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统计学方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常见的统计学方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R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82-01

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检查项目，包括对患者血小板、白细胞、m红蛋白和红细胞等的检验，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着患者疾病的诊断。采血方法是影响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因素之一。我国传统的医学观点认为动脉采血方式取得的数据更有依据性，但是经过数次可靠的临床试验，静脉采血方式和末梢采血方式在检测值上更具优越性，为了更深的了解这项发现，进行以下的实验。

一、资料与方法

（一）材料收集

在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检验学院采集4名健康男学生的血液标本，年龄主要分布在20岁到25岁之间。为了研究他们血液分析的各项指数等情况，将这4名健康体检者分别接受在静脉采血，动脉采血和末梢采血三种不同部位的采血方法，对采集血液做特殊处理，收集相关数据，研究数据。

（二）采集方法

1动脉收集血液。必须保证体检者在空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在采集时医生要在动脉活动最强烈地段用压脉带压紧，在下部血液流动平缓的部位，抽取血液样本。从而来减少体检者的疼痛感。

2静脉抽取血液。静脉抽取时，对病人的肢体没什么要求，只要求绕过过桡动脉部位就可以采集了。

3末梢血采集。要找到支气管中位与血管末梢之间二分之一位置，抽取定量血液，即刻放入血液器皿内并封装好。

（三）数据处理

4名患者血液收集完成后，将这二组血液样品进行WBC、RBC、HB、PLT、MCH、MCHC及MCV分析。将得到的数据详细收集，以此来作为结论的依据。

二、实验结果

结果如表一、二、三所示，通过对以上二组数据的观察来看，动脉在红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指数等明显弱于另外两组，这是由于动脉细胞埋藏较深，这些指数就会相对较低，但是却在平均红白细胞含量、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平均体积上又略高于静脉组和末梢组，因为动脉血管出血量大，浓度高。

三、讨论

血常规检验是临床检查中的基础项目，检验结果对于诊断患者临床疾病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通过对上述试验数据分析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静脉组和末梢组的检验结果无明显差异，而与动脉组有明显的差异，说明采血方式的改变也会相应的影响血液内部各项的检测值，因而在临床上应该谨慎选择采血方式。动脉采血时必须要用绷带绷紧血管最强劲部位，才能避免在临床出现不必要的伤害，这样导致了采血难的问题。静脉采血是临床血常规检验的金标准，其受外界影响较小，检验结果准确性更高。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不需辅助工作就能直接一次采取血液样本，而且也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出现血液变异，采集后的血液保质期长。选择最优的采血方法，一定程度上能保证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由此可以得到，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检验结果更趋于真实，因而应该多采用静脉采血和末梢采血方法，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腾完芬不同采血方法进行血常规检验在临床应用中的分析[J]医学美学美容（中旬刊），2014，23（1）：117.

篇（2）

包虫病多见于新疆、内蒙和青海等农牧区，导致棘球绦及其幼虫寄生人体的原因有农牧民习俗和等原因。随着包虫病感染病例的增多，也使得医疗机构提高了预防控制包虫病流行的力度。而影像检查技术不容易及时发现囊肿或肿块从而导致误诊，本文将探讨通过检测包虫病患者血清的免疫学方法对该病进行检测，以达到预防控制包虫病流行的效用；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抗原与血样 从新宰绵羊肝脏或肺脏提取棘球蚴囊液，用pH 9.6的碳酸盐稀释使其蛋白质含量达到50 μg/ml；采用预包被板和包虫病抗体检测试剂盒等。血样采自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经我B超和X线检查确诊的120例包虫病患者的血清各取5 ml，也抽取非包虫病体检者阴性血清作为参照，血清经分离后保存待用。

1.2检验方法 检测方法有：点酶联免疫吸附检验（Dot-ELIS）和微量间接血凝检验法（IHA），酶联免疫吸附检验（ELISA）和EM18免疫印渍检验（EM18-ELIB）。②Dot-ELIS检验将抗原吸附在PVC反应板表面，待充分反应后用洗涤法彻底清除游离残余。②IHA检验抗原载体经金属阳离子静电作用让蛋白质与红细胞表面结合达到致敏效果，并在微量滴定板上以1：64比例稀释再加入致敏红细胞悬液1滴，混匀1～2 h后观察红细胞凝集程度以确定阳性反应孔为滴度终点。③ELISA检验将棘球蚴囊液抗原稀释至每孔内含蛋白质10 μg/ml，其中IgG抗原酶结合物工作浓度为1：200。显色采用TMBS底物，阳性临界值以x+3s≥阴性为对照。④EM18-ELIB检验抗原采用泡型包虫原头蚴粗抗原，SDS-PAGE电泳结束后再转至NC膜制成抗原膜条，再用所制成的抗原膜条做Western Bolt检验，血清稀释比例为1：100，IgG抗原酶结合物按1：100比例稀释然后经BA底物显色反应后，若8 kDa处出现反应带可判断为阳性。

1.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不同血清检验方法的检测结果 经B超和X线影像学检测确诊的120例包虫病患者，应用不同血清检验方法检查的结果中，囊型包虫病和泡型包虫病各有109例和11例，其中对泡型包虫病使用Dot-ELIS、IHA、ELISA该3种血清检验法与B超和X线影像学检测结果等同，Dot-ELIS、IHA、ELISA和EM18-ELIB这4中血清检验法也与上述检测方法所得出的结果等同，见表1。

2.2不同血清学方法对包虫病患不同位置的检测结果 肺脏包虫病患者应用囊型包虫抗原IHA检测血清阳性率低于其它部位血清阳性率，但Dot-ELISA检验和IHA检验及ELISA检验所检出的血清阳性率相近，见表2。

3讨论

包虫病容易寄生于人体组织和器官以至于临床难以依据病原学进行确诊，所以临床对于包虫病的检测通常将查体和影像学以及免疫学等检验结果做综合性判断。影像学检验虽然能够有较高检出率，但影像检查技术不容易及时发现囊肿或肿块从而导致误诊。而包虫病作为地方性疾病，由于感染病例的增多也相应提高临床对其的重视程度。

本次探讨中不同检验方法对囊型和泡型包虫病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其中Dot-ELISA抗原和IHA抗原对于该两型包虫病的敏感度相似。对泡型包虫病使用Dot-ELIS、IHA、ELISA该3种血清检验法与B超和X线影像学检测结果等同，但ELISA抗原检出囊型包虫阳性率低于Dot-ELISA和IHA检验法，说明该两种囊型包虫生理和生化代谢各异。因此，需要在临床诊断中加强检测的敏感度。

泡球蚴缺乏完整角质层使得故血清中抗多含有囊型包虫病，B超和影像检验出的钙化的囊型或灶型包虫病多分布于肝、肺2脏，血清学检验方法不易检出的原因，通常为包虫囊肿生长受到抑制后出现退行性改变，减少了血清抗体滴度导致血清学方法难以发现特异性抗体[1]。此外，还需看到本次检测结果中还存在肝脏、肺脏的囊块符合影像征象，但3种血清学检查结果均不支持该结果，这也说明对包虫病的诊断需综合临床和各类检验结果做出判断。

本次探讨可见囊型和泡型该2型包虫病的致病性及诊疗方法各异，也导致了临床需审慎做出判断。在钙化的灶型或囊型中若EM18-ELIB检查为阳性则可考虑为泡型包虫病，而单发单囊包虫患者血清呈阳性则说明囊型包虫也会分泌出EM18抗原，同时也说明种棘球绦虫的生理生化代谢因种类不同其差异也不尽相同[2]。据卢爱桃，郭卫东，宋壮志，等报道[3]，目前通过将泡型包虫的原头节进行分离发现其具有EM2、EM2a和EM18特异性抗原，也说明泡型包虫有特异性较强，与本文所探讨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上，通过采用不同血清学对包虫病进行检测，并对比各种检查方法的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和准确率，便于临床分析各种检测方法的效用，有助于临床对包虫病作出准确的诊疗判断，进而可以起到积极预防控制包虫病的流行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3）

海上拖航是指一船利用自己的动力将另一船或其他漂浮的物体从一地拖至另一地的航行。被拖物通常包括驳船或者其他无动力的船舶、钻井平台、浮码头、浮船坞、浮吊等海上漂浮装置以及失去动力的船舶等。为进行海上拖航,通常由承拖方和被拖方签订海上拖航合同，约定由承拖方用拖轮将被拖物经海路从一地拖至另一地而由被拖方支付拖航费。但在海上拖航中时常发生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这种损害既可能发生在海上拖航合同当事人即承拖方或被拖方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第三人身上。如果损害发生在海上拖航合同当事人即承拖方或被拖方身上，过失损害赔偿责任通常在海上拖航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果损害发生在第三人身上，则根据英美法中的“拖船和被拖船是一条船”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应由承拖方和被拖方为一方对第三人为另一方承担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该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大陆法中所指的侵权行为责任。在经济学中，这种侵权行为表现为对自愿交易原则的违反，是一种成本的外溢。中国海商法第163条规定：“在海上拖航过程中，由于承拖方或者被拖方的过失，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承拖方和被拖方对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一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对另一方有追偿权”。但是第163条对第三人为一方与承拖方和被拖方为另一方，二方混合过失导致第三人和/或承拖方和/或被拖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未作出明确规定。

为确定和减轻乃至避免海上拖航非合同当事人间的混合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使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当事人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当事人的利益，而不管其利益及损失的分配状态，换言之，即通过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增加所有人的社会福利以达到卡尔多-希克斯最优或潜在的帕累托改进。为此，我们对海上拖航非合同当事人间混合过失损害赔偿进行如下法经济学归责和预防激励分析：

一、基本假设

假设在某次海上拖航事故中，A是加害方，B是受害方；A和B都能作出预防以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的行为；X为A所作的预防，Y为B所作的预防，x*和y*分别为A和B所作预防措施的法定标准；加害方A和受害方B在稀缺性的条件下均能达到自己行为理性的最大化即均是理性人，从而具有自由而合理的选择能力,也能对本人偏好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使人们对其形成合理的预期和信赖，并且他们可以倾向于通过他们之间的零成本的交易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二、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法定的预防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

承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拖轮处于适航、适拖状态，妥善配备船员，配置拖航索具和配备供应品以及该航次必备的其他装置、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

被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当做好被拖物的拖航准备，谨慎处理，使被拖物处于适拖状态，并向承拖方如实说明被拖物的情况，提供有关检验机构签发的被拖物适合拖航的证书和有关文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也总是希望在“谨慎义务”和“合理注意”原则的前提下用最小的预防成本来防止意外的损害，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确定必须能够使得社会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当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所避免的边际损害费用时，所确定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社会成本就能达到最小化{3}。具体来说，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的法定预防标准以及过失责任分配我们可以利用Learned Hand公式加以概括。即如果用P表示海上拖航事故发生的概率，用L表示海上拖航事故发生的损失，用PL表示预期海上拖航事故成本即承拖方、被拖方和第三人法定的预防标准,用B表示海上拖航事故预防成本,则当BPL时，加害方并不构成过失。上述公式可以通过下图1说明。

在图1中，横坐标代表注意水平，纵坐标代表金额水平。因而PL曲线反映了注意函数的预期事故成本的边际变化是随注意水平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B曲线反映了注意的边际成本是随着购买数量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PL曲线和B曲线的交点X*代表了加害方的法定预防标准，X*点也代表了加害方最优的预防水平。在X*点左侧，BPL，因而加害方不承担过失责任，对加害方而言适当减少预防也是成本优化的。

三、混合过失归责方法

根据混合过失归责方法，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有过失，应根据各自过失程度的轻重按比例分担责任。

即如果Xy*，则加害方负全部责任；如果X≥x*且Yx*且Y>y*,则双方根据衡平原则分担责任；但如果X

混合过失归责方法可以通过下图2说明：

上图2表示在X

在混合过失归责方法下，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由加害方和受害方二方当事人按比例承担全部的责任。

四、过失损害赔偿的预防激励

在现代法制社会中，法律规则不能仅仅强调事后的分配和补偿功能，而且还要考虑事前的激励功能，因为法律不过是人们对法院将要作出何种判决的预期。在这里，我们可以忽略保险、诉讼费用、法官的错误，以及国家设立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及其监督管理的成本。只有通过要求加害方对受害方予以赔偿来内部化成本即潜在的加害方内部化由其自身导致的损害成本时，便会刺激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上对安全性进行投资，也就是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要将加害方的侵权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只有通过以下两个环节的侵权责任才能实现：第一是在事前将侵权责任加于潜在的加害方，使其产生有效的预防激励。第二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后，通过向受害方支付损害赔偿金，使其等于受害方的实际损失。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实现侵权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目的必然会受到经济法则的制约。

在采用过失责任归责方法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预防标准，则可以免除责任。即在事前将侵权责任加于潜在的侵权人，尽管因过失而侵权在道义上不应受谴，但人们一般都还是理性地希望减轻受损的风险，减少或者避免为侵权行为支付损害赔偿金，从而使潜在的侵权人收敛其侵害行为从而采取有效预防的激励。对侵害方而言，侵害方的成本是侵害方预防水平的函数，故当X≥x*时，侵害方没有责任，但侵害方要承担预防成本；当X

对受害方而言，侵害方为避免意外事故损害责任，会采取法定的预防标准，当侵害方没有责任时，意外事故的受害方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从而会促使受害方内部化其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即也能激励受害方采取有效的预防激励。

综上所述，根据混合过失责任方法，如果任何一方可以通过满足法定预防标准来避免承担损害成本，那么这一方就会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另一方在此同时为了将事故成本内部化，也会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个风险中性、理性、自利的人应当会被阻止进行侵犯权利的行为。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过失损害赔偿的预防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预防的变量是连续型的，而非离散型的，因为离散型变量的预防的有效性取决于特定的事件进而通常无法得出确定性的最优解。

篇（4）

1.2两两比较时检验水准的重新调定χ2检验或秩和检验3组以上整体比较有差异时,需应用分割法进行两两比较,这时检验水准应由原0.05调定为0.0167,否则会增加第Ⅰ类统计学错误的发生率。特别当P值处于0.0167~0.05时,按照P<0.0167的标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按照P<0.05的标准,却有意义,与事实相悖,出现假阳性,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这种分割法有时很保守,当行列表资料分组多且为有序时可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也称线性趋势检验(testforlineartrend)或定序检验(Linear-by-Lineartest)[2]。统计路径:用SPSS进行计数资料的趋势检验,在输出结果中读取线性关联检验统计量(Linear-by-LinearAssociation,LLA),如P<0.05可得出随着病种级别的升高,检测指标逐渐升高的趋势。

1.3临床诊断试验中的统计学方法应用在临床诊断试验研究中,经常选取单项计量指标或者联合计量指标以诊断某种疾病,若仅用初级统计学方法如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往往不能有效挖掘信息,此时应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ROC曲线分析基本原理是通过诊断界点的移动[3],获得多对灵敏度和误诊率(1-特异度),以灵敏度为纵轴、误诊率为横轴,连接各点绘制曲线,然后计算曲线下的面积,面积越大诊断价值越高。ROC曲线很直观,能根据敏感性与特异性之和最大化原则自动产生最有效的诊断临界点。具体路径可以参考相关统计专著[3]。统计学处理一般描述为:采用SPSS(版次)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对单项及联合检测结果作图绘成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和标准误,其中联合检测结果变量即预测概率由Logistic回归产生(也可以用判别分析得出)。计量资料应用-x±s表示,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及LSD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0.05。具体内容可据情而定。

1.4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误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方差分析如研究共设3组,每位患者在3个时间点均查某项血指标,部分作者在处理此类数据时,常误将纵向(同一时间点3组的比较)与横向(同组3个时间点的比较)数据均应用拆分文件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处理,结果导致统计学第Ⅰ类错误发生。此组数据实质是重复测量资料,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SPSS中的统计路径:数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重复度量。研究者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进行处理[3]。

1.52×2析因设计及析因方差分析实验是2×2析因设计时,分组有两个因素,A与B,故分组为A、B、O、A+B,这个设计在析因设计研究中很常用,但常会出现分组设计正确,却没有用析因设计方差分析。析因设计与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4],它不但能分析治疗效果中处理因素的单独效应和主效应,还能分析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并能提高检验效能。非统计专业的研究者进行析因分析可能稍有难度,可参考相关统计学书籍提供的统计步骤进行此类分析[3]。

1.6Meta分析Meta分析是循证医学系统评价常用的方法[5],应用时需注意统计学处理中计数资料采用比值比(OR)作为效应变量。具体路径:先进行异质性检验,当P>0.05时,认为同质,选择固定模型;P≤0.05时,不同质,此时可采用敏感性分析或分层分析等异质性处理,使之达到同质后再选择固定模型;若采用异质性处理仍未达到同质,则采用随机模型,以上统计路径均需交代清楚。Meta分析的结果是以“森林树”体现的,审校中我们经常遇到作者绘制的“森林树”左上角“文献、对比、结果名称”等内容显示为“?”,这是由于部分版本的RevMan软件不能输入中文,此时可以考虑省去,或用Photo-shop软件添加相应中文。Meta分析作为一种高级统计方法,专业性要求较高,作者可参考循证医学类权威杂志上的文章格式,如《中国循证医学杂志》中“论著•二次研究”栏目的循证文章。

2科技论文中统计学处理的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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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11-1053-02

【关键词】 视力，低；肥胖症；贫血；沙眼；龋齿；学生

卫生部于1992年下发了《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对有关学生常见病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多年来,通过各级卫生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学生常见病患病率有了大幅下降，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和生活条件的改变，近年来学生肥胖患病率迅猛上升，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1］。为了解泰山市泰山区中小学生常见病的患病情况及发展动态，探讨其影响因素,以便为制定有效防治策略提供依据，笔者对该区2003-2007年学生健康体检资料中6种常见病患病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泰山区2003-2007年中小学校学生健康监测检查卡。每年由泰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对泰山区中小学生进行常见病监测，监测病种包括视力不良、贫血、营养不良、肥胖、龋齿、沙眼等，统一诊断标准，统一监测时间、方案、测量方法。

1.2 方法 按《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工作手册》的要求进行健康监测［2］，结果按《学校卫生情况年报表技术规范》及《中国学生7~22岁身高标准体重值》(1985年)进行评价［3］。

2 结果

2.1 视力不良 由表1可见，2007年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均高于2003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5.8，225.1，P值均

2.2 营养不良 中学生、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2007年较2003年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7，19.0，P值均

2.3 肥胖 中学生、小学生肥胖检出率2007年较2003年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7.2，26.9，P值均

2.4 贫血 中学生、小学生的贫血患病率2007年较2003年均有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01.5，20.9，P值均

2.5 沙眼 中学生沙眼患病率2007年较2003年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9，P＜0.01)；小学生沙眼患病率2007年与2003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P＞0.05)。见表5。

2.6 龋齿 中、小学生龋均2007年较2003年均有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年度中学生龋均均大于小学生，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

3 讨论

3.1 视力不良 视力不良是学生患病率最高的常见病,中学生高于小学生,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2007年比2003年有明显上升。可能是因为学生面临学校、家庭、社会的升学压力相对增加，课业负担随之加重，体育活动相对减少，且近些年学生经常接触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从而导致用眼过度；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的主要原因除学习负担过重、缺乏体育锻炼、课外活动的时间短等因素以外，还与教室的采光及家庭学习环境的设置以及学生用眼习惯不良等有关。

3.2 营养不良与肥胖 中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均高于小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是中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新陈代谢旺盛，所需能量迅速增加，且初中生的课业负担相对较重，不良饮食习惯和挑食、偏食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等，导致营养不良。肥胖的检出率上升速度较快，且男、女生均有提前的趋势。提示肥胖已经成为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开展营养不良和肥胖的综合防治工作，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的宣传教育，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3.3 贫血 中学生和小学生贫血患病率2007年比2003年有明显下降，女生贫血多集中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小学生的下降速度更加明显。这可能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健康意识有所增强有关。

3.4 沙眼 沙眼是学生常见病，中学生沙眼防治效果明显，但沙眼的重复感染率较高。因此，除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外，开展沙眼的普查普治同样是沙眼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3.5 龋齿 龋病是影响中小学生健康和生长发育的口腔疾病，虽然学生的龋均呈下降趋势,但是中学生龋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提示应把预防与治疗中学生龋齿作为学校防病重点工作。应加强口腔保健宣传教育,让学生、家长、教师了解龋病预防知识，教育学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注意营养、控制含糖食物，减少吃糖和零食的次数，定期检查等，同时开展氟化泡沫防龋，降低学生龋患率。

4 参考文献

［1］ 季成叶.儿童少卫生学. 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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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493.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普通人群中存在诸多遭受各种颈痛、肩痛、腰痛、膝痛、肌肉疼痛等折磨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多集中在城市的生活社区和农村偏远地区。但是，目前这类地区尚无有效的缓解疼痛的适宜技术。悬吊运动治疗（sling exercise therapy，SET）是一项在国外被证明了的治疗疼痛疗效明显、操作简单、易于推广的康复技术。其引入我国较晚，在社区医院的开展尚为空白。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SET技术在方庄社区骨科常见慢性疾病中的应用，探索缓解社区骨科常见慢性疾病疼痛的适宜技术，为社区康复技术规范化研究、社区适宜技术的推广提供思路。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抽取2010-201 1年就诊于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的慢性颈、肩、腰痛患者130例作为本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20～65岁；（2）慢性疼痛超过3个月；（3）可以坚持完成治疗者。排除标准：（1）有骨折史的患者；（2）肿瘤和局部感染引起的疼痛者；（3）有长期服用镇痛药和镇静药史者；（4）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不能耐受运动训练的患者；（5）风湿免疫等疾患所致疼痛者；（6）拒绝参加者。按照入组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65例。

1.2 治疗方法 （1）治疗组采用SET技术进行治疗，每周3次，每次0.5 h。训练开始前进行弱链测试，判断患者深层稳定肌的情况并评估躯干左右侧屈肌群力量的差异，制定训练方案。训练侧重于提高深层肌肉对骨关节的控制能力。（2）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按摩+针灸方法治疗，每周3次，每次1 h。

1.3 疗效评价方法 于治疗前及治疗6周后对两组疗效进行评价和比较。（1）采用数字评价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NRS将疼痛程度以0到10这11个数字表示，0表示无痛，10表示最痛。要求患者根据个人疼痛感受，以1个数字记录。通过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比较分析。（2）疼痛分级判定标准：无痛：NRS测值为0，无疼痛感；轻度：NRS测值为1～3，疼痛轻微可忍，不影响活动及睡眠；中度：NRS测值为4～6，疼痛不可忍，影响活动及睡眠；重度：NRS测值为7～10，疼痛剧烈无法忍受，严重影响活动及睡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

2、结果

2.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性别、年龄及疼痛类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疼痛评分比较 治疗组及对照组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疼痛评分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肌肉骨骼疾病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疾患之一，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均会被该病所累及。SET是由挪威的医生、康复师和其他国家的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开发的一种全新的治疗体系，它是以持久改善肌肉骨骼疾病为目的，应用主动治疗和训练的一个总的概念的集合。该治疗体系以主动训练和康复治疗作为关键要素，由诊断和治疗两大技术构成。前者通过逐渐增加开链和闭链运动的负荷并结合肌肉骨骼疾病的常规检查来进行肌肉的耐力测定；后者包括肌肉放松、增加关节活动范围、牵引、训练稳定肌肉系统、感觉运动协调训练、开链和闭链运动、活动肌动力训练、健体运动、小组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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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开腹手术；阑尾炎

作者单位：276800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阑尾炎属普外科中的常见病及多发病［1］，也被公认为是普外科中最常见的一种外科急腹症，是普外科最多见的急腹症。阑尾炎发作时，患者常以临床上转移性的右下腹疼痛为主要特征［2］。据统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阑尾炎的年平均发病率高达01%左右。而阑尾炎治疗中常见的阑尾切除术则属外科手术中最古老、最常见手术。但自从1983年semm报告首例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以来，阑尾炎的传统切除术的患者损伤便越来越引起患者的注意。尤其是随着腹腔镜设备及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下阑尾炎手术的比例不断增加，逐步成为阑尾炎手术的主要方式。本文选取我院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接收的114例阑尾炎的患者，分别进行腹腔镜和传统方法治疗，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接收的114例阑尾炎的患者，其中，男63例，女51例，年龄28～65岁，平均年龄（467±1123）岁，所有患者以腹痛为主诉，均表现转移性右下腹痛或者是右下腹痛史，89例患者伴有恶心、呕吐，19例患者伴有腹泻。b超检查时，均未发现患者有右输尿管结石症状。患者经临床症状、超声、实验室检查及病理诊断确诊。患者按知情同意原则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7例，其中治疗组采用腹腔镜下治疗，而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开腹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行阑尾切除手术，术中发现或者术后病理证实为阑尾炎。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121　腹腔镜手术法　治疗组在脐上作小切口，在腹腔镜视野下，在耻骨联合上2　cm及左下腹反麦氏点取两个切口，置入3　mm和5　mm的套鞘，找到阑尾，将其从粘连组织分离，贴近阑尾并用超声刀分段剥离阑尾系膜直至患者阑尾的根部，可吸收夹夹闭阑尾的根部，电凝处理阑尾残端黏膜，或采取结扎及8字缝合处理残端，必要时大网膜覆盖、缝合、加固，取出阑尾后冲洗腹腔，消毒切口。术后常规予以抗生素预防感染。

122　常规手术法　所有患者行术前详细体检，排除手术和麻醉禁忌症状。所有患者术前30　min时，肌肉注射鲁米那钠01　g，阿托品05　mg，进行硬膜外麻醉并静脉麻醉，随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对照组患者行麦氏切口4～5　cm，分离阑尾、结扎阑尾系膜和动脉，根部用7号线在不同平面上进行双重结扎，切断阑尾后，用石炭酸、酒精和生理盐水处理残端，用1（4）号丝线在距离根部05　cm处的盲肠壁上进行荷包缝合，收紧荷包并包埋阑尾的残端，术后常规予以抗生素预防感染。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方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t检验，以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相关参数　腹腔镜下手术的治疗组和常规开腹手术的对照组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309，p<005）；手术出血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7359，p<005）；患者手术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143，p<005）；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7505，p<005）。

22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腹腔镜下手术的治疗组和常规开腹手术的对照组切口感染率分别为135%和

9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571，p<005）；切口出血率分别为0和5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11，p<005）；肠梗阻率分别为270%和10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609，p<005）；两组患者均无阑尾残端瘘出现。

3　讨论

阑尾炎属目前普外科最常见病症之一，其特点是发病急、进展迅速等［3］。一般情况下，临床上将阑尾炎分成单纯性、化脓性、急性怀旧型、穿孔性和阑尾周围囊肿五类病理类型［4］。就治疗手段而言，阑尾炎大都选用传统开腹手术，但近年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腹腔镜的出现及成熟，以及其在手术治疗中应用的日益广泛，使腹腔镜手术在阑尾炎治疗中应用也得到了广泛的扩大［5］。从手术过程和结果，可知腹腔镜手术一般均具有创伤小、康复快和患者易接受等特点，得到了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一致认同，也因此加速了其在阑尾炎手术的发展和应用。

一般认为，相较于传统的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具有的优点包括［6，7］：切口小，术后疤痕不明显，良好的视觉效果；腹腔镜下进行阑尾炎的手术，医学工作者能够在宽阔的视野下，清晰的了解病灶，利于对患者病情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发现和排除其他病变；腹腔镜手术可以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比率，腹腔镜手术中套管的隔离，有效避免和减少了感染率；在腹腔镜下，可充分观察切口，有效吸出残留的脓液，大大降低患者术后形成脓肿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手术在多方面比传统的开腹阑尾切除手术均显示了一定的优势。首先腹腔镜手术在整体上，实现了集诊断和治疗于一身的要求，该方法在诊断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灵活性方面明显好于传统的开腹手术。除此之外，在适应证选择、患者的可接受程度、手术应变能力和术后恢复等多个方面优于传统的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治疗阑尾炎易于基层医院开展，从而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选取我院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接收的的114例阑尾炎的患者，按知情同意原则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7例，其中治疗组采用腹腔镜下治疗，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开腹手术治疗，对两组患者手术中的手术时间、患者出血量、平均恢复时间、抗生素使用时长和术后并发症的情况进行记录和比较分析，可知：行腹腔镜下手术和常规手术的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手术恢复时间和抗生素使用时间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腹腔镜下手术的阑尾炎患者的手术相关参数与常规手术比较均具有良好的效果；行腹腔镜下手术和常规手术的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包括切口感染、切口出血、肠梗阻及阑尾残端瘘的比较中，前三者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腹腔镜下手术后，所观察的并发症比例均低于常规开腹手术，研究中两组患者均无阑尾残端瘘并发症出现。

综上所述，我院采用腹腔镜手术进行阑尾炎的治疗，具有易操作、出血少、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是值得临床广泛推广使用的治疗方法。

参　考　文　献

［1］　陈卫军，张业民，林万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与传统术式的对比分析.河北医学，2008，14（6）：694696.

［2］　吕建生腹腔镜与传统阑尾切除术的临床疗效比较.河北医学，2012，18（8）：11071108.

［3］　陈开运腹腔镜手术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阑尾炎的对比研究.暨南大学硕十学位论文，2008.

［4］　徐平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临床对比研究.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2，33（18）：24692470.

篇（8）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1-0057-03

保障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降低常见病患病率，是提高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策略。为了解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及变化规律，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笔者对上海市徐汇区2002-2006年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全部资料来源于2002-2006年上海市徐汇区监测点中小学校学生常见病年度监测报表。

1.2 方法 按照《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技术规范（试行）》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每年定期组织卫生专业人员对监测点学生进行检查、诊断和评价，并按要求进行质控。采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根据数据资料特征，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学生常见病检出率依次为视力不良(60.68%)、龋齿(26.32%)、营养不良(17.79%)、肥胖(15.38%)和贫血(6.75%)。视力不良检出率处于常见病的首位，且仍呈上升趋势；营养不良以轻度为主，占84.49%；龋齿检出率处于学生常见病检出率第2位，呈逐年下降趋势；贫血检出率处于常见病的低位，且呈不断下降趋势。见表1。

2.2 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常见病变化规律 学生视力不良、龋齿、营养不良的检出率均为中学高于小学。视力不良与年级相关系数r=0.867，P＜0.05；龋齿与年级相关系数r=0.979，P＜0.05；营养不良与年级相关系数r=0.681，P＜0.05。肥胖、贫血的检出率则为小学高于中学，肥胖与年级相关系数r=0.885，P＜0.05；贫血与年级相关系数r=0.468，P＜0.05。见表1。

2.3 不同年份学生常见病变化规律

2.3.1 视力不良检出率变化情况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随年份变化呈上下波动，小学与中学波动情况一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新发视力不良检出率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小学与中学变化趋势一致。见图1。

2.3.2 龋齿检出率变化情况 学生龋齿总体检出率逐年下降(r=0.979，P＜0.05)。中学生龋齿检出率逐年下降(r=0.942，P＜0.05)，小学生龋齿检出率逐年上升(r=0.987，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龋齿填充率波动较大，2004年最高，达59.39%。见图2。

2.3.3 营养不良和肥胖检出率变化情况 学生营养不良总体检出率2002-2003年明显上升，增幅达7.49%，之后4 a仅略有波动，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中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2002-2003年上升明显，之后4 a呈螺旋上升趋势；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5 a呈下降趋势，但变化不大，5 a共降低2.63%，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肥胖总体检出率变化不大，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中学生肥胖检出率2002-2005年变化不大，2005-2006年明显上升，增幅为2.44%，但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小学生肥胖检出率2002-2005年逐年小幅下降，但2006年又有抬头现象，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见图3。

2.3.4 贫血检出率变化情况 学生贫血检出率2002-2004年明显下降，2004-2006年持续保持在低位，时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中学生与小学生的贫血检出率随年份变化基本一致，见图4。

3 讨论

结果显示，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不容乐观。虽然学生视力不良、营养不良、肥胖检出率升幅不明显，但均高于国内其他省市的相关报道［1-4］；龋齿检出率有下降趋势，但都居高不下，这4种常见病应成为该地区今后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一直处于常见病的首位，视力不良率和新发近视力不良率均为中学高于小学，与国内一些报道［5-6］一致。这可能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课业负担随之加重，户外活动相对减少，从而导致用眼过度。中学生龋齿检出率逐年下降，但小学生龋齿检出率逐年上升，龋齿填充率小学高于中学，提示要在中小学生中全面开展防龋工作。学生营养状况“双峰现象”明显，与我国青少年人群营养状况报道［7］一致。小学营养不良和肥胖检出率呈下降趋势，中学生营养不良和肥胖检出率呈上升趋势，但两者趋势都不显著。营养不良除2002年外，中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均高于小学生，肥胖检出率小学生高于中学生，与国内一些报道［1-4］基本一致。中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突增阶段，新陈代谢旺盛，所需能量迅速增加，而此时中学生的学习负担又相对较重，不注意合理膳食，就不能及时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小学生由于学生家长照顾，常常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学习负担比中学生轻，能量消耗较小。该区学生肥胖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报道［1-4］，其原因可能为徐汇区地处中心城区，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关。学生贫血检出率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表明该地区学生贫血防治工作在这一阶段取得了一定成绩。

笔者建议，应继续加强中小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逐渐降低学生的常见病患病率。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相对应的防治措施，早防早治，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在做好监测工作的同时，教育、卫生、社会各方面应共同参与、密切合作，制定干预措施、采取综合防治办法：(1)对学生、家长、教师等人群进行膳食、营养等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2)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饮食等生活卫生习惯；(3)注意学校、家庭、运动场馆等环境的修缮和建设，让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运动场所；(4)采取科学膳食+有氧锻炼+建立健康饮食行为等综合干预措施，全社会共同参与，提高学生健康水平。

4 参考文献

［1］ 殷文娟.2006年济宁市中区部分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调查.医学动物防制，2007，23(10)：76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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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玉兰，胡喜梅.洛阳市1998-2004年中小学生营养状况.中国学校卫生，2007，28(3)：199-201.

［4］ 张麟婕，肖共兴.山西省1995-2004年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动态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1 014-1 016.

［5］ 孙爱华.北京市延庆县中小学生1998-2003年常见病患病情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8，29(1)：15-17.

篇（9）

对于分类资料的比较，首先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是：（1）目标变量的分类描述之间是否具有等级关系；（2）统计目的是为了明确构成比（率）的差异、目标变量的强度差异、目标变量与分类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还是目标变量在组间的一致性问题。对于无等级关系的分类资料构成比（率）的比较，一般采用独立样本卡方检验分析构成比（率）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配对卡方检验回答两种分类方法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总体样本量小于40或有理论频数小于1的方格时，应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构成比（率）的差异［1］。对于目标变量为有序等级资料的研究，一般应采用Ridit分析比较多组数据之间目标变量的等级的强弱［2］；对于双向有序等级资料的分析，则通常采用趋势性检验分析分组因素与目标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国内的部分检验专业论文，忽视试验设计的特点，忽视目标变量与分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关系，忽视专业需求，将卡方检验视为万能检验对分类资料进行分析处理，造成了统计学结论和专业结论的脱节，极大地削弱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1．2未给出可信区间

任何统计学结论必然最终要回归专业结论。在某些情况下，有统计学意义不一定有专业意义，反之亦然。统计学处理结果的P值，只能反映这一结论犯Ⅰ类误差的概率，并不能体现实验因素引起效应量的变化幅度。因此，如果仅仅在研究论文中报道P值，可能会误导读者，夸大研究的价值。比如，某研究发现了冠心病患者（n＝118）血浆载脂蛋白M的浓度为（1．3757±0．1493）ODu／mm2，而健康对照人群（n＝255）只有（1．3502±0．1288）ODu／mm2，二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4］。但众所周知，载脂蛋白M的检测误差和生物学变异都远大于0．02ODu／mm2，如此微小的差异虽然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并无多大临床价值。如果能列出两组患者载脂蛋白M差异的95％CI，则读者便可以一目了然地判断研究实验因素效应的大小，并根据专业判断该研究是否具有临床价值。

2诊断性试验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对目标疾病进行快速且准确的诊断，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前提。因为具有客观、微创的优势，实验室检查在疾病的诊疗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开展诊断性试验，评价实验室检查手段对目标疾病的诊断能力，是实验室医学家的重要使命之一。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诊断性试验论文，这些论文都或多或少存在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笔者仅列出以下几点常见设计和统计学错误。

2．1以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

国内开展的部分诊断性试验研究，以健康个体作为对照人群，这其实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行为。健康个体和疾病患者在症状和体征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通常无需借助实验室标志物就能进行鉴别诊断。因此采用健康个体作为对照并不足以体现实验室标志物的鉴别诊断效率［5］。正确的对照组应该是在症状和体征上与疾病组高度相似，在临床工作中极易于目标疾病混淆的一类人群。比如，欲评价甲胎蛋白对肝癌的诊断能力，对照组就应该设立为肝硬化、肝囊肿、肝炎等一类与肝癌难以鉴别诊断的疾病。此外，诊断性试验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临床代表性［5］。因此，最好采用连续招募的方式确定研究对象，以确保诊断性试验的疾病组与对照组的病例分布情况与临床工作一致。而国内的很多诊断性试验研究，未就研究的数据采集方式（前瞻还是回顾）、病例招募方式、纳入和排除标准等进行详细的说明，使得读者无法判断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的临床适用范围。

2．2采用参考范围上线作为实验室标志物的诊断界值

对于定量分析的实验室标志物，其诊断阈值的确定应该是充分考虑该标志物在疾病人群以及与疾病人群相似的人群中的分布状况，充分权衡漏诊和误诊所带来危害。国内开展的部分诊断性试验，忽视上述原则，错误地以参考范围上限作为诊断界值。众所周知，参考范围上限只是反映实验室标志物在健康个体中的分布状况，并未充分考虑其在疾病患者以及疑似疾病患者中的分布状况，因此不宜作为诊断界值［6］。对于定性的诊断标志物，可以直接绘制四格表而计算出诊断敏感性、特异性、阴／阳性似然比、阴／阳性预测值等指标。对于连续变量，通常需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法确定其总体诊断效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将不同诊断界点所对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汇总与同一条曲线上，通过曲线下面积反映目标试验的总体诊断性能［7］。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专业需要从曲线上选择不同的界点作为推荐的诊断界点。

3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常见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旨在分析某种特征与疾病发生的关系，探索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原因，为开展队列研究和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提供思路［8］。国内检验专业杂志刊登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病例对照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主要表现在：

3．1未采用多参数的分析方法同时分析患者特征与疾病的关联

病例对照研究从本质上讲属于观察性研究，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可能会同时与多种患者特征有关。因此，如果需要确定待研究的指标与疾病的关联，则需要充分考虑潜在的“混杂因素”的干扰。对于“混杂因素”的排除，一是可以设定严格限制纳入／排除标准或者采用配对的方式进行研究，但这种方法往往增大了研究难度，因此并不常用。目前多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混杂因素”因素作为一个协变量进行分析，以明确在校正了“混杂因素”的前提下，待研究的患者特征与疾病之间是否还存在关联。因此，在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时，应尽可能地详细列举疾病潜在的关联因素，以便在进行在统计学分析时能确定各种因素与疾病的关联关系的强弱。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部分病例对照研究，对受试对象特征的描述十分简单，有的甚至仅仅提供了性别和年龄等最基本的特征，不仅让读者无从判断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因为未能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造成研究结论不可靠。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将所有潜在的“混杂因素”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参数的数学模型（比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多因素校正的情况下，各个关联因素与疾病的独立关联关系［9］。

3．2结果的解释与结论脱节

病例对照研究又称“横断面”研究，因为其研究的两个因素：患者“特征”（比如胆固醇增高）与“结局”（发生冠心病）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在时序上无法明确因果关系问题。特征的改变与结局的发生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联关系：（1）某种特征的改变引发了结局（疾病）；（2）结局（疾病）引起了某种特征的改变；（3）是第3个（组）因素同时引起了结局的发生与某种特征的改变，即疾病的发生与特征的改变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国内的部分病例对照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忽视研究的“时序性”问题，将“特征的改变”与“疾病”之间的关联解释为某种特征的改变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之一，实为不科学和严谨的表现。

4队列研究中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与病例对照研究不同，队列研究（又称前瞻性研究）是先确定研究人群（队列），然后对研究人群进行随访，记录结局，即研究的观察终点（通常为疾病的发生或者患者死亡）。然后分析患者进入队列时候的特征（即基线特征）与观察终点的关系［8］。队列研究可以在时序上明确“特征的改变”与“结局”的关系，因此较病例对照研究具有更高的论证强度。有部分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属于队列研究（多以疾病预后研究为主）。但是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设计缺陷，主要表现在：

4．1队列的基线特征、随访方式以及失访人群的介绍不清晰

队列研究的重点在于随访，随访时间的长短、随访频率的高低以及失访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研究的质量。因此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必要浓墨重彩地介绍随访的方式、频率、失访率以及随访时间的长短，以便读者以及循证医学研究者对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价。高质量的队列研究具在系统综述（systemre－view）中占有更高的权重，是重要的循证医学证据，因此也更容易在疾病指南的制定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内检验专业同行开展的部分队列研究，在材料与方法中并未详细交代随访的方式与频率，也未交代失访率以及释放数据的处理方式。有的研究为了降低失访率甚至从队列中删除了失访病人数据，是一种极不严谨的科研行为。

4．2没有采用多参数的数学模型分析各个基线特征与研究对象结局的关系

与病例对照研究一样，队列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混杂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候，应尽可能地明确患者的“基线特征”，以便再进行统计学分析时能够考虑更多的变量。对于队列研究数据的分析，需要考虑到时间对结局的影响，因此一般以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反映基线特征与受试对象结局的关系，以Logrank检验分析某以特征与结局发生的关系，最后以多参数的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基线特征与观察终点的独立关系［10］。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部分队列研究论文，对于队列的基线特征介绍不够详细，让读者无法判断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在描述观察终点的发生状况时，仅仅简单地以“一年生存率”、“一年发生率”等文字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未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来展示结果，更没有以多参数的Cox风险比例模型校正潜在的混杂因素，导致研究结果可靠性大打折扣。

5方法学对比研究中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受经济、地域、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对于同一个检验项目，往往会有不同的检测方法。因此，有必要开展检验方法学之间的对比实验，评价针对同一检验项目多种检测方法的可比性，为这些检验方法的临床解释提供参考，为不同医疗单位检验结果的“共享”提供依据，最终达到节约医疗资源的目的。目前在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检验方法学比对的研究。我们以定量资料的方法学比对为例，浅析国内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存在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探讨正确的统计学处理方法。

5．1对两种准确性均欠佳的方法进行比对

一种新的检验方法之所以能应用于临床实践，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真实值的差异）是基础。换而言之，这种新的检测方法应该具有“溯源性”。如果待评价的两种方法本身“无源可溯”，那么即使两种方法有良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不能说明两种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比如，有A～E五个浓度不等样本，但已知其中某种物质的真实的浓度分别为2、3、1、5、4（单位略），分别用甲乙两方法进行对该物质的浓度进行检测，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均为1、2、3、4、5（单位略），虽然两种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无多大临床价值，因为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均准确性欠佳。

5．2以t检验进行比对

有部分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以独立样本t检验或者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试图以“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这一统计学结论来说明两种方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种统计学处理方式是完全错误的。t检验回答的是两种检测方法所得出的检验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并未回答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问题。比如，有A～E5个浓度不等样本，分别与甲乙两法进行检测，甲法的检测结果为1、2、3、4、5（单位略），而乙法的检测结果为5、2、3、1、4。若采用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虽然两组检测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P＝1．00），但两种方法并无一致性可言。

5．3只评价了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而未评价一致性

有部分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采用Pearson法对两种检验方法进行比对，试图通过相关系数来反映两种方法的可比性。这种统计学处理方式也是不严谨的，因为相关性分析回答的是“相关性”问题，而非“一致性”问题。当存在系统误差时，两种检测方法完全可以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而无一致性。比如，有A～E五个浓度不等样本，分别与甲乙两法进行检测，甲法的检测结果为1、2、3、4、5（单位略），而乙法的检测结果为1．5、2．5、3．5、4．5、5．5。若采用Pearson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两组检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2＝1，P＜0．01）。但是乙法的检测结果较甲法高出了0．5个单位，因此，两种方法也并无一致性可言。

5．4推荐的统计学方法

对于检验方法比对实验，应该分别从统计学上和专业解释上证实两种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正确的统计学方法为：首先以配对t检验分析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专业意义。同时，进一步采用Bland－Altman法绘制Bland－Altman图，计算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限度，并且分析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是否符合专业要求［11］。若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符合行业标准（比如CLIA′88）或者一些行业共识。若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已经符合了专业要求，则进一步采用Pearson法或者Spearman法分析两种方法的相关性，并对相关方程的截距和斜率进行假设检验，分析截距与0之间的差异，斜率与1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样就可以从统计学上和专业上同时回答“两种检验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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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其以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预后差，死亡率高为特点。我国肝癌死亡率约为34.7/10万，每年死于肝癌的人数约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53%[1]。采用TACE治疗即介入疗法，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有关TACE治疗不能手术切除肝癌疗效的Meta分析显示，TACE不仅能有效控制肿瘤的局部生长， 而且显著提高了患者的2年存活率[2-3]。TACE术后会发生一系列并发症，本文就肝癌TACE术后常见并发症的部分相关因素进行研究探讨。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介入室自2010年3月～2012年12月诊断明确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无肝外转移，单独使用TACE治疗，且具有完整影像学资料患者的临床资料列入本研究，共103例，男性76例，女性27例，年龄30～78岁，平均年龄58.2岁，见表1。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和分期、分级标准按照国家卫生部制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版）诊断标准，分级采用Child-Pugh分级标准，甲胎蛋白（AFP）均在我院检验科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分别按照AFP水平分为AFP阴性组（AFP

1.2统计学方法 根据以上收集整理的资料，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AFP阳性组与阴性组在术后并发症发热、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害、骨髓抑制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肝功能A级组与B级组在术后发热方面无统计学意义，在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害和骨髓抑制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形态（巨块型组、结节型组和弥漫型组）及肿瘤血供（富血供组与乏血供组）方面在术后发热、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害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骨髓抑制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表3。

3讨论

尽管TACE是一种微创、安全疗效确切的非手术治疗肝癌的方法，但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治疗后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各种并发症。本文对TACE术后患者出现的发热、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害、骨髓抑制4种常见并发症在不同条件下做一对比分析。

3.1发热情况比较 术后发热一般排除感染后可认定为肿瘤组织坏死引起的吸收热，肿瘤组织坏死范围是影响发热的主要因素，发热是栓塞治疗成功的早期征象，是治疗有效的表现[4]。

本研究中在AFP及肝功能方面发热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符合TACE手术适应症的患者，AFP和肝功能分级对术后发热无明显影响；在肿瘤形态和肿瘤血供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38℃，经抗炎、物理降温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对于体温

3.2胃肠道反应的比较 常见的胃肠道反应症状为恶心呕吐、腹胀、纳差、呃逆等，是由于术中应用化疗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栓塞剂反流进入胃肠供血动脉以及栓塞剂造成癌组织缺血、水肿、坏死，肝脏体积增大牵拉包膜引起。肝右顶叶癌患者出现顽固性呃逆，可能与肝包膜肿胀或化疗药物刺激膈肌所致[5]。

本研究中在AFP方面，胃肠道反应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AFP的改变对术后胃肠道反应无明显影响；在肝功能分级、肿瘤形态和肿瘤血供方面，胃肠道反应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3肝功能损害的比较 TACE治疗时，①化疗药物由于肝癌窃血现象大部分直接进入癌灶，但仍有少许流入肿瘤周围非癌区，在杀伤肿瘤细胞同时损害正常细胞；②碘油抗癌药混悬剂沉积于无癌区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引起正常肝组织缺血，加上肝动脉栓塞，肝组织缺氧变得更为严重，而引起肝脏损害[6]。

本研究中在肝功能、肿瘤形态及肿瘤血供方面，肝功能损害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4 骨髓抑制的比较 TACE术虽是局部治疗，但化疗药经肝脏首过效应后仍有部分可进入体循环，导致骨髓抑制，造成白细胞下降及贫血，患者对此治疗的耐受力与肝癌病期、部位、有无肝硬化及重要脏器疾患有关，苏乌云报道骨髓抑制发生率为39.8%[8]。

本研究中在AFP、肿瘤形态和肿瘤血供方面，各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肝功能分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影响肝癌介入化疗栓塞术后并发症的因素有多种，在临床中，我们要严格把握手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综合评估患者临床状况，才能减少和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获得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Parks RW， Garden OJ. Liver resection for cancer[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1，7：766-771. [2]Poon RT， Fan ST， Tsang FH， Wong J. Locoregional therapie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critical review from the surgeon's perspective[J].Ann Surg，2002，235：466-486.

[3]王建华.肝癌综合介入治疗的现状[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5，13：721-723.

[4]王江云，李彦豪，卢伟.肝癌TACE治疗后发热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07，27（9）：1417-1418.

[5]王丽萍，谢茶枝.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常见并发症的原因分析与护理[J].海南医学，2010，21（23）：14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