这一技术的改革又造成了媒介产业与形态的变化，使得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大众传播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任：即如何给予社交媒体等新媒介准确的定义，如何运用好新的传播技术所赋予的革命性的研究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并研究清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在人类的传播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社交媒体这一新的媒介形态下，传播学研究任重道远亟待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国际新闻界》，2005（5）
②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和怎么办》[J].《新闻大学》，2008（1）
③《大数据成各国竞争新热点》，人民网，world.people.com.cn/BIG5/n/2013/0206/c157278-20452022.html
④刘霄，《微博的传播学特征与经济学思考》[J].《新闻传播》，2010（6）
篇（4）
中图分类号： TP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5-0095-05
1 引言
社交媒体的数据文本短、噪声大，多为对话，数据实时发生，需要基于时间和上下文的即时分析处理。如何实时、有效和经济地去访问和集成这些多语言的数据，是一个严峻挑战，目前的各种技术在准确性、可伸缩性和便携性方面都有所欠缺。
语义标注把语义模型和自然语言结合在了一起，可以看作是本体和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文档之间的关联进行双向动态的生成过程，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语义标注是通过参照在本体里的URI的元数据， 从本体（类、实例、属性或者关系等）里标注在文本里出现的概念。使用文本里出现的新的实例去增强本体的方法也称为本体填充。
社交媒体的自动语义标引可以用于基于语义的搜索、浏览、过滤、推荐、可视化分析用户以及用户之间的社交网络和在线行为的语义模型建立，还有其他的应用场合例如知识管理、竞争情报、客户关系管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
目前的语义标注技术主要是针对新闻文章或者其他较为正式、篇幅较长的Web内容，由于社交媒体自身具有内容较短、噪声大、跟时间相关、用户产生内容等这些鲜明的特点，给语义标注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2 社交媒体语义标注的方式
语义标注可以采用手工、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等多种方式进行。
Passant等[1]提出了语义微博框架模型，以便用户给博文手动的添加机器可读的语义，该框架也支持通过主题标签与关联开放数据进行连接。Hepp等[2]提出了一个新的对微博进行手工语义标注句法，能映射成RDF语句，该句法支持标签、本体属性，例如FOAF和在同一个微博里多个RDF语句之间关系。尽管手工语义标注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每天腾讯、新浪等百万条微博的涌现，亟需自动的语义标引方法。
信息抽取，作为一个自然语言分析的方式，日益成为在非结构化文本和在本体中的规范化知识之间建起沟通桥梁的关键技术。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就是适用于语义标注的任务，传统的信息抽取和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规范化的本体作为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有些信息抽取系统只是把系统输出和本体做一个映射，这些系统严格来讲，应该称为面向本体的系统。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仅仅发现被抽取的实体的类型，而且还要把它跟目标知识库里的关于它的语义描述关联起来，通常用一个URI方式识别它，在抽取过程中需要在文档内和文档间进行命名实体、术语、关系等自动识别和共指消解。
关联开放数据资源，例如DBpedia，YAGO和Freebase等已经成为语义标注本体知识的关键来源，也作为用来消歧的目标本体知识库，他们提供了交叉引用、领域无关的数万条类和关系以及数百万条的实例，一个关联、互补的代名词的资源集合，对应于维基百科的条目和其他外部数据的概念和实例，丰富的类层次用于细粒度分类命名实体，而关于数百万实例和对应维基百科条目的链接的知识也是基于本体抽取系统的一个特点。
3 社交媒体语义标注的主要方法
3.1 关键短语抽取
自动抽取出的关键句可以表示出一个文档或文档集的主题，但不能有效的表达论点或者所有的观点，关键短语抽取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浅表知识抽取，它也作为降维手段，允许系统处理较小集合的重要的术语而不是全文，用于上下文的语义标注和索引。
一些关键词语方法利用了术语共现形成术语的图，边为一对术语共现的距离，给顶点分配一定的权重，W Wu等研究表明这一类的术语抽取方法相对依赖于文本模型的方法，在Twitter数据上表现更优。这些基于图的方法在从Twitter中抽取关键短语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这个领域包括了大量的冗余，有利于形成关键词摘要。但主题的多样性增加了抽取一系列相关和准确的关键词的难度，Xin等[3]在关键词组抽取中结合了主题建模来解决该问题。
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使用该方法来产生新的标签，Qu等[4]在基于词性标签的基础上，从n-gram产生候选的关键短语，然后使用一个监督逻辑回归分类器进行过滤。该方法还可以和分众分类法进一步结合，产生标签签名，例如把分众分类法中的每一个标签和加权的、语义相关的术语联系起来，针对新的博文和帖子，进行比较和排序这些标签，从而推荐一些最相关的标签。
3.2 社交媒体中的基于本体的实体识别
基于本体的实体识别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实体识别和实体联接，实体识别阶段主要根据一个本体识别出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的类和实例，而实体联接阶段则是使用文本中的概念信息，结合从本体中的知识，来选择一个正确的URI。
3.2.1 基于维基百科的方法
目前实体识别和联接的主要研究都是使用维基百科作为庞大的、免费的、人工标引的训练语料库。典型的目标知识库例如DBpedia和YAGO等都是来源于维基百科，提供了一个实体URI和相应的维基百科页面的直接映射。
基于实体消歧的方法主要是使用一个字典，里面有每个实体URI的标签，包括维基百科的实体页面，重定向（用于同义词和缩写），消歧页（对具有相同名称的多个实体）和链接到维基百科页面时使用的锚定文本。这本词典用于识别所有候选实体的URI，然后把这些候选的URI进行排序，给出一个置信分数。如果在目标知识库里面，没有匹配的实体，就返回空值。
一个广泛使用的基于维基百科的语义标注系统是DBpedia Spotlight[5]，这是一个免费的可定制的Web系统，它通过DBpedia的URIs标注文本，它的目标是DBpedia本体，包含了三十多个顶级类和272个类，通过显式地列出他们或一个SPARQL查询，来限制哪些类（或者它的子类）用于命名实体识别，这个算法首先通过查找一个来源于维基百科的URI词汇字典挑选候选的实体，然后使用向量空间模型对URI进行排序，每一个DBpedia资源都和一个文档相关联，构建的每一段文字里都使用到在维基百科里的概念。
LINDEN框架[6]在基于维基百科的信息外，还充分利用了YAGO里更丰富的语义信息，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Wikipedia-Miner工具，该工具用来分析有歧义的实体的上下文和发现出现在维基百科里的概念。在TACKBP2009数据集上的评测表明LINDEN超过了所有的只基于维基百科的系统，但目前LINDEN还没有和DBpedia Spotlight在同一数据集进行测试比较。
3.2.2 面向社交化媒体的方法
命名实体识别方法一般都是在较长、较常规的文本上进行训练，当作用在较短和更多噪声的社交媒体内容上的时候，效果较差。面向社交媒体的方法融合了语言和社交媒体专门的特性，尽管每个博文提供了很少的内容，但可以从用户资料、社交网络和回复中发现更多的附加信息。
Ritter 等[7]通过使用Freebase作为一个大规模已知实体来源，提出了命名实体分类的问题，如果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直接进行实体查找和类型分配，只能得到38%的F值，其中35%的实体是歧义的，具有多个类型，而30%的实体没有在Freebase中出现过。如果使用被标记的主题模型，考虑到每个实体字符串出现的上下文和在Freebase类型上的分布，命名实体分类的F值提高到了66%。
Ireson 等[8]研究了在Flickr网站上命名标签的地名消歧问题。这个方法是在Yahoo！ GeoPlanet语义数据库的基础上，为每一个地点实例都提供一个URI，与一个相关地点的分类，这个标签消歧的方法利用了其他分配给照片的标签，用户上下文（一个用户分配给他所有照片的标签）和扩展用户上下文（考虑到用户联系人的标签），这种基于社会化网络上下文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整体消歧的准确性。
另一个附加和隐藏的语义是微博里的主题标签，Laniado 等[9]详细调查了三千六百多万条微博里的主题标签语义，使用了四种度量指标：使用频率、使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专门性。这些度量用来决定哪些主题标签可以被用作标示符，连接到Freebase URIs上，通过从分众完成的在线词汇表，添加主题标签的定义，主题标签也可以作为语义信息的附加来源。Mendes等[10]通过简单地在DBpedia里查找，而没有进一步的消歧就完成了语义标注。用户相关的属性和社会关系都在FOAF里了，而语义标注通过MOAT本体来实现。
Gruhl等[11]关注了语义标注的消歧元素，审视了处理高度歧义的情况，例如歌曲音乐专辑的名称。他们提出的方法首先限制用于产生候选的MusicBrainZ本体的部分，通过过滤掉所有在给定文本里没有提到的音乐家的信息，然后运用词性标注和名词词组组块，把这些信息作为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输入，在此基础上进行消歧。这个方法对关于三位音乐家的MySpace帖子的语料集做了测试，尽管本体很大，但有关文本很快被找到，具有较高的效能。
3.2.3 商业化实体识别服务
现有大量的商业在线实体识别服务用实体标注文档，给文档指派关联数据URIs，NERD在线工具可以轻松地在用户上传的数据集上进行比较，还可以整合他们的结果，把结果映射到关联开放数据云上。
Zemanta[12] 是一个在线标注工具，最初专门用于博客和邮件内容，帮助用户通过推荐来插入标签和链接。Open Calais[13]是另外一个语义标注的商业化Web服务，Abel等利用它在新闻相关的微博里识别命名实体，目标实体一般是地理位置、公司、人员、地址或联系电话等，而被抽取出来的事件和事实一般涉及以上的实体，例如公司竞争者、联盟等。实体标注包括URL，允许通过http访问在关联数据中的这个实体的更多信息。目前OpenCalais连接到8个关联数据集上，包括它自带的数据库，如DBpedia，Wikipedia，IMDB等，广泛涉及到了本体中的实体类别。Calais的主要局限性是专有的性质问题，例如用户通过Web服务发送文档来进行标注，接受标注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给Calais一个不同的本体来进行标注，或者定制实体抽取的方式。
3.3 情感监测和观点分析
自动情感监测技术主要分为基于词汇的方法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词汇的方法主要依赖于一个情感词汇库，包含了已知和预先收录的情感术语，而机器学习的方法利用浅表语法或语言的特性。大多数情感和观点分析方法没有或者很少利用到语义，例如把博文分为积极、消极或中性情感，是建立在n-grams和词性信息的技术上。这些方法会导致数据量少的问题。Saif等[14]证明了使用语义概念代替单词能显著提高极性分类的准确性，这个方法使用了AlchemyAPI来进行语义标注，它包括了30个实体类，绝大部分是人物、公司、城市和组织等。这个方法在斯坦福Twitter情感数据集上作了评估测试，性能超过了其他没有使用语义的现有方法。语义标注还可以用来完成挑战性的观点挖掘任务，结合来源于WordNet等上的情感词汇，使用基于规则的实体识别器来识别出微博里的人物、政治团体和所持观点，然后进行语义分析，使用模式来产生三语组，表示出观点持有者和投票意愿。
3.4 跨媒体联接
由于微博内容比较短，如果不参考外部资源的上下文内容，很难被理解，所以需要跨媒体的自动联接。Abel等把微博和当前的新闻故事连接在一起改善微博的语义标注的准确性，探索了一些联接策略：利用出现在微博里的URL，微博和新闻文章的TF-IDF相似性，主题标签和基于实体的相似性（例如OpenCalais识别出来的语义实体和主题）等。Hubmann-Haidvogel等[15]使用在线新闻从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上汇总关于社交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
4 社会媒体的语义标注改进途径
目前的社交媒体语义标注方法有很多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就像关键词和主题抽取一样，只能解决浅表问题，而基于本体的实体和事件识别并没有取得在较长的文档上那样高的准确度和召回率。语义标注方法只适用于它们训练和评估的数据，在社交媒体标准数据集的训练算法也是有限的，使用命名实体类型和事件标注的微博条数一般都小于1000条，需要来自不同社交媒体类型更大的共享评测语料集，如果通过传统人工的方法进行，则不可能完成。
4.1 众包
一种改善自动标注的途径是进行众包，ZenCrowd[16]系统把大规模的实体和在Amazon Mechanical Turk上的微任务，能够自动连接到LOD云上的文字部分不交给标引员，只是在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咨询标引员，这样显著提高了标注结果。欧盟FP7资助的Xlike项目[17]也尝试众包去解决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非正式语言的非规则性，提高标注的准确性。Gate Teamware[18]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协同标注工具，支持分布式团体工作，可以为非专业的标引员进行个性化定制使用。
4.2 利用Web of Data上的海量知识
另一种改善社交媒体语义标注的途径是更好的利用Web of Data上的海量知识，目前大部分局限在维基百科、DBpedia和YAGO上，使用网络数据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常用词和停用词的大量使用等造成的歧义，需要自动化的领域分类的步骤，确保特定领域的LOD（关联开放数据）资源被用于标引相关领域内的社交媒体。使用网络数据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健壮性和可伸缩性，在面临LOD资源的噪声知识时，在处理有噪音的、语法不规则的语言的时候，能保持一定的健壮性，考虑到Web of Data的规模，设计基于本体的算法时，算法要在维持较高的计算水平的同时，又能有效的加载和查询这些大规模的知识库。最后一个有效利用网络数据资源的障碍是相当有限的可用词汇信息。除了维基百科上的资源，其他的词汇信息大多数局限在RDF标签。这就限制了他们在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和语义标注上的使用。近期很多学者都专注于利用协作完成的维基学科去建设跨语言词汇资源。它包含了很多外来词和新词，并且不断被贡献者社区进行更新，可以在分析用户内容时作参考使用。针对英语和德语，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建立UBY[19]，这是一个综合的、大规模、语义-词汇资源，它基于维基百科、WordNet和其他的LOD资源。有些研究还关注基于语言的本体建设，提出把语言信息和本体元素进行关联的模型，这些都为跨语言语义标注系统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5 结语
尽管社交媒体的语义标注技术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但语义标注的结果已经被应用在从社交媒体流的隐形信息中自动获得用户和社交网络的模型的方法上。为了更好的挖掘出隐含语义信息，处理多噪声的动态社交媒体流，我们需要探索更加稳定、准确的大规模实体和事件识别方法，需要进一步细化意见挖掘算法用于目标识别，解决时间波动性问题，对冲突意见的探测和建模以及意见汇总。
参考文献：
[1]A. Passant， J. G. Breslin， and S. Decker. Rethinking microblogging：open， distributed， semantic[C].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Engineering，2010：263-277.
[2]M. Hepp. HyperTwitter：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engineering via Twitter messages[C].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by the Masses-17th International Confe
rence EKAW 2010，2010：451-461.
[3]W. Xin， Z. Jing， J. Jing， H. Yang， S. Palakorn， W. X. Zhao，J. Jiang， J. He， Y. Song， P. Achananuparp， E. P. Lim， andX. Li. Topical keyphrase extraction from Twitter[C].Proceedings of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HLT ’11，2011：379-388.
[4]L. Qu， C. Müller， and I. Gurevych. Using tag semantic network for keyphrase extraction in blog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381-1382.
[5]Dbpedia Spotlight[EB/OL].[2013-06-02].http：///projects/dbp-spotlight/.
[6]W. Shen， J. Wang， P. Luo， and M. Wang. LINDEN： Linking named entities with knowledge base via semantic knowledge[C].Proceedings of the 21st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2012：449-458.
[7]A. Ritter， S. Clark， Mausam， and O. Etzioni.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in tweets： An experimental study[C]. Proc. of Empirical Methods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 Edinburgh， UK， 2011.
[8]N. Ireson and F. Ciravegna. Toponym resolution in social media[C].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Semantic Web Conference （ISWC），2010：370-385.
[9]David Laniado and Peter Mika. Making sense of Twitter[C].International Semantic Web Conference（1），2010：470-485.
[10]P. N. Mendes， A. Passant， P. Kapanipathi， and A. P. Sheth. Linked open social signals[C].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IEEE/WIC/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 2010：224-231.
[11]D. Gruhl， M. Nagarajan， J. Pieper， C. Robson， and A. Sheth. Context and Domain Knowledge Enhanced Entity Spotting in Informal Text[C].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Semantic Web Conference （ISWC’2009）， 2009.
[12]Zemanta[EB/OL]. [2013-06-03]. http：//.
[13]Opencalais[EB/OL].[2013-06-03]. http：///.
[14]H. Saif， Y. He， and H. Alani. Alleviating data sparsity for Twitter sentiment analysis[C]. Proceedings of the #
MSM2012 Workshop， CEUR，2012.
[15]A.Hubmann-Haidvogel，A. M. P. Brasoveanu， A. Scharl， M. Sabou， and S. Gindl. Visualizing contextual and dynamic features of micropost streams[C].Proceedings of the #MSM2012 Workshop， CEUR， 2012.
[16]G. Demartini， D. E. Difallah， and P. Cudré-Mauroux. Zen-Crowd： Leveraging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and crowdsourcing techniques for large-scale entity linking[C].Proceedings of the 21st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2012：469-478.
[17]Xlike[EB/OL].[2012-06-05]. http：///.
[18]Kaling Bontcheva， Hamish Cunningham， Ian Roberts， Angus Roberts， Valentin Tablan， Niraj Aswani， and Genevieve Gorrell. GATE Teamware： A Web-based， Collaborative Text Annotation Framework[J/OL]. [2013
篇（5）
作为最早的研究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ite)的学者，Boyd和Ellison曾对社交网络作了如下定义：社交网络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让个人(1)在一个相互联结的系统里建立一个公开的或者半公开的网页，(2)列举出来与他们相互链接的其他用户，(3)浏览并且进入他们系统内相链接的用户的资料。”[1]根据这个定义，Boyd和Ellison认为第一个社交网络是1997年诞生的SixDegrees.com.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可以连接用户和促进沟通的网站，比如约会网站或者社区网站，以及ICQ或QQ的好友列表功能，但是这些网站或者聊天工具并不能使用户浏览其他用户的资料和社会关系。其他的一些网站例如校友网站或者班级网站虽然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和以往同学们的联系，但是用户无法创建自己个性化的资料和好友列表。SixDegrees.com是第一个综合了以上各项功能的网站。
在1997年和2003年之间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网络出现，比如LiveJournal，AsianAvenue，Friendster等。但这些网站多是昙花一现，虽在短期内有不少用户，但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2006年至2008年间，MySpace是全球访问量最多的社交网络。2006年六月，MySpace超越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2]和之前的社交网络相比，MySpace具有一些独特的功能，比如用户可以将朋友加入链接，并且用户无需使用专门的计算机语言就可以创建自己个性化的网页。这些功能使得MySpace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用户政策方面，MySpace也一改以往社交网络的政策，允许未成年人加入。[3]
创建于2004年的Facebook则成为MySpace最大的竞争者。Facebook由哈佛大学学生Mark Zuckberg及他的室友创立。最初Facebook的用户仅限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扩大到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大学，常青藤联盟学校以及斯坦福大学。随着Facebook受欢迎的程度日益增长，2006年Facebook最终向所有年龄超过13岁的用户开放，并很快吸引了大约12万用户。2013年3月，Facebook的活跃用户达到11100000人。[4]Facebook和MySpace的主要区别之一是MySpace给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其用户可以用HTML或者CSS对个人界面做更多设计。而Facebook则是使用plain text，因此其界面则更加标准化和单一化。
另外，Facebook要求用户注册的时候需要登记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比如姓名、邮件地址、毕业学校等，而MySpace则无此要求。较之MySpace，Facebook有更多项功能可以促进用户互动，比如用户可以在彼此的“墙”(wall)上留言，可以上载视频和照片并将朋友“圈”(tag)出来，也可以在视频和照片下留言。另外，Facebook还可以允许用户在线聊天(online chatting)，互发短消息(personal message)，成立或者加入群体(group)，企业、组织或者个人还可以创建自己的页面(page)作推广营销的用途。
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专家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Bourdieu与其同事把它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成员。[5]社会网络分析家，如Lin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人们联络或者动员其他社会资源。[6]另外一些理论专家则形容社会资本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比如人际间的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公民合作，社会参与或政治参与等。
关于大众媒介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历史悠久。社会资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社会理论家认为积极的公民社会和大众媒介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大众媒介还是人们政治知识的重要来源和交流的场所。[7]但是Putnam却认为大众媒介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社会资本。[8]Putnam将美国民主社会的堕落和社会资本的破坏归结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城市生活向郊区的扩大化。Putnam认为，要保持良好和健康的社会资本，人们必须经常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志愿者活动，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而现代社会中城市越来越向郊区扩张，越来越多的人们只是在城市里工作上班却居住在郊区。这种现象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在交通上面，并且由于人们住得越来越分散，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因而破坏了社会资本。Putnam认为另外一个导致社会资本丧失的原因是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根据他的理论，人们的时间是一个零和游戏，而现代人把空余休闲时间主要用来看电视，所以和家人、邻居、朋友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民主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也导致了社会资本的下降。
Putnam的论述主要侧重于电视的影响。互联网的到来曾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开端，但是关于互联网的使用和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也很矛盾，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在这个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将互联网的使用从人们上网的时间角度来测量，并且支持Putnam的结论。他们发现，人们浏览互联网的时间越长，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度越低。[9]他们认为网络的使用和收看电视一样，会侵蚀与朋友和家人交流的时间，从而造成非常有限的面对面的互动。[10]Nie和Erbring发现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与参与社交活动和出席户外活动的可能性成负相关。
另一阵营则侧重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具体内容和功能，并发现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效果。比如，Shah，Kwak和Holbert确定了四种类型的互联网的使用：网络购物，财务管理，社交娱乐，信息交流。[11]他们发现，前两种类型的使用与公民的政治参与负相关，而后两类则对公民参与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三、社交网络的使用与社会资本
由于可以搜寻和链接朋友和陌生人，通过留言、评论及在线聊天促进人际互动，分享用户上载的图片及视频，社交网络对于保持和扩大朋友圈有着良好的作用，也从而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迄今为止，研究已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本。比如，在挪威追踪了2000名15-75岁的互联网用户[12]。他在两年内的三次调查显示，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面对面的互动，线下的朋友数量以及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方面都要高于不使用社交网络的人。Lampe，Vitak，和Ellison对美国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学的614名非教学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他们发现年长的人以及现实生活中有更高的粘合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可能性比较低。同时，社交网络非用户选择不使用社交网络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于隐私问题，社交网络带来的角色变化，以及个人时间的有限性的顾虑。但是，通过对比社交网络用户和非用户，三位研究者发现很少使用社交网络的用户在社会资本方面基本和非用户持平，而常常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在弥合社会资本和粘结社会资本方面都高于另外两组的人。
不仅如此，即使在社交网络用户的范围里，较多使用社交网络的用户也比较少使用的用户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美国密西根大学的Ellison曾就此发表多篇论文和著述。比如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13]曾通过对将近300名新入学的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的使用强度不仅可以增进大学生的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比如结识新朋友，获得了解新学校的帮助等)和粘结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比如在作重要决定时可以获得建议，有值得信任的人等)，并且可以帮助他们维持和过往的高中同学的联系。Ellison等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维度，维持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
同时，这三位研究者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对社会资本的这种影响对于自我认同(self-esteem)和对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低的人更加强烈，从而揭示了社交网络的使用和个人心理对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之后这三位研究者又针对这一议题对社交网络用户作了跟踪调查和深度访谈，并发现从长期的角度，Facebook的使用与弥合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有正相关，但和粘结社会资本(bondingsocial capital)没有关联。[14]Vitak，Ellison和Steinfield进一步发现，虽然Facebook的使用频率和粘结社会资本不相关，但是Facebook的具体功能和特征，比如有家庭成员使用Facebook却对增强可靠的联盟感(reliable alliance)有正面影响。[15]
四、手机通讯，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与社会资本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见证了手机通讯的飞速发展。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全球共有60亿人使用手机，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87%。[16]手机通讯的发展将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7]Weiser和Brown曾将计算的发展分为三个浪潮。[18]第一个浪潮是固定的大型计算机(mainframe computer)。由于体积庞大，这种计算机曾经可以占满整栋建筑物，并且需要特殊的空调和冷却系统。因此，这种计算机是不能移动的。[19]计算的第二个浪潮是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比如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台式计算机仍然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使用，仍然没有移动性(mobility)。笔记本电脑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移动性，但是由于其重量、体积、有限的电池寿命以及连接无线网络的局限性，仍然不能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计算机。
普适计算则是计算中的第三次浪潮。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一种先进的计算概念，学者们认为在普适计算的情况下，计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的发生可以使用任何设备，在任何位置，并以任何格式。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和计算机的互动可以多种形式存在，包括膝上型计算机、平板计算机、终端和电话存在。用来支持普适计算的底层技术包括互联网、先进的操作系统、移动代码、传感器、微处理器、新的I/O和用户界面、网络、用于位置和定位的新材料等。近来也有学者将普适计算称为无处不在的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或者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在普适计算的环境中，计算机不再是人们为完成任务而使用的工具，而是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无处不在。[20]因此普适计算的目的就是使计算机“消失”，从而成为人们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21]
相比较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手机体积小，重量轻，电池持续时间长，用户可以将其随身放在口袋里，随时随地察看。因此手机的出现真正实现了普适计算。黑莓，苹果手机，Android，和iPad等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的科技，使得“将个人电脑携带在口袋里”的概念和梦想在全球得以实现。[22]有学者预测说，在不久的将来，手机将成为信息枢纽站。[23]
由于手机具有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特点，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到手机的通话和使用当中，因此有些学者担心这种移动技术会阻碍大众在公众空间和陌生人的对话和交谈。[24]而交谈(dialogue)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元素。迄今为止，有一些研究发现频繁的电话通讯可能会导致人们与外界社会隔绝，并降低公民参与，从而对此项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25]
然而最新的研究则表明根据不同的手机使用行为，手机的使用可以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增进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26]比如，Campbell和Kwak在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随机抽样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用手机进行娱乐和打发时间会降低社会资本，但用手机协调组织活动和手机通话将增进和陌生人的交谈，联络远距离的朋友，增加加入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并提高民主和公民参与活动。[27]他们在韩国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果，并且发现这种效果对于40岁左右年龄群的手机用户最为强烈。[28]Boase通过对2200名美国公民抽样调查，发现使用手机、固定电话和网络比较多的人，其社会关系网络更大更多元化。[29]其他研究还表明，使用手机，尤其是短信，与社区成员的组织身份，生活满意度，以及帮助别人的意愿都是正相关的。
五、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关于社交网络，手机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并留待未来的学者去探讨和摸索：
第一，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局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虽然也有少数实证研究是在欧洲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开展的，但总体上数量还比较少。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研究空白。近年来社交网络和手机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欧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潜在的研究方向和潜力，值得未来的学者去研究和发现。
第二，过往的研究大多是使用大学生样本。虽然大学生是使用社交网络和手机的重要人群，并且在搜集数据方面有很大的方便性，但是最新的调查研究表明，除了大学生之外，其他人群比如青少年(adolescents)和中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也大大提高。比如最近的一项美国调查研究显示12-17岁的人有近73%的报告使用社交网络，而78%的青少年拥有手机。因此大学生样本难免带有很大的偏差。由于其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特殊性，很难将其研究结果推广到普通大众。未来的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年龄和社会阶层。
第三，目前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种具体的科技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种技术设备，并同时使用多种技术(multitasking)(比如很多人在手机上访问自己的社交网络帐户或者推特或者打游戏)[30]，技术融合也为了解新媒体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多种技术的同时使用，并探讨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完)刊于《新闻春秋》2014年02期---------------微推荐回复前面数字看全文，需订阅用户
8.喻国明：传播学超经济学成热门学科9.哈佛尼曼实验室解读2014年美国传媒报告10.大数据对电视业的四大颠覆11.新闻传播专业2014年社科基金获批名单12.黄升民:广告重回巫师时代?13.传媒经济之父罗伯特·皮卡特提出媒体面对技术变革，要从价值创造等三方面做调整--------------------------
参考文献
[1]Boyd Danah， and Ellison， Nicole B.“Social Network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Communication 13， no. 1(2007): 210-230.
[2]Cashmore， P. "MySpace， America's Number One，" accessedJuly 11， 2006， mashable.com/2006/07/11/myspaceamericas-number-one/
[3]Boyd Danah， and Ellison， Nicole B. "Social Network Sites: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Communication 13， no. 1(2007): 210-230.
[4]Facebook. "Facebook Reports First Quarter 2013Results"， accessed May 1， 2013，finance.yahoo.com/news/facebook-reports-first-quarter-2013-200500244.html
[5]Bourdieu， Pierre， and Loīc JD Wacquant. An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Lin， Na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capital." Connections 22， no. 1(1999): 28-51.
[7]Carpini， Michael X. Delli.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9]Nie & Erbing， 2000.
[10]Kraut， Robert， Michael Patterson， Vicki Lundmark， Sara Kiesler，Tridas Mukophadhyay， and William Scherlis.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no. 9(1998): 1017.
[11]Shah Dhavan， Nojin Kwak，and Holbert Lance."'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no.2(2001): 141-162.
[12]， Petter Ba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ir Users andSocial Implications-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17， no. 4(2012):467-488.
[13]Ellison， Nicole B.， Charles Steinfield， and Cliff Lampe."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12， no. 4(2007): 1143-1168.
[14]Steinfield， Charles， Nicole B. Ellison， and Cliff Lampe."Social capital， self-esteem， and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A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no. 6(2008): 434-445.
[15]Vitak， Jessica， Nicole B. Ellison， and Charles Steinfield."The ties that bond: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and bonding social capital." In System Sciences(HICSS)， 2011 44th Hawaii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pp. 1-10. IEEE， 2011.
[16]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he world in2011: ICT facts and figures." Accessed February 28， 2012，itu.int/ITU-D/ict/facts/2011/material/ICTFactsFigures2011.pdf
[17]Xie， Wenjing， and John E. Newhagen. "The Effects ofCommunication Interface Proximity on User Anxiety for Crime Alerts Received onDesktop， Laptop， and Hand-Held Devi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 no.3(2014):375-403.
[18]Weiser， Mark， and John Seely Brown. "Designing calmtechnology." PowerGrid Journal 1， no. 1(1996): 75-85.
[19]Beniger， James 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6.
[20]Satyanarayanan， Mahadev. "Pervasive computing: Vision andchallenge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IEEE 8， no. 4(2001):10-17. Waller，Vivienne， and Robert B. Johnston." Making ubiquitous computingavailabl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2， no. 10(2009): 127-130.
[21]， Lars， and Johan . "From use to presence: on theexpressions and aesthetics of everyday computational things. "ACM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TOCHI)9， no. 2(2002): 106-124.
[22]Markoff， J. "A personal computer to carry in apocket."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January 8， 2007，nytimes.com/2007/01/08/technology/08mobile.html
[23]Etoh， 2007
[24]Gergen， Kenneth J.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In Handbook of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 ed. James Katz and Manuel Castells 297-309.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25]Habuchi， Ichiyo， Shingo Dobashi， Izumi Tsuji， and Koh Iwata."Ordinary usage of new media: Internet usage via mobile phone in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4， no. 1(2005):94-108.
[26]Park， Namsu， Kerk F. Kee， and SebastiánValenzuela. "Being immersed in social networking environment: Facebookgroups，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nd social outcom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12， no. 6(2009): 729-733.
[27]Campbell， Scott W.， and Nojin Kwak. "Mobile Communicationand Civic Life: Linking Patterns of Use to Civic and Political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 no. 3(2010):536-555;"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lyDifferentiated Usage Patterns." New Media &Society 12， no. 3(2010):435-451;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Linking Patterns andPlaces of Use to Engagement with Others in Public." Human CommunicationResearch 37， no. 2(2011):207-222.
[28]Kwak， N. ， Campbell， S. w. ， Choi， J.， & Bae， S. Y. Mobile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engagement in Korea: an examination of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bile phone use and engagement across agegroup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 21(5)，485-503.
篇（6）
关键词 社交媒体医学伦理医生微博
一、医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医学伦理学伴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活动的出现而产生，反过来，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活动又推动医学伦理学的进步。伍天章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以医学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中形成，并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指导的，用以调整卫生事业人员与服务对象以及卫生事业人员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医德，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自古名医重医德，唐代名医孙思邈的思想被后世封为悬壶济世的典范，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②在西方，医德理论的创始者“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写到，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③《希波克拉底誓言》被视为首部专门的医生职业道德准则。
二、医生的社交媒体行为现状
医学伦理学的精神实质延续至今，但形式和内容却随着医务人员面对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在国外，除Facebook、Twitter 等大众化的社交媒体外，还出现了专供医生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如doctors.net.uk 和the BMJ’s doc2doc。目前国内医生使用的社交媒体主要为微博、论坛、贴吧，其中以微博为主要阵地。
1、医生使用社交媒体的总体情况随着医生微博用户数量猛增，针对医生如何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应运而生。截至4 月14 日，在“中国知网”上，以“医生社交媒体”为“主题”搜索到相关文献1005 篇；以“医生微博”为“主题”搜索到相关文献56 篇。这些文献论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医院与医生的微博宣传与营销、医院与医生的微博动态、医改等，但从伦理、职业道德角度研究医生的社交媒体行为的文献数量不多。
在新浪微博搜索中输入“医生大夫”搜索有关用户名，可得到377 条结果。其中，名列前位的医生微博，粉丝人数高达几百万。由于医生在注册使用微博时并不一定采用实名制或标注其医生身份，所以医生微博用户的数量不止于此。现以微博粉丝量超过20万的5个医生的新浪微博为样本（见图1），通过对这些微博内容的分类，了解目前医生微博内容的共性。
以上五个微博主要涵盖医学知识科普、个人生活及观点、工作及业界信息三部分，其中前两者占主要内容。虽然业界一直对“微博可否问诊”争议较大，但是从以上微博的整体情况来看，“微博问诊”的情况并不多见。更有医生直接在微博上对“微博问诊”表明态度，如“协和章蓉娅”就在微博上明确标注“微博科普不看病”。
2、医生使用社交媒体的失范行为
（1）缺乏仁爱之心，漠视生命。广东某女医生在微博上先后“等我下班再死”、“……宣布临床死亡，今晚可以睡个好觉，明天可以出游了！”等博文。言辞间充满对病患生命的漠视，被网友称为“冷血医生”。随后，该医生被主管单位暂停行医资格并调换工作岗位。事后，有观点认为女医生的行为仅是众多医生出现职业性倦怠的个案，不至于上纲上线和行政处罚。但公众普遍批判女医生行为有违医德，这种肆意的情感宣泄是没有真正秉承医德的表现。
（2）言辞调侃，图文血腥。认证为“鹰眼医生”的佛山外科医生曾多条微博，以亲历的各种血腥手术场景、病患器官为配图，附上调侃性、恐吓性文字。例如，他在为患者进行胸部肿瘤切除手术后写到：“无奈，美女要求美观，特别交代切口必须尽量小，而肿瘤又特别大，没办法，只有使劲挤了。”同时配发了正在为这名患者取出胸部肿瘤的特写照片。文字略带调侃，图片直现隐私器官，毫无对患者的尊重可言。
3、社交媒体对医生的影响
社交媒体给医生、医疗机构带来的利弊并存。微博上寻医问药方便快捷，提高了医生服务的水平和效率。第一，传播医疗资讯与医学知识，进行医学科普；第二，使公众加入到公共卫生和政策的讨论之中，惠及病人护理。廖新波在微博上与公众探讨医改就是一例；第三，方便与患者家属分享最新的治疗进展。例如，位于圣卢克的锡达拉皮兹的克利医院在为70 岁的Monna Cleary 进行子宫切除术和子宫脱垂手术时，在社交媒体上了超过300 条的信息，跟家属及大众实时分享手术进展；④第四，微博是卫生系统防范职务风险的平台，⑤公众可通过在微博中针对卫生系统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然而，微博的虚拟性、草根性、传播的广泛性也会对医患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第一，医生在开通微博时并不需要审核个人信息或身份验证，错误虚假的医疗、健康信息一旦散布开来，危害严重。第二，微博上的调侃、讽刺、报复性的图文有损医疗的严肃性。《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发表研究指出，超过60%的美国医学生在社交媒体上非专业内容，例如醉酒或非法用药的照片，或使用粗俗的语言，这种行为会降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⑥第三，受微博字数的限制，140 字“微空间”虽然横向上可以承载大量医疗信息，但难以纵深地将医疗问题分析透彻，这就决定了医生微博适“科普不问诊”的特性；第四，泄露隐私。
三、医学伦理视野下社交媒体行为的规范与发展
医生使用社交媒体，应如何保证所传播的医学信息的科学与准确，如何处理普及基础医疗知识与回答患者问诊的关系，以及处理公共利益与推广营销的关系等，还需要从医学伦理的立场出发，掌握一些尺度和原则。
1、医生使用社交媒体应遵守的伦理原则
1981 年“全国第一届医德学术讨论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即“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具体而言，医生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遵守以下原则：
（1）仁爱原则。医生微博具有个体性、及时性的特点，承载的内容丰富，所传递的内容及思想应该是弘扬仁爱之心的正能量。无论是医院官方微博的解疑释惑，还是医生个人的一对一回复，都要让患者感受到医务工作者对个体的呵护、对生命的尊重。⑦
（2）保护病人隐私原则。同事间在网上探讨病患、临床经历等行为虽然可以为教学以及工作带来便利，却是一种高危行为，谈及特定医疗案例的具体细节务必谨慎。未经同意在社交媒体上披露有关病人的可识别信息，就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并引发官司。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Council）强调，很多不当的披露是无意而为之的。那么需要提醒医务人员的是，不要在网络论坛等可能公开出入的场所有关病患的可识别信息。⑧
（3）分清界限原则。第一，社交媒体时常模糊个人与职业生活的界限。很多人意在与朋友分享信息，但这些内容一旦上传到网上就一发不可收拾。好在一些社交媒体网站有隐私设置，允许用户控制或限制他人访问。提高身份界限的意识并进行严格的隐私设置就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谨慎添加好友。医患之间理应
存在一条专业界限，这种界限既可以维持双方信任，也可以使患者免遭被出于不正当目的的医务人员所利用。而在社交媒体上，就很容易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医患关系，这就极易引发越轨行为。因此，英国医学总会建议，医生以及医学生在收到过去或现在接收的病患发出的邀请时，应该礼貌地表示拒绝，同时向他们解释接受申请为何不妥的原因。
2、医生使用社交媒体的规范路径
（1）坚持科普咨询不问诊。医生开微博可以做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但医务人员绝不能利用微博开方，因为老百姓真的会按医生所说的办法去做，一旦效果不好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医患间就会产生纠纷，但如何界定这种纠纷，法律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⑨（2）慎重对待“匿名性”。在社交媒体上，以医生身份信息往往容易取信于众，而且会被认为是专业、正确、合理的观点而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医生可以选择隐匿医生身份，以个人身份微博，但一旦医生在社交媒体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应立即注明真实姓名。因为即使医生以匿名了某些信息，一旦引起恶劣影响，网络高效的搜索能力也会在第一时间追溯到信源的真实身份。
（3）扩大“微空间”。如果网友针对某个复杂的问题在微博上进行咨询，医生就需要尽力扩大“微空间”，如在微博文字的后面，附上图片或者链接相关网址。首都儿科研究所办公人员池杨曾介绍：“微博受字数的限制，只能是快餐，对于寻医问药的问题，我们会请患者发送到首儿官方网站的‘专家咨询’栏目中，会有相应专家为他们解答。”
（4）声明利益冲突。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医生虽然没有直白的言论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但却口口声声在推广某些保健产品。根据英国医学协会（BritishMedical Association）的要求，医务人员应根据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声明所获得的商业利益。⑩因为匿名微博如果呈现出了“医生”的身份特点，也会赢得公众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类声明，就可能破坏公众信任，减损作者威信，甚至把所在单位置于不利境地。
（5）诚信推广与宣传。微博向来被视为宣传营销的平台，但医院、医生利用微博开展宣传工作时也应秉持医学伦理，即要恪守诚信原则，不能违背科学，吹嘘自己的医疗效果和服务水平，在字里行间为医疗产品做“代言”；不能一味追求粉丝量和点击率，跟风炒作热点话题或者发表轰动性言论；更不能造谣诽谤，明知是虚假的伪科学信息而故意和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医疗机构的传统运行模式，构建新型的医患关系，传统的医学伦理秩序也因此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社交媒体时代的医生，不仅需要掌握好社交媒体的基本传播技能，还应坚守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将传统的医学伦理应用到这一新媒体之上，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管理好个人的社交媒体，提高个人和医疗机构的信誉，全心全意为人们的健康服务，从而建立起和谐有序的社交媒体医学伦理秩序，为传统的医学伦理注入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①伍天章主编：《医学伦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
②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
③张树峰、刘云章、张卫东主编：《医学伦理学》[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41
④《社交媒体将会怎样影响中国医生？》，http：//haodf.com/zhuanjiaguandian/xiaocl_1085205046.htm
⑤韩璐，《微博江湖里的医者身影》[N]《. 健康报》，2011-12-23
⑥张文燕，《在社交媒体时代做医生》[J]《. 中国医院院长》，2010（19）
⑦蒋盛云、任学丽，《关于“医微博”的伦理道德思考》[J]《. 中国医学伦理》，2013（4）
⑧ General Medical Council（2009）Guidance for Doctors - Confidentiality.London: GMC.
篇（7）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66-07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外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①相较于中国快速提升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实力却一直较为羸弱，其国际传播声音仍相对弱小，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②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传媒实力仍然较为薄弱，“西强中弱”的媒体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自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因“宣传味过重”“传者本位”“原创力不足”“缺乏针对性”等问题而长期广受诟病。用业内人士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国际传播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说别人不感兴趣的事。③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社交媒体的表现尤为显著，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阵地。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30岁以下成年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约有25%）开始使用这种方式来接收新闻。④基于庞大的用户数量与受众获取新闻习性的变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发送突发新闻信息和及时性事件的有效平台，成为媒体机构内容和吸引受众的不可或缺的工具。⑤鉴于社交媒体在国际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日增，不少国内学者已将其视为提升媒体国际传播力的一项有力武器⑥，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激发“草根”阶层的新闻生产活动，也可成为加强中国对外媒体与国外社群和民众之间互动的有效途径⑦，以此提升中国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和亲和力⑧，进而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
近几年来，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视觉化信息逐渐成为社交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以图像信息为基础传播信息模式的新型社交形式――图像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当前，已经有多款图像社交媒体和app（手机应用）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如Instagram（照片墙）、Tumblr（汤博乐）、Snapchat（色拉布）等。这些社交媒体富含视觉图像元素，如GIF动态图片、人物自拍以及表情符号，反映了在网络传播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内容主题：我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能让自己以视觉化形式出现在在线空间当中。⑨但国内目前对图像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践和相关学术研究均显不足。现有研究所选择的社交媒体多为知名度较高的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对于图像社交媒体这样新兴的媒体形式缺乏足够的关注，就图像社交媒体所开展的研究也没有关注其与国际传播的关系。因此，笔者选择以图像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中国主流媒体在信息时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
二、媒介进化视角下的图像社交媒体
在大多数的图像社交平台中，图像是最为主要的信息，文字则作为图像的一种解释工具出现。这种“以图代文”的视觉化传播导向既是图像社交传播平台的信息传播特点，也是其在进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时的媒介渠道的先进性所在。而这种先进性在媒介进化论视角下更得以彰显。
由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提出的“媒介进化”这一视角，主要关注整个媒介系统中各种媒介孕育、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动态序列结构历程，以及不同媒介间竞争、互动、共生等关联结构状态。⑩在此框架下，莱文森将媒介技术的演化视为“由人指引的”理性的自然选择下的动态过程。B11在人性自主选择的影响之下，媒介的发展进化逐渐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趋势，即代表媒介发展的先进方向的新媒介必然比旧媒介更能够满足和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就图像社交媒体而言，可利用媒介进化论的视角，来分析其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先进性和优势。
1.符合人类图像阅读的本能性倾向
莱文森曾指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B12所谓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传播方式，是在不借助任何外在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最为直接的信息接收与传播方式（如面对面的信息交流），以及对于色彩、声音的自然感知。而语言和文字，则是对前技术所进行的延伸。由于这种前技术时代的传播方式需要以人的生理特性为基础，因此，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方向必须适应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感官功能，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前技术环境当中，人类需要依靠自身的视觉感官形成对自然界的认知，而图像则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模仿和自身的想象所创造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人类具有一种阅读图像的本能性偏向。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并将其运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例如早期人类留下的壁画和图形这样的视觉符号。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摄影、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图像越来越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最常接触的信息形式。有研究显示，当今社会中有85%的信息以视觉方式进行传播，图像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13
传统以文字为驱动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以及微博，都是以文字构成平台内基本的传播信息。而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用户对信息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图像的解读，而非对文字的理解，即为“图像第一，文字第二”的信息读取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导向”文化。因此，很多图像社交媒体在平台基础设置上都强烈地突出了读图视觉化导向。如知名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和Tumblr，它们在个体的账户界面主页上出现的文字信息很少，且集中于对账户的基本情况介绍。而在信息的呈现上，每个账户所的全部信息在主页中都是以图片（或视频缩略图）的形式出现，不存在任何的文字解释或标题。在展现某一条信息时，Instagram和Tumblr都以突出图片的方式，让其占据设备屏幕中的最主要位置；并将文字放置在图像的下方，用户阅读信息的顺序是先浏览图片后阅读文字，以此凸显图片的视觉主体地位。图像社交平台所突出的这种图像阅读导向顺应了前文所提出的人视觉化阅读本能。以图片作为基本信息来进行传播，更接近人类在前技术环境中的传播行为。
2.高现实复制度与广空间延伸性
在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中，媒介所具有的复制与延伸功能，是其符合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因素。莱文森认为：“人性化趋势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这样的再现又试图维持原始媒介在时空方面完成的延伸。”B14这里的复制，指的是媒介信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能力；而延伸，则对应于媒介信息传播的跨时空能力。也就是说，媒介进化以提升信息传播的“保真度”和“自由度”为方向。B15相较于文字，摄影图片对于真实世界的还原度和保真度更高。莱文森就曾经高度评价摄影技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力度，他指出：“用摄影术传达外部世界方方面面的完美观念，很接近外部现实的情况。”B16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使用图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合理使用新闻摄影图片，可以让报道对新闻事实的还原程度得到强化，从而增强国际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理解，提升传播的效果。当今新闻受众对新闻的阅读需求，已经和一种“要么有图片，要么什么都没发生”的规范一起，发生了一种“图像化转变”。B17新闻受众开始希望能够从新闻事件的目击者视角来了解甚至体验新闻。
图像社交媒体所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自真实世界的摄影照片和视频，在复制现实世界的“保真度”上，比文字媒体更加符合人性化发展趋势。在延伸性方面，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技术可以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实现即时性的交流互动，从而极大地扩展信息传播的空间延伸性。总之，与传统媒体相比，图像社交媒体拥有社交媒体所共有的信息传播延伸性优势；与非图像化的社交媒体相比，它还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还原优势。
3.满足人类交流的便捷性
能够实现使用者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目的，是媒介进化中满足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发展方向。具体到图像社交媒体，可分别从移动化、交互性和跨语言性三个方面来促成人类的便捷化交流。
（1）移动化。依照莱文森的观点，与他人交流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有了说话的能力，再加上和远方人说话的自然而然的欲望――无论他们和我们在何方都有想说话的欲望――我们就必然走到手机这一步。B18而行走移动又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天性，这就造成了人类必然渴望获得一种能够一边行走一边与人交谈的媒介。沿着走路和说话这对子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媒介人性化的重要内涵。B19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莱文森将手机视为能够同时满足人类交流与行走需求的理想媒介。他指出，能够让人们与不在身边的人进行交谈，是手机所具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能够满足人类人性化需求的关键所在。因此，传播媒介的移动化趋势已成为媒介进化满足人性化需求的发展方向。
（2）交互性。与其他媒介相比，图像社交媒体的平台设置更加贴近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与使用心理。用户在通过图像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阅读时，只需通过简单的手指滑动，即可实现对上一条或下一条信息的浏览，无须多余的操作。而在分享时，图像社交媒体也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分享信息所需的操作步骤，全部的分享行为可在手机中通过简单地点击发送而完成。在与他者交流的互动性方面，正如手机让人们可以与远方的他者进行即时通话，通过使用图像社交媒体，大幅压缩了原先存在于图像信息生产与社会互动交往之间的时间差，让人们可以一边进行拍照，一边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所拍摄的内容进行互动。这种将具体的信息生产行为与社会互动结合的特性，体现出了图像社交媒体立足移动网络所带来的媒介互动性。
（3）跨语言性。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直是不同语言背景个体之间传播交流的巨大阻碍，也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图像社交媒体中，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误读风险可被较大程度降低。与文字相比，图像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或对文字信息的诠释，因其直观、鲜明、生动，更能被受众认知与把握。B20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使用图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因文化和语言问题出现的误读风险。正所谓“一帧图像胜过一千个词语”，图像作用于人的最直接的视觉感官，是一种直观化、浅层化和感性化的阅读方式，因而能够超越文化、跨越国界、排除语言障碍并进入各个领域与人们进行交流与沟通B21，成为“全人类通用的符号”、一种具有优势性的可以促进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信息表达形式。
三、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已有不少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开设账号，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媒体仍处于整个社交媒体传播网络中的边缘位置，在社会资本的整体拥有量上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B22因此，了解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传播现状，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国际传播力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采用中美对比的视角，选择以当前在全球范围最为流行的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为观察平台，并在媒介进化理论框架下，从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社交媒体属性体现、图像社交媒体所特有的视觉表达属性三个层面入手，对比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上存在的差异，以此探究我国在图像社交媒体开展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Instagram中全部中国媒体账户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笔者选择以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这两个表现较为出众、已在平台上吸引了一定规模关注人数的账户作为中国媒体的样本来源B23，并以CNN和NYTIMES作为美国媒体样本来源作为对照。在具体内容的样本选择上，以周为抽样单位，对这4个媒体账户在2016年6月和7月所信息内容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获得2个周的样本，总计样本信息330条。B24经过内容分析后B25，发现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存在如下问题。
1.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层面
（1）信息缺乏权威性、时效性。权威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是提升媒体社交账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标明信源可以提升账户自身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是，这一点却被Instagram中的中国媒体账户所忽视，致使中国媒体账户所信息在权威性上落后于美国媒体。在CCTV-NEWS所的信息中，仅有30%（9条）明确指出了信息来源；而People′s Daily账户仅有7%（12条）的信息标注了信源。反观CNN和NYTIMES，其的大部分信息都有具体的来源出处，占比分别为95%（52条）和100%（79条）。在社交媒体中，账户信息时效性强弱，会直接关系到信息的可信程度，进而影响受众对于该媒体账户的权威性感知。独立样本t检验（t=2.71，df=116.847，p
（2）新闻类信息不足。就Instagram中的媒体账户来说，所的信息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事件新闻类信息（内容为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另一类为趣味性信息（反映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动植物影像等不具有新闻性的内容）。对比显示，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的类型分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χ2=36.28，df=3，p
2.社交媒体属性用
（1）媒体账户之间的互联程度较低。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在从属于同一媒体机构的不同账户之间展开信息的联动，可以让单一媒体账户中的部分用户将关注点转向其他账户。这种关注的转移不但可以使用户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也可以同时提升一家媒体机构下属的所有账户的受关注程度。就Instagram平台而言，卡方检验（χ2=58.972，df=3，p
（2）用户反馈程度方面中美差距明显。用户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反馈，反映了媒体为用户提供能动性、接近主体性人的潜在可能，是评价媒体传播效果的标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媒体所具有的传媒影响力的重要参考。在Instagram上，这种反馈主要体现于用户的点赞和评论。数据显示，美国媒体账户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2331.91次）和评论数（155.56次），均显著高于中国媒体账户（1781.53次；5.46次），中美之间差距较大。另外，用户对信息的反馈力度与信息形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从信息收获的点赞情况来看，中国媒体所的图片信息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589.56次），显著低于视频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9114.80次）。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美国媒体账户中。也就是说，中美媒体的Instagram账户所的视频信息会比图片信息获得更多的用户反馈。
3.视觉表达层面
（1）人性化视觉主体展示频率较低。在利用图像进行信息传播时，对视觉主体形象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视觉主体形象关系着传播者想要表达的传播主题，也是信息受众在对图像进行解读和解码时的主要意义来源。在考察中美媒体所的信息中，中国媒体所使用的视觉主体前三位分别是动植物、自然环境和普通民众。美国媒体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与此恰恰相反，普通民众、名人与艺术表演者、政治人物成为美国媒体的主要视觉主体内容。不同主体形象的使用，背后所蕴含的具体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性。中国媒体将Instagram作为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选择了中国一些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形象作为典型形象，吸引更多的海外用户关注。在国民形象的选择上，则采用了普通的民众代替政治首脑作为主要的国民形象来源，是出于降低信息中的政治含义的考量，增加展示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特性，以避免原有中国媒体国际传播中出现的“宣传味”过重问题。美国媒体则显示出了其对于政治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本国发达文化体育产业的自信心。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美国媒体使用人性化视角，来突出一些突发事件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
（2）视觉主体的色彩运用忽视跨文化性。在Instagram中，中美媒体在信息的色彩运用上也透显出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意义内涵和审美诉求。这是文化差异性在审美表达中的重要体现B26，而不同色彩的运用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而言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因此，针对异质文化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文化语境下的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认识，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致效性。从具体实践来看，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账户使用频率最高的主体颜色为暖色调的黄色及其近似色。对比之下，CNN和NYTIMES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体色彩则为冷色调的蓝色及其近似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黄色代表着高贵感与权威性，同时也具有欢乐和愉快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正面积极倾向的色彩。B27但在一些西方文化中，黄色却带有一定负面意义。如在德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中，黄色则代表嫉妒。B28再如，蓝色在美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共同体的颜色。但在一些东亚地区，蓝色则会被冠以冷酷和邪恶的内涵。B29中美Instagram账户在颜色使用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色彩蕴含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文化内涵。中国媒体较多使用以黄色或同色系颜色作为信息内容主体色彩，更多的是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由黄色所代表的一种权威性意义内涵，也符合其媒体自身的官方色彩。但这种色彩的运用策略，可能会在一些西方国家令用户感到不适，并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四、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力的策略
通过前文Instagram平台中美账户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在媒体内容生产一般要求的实现、社交媒体属性体现以及图像社交媒体视觉表达三个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美国媒体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传播力明显弱于美方。总之，中国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先进性来进行国际传播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媒体未能足够重视新兴的图像社交媒体，也没有充分了解图像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因此，要改变图像社交媒体中“西强我弱”的传播现实，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来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必须提高对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平台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外媒体的入驻力度，增加单一媒体集团开设账户的数量。除此之外，在账户的日常运营上，还应该注意账户信息的频率，将其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线上，避免出现“半途而废”状况，使已经获得的关注人数大量流失。从媒介进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媒体在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满足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性一般要求
（1）提升信息的权威性。如前文所述，中国媒体账户所的信息在权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无论是在对权威信源的利用上，还是在信息的时效性上，都落后于美国媒体账户。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需要注意在日常的信息中清楚标注信息来源，在自身采稿基础上，多采纳一些来自国内外较知名媒体所的信息，以使用权威信源的方式提升信息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强化信息的时效性，尽量缩小信息内容发生日期与信息日期之间的时间差，增强受众的权威性感知程度。
（2）增加视频信息。Instagram媒体账户所的视频信息比图片信息更容易获得用户的点赞与评论。从中获得的启示是，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在平台条件许可的前提之下，信息者应注重增加视频类信息的l布力度，以适应用户在信息接收时的阅读习惯。增加视频信息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中国媒体的信息获得更高的用户反馈，从而增加中国媒体的信息对图像社交平台用户的吸引力。
（3）提升新闻类信息频率。作为对外新闻传播在社交媒体中的窗口，新闻类信息仍然是中国媒体所肩负的首要职责。通过对Instagram中的中美媒体账户对比发现，中国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频率上显得有些落后，过于重视趣味性信息。因此，对中国媒体而言，需要在新闻类信息与趣味性信息的频率间重新进行平衡，增加新闻信息的数量。在新闻信息的题材上，可以仿照美国媒体，加大时政类新闻的频率。
2.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优势属性，增强账号与平台间的联动交流
媒体账户之间的互动性缺失，是中美媒体账户在Instagram中存在的明显差异之一。为了改变中国媒体在平台中所呈现出的“单打独斗”格局，需要增加账户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种联系互动不仅包含同一媒体的不同账户，在不同的中国媒体间也可以进行。通过账户之间的联动交流，将单一媒体账户中的已有受众吸引到另一媒体账户当中，以一种“互帮互助”“以老带新”的方式，提升中国媒体在社交媒体中的整体用户关注人数。
除了强化同一平台内部账号之间的互联互动之外，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之间，也可通过主页设置和账户链接的方式来实现相互间的串联。这种平台间的串联并不局限于不同图像社交媒体内部，在图像社交和传统文字社交平台之间，也可建立一种互联互通的密切联系。这种平台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他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快速吸引到某一新兴图像社交媒体当中，从而快速扩大媒体账户受众规模，提升图像社交账户的传播力。
3.善用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表达性和文化差异性
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化特性，会放大视觉主体在信息内容中的呈现力度。因此，中国媒体在信息时，要注重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以及对不同主体色彩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差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在视觉主体的选择上，可以参考其他西方媒体的做法，多将镜头对准新闻事件中的普通民众，适当增加普通民众作为视觉主体的信息频率，降低国际受众对于中国媒体“宣传味”过重的负面认知。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视觉主体选择上，同样也要参照国际受众的喜好，从受众角度出发，多使用一些广受他国民众欢迎和认可的中国符号作为视觉形象主体。
而在主体颜色的运用上，中国媒体在日常的信息活动当中应该改变固有的色彩认知，适当了解各种颜色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代表含义，并尊重国际受众对于某些色彩的负面认知传统。在信息时，多选择一些在大多数文化语境中都蕴含积极正面含义或不具有特定指向意义的颜色作为视觉主体中最醒目的颜色，降低负面指向性色彩出现频率，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中用户的色彩认知。
五、总结与讨论
提升国际传播力，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讲，需要从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介所具有的先进属性入手。笔者利用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论证了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证明它是进行国际传播的理想平台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中美媒体在Instagram中的现状进行内容分析和图像意义解读，得出中国媒体在使用Instagram进行国际传播时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图像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的结论。首先，在基本的媒介属性上，中国媒体所的信息权威性和时效性与美国媒体相比差距较为明显，且在信息内容的题材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分布失衡现象。其次，在利用社交媒体属性上，也存在着与其他社交平台和账号之间的交互性不足与用户反馈程度较弱的问题。最后，图像社交的视觉表达中所体现出的中美差异，说明中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较少注意到异质文化受众的文化习俗与特点，从而会在视觉主体和色彩选择上对跨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三个层面上的不足，让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媒体具有的媒介进化先进性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施展。
当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消极影响。图像所具有的视觉吸引力可能会造成受众在信息接收时产生一种“图像依赖”，忽视文字信息所传达出的内容，造成国际传播中的信息量流失，出现理解偏差的可能。出于对图像画面美感的主观性认知，也容易造成信息者在信息时只是选择那些看上去很“漂亮”的图片，忽视一些虽然视觉美感不足但具有高度信息承载量和新闻重要性的图片信息，导致在国际传播中重现“报喜不报忧”式的传播。
除此之外，仅通过对内容进行分析和图像解读所发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原因。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该将立足点放在图像社交媒体的用户上，需要配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来探究用户在面对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特别是跨文化信息时的信息接收、信息解读、理解记忆等行为上所具有一般性特征。这些研究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传播力。
注释
①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②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③熊慧：《解析国际传播研究的若干“迷思”――兼议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机制》，《新闻记者》2013年第9期。
④M. P. Clark. In Changing News Landscape， Even Television is Vulnerabl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http：///2012/09/27/in-changing-news-landscape-even-television-is-vulnerable/， 2012-09-27.
⑤D. K. Kilgo. Media landscape on Tumblr.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Vol.4， No.6， pp.784-800.
⑥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⑦史安斌：《探析全球传播变局与我国外宣思路》，《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1期。
⑧匡文波、张蕊：《“微”时代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⑨T. Highfielda， T. Leaverb. Instagrammatics and digital methods： Studying visual socialmedia， from selfies and GIFs to memes and emoj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atrice， 2016， Vol.2， No.1， pp.47-62.
⑩郑恩、范宇：《媒介进化论质性框架初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B11B14B16[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37、84页。
B12[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B13张浩达：《视觉传播：信息认知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B15崔林：《媒介进化：沉默的双螺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B17S. Allan， C. Peters. Visual truths of citizen reportage： Four research problema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Vol.18， No.11， pp.1348-1361.
B18[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B19陈功：《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媒介进化理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B20张东：《具象传播在网络跨文化传播中的方法论意义》，《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B21周勇：《影像背后：网络语境下的视觉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B22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B23两个账户不仅在信息总量大大超过其他媒体账户，而且其关注人数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快水平上，分别从观察初期（2015年11月）的约1.7万人和23.9万人，增长至撰文时（2016年10月）的60多万和110余万人。
B24各账户样本数分别为：CCTV-NEWS 30条，People′s Daily 166条，CNN 55条，NYTIMES 79条。
B25内容分析编码由两位双语编码员完成。随机选取33条信息，采用霍尔斯蒂系数法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各关键变量的信度指数均高于0.7。
篇（8）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70-03
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媒体发展迅速，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伴随着这些社交工具的使用，信息泄漏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那么，青少年对个人隐私信息的管理状况如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家长对孩子的隐私关注情况如何？他们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上网行为？所以，有关社交媒体使用中青少年个人隐私管理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社交网络使用与隐私泄露
根据皮尤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5到2015年，美国社交媒体用户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7%，增长到目前的65%，其中大多数为青少年，占社交媒体使用人数的65%，71%的青少年使用不止一种社交网站；美国00后的青少年认识新朋友不再局限于同学、邻居，13～17岁青少年中，有57%的人从网上认识朋友，而且29%的人有5个以上的网友[1]。
对于一些重要的个人隐私信息，早有一些网站和个人出于各种目的利用便利进行收集，导致用户个人利益随时都会受到侵害。如收集网民个人隐私信息、不合理的利用个人隐私信息、对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的侵害[2]。
然而当我们关注到恶意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时，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人们对自己的隐私安全并不太重视。许多用户对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非常薄弱，在很多情况下自己就会无意地透露许多个人信息，从而使个人隐私受到损害。Gross R等人的调查表明，在Facebook上大约有80%的用户都使用了真实而清晰的个人照作头像，而只有2%的人进行了隐私保护设置[3]；在一些社交网站中，用户的好友不全是自己真实的好友，可能会潜伏很多恶意攻击者，他们通过谋取用户的个人信息来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并不十分关注隐私信息是否被泄露，相反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牺牲一些个人信息来获得某种利益[4]。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大部分都出自用户本人，因此很多内容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社交网络隐私更容易发生泄露。
（二）隐私关注与隐私管理
1.隐私关注
社交网络“隐私关注”是指在社交网络环境下人们对安全、隐私风险的担心。具体指个体对信息搜集（对个人数据被某些组织获取）、信息错误（主要是指数据被不正确获取并修改，致使数据不再正确的情况）、信息二次使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未经过用户同意擅自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以达到其他商业目的）以及不当访问（指信息储存的安全性，如商家采取一些手段使未授权的第三方能够接触到用户的个人信息）等情况发生时所能产生的感知[5]。
本研究在隐私关注的测量上借鉴以往网络隐私关注的相关维度，测量青少年及其家长是否感知到个人隐私信息被他人不当获取、利用、修改、攻击以及感知到可能存在以上的风险。
2.隐私管理
隐私管理是人们σ私信息的维护及在隐私可能泄露遭受风险时采取的处理办法。可以将其分为伪造（提供虚假或不完整的个人信息来掩饰真实身份）、保护（设置密码、提前阅读网站隐私协议等主动保护）和抑制（拒绝提供个人信息或终止在线行为）三种类型[6]，在本研究之中也分为三个维度，即隐私保护、隐私抑制和隐私伪造。相对于“保护”行为，“抑制”和“伪造”对网络媒介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因而是一种消极的网络隐私保护行为[7]。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隐私关注度越高的大学生，越多采取隐私保护行为[8]。
针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研究问题：青少年个人隐私泄露与青少年对个人隐私关注之间呈何种关系？同时提出研究假设1：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者，其个人隐私泄露也越多。
社会规范理论认为，一定的社会规范是协调关系密切群体内部行为秩序的共享准则。在关系紧密的共同体中，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的作用，促使行动者接受社会化的影响[9]。另外，同伴教育理论也认为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10]。青少年是新媒介的最先的使用者和接受者，他们对移动媒体接触和使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群体中的同龄人、朋友以及比自己年长的青年群体的影响[11]。
因而，在以上研究文献和理论的支持下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青少年社交网络隐私管理与同伴好友等同龄人的影响相关。
假设3：家长对青少年网络隐私关注越多，则青少年对个人网络隐私的关注度也会越高。
假设4：家长对孩子的隐私关注与孩子所感知到的隐私管理难度呈负相关关系。
二、数据介绍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工具为SPSS16，采用的数据来源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协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对800对家长和孩子所做的关于个人隐私管理的调查。问卷分为家长和孩子两部分内容，青少年的年龄构成为12～17岁；抽样方法为电话随机抽样，采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调研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2012年9月30日。
问卷内容涉及到：基本的人口信息（如，性别、年龄、民族、收入等）；互联网接入终端、是否使用手机及其类型、是否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类型、使用频率；个人对隐私关注、隐私泄露、隐私管理及求助对象等，其它与本研究无关数据在此不做列举。
本研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网络隐私泄露信度检验α=0.608，家长对孩子隐私关注的信度检验α=0.768，网络隐私管理的信度检验α=0.63，各项信度良好。
三、研究发现
（一）基本情况
青少年中男性占50.5%，女性占49.5%，其社交媒体中人际交往的类型由大到小依次为在校朋友同学、亲戚、兄弟姐妹、父母亲、外校朋友、名人和老师等。
邮箱地址是个人隐私信息中排第一位的信息，其次为居住城市、手机号码、个人视频、学校名称、感情状况、生日、个人兴趣、真实姓名和照片。在个体对隐私信息的关注中，男性比女性对个人隐私关注度要高，分别为61%和55%。（各项均值、标准差如表1所示）
（二）研究结果及假设验证
1.青少年隐私的泄露与青少年对个人隐私的关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为皮尔逊系数为：0.093*，P=0.021，在0.05的水平（双侧）上，二者显著正相关。研究问题1：青少年个人隐私泄露与青少年对个人隐私关注之间呈何种关系，得到回答，即青少年个人隐私泄露相应的会引起青少年对个人隐私的关注度的增加。
2.对社交媒体接触频率与个人隐私泄露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获得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90**，P=0.000，在0.01的水平（双侧）上，二者显著相关。说明个人的隐私泄露与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正相关，则假设1得到验证。
3.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中遇到个人隐私管理的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会请求同学朋友以及兄弟姐妹等同龄人的帮助，占总求助对象的比例为75%。求助对象按照频率数依次为：朋友39.9%、父母亲39.2%、兄弟姐妹35.0%、老师8.8%、网络12.6%及其它2.7%。则假设2：青少年社交网络隐私管理行为受到同伴好友等同龄人的影响，得到验证。
4.对家长对孩子隐私的关注（M=3.19，SD=0.808）与孩子对隐私的关注（M=2.3，SD=0.873）进行相关性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19**，P=0.005，在0.01的水平（双侧）上有显著关系。家长对孩子隐私关注度与青少年对个人隐私的关注度之间呈显著的相关性。但家长对青少年隐私的关注与青少年网络隐私管理能力（包括管理难度和隐私泄露管理两方面）之间并无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5和-0.45，Sig>0.05。所以，假设3：家长对青少年网络隐私关注越多，青少年对网络隐私的关注度就越高，得到验证。但假设4未被验证，即家长对孩子隐私关注与孩子所感知到的隐私管理难度之间并无相关性。
5.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对隐私关注度越高，其本身所感知到的隐私管理的难度却越大。其相关性分析结果为：皮尔逊相关系数0.183**，P=0.000，在0.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分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是由于当青少年越发现隐私信息有可能或已经泄露时，越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性的管理，但因为社交网络本身的特点（信息分享交流）以及个人在技术上的有限性导致个体管理隐私信息时的难度增大。（各变量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对青少年的个人隐私带来威胁，当感知到隐私泄露的风险越多时，他们对隐私的关注度也会增高。青少年对隐私的关注能提高其自身对隐私信息的保护性管理行为。青少年隐私关注和采纳行为不仅受到个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他人影响，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上接触最多的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家人朋友，但在隐私管理方面他们更多地去寻求同龄人的帮助。家长对青少年的隐私信息越关注，就越能引起青少年对个人隐私的关注度，说明家长在对青少年个人隐私管理方面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家长可以提高自身对隐私信息的管理能力，在青少年的社交网络使用方面采取更多的关注和引导措施，有助于提高青少年对个人信息的积极管理，减少其隐私管理不当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二）问题及讨论
积极的隐私管理行为，如，隐私保护对网络发展是一种正向的作用，而消极的隐私管理（抑制、伪装等）则不利于网络媒介的正常发展。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也表明，隐私关注对信息披露与交易意向有负向的影响，但对保护意图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如何保护社交媒体个人隐私信息，又不会产生负面效应，是以后进一步研究推进的方向。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对隐私越关注，其感知到的隐私管理难度却越大。这可能与青少年本身的网络隐私管理能力有限有关，也可能跟社交网络的使用中本来就涉及到许多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有关。当个体越是感到隐私信息有可能或已经被泄露时，就越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性的管理。而社交网络本身的特点以及个人在技术上的有限性也会导致个体管理信息的难度增大。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M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在本研究中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如，人们在社交网络的使用过程中，虽然会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泄露，但相关隐私保护措施却不足，甚至有人仍然愿意分享个人隐私。如，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尽管感知到了隐私的风险，但在满流、表达自我的需要以及面对表露个人信息可能带来的回报时，仍会大量披露自己的个人隐私，而较少有意识地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对于此行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获取相关的实证数据来解释其背后的动因。
目前，社交网络的发展已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所面临的个人隐私管理问题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而，亟需相关学者们对此领域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Lenhart. Amanda，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015， Teen， Social Media and Technology Overview2015.
[2] 魏红硕.移动互联网用户隐私关注与采纳行为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3] Gross R. Acquisti A. Informationrevelation and privac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Procof ACM Workshop on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Society， 2005： 71-80.
[4] 凡菊.网络隐私问题研究综述[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1）.
[5] 郭龙飞.社交网络用户隐私关注动态影响因素及行为规律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6] Milne George R. and Mary J. Culan.，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Online Privacy Risks： Why Consumers Read （Or Don’t Read ） Online Privacy Notice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Vol.13， No.1，2004，pp.5-24.
[7] 申琦.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4）.
[8] CulnanM J. How did they know my name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ConsumerAttitudes toward Secondary Information use？ MIS Quarterly， 1993， 17（3）： 341-363.
篇（9）
关键词 点赞 社交心理 媒介环境
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交往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这就决定了人必须要跟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打交道。为了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联系，提供社会交往服务，社交网络媒体兴起并井喷式发展。目前，社交网络正在涵盖以人类社交为核心的所有网络服务形式，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传播平台与情感交流方式。
而所谓“点赞”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用户通过点击按钮对网友所传播、分享信息的一种评论，见于QQ空间说说、微信、微博和贴吧，通常以大拇指或红心为标志，而“点赞族”是指不管你在微博、微信上或其他媒体上分享什么新鲜事，写下什么心情，什么图片，他们都会“点赞”的一种人或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深刻内涵可谓“点赞”哲学。
一、点赞的时间曲线与内源性探索
对于点赞族，“点赞”俨然已成为一种习惯，那些迷恋于点赞行为的人们基本上很少发表状态与评论，线上的基本活动就是“点赞”，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点赞呢？笔者通过分析和整理，将“点赞”现象何时出现划分为三种情况，由于心理状态是一种主观情感，难以做出准确的量化分析，因此这三种情形并不是彼此独立，相互分割的，而是相互交融，互相影响。
1、内容值得“赞”
“点赞”功能的最初设计是表示喜欢、同意等态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当好友的信息确实是有价值的内容，或者说当信息符合接受者的心理期待时，网友们就会对信息内容予以“赞”，有时甚至附带评论和表情，以获得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的满足感，这种行为是“赞”的最初功能的体现，即对内容、消息表示赞同与肯定。
2、语言的空白
社交媒体自诞生之初就牢牢锁住了使用者的注意力，在最初阶段，使用者们对社交新媒体充满好奇与新鲜，新型的社交方式使人们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模式转变为在线的互动沟通，无论是BBS论坛、腾讯QQ、还是微博、微信，大众越来越习惯于线上社交，通过即时聊天、语音视频、评论转发进行信息的传播与沟通，随着媒体技术飞速的更新换代，社交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与庞大内容让接受者开始“措手不及”，加之同质化内容愈来愈多，信息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受众们对信息的接受、消化能力开始饱和，有时刚刚评论、回复一个朋友圈消息后，马上又会出现新消息或同类消息，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有新状态的，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海量的信息使得接受者在阅读内容时已经开始迷茫与麻木，很多时候对于内容的接受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阅览，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评论，或者评论什么，于是“点赞”按钮开始代替语言，弥补语言的空白，进而与好友保持联系。
3、“弱”关系的无奈
今天的社会关系由于网络传播中互动的广阔与深入逐渐形成实名关系与匿名关系共生的结构，交流的范围也按照关系的紧密程度呈现出同心圆模式，最核心最内部的交流关系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朋友，即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指的接触频繁、联系稳定的“强社会关系”，然后是联系稍弱的次一级的朋友圈，再往外围是关系更弱一级的普通好友，而最外围则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泛泛之交。由于人类的亲和心理，在社交媒体中，我们总是先关注“强关系”的信息，并加以评论与分享，而对那些社会关系较浅、联系较少的“弱关系”所传播的内容，我们的关心程度较轻，有时甚至忽略。但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独立生活的人，他不是野兽，就是上帝”。所以，就一般人而言，人们是需要和别人在一起，这是一种社会伦理。
二、“点赞”现象的深层社会动因
在传播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心理伦理现象，从逻辑上来讲，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心理活动。心理系统被称为传播的信息流的能量转换器，传播系统的天职是搜集、筛选、梳理、编辑、发送信息给心理系统；心理系统的使命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转化为心理能即产生看不见的一级传播效果，任何一种传播行为都会有心理活动的影子。
1、社会交往的需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是早期人类互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类在做出反应之前要进行有意义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表达共同意义的符号，强调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的意义建构，信息的传播内容不再单一，表达符号也越来越复杂，人们的互动交往更加迫切需要统一的、有共同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被大家所认可，成为不言而喻的互动语言代码。
因此，基于社会交往与人类互动中“关注”与“被关注”的心理需求，“点赞”这种小嘬式的行为开始被大家共同认可并广为使用，“点赞族”成为一种群体与文化的代表，他们共同认可点赞符号所传达的交流意义。通过点赞，既可告知他人你在保持联系，同时也传达你期望保持联系的态度，点赞成为了你存在的通行证，代表了所有的评价，既满足了人际交往中最基本、最表面的心理需求，兼顾维护 “强关系”与“弱关系”，进而也促进了人类传播的社会化进程。
2、从众心理的影响
心理学上把那种为适应团体或群体的要求而改变自己行为和信念的心理称为从众心理，在传播学领域，当一个人对信息内容没有自己的定见时，他就倾向于认为来源于众人的信息是比较可靠的，于是就产生了随大流，按大家的意见办，与大众观点保持一致的心理，如果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行为，就会因自己的意见与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或者相对立而受到孤立。在传播学中，社会心理学家诺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论也表达了此种观点，即人为了避免孤立，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一般都要观察周围人的意见如何。如果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就会大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反之就会保持沉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心理倾向更加普遍，人们基于合群和免于孤立的需要而去顺从、附和大众的态度，从而与周围人保持接触和联系。点赞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众心理的表现，当我们关注别人在讨论什么的时候，如果某一信息内容被大家赞赏、或仅仅看到点赞数量很高，即使你没有细读信息也会不自觉的跟风点赞，而不是忽略或者反对此信息，因为通过与周围朋友的态度氛围保持一致，你可以减轻被孤立的焦虑感并证明自己的活跃，同时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尽管有的时候点赞行为不代表你对信息内容的任何看法与观点。
3、勒温的“场域理论”
受众对媒介刺激的反应既是主动认知过程，也是被动接受过程，对受众心理的研究需要具有多维性、动态性。传播学的先驱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在“格式塔思想路线下”，根据物理学中出现的部分决定整体的场理论提出了探求受众心理的一种全新思路，勒温在“场域理论”中总结了一个重要公式：B=f（P×E）。从传播学角度理解这个公式，其中B表示行为，f表示函数，P表示个体，E表示环境，即行为随着个体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受众的行为是受众个体因素与媒介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点赞行为的风靡。
从个体角度看，点赞行为是个体需要的体现，人的天性决定人们希望自己获得他人的关注，点赞行为意味着有人在关注你，渴望与你保持联络，同时人们也希望在社交网络中展现多面的自我，通过点赞可以让朋友圈更全面的了解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模仿他人的行为，加之社会交往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人们不自觉地加入了点赞族。
从媒介环境角度来看，网络环境表现出吸引网民的力度或者强度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加明显，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分析点赞行为。
（1）交流的碎片化。传播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理系统对传播送来的信息的态度是不同的：在信息短缺时期，心理系统饥不择食，凡传播送来的信息，它一概接收；但到了信息爆炸的今天，心理系统对传播送来的信息可就很挑剔了，他要按照自己的一套标准所编制的网筛，对传播送来的信息一一进行筛选。新媒体的发展，让我们每日与他人的信息交流，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随时被删除的电子邮件、140字的微博、符号化的短信等等这些快捷、短小的东西。一天同样24小时，似乎比我们小时候要短得多，这必然导致我们做每件事必须更迅速、更快，也必然导致信息和思维的碎片化。
（2）网络的快文化。网络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提速”，网速加快，软件升级加快，信息更新加快、内容打包加快，新新人类与新新事物层出不穷，所谓快餐文化，流行文化不只是时间上的短暂，还有着意义和观念上的临时性。在网络快文化时代，人们的思维呈跳跃式，只追求速度和数量，人们很少有整块时间静下来阅读内容、传播信息，只能接受零散的、间断性的碎片信息。人们在快速的阅读140字内容后，很少有时间对所有信息进行点评，于是点赞行为开始在指尖流行，这种小动作毫不费时费力地达到交流效果，既表明信息已阅，也暗示一种联系。
三、“点赞”不只是一种行为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点赞行为主要受到人们的社交心理和从众心理的推动，并在“快文化”的网络环境影响下得以快速风靡，对于“点赞族”的存在和点赞行为的频繁化，网友们的态度也莫衷一是，有些网友认为平时赞一赞无所谓，但如果刚好赶上心情低落或者遇到坏事时被人赞，有时确实没有原则，很让人恼火。不过，在不少网友眼里，“点赞族”是一种能带来乐趣，无伤大雅的存在。无论何种观点，对于点赞这种网络流行文化，我们都应该理性、客观的予以评价，恰当的点赞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动的心理需要，对于传播的信息内容无论值得评论与否，都可通过点赞来表达一种态度，证明你的存在。但是，盲目的点赞行为却是不可取的，胡乱点赞有时不仅不能维持联系，反而会破坏感情，影响关系。因此，对于点赞行为，我们还需谨慎。
在新媒体于全球迅速发展之时，社交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是社会性动物，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前提，新媒体环境下的“点赞行为”正是基于这种人类互动的需求产生并流行的，并在网络快文化的影响下愈发普遍。点赞行为具有多面性，混合了人类多种心理，因此，对于点赞行为的选择，我们不能大意盲目，对于“点赞族”的态度也不能以偏概全，轻易判断，由于小嘬式的点赞行为刚刚风靡，理性客观、有逻辑的深层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①互动百科：“点赞族”：
baike.com/wiki/%E7%82%B9%E8%B5%9E%E6%97%8F
②王凤栖，《从勒庞的“群体理论”看网络群体性事件》[J].《今传媒》，2012（1）
③⑤⑦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179、47
④梁执群：《社交心理学》[M].开明出版社，2012：95
篇（10）
前言
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就中国大学生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近96%的大学生拥有智能手机，且在有效的1500个样本中，每天利用手机上网时间在5个小时以上的人数在25%以上，而2011年该数据仅为5%。2015年10月11日，第二届华南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上有学者调查，大学生在新型社交媒体中，微信使用频率最高，为92.53%，日均使用时长为2.72小时，其次为微博，使用频率为47.71%，日均使用时长为1.31小时；QQ使用频率为26.76%，日均使用时长为2.16小时。同时调查显示，微博好友数量超过微信，“睡前一刻”通过微信看新闻已成为趋势。由此可见，大学生借助手机上网、通过新型媒体社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沟通交流方式。
1.社交媒体的概念与引发的新变化
1.1、社交媒体的概念
社交媒体，又称社会化媒体，是指一种网站和技术，用户借助网站和技术这样的工具和平台，进行沟通、分享、自由讨论和评价等一切社会互动活动，并在互动过程中，满足“建立关系”或“发挥影响”等需求。社交媒体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的支撑，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也从社交网络、论坛、博客等社交形式发展到如今的新型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等，可以说，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1.2、社交媒体引发的信息传播新变化
从传统的社交媒体到新型社交媒体，媒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促进了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并引发信息传播的新变革。
首先，更注重传受主体的交互性。在传统的社交媒体中，受众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缺乏对信息内容的反馈和互动。新型社交媒体下，任何个人均可以借助移动设备与外界的交流互动，集信息的接收者和者为一身，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体；其次，传播内容个性化、碎片化。传统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是经过加工后呈现在受众面前，而新型社交媒体下，一张图、一段视频、一条评论，甚至事件不完整的一个片段，都可以成为传播内容。借助新型社交媒体，多样的信息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侧重关注程度，在选择与互动过程中进行个性表达；最后，信息传播具有及时性、影响广泛性的特点，弥补了传统社交媒体的不足。
2.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
2.1、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积极影响
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与生活方式、道德意识、价值观念乃至行为规范，帮助他们打破原有的圈子建立新的圈子，并从单向的文化接受转向多向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大学生展示自己积极优秀的一面，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通过对某一事件的评论赢得朋友的认同，并通过资讯共享不断增长见识，进而满足大学生认知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个人整合、社会整合的需要以及纾解压力的需要，为大学生提供较强的归属感。以微信为例，作为新型社交媒体，一方面，大学生可以通过朋友圈结交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对事情的看法，或者记录自己的经历。大学生还可以临时创建群聊分享创业、就业等信息；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通过订阅号有选择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确保信息交互更具有个性化特征，扩大了大学生群体的社交范围。
2.2、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消极影响
2.2.1、过度依赖社交媒体
新型社交媒体在为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媒介体验和自我展示、表达途径的同时，也存在社交媒体依赖的隐忧。刘振声在《社交媒体依赖与媒介需求研究――以大学生微博依赖为例》中指出微博依赖者表现出更高的逃避倾向，他们会将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停留在网络碎片化、无意义的信息上，拖延甚至懈怠学业。此外，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近47%的大学生具有社交媒体依赖倾向，他们往往因为过度关注有没有人评论、圈里是否有动态更新等，造成注意力无法集中到学业上来，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
2.2.2、虚假信息侵害大学生安全利益
微信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微信持信任和依赖的态度。伴随着腾讯财付通和微信支付的兴起，95%以上的大学生会在微信中填写真实的的个人信息，在网络监管不规范、系统出现漏洞等情况下，大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给自身带来人身、财产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对于一些网络信息缺乏严格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让自己不觉成为低俗、虚假信息的传播者，被不法分子利用。
2.2.3、现实人际关系异化
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在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效率的同时，也出现部分大学生沉迷虚拟世界、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人际交流障碍，真我与虚拟人格的错位冲突，最终可能导致学生焦虑、自恋、偏执、抑郁、冷漠、拖延等心理疾病的发生。有调查显示，75%以上的在校大学生手机处于“24小时开机”状态，在“每天使用手机时长”上，有近一半的同学表示“超过5小时”。对于“聚会时同学低头玩手机”的现象，仅有16%的学生表示不会出现。同样以微信为例，“点赞党”、“秒赞党”的出现，都是人际交往中伪亲密的体现；此外，在微博的使用上，部分大学生出现过分关注星座命理，用所属星座来解释自己的性格成因，用命运来解释自己人际交往的成功与失败，对微博谣言辨别能力相对较差，进而影响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3.科学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策略
3.1、完善网络社交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出大学生网络社交条例
人治与法制的本质是自律与他律。新型社交媒体的虚拟、开放等特征，更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交媒体保驾护航，通过《信息净化法》、《隐私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网络社交工具健康发展。截止到2014年9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6.32亿。作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大力完善网络社交秩序、推进网络立法的同时，针对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等群体特点加强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网络社交条例建设，积极推行网络社交工具后台实名制。新型社交媒体的虚拟性不等同于虚假性。实名制的网络社交环境，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交往的安全性，增强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同时有效地规范了网民网络社交行为，防止大学生成为谣言、恐慌情绪的者和传播者，培养大学生网络社交言论的责任意识。
3.2、创新大学生网络社交教育管理模式
新型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需要学校管理者与时俱进，培养出一支集专业技术人员、心理辅导老师为一体，具有专业网络教育管理知识的师资队伍，便于积极参与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建设。并通过开设人际交往、网络安全与网络法规等相关课程，对在校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摸底，了解大学生使用情况和偏好，进而进行数据分析，对大学生社交媒体上常见的问题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有效引导大学生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借助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鼓励大学生更多地融入现实人际交往。
具体在实施过程中，学校教育者可以借助新型社交媒体与大学生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借鉴成都理工大学经验，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开设学生党建、教师风采、师生论坛等版块，借助学生骨干力量，有效引导大学生网络社交，必要时利用微信的“群聊”功能引导学生在现实中积极开展对有关公共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发现大学生社交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处理，提出人际交往技巧和安全提醒。社交媒体之外，开展演讲比赛、社会实践、假面舞会等活动，促进网上自由交流网下良好共处的有机结合，避免大学生出现社交媒体依赖情况。
3.3、注重舆论引导，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已经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青少年课堂教育中。作为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和评估能力等一系列能力的综合体，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评估和管理个人媒介接触行为，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应该加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包括如何使用媒介、如何判断媒介信息的价值和意义等。总之，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导向工具，大学管理者应该与时俱进，积极运用新型社交媒体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通过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借助艺术、时尚、情感等元素加强对学生的吸引凝聚和思想引导，打造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体系。无可否认，社交媒体不仅带给大学生新的交往体验，更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因此，学校在避免大学生沉迷新型社交媒体的同时，要善于借助有影响力的公众号、官微等传播正能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孙步宽.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网络成瘾的调查研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1.
[2]杨宏兰.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现状及对策[J].学习月刊，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