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认同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文化的认同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达斡尔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大约有人口13.24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达斡尔族的优秀文化正在濒临消失，如达斡尔族民族语言、“乌钦”说唱艺术等。达斡尔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史上曾采取过多种措施加强教育。众多达斡尔族有识之士也做过积极的努力，如郭道甫兴办学校、巴金保资助学生等，都为兴办达斡尔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清朝开始，官办达斡尔族学堂开始出现，私塾也较为盛行。由于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学堂通常教授汉文和满文。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出了很多优秀达斡尔人才，达斡尔族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达斡尔族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达斡尔族文化保存与传承变得举步维艰：与当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被废弃；原属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在服饰上，除重大民族传统节日要着民族服饰外，平时都着汉族服装，像“奇卡米”、“斡洛奇”、“得热特莫勒”这样的靴子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饮食上，如采摘柳蒿芽、晒干菜等传统习俗被逐渐淡化；在住所上，以往高大的“介”字形泥草房也被砖瓦房或楼房所取代；在体育活动中，曲棍球、摔跤、较劲力、围鹿棋等也已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出现了个别达斡尔族人不认同本民族文化的现象。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增强达斡尔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学校教育中传承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选择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文化中的糟粕，理应通过文化的自我选择予以淘汰。但对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在变迁与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乐观、坚毅、勇敢的民族性格已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环境变化中，少数民族文化会出现主动或被动适应。达斡尔族人并未因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或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丢弃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他们有保护、延续、开发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愿，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哈拉达斡尔族小学调研时发现，达斡尔族学校的教师普遍重视本民族文化，能够在教学中自觉地传承民族文化。甚至有一位汉族体育教师，也有意识地把达斡尔族人传统的较劲力、摔跤、踢毽子等体育活动融入到体育教学之中。因此，在文化传承中，应该遵从文化自觉选择规律、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保护达斡尔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丰富达斡尔族教师、家长、学生的民族文化知识，提升其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群体文化的归属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也就是明确“我”属于哪个民族。民族文化认同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由于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特点、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共同的文化以及心理素质是民族形成的必备要素。作为民族的成员，即民族文化的主体，承认并且愿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即为民族文化认同。一个民族要想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首先得提升民族成员认同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成强烈的民族情感。达斡尔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同样依赖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最基本的民族文化元素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和家长能够认同民族文化，但对于有关民族知识的掌握还相对欠缺。在回答“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会选择自己是什么民族，为什么？”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达斡尔族。但在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时，答案却较为模糊，很少有人将其归因于民族文化。在与达斡尔族学生交流时发现，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仅对本民族文化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对民族历史、文学等深层次的文化普遍知之甚少。民族文化知识的缺乏势必制约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教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先导者，是引导学生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领路人；而家长则在家庭教育中对文化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家庭来说，家庭教育是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最基本途径。如果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教师和家长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学生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从而会影响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意识的形成。因此，要充分发挥教师和家长的作用，并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和学习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知识，如在达斡尔族聚居区，以村屯、社区为单位开展绘画、摄影、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达斡尔族文化，培养达斡尔族人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情感。

三、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民族文化变异或消失的速度也在加快，不少少数民族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为增强年轻一代达斡尔族人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应该深入地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与达斡尔族学生的交谈中发现，有些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比较浅显，认为达斡尔族文化也只不过就是柳蒿芽、“瓦特”、“斡洛奇”、晒干菜等习俗和围鹿棋、曲棍球、摔跤等体育活动。他们对于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学、宗教、道德等内容普遍不甚了解，表现出深层次的达斡尔族文化的缺失。运用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面的分类法研究达斡尔族文化时发现，学生普遍对物质层面的达斡尔族文化比较了解，对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认识比较欠缺。所以，对达斡尔族的民族组织形式、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及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内容还需要深入地学习和了解。目前学校教育中采用的国家统编教材，仅有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教材中有所体现，对于像达斡尔族这样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还兼顾不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更好地融入达斡尔族文化教育。民族学校有义务在学校教育中纳入民族文化因子，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育评价等方面渗透民族风俗及民族精神，使得民族文化在达斡尔族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以利于民族文化的顺利传承。

四、改革传统课程，建立完善的达斡尔族文化课程体系

教育是文化传承最主要的途径，课程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建设好民族文化课程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传承。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并不是将传统课程颠覆，而是在传统课程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扩展和补充。即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式、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进行改革，融入民族文化成分。在以往的课程建设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往往被忽视。而达斡尔族作为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其文化在学校课程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达斡尔族文化要在学校课程中得以体现，并使之更好地得以传承，需要在课程目标中提出民族文化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课程内容中纳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在内的全部达斡尔族文化；在课程方式上做到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以民族文化为主的校本课程；在课程实施上应保证民族文化课程的必要学时，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流于形式；在课程评价中要建立凸显达斡尔族文化特色的课程评价体系，要做到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在课程选择、实施和管理中，要采取有力措施，形成长效机制，确保达斡尔族聚居地区民族学校能更好地传承达斡尔族文化。

五、实施民族语言教学，提升达斡尔语“听”“说”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也是族群凝聚力的具体体现。教育是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上，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达斡尔族人用达斡尔语说，用满文或蒙古文书写。虽然从来没有间断过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努力，但至今尚未如愿。调查中发现，家有老人的达斡尔族家庭，成员基本都会说达斡尔语，而年轻的达斡尔族家庭会说达斡尔语的则较少。说明语言环境直接制约着语言的学习。若不通过教育加以及时保护，仅凭借口耳相传来延续的达斡尔族语很容易消亡。在达斡尔族学校的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教师都会说达斡尔语，有的学校还设有专门教授达斡尔语课的教师，并开设达斡尔语课。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各年级学生掌握程度不同，需要教师制订多个教学方案。而在实际教学指导中，还存在低年级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同一班级学生的语言水平不尽相同等问题，给民族语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针对以上问题，民族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对达斡尔语言课予以充分的重视，保证其授课时数；要加强达斡尔语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充实有经验的民族语教师；要积极编制适合不同程度学生的达斡尔语教材；要探讨有效的达斡尔语教学方式和方法。

篇（2）

1 研究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积淀，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在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构建了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融一体的民族文化，不同边缘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透过文化记忆的重组与建构，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人。社会表征理论是近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界定了群体认同的符号边界，个体内化了本群体的某些社会表征就必然形成群体的社会认同。同一社群共享一种认知结构后会促进一种亲密情感及群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功能在多民族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且文化认同是可以跨越民族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反映了对其认同状态，它也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可分割的。

2 研究方法

自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表》，秦向荣编制《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问卷292份，回收率为97.33%。同一被试同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表征问卷与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有一半被试先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问卷，然后再做民族认同感问卷；而另一半则相反。根据测谎题筛查被试有效数据，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EIS）》中测谎题重新赋值，求出测谎项总分范围在0-5之间，根据这个分数来确定剔除被试数据的标准，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主要统计工具为spss11.5和lisrel 8.3，对研究做项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分析

3.1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量表各个项目分析

研究分析出各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8272，一致性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文史文化”是0.7420；“民族文化”为0.7264；“思想文化”是0.6893，分量表有一个维度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他维度的信度较好。

3.2中华民族认同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得知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的信度量表总体的α系数为0.715，该问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按照秦向荣所做因素分析，量表分为四个“认知维”、“情感维”、“评价维”和“行为维”。

3.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总体状况

采用单样T检验方法，将平均分与得分中点94.5进行比较，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分118.41，标准差为10.355。得分显著高于中点，总体看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都比较强。

3.4社会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作总体积差相关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存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 =0.467*（*表示 p ＜0.05）。文史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具显著正相关。“情感”维与“民族文化”没有相关性。

回归分析：一元回归方程分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可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异。

随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没有进入回归方程，“文史文化”与“思想文化”可联合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52.8％变异量（表6）。“思想文化”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61.5%，“文史文化”的解释量为22.5%。中华民族认同感= 0.615*思想文化+0.225*文史文化

4 分析讨论

研究针对社会表征应用功能即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研究首先证实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状况呈积极正向认同，结果证实社会认同理论，通常个体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将传统文化认知置放于民族认同中作以观照，除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维”无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感其他维度两两呈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中的“文史文化”、“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正面因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较高，中华民族认同感程度也就越强烈。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颇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忽视概念本身的三个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相关已被证实，但不排除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预测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中，“思想文化”和“文史文化”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解释。其中“思想文化”的系数达到0.615。文学著作、思想智慧、道德风尚等项目属于“思想文化”维度，一直以来，中国节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被提倡，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昭示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径可循，传统文化的教育应立足于核心部分，即“思想文化”的教育力度加大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其项目更多是与我们生活内容息息相关，如民族衣饰、传统佳节、特色食品、典型物品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青少年对于已经融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可能产生笼统无分化的情感。“民族文化”与“情感维”不具有相关性，而“情感维”又恰恰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对于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的晕染，当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其中民族情感凸显性的内涵就会减少。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通过必要手段，从文化的特性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结构也许会更精确。

参考文献：

[1]方文.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心理学报[J].200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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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小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及其与民族认同感的关系[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

篇（3）

国学的兴起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教育在当今中国公众中的流失和淡化。国学的兴起是在抢救国学在公众中的精神主宰地位。人类二十一世纪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因为那是智慧的源泉，是精神财富的家园，在那里去知晓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理，增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华夏民族复兴，首先需要我们民族有一种凝聚力、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华夏民族从远古走到现在，代代相传，不变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就像一条无形的链条，连着你我他的心灵，使我们汇聚到华夏这个大家庭之中。作为民族的成员，不能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华夏文化必须是遵循华夏的过去、现代和未来。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塑造着我们的民族魂，效法天地之道。敬奉天地祖先，中华民族的历史凝聚着优秀的传统、灿烂的文化、民族的精神。国学的兴起是文化、教育的回归，国学是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基础和来源。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沉淀，不同的政治国度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需求、思想精神。国学已沉淀在民众的人生价值中，沉淀在民俗的追逐和崇尚中，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精神支柱。当今要振兴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培养和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就要回归国学的原始精神上来，去了解中华文化的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的核心儒学。国学教育是从最早的天地人的人文教育开始的，传承到今已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之中，但是新时期的义务教育观念或高等教育阶段在国学的学习和普及中还有很大的缺憾，都是缘于应试教育和某些西学的理念，使得国学快成记忆了。应试教育学箍咒的收紧，使得青年一代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树立，价值取向都存在一定困惑，以至诚信都有误区。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好多青年人没有礼仪的思想，不知感恩，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青年人却以我为中心、自私、刻薄、偏执，恃才傲物，使我们的校园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大打折扣。当代教育在理念和模式上形成的某种缺憾，如今国学的复兴和回归，在教育的认同上，理念的填充上，教育模式的完善上都给予了有力的补偿。

篇（4）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1-04

民族传统体育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劳动的丰富表现形式与内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内在文化机理不断发生了变化，使其生存环境与生存形态出现了断裂，在走向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民族性不断消失，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因此如何在文化认同背景下积极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证传统体育的不断更新与现代化转型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事业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文化认同视角出发，分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中的历史轨迹，从传统内涵中分析并探索出不断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创新与超越的机制及其相关因素，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持续发展。

1 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

1.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达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2］，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通常具备一定的文化特殊性价值与内涵，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传统劳动的主要形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的丰富与完善并最终形成，因此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3］。不同的民族通常会有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与经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产生特有的文化符号，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结合传统的健康观、生命观等而形成的有关人体科学的文化符号代表，主张机体的和谐平衡，以共存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确立个体不同元素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4］。另外在认识与感情之间，也主张不断地对话与交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作用，要求自我与他人之间进行有价值的沟通，从对方那里找到自己存在的形式与价值，以发现自我的不足，从而不断更新并重塑新的文化符号。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对其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夯实自己的文化体系，才能够有效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进步与超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有效表达，因此加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就是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与多民族的凝聚力。分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认同可以看到其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的思路，因此需要在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固守自己的本土与核心文化内涵，保持自身文化形成与塑造的创造力，尤其是原生态文化宝库体育文化在内的所有特色文化符号内涵。另外还需要加快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文化及优秀体育文化的交流，加深理解，不断优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认同观念，促进符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要求与文化符号内涵的形成。

1.2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体系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主要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对科学与完整，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固定的归属感与价值感［5］。不同的文化通常会有自身特殊的价值体系与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价值取向及心理发展结构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选择、冲突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固定性，一旦形成，其价值体系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了西方竞技体育及其他民族传统体育的挑战，文化共融与多元共存的价值观念崩溃，多元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交融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地位让位于西方体育文化，本土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性、文化性与传统性不断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少的人会注意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固有的民族自尊心要求我们不断采用新的、成熟的方式来改进作为本土文化体现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因此西方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但发展的结果则证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出现异化。因此如何有效适应全球化的要求，需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重构，从而形成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中国文化体系的发展变迁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传播，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世界体育发展中的地位被彻底颠覆，包括其心理倾向、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精神结构等方面。

要重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及内涵，需要不断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价值与修养，重视福寿与健康的民族品格，将“动静结合”、“阴阳相生”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体育文化理念中，达到有形而下的身体锻炼与体育发展，从而促成传统体育形式及文化内涵的升华［6］。文化认同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不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精神架构。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和发展我国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主要反映在其发展历程方面，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展现新的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大致经过了三个历程：萌芽期、成型期和转型期。

2.1 萌芽期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初产生于传统的劳动形式，从原始的禁忌、崇拜及神鬼迷信的土壤中产生出的身体活动及礼仪表达，是一种原始意识、思维及早期迷信崇拜与人们生活的有效结合［7］，并在群体认同及行为下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内涵与民族色彩的地域风俗习惯。但这一时期，受地域空间限制，这种风俗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融合，因此形态丰富，百里不同俗。比如端午节，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是忌恶日，而在南方则是龙图腾划龙舟的表达。这种不同甚至延续至今，包括目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在不同的区域还存在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2.2 成型期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成型期主要是在两汉年间，受国家大一统与文化交流的影响，体育文化也逐渐成体系性发展趋势，传统体育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异，比如对原始崇拜的活动变成了对历史人物的祭奠，并成为了节日风俗的主宰。一些风俗性活动逐渐变成社会礼俗，这些礼俗又经过演化变成一种风俗，不断地被人们接受、认可并传播。在魏晋之后，社会动荡、民族迁徙，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也使得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动开始融合，并得到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比如端午节从划龙舟到纪念屈原，已经成为公认的风俗与礼节［8］。

2.3 转型期

转型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在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内涵的不断深入发展等方面，传统的活动与节令习俗等完全从原始的禁忌迷信中解脱出来，一度转变成具有娱乐价值与礼仪性的活动，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大量的娱乐健身活动开始出现在节日中并且不断传播、交融，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统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内涵的表达，比如中国传统的拔河、游猎、蹴鞠、射箭等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传统体育活动中的游乐性一度成为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特征，比如元宵节放花灯、旱船秧歌、玩狮舞龙、杂技百戏等，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特有体育活动比如摔跤、那达慕大会等。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承的建构

3.1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分析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指包括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9］在内的通过某一类媒介或某几类媒介的传播而进行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及传承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应首先定位于学校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从其教育范围来看，有相对宽泛的教育场所，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教育。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人类生活，因此也蕴含了丰富了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内涵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家庭与社会成为人民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传播的基础的场所和自觉的文化行为。但要想获得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还需要借助于主流性的教育体系，即学校教育，去进行有目标、有意识的系统化、科学化学习，发展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

学校教育不仅培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者，还积极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包括参与式传承与专业化传承，前者是一种积极参与并热心支持民族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后者则是具有系统知识结构并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要职责的专业化人才。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与大众支持者和参与者共同努力，而学校教育则正是参与式传承者的主要教育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传承更加系统与科学，学校教育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相应的课程学习中，经过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有目的的教学与计划，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互促进与感染，强化个体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科学规范的形式传承下来（图1）。

学校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途径［10］，是保证民族传统体育不断普及与发展的重要形式，只有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学校教育中，才能更好的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图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播途径

3.2 如何有效建构并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四位一体”式发展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四个方面有机结合与统一。对于大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及文化内涵来讲，其更多的蕴含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因此通过非学校教育传播的途径，比如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都可以广泛的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承，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渗透到每一个参与者个体中。

社会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及民族文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及权威价值，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浸染，将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内涵传承下来。在民族体育传播的过程中发动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宗教以其特有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强化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个体心中的地位，使其在个体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学校教育是具有明确目标与方式的正规化文化系统传播教育方式，因此是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核心方面，家庭与社会教育是此核心教育的必要补充。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场所、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培养专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沿袭者，家庭、社会及一些民族体育组织协会进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传播到每一个参与者心中。只有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与传统体育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完善。

4 新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困境

4.1 生存基础的缺失

由于我国民族数量多，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因此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及环境条件，这些促使了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有文化性质与内涵［11］。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体育更多了发挥了其娱乐功能，某些文化内涵与特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使人们没有耐力来继续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使许多民族无形文化资产被迫流变消失。

4.2 文化内涵的侵权

由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侵权行为在所难免。首先从国内讲主要表现在一些品牌商标的侵权，比如“少林”这一商标，就涉及到家具、汽车、医药、酒业等许多行业，从国际来看，外国许多国家与地区也开始关注“少林”，以“少林”命名的商标达到100多项 ［12］，利用有深厚文化内涵与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来获取商机，赢得利润。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产权及名誉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虽然国家针对这些事件也制定出了一系列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管理，但总体上来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因此现阶段需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

4.3 西方竞技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异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来竞技体育文化不断侵入我国，使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发生异化。从目前体育发展状况来看，一些国外竞技体育包括足球、篮球等开始取代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比如太极拳、气功等，一跃成为中国主导体育项目，使得本土传统体育的地位越来越低，发展状况越来越差。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体育对各民族本土传统体育的冲击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练习太极拳、进行舞龙等表演，甚至仅存的练习者也对其内在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不甚了解。而在体育舞台上竞技与表演的大部分是根据西方竞技体育发展思路来进行的，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因此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呼吁保护并传承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

5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的超越

5.1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有效改革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的有效改革是为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创新。要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需加强传统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丰富与完善的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场所，不断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其次要以现代化市场发展为目标，培养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充分利用全球化发展契机，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体育文化与资源的沟通，开拓市场，在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鼓励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度；再次要不断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制度与方式的沟通与交流，将西方国家俱乐部及产业发展制度引进来，不断创新体制，壮大自身的实力，实行法人治理与市场化运作方式改革，努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有活力和潜在持续发展能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最后要重视创新机制的开展，不断推进传统体育事业向管理体育方向转变，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政治等多种途径，促进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规范化发展。

5.2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主要是建立起一套法律法规以保障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持续发展。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赋予时代的重要使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法律是有效保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最有力保障，国家需要从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出发，从体育、文化及知识产权等角度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实施一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加强相关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的设立与管理，有效保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5.3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不断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13］。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首先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吸收精华，去除糟粕，对文化模式进行合理创造与改进，对于不符合我国发展阶段与国情的，需要去除；其次要在保持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西方体育竞技性核心精神，追求自身文化内涵与精神发展的价值实现；最后要积极借鉴现代体育发展模式及优秀成果，引入现代化的体育方法及科学发展理论，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理论建构与研究，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组织体系及传播手段，不断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5.4 不断寻求民族传统体育的超越与创新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外扩散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相邻地域之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形成一种新的跨越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包括精神信仰、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地与民族形式融合起来。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更加规范的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传统民族体育的不断融合，因此需要不断维护自身的特色，吸收他国的有利因素，摒弃糟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时期要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创新与超越，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强政府在有关方面的领导，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管理过程与决策形式，不断创新。

另外，民族传统体育还需要不断适应健康化与持续化发展的理念，提高自身的娱乐性价值与审慎性价值，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大众晋升目标的实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文化内涵进行改进与创新，使其更加通俗化、科学化、大众化，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6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向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重要方向性内容，也是多样化与多体系特征逐渐进行归类与整合的发展过程。如何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促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模式分析，需要从多层次的延续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呈现出具有个性化文化内涵与品位的现象。从现代体育发展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体育需要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世界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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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华.传播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D］.苏州大学,2009.

［3］ 刘凤虎.从文化学的视角谈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J］.体育与科学,2010,31(5):73-75.

［4］ 王广进.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游戏、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J］.体育与科学,2010,31(1):33-36.

［5］ 万义,白晋湘,屈杰等.民族传统体育综合创新发展观的质疑与思考［J］.体育与科学,2007,28(1):25-28.

［6］ 高守清.“人文奥运”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走向［J］.体育与科学,2009,30(5):43-45.

［7］ 高守清.论民族传统体育的异化及理性规避［J］.体育与科学,2011,32(1):83-85.

［8］ 王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社会文化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7):872-876.

［9］ 朱家新.科学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J］.体育学刊,2007,14(5):73-77.

［10］李延超.水与火洗礼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傣族体育与彝族体育的比较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6.

篇（5）

1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的统称。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具体指的是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被大多数中国人承认、接受和认同的一种意象符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既是我国历史文化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髓，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也是象征着中国国家尊严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文化符号，具有神圣而庄重的严肃意义。”

自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中国文化全面而系统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设计行业都在频繁地学习和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的书法、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性的文化元素被大量运用于世界级的设计作品中。古老的中国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站在了全球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各国设计大师争相采用的设计元素。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外观设计、房屋室内设计、商品包装设计和服装造型设计等方面的应用较多，但仍然很少有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方面的应用。

2 我国人物形象设计概述

我国形象设计在充分吸收了国外精华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土文化元素，使得设计技巧及其熟练程度不断提升。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物形象设计活动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人物形象设计起步晚，基础薄弱；第二，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难以形成本民族的风格特征。当前全球开始广泛推广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念相结合，可以在人物形象设计获得中，闪烁出民族风格特征。”

3 魍澄幕在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应用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并具有深刻的内涵。中国文化涉及到的范围较广、内容丰富，有绘画、书画、工艺以及陶瓷等文化。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为人物形象设计提供了艺术灵感。中国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底蕴要求设计师，要汲取收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设计出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并且将作品推向全世界。”

3.1 传统文化元素在化妆造型设计上的应用

“在化妆造型上主要是以女装为主，中国女子一直以来都比较注重妆容。在我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具有江南特色的眉妆、三白妆。在脸部涂抹的时候会使用打粉方式，这些面部修饰吸取了民族传统色彩图案，并且将中国古典美体现出来了。在眉笔的勾画下，完美地展示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灵动以及意境，最终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当前女子的化妆造型设计往往出现在舞台上，尤其是传统音乐的伴舞上这些舞蹈者为了将唐代的繁华表现出来，会将舞台色彩布置成以红色为主的场景，借用中国红使得整个舞台上呈现出热闹繁华的景象，并且也增添了中华传统色彩在人物形象设计上的具体表现。

3.2 传统文化在发型设计上的具体应用

自古以来，中国人非常重视头发造型。从古代到现代，女子的发型变化多样，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在发型点缀上还有多种多样的发饰品。这些出现在古代演绎活动中的传统发型，影响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大部分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会展示以传统文化元素为主的头型，将中国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在中国，朝代不同女子的发饰是不一样的，并且不同身份的女子她们的发饰也不尽相同，从这些女子的发饰我们可以判断其身处哪一朝代，也可以判断出其身份地位的高低。现代设计师开始从传统的发饰中寻找创作灵感，从而创造出融合传统元素又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发饰。

3.3 传统文化在服装方面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气韵的培养，大多数的服饰设计和纹案设计都有着吉祥如意和平安祥和的美满寓意。其中，红色飞龙、金色凤凰和紫色祥云等都是最为常见的服饰图案。“飞龙”是中华民族最高阶级的图腾代表，象征着天命的尊贵权威。“凤凰”是与龙相对的一种威严代表，凤为黄天，凰为厚土，象征着成双成对的贵族强权。“祥云”代表的是安康和祥瑞，是中国古人对和谐平安的祈愿和祝福。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从中华民族悠久漫长的历史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财富，和世界范围内的人物形象设计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被任何一位设计师应用到任何一种形象设计中去，进而创造出兼具前卫时尚风格和民族传统特色的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 李涛.时尚智慧恭迎奥运DD2008中华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专题报道[J].北京服装纺织（时尚北京）；2008（06）.

篇（6）

我们追随人类的历史足迹，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代欧洲和美国文化，中华文化都对现代设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常说的文化，其本身就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正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所以，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说的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构筑的世界里。这一点毋庸质疑，无论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还是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讨论的对象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前进中的积淀，它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所以，它对人类创造的现代的和未来的文明，都必然产生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工艺美术运动是起源于英国19 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设计运动，其起因是对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的工业批量生产所造成的设计水准下降的局面，据比较一致的理解。这场运动的理论指导是作家约翰拉斯金， 而运动的主要人物则是艺术家、诗人威廉莫里斯。他们主张回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受到刚刚引入欧洲的日本艺术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诚实的艺术，主要是回复手工艺传统。他们的设计主要集中在首饰、书籍装帧、纺织品、墙纸、家具和其他的用品上。他们反对机器美学，主张为少数人设计少数的产品，所谓的the work of a few 。

包豪斯是1919 年在德国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 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这所由德国著名建筑家、设计理论家沃尔特格罗佩斯创建的学院，通过10 年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荷兰风格派、苏联构成主义运动的成果，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大成的中心，它把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虽然这所学院在1933 年4 月份被纳粹政府强行关闭了，但是，它对于现代设计教育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中西方的文化交叉对于现代设计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不同的，但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能够制作出非常优美的彩陶。所谓彩陶，是指一种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花纹的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彩陶文化。因为彩陶最早在河南縄池仰韶村发现，所以也称仰韶文化。彩陶的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充分体现了我们劳动祖先伟大的艺术创造力。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灯的应用已很普遍。汉代铜灯的形式分为好几类，分别为：盘灯、虹管灯、筒灯、为主。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虹管灯，虹管灯也称釭。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送入灯座，是溶于水中，这是利用科学原理以防止空气污染。著名的长信宫灯，塑造出一优美的仕女形象，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处理的十分自然。

汉代的铜灯造型丰富多彩，灯体优美。既适应实用的要求，也符合科学的原理，即可作灯，又可作为室内陈设品。做到了工艺品的多用化，达到了实用和美观的统一，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意匠和艺术构思，汉代的传统文化赋予了汉代铜灯不一样的色彩。

唐代工艺美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工艺美术的生产，几乎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点。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的高度发展? 自信和开放的政策? 中外工艺美术生产的交流? 工艺美术生产的传统发展。一种传统文化可以传达一种思想，也因此可以反映出一种特色：人的意识的解放、装饰的生活情趣化、多种装饰技法的应用。

篇（7）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让全校师生沐浴古典文化的春风，弘扬民族文化，商丘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渐成为学校的特色。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及文化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面对这样的形势，十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越来越浓。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软实力。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

二、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多元文化思想进入我国，多元化的价值观取向也随之出现。我国学生正处在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心理上正处于一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多元文化使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思想感悟，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学生的道德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德修养、修身克已，讲究以他人和社会为重，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以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用中华美德和民族精神滋养学生心灵。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太多人为了名利而迷失自己，他们对物质的追求永无止境，已经超出了限度，但他们对精神文明的关注几乎不存在。

三、如何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人生观

第一，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交际观。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对人以爱、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教育学生以谦卑的胸怀去待人，以忠信的态度去交友，才能获得真挚的友情。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学生树立正确的交友观念，养成关爱他人、修身、克己、重感情、讲德义的传统美德，从而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二，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礼仪观。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我们通常认为不能对学生要求过于细致，担心“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文雅的举止、礼貌的言行体现了一个人应具备的素养，人心向善，绝大多数学生是很乐于接受这些东西的。当习惯养成后，学生不会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而是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

第三，用传统文化提倡孝文化。我国正逐渐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一个能遵循孝礼的人，绝对不会妄自尊大，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一个不孝的人则易忘本，通常表现为惟我独尊，惟利是图。

第四，用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责任感是人们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可用传统文化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第五，用传统文化塑造学生的诚信观。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它是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以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对即将步入社会生活的他们来说尤为紧迫。

第六，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利益观。在利益关系上，重义轻利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流价值取向。对于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时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对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他们的健康成长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用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许多激励个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思想，《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概括和生动写照。

四、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那么如何将传统文化与教育相契合？作为教师，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主动性原则，坚持以学生为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吸取精髓，大胆运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心灵成长的良好环境，用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学生的成长，使其朝向健康、积极的方面发展。

（一）多途径、多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接触传统文化的途径很多，但各种途径的作用和有效性并不一样。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对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我校进行学生思想管理的重要阵地，是我们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手段。如何充分发挥网络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互动性强、普及率高等优势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二）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

教师能充分挖掘教材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有机渗透，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多途径，而且要多形式，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灌输多引导少，这不符合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理念，积极探讨传统文化教育的特殊规律，用当代青年大学生更易接受、更愿接受的形式去表现传统文化内容。学生思想意识中有了优秀传统美德的熏陶，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端正自己的言行，逐步使自己的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进而自觉抵制不健康潮流的侵扰。

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人生观的影响

第一，作为一名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知识，用自己丰富的情感和美丽的内心世界去感染并引导学生构建丰富的内心世界，使每个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去感受其魅力，吸取精华，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例如，我们会让学生关注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和“感动工学院”年度人物颁奖晚会，注意学习其颁奖辞，学习其精彩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学习优秀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通过这些让学生的人生观变得健康而积极。

第二，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我們注意把生活中的坚强意志及做人的最基本道理灌输给学生，引导学生积极探索人生，感悟人生，用心去思考平凡的生活。引导学生勇敢面对逆境，冷静面对顺境，教育学生认识诚实守信是为人的准则，教育学生尊重自己的心灵、独善其身，培养学生自主独立的感知能力和与众不同的心灵意识，从而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学生能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有着果断准确的鉴别能力，认识到人活着的价值不仅局限于自身，而且还要与社会同步，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

篇（8）

学校的治理，关键是教育思想和理念。在6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学校围绕育人工作，创建文化环境，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校徽：主图案由打开的书本元素构成，呈现“人”字造形，寓意教书育人，学校教育立足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民族的未来培育有德、有用、有才之人。（2）校训：德以立身，学以立业，行以立世（3）办学思路：文化育人，教学强人，品格造人，素质成人（4）办学宗旨：为了学生未来（5）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6）教师誓言：忠诚教育，敬畏教育，无愧教师，无愧我心。（节选）（7）校风：崇师厚德守道怀仁致远践行（8）学校发展目标定位：建设“有文化、有质量、有规模”的农村中心校。（9）学校“五年规划”：一年完善配套，两年提升质量，三年创造文化，四年打造特色，五年争创一流。（10）主编《传承经典，历练人生》校本课程

2、制度文化的凝聚

（1）教职工文化学习制度（2.）优秀班主任培养制度——构筑学校育人队伍基础（3）“校园之星”评比制度——德育之星（4）家校共建制度——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立体德育网（5）学生评教制度——将教师德行列入考核标准3、行为文化的践行(1)国学诵读、京剧国粹成为特色德育活动为了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提高道德修养，我们学校成立了少年宫，开设了象棋书画、国学诵读等活动课程，其中国学诵读深受学生喜爱，我们安排在国学上有较好基础的语文老师担任辅导教师，精心选择国学内容，制定教学计划，组织诵读活动，提高活动效果，将国学内容纳入语文课堂教学，京剧常识与欣赏引进学生音乐课堂，并将逐步实现常态化。(2)墙壁文化纳入语文教学内容学校设置了长约60米的传统文化墙，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作为文化墙的主要内容。要求每个语文教师利用语文课堂带领学生现场感受文化墙的文化氛围，要求教师对文化墙内容进行认真详尽的解读，要求学生写心得、谈感受。(3)三爱、三节、三尊、三扶为强化学生传统美德教育，学校组织开展“三爱、三节、三尊、三扶”（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粮食、尊老、尊师、尊父母、扶弱、扶贫、扶困）活动，利用学校电子显示屏、板报、校网广泛宣传，通过活动开展，让传统美德回归学生大脑，常驻学生心间，成为自觉行动。(4)雷锋月、感恩周、孝敬日学校将每年3月份定为雷锋月，组织开展板报评比、主题班会、义务清扫街道和校园、去敬老院为老人洗洗衣服晒晒被等一系列活动。将5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感恩周，要求每一位同学给自己尊敬爱戴的人写一封感恩信，表达自己的报答之心感恩之情。将父母生日定为孝敬日，要求每一位学生在父母生日那天，为父母做一次饭，洗一次衣服，送一份自制的小礼物，只有亲其亲、爱其爱，才能爱祖国、爱人民。(5)每日一播——文明礼仪规范教育学校印发了《干汊河中心校学生文明礼仪系列教育讲话》，每天大课间利用校园广播进行宣传教育，由学生自己组织安排，自己担任播音员，既得到了教育，又培养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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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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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10.

篇（10）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