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风险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疗市场风险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直以来，医疗保险市场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其一，由于医疗费用的无限制上浮和疾病风险层次增多，人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愈加严重。其二，伴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深层次改革，逐渐冲破了之前公费医疗局面，不会再出现由政府负责各项医疗费用的情况，从而降低了国家财政压力，同时促进了商业医疗保险的进步。医疗保险风险防控尤其是对医疗保险市场道德风险防控，对于保险公司涉足医疗保险行业非常重要。

1 道德风险成因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在双方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有利方利用自身优势提高有利于自身结果出现的概率。医疗保险市场内，又将其分为由被保险人造成的道德风险和由医疗机构引起的道德风险。就前者而言，道德风险大体发生在事故出现后，被保险人需求过度。而就后者而言，主要表现在第三方付款情况下，其想要最大限度为患者提供服务，耗费较大的治疗金额。到底医疗保险市场原因何在呢？是本文开展的主要目的。

1.1双方目标差异和信息不对等

保险公司的收益是与保险期限内发生风险事故频数成反比，所以站在利益角度必然希望被保险人采取良好的防范方法；但如果采用防范方法，必然需要耗费成本，因此被保险人会尽量降低次成本。导致事故发生频率增加。被保险人花费成本在保险上，就会将其效益最大化。使医疗保险市场效率降低。医院会尽可能多的为患者提供服务，与保险公司观点对立。同时由医疗行业特性决定，医生能够通过不断诊断治疗，为患者制造更多消费机会。

1.2风险防范意识差，行业发展不先进

无论是被保险方还是保险公司，都不具备良好的防范意识，只在乎短期收益。并且国内医疗保险公司为了快速扩张经营范围，风险管理保证过多，对被保险人的风险管理不够重视，有时还会默认某些不当行为的发生。没有科学合理的理赔制度，理赔人员素质水平不过关。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国没有专门化的法律法规对被保险人的风险情况做出规定。

1.3医疗卫生体制带来的影响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主要成因之一便是中国之行的三级医疗框架体系。这种体系各层次之间不具备科学的占比，提供的服务比较相似，没有实际差异，所以，患者更愿意去高级病院治疗，为基层医院的开展带来困难。另外，医疗、药物二者的共生性也是医疗机构出现道德风险的诱因。

2 对医疗保险的影响

2.1致使医疗保险费用高涨

造成医疗费用过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分别是从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出发对医疗服务的过度使用。对于疾病的治疗通常有多种方案，但如果存在保险，就会希望获得更好的服务，所以常常会使用较高费用的方案。另外，医院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如果能给患者带来高质量的同时获得高收益，必然为患者提供高价的服务。二者共同作用，医疗费用高涨是必然趋势。

2.2降低了医疗资源配置效率

如果有保险做保障，被保人一旦出现一点小病就会去医院治疗，从而使医疗服务的使用频率增加，这种行为不仅会增加保险赔付率，也会对医疗资源造成浪费。如果医疗保险费用和看病次数成正比，被保险人必然会降低对医疗服务的使用。但实际上二者完全无关，因此在同等付出的情况下，天性使然会去寻找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这种情况是违背资源配置效率要求的。

2.3破坏了医患关系

道德风险使医患双方都将自身利益放在最首位，利用对方为自己谋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治病救人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使医生和患者关系扭曲，变得紧张不和谐。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信任，造成信任危机。

3 医疗保险市场道德风险防范

3.1被保险人道德风险防范

被保险人道德风险防范是指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提高保险赔付率的同时也浪费了医疗资源。通过不断的实践发现，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科学分配医疗费用风险，能够对被保险人道德风险起到明显降低作用。如何实施合理分配，从以下几点入手：①免赔条款的设置；②双方共保条款的设置，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于赔付金额各承担一部分，合理分配所占比例，此项条款的设置能够降低投保人对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③保单额度限制，也就是对赔付金额制定封顶，如果医疗费用超过限度，则由投保人自行承担。

3.2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

根据上述医疗机构出现道德风险的成因，实行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主要是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防范：①对目前医院付费模式进行改革，可以设置按人头付费，以及总额预算制度等；②增强保险公司风险赔付选择能力，包括保险公司的核保能力，以保险公司盈利视角降低反向选择对保险的不利影响；③立足于国内医疗体制特征，紧握医疗改革机会，实行更加全面的医保合作。保险行业应该抓住机会，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合作体制。

4 结束语

道德风险是确实存在于医疗保险市场的所有环节，并且难以预测。上文中提到的建议方法即使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道德风险防控作用，但由于此风险的特性，是不可能彻底避免的，所以只要不是个人完全自负，是难以真正消除的，从而造成一定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医疗保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道德风险的防控工作也必不可少。我们应该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中，国内医疗保险市场一定能够有所改观，逐渐推动其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波.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成本的控制机制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2）：57-60.

[2]李华业，胡西厚，余薇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道德风险防范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1）：108-109.

篇（2）

1998年7月31日上午8时许，洛玻集团职工原告晁长保之妻孙玛瑙因患感冒发烧到被告下属内设机构职工医院就诊。在该医院门诊输液、用药治疗中，孙玛瑙于当日13时许猝死，死时出现全身青紫现象。孙玛瑙门诊病历显示曾有多种药物过敏史。原告对其妻死亡原因曾向该医院领导质疑，被推诿去找主管医生。当晚，原告将尸体运至殡仪馆。8月3日，原告向洛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书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8月6日，职工医院对孙死亡做出如下鉴定结论：1.诊断意见：高热原因待查，猝死原因待查。2.非医疗事故。原告对此结论提出异议，向洛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由于治疗的药品、残液、器械未作封存，且48小时内未做尸检，丧失鉴定条件，故原告的鉴定申请未被受理。8月14日尸体火化。孙死亡时50周岁，花去丧葬费1650元、交通费180元。后原告向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我妻孙玛瑙因感冒发烧到被告的医院治疗，病人在用药后出现危险，加之抢救不及时，致人猝死。我要求医院对事故作出结论，医院却故意销毁所用药品、残液，并推诿扯皮，故意错过尸检时间，拒不提供有关治疗材料，致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无法鉴定。故诉求被告赔偿102115万元。

被告答辩称：孙玛瑙就诊出现病危时，我方采取积极措施，虽未抢救成功，但并无不当。患者死亡后，我方询问原告有无异议，原告未提出异议。8月4日，我方才接到原告书面异议，但此时已超过尸检规定时间，并非我方故意拖延错过有效解剖时间。故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审判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之妻到被告下属职工医疗就诊治疗，双方之间形成医患关系。被告所属职工医院在为孙玛瑙输液、用药治疗中，患者出现异常并导致猝死。在死亡原因不明情况下，被告应当预见可能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本应妥善封存保留治疗所使用的药品、残液及器械，并在原告对死因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及时申请提出尸检，但其却未采取相关措施，导致丧失鉴定条件，且在庭审时仍拒绝提交相关原始材料，故对本案纠纷负有主要责任。原告在其妻死因不明并存有疑问的情况下，亦应在48小时内提出尸检要求，而未提出，也负有次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该院于1999年5月21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赔偿原告之妻死亡补偿费23646.07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抚慰金7000元。

三、被告赔偿原告之妻丧葬费1650元，交通费180元，共计1830元（该项被告已支付）。

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本案原告因被告医院在对其妻诊疗中发生其妻猝死后，被告医院未采取相应封存、尸检措施，致鉴定条件丧失，而向法院提起医疗赔偿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主要涉及下列三个问题：

一、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是否为医疗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此医疗事故或事件鉴定申请不予受理，当然无鉴定结论，并已丧失医疗事故和司法鉴定的条件，因此，法院不应受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行）函（1989）63号《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指出：“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可见，提请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必要性的。本案原告仅要求赔偿损失，并选择了民事诉讼，那么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受理。如果在申请鉴定不予受理时，强调必须经过鉴定法院才能立案，将鉴定作为前置程序，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医疗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和责任认定医疗赔偿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职业性极强，加之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又规定，“对于在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记录，病员或其亲属无权阅查”，所以，患者一方处于举证的劣势状态。同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八、九、十条又规定：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指派专人妥善保管有关各种原始资料；封存保管现场实物，以备检验；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医疗单位或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拖延尸检时间超过48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一方负责。由此医疗单位负有举证的主要义务显而易见。因此无论从双方的职责、义务，还是从双方举证的难易程度和客观上处于主动和被动状况看，医疗赔偿案件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和推定过失原则，即承认医疗过失行为属特殊侵权行为，应由医疗单位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此案原告之妻在治疗中猝死，死因不明，亲属已提出质疑，被告医疗本应封存保留现场实物，申请提出尸检，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但其均未采取，甚至庭审中拒不提供原始资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推定其存在医疗过失，必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当然，原告未及时书面要求查处和申请尸检，也负有一定责任。

三、关于医疗赔偿的法律适用和赔偿范围及标准最高人民法院（1992）民他字第13号《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但实践中，民法所确定的赔偿原则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确定的补偿原则，存在实际给付金额上的很大差异，适用补偿原则显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保护公民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法律精神。我们认为，既然此类案件按民事案件受理，就应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为实体处理的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可作为衡量双方责任的准绳。本案在赔偿范围和标准上，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参照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赔偿范围及标准的意见》，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补偿费、死亡慰抚金、丧葬费、交通费，具体金额按双方主、次责任分担。

篇（3）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的完善，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行，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私营和中外合资等形式的医疗机构层出不穷，医疗市场的竞争也不断加剧。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医院必须合理的拓宽融资的渠道，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才能促进医院的健康发展。然而在医院负债经营的时候，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市场风险，对财务风险的监控对保障医院正常运行十分重要。因此，医院必须重视对财务风险的监测，建立科学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实现对潜在财务风险的实时监控。本文对当前我国医院面临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分析医院控制风险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医院面临的财务风险分析

目前，我国医院的财务风险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医院获得越来越多的私营权，这给医院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小的挑战。许多医院对医疗经费的增长幅度控制不当，运营成本持续攀升，这些都导致了医院的发展遇到了困境。再加上医院财务风险意识淡薄，只注重眼前利益导致财务风险不断加大。目前，我国医院面临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医疗改革的推进促进了老百姓的医疗需求的增长，政府财政不足以及医院内部资金的匮乏导致医院大量的举债。通过举债的方式来完成基本设施、设备以及人才的引进，以求吸纳更多的患者。这种负债的发展方式使得医院的运营成本急剧上升，大量的贷款使得医院的资产负债率偏高，长期负债问题严重。医院不断吸收新技术和新项目，造成了公共医疗费用的攀升。这种负债经营很可能导致医院的负债失控，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共同作用导致资金链的断裂。

（二）医疗行业竞争的加剧，市场规则下，不断有民营和中外合资的医疗机构出现，给市场上现有医院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医院不断增加医疗设施的改进，不按照政府要求用药、收费，造成医院支出超标，造成资金短缺的问题。

（三）应收账款风险。随着新医改的推行，引入第三方支付的前提下，患者往往会对超低的价格产生过度消费，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此外，医院的应收账款管理缺乏应有的催帐观念和风险意识，常常会错过收账的最好时机，给医院造成大量的呆账和死账，使医院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医疗改革，第三方支付的主体变成了政府，患者只交少量存款，然后由政府的财政补贴对医院进行补助，但政府的财政补贴往往较长时间才能到账，这也造成了医院的资金周转困难。

（四）为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医院大量采购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在设备的采集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设备的技术、市场和财务的可行性研究，对设备的市场前景、设备的先进性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对设备使用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预测，导致医院盲目购买设备，造成资金的浪费，甚至使医院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新时期控制医院市场风险的策略分析

（一）完善医院财务管理，加强财务监督

随着新时期医疗改革的推进，财务管理成为医院控制市场风险的重要工作。想要做好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首先应该在思想上充分重视，明确新时期医院加强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其次，医院的管理者除了具备良好的医疗专业知识外，还要加强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学习，转变以前只重医疗卫生建设，忽视市场风险和财务管理的观念和做法。长期以来，医院往往因为没有合理高效的财务管理机制，导致医院的市场风险加大，严重的影响了医院的发展，因此，新时期加强医院财务管理工作对于规避市场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财务风险防范

随着医院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多，医院想要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财务风险的防范。首先，医院应该加强对成功企业财务管理经验的学习，建立健全医院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综合的分析医院自身存在的漏洞和潜在的风险，利用各种会计方法，积极的对医院的财务策略进行调整，有效的防范市场风险；其次，医院的领导应该转变管理思想，改变传统的只重视医疗建设，忽视医院财务管理的观念。积极学习财务知识，增强风险防范的意识，正确的领导全体财务人员参与风险防范；最后，要树立全体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建立健全良好的财务管理机制，提高医院财务人员的素质，实行科学的绩效考核制，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有效控制医院潜在的市场风险。

（三）加强医院内控制度建设

由于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导致医院的资产不断流失，财务会计信息失真以及医院最终的经营管理失败。通过内部审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可以及时的发现医院财务管理活动和医院财务信息存在的问题，进而可以提高医院会计信息的质量，不断的改进医院的管理，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如果医院的规模较小，不能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也应该定期的聘请滋生的注册会计师对医院的会计账目和财务报表进行系统的审核，及时的发现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医院内部管理更加完善。医院也可以指定专人定期或不定期对重要业务活动及信息进行审核，这样可以减少重大问题的出现。

三、结语

随着新医改的推进，医院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大量市场风险的威胁着医院的健康发展。因此，医院必须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工作，不断提高医院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医院的健康发展。

篇（4）

土地作为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不仅为农户提供了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而且还承载着农户的各类社会保障功能。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农户被迫失去土地是有很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源自于失地农户未来生计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尽管农户具有一套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缺乏，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户很难正式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这必然导致失地农户未来生计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外，进入城镇生活的失地农户家庭也同时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在生活中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和诸多不确定性，尽管农户自身采取了种种应对策略，但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户仍可能经历无法预期的收入减少或福利损失，进而导致其生计不可持续。

“风险认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人们对外界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它是人类了解某种特定风险，并进而对该风险产生评估与行动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户而言，如何规避风险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Kevin提出了一种由农户参与的风险地图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快速地对农户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价：而后陈传波等对Kevin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利用开放式的农户访谈来让农户自己描述所面临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排序，然后对农户的风险描述进行识别和归类，并最终形成一张风险地图。随着风险认知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风险管理分析框架被陆续提出来。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整合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农户通常需要运用正规机制和非正规机制来规避风险，正规机制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产资源管理、宏观经济政策、转移支付、以工代赈计划等；非正规机制以个人和家庭为主，采取的策略包括动用储蓄、变卖资产、借贷、生计多样化、迁移、寻求支持网络等。FAO在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灾害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灾害风险管理框架，认为农户在遭遇风险冲击时会综合运用其所拥有的五大生计资本来应对，而农户能否规避风险则由家庭拥有的各种生计资产的质量和数量来决定。

尽管国内外学者围绕农户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已有的文献大多围绕农户失地的风险类别及其分配差异进行定性分析，而对失地农户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补充。从分析方法来看，国内关于失地农户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利用来自湖北、江西两省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二元Logit模型，就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能为政府制定提高失地农户抵御风险能力的政策提供基础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问卷调查设于2013年7月在湖北省襄阳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共选取上述区域内的12个村作为抽样点，在每个村随机抽取有土地被征用情况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农户家庭人口信息，如家庭人口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征地前后从事的主要活动、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状况等；②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如土地资源变动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状况、家庭居住条件变化、家庭主要的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情况、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家庭收入情况等；③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情况，包括对某种风险的担心程度、风险是否发生、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户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等。调查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访谈并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共完成农户问卷630份，其中有效问卷621份，问卷有效率为98.57%。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家庭人口特征来看，被调查农户的户主以男性为主，说明男性当家作主的家庭占绝大多数：户主以中老年人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50～59岁和60岁及以上，分别占32.05%和31.88%：大部分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户主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农户并不多，说明样本地区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另外，失地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以5人以上为主，占48.15%，而家庭规模在3人以下的比重非常低。从家庭征地补偿情况来看，58.94%的样本农户失去了全部的土地，农户所获征地补偿款以3万元以下为主，占全部样本的50.08%，所获征地补偿款在3万～10万元的占26.25%，获得10万以上征地补偿款的农户比重为23.67%，这表明样本地区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并不高。从失地农户家庭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3万～10万元，该类农户占全部样本的56.20%，这说明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高收入家庭比重偏低。

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

2.1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分布的认知

借鉴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户生计风险时采用的开放式访谈方式，让失地农户自己描述可能存在的生计风险，并对这些描述进行归类，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失地农户最为担心的生计风险是家人患病产生大的医疗开支，占全部样本的63.77%，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农村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困扰广大农户的普遍问题：调查样本中有61.13%的失地农户担心没有就业机会，且有54.08%的被调查农户对食品自给率存在担心，这表明土地被征用不仅给农户带来了就业的冲击，也让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很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如蔬菜、禽蛋、粮食等都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提高了；有42.32%的农户表示担心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使得养老风险（47.50%）成为当前失地农户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子女教育支出一直是农户家庭的一项主要经济负担，尽管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有34.62%的失地农户担心子女上学的学费问题。总体而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失地农户陷入各类生计风险的包围之中，失地农户最担心的生计风险排列顺序依次是：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

2.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影响程度的认知

调查显示，失地农户普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生计风险感到忧虑，表3是失地农户对“您认为下列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问题的回答结果。失地农户在土地被征用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非农就业，然而由于文化素质低、缺乏相应的非农劳动技能等原因，失地农民普遍就业困难，就业的不稳定会导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表3显示，失地农户认为就业风险对家庭的影响比较严重和十分严重的比重分别占23.24%和7.19%。另外，7.41%的失地农户认为大病风险对家庭的影响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如果患上大病极易产生大额的医疗费用支出，这不仅会影响到农户的即期储蓄和消费，同时也会对农户的长期收入、消费、经营支出等产生持续影响。当然，被调查失地农户认为口粮风险（15.08%）、市场风险（11.62%）、教育风险（9.98%）和养老风险（6.76%）对家庭的生计影响也比较严重。

3.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变量设定

失地农户在未来面临某些生计风险是必然的，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总是力图规避各种风险，而家庭或个人的生计资本状况是农户抵御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最重要基础，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各种生计资本的综合利用。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对于生计资本的界定，选择失地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分析影响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因素，有关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情况见表4。

3.2模型构建

失地农户对各类生计风险的认知采用二分变量来表示，担心某种风险取值为1，否则取0，因此采用二元Logit模型是理想的估计方法。设失地农户对某种风险的认知为因变量Y，它的取值有两个选择（Y=1或0），构建二元Logit模型如下。

1）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户主年龄对失地农户的大病风险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就业风险和教育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只对口粮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对农户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就业风险而言，户主的年龄和健康水平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对就业风险的认知，且影响方向为负，这表明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而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担心就业风险可能跟大龄失地农民对工作性质和工资水平的要求低有关，很多被调查失地农民表示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他们对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要求明显低于年轻的失地农民。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担心口粮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一般都以非农就业为主，日常的口粮消费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一直都相对较高。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大病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人口规模大的家庭往往人口负担率高，“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使得日常开支相对较大，对市场价格的敏感性也相对较高。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教育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户主年龄大的家庭中子女还在接受教育的比重非常低，很多失地农户家庭的孩子读完初中后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2）自然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土地是农户最主要的自然资本，其不仅具有生产功能、就业功能，更具有生活保障功能和养老保障功能。调查发现，有366个样本农户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占样本农户总数的58.94%：有255个农户只征用了部分土地，平均剩余耕地面积为0.29 hm2。失地程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对口粮风险认知，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表明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失地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影响农户对市场风险的认知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3）物质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房屋套数来反映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根据本次调查的情况，31.12%的失地农户拥有2套住房，16.89%的失地农户拥有3套及以上的住房，而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拥有2套住房和3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只有17.29%和2.63%。很多失地农户选择将多余的房屋用于出租赚取一定的租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因此，物质资本状况对失地农户的口粮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两个指标来反映失地农户金融资本的状况，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对失地农户的各类风险认知基本上都是负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对失地农户的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现金和存款数额只对农户的市场风险认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失地农户规避各类主要生计风险的核心和关键。

篇（5）

    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问题农业投资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比较薄弱,流转意愿不强烈,再加上他们本身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即使外出务工人员也不愿意放弃承包地[4],宁愿土地荒废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加大了投资者进行规模经营生产的难度。土地流转程序不够规范,如有的流转合同,仅限于双方口头形式,有的即使有书面流转合同,但其内容不规范,双方权力义务不明确,容易造成双方矛盾冲突。土地流转服务管理也跟不上,主要体现在部分县、乡没有实力搭建服务机构;有些地方即使搭建了服务平台,但是土地流转引导服务跟不上,农户不清楚如何办理流转手续,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对办理土地流转手续、程序、方法、档案管理等方面缺乏具体规范的操作规程等。(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两个层面。自然资源,如水资源的污染,会给农作物生产带来减产风险;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农作物减产。我国农业生产相对分散,农作物生产周期长,波动大,自然风险难以预测。即使有农业保险,但由于农业风险高、赔付率高等特征,保险公司往往也不能很好地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此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农业保险体系不够完善,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速度,保险业务市场不健全,增加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风险。(三)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指市场价格波动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风险。我国农产品市场议价能力普遍不强,因此终端市场价格波动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农产品收成本身受自然环境影响,使得农产品市场自身波动剧烈。我国农业市场信息检测和预警环节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薄弱,农产品市场信息监测对象经过10年发展也只从2002年的八类扩大到2012年的17类,而且从事预警环节的专业人员多在科学研究上,对农业实务关注较少。一系列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投资遭遇损失。如2010年“蒜你狠”事件,天价大蒜的背后是游资作祟,大蒜市场暴涨暴跌,卖高点跟进的商家损失惨重,类似的还有“姜你军“”豆你玩“”火箭蛋”等事件。(四)人才短缺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农村“人才荒”问题已引发社会多方关注,一是农民普遍素质偏低,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差,导致很多新技术、新品种不能在农村大范围推广或推广缓慢,现代农业的技术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二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技术培训等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优秀人才不愿意留在农村,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此即使有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也很难招到需要的优秀人才。

    促进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现代农业的措施

    (一)完善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村耕地集约化使用一方面,加快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性补贴,做好对农民的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并解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和指导管理工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流转,使得农村土地集约化使用,为城市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保证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公开、公正和公平[5]。搭建县、乡、村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积极招募工作人员,充实工作班子,按照有关法规和政策,制订合理的土地承包流转登记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法律咨询制度、纠纷调解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明确流转的规定、程序、期限等,规范管理、积极引导,还可以培育类似“土地银行”之类的中介机构,提供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政策咨询、土地评等定级、市场定价等服务,使社会资本更便捷地进入现代农业。(二)制定鼓励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制度首先,加快建设地方农业保险制度。通过建立地方保险制度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明确地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对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保险金额、费率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力度等做出相应规定,强化地方政府在开展保险过程中的职能和作用。其次,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投入,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使投资者预期收益可测,风险可控。再次,加快农业产业再保险的建立。仅靠保险组织的力量不能完全弥补灾害损失,应建立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将分散的各个互助保险组织通过再保险手段转移风险,充分利用再保险组织的保险基金在分保关系中的流动作用,应对各个地区的各种农业风险造成的区域性灾害后果[6]。(三)完善农产品价格信息监测机制,降低市场风险要向现代农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学习,积极引导和支持以行业或产品为纽带的各类民办的农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民自发的服务组织[7],通过这些服务组织及时统计掌握各种涉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数量、加工能力、市场需求状况等市场信息,定期及时并提前做出防范,提高投资者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降低或者规避市场投资风险。同时要增加从事预警环节的专业人员,对明显供大于求的行业实行风险预警机制,减少资本投资的盲目性,避免市场大起大落,降低社会资本投资的市场风险。此外,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预测、监管和调控,在农业市场出现大波动时能够及时地采取措施或出台市场政策来妥善应对市场,降低投资者风险。(四)齐心协力创造条件,吸引、挽留农业优秀人才首要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农民自身的积极参与,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实际需求,耐心细致地对农民进行宣传,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让农民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通过示范带动的方式,提高农民学习的积极性,造就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人才队伍。还要创造条件解决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所遭遇的人才短缺问题,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要与社会资本通力合作,设立相应的涉农投资产业园区并建设生活服务区,通过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基础公共设施,以及优化教育、医疗等配套环境等,吸引、挽留更多的优秀的农林、管理、技术等各方面人才[8]。

篇（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基础和原动力，但由于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仍不成熟，存在着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受阻、市场化缺陷暴露等诸多问题，这些都将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带来风险和挑战。本文就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风险分析

（一）体制风险分析

1、制度融合成本风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提高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排除阻滞劳动力要素市场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因此，要求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于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以下风险。第一，城乡二元保障融合成本风险。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应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保障模式存在制度差异，这样势必要求未来的保障模式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进而提高了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成本。第二，适应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制度改革风险。要摆脱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必须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范围，同时对劳动力社会保险账户的流动和衔接也将提出更高要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制度改革风险。

2、行政性资源配置引发的风险。行政权力参与资源配置干扰了土地及资本要素的市场化进程，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以下风险。第一，住房保障风险。住房有效供给不足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矛盾和问题，地方政府滥用对土地要素的行政性配置权力，参与商业用地及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房市矛盾的加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控制好行政干预，住房保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风险。第二，社保基金管理与运营风险。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引入了市场化的运营方式，但其管理仍属政府主导模式。而我国目前基金管理机构分散，管理层次过多，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行政权力的滥用致使腐败与寻租行为时有发生，给社保基金的管理埋下了安全隐患。此外，基金投资运营的外部环境对其保值、增值能力影响重大，而我国资本市场由于存在行政性资本要素配置而长期累积的系统性缺陷，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保基金的运营带来风险。

（二）市场风险分析

1、劳资矛盾加剧带来失业保险及社会救助压力变大的风险。劳资关系在新时期表现出新的特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劳资矛盾的缓和，而是矛盾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转变成了资本与非技能劳动之间的对立，即随着创新劳动作用的不断增强，技能劳动要素的投资并未被技术资本所排斥。如此的结果使非技能劳动者成了新的“弱势群体”，他们将面临收入被压低、社保待遇被剥夺、随时失业等困扰。再加上我国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局面更易造成更多的失业，更低甚至被剥夺的社保待遇，以及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这样势必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失业保险及社会救助带来更大的压力，在基金来源渠道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2、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社保基金筹集困难，社保资源和基金浪费的风险。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市场经济主体在过分追逐经济利益时忽略社会利益，给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带来风险。第一，由于法律执行力度不够，不少企业不为符合条件的职工或仅给少数职工提供社会保险待遇，致使我国社保基金筹集出现困难，从而不利于风险在更大范围内分散。第二，医疗保险缺乏配套的法律约束和监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市场化的定点医疗服务机构以追逐自身利益为目标，乱收费、滥用药、滥检查等现象，造成医疗资源的滥用及医疗保险基金的严重浪费，进而影响医疗保障的健康发展。

3、收入差距拉大增加了财政风险。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但政府对社会保障承担的责任有增无减，而且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更增加了社会保障的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养老、救助、住房等保障都需要财政在社会保障资金不足时给予支持。尤其在低收入人群不断增多，救助标准存在刚性，住房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财政风险更为突出。此外，广大农村面临着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弱化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保险基金的筹集更倾向于依赖财政，给财政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一）制度设计预留创新空间或积极探索有效过度机制

针对我国目前城乡二元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国情，应积极调整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财政政策向农业与农民倾斜，以增强农民个人参与现代社会保障的经济实力。同时，积极探索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既有区别又相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避免今后付出更大的制度融合代价。而对于已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地区则应积极探索过渡模式，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为了规避适应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制度改革风险，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之时，进行制度设计、完善过程中应尽量预留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充分考虑到在全国普遍建立实质相同的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或提高统筹层次，以及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个人专户的必要性，避免制度建立的盲目性和暂时性，减少制度变迁和融合成本。因此，各地区社保部门在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加强沟通与协作，亦可通过上级部门牵头部署，建立高一层次的统筹基金和保障机制，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保障专户自由流动打下基础。

（二）合理明确权责范围并加强监管，以控制行政性资源配置引发的风险

首先，要规避由于行政性资源配置带来的住房保障风险，必须合理划分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边界，合理匹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并根据公共财力提供的可能性，统筹兼顾，优化各项建设支出结构，增加公有廉租房建设，满足低收入阶层合理的基本住房需求。此外，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实行分散多头管理，政府对其配置干预、审批过多，有时还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垄断和封锁，而影响公平竞争的开展，造成市场信号失真。因此，在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其充当资源配置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管，排除行政权力的负面干扰，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其次，要控制社保基金管理与运营风险，需要做从以下几方面努力。第一，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法律手段和程序加强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监督，增强对管理部门的职权控制，减少和避免社保基金“黑洞”的出现。第二，在投资环境的建设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只需制订正确的引导性政策，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执行监督职能即可，这样才能避免“政策市”的出现，控制系统风险的发生，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首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实现劳动关系调整的市场化、法制化，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依法规范劳动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推动各类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劳动用工行为。通过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对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劳动条件、社会保险费征缴等进行专项检查，促进企业完善用工保障。进一步健全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保障，推进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的建立，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将有效抑制失业增加、收入降低，进而规避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风险。

其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率提高。第一，以培养我国劳动力市场急需的技能人才和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实施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注重紧密衔接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推动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第二，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渠道作用，构建适应我国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网络。第三，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积极推动创业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实现培训与就业对接。只有通过实施以上措施，才能促进就业率的有效提高，规避失业保险及救助压力变大的风险。

（四）增强法制调控力度

社保基金的筹集直接关系到充足稳定的社保基金的建立，这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和首要运行环节。因此，有必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实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同时积极探索新的社保基金筹集办法，如借鉴国际普遍经验，以征缴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基金，有效控制市场化过程中社保基金筹集困难的风险。

针对市场化过程中医疗保险制度面临的资源浪费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强道德约束，在全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消除各种医疗丑恶现象；另一方面是加强立法监督机制的建设，并通过加强多部门合作，对医疗机构实施综合管理，加大惩罚力度，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和建立诚信制度；通过制订合理有效的医疗供方制约机制，如通过比较研究选择合适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方式（实证研究表明按病种付费方式支付医疗保险基金医疗费用最低）以加强医疗费用控制，促进医疗行为的规范，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提高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

（五）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以减轻财政风险

针对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我国应尽快规范收入分配制度。第一，加强对企业收入初次分配的宏观指导和监督。通过加速垄断行业的改革，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式规范企业收入初次分配，避免出现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第二，加快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建设。通过健全金融和财产实名制及其监测体系，加强对个人收入信息的检测，运用税收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以规范收入再分配机制，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的过分差距。

针对地区和城乡资源禀赋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应通过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进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将解救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进而减轻财政压力和风险。

参考文献：

1、罗润东.和谐社会中的“劳动-资本”关系解读[J].学术月刊,2007(4).

2、李迎生.探索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整合之路[J].浙江学刊,2001(5).

篇（7）

一、引言

2007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境外投资风险加大，欧美国家大量撤销在我国的投资计划，我国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产品需求下降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国制造业发展受到重创，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导致我国采掘业投资明显下滑。危机中，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1]，以及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3]等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制造业、采掘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与信息技术业的扶持，明确了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金融保险业继续深入市场化等方向。

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研究行业间关联的文献主要采取投入产出分析[4]～[6]。通过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实物型和价值型）来对产业间的“投入”与“产出”数量比例关系进行分析，进而研究国民经济体系中或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产业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投入产出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投入产出分析要求的数据量较大；其次，难以考察“风险”，即尾部波动的关联。本文从行业风险关联的角度，利用艾德里安和布伦纳迈尔（Adrian　and　Brunnermeier）[7]提出的CoVaR方法，结合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一系列宏观状态变量，分析次贷危机前后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关联的变化。

CoVaR实质上是一个条件VaR。利用其度量行业间风险关联的基本思想是：测算当某一行业处于其风险值VaR时，其他各行业的条件风险值，即CoVaR，通过比较CoVaR值的大小，分析行业间的风险关联程度。这一思想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应用，比如，阿尔弗雷德和汤姆（Alfred　and　Tom）[8]采用CoVaR方法，利用亚洲13个国家的信用价差分析亚洲各国的风险关联程度。芝诺和罗兰德（Zero　and　Roland）[9]等人利用CoVaR思想分析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刘晓星，谢福座[10]将CoVaR与Copula函数相结合，实证研究了美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等。

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重点探索与这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相关联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结论。一方面，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已带来一定效果，主要体现为：（1）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影响减弱；（2）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行业上市公司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的影响减小；（3）社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风险关联显著降低。另一方面，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危机后有所提高：（4）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风险关联程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强；（5）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采掘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比危机前变大；（6）与危机前相比，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受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程度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仅仅是上市公司，而各行业上市公司并不能完全代表该行业。第二，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对上市公司进行划分，各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混业经营现象。因此，利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分析行业间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关联依赖行业划分标准。尽管存在以上不足，但本文从风险的角度出发，利用各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一系列宏观状态变量，度量各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程度，对于考察次贷危机前后政府的一系列产业调整政策对各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有一定指导意义。

接下来，本文按照以下四个步骤实证考察了危机前后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关联。第二部分，研究方法，详细介绍CoVaR方法及其动态扩展。第三部分，数据说明，对样本和数据集进行统计说明，并详细介绍了本文的行业划分标准。第四部分，VaR实证分析，从行业本身出发，分别估计各时间段单个行业上市公司处于风险条件下的资产市值，考察行业本身的恢复情况。第五部分，CoVaR实证分析，基于第四部分的分析，重点考察与制造业、房地产业及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相关联的重要结构性变化。第六部分，结论。

三、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取

本文的样本集S由上证A股523家上市公司构成，样本考察期为2002年1月4日至2012年6月29日，共508周，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

另外，由于剔除掉2001年以后上市的331家公司占样本的比重较大，为了验证样本集S的稳定性，本文设定了由上证A股736家上市公司构成的验证样本集S0。S0是在888家非ST公司的基础上，剔除2006年以后上市的131家公司以及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21家上市公司得到的样本集。

（二）行业划分

本文主要研究各行业上市公司间的风险关联程度，因此，需要对样本集的上市公司按行业进行分类。研究表明[13]，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会影响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14]对样本集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分类原则是：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分类标准，所采用财务数据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分类方法是：1）当公司某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0%，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类别；2）当公司没有一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如果某类业务营业收入比重比其他业务收入比重均高出30%，则将该公司划入此类业务相对应的行业类别；否则，将其划为综合类。

（三）指标选取

2.状态变量。为了估计实变的和，本文引入以下六个状态变量，这些状态变量能较好地刻画宏观经济环境随时间的变化。分别是：

（1）股票的市场波动率指数：用股票指数收益的标准差度量，根据上证A指日收盘价计算股票市场的周平均波动率；

（2）短期流动价差：3个月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率与1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用来度量短期的流动性风险；

（3）1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变化：用来度量利率风险；

（4）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与1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表明投资者对政府长短期投资的预期差异；

（5）信用价差：到期日相同的AA级债券的收益率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用来度量违约风险；

（6）股票市场周回报率：根据上证A指日收盘价计算。

四、VaR实证分析

（一）阶段划分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本文的样本考察期（2002年1月4日至2012年6月29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2年1月4日至2006年12月29日，这阶段我国经济处于相对平稳时期；第二个阶段，2007年1月5日至2008年12月26日，金融危机爆发时期；2009年1月9日至2012年6月29日，对于危机带来的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1]-[3]，如：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11月）、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4月）、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年10月）等，考虑到宏观政策实施效果的滞后性，及近期相关政策的细化深入，为了更加明确这些政策对市场经济变化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该样本区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2009年1月9日至2010年12月31日；第四个阶段，2011年1月7日至2012年6月29日。

（二）各阶段VaR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图1显示，从各行业上市公司单独的资产市值增长率VaR来看，各行业资产市值增长率整体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在我国政府一系列救市计划及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的促进下，危机前后各行业上市公司间风险的关联和传导路径应发生改变。实证考察这一关联的改变，有助于我们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效应，指出其对各行业上市公司间风险关联的改善以及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合理化我国产业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接下来，我们利用CoVaR来刻画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联，定量分析行业间上市公司风险传染的水平与路径。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接下来将重点探索与这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相关联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五、CoVaR实证分析

我们分两步来考察不同时期各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

第二步，我们采取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CoVaR动态扩展，来进一步佐证我国宏观调控措施对各行业上市公司关联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一）采用CoVaR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我们看到，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有密切关联的行业在危机前后有显著变化：在危机前和危机中，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上市公司有显著的相互影响，而危机后这一影响显著性降低；在危机前和危机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关联不显著，而在危机后两个阶段，其与房地产相互影响作用明显加强。

第一，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排名依照阶段变化迅猛上升，这表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程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强。与这一变化相符的是，危机后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增长和通货膨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以及税负过重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制造业上市公司大量析出资金，并部分转投楼市。

第二，社会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排名按阶段呈现下降趋势：在危机前和危机中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其有显著影响，而在危机后两个阶段，社会服务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关联显著降低。与这一变化相符的是，我国制造业在受危机重创后尚处于转型升级的初期，而社会服务业上市公司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与非制造行业，如信息技术和批发零售等行业上市公司产生了显著关联，相应的受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弱。

第三，采掘业与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在危机时受制造业上市公司影响较大，而危机后其受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恢复到与危机前相近的水平。

（二）采用CoVaR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类似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步骤。结果显示，在危机的四个不同阶段，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能对其产生重大风险的分别是信息技术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

可以看到，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有密切关联的行业在危机前后有显著变化：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社会服务业与信息技术业都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关联，而危机后这些关联逐步减弱。与上一节相互验证的是，我们这里又看到了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危机后期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相互影响显著。

第一，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排名依照阶段变化迅猛下降，这表明其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程度在危机后明显减弱。与这一变化相符的是，危机前，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部分投机性游资投向房地产业。危机后，一方面，政府实施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面临新的投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抑制房地产业的投机投资性需求，使得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大部分游资撤出。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对农林牧渔业影响减弱。

第二，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排名按阶段呈现下降趋势：危机前其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影响相对比较显著，而在危机后，金融保险业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关联明显减弱。结果表明，政府的一系列救市计划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如：增加安排1.18万亿元中央投资，拉动四万亿元投资规模等。

第三，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在危机之前和危机发生时受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影响较大，危机后其受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显著减弱，而近来两个行业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关联程度又逐步加强。根据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与特点，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三）采用CoVaR对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这一部分，展示了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有密切关联的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相互影响情况。结果显示，在危机的四个不同阶段，对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和采掘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而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能对其产生重大风险的分别是房地产业、采掘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上市公司。

我们看到，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有密切关联的行业在不同阶段也有显著变化：在危机前和危机中，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与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及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关联，而危机后采掘业上市公司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关联显著提高。

第一，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影响的排名在最后阶段下降迅速，这进一步表明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积极作用在近期得以显现。2010年，对于房地产业，国务院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如何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增强土地政策参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促进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运行等问题作了详细部署。

第二，交通运输、仓储业上市公司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的影响在依阶段显著下降。这说明随着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交通运输行业受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的影响逐步变小。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底，中央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计划重点投向有7个方面，包括：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这些投资方向，突出了缓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采掘业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各阶段的风险关联度都较大并随阶段变化逐步增强。与这一变化相符的是，采掘业在我国能源战略中占有显著地位，无论在危机前后，其都吸引着金融市场的大量投资。

第四，传播文化业上市公司在危机时期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影响的排名迅速上升。与危机前相比，危机后其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的影响有所增强。

综上所述，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在各个阶段对其他各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对交通运输业等基建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依阶段下降；另一方面，对采掘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危机后有所增强。这说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受政府调控政策影响显著。

六、结论

本文率先采用CoVaR方法考察了次贷危机前后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关联与传导路径。我们的分析揭示了以下两方面结论。

一方面，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已带来一定效果，这主要体现为：（1）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投机投资的抑制以及对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扶持政策，使得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影响减弱；（2）对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及救市计划的实施，使得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行业上市公司受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的影响减小；（3）社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风险关联显著降低。另一方面，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危机后有所提高：（4）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风险关联程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强；（5）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对采掘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比危机前变大；（6）与危机前相比，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受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风险关联程度加强。

参考文献

[1]康宁.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4万亿资金力撬国内需求[EB/OL].，2012-1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933003）“我国金融安全综合管理研究”。

作者简介：

汪欢（1988－），女，湖南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理学硕士研究生。

篇（8）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52-02

一、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的健康保险发展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保险业全面复苏的时点，时至今日，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保障力度在不断加强，总的来说社会保障是“低水平、广覆盖”。另一方面，我国医疗费用的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方面，仍有很大的缺口需要弼补。在人们的多种医疗需求中，一些费用是社会保障所无法给予的，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其的很好补充就是最大的竞争点，同时也是其存在必要性的很好例证。

1.社会健康保险

从资金来源来看，新的社会健康保险强调单位与个人的责任，一改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风格，要求加入社会健康保险体系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一定的费用。从管理机构来看，全国由新组建的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主管健康保险工作，但各地做法尚不统一，如深圳、成都、九江、镇江等地由社保局作为社会健康保险的管理机构；上海则由健康保险局管理社会健康保险。在待遇享受方面，新的社会健康保险将资金划分为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两部分，医疗费用先从个人账户中支付，个人账户用完后。进入社会统筹账户支付，并提高了被保险人的自付比例，体现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社会保障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

2.商业健康保险

根据新的保险法，财产保险公司也允许开展短期健康保险业务。从产品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定额给付型、费用报销型以及住院津贴型三大类，主要的医疗险种有中国人寿的生命绿荫疾病保险、关爱生命女性疾病保险(A、B款)；中国太平洋的长健健康保险(A、B款)、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中国平安的99住院安心保险、99住院费用保险、平安康泰保险等。近年来，各保险公司对于健康保险业务性质和特征的认识逐渐加深，业务发展迅速。保费收入呈高速增长态势，年均增幅高达30％，而同期寿险保费增幅仅为14％；业务结构逐步从以团险业务为主转变为以个人业务为主，到2003年个人业务占比达到62.19％：商业健康保险覆盖人群也逐步扩大。2001年商业健康保险承保人次首次突破1亿人次，2002年达到1.36亿人次，2003年接近1.5亿人次，医疗健康保险产品种类超过300种。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包括能源、烟草、铁路、航空、邮政、通讯等支柱行业，社会影响正逐步扩大。

二、我国健康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我国健康保险市场很不规范，导致现实中存在着两大矛盾，即“供求矛盾”和“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

供求矛盾：

一方面市场空间大得惊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踌躇不前；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市场供给乏力。(1)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的巨大需求。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和我国逐步进人人口老龄化阶段，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需求日益高涨，健康保险前景十分广阔。但从各寿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产品看，其范围和责任雷同，缺乏特色，缺少市场细分，各公司在市场竞争和经营过程中多以“价格战”和“手续费”为主展开竞争。而很少在服务和技术上比拼，尚未形成竞争优势。(2]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业务中的比重较小。健康险在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5年的8.4％，2006年的8.81％；该比例自2003年起相对稳定，无显著增加。国际经验显示：一个成熟的保险市场，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一般要在30％左右。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比重较小，与居民对健康保障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风险控制薄弱制约健康保险的发展规模。健康保险一直面临着市场潜力巨大和风险控制薄弱的矛盾。健康保险发展的风险环境非常复杂，除了国外经营健康保险都会面临的医疗费用上涨风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等风险因素外，我国健康保险发展还面临特有的体制性风险，如卫生体制、医疗体制以及药品流通体制带来的风险等。风险控制成为制约健康保险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瓶颈。所有寿险公司都看到了健康保险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但出于对医疗费用失控风险的忧虑，谁也不敢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市场中盲目冒进，两者遂产生了矛盾。面对如此诱人的市场前景，保险公司却似乎显得无动于衷，尽管市场上时常有新的健康保险险种推出，但销售规模未有质的突破。因此，如何理顺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被保险人的关系有效避免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实现健康保险参与者三方和谐“共赢”，也是健康保险企业经营绕不过去的坎儿。

2.商业健康保险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介入较深，降低了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政府在健康保险体系中的“越位”与“缺位”。

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地区在基本健康保险的层面上又举办形式不同的补充健康保险，这种由社会保障部门通过强制参保、以基本健康保险的方式来经营的补充健康保险，从体制上很难判定其盈利性与否。如果说补充健康保险举办的目的在于盈利，则有悖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如果说补充健康保险举办目的是非盈利性，则无异于基本健康保险在量上的扩张，导致资金管理上的困难和政府部门人力成本的加大。其次是财政负担和企业负担的加大。未来健康保险费用的增长趋势与政府收费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现行收费的比例可能不足以应付未来的支付。一旦出现补充健康保险账户资金不足，难免出现向其他账户透支而导致资金管理混乱、或由财政垫付而增加财政的负担、或给付不及时而影响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的信誉。

三、促进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对策

1.健康保险应专业化经营

健康保险与其他险种相比，其在理赔、核算方面有独特之处，这就需要专业化的经营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迅捷的发展。这样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化的人才：保险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金融产品，其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针对健康保险，这种专业性会体现得更明显，对于医学、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一直是困扰我国健康保险行业发展的阻碍。由于健康保险的特殊性、不确定性会给承保理赔带来很大的风险。由于不确定性对于一个特定的人群来说，某种疾病的发病概率或许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预测；但对于个人来说，是否会发病却很难估计，疾病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决定了医疗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因此，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应是健康保险发展的重要条件。

专业化的管理：根据健康保险的经营特点，专业销售既是市场拓展的重要手段，又是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在专业销售队伍尚未建立以前，健康保险专业销售部门可依托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实行销售风险控制，操作上可借助公司现有的销售渠道。

篇（9）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媒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新闻侵权、经营不善乃至倒闭等。《中华新闻报》停刊，成为第一家中央级报纸倒闭事件，说明媒体只生不死的神话已经打破，近年来美国报业危机不断加剧，所有这些都给传媒业敲响了警钟，即媒体表面光环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在不断发展和风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媒体急需对风险进行全面管理。

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普遍风险管理意识不强，也没有形成较完善的制度。媒体过去长期处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被保护状态，享受着垄断性、区域性带来的优势，自然风险意识薄弱。

随着传媒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媒体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市场风险已经常态化，而且各类风险有加大的趋势。当前媒体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很多，风险管控难度很大，如果忽视风险管理，贪多求快，急功近利，将导致风险失控，给媒体带来巨大损失。

所谓风险管理，就是采取一定的措施对风险进行检测评价，使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并将其控制在某一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风险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化风险于无形，所以风险管理不但不是成本，而且是创造价值、提升媒体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浙报传媒刚上市不久就卷入了一起高管受贿案，还有央视配楼大火事件等，都说明媒体有必要通过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把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媒体急需强化风险意识，引入风险管理，尤其是要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以及应对风险的奖惩机制，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形成较高的风险防范能力，以促进媒体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媒体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媒体风险有其特殊性，相较于其他行业，传媒业受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和监管更多更直接，因为传媒产品不但有经济功能，更有强烈的舆论引导功能，直接影响并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关乎社会发展的和谐、健康与稳定。

媒体风险常常表现为法律风险，其中较常见的是侵权风险。新闻侵权，是指媒体刊登了含有侵害他人权利内容的传播作品，比如新闻报道失实、新闻评论不客观或不公正，从而歪曲了事实，损害了他人人格或蓄意且擅自宣扬他人隐私等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是新闻虚假，比如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纸做的包子》，《中国新闻周刊》微博转发的“金庸去世”等虚假新闻。还有一些“新闻炒作”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引发媒体公信力危机。二是新闻信息是真实的，但获取新闻的手段是不合法的，即媒体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为获取新闻而不择手段，比如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通过窃听、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新闻并广泛传播，给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等，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与公愤；还有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民生类新闻和法制、情感类节目引发的报道侵权诉讼等。三是媒体转载报道或其他作品等引发版权纠纷。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传媒业同样适用，这就要求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与传播、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谨慎从事，防止和规避法律风险。

媒体风险还表现在政策风险方面。传媒业作为特殊的产业，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各国都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进行必要的监管。我国传媒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比如媒体上市的政策限制，即要求将采编与经营业务分开等，业外资本进入媒体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负有舆论引导的责任。对一些重大事件、敏感事件的报道，有些媒体采取“打球”的方法，其中就蕴含着相当的风险。另外，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关于媒体传播证券财经信息的规范措施，广电总局对电视剧广告、娱乐节目的规范措施等，媒体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比如，“限广令”、“限娱令”推出后，各地卫视就应及时调整广告播出计划，甚至取消原有的广告合同。此外，国家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发生变更，也会引起媒体经营业绩的变动。

媒体激烈的竞争带来市场风险。由于新科技的发展等模糊了不同行业之间的边界，媒体不但要面对同行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还要面对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比如三网融合后广电与电信之间的竞争等，甚至包括国外媒体巨头的竞争。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适应者就有被淘汰的风险。

媒体企业的盈利方式主要是“二次售卖”模式，即通过媒体产品吸引受众，然后把受众（注意力）资源转卖给广告商来盈利，所以媒体的市场风险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受众流失的风险和广告经营的风险。以报纸为例，广播电视的竞争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使报纸读者分流的风险不断增大，年轻的读者出现转向网络媒体特别是移动新媒体的趋势，所以报业危机的根本还是读者流失的危机。

“二次售卖”模式决定了广告经营成为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命脉，一方面媒体过于依赖广告经营，但广告受宏观经济环境（如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放缓等）、国家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媒体广告经营的风险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媒体房地产广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对医疗广告的专项整治导致大量的“炒药”广告主转向或停业等。媒体广告收入结构的单一使媒体广告经营过于依赖于某个或者某几个产业和行业，导致媒体的广告经营面临巨大的风险。比如，房地产、医疗保健品广告收入占报纸广告总额的很大比重，一旦这些支柱行业广告投放减少，必然引起经营收入相应下滑。①在广告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随着受众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广告主也加大了对网络等新媒体的投入，减少对传统媒体的广告投入是难以避免的。

媒体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发展引发转型与创新的风险。国外传媒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传媒业要做大做强，通过兼并、收购等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发展，走集团化之路是必然的趋势，媒体“三跨”发展在带来规模效益、降低成本等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型与创新的风险。以多元化发展为例，媒体开拓新的市场，创新盈利模式，就面临着新的风险。比如湖南电广传媒运用资本市场所筹资金，沿着纯粹混合多元化的道路先后投资了世界之窗、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等项目，这种纯粹混合多元化扩张道路使电广传媒投资巨大，但是收益甚小。媒体外向性扩张，跨地区跨行业兼并收购的风险极大，其风险主要是市场化能力弱、缺少市场化的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资本运作能力较差以及企业制度劣势。②

媒体并购最大的风险在于并购后的整合，大多数并购失败的原因往往不在于并购事件本身，而在于忽视了并购以后的合理整合，没有成功的整合就难以实现成功的并购。跨媒体整合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有很高的风险，因为它是立足于未来的投资。传统媒体进军新媒体以寻找新的增长点，但新媒体盈利模式还不稳定，从短期来看新媒体并不意味着盈利或增长，相反，可能是巨额的债务危机，因为媒体的数字化需要巨大的投入，无论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改造，还是新媒体的建设，都对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要素有非常高的要求。跨媒体整合并不都是成功的，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整合就是其中最失败的案例。所以，媒体企业在进行“三跨”扩张时，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量力而行，否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传媒集团不是越大越好。一些传媒“巨无霸”如维旺迪环球公司倒闭的案例说明，传媒集团虽然能够抵御大风大浪，然而一旦倾覆，就是灭顶之灾，造成的不良影响会波及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各个方面。超级传媒集团最大的风险，一个是资金周转可能失常，另一个是庞大机体带来的运转失效。我国传媒集团主要是由行政配置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因而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挥集团优势，在集团的范围内实现优良资产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1＋1＋1”。③

媒体“三跨”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近年来媒体纷纷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加速扩张，成为媒体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但媒体上市融资同样面临着风险。媒体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行为，股票和债券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财务风险、违约风险等。

此外，媒体还面临人才的风险，即缺乏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是制约媒体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媒体风险的成因及规避

引发风险的主要原因，除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这个因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竞争给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媒体产品走向市场，媒体竞争异常激烈，在媒体竞争中，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或提高广播电视的收听率、收视率，是媒体吸引广告商、获得更多盈利的关键所在。媒体把新闻当做商品，发展到极端就是一些媒体不是通过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吸引受众以及广告商，而是抛开新闻伦理、罔顾社会责任，通过“新闻炒作”，甚至捏造“事实”、杜撰情节、煽情鼓吹等非常规的手段走“捷径”。媒体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公众与社会的利益，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媒体自身造成公信力危机。

对于政策及法律方面的风险，媒体需要加强自律，建立清晰的、方便操作的奖励与惩罚机制，比如广州日报社制定明确而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媒体还可以参照一般企业的做法，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媒体经营业务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媒体的市场风险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媒体外部的原因，比如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需求的改变等。传媒体制改革不彻底，不适应市场化运作，比如产权结构未很好解决，导致产权主体虚置，使媒体不能真正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同时政府行政垄断使媒体缺乏应有的市场活力。市场风险约束机制失效，表现在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无明显的风险承担者。④另外一种就是媒体自身的原因，比如媒体自身没有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失误，盲目扩张，资源整合不够，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等。

媒体为规避风险，一是要培养核心竞争力，并围绕核心竞争力开展相关领域的多元化经营，进行适度扩张，以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二要积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细分市场目标群体提供专业化、增值。三要健全媒体内控机制以应对媒体风险。媒体在转企后应建立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内控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南传媒上市后，按照相关规范要求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等五个方面完善内控机制，切实加强经营管理，防范和控制媒体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入选“德勤中国风险智能榜2011年度优秀企业”。四是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这是预防和控制媒体风险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乔焱林：《媒体广告风险管理机制构建》，《新闻前哨》，2009年第1期

②郭全中：《多元化战略是馅饼，也可能是陷阱――传统媒体跨界风险及对策探讨》，《新闻实践》，2011年1月

篇（10）

药品研发项目投资多、周期长、成功率低，因而进行科学的风险管理从而提高药品研发的成功率非常重要。风险识别就是发现潜在风险的过程，是研发项目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

一、研发项目风险的来源

结合药品研发的实际情况，研发项目风险主要有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资金风险、环境风险和其他风险。

技术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研发能力、技术的竞争优势和技术的产业化潜力、技术的生命周期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市场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市场竞争优势、市场增值潜力、市场规模、市场产品周期、产品的商业化运作水平以及竞争对手等方面。资金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融资方案、企业自有资金、资本运营、项目成本、利率汇率税率的变动等。管理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管理者的素质和管理体系的素质。生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能力、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生产人员构成、生产费用的满足程度等。环境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节和金融环境。除了考虑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外，还需考虑医药行业的行业发展趋势和相关法规，包括国家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药政管理机构的调整、药品价格、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信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其相关细则对药品项目的影响等因素。其他因素需要根据具体项目具体分析，如资信体系风险主要考虑研发人员的道德风险等。

除了以上风险以外，新药研发还有一些自身特有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新药研发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四个阶段：

（1）实验室发现阶段的决策风险，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需求等方面。

（2）临床前研究阶段的技术风险和药物固有的风险，技术风险包括技术不成熟、不先进和技术的难度、复杂性等方面；药物固有风险表现在安全性低、活性不高、稳定性不好等方面。

（3）临床研究阶段的质量风险、法律风险和管理风险。

（4）新药申报阶段主要考虑药品注册法规或相关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二、研发风险阶段的划分

研发大致分为决策阶段、技术阶段、生产阶段、市场阶段。决策阶段包括：市场调研与技术预测、技术评价与创意筛选、可行性研究与论证决策、项目立项与计划制订。技术阶段包括：项目启动与技术方案实施、技术难点攻关及相应技术研究、信产品或新工艺的设计、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产品定型。生产阶段包括：试产及小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市场阶段是指新产品的市场营销。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风险。

不同行业之间的研发过程会存在差异，使得研发各阶段的风险在形式上、内容上、特征上不尽相同。在制药行业，一般需经过以下5个阶段（决策阶段除外）：（1）概念开发与前期研究。包括化合物方案筛选，成分提取或合成，药理学及动物学实验。（2）临床前试验。包括进一步筛选方案，毒性、药理性、副作用、耐药性试验，合成路径备选，稳定性分析与试验，临床试验准备。（3）临床试验。包括健康志愿者试验，病人试验，剂量、用法、禁忌、毒性等的规定、生产方法与工艺设计、工厂设计。（4）专家评审、检验、注册与生产。（5）销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该将研发阶段和风险类别相结合，如果单独从阶段特征或风险特征来考察研发风险，则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三、项目风险因素的层次和相互关系

新药研发项目的风险是一动态负责体系，项目风险因素及其要素，需从项目整体上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及其要素在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层次关系，并且这种地位和层次关系随项目的进展而不断变化。通常这些指标的第一个特征是层次性，各类指标被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的指标是上一层次指标的细分。第二个特征是定性指标较多，而定量指标很少，对于风险的综合处理和计算，是一瓶颈。第三个特征是主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主因素和各要素形成一立体交互网络体系。对于具体项目而严，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