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篇（2）

关键词：生态危机；成因；解决路径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auses; solu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的频发，生态危机的严重加剧，使得人类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人类对自我生存产生强烈的忧患，因此，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生态危机的语义分析

所谓生态危机是指科学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强大力量在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又会造成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人和人的未来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主要表现为坏境污染现象的屡禁不止、全球气候变暖、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臭氧层损耗日益严重、物种急剧消失、能源危机咄咄逼人、人类生活质量普遍下降等。

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危机已不再是自然原因主导的，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频繁，生态危机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它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特征。从地域空间看，生态危机不再是局部的生态问题，而具有全球性特征；从生态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受到来自危机的侵害取向于灭绝的地步。例如，在20世纪有近30种物种灭绝，有近9000种处于灭绝的危险。其次，它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生态系统是具有自我组织性的功能以及具有生态自净能力。但是在当今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受界限，生态系统失衡就很难恢复到平衡状态，因而这些消失的物种将再也不会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人类所能解决仅仅是局部问题，面对这些难以恢复的破坏人类无能为力。最后，它具有持续性和快捷性的特征。目前的生态危机已造成了物种世世代代的生态遗传隐患，对物种的进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多年来的生态危机没有的得到有效的治理，当前的生态系统已经异常脆弱，在生产活动中稍有不慎将会引发生态灾难一次性清算的危险。近几年的雪灾、地震、海啸就是生态危机对于灾难的提示。

二、生态危机的成因

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人口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科学技术、消费行为异化、国家观念的出现上，但是我们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因素的主导又是谁？难道是凭空产生的吗？

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是追求利益为目标，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追求短期利益，置长远利益而不顾，并且短暂性的经济效益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掩盖了，资本家只会关注他的产品的卖出以及所得的利润，至于卖出后的产品，利用过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促使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直到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激光通讯、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对生态坏境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物质财富法增加，出于人的本性必不可少要追求享受、追求快乐，大量的奢侈品和大量产品被生产，而人们的消费观念就是大量购物大量废弃，大量浪费资源和能源。在加之，国家之间各自为政，发达国家转嫁本国污染源给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牺牲坏境以求片面发展，生态在这样的情况必将处于难以恢复的状态，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将会明白，以上这些的物质的主导者是人类，而为什么原始社会生态系统都没有遭到这样的极度破坏呢？正如卢梭所说的“土地的被分割变成生了一种新的权利——私有权，这种权利与根据自然法产生权利完全不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出现，因为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出现不平等，人类只会关注于自身的利益，因为“财富是与人的幸福直接攸关的，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是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切的。”[]因而产生了所谓人类中心论，这种极端的将人和自然对立的理论，将人置于人与自然的绝对主宰，忽视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以自然为前提，导致了人类更加对于自然的漠视，认为人类自己是万能的。当地球出现生态危机时，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而人类开始反思自己和自然的关系，我们要慎重处理自然和人的关系。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

在重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之后，解决好生态危机是关乎人类的命运，更关乎人类能否能够在地球中永久生存，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

从个人角度上，我们要杜绝无效、负效和非理性的消费，要理性消费、文明消费、节约型消费，消费对象要科学，绿色消费。杜绝异化消费中奢侈消费，我国现在已经是奢侈消费的主要群体，为此每年就有许多物种消失，因而我们提倡在中国杜绝该类消费，也能减少过多垃圾的产生，减少空气和土壤污染。尤其是要认清我们只是一群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种生物，自然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保障，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因为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从国家的角度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来治理生态危机，保护坏境，地球是我们全人类的，发达国家可以自己发达的技术区解决生态危机，而发展中国要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政府之间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控制生态危机的市场向度和资本逻辑向度，化解公害，制定出危机长效机制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全球战略。同时可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对于破坏生态危机的国家予以处理，将公平、正义、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全球树立起来。国家也要重视对国民环保意识的培养，从小抓起，进行环保教育，只有自小树立地球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环境才能慢慢变好。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目前生态面临着极大的问题，甚至是生存威胁，因而我们更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够做到主席所说“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付立荃：《“生态危机”的忧与患》，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2年第12卷第1期。

2、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刷馆2007版，第96页。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刷馆2007版，第116页。

篇（3）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对我国“生态危机”的理性回应。三十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怎么发挥政府对处理这种紧张关系的应有作用？怎样保证彻底解决我国现在存在的“生态危机”的问题，以实现“生态文明”？以上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我国生态危机和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并非最早在我国出现。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在这些国家才逐渐暴露出来，并且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探究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由于他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所确定的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各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是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说”、“科技异化说”、“消费异化说”和“资本主义制度说”。反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环境（主要为动植物）紧张关系，而忽视了人和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利益关系；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类在改造生态环境和人类生产力的工具。同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态危机。科技异化说没有看到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消费异化说把消费异化拔高到是生态危机根源的位置，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说则是在西方生态学继承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透过生态环境的危机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引起生态危机的产生（陶庭马，2011）。资本主义制度说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张扬利已主义的文化，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充分竞争，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个人资本的趋利本性充分显露出来，导致社会大生产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断被商品化。在这种循环中，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基本来源）被市场经济主体不可控制性地掠夺，引起市场失灵，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弊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且逐渐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毕竟需要一定的发展历程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时的被克服与修复。这造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污染物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成为市场主体的惯常行为，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市场主体赚取利润不可避免的途径。这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且使我国生态危机在逐渐的严重化。因此，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过程中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的破坏，最终造成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的境地和崩溃的边缘。

我国生态危机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对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有着天然的“应对”和“暗合”。正是基于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规制作用，间接地对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调节的途径。

（一）经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而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

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失灵用于描述市场分配资源特别无效率的状况。广义地说，竞争性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即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会达致不可能再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将由市场实现（盖瑞・J・米勒、王勇译，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被实现是受到一定条件制约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条件，即：市场充分竞争、市场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费用。三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译，2003）。然而，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这样的条件达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市场经济的失灵相伴于市场经济的行动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规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为了全局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活动做必要和适度的调整，包括了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层面。正如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国家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制定并且实施相关的经济法律以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经济法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才能够保证市场主体将生态环境作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场主体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最终促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

（二）经济法通过克服政府失灵而阻止生态危机的恶化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具有公权的属性。就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赋予国家行政部门行使。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引入国家公权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失灵能够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果政府干预市场的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制约和规范，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出现，也即国家干预失败，即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而变向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进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预过度、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政府不受产权约束、预算分配偏离社会需要和权力寻租等几个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从市场角度看，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干预”是需要的干预和适度的干预；从国家权力角度来看，需要和适度恰恰是对国家权力的干预（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行使偏离的情形，也即政府失灵。为避免政府在干预市场经济时政府失灵的出现，这就需要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限制。只有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限制，才能保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约束或者调整即不存在失职的情形，也没有越权的状态。因此，在政府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保证市场能够发挥出其所应有的理性分配资源的功能，进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态危机。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相平衡为目标，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法律的内容，最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协调、良性的发展。

（一）通过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国家从需要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防止市场失灵。市场规制一般也将其理解为对市场秩序的调控，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倾销和反补贴几个层面。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杨紫 等，2012）。因此，虽然国家对市场失灵的规制有着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但是针对经济法应对生态危机这个角度讲，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起着应对生态危机的“主力军”的作用。立法机关为应对生态危机而修改经济法中的规定时，应当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为目标，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相适应。具体而言，在经济法中涉及宏观调解规则的完善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法中要制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与生态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成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进而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第二，经济法中应当设立排污许可的制度和排污产权交易的制度。通过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减少排放污染物的机制。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使减少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利润；第三，经济法中应当构建生态补偿或者环境污染补偿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使因损害环境而受益的区域或者人群向对与之相对应的受到损害的区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应的利益补偿；第四，经济法应当完善鼓励有利于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最终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二）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为避免政府在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市场调控时的政府失灵，必须通过经济法对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法规制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中相应的规范性内容的调整，转变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职能、完善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程序和赋予并明确政府制定有利于保护生态政策的权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法中的规定应当明确，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政府应当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变，最终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点放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平衡上；第二，经济法应当赋予政府制定国内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财政补贴、鼓励生态经济产业发展的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的空间。这有利于调动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宏观经济层面引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对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对环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经济法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行为的权限和程序。立法中应当明确政府在参与市场经济时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此外，政府应对市场失灵时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的过程都要有相应的程序来加以约束，以防止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力。这样才能够使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促使市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陶庭马.生态危机根源论[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

2.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3.[美]盖瑞・J・米勒.管理的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王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二版）[M].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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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250-02

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现代社会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学界对于生态危机的关注由来已久，自20世纪早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等重要的生态理论学科。在生态文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文学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生态文学的核心议题即生态危机已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然而，许多研究者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仍然存在误读；对生态文学中人类地位问题争论不止；对“环境保护”口号疑惑重重；对生态文学的题材无限泛化。本文选取上述几个急需辩白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以厘清生态文学的误读和争论。

一、对生态危机现代性的误读

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生态文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西方工业革命开始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对空间和资源的需求猛增，大片森林被砍伐，长千上万的江河被污染，不计其数的物种被屠杀绝迹，深埋地下的矿产能源被开采殆尽。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空间和资源的无休止的掠夺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蔓延为全球性生态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态文学应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随生态危机的凸显而慢慢发展，并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中成为研究热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决定了生态文学的现代性；了解清楚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有助于分析生态文学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对于生态危机的现代性问题，有两种较为典型的误读。第一，工业革命之前没有生态危机。实际上，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联系，一个物种受气候变化影响而减少，便是食物链中另一物种的危机。生态危机实则由来已久，然而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像工业革命一样，造成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第二，人类文明应该抛弃现代性。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的到来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危险景象，人类应回归到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在当今社会有其可取之处，比如有助于构建节约型社会；但若谈到抛弃现代性，则是对主要矛盾认识的严重偏颇。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在于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而在于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致命虚妄。

二、生态文学中人类地位问题

关于生态文学中人类地位的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两者思想均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被采用，不同的是，前者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价值评价的依据，认为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后者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罪恶之源，认为人类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价值尺度的价值体系，并制定与之相应的发展观。

在生态文学的讨论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研究者认为，生态文学应围绕“生态”二字，将其核心价值定义为生态整体观，即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终极标准。在实践过程中，为了表示对生态系统的尊重，赋予自然界中万事万物以主体的地位，并假设自然是一个能够做出价值判断的“主体”。这一观点有利于人们增强生态整体意识，减少甚至消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然而，涉及到具体实践时，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往往又将人类摆在主体的位置，去替代自然做出价值判断，从而回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生态文学研究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通常认为这一思想滋生出了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控制和征服，应该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在生态危机全球蔓延的今天，在寻求到一个公正有效的价值评判主体之前，人类中心主义很可能将唤醒人类这一自然界中唯一的理性存在，使其主动承担起消除生态危机的重任。

三、保护环境的迷云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敬畏、挑战和征服三个阶段。到了近代，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态意识的发展，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朝着和谐共处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保护环境”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各国政府都积极鼓励公民投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去。作为一个宽泛的行动口号，“保护环境”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解决生态问题的积极性，并衍生出了“节约用水”、“爱护动物”、“勿践踏草坪”等一系列行动和口号。值得说明的是，“保护环境”的口号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保护环境”一词，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中，常被看作是人类中心和二元论的术语，意味着人类处在中心位置，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保护环境”这个词透露出的是人的自大和骄妄，不利于实现和谐共处的人与自然关系。然而在生态危机的现实中，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也无法无视自己的理性精神和主观能动性，而对生态危机不管不顾。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保护环境”存在着选择上的困境，一方面，人应该发挥自身的理性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承担起改善环境的重任；但与此同时，人作为价值判断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保护环境，势必导致人类利益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再冲突。人类在自然界中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人类价值评判的主观性，共同造成了保护环境的迷云。

四、生态文学的题材问题

生态文学从20世纪早期以来便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其创作甚至已经远远领先于理论上的研究。生态文学的题材被热情洋溢的创作者们极大的泛化，许多涉及自然环境描写的作品都被不加区分地划入生态文学的范畴。本文在此列出生态文学的主要题材内容，为生态文学的创作提供参考。

第一，生态文学应取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活动，并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描写主体。

第二，生态文学在内容上应当反映生态危机这一定特定的社会存在。

第三，生态文学应努力着眼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文学表现的最终价值所在。

五、结语

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在系统化研究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性生态危机仍在继续蔓延，社会和时代交给生态文学的任务还很繁重。确立生态文学的现代性，有助于沿着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之路寻找生态文学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但生态文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确认工作将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文学的直接创作者是人，人对于自身在生态系统中位置的思考，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价值取向，人的地位问题也是今后研究的又一重点。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生态文学的题材可以有很多选择，但这些题材不能无限泛化，应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共性，以作为区分生态文学这一文学门类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雷鸣，李晓彩.中国生态文学亟须走出价值观的混沌[N].河北日报，2010年.

篇（5）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当代社会城市人生存危机

城市化进程即人口聚集的过程。城市急速的膨胀扩张大大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人与环境的矛盾凸显，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当代社会人生存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1.自然生态危机

人在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强势的英雄角色，人征服自然，奴役自然，无休止的开发自然，致使人的生存状态处于种种的矛盾之中，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有：① 自然资源日趋匮乏，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② 环境污染是城市生态危机最明显的表现。空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电磁波辐射等环境问题使城市人面临巨大的健康危机；③ 目前，城市人口严重超出城市的负荷，人口膨胀带给城市空间危机，主要体现在居住环境和道路交通的拥挤。

2.精神生态危机

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危机向人类的心灵蔓延。① 城市化进程使贫富差距拉大，促使人对财富的欲望扩张，卷入物质流的漩涡之中。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人被物欲文化洗脑，物质文明正侵扰着人类的心灵世界；② 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人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焦虑、忧郁成为城市人的通病，社会犯罪率不断攀升，人的心灵无处安放；③ 人忙于追逐名利，忘记了思考，忘记了阅读，忘记了亲近自然，失去了人生的信仰，人日渐丧失基本的精神情怀，使精神家园日趋荒芜。

二、 对生态美学的解读

生态美学的提出被公认为是近10年来中国美学界对世界美学的最突出贡献。“生态美学包括多重审美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是一种和谐的审美观，诱导精神性的回归。”②生态美学打破传统思维，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为根本原则和价值观，来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生态美学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美学。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有机结合，生态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支撑生态美学发展。国外生态的美学与环境美学更为接近，西方在生态美学方面的研究更多是其在现实环境中的实践应用。

生态美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美学形态，美学追求精神自由，提倡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带有超功利的思想倾向。生态美学叙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一种动态平衡，是一种独特的生态审美状态。它怀念自然朴素之美，倡导人与万物和谐相处，渴望到达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当下人们面对重重生存危机，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生态美学所显现出的审美精神弥足珍贵。

三、 生态美学思想对城市人生存危机的作用

生态美学引发了人对原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启示人理性的分析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来引导人走出生存困境。

1.对自然生态危机的启示

生态美学致力于返璞归真，将过度人化的世界向自然原生态还原，让人重新回归自然古朴之美。生态美学强调和谐，它要求人自觉维护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共存。生态危机使人对自己的英雄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反省，生态美学启发人意识到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存在与发展和自然密切相关，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与自然协同发展。

同时，生态美学还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有效途径。生态美学可以直接指导社会实践。越来越多的生态保护组织以他们的方式参与到城市建设之中，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应运而生。生态美学对生态环境进行新的审美塑造，是传播生态文明的最佳形式。

2.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启示

生态美学为我们深入地认识人性、构筑精神家园提供了崭新的观念。生态美学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本精神，它站在对人类生存关怀的高度让人摆脱心灵的禁锢，走出精神生态危机。生态美学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扩展到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联的自然领域，尊重自然，关怀自然，是构筑美好精神家园的基础。生态美学挖掘蕴藏在人内心深处的人性，确立“精神性”的审美价值观，为人提供新的信仰支撑，极大的帮助人缓解精神生态危机，到达本真的审美境界。

生态美学关注的是人整体的命运，从哲学的高度引导人关心其他物种，尊重自然的价值。相信在生态美学的引领下，人最终可以实现“诗意的栖居”。

参考文献

[1] 杨通进编.《生态二十讲》[M].天津人民出版社.

[2] 徐恒醇.《生态美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

[3]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4] 刘芳芬.诗意栖居：论生态美学[J].语文学刊.（2010.05）

[5] [俄]H.B.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下）.哲学科学.（1992）

[6] McIntosh，Robert P.Ecology Without Nature，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American Midland Naturalist 160.1（Jul 2008）：262-263.

篇（6）

一、引言

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1819―1891)的长篇小说《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英国文学批评家卡尔・范多伦称它为“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如果说霍桑的《红字》是阐述“人性”善与恶的力作，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梭罗的《瓦尔登湖》是描写美好的自然，倡导一种返璞归真、自然生存的一部作品。《白鲸》就是一部阐述关于人性、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生存的又一部《圣经》。因此，它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作。笔者试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解读《白鲸》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

二、精神生态的界说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摧残和戕害，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濒临崩溃的边缘。尽管人类已经做出种种努力，但生态危机的局面仍在日益加剧。那么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人类如何才能和谐、自然、诗意地生存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球上?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因为人类只有在思想上去认识，在精神上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自然，回归“人类内部的自然”(nature)，即我们人的自然天性。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精神生态环境，清除人类精神生态方面的污染、净化人类的精神生态，才是消除生态危机之根本。

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批评的空间》里，把生态学分为三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并且，鲁先生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根据鲁枢元先生对精神生态的界定，精神生态学的研究可以分以下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生态中实现自然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第二，在社会生态中实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和谐。第三，在个体思维和内环境生态中实现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主体的自我和谐。

如果我们用精神生态学的这面镜子，映照现今精神困乏的时代，就会看出：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污染所造成。本文从精神生态的审美高度，对《白鲸》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进行探究，并尝试在精神领域寻找其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变异”和“困境”的原因。

三、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异化

1　精神生态被异化的埃哈伯船长

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应先于自然环境危机、自然生态危机。“因为，人类的精神危机将导致异化，人的异化反过来又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实际上，人类精神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抬到万物之灵的地位，人类成了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人类个体精神生态被异化的过程，在《白鲸》中，埃哈伯船长的精神异化主要就是疯狂的个人中心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埃哈伯船长精神生态的异化。

(1)埃哈伯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异化，即精神主体的自我异化。自我中心主义使埃哈伯自立、坚强、勇敢、充满了自信和力量。然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又使埃哈伯精神异化，变成了一个邪恶、偏执、狂热的复仇主义者，一个极度自恋、孤僻的精神病人和狂人。他远离亲人，远离他的船员，远离社会，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他四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是一种漂泊的捕鲸生活，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又透露出一种孤独和恐慌。四十年捕鲸生涯，四十年艰辛备尝，四十年危机四伏，四十年雨骤风狂!他经常把自己关闭在船舱里，远离众人。四十年来，为了捕杀白鲸，他发誓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旋涡，走遍地狱的火坑，他发誓，不是鲸死就是船破。这种变异的精神生态使他不能如常人一样去自然地生活，只能像魔鬼一样在海上疯狂。另外，断腿的生理残疾也标志他内部的精神失衡，同时也象征着埃哈伯内心自我精神生态丧失了整体性、和谐感。

(2)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这主要表现在埃哈伯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敌视和冷漠，同时还表现在他的渎神。对神灵的不敬，对上帝的不敬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不敬、也是对社会仇视、冷漠的象征。他虽为基督徒，但不敬神灵，唯我独尊。另外，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还表现在他对水手的冷酷无情。埃哈伯性格暴躁，对人冷漠，对待自己的水手犹如使唤奴仆一般。在“披谷德号”上，埃哈伯自认为是船上的上帝，海中之王，当他的二副斯德布带着祈求的口气跟他说话时，埃哈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下去吧，狗东西，到狗窝里去!”他甚至威胁道：“骡子，蠢驴子，给我滚，否则，我把你清出这世界。”这种对他人的冷酷无情、对社会的仇视都是他精神生态变异的表现。

(3)埃哈伯精神生态对自然生态的异化。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类越来越狂妄和自以为是，他们逐渐抛却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代之以对自然的贪婪和掠夺，甚至是一种疯狂的仇恨。”埃哈伯就是一个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复仇自然的恶魔，一个追杀白鲸的疯子。在追杀白鲸的过程中，他的一条腿被自鲸吞噬，这象征着在与自然的决斗中，人类是不可能完全战胜自然的。相反，人类要遭惩罚，被大自然报复。尽管如此，埃哈伯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寻找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复仇的心理让埃哈伯变得行为异常，变得残酷无情。为了捕鲸，他拒绝帮助他的同行寻找丢失的刚一岁的儿子：拒绝大副斯塔勃克放船员一条生路的请求。不管天气是如何恶劣，海上的形势是如何险峻，他强迫船员发誓找到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发疯的复仇心理使他自己乃至所有的船员(除了以实玛利)走向灭亡，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

2　精神迷途的以实玛利

《白鲸》这篇小说，除了要体现埃哈伯征服、控制自然的精神思想外，还有一条很清晰的生态思想发展线索，即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以实玛利富有探索精神，他随“披谷德号”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并试图探索生活的全部奥秘。他是这样描绘他对自然的好奇心的：“这样一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莫测的怪物激起了我 多大的好奇心啊。其次，是那浩淼无际、远在天边的大海，而这怪物就在其中腾跃翻滚它那岛屿一般的身躯……所有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产生。”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看。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探索彰显出人类希望有一种认识自然、融入自然的健康精神生态。尽管如此，以实玛利最终以猎人的身份加入了“披谷德号”捕鲸船。这种以猎人的身份去认识自然也体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社会里一些人迷茫的精神状态。在《白鲸》第十九章“预言生疑”里，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迷途。在这一章里，当以实玛利、季奎格和“披谷德号”捕鲸船签了协约后，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问：

“你们当了他的水手了?……”

不错，我说，“我们刚签了约。”

“上面有没有提到你们的灵魂?”

“提到什么?”

“噢，你们没有灵魂，”他急忙说，“不过那不算什么，我认识许多没有灵魂的人――祝他们走运；他们没有灵魂倒更安逸些。”这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是以利亚。在《圣经》中，以利亚是希伯来的先知。这些对话的寓意是先知以利亚告诉以实玛利、季奎格他们加入“披谷德号”捕鲸船是没有灵魂的表现，签和约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以实玛利代表着渴望健康的精神生态，而又逃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一些精神迷途的人。幸运的是，在追捕鲸鱼的过程中，以实玛利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精神生态困境，从开始发誓捕杀鲸鱼到后来以实玛利以对鲸鱼的接受、欣赏，到和平共处，都表明了他对自然的理解、宽容，所以，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来。

3　季奎格――被摧毁的原始精神生态

季奎格来自一个食人生番部落，他是原始道德、文明的象征。他有着被毒日头晒成黄里透紫的原始人的肤色，有着粗壮、遍是伤痕的胳膊和胸膛，他穿着粗布厚外衣，是个异教徒，是原始自然生态文明向现代工业化文明过渡的象征。在小说里，作者是这样描绘他的：“季奎格是个过渡状态的生物――既非毛毛虫，也非蝴蝶。他开化的程度最好让他以一种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粗笨。”他粗野、诚实、善良，毫无文明人的虚伪和甜言蜜语。季奎格高大的异教徒形象，崇高的气质及高尚的情操，对以实玛利的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季奎格参加捕鲸船，象征着原始精神生态被现代文明所污染，季奎格的死亡象征着原始生态被现代文明完全摧毁。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比任何一位美国作家更早地开始审视所谓的现代文明。

四、结语

生态人文精神的价值向度在于，将传统的人类文明扩展到地球生态文明。人文精神生态已经超越了单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狭隘观念，而是将维护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人类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良性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反。人类如果仍坚持传统的人类文明的人文精神生态，使自身的精神生态受到“污染”而“变异”，进而处于“困境”，人类的命运就会同“披谷德号”捕鲸船的命运一样，最终船毁人亡。这就是《白鲸》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麦尔维尔给人类发出的生态预警。

[参考文献]

[1][美]麦尔维尔，白鲸[M]，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7）

从根本上就是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批判理论，有革命性与批判性。在生态学中，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并不是因为纯粹自然问题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1]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中，不仅反对将环境问题认为是由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造成的阶段性的生态危机，它更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是资本主义本质中存在的反生态、反人类特性导致的生态危机，并进而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生态学还认为，若是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加快国家生态技术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不利于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安全。在生态学中，认为尊重生态规律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是一个矛盾体，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无限制的发展趋势，然而自然的运作的本身承载力有限，故此对于当前世界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种矛盾才是问题源头，单纯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无异于舍本逐末，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科学地批判将会对改善环境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影响。

二、生态学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

资产阶级政治通过暴力和掠夺创造阶级，分离了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甚至剥夺土地资源，使人们流离失所，强迫无辜的农民进入到资本主义工厂中进行生产工作，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的不仅是工业发展带来的废气、废料污染，大规模扩建工厂更是深层次地影响生态安全。生态学还认为，资本主义政治中的法律极其残暴，资产阶级往往借助国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无产者、开展生态掠夺，征服掠夺殖民地，开展对农业的剥夺，这些“合法”行为都是对世界生态环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践踏。具体来讲，生态学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以及资本主义者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相应的生态学批判。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反生态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资本主义使破坏生态环境的首要源头，具有无法推卸的职责，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3]。

生态学中，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基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资源，也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学批判政治制度导致人们没有特定居所，让人们在归属感与生态基础中分割开来，这样也就淡化人们对土地的保护意识，淡化人们的生态稳定认识，使人们失去土地伦理观念，从而加剧对周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4]。生态学，在其形成、生态学体系化、生态学发展的多个不同阶段中，始终认为资本主义造成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分割贫、富生态环境，毫无节制的开发经济扩张能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

三、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生态学被西方纳入其视野之内，并形成了生态学。它可以将生态学知识和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产生生态学，既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可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求克服世界环境退化，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必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环境恶化以及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5]。生态学中，从资本逻辑本身出发，批判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使生态问题与当代资本相互联系起来，因资本主义在获取利润中，工人的工资上涨必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降低，那么在这样环境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发展中，就会更需强化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通过对自然的不断加深，以及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才可以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利润。生态学中，在批判政治经济的同时，他也提出要想能够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与幸福等同，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现劳作得到这些东西。政治经济中的“环境质量”，不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价格合适就购得的东西，而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用“诱人的商品做最后装饰”，以此来“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赋予自然经济价值，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去构建社会，这是反自然的荒诞做法。

四、生态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运用

篇（8）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纪60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时，西方中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流派——生态学，他们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

生态学直接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致的是，生态学既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之批判，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道主义”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态危机理论”方面，二者的研究视域是不同的，从而，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来建构异化消费理论的，其将科技视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异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文化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批判是脱离于现存政治结构的抽象批判，其理论也就缺乏建构性。这样，在“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否定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1]487

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学不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来建构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其说是技术理性，还不如说是决定技术理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资本理性为原则，表现为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以及利用科技促进国家经济与工业持续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是个别资本的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内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和行为，异化消费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异化消费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对异化劳动的遮蔽，那么，在生态学那里，消费异化不仅掩盖了人异化劳动的生存状态，而且异化消费“并没有消灭生产领域中的异化，消费异化反而还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1]499，维持着资本的积累。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资本主义不得不提供满足异化消费的不断激增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随之出现的却是生态危机。进而，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新的社会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逻辑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分析，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设想。

二

生态学的重要创始人莱斯，从“控制自然”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来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2]。莱斯所强调的是要在人对人统治的方式下，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进而，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并被其所强化，“控制自然”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而从经济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批判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代价问题”，进而，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个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础上，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角度，莱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思想，并对“控制自然”观念重新作了解释。异化消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同样地也与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形成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样是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异化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给予人获得虚假的满足感，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异化消费是维持资本积累的手段，因而消费也受资本所控制的广告传媒所牵引并由国家所干预，人们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如果说莱斯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还主要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话，那么，高兹、福斯特则进一步批判了“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

高兹将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4]。

相对于高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其传统经济学中，还体现在其环境经济学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5]2，其“物品”被狭义地界定为“市场商品”。这就意味着为了追逐资本利润只需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自然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5]2等问题，也是无需受到谴责的理性经济行为，因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的成本来考核的话，那么生态危机是否能避免呢？对于环境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改进，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作用。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将环境因素转化为可以自由销售的商品，那么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会考虑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福斯特指出，环境经济学家以自然的经济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自然的整体性“内在价值不能简单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实质是“自然资本化”，他们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看作为“自然资本”[5]27。这种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6]。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自我扩张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市场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5]33。因此“自然资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个市场乌托邦的神话。福斯特后来把“自然资本化”发展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当今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私有化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7]。

福斯特认为，不仅仅环境经济学的方案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是无效的，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技术革新活动也不能拯救生态环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论”①为依据，批判以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新技术的运用必然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技术革新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减少个别消耗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资源的总体消耗，因为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的更大需求，资本利用技术革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革新的结果是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运用也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新的技术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而无法得到运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能解决环境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仅仅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走“自然的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然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7]。

三

生态学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生态学既反对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为科技的“原罪”和人类中心主义，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环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7]，强调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试图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开辟出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方案。生态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以“消费异化”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无疑是对的发展。因此，在对待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生态学，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未来学派还是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更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为生态学对全球生态问题与未来的人类活动行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态学者以异化消费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设想，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和内在的矛盾。其理论的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生态学依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探讨未来社会改革方案，其生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态学者批判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资本对利润无限度追逐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导消减工业生产的“稳态”、“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既要取消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保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生态学者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质，这样的方案显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但是，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生态学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的批判，其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现实的意义。其次，生态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家试图从的理论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对抗，但是，当代中国走的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则下可能会忽视社会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无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旨在调节多种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制度、技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来解决生态问题。再次，切实推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又要用工具理性来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时又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来促进民主建设，以运用民主监督机制来合理地规范科技、经济和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最后，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异化消费”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民主的同时，必然也会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杰文斯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发现，虽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了自然资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这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参见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参考文献]

[1] 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 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M].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147.

[3] 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

[4] Andre Gorz. 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London：Verso，1994：32-33.

[5]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 Foster J B.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40.

[7] 福斯特，瑟龙.生态学与资本主义[J].刘仁胜，译，刘庸安，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155-158.

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篇（9）

美国墨西哥湾泄油事故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在2010年4月20日，离金融危机“探底”不到4个月，它的救助治理则长达4个多月，至今导致环境污染的严重残毒未消。这件事的发生是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说它偶然，在技术操作上发生过偶发事故；说它必然，从起因到救助过程再到污染后果，都与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有着必然联系；金融危机的中心仅仅几个月后又爆发最大的石油生态危机，能说是纯粹偶然的吗？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心思处理此事，对本国国民不负责任，更不肯花大钱。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日本是受金融危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衰退最突出，债务相当于GDP的两倍。为解决经济危机，十分无能的几届政府却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一个倒下。菅直人上台后，对经济困境一筹莫展，想了个歪招：把矛盾引向国外，一会与中国闹，一会与俄国闹，一会与美韩大搞军演。面对专家送上的东北地区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报告置若罔闻，毫无准备。恰在这时爆发了9级地震和海啸，又引发7级核泄漏大事故。全面看，日本福岛7级核泄漏事故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天灾即9级地震和巨大海啸，二是技术缺陷，三是制度弊端。天灾固然难以避免，但如果制度优越、事前有备，就不至造成这样大的祸害，而唯利是图的制度和被债务缠身的政府则加倍放大了这场灾祸。福岛核泄漏事故扩大到如此程度，正是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金融危机又使它积重难返、雪上加霜，政府和企业心猿意马、力不从心。深层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了整个社会利益，不可能适应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规模运用造福于人民。直接原因恰好是被金融危机的闷棍打晕了，心不在焉，加重危机的深广度。从政府到企业，既对人民表现了道德缺失，麻木不仁，又对救助手忙脚乱，如坐针毡，使日本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一下子沦为捉襟见肘的困难户。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调和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宿命。在我们刚才通过对两次生态危机事故的分析，不难看出，既然它们同金融危机存在种种直接相关性，从某种程度来讲，此两起事故的发生和演变都是由政府和企业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错误行动所造成的恶果。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阈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如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一样，都是本身固有的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导致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恶果，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一、资本积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固有本性就是不断地追求利润，为了满足这一本性，就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地增加（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就会不断加大，其结果是导致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持续扩大对资源的开发力度，这势必产生环境恶化甚至是资源枯竭的危险。从长期来看，这又有提高平均成本的趋势，从而抑制了利润率和积累的增长。为了继续保持利润率，资本（个体或联合）便会扩大设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以开发新的资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如果资本的这种努力能够如愿以偿，即在更为有效的生产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原材料的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平均利润率就有上升的趋势，原材料的开发和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并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而产生资源耗竭的危险。简单地说，如果原材料的价格很便宜，那么资本的积累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就会相对较高；而如果原材料很贵，那么资本就会通过扩大投资开发新的资源来把它们的成本降低下来，这样就又导致新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总之，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还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投资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就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就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毫无疑问，资本的不断扩张会以自然条件的破坏为代价，资本的过分积累，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

二、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是以其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为特征。不平衡发展指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产业、银行、商业、消费业、健康、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可以用来描述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可以用来阐释作为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的基础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会带来大量的污染，对后者则带来了资源的毁坏和衰竭。迫于急切发展经济的压力，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应地过度地开发本地区的资源，以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化地区，创造尽可能多的外汇，结果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的毁坏和衰竭，如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对矿物燃料的过度开发等等；而这些原材料在工业化的地区则恰恰是以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各种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它至少有以下两种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国家农村中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迁移，以及南部国家人口向北部国家的迁移；第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向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和更具有市场潜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输出。在第一种形式下，廉价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不仅带来了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恶化等多种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农村土地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在第二种形式下，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同时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因此应该阐述二者共同作用产生的后果。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毁坏，联合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废弃物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发达国家正是通过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实现了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引起了全球严重的环境污染。总之，资本主义是不断追求利润自我扩张系统，这种自我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自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独有的特性和固有的矛盾，促使生态问题的出现与恶化成为必然的结果，总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挂帅的经营战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宿命。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一）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指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异化首先是自然的异化是与我们的自己的部分的分离，而导致自然的异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因此，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异化就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在他看来，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消除它虚假的外部性和控制与规范它对整个社会用处来坚持自然的人性。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计划或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组织的每一种形式都有着与它自己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人环境相关的特定方式和动力，因而，对一个既定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的普遍限制。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许多需求，因而改变供应它们的资源以及必须解决的一系列生态难题。

篇（10）

作者简介：周晓阳（1953-），男，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华（1974-），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华大学图书馆，馆员。（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研究”（课题编号：XJK012BDY005）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5-0202-02

古往今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都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话题。“今天，人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莱特式的困惑再次困扰着人类。”[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任务，党的十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国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力军，他们的生态文化素质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未来。因此，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推动“四大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应对生态危机挑战，是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年均GDP增长超过9，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枯竭、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

1.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应对生态危机挑战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首先，人为因素制约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工业化进程比其他工业文明国家要快，并且采用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发展模式，导致工业文明畸形发展，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这种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其次，自然因素制约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但如今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能力远远赶不上人为的破坏。随着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不可再生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些不可再生资源甚至面临枯竭。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目前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任务，要克服严重的生态危机，必须加强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由于大学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才能为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高素质人才。[2]

2.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才能实现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

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资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简而言之，就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两型社会”被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表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所谓“美丽中国”，就是高度生态文明的中国，具体表现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优美、资源节约、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高等。

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关键在人，只有使每个公民都成为自觉的“生态人”，才能完成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大学生是高层次人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力军，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才能为“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二、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是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