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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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工程成本控制概述

1.1对成本控制认识上存在误区

在很多人眼中，成本控制属于财务人员的工作，与工程的使用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在过去，企业在制定施工方案时，往往只重视工程建筑的质量和建设的速度，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1.2施工阶段成本控制体系不完善

在一般情况下，建筑工程项目都是实施项目经理负责制，在施工项目建设之前，项目负责人将工程的建设情况汇报给企业，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责任关系并没有进行明确地划分。工程项目成本控制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归属于施工单位负责，而工程项目成本控制所创造出的利益则是归属于企业，很多项目经理都忽视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将成本方面的内容都直接交由企业的财务部负责，缺乏一定的重视。

1.3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

企业不仅仅要将项目经理的责任和权力进行明确的规定，还应该建立完善的成本控制奖励机制。将惩罚和奖励进行明确的制定，这样才能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工作人员加大对成本控制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企业就能用最低的收入获取最高的利润。企业在对员工考核时，缺失对成本控制的考核，导致工作人员忽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奖励机制的缺陷不仅仅对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了影响，也阻碍了成本控制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1.4对施工过程缺乏有效的管理

在工程建设中，成本占有很重的比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因为企业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缺陷，不能对施工过程中所需的工料和材料进行有效的监管与控制，需要的材料与购买的材料出入过大，致使很多材料都处于储存积压的状态，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增加了工程项目的成本费用。

2成本控制的方法

2.1加强成本控制管理体系

在施工项目管理水平中，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是一种综合体现。第一，施工企业应该将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的责任与惩罚予以明确的规定，调动项目部门的工作积极性。第二，对于建筑工程项目而言，项目经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项目经理应该加强对项目小组的领导，对成本控制的措施进行分析和制定。在必要的情况之下，项目经理应该组织项目小组进行成本控制的培训，加强项目小组员工的成本控制理念。另外企业还应该根据工程项目的成本核算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制岗位，并将小组成员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的定位，在固定的时间内，对工程成本控制的情况进行详细具体的检查，并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将工作中的不足和经验进行总结，将项目小组人员的工作情况和绩效相结合，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明确工程成本控制的内容

在对工程项目成本进行控制时，不能因为成本的缩减降低工程的质量。在工程项目中，需要对合同、材料、质量以及费用进行控制。

2.2.1合同控制

施工项目中的各个经济活动，都要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之上，若在合同的制定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条款，就会给一些工作人员创造一些钻空子的机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废除一些条款的有效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加强对合同条款的制定和管理，在制定合同条款之前，应该让施工企业的工程部门、技术部门、合同部门、财务部门以及成本部门进行合同条款的初次定制，将条款内容的清晰性和完整性予以保证；在合同要求之下，对工程项目的质量指标、工程项目的进度指标进行明确的制定，根据制定的指标进行成本计划、施工预算的编制，再将上述的数据进行对比和校正，之后再与现在市场的人工价、材料价、机械价相结合，进行工程总实际成本的测算。在测算之后，公司和项目部进行承包合同的签订，在制定的承包合同中，对项目的成本、项目的成本降低率、项目的质量、项目的工期、项目的安全、项目的文明施工进行明确的规定。合同的签订能将公司总部和项目部的责任、权力和利益进行合理的划分，当工程项目出现问题时，按照合同的内容进行责任的承担，对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保证。

2.2.2材料控制

2.2.2.1进场建筑施工材料的控制

在建筑施工材料进场之前对其进行检验，只有检验合格后的建筑材料才能投入使用，对于出现质量不合格的材料绝不允许使用。在进行建筑施工材料检验的时候，首先应该对建筑施工材料的外表予以检验，主要是观察建筑材料的外表是否存在显著的裂缝、划伤或者麻面等情况，然后对合格的建筑材料的内部进行检验。对于有相关合格证的建筑材料可以选择抽样检验的方式，而对于其中不合格的建筑材料要严格要求其返厂，或者对其进行封存。

2.2.2.2建筑材料进场后的质量控制

当建筑材料经过严格检验允许进场后，还应该将建筑材料与施工设计进行比对，然后对其进行审批，最后这些建筑材料才能够进入建筑施工现场。在实际施工阶段，质量控制人员应该对建筑材料进行复检，复检的内容为：建筑材料的规格、品种、型号以及编号，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其是否与施工要求相一致，与此同时还要对材料进场的复检报告以及施工记录进行核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发现是否存在先使用后检验的情况。在施工现场。对于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种类以及不同品种的建筑材料，应该进行分别堆放，并且还要派专人对其进行管理。对于其中出现问题的建筑材料，管理人员应该及时上报领导，这样能够方便进行工程质量的追踪。

2.3质量控制

很多企业为了片面的控制成本，追求利润，将工程项目的建筑质量予以降低，同时在建设过程中，为了达到建筑质量标准会进行一些措施进行补救，这样不仅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还对企业的名誉和形象造成重大的影响。有的项目经理为了避免承担质量责任，就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管理和控制，减少对工程项目成本的控制，致使企业经济效益的降低，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工程项目的成本，同时还要重视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防止返工不合格现象的出现，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不必要浪费。此外，在施工的过程中，还应加强对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使用，在保证工程项目质量的前提之下进行工程项目成本的降低。

2.4费用控制

在施工的过程中，费用控制人员要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工作量进行费用的计算，并将施工中支出的费用与预算支出的费用进行对比，将对比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记录。对于一些作用性较弱的管理机构，可以进行适当的减少，降低费用的支出，对于一些价值较低的必要消耗品应该进行明确的记录，并按照制定的计划进行支出。在施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应聘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合理的减少人工费用。此外，还应该加强施工环节之间的衔接，提高劳动生产率。

结束语

总之，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做好工程项目成

本控制，能够积累资金、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的主要方法认真研究，以达到实现项目管理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齐长雨.关于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管理综述[J].中华民居,2011,(4):349-349,341.

[2] 刘旭.关于建筑工程项目材料的成本控制管理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5).

[3] 姬虎琳.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J].湖南农机,2011,38(3):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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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课程标准“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就要求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江苏版考试说明中四大类十二小项考查目标基本涵盖了历史研究的能力要求。就江苏历年高考卷来看，历史研究考查的专业性越来越强：2008年第21题第4问考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分值2分；2009年第25题C第1问考查了史料的分类，分值3分；2010年第23题第2问考查了史料的价值，分值2分，第24题第4问考查了史学研究的原则，分值1分；2011年第22题第3问，考查了如何论证历史结论，分值6分；2012年第22题第2问考查了历史研究的综合内容，分值9分。一系列的数据变化说明，对历史研究考查的分值在不断加大，考查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懂得一点历史研究无论对于解答高考试题，还是彰显历史课程的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高考一直是高中教学的指挥棒，在高考试题中怎样体现历史研究的呢？我们以2012年高考江苏卷第22题为例。

第22题，以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以“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为主题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字数250字左右。读罢题目确实难以下手，不过仔细阅读三段材料我们发现，萧公权对康有为认识经历了从假民权、假维新到真民权、真维新。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有关康有为材料的掌握，二是学者自身认识的深入以及萧公权遵循了“过则勿惮改”的古训。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的变化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多寡之后逐渐变化的，当然也与治史者自身的史德有关。另外，材料三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提示了要从哲学层面即历史唯

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把这道题目进行一个转化，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对历史的认识，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如何开展高中历史研究的教学呢？

一、学点史学史，了解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一些古代史学理论的著作或者名篇，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了解古人撰史的目的，“述往事，思来者”。学习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和章学诚增补的“史才四长”，明白史家对自己的修养要求，学习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提倡实录，编写信使。了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了解陈寅恪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了解顾颉刚的历史地理，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总之，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白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一是求真，即说话或亮出观点，需要根据，即需要史实支撑，需要逻辑判断，否则只能是猜测。二是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这也需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不能是戏说、胡说。

二、懂点史料学，初步掌握史学研究的方法

明白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知识，能够简单运用数学、系统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调查法、考古学等方法。能够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与简单鉴别，例如，史料的分类：口头的（民间传说、民歌、回忆录、口述史）、实物的（遗迹、遗址、遗物）、文字的（碑刻铭文、档案、文献著述、图片）、影像的（照片、影视、录像）。史料的搜集：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字典、辞典、表谱、索引、年鉴等）搜集史料，通过平时读书和阅报积累资料，利用访谈、调查等搜集资料。能够对鉴别的史料进行分析和解释，从中提取出各种有用的信息。

三、尝试研究性学习，感受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光靠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勤于实践。在实践中巩固已学的知识，完善和拓展新的知识。一方面，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方式，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在课堂上以材料、问题等带动教学的开展，坚决杜绝以教师的讲来代替学生的学；在课后以多样化的作业方式巩固课堂成果，如，布置历史习作、历史制作，开展历史调查等等。另一方面，要经常性地开展研究性学习，从课题选择到材料收集再到得出结论、成果展示，在教师的指导下，在活动中，感受历史研究，锻炼、提升学生历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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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牵引不突出，开发动力不足

影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档案信息意识不强所致。由于对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平时在档案工作中某些档案又比较强调保密，检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库藏档案信息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造成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牵引不突出，反过来又导致档案部门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二)目标不够明确，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必须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且每一项档案收集活动的总目标与各个档案收集活动的分目标必须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没有目标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必然不会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档案编研比较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使大多数档案人员眼睛只盯着过去，而不太关心历史研究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往往只是在领导要求后才被动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更缺少对如何策应提出明确的建议，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样在历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档案信息层次不高，辅助研究的价值不大。

(三)编研力量薄弱，信息内容深度不够

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应以深层次开发历史档案信息为重点，大力开发具有高度准确性、真实性和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以及具有长远效益的档案信息，以此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档案馆(室）重馆(室）藏，轻开发，表现在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设备均不足，开发工作似有似无，更谈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还是专题介绍、联合目录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数据库开发为主要项目，缺少建有各个历史研究项目的提升数据库。从编制力量来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编些检索工具，全宗介绍等二次文献，对于深层次的三次文献编研很少，影响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陈旧，馆(室）藏资源不足

目前大多数档案部门虽以装备了计算机等设备，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问题，他们仍愿意用传统手工操作方式进行工作，大量的档案信息资源囿于传统的操作方式而没有开发出来。多数档案信息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现实利用的价值，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资源实效性差的现状。同时馆(室）藏档案不足，收集不够齐全，有些价值的材料没有很好收集起来。

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建议

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是由现代信息技术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开发系统，系统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他们在系统整体中，服从、服务于系统整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总体动态平衡。因而要做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与方法，从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多种角度，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与控制，以满足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1.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档案管理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对信息应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要有专业的敏感性。在管理档案信息时，要以资源运作的观念来指导工作，将档案信息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知识备查为信息传送，促使档案资源向信息化的转化。不要将档案信息的存储和保管当做档案馆(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档案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当做为历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导性活动，将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作为与档案存储、保管同等重要的资源加以管理，在宏观上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摆脱重收藏保管，轻开发利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变成活信息。要经常走出档案馆(室），了解和研究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然后通过选材与整理形成能够满足历史研究的档案信息产品。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有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为历史研究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掌握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学会运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进行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三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对档案信息存在状况及其相对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对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须要熟悉档案的收藏情况，了解收藏档案蕴含的信息内容，并能在总体上评估不同背景的档案所具有的价值，正确解读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规律，从而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高效服务。

(二)利用多种媒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处理现代化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的应用，就谈不上科学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实现科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性技术条件。档案馆(室）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三大类，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这就必然制约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因此必须加快实现电子化，重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档案馆(室）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媒介传播档案信息，以满足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研究需要。

2.与其它信息服务有机结合。可以将档案信息服务与办公系统、图书情报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情况通报制度，形成信息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做到在外延上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渠道；在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档案信息库，为历史研究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持。档案馆(室）与其他机构合作，既可开发利用馆(室）内自身的信息资源，又可实现信息效益，还可以节约人力和物力，将自身静态档案信息与其它部门的动态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强信息导航，构建档案信息网络

扩大利用以实现更多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这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数量上的要求。档案信息可以重复利用，它的价值不因利用而损耗，相反，档案信息的价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它要求档案馆(室）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使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档案信息。当然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中，为维护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虑信息的控制权问题，应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要有明确的目标导航，不同的信息对不同历史研究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传递档案信息。档案管理的角色也要从档案保管者转变为档案信息导航者。建议在档案馆(室）设置相当于CIO(信息主管)的岗位，负责对档案馆(室）的信息资源管理、利用与开发进行控制，制定有关档案信息管理标准，并参与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务流程，参与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的基础标准，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档案信息支持服务。

(四)做好需求预测，开展定题服务

对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档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历史研究者课题研究的需求，我们不能满足所有历史研究的需求类型，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新近历史研究热点课题的需求动向与趋势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以实现最大限度提高档案信息是使用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所谓定题服务，就是档案馆(室）要根据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了解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的信息需求，主动向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档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开展。对保管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与横向、纵向深度加工是档案信息开发的核心内容，其侧重点应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情报性，预测性分析，可以通过向历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务的专题目录，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充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价值。

要围绕战略性，方向性课题组织开发档案信息。着重抓住与热点历史研究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是档案馆(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点。历史研究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历史研究工作者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完备，档案信息服务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们研究方向关注、对研究课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把信息的焦点对准研究课题的全局性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抓住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应的档案信息，超前提供参谋服务，帮助历史研究工作者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做出科学研究。

(五)增强时效性，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

时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尽管档案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应要求档案馆(室）尽可能注重档案信息的时效性和所传播信息的新颖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时、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时、迅速。要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提供的历史研究档案信息要做分析筛选，确保信息“适销对路”。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利用档案信息的反馈工作。档案信息输出利用后，档案馆(室）应及时收集利用效果、并经过汇总分析，掌握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档案信息在某个时期的重点及其需求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和改进信息服务工作。

(六)注重档案业务基础建设，确保档案信息质量

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档案信息积累基础上的，没有基础工作，就谈不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因此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有必要从档案业务的基础建设入手，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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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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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4―0003―03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历史研究的题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不仅是家庭、婚姻、妇女、儿童、老人等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像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等非传统的历史题材也纷纷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界。

史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从好的方面讲，将史学的领地扩展到囊括每个人和所有种类的人类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对历史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细致，这说明，史学在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发现，这种发展是有一定的代价的，这就是史学的碎片化。史学的碎片化不仅使历史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在某些情形下，由于历史研究者专心于奇闻趣事，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边缘的人和事，史学正在失去关怀的重心。正像《年鉴》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加速扩张，有待探索的领域层出不穷，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险，即产生新的隔绝。这不再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隔绝，而是以新的专业化的方式在历史学科内部造成的相互隔绝”。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讲到，“我很遗憾地意识到了历史研究之日益碎片化，就像人类知识总体的碎片化一样。从集体来看，人们知道得越来越多。从个别来看，要看到一个人自己的‘领地’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毫不奇怪可以同时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人忧虑史学的前景，认为历史研究不应碎片化，并希图防止史学碎化，如伯克认为，务之急是“要停止碎片化和专门化。或者，至少要将事物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合作的有意识的努力，来抵消和抗衡专门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翻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史学碎化得还不够，支持历史研究进一步碎片化的趋势②。

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碎化问题似乎在微观史研究中得到比较典型的体现。

微观史学虽然不以规模较小的研究对象为限，但它的确以历史上的个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见长。人们熟知的微观史代表作金兹堡的《奶酪和蠕虫》、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叙述的就是关于某个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达恩顿的《屠猫记》叙述的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讲述的是一个较小的地方小区里的人与事。在德国，微观史学以研究“日常生活史”闻名，仅这个名称就足以说明德国微观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地位微末的人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大量地进入史学领域以后，历史研究的题材便极大地丰富起来。

不过，微观史研究本身并非必然会引起史学的碎化。在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的情况下，微观史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比如微观研究可以揭示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不易发现的现象，这种研究结果或者可以用来充实宏大历史架构，给历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增添具体内容。或者可以用来纠正以前的某些观点或思路。在经过若干例个案研究以后，倘若人们发现了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与以前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相符合，那么，新的结论甚至可以取代旧的概括。总之，与宏观历史主题相联系的微观史研究完全可以成为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观察总体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也喜欢将微观史学比喻为“显微镜”。

的确，个案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在于个案中包含着可以反映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大量信息，研究者把它们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捕获到与该个案有关的那个社会的细节，该微观研究从而成为人们认识个案所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扇窗户。由此，该个案及研究的结果就有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在《马丁•盖尔归来》②这个故事里，马丁•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可以发现马丁•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可见，马丁•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该个案的研究者戴维斯说过，“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则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过《蒙塔尤》来反映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他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裁判所，并且用“一团泥”来说明个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一团泥，人们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实的，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

大体上讲，目前人们所了解的、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微观史学作品总是与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联系，相关历史细节的研究不会发生离散的倾向。

然，微观研究脱离了历史的整体背景，史学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个案成为一个孤立的观察对象，不仅这一研究对象在整个历史架构或进程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会随之降低。研究者专心于这种案例，只能是发一发思古之幽情而已。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批评西德的历史研究正在离开历史学的宏大主题而“走向了微小的生活世界，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这一批评或许有些过头，但只研究“昏暗区域”和“角落”，那一定是荒唐之举。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微观史研究者普遍重视文化人类学的叙述方法，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极为细密的描述④。假如用“密描法”去叙述一个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之外的微观对象，不免令人感到小题大做。这然也会遭人批评，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就好比是研究者围着一个偏离中心的鼹鼠窝，堆砌一座文字山。

所以，对历史做细微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碎化还不是一回事。细微的研究是对总体历史中的局部的细化，不以粉碎历史全局为追求。而碎片化则是不顾、甚至否定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具有与中心离散的倾向。在史学失去中心和重点、缺乏可

以包容微观历史内容的大结构的情况下，历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细微、选题越来越怪偏，碎化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这样一来，微观史研究会不会引起史学碎化的问题，就转化为历史学者是否信任和依赖总体历史的问题。史学发生碎化，根子就在于人们对有关的宏大叙事失去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史学中不断扩大，助推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根据后现代史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后现代主义首要地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今天的一切东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方向”。史学的碎化体现了后现代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回应。所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碎化有直接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助推史学碎化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动摇和否定宏大叙事。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历史学中逐渐弥漫着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气氛，很多人不再相信进步的观念，否认历史有规律性，反对就历史过程做因果关系的分析，不承认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的基础性作用。后现代思想从理论上否定了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孜孜以求总体历史或“社会的历史”的雄心，为史学的碎化做好了理论准备。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微观史是整个学科在那一特定时刻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源于对于宏观历史性质的某些主导性解释模式的不满。到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看到了结构史的缺陷。因此，微观史就抓住了这一专业性的层面”。

二是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寄托。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漂浮。这种迷失方向的状态反映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就是宣称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可以产生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后果。这样，微观史研究领域很自然地成了践行后现代史学思想的理想场所。事实上，微观史研究与后现代历史思想确有一些共性，使它们易于接近，比如微观史所研究的是众多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微小对象，这与后现代主义者追求差异性、多样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微观研究中的人与事往往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或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又与后现代主义所擅长的从边缘出发去解构中心的路径相一致；微观史学关注人的经历，重视文化因素，倾向于采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描述法来叙述历史，这符合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表述就是讲故事的主张，如此等等共性，使得后现代主义很容易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由此看来，如若微观史研究的发展对于史学的碎化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主要不是因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过于微小和众多，实在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把微观史研究领域当作落实后现代史学思想的载体和场所。而这正是历史学之所以碎片化的要害之所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提出了为了防止史学的碎化，我们是否需要更加合适的宏大叙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史学的碎化最终也不利于微观史的发展，因为微观史的前途同样系于这样的大叙事，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需要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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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04-0020-04

一、引言

对历史的研究通常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以更好地预知未来，科学研究同样如此，要把握任何学科的未来，最好途径就是先了解其历史。因此学科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方法。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学科历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反思的深度广度，对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科史研究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通常关注本学科领域里主要理论问题的来源、解决情况以及解决方法等。通过研究学科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梳理出学科发展的清晰脉络，确保该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基本价值，是所有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教育技术学这一年轻学科来说同样如此。通过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体系产生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领会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对我们梳理教育技术学科，寻找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学史主要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目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以科学史学科创始人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编年史方法，以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史方法以及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

以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乔治・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科学是实证知识，而科学史则是实证知识的积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记录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由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开创的思想史编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观念，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内在的和自主的，科学史是观念内在更替的思想史。与编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从某个特定学术领域中寻找和选择能够代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科学事实和关键技术，又能深入分析这些科学事实和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在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上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主张在研究科学发展的同时结合对应时代的社会背景。

实证主义编年史研究有助于人们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学领域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和主要脉络，但对重大科学事件背后隐藏的科学演变规律却未作过多探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者们在对科学人物、科学事件和科学成果进行记录和总结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历史解释的方式来寻找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发展规律。在学科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想找出蕴含于其中的历史规律，最好的方法是对上述几种方法取长补短，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加以综合运用，我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学的历史研究时同样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鉴了科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者们最终形成了关键事件编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学术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种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史。

1. 教育技术学的编年史研究

与其他科学编年史相同，教育技术编年史研究也是对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整理，通过分析其对本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不同时间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术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点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如美国佐治亚大学Julie Moore 主讲的《教育技术学导论》课程中，学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创建并维护了一个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表1），该表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从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针对每个时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个年代出现的重要理论，如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方法，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理论开始向认知主义理论转化，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对教学设计的巨大影响以及绩效技术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等。从这个大事年表中，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把握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

2. 教育技术学的范式研究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为当代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讨论基础。范式实际上就是在某个科学领域内，研究者们遵循的相关标准理论、思想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总和，也就是研究者们对于特定对象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构成的体系。

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指导来解读和诠释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成为一种重要思路。不少学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范式体系如赛特勒的教学技术四范式理论，即：媒体范式、传播与系统范式、行为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蒂莫西・克诗曼提出的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范式、智能导师系统（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CSCL）范式等。运用科学范式理论研究教育技术学既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因为范式理论所倡导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从不同研究角度推进教育技术学发展，也可能影响教育技术学统一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3.教育技术学的学术人物思想研究

学科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该学术领域大师们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积累和沉淀。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读和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学术论著及其包含的观念和思想，既能从中梳理出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的线索，研究成果最终也可以构成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石。

虽然教育技术学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本学科和相关领域内无数学识卓越的大师通过智慧和努力，为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理论巨著――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给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论的界定，成为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石。心理学家桑代克、斯金纳将行为反射理论应用于教育心理学；此外，皮亚杰的认知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和拉斯韦尔、施拉姆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定义对教育传播学后续发展的影响。皮亚杰、布鲁纳、维果斯基、格拉斯菲尔德等人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教育技术学界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史进行追溯与解读，系统介绍、分析研究和评价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以及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术重要理论的发展及沿革规律。

四、不同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例如仅关注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难以从中发现规律。同样，如果脱离历史事件进行范式研究或是学术人物思想研究同样无法真正把握教育技术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必须融汇和综合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教育技术历史研究三种方法的优缺点，分别通过关键事件年表、研究主题和范式的演变以及主要学术人物思想演变的过程梳理出多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历史发展脉络。

1.理论与技术视角下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演化线索

各种理论与技术随时间逐渐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题与研究对象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如果以各类技术发展对教育技术学及其研究主题的影响作为分析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演进线索，如图1所示。

针对上述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技术及研究主题的历史演变，可以借鉴塞特勒范式概念来解读和综合研究其发展线索，可以综合应用媒体范式和传播与系统范式来研究直观教学到视听传播这条线索，综合应用行为主义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来研究个别化学习演化这条线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论基础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教育技术学演进规律。

2.基础理论与学术思想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的关键阶段，往往都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他相关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对本学科重要学术人物产生了较大影响，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而推动的。如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以戴尔、芬恩为代表的早期媒体派教学专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播学的影响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起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运动带来的从媒体研究向整体教学过程研究的发展，使系统科学研究方法逐渐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学习心理学发展推动学习科学逐渐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使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开发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相关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不同学术人物之间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沟通交流与融合贯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

五、多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脉络

结合上面所说的教育技术历史关键事件、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学术人物思想的碰撞与交互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着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来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例如，可以应用赛特勒四范式结合历史事件、理论发展及代表学术人物思想影响来梳理出20世纪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和演进关系。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在教育技术的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关键事件，能够带来教育技术研究视野和角度的变化，对于相应时期的学术人物的学术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由此推动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和丰富完善，这种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推动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全部动力。

六、结语

教育技术学作为真正意义的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都与现代教育技术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承，而教育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教育实践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不同阶段的教育技术发展都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不同角度的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都能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在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视觉媒体及其教育应用，到视听媒体、再到视听传播、教育制度，从只关注学校教育本身到关注学校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这种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断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体系自身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单一视角和单一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在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原则，既注重对事实的叙述，也注重对事实背后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应将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置身于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要结合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来做研究和分析。

作为比较年轻的学科，现代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还不到一百年，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很不成熟。对于这样发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为解决学科高速发展同时带来的一系列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所有教育技术理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静总结学科发展历史，寻找客观规律，分析和预测变化趋势，探寻保证本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焦建利.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0）.

[2]宫淑红.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3]刘美凤.解析美国教育技术的三条历史发展线索[J] .比较教育研究，2004.（8）.

篇（7）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篇（8）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篇（9）

【 正 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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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篇（10）

    (一)剧目

    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

    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

    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着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

    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

    (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

    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着、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

    二、立足于文字史料与曲谱现状的广西戏曲音乐历史研究构想

    从上述史料内容来看,广西戏曲音乐史料虽然不多,但也还未能获得充分利用。如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构建广西戏曲音乐理论,则需要再提炼出更多的角度。

    (一)戏曲音乐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