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3、通货膨胀理论，根据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失业短期有相互替代关系，可以以增加失业率来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4、经济周期理论，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反复出现并具有规律性的扩张与衰退相互交替的经济现象；

篇（2）

二、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目标不明确信息公开不够透明

环境会计的核心是将环境问题对外不经济纳入企业会计核算系统，形成对环境的可靠评估程序。?h境会计作为环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在环境会计目标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上重新定义环境会计目标。环境会计管理控制作为交叉学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论内容比较广泛，除在基础会计的理论基础上，还应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平衡理论和环境价值论等。由于我国在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而环境会计作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环境控制纽带，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建立健全会计理论体系也是实施有效的环境控制的必要前提准备。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其实一直是在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重污染企业就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双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业由于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企业自愿报告的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时候政府信息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来看虽然由政府公开的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统计部门和第三方审计，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及时有效性。

（二）我国政府在对环境控制时未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为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经济手段对企业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干预，但是环境事件还经常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中未充分考虑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国的环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大部分资源与环境归国家所有，政府是进行环境控制的主体，政府环境会计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对环境管理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实施科学合理的环境控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政体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国际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此外，我国疆土辽阔，东西南北发展程度差异大，地理情况行业水平也是千差万别，这也增加了我国实施环境控制的难度。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存在局限性

我国政府采用的环境控制机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两大类。[6]日常性控制是指环境控制主体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制定的相关标准对企业进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内容比较简单，例如排污收费，管理收费，征收环境税，补贴环境保护费用，环境责任保险等。但是这种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而言政府对企业环境控制偏差就会出现量变积累转为质变的环境事件，这时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来弥补这种质变，例如，进行强制性大规模检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指标标准等。但是这种控制多属于事后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方式需要具体的面对宏大众多的监管对象，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监管到所有监管对象。因此即使这两种手段结合控制环境问题也存在明显不足。

三、基于我国政体特殊性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建议

（一）明确宏观环境会计目标，健全会计信息公开体系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自然资源的权利必须通过国家的主体即各级政府来行使。因此，我国环境会计的核算应建立两个核算体系一是政府环境会计宏观环境会计，二是企业环境会计微观环境会计。这两者应该是互相补充，共同提供环境核算信息。我国政府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环境会计应该以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为目标，而进行政府环境会计的核算首先就要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集中客观核算与反映。鉴于企业自愿报告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质量，建议构建政府主导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要求企业直接向该平台提供反应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环境信息，政府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和第三方审计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验证，确保环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及时性。验证后的信息可以储存上传数据库，由政府官方网站提供给各个信息用户，让立法机构、各级政府决策层与企业、公众都能通过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清楚地意识到资源与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环境控制，为当代人的决策提供环境信息与成本价值的引导，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会计理论和基础，实现企业环境会计的外部生产和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与政府环境控制相结合，达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用绿色GDP去除一味地发展经济

国家在拥有环境资源所有权的同时也承担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提高绿色GDP的推动和监管责任，其中提高各项目工程的经济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统筹管理的最终目的。以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例，生态补偿可能会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而达不到预期理想效果，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中央政府虽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同时又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补偿实施的过程中应避免政府一家独大造成的腐败贪污现象。这就要求在实施生态补偿项目中增加社会监督，提高项目运营的透明度，加强市场参与度。同时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就目前来看，经济建设依旧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考核的核心力量，这就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违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单纯的GDP考核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用绿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目标来判断地区发展，而是将生态环境考核纳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员晋升标准，这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对环境保护工作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集中专业化

在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达到双赢的会计目标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进行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减小环境控制的成本，?D而着重专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过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做好企业信息披露工作，减小控制偏差，进而使环境事件出现概率降低同时也就减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中达到政府环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四、结语

在我国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资源所有权与资源经营管理权分离的背景下，政府对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主要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担着监督责任。利用我国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优势，明确政府环境会计目标，进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定规则，从而科学的管理控制环境资源和进一步有效的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篇（3）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1.邓亚平，何阳钧.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建议[J].中国金融，2009（8）

2.陈新平.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篇（4）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篇（5）

前言：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正确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观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特点。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动态结构的状态下，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三者进行科学的协调，是很多经济研究领域重视的问题。

一、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取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

（一）三者研究具备较强的联系程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高增长、高通货膨胀、高波动”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进入“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平稳化”的轨道，无论从水平还是波动幅度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处于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或者惯性仍然较高。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能源约束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环境，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挑战。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可以根据中介目标的状态，对信贷机制实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能够具备更强的现代性特点。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根据货币供应体系的基本模式进行推进，使宏观经济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根据经济数据的波动情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判断，使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横轴进行判断，以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根据横轴的状态进行调节。可以按照信贷量的具体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峰值情况进行统计，使货币的供应可以同研究方案实现统一。如果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进行支持，则可以按照正规金融活动的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构成要素实施判断，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使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二）货币政策工具对调整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信贷冲击的模式对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进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够更具针对性。可以对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实施了解，使货币政策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状态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够正确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节，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受到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对信贷投放状态进行研究，则可以使宏观经济以较为缓慢的形式变换到正常的状态，使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能够更加健康。

二、处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建议

（一）提升对通货膨胀基础性因素的研究

在进行通货膨胀预期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实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对三类主要因素的协调关系进行明确，使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具备充足的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央行机构的指示情况，对外汇体制改革环节实施了解，使外汇体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适应利率的变化情况，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市场模式做出正确的调整，可以按照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对经济的调控技能实施了解，使通货膨胀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转变。要根据复杂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调节基础，对经济波动状态实施有效的研究，通过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度，进行宏观经济复杂性的控制，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利用外汇资源进行稳定性修补。要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性能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保证对通货膨胀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则需要根据货币紧缩的状态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观经济可以在更小的波动周期内实现影响力的提升。

（二）加强对货币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货币投放的需要，对宏观经济的具体投放规模进行研究，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货币投放的时机。要根据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过程中的收缩状态，对影响货币投放风险的因素进行控制，使货币的投放具备更强的准确性。要根据货币当前的汇率情况，对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供给状态进行研究，以便货币能够更好的通过浮动政策的调节实现汇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出口途径分析，通过固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状况，对货币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以便货币的运转数量可以更好的实现调整。在进行信贷投放研究的过程中，要按照信贷投放的具体机制，对提升信贷投放质量的因素实施了解，以便信贷的投放环节可以更好的适应货币供给的需要，促进货币政策供给科学性的提高。

结论：通货膨胀问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选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证选用的正规性，则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行维护，深入的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稳定性的关系，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津燕.后危机背景下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论坛，2010（03）.

篇（6）

德意志银行把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长预期从7.6%上调至7.7%。

瑞士信贷把中国今年的GDP增长预期从6月时估计的7.4%上调至7.6%，并预期房地产市场将回暖。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8月18日的2013宏观经济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经济学专家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增长速度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13全年GDP增速在7.5%-7.9%之间，CPI增长在2.6%-3.0%之间。

趋缓

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经济上行的动力可能还不是很强劲，但考虑到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经济企稳已是好消息。”

在经济参考报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此次的问卷调查中，受访的专家同样提到了企稳之后的担忧。调查结果显示，42%的专家认为产能过剩加剧；37%的专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30%的专家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报复性上涨可能引起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16%的专家认为出口衰退；63%的专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由于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持续减速。根据季度累计同比的增长率，中国工业生产增加值以及GDP增速纷纷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最低增速。在这样的经济减速的同时，我们还观察到经济增长的构成里面，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今年上半年达到了53.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反而下降了5.2个百分点，只有45.2%。在此情况下，经济减速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还在继续。”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敏在8月18日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秋季预测会上表示。

在龚敏看来，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导致中国的进出口上半年增长依然乏力，不仅进口和出口累计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而且从构成来看，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增长也非常平缓。由于实体经济的减速，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扣除物价水平之后，上半年城乡居民的累计收入的增长速度是近两年来最低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增长，分别比去年还有前年的上半年同期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速下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减缓，直接导致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缓慢。

尽管长期来看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并非最好的选择，但依然是是目前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现实选择。今年上半年在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增长却有明显提高。龚敏透露，如果再观察投资的主体，以及资金的来源，可以发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依赖国内信贷的投资增长非常明显。这方面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保持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平稳的增长。而这些资金来源最终将构成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瑞士信贷同样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依然缺失，这一情况可能在未来继续存在，除非中国大幅进行结构性改革。此外，“由于公共财政收入的下滑，所导致的财政支出增速下滑，特别是财政支出里面用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增速下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下一阶段非常关注的重点。”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告诉记者。

效率

实际情况是，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税收改革的深入，各地税收收入的增长面临诸多困境，进而频繁出现征收“过头税”现象。

更为隐秘的是，“各级公共财政的构成里面，各级政府通过非税收入的渠道获取财政收入的倾向，似乎也有越来越明显的态势。从过去分税制改革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非税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态势。”李文溥说。1994年非税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5.4%，到2012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4.2%。根据CEIC的资料，从非税收入构成看，2007-2012年期间，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占比总和超过60%。其中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公正性以及较大的裁量空间家中了企业和居民的实际税负负担。

如果我们能够将公共财政收入里面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从现在超过10%的水平降到10%，把每年减少的这些财政收入，补贴给企业或家庭，那么这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模型模拟，可以发现政策效率将明显提升。

如果把减少的税收收入补贴给企业，GDP增长速度并不会下降太多，对经济结构影响方面，居民消费会有微小的改善，但是由于补贴给企业，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一部分非税收入减少了，但是税收收入反而有一定的提高。从全部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会有微小的下降。

如果把减少的非税收入全部用到居民收入的提高上，GDP的增长速度会有较为明显地提高，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公共财政占GDP的比重会有所下降。

途径

“非税收入确实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应该改进”，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告诉记者，“改进的一个途径就是给它规范的税收来源。”

篇（7）

一、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1．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波动通常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对投资需求的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等等，并且还包括对总供给的各项扰动因素。经济周期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经济变量的刚性或者粘性。根据这些分析，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政府在经济波动的过程当中，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

萨缪尔森于1939年最先对凯恩斯周期波动理论进行了动态化的完善和调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扰动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传导过程。在此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有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卡尔多的非线性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哈罗德—多马德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线性乘数—加速数模型，但对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和对冲击进行强化的内部传导机制的认识没有显著变化。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并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卢卡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试图阐明两个问题：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动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卢卡斯认为，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波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转向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波动的根源是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至于传导机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跨期闲暇替代和卢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缓慢的名义量调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但是它的发展在于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一些名义变量不完美性的源头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名义冲击的真实效应，并认为如果名义不完美性对于总量波动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小的名义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关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关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并没有多大变化，凡是引起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变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过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传导机制从名义变量刚性细化成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二、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现状

早期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与建筑周期研究融为一体，缺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主要集中探讨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实际上着重于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指标的研究与应用。Mitchell（1927）认为：由于建筑活动受人口增长、房屋折旧、维修及投资利润率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建筑业的供求不但像工业那样可以无限地扩大或缩减，而且庞大的建筑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巨大，由此形成一定的波动。Moore（1961）指出，住宅开工量受财政条件、建造成本、社会结婚率、房屋空置率、住宅修改法等因素影响，因此如果要了解房地产建造量，就可以从财政条件（主要是抵押贷款）或建筑成本推算，而住宅需求量和投资生产量则可从社会结婚率高低、房屋空置率多少等指标来研判。Harwood（1977）提出，经济变化、人口迁移、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人口出生率、银行贷款、政府政策等因素均会引起房地产业周期波动。Grebler＆Burns（1982）以GNP循环为基准循环，探讨了建筑波动周期问题，认为建筑成本在较低水平时，公共工程与私人部门呈相同方向变动；但建筑成本在较高水平时，两者呈相反方向变化。

随着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的被应用到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当中，尤其伴随着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研究浪潮中，为房地产周期波动寻找微观动力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例如PeterChinloy（1996）在模型中加入了预期的因子，着重分析了预期在形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中的作用。Chatterjee（1999）利用动态经济理论分析了反周期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平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效果并不明显。

除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之外，对各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也成为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Wenzlick（1980）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或销售额）为依据，通过分析1795年~1973年共180年间美国房地产的周期波动循环变化，指出美国房地产的长期波动周期约为18年。Case赞成美国房地产长期周为18年的观点，进而指出长期周期主要受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衰退、技术创新等事件影响。同时他还提出房地产短期波动周期的概念，从美国来看短期波动周期为5年，主要受货币市场、贷款额度和政府住宅政策等因素影响”。Barrast和Ferguson（1985、1987）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研究了英国的建筑周期波动。认为建筑周期的需求循环大约为4年~5年，主要反映经济景气波动及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建筑周期的供给循环大约为9年，主要反映生产过程的落后状况。Kaiser（1997）利用78年的数据分析了美国房地产业的长周期。Clayton（1997）利用1982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个不同区域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检验了住宅市场的效率问题。WheatonandRossoff（1998）则利用1969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工业不动产的周期波动。

在中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元端（1995）分析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他通过比较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与国民经济周期基本吻合。相对而言，梁桂（1996）从房地产供求的周期性波动来定义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波动，并采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标，分析了从1986年~1995年中国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特性。何国钊等（1996）利用商品房价格等8项指标，在按环比增长率得出单项指标的周期波动后，再利用景气循环法等方法，分析1981年~1994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不同周期阶段的相互关系，并选择投资与政策两个因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的原因。谭刚（2001）在分析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基础上，选择总量、投资、生产、交易、金融及价格等6类共16项指标，利用扩散指数方法分析了深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课题组（2004）利用中国1979年~2002年的数据进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运行轨迹和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

三、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扩展：

1．结合产业与产品独特性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尚需加强。房地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产品，具有如下特征：必需品、重要性、耐久性、空间固定性、不可分割性、复杂和多重异质性、市场的分散性、生产的非凸性、信息的非对称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缺乏相关的保险及期货市场。这些特征很多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有着重大影响，但现有研究基本上套用经济周期理论或做一些变形，没有体现出房地产产业和产品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特征对周期波动的影响如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市场的分散性和空间固定性造成了房地产业区域垄断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有怎样的影响几乎没有理论涉及。

2．应进一步深入考察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微观影响及对策分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包括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理论及实证的文献，但其微观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对此应主要从房地产业周期对开发企业战略规划和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在房地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开发企业以及投资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研究主题在国外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而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3．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区域性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研究。房地产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城市之间的房地产业发展可能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从总体上研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低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总整体上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严重的泡沫的，但在某些区域性市场是可能存在的。目前中国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大多是对中国整体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只有谭刚（2001）研究了深圳市1987年~1998年间房地产业周期式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很少对区域市场尤其是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尤其对不同城市之间周期的形态、成因等进行分析及比较的文献几乎没有。

参考文献：

1．何国钊，曹振良，李晟．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研究．经济研究，1996，（12）．

2．梁桂．中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周期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7）．

篇（8）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10）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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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