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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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篇（2）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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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M]. 许嘉璐，主编.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540.

篇（3）

关键词：社会科学 学位论文 评审制度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简介：成龙（1987―），男，江苏泰兴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创业理论研究。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综合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有专家倡议，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应“从学位论文的设计、研究与写作到评审、答辩，实行全面质量管理”[1]。近年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制度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作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的方法与程序

学位论文评审是由学位管理部门组织的，受聘专家以通讯、书面或其它形式，对学位申请者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科学评价的具体活动。通过评审，学位申请者本人及其导师可以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和建议，丰富和完整文章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学位管理部门，通过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可以了解学位论文的实际水平，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同时作为审批答辩的依据；此外，通过对不同学科的评审意见进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提供决策支持[2]。

学位论文评审通常采用“专家评审”的方法，即国际上所说的“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该领域或邻近领域的专家以通讯或现场接触的方式，来评价研究工作科学价值的一种评估方式，是国际科技界公认的科学评价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据马莉萍（2005）的观点，论文评审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1）校内评审和校外评审；（2）定性评审和定量评审；（3）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4）书面评审、网上评审与口头评审[2]。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第三种，即根据评审的方式分为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国际评审是匿名评审的一种衍生评审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审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建立评审标准；（2）提交论文；（3）确定评审方式；（4）选聘评审专家；（5）意见反馈与处理[3]。

二、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现状

公开评审与匿名评审是国际上并存的两种常见学位论文评审方式。美英等国的大学一般采用公开评审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由导师提出拟参评专家名单，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送这些专家评阅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匿名评审方式，如澳大利亚很多大学，要求博士生在预计答辩前2个月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选定国内外3为专家对其进行评审。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对博士论文也采取类似的匿名评审方式。在我国，自建立学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来，各培养单位一直采取公开评审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3]。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公开评审方法实际操作中，评审专家名单通常由导师来确定。这种做法的优越性在于：操作性强、易于聘请合适的专家。然而，这种评审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和论证，暴露出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弊端：一是导师一般聘请熟识或有学术往来的专家，因此评审专家通常会做出高于学位论文实际水平的评价，不利于对学位论文的监督，淘汰制也就更无法实现；二是导师所认识的专家有限，由导师来确定评审专家名单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片面的评审意见既不能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2]。

为了解决传统评审办法带来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陆续改革公开评审制度，试行匿名评审并逐步扩大匿名评审比例，甚至出现了国际评审的方法。

三、 匿名评审制度的实践与改进

(一) 匿名评审的实践与作用

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分为单匿名评审（又称“单盲审”）和双匿名评审（又称“双盲审”）。单匿名评审是只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导师的信息是公开的；双匿名评审是同时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导师的信息。具体操作分为两种情况：（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学位论文寄给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对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论文派发给本校相关专业的专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自行建立专家库，根据专家库将学位论文寄给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2]。

王则温、赵张耀（2009）通过相同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两种不同的评审方式中的评价差异探讨不同评审方式对学位论文评价的影响[4]。结果表明：（1）双向匿名复审大幅度降低了各项评价指标的优秀比例；（2）双向匿名复审使中等及以下的评价比例有较大的提高；（3）评价为较差等级的比例在双向匿名复审和原始评阅中都是极低的。王珞晶、张春元等（2005）对参加普通评阅的博士论文和匿名评审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做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匿名评审使论文评阅更加客观、公正、规范；（2）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得到显著提高[5]。

可见匿名评审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影响，提高评阅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2）对提高学位论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门及时了解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2][6]。

(二) 匿名评审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尽管匿名评审制度对解决传统评审制度的问题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实行匿名评审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足点不正确，建立在对学位申请者、导师及评审人不信任的基础上；（2）增加了评审的中间环节，评审的科学性、权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较高；（4）学校对外校专家缺乏联系性和约束性，专家积极性不高 [7]。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措施，概括起来包括：（1）科学建立高质量的匿名评审专家库；（2）制定较为详尽的评价指标体系；（3）健全对评审专家的选聘和监督机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双盲”评审的情况，从学位论文应包含的信息问题、评阅人的确定问题、评阅意见的表达问题和评阅意见的后处理问题等角度出发，分析了问题的表现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8]。

（三）国际评审制度的出现

在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国际化评审也在少数高校中推行开来。论文的国际评审，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选取用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将其送至外国同行专家进行评审。这种评审主要是充分发挥国外同行专家作用，评审往往更严格、更具体、要求更高，对促进研究生用外文撰写论文、扩大国内研究生在国外的知名度、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国际化评审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时间长、费用高、选聘合适的外国专家比较困难以及学位论文必须用外文撰写等，因此，要想使国际化评审达到预期效果，并能大面积推广，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体制和措施。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在组织学位论文评审工作中，大胆地尝试了这种评审方式，其他大学也有涉及[9]。

参考文献：

[1] 吴宏翔,顾云深.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2):23

[2] 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办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

[3] 孙,高虹等.谈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方式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7):23

[4] 王则温,赵张耀.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有关问题的探讨[J].研究生培养,2009,3:39-40

[5] 王珞晶,张春元.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改革成效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1):48-49

[6] 蒋红燕.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效果探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39

篇（4）

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篇（5）

[分类号]G311

科学论文被世界各国广泛用作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类指标，科学论文的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体系的状况和特征，同时也是表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国际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成熟，特别是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SSCI)的推出，许多学者采用文献数据库统计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绩效、结构及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国内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也逐渐繁荣，为研究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影响力提供了数据基础。范并思利用报刊资料索引文献数据指标，采用文献数量和增长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国1978～1995年社会科学以及学科结构、增长及其变化。一些学者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数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2l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影响。莫作钦利用408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献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1996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及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国家社科规划申报项目数据分析了各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科研生产力。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优先和轻重缓急之分，那么对于一个省份来说也应该选择自己优势和特色学科研究领域。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以之前的优势积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领域具有优势。科研优势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经费投入，科研产出中论文产出等，在这些指标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论文产出。对于所有的优势可以体现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处的优先地位，这可以通过科研产出指数来测度各地学科结构及优势领域。本文以反映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CSSCI检索系统论文统计数为基础，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指数，借以分析和比较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分布与优势。

尽管科学论文只是衡量科学体系结构的一个方面，但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科学研究学科结构的产量、质量和覆盖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学科结构分布及优势领域，对科技宏观管理部门来说，可以作到系统规划、突出优势、兼顾一般、协调发展，调整和建设优势领域，对整个国家学科优先领域的选择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　数据来源

本论文统计分析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数据，时间跨度为7年。CSSCI精选了国内出版的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比较规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来源期刊，该检索系统具有较完善和规范的学科分类论文省区归属检索系统。

CSSCI根据文献来源分为25个学科，表1给出1998～2004年我国25个学科领域论文数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学科进行了简称：(简称马克思)、新闻与传播学(简称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简称图情学)、社会科学总论(简称社科论)、人文地理(简称人地学)、环境科学(简称环境学)。

从表1可以看出：

从25个学科领域7年论文量占全国论文总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经济学，占30.3％，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领头羊，一支独秀成为显学。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学和政治学，各占9.6％、7.1％。有7个学科所占比重不超过1％，分别是宗教学(0.9％)、考古学(0.9％)、民族学(0.7％)、统计学(0.4％)、人地学(0.4％)、社科论(0.2％)和军事学(0.2％)。

所有25个学科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性增长，各领域波动的年份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收录来源期刊数量不稳定；另一方面来源期刊变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学科优势与结构

2.1　各地优势学科领域

各地的学科结构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也预示着各地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要对各地的学科领域的地位进行分析，必须求助于全国比较。对某个具体地区而言，有必要对衡量社会科学领域成就的绝对优势学科领域和相对优势学科领域两个指标进行区分。两种优势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的论文在全国论文总数中的份额，这个指标可粗略评估该省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国3l省区中每一学科领域前5位的省区，以定义它在该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测算公式：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论文在该省区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中的份额与该领域中各省区论文总数在全国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总数中的份额比较，这是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展示相对优势指数(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应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区做出更多的贡献(发表更多的论文)。相对优势指数的测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两者的比值大于1，则说明该省区在该学科领域中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比值小于1，则需要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测量各地区的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领域，同时也为了消除各地区年度论文变化的影响，取7年各地区论文数据，分别按25个学科领域进行汇总，按上述的计量方法进行测度。各地区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学科领域如表2所示。

观察表2并分析数据可以得出：

从各地区绝对优势比较看，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在大部分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这5个省市属于第一层次。很明显，北京在全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论文产出中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各领域的论文数占全国相应领域论文数的15％～48％不等，没有哪一个省份在任何领域能与北京匹敌。北京在所有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不是所有领域都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0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上海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1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江苏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体育学只具有相对优势，在宗教学等9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湖北在管理学等8个领域既具有绝对优势又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宗教学等6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广东在等4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

管理学等16个学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层次，而马克

思主义等9个领域就比较分散，特别是考古学最为分散。

四川、山东、陕西、河南、甘肃、云南和广西分别有4至1个绝对优势领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绝对优势领域。这表明少部分省市产出了大部分的社会科学论文，全国绝对优势学科是相对集中的，对于具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市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因为这是最具特色的优势。

从相对优势领域比较看，各地区相对优势领域的数目不等，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领域，除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外，其他具有绝对优势领域的省份，他们的绝对优势领域几乎也同时是各自的相对优势领域。对于同时具有两种优势学科的省市，更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特色的优势学科。对于没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份，应该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学科里发挥力量，使优势更突出。

从各学科相对优势值比较看，社会科学研究能力比较强的省份差异小，而能力比较弱的省份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能力弱的省份相对比较优势更突出。

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情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这是西部所处地域环境的反映。

社会科学研究的地区产出与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的地区分布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研究产出能力强的省份也是拥有高等院校比较多的。

2.2　各地区相对优势学科领域比较

为了考察各省区相对优势领域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将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区25个学科的论文数汇总，也分别计算出各省区的相对优势领域。这样可以比较各省区前期和后期相对优势领域的变化。采用蛛网图可以清楚地显示相对优势领域发展的强弱变化。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东中西省份中各选取一个省份，东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陕西。

分析数据和观察图1可以看出：

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科学学科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稳定性高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强的地区学科结构稳定性高于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弱的地区，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不发达地区的学科结构更容易发生变动。

上海的民族学、环境科学和军事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统计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相对优势被消弱。湖北的新闻与传播学、统计学和文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而艺术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相对优势降低。陕西的人文经济地理、军事学和管理学相对优势得到大力加强，而体育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相对优势降低。

2.3　各地区学科结构比较

各地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异同和变化可以通过两个指标加以测定：

从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庆、河南、内蒙古等结构稍有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广东等；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较弱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大，如青海、海南、黑龙江和江西等。

总体上，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变动低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第一大学科，远远超过其它学科。

北京、江苏、上海、湖北和广东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它地区具有少量的绝对优势学科，每个地区都拥有数目不等的相对优势领域，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国各地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特色与优势并不突出。

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首先要结合本身具有的学术优势基础和特色。各省区优势领域的存在与各省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强弱有很大关系，所以各省区选择和发展社会科学，应主要结合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分布力量，特别是各地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和社会需求。其次，在选择学科研究重点时，必须确立学科主体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并以此为重点加强建设。在选好方向的基础上，建设和培养学术梯队，没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

篇（6）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篇（7）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8）

信息分析方法可广泛用于决策支持和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某些方法论优势。但情报学产生至今的数十年时间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情报学对本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缺乏有效的宣传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约了它们大规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现了。尽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发展过程中，它在专门领域的应用也需要情报学家根据信息分析的特点加以完善，但它作为一种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经展示无疑了。

篇（9）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求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研究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来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愈来愈明显，这就导致了其最终的成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结果，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许多无法量化的评价指标，因此，定量的评价标准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跨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这就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建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3．全方位的人文社科评价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全方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的是对学科的评价、中观层面指的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微观层面指的对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多指微观层面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关系到人员评价、项目评价、学术成果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选择都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否则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可供借鉴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些不同特点，如较强的主观性、滞后的效益、价值的间接性、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某些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等，应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更为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起步较人文科学较早，形成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说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为之借鉴。

二、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要素分析

系统是指“部分构成整体”，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也是多方面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评价系统的要素构成，主要有“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指的是科学的评价系统是由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除此以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要素，如评价目的和评价结果。“四要素”理论是指科学评价的系统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参照和评价目标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来看，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六要素”理论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六个要素中，评价目的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首要要素，因为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它制约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所有的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的准则，换言之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标准或评价的指标，这关系到整个评价系统的性质。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保证评价活动本身的公正、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就形成了评价的规程，即就是评价的制度。评价主体通常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也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能够参加评价活动的人或机构。它可以是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媒体、社会机构等，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即同行评议。

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可以是学者、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学术媒体等。只有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才能确定评价对象；只有确定了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才能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目的指的是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评价目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甚至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评价专家、确定不同的评价程序。评价的目的连接着评价的客体和评价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要素。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有人参与的，这样就包含了与人有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定量评价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无法量化的指标，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的是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也就是说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的标准。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对于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则构成了评价的指标，例如，引文量、获奖数量等。而定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按其是否符合创新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来设定。评价制度是指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正常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了评价专家的遴选、评价对象申诉、评价结果公示、反馈意见、评价结果共享等。评价制度的保障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良好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是一个系统，构成评价体系的多个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是构成评价体系的有机整体，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公正、客观、全面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评价，是各个评价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制度保障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学术腐败现象的频发。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失范现象泛滥、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缺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渗透等，这些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影响了评价的过程和评价结果，这些体制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1．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而科学的评价机构是构建评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他们依附于政府机关或其他实体单位，但是发挥的作用都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对学术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未能进行科学地、有效地认证和鉴定，设立独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它可以对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委托的一些其他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证评价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构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篇（10）

    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在本质上是为社会科学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的。做好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发展的明显转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社会科学自身的研究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了解、分析近些年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一)在研究的行为方式上，由倚重个体行为向注重公共行为转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由以个人活动为主向以组织活动为主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个人的事情。选题、立项，研究什么与怎么研究，几乎完全由研究者个人决定。尽管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研究现在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科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被国家和社会进一步认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进人国家创新体系，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超越了个体、个人的狭小范围，日益渗透着更多的国家、事业、企业因素。其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体现了更多的国家、社会、企事业的利益和兴趣，社科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大事，社会大事，企事业大事。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已经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个体自由选择变成一种公共理性选择。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理论工程，公民道德纲要，国家经济社会人口发展规划等等都是典型代表，即便是比较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也已经渗透了更多的公共色彩和成分。比如清史研究，蒙古族史研究，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投人连年增加。

    (二)在研究的动力上，出现由重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向注重功利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转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由原来的远经济利益向近经济利益转移。现在，各种经济活动、经济机会增多，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知识力量产生了更多的以经济为主的利益诉求和满足。应当说个人的经济要求和追求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但是也要理智地看到，个人收人与其实际付出的劳动和研究者生产成果的质量还大量存在不相符合的现象。知识经济的时代意味着知识就是商品，在商品市场上假冒伪劣行不通，在学术研究的市场上同样不需要假商品。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越重要、越突出，其引发、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就可能越大、越高。由此国家、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效性的期望值也越大、越高。人们的期望值越高，社会科学研究者肩上的责任也就越重。不能离开社会责任空谈学术责任。社会科学发展的脚步越快，人们的期望越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工作者的责任就越重。在物质利益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应当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三)在研究成果的受众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享有范围由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向开放的社会各阶层、领域转移。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享有不局限在书斋，而是跨出专门化的圈子，已经真正走出了自我欣赏的误区，克服了自娱现象。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既成为党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决策的重要参考，也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比较典型的是于丹谈论语、庄子，易中天教授品三国。与过去简单的书院、书斋式研究模式相比，现在的社科研究过程和成果的应用已经走向社会、走人生活、走向大众。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科学发展、人才队伍的特点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必须密切注意社会科学研究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同时结合本地社会科学发展和人才队伍的特点，以便充分有效发挥社会科学规划、管理的作用。这些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研究力量不集中，人才队伍不专业。欠发达地区一般来讲高校少，科研院所少，专业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党校和层次比较低的少数大中专学校，而且人数较少。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分布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可以说因为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产生高质量的、规范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就很难。但是，把劣势认识、分析到位也会转化成优势。因为社会科学实际工作者人员多，专业研究人员少，标志着社科研究的着眼点、着力点、突破点更能关注社会实践的需要，更能贴近实际生活，基础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会厚实些。迫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是在做中学，学中做，做中研究，研究中做的密切结合过程。这就为整合社科研究力量和资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为社科规划管理提供了广泛空间，进而实现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果。

    (二)研究主体的多层次还不可替代。在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个体的自主研究还不可替代，特殊的群体自主研究不可替代，各个单位的自主分散管理不可替代，社科规划管理的协调组织作用不可替代。个体和特殊群体的社科研究活动尽管有自主性，但多数科研活动往往也与一定的组织架构相关，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规范或挂靠的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社科研究日益成为公共行为、公共产品、公共活动，社科规划管理对个体和群体科研所施加、产生的影响力、指导力也在增加。事实上，不管是个体还是特殊群体的科研活动，研究任务最终都要通过分工落实到具体人身上，单位的科研活动更需要分工。有分工就需要协调、组织和管理，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没有个体的自主研究就不会有上层次的群体研究。没有自愿的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就不会产生协作力。社科管理的基础是尊重研究者的自主权，社科管理的价值是调动区域内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因素，有效开发、整合分散的社科研究力量和资源，社科管理的终极目的是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三)党和政府的社科规划、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在组织力、协调力和动员力的“三力”发挥上应加大力度，那就是要有效解决对个体研究的信息咨询和对群体研究的组织力不大，对单位及其单位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协调力不高，对社会上社科研究资源的动员力不强的问题。社科规划管理部门要发挥好自身在社科信息资源的搜集、运用，社科社会资本的争取、利用，社科人力资源的组织、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好在研究方向、具体选题，获得各方面资源的渠道，建立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等方面的作用。哪些问题是党和政府所关注的，哪些是具体职能部门所需要的，哪些社科研究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以上信息只有社科规划管理部门的指导、协调、组织，才能更有效、迅速传递到具体研究者那里。所以必须加大服务力度，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好社科规划管理的职能作用。

    三、如何创新社会科学管理方式

    显然，社科规划管理的基础内容是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核心目标是生产高质量的社科研究成果。为实现这个目标，当前需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