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教育学研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学科体系上的延展力

成人教育学的扩容性体现在学科体系上则具极强的延展力。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上的延展力是指成人教育学中的基础学科按照自身的逻辑线索衍生出一系列的新的课程和新的教学形式，满足成人不断学习的需求和热情。成人教育学学科的课程安排与设置上多元扩张，教学形式和手段上与时俱进，知识体系上呈现发散式扩展。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延展力在课程上的体现是其课程突破传统教育模式，丰富多彩，它有三类组成，其一是核心课程类:成人发展、成人学习、教学过程与教学手段、项目开发与管理等;其二是专门课程类:成人教育史、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学法等课程;其三是特殊课程类:成人基础教育、比较成人教育研究、成人教育立法研究等。此外，成人教育研究对象范围极其丰富，群体极其广泛，成人教育开设了关于工人、退役军人、妇女、老人等的课程。从而为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得到正规教育的青年、退休或者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为家庭献出自己青春的妇女、社会上无法得到正规学习的残疾人，离开部队急需学习一技之长的退役军人，为了家庭和生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等人群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的大门，让他们有所学也有所为。成人教育学这种惠及大众的、多姿多彩的、师生互动的、注重生产的、普惠公平的学科体系，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周期短、次数频、规格多、成效快，成人在学习中能直接有效地把科学技术、知识技能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可以把潜在的尚未成熟的劳动力培养为现实的成熟的劳动。在课程的实施上也就是教学方式上，成人教育走在时代的前沿，以其强有力地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在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上走在各类教育的前面，从而使得成人教育包容度更全面，延展度更深入，成人的学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学习水平掌控具体的学习强度，从而使学习更加便捷，知识掌握更加灵活。此外，成人教育学根据成人的学习特点，教学形式上采取情境教学、对话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模式，充分体现服务成人学生的宗旨。这种结合成人学习特点的延展性的教学方式让成人教育的效率大大提升，成人的学习热情也特别的高涨。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视域既具个人性又具社会性，故而在教育知识体系上成人教育的延展力更为明显。关于教育知识的划分，刘庆昌教授在《教育知识论》中将其分为四个层面，分别为个人教育知识和公共教育知识;社会的教育知识和理想的教育知识;事实性的教育知识、观念性的教育知识和方法性的教育知识;教育活动的知识、教育事业的知识和教育思想的知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延展性特质有效地将教育知识的这四个层面都涵盖其中。从而，成人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包含的不仅是个人教育知识还有公共教育知识，不仅是现实存在的教育也是终身教育理念下未来所理想的教育，不仅涉及事实、观念还涉及方法与应用。成人教育学延展的知识体系使得其教育结果不仅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成人教育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也是极具延展力。在教育实践方面，成人教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空间和时间界限，教学过程更加灵活，教学形式丰富多样，采用微课、反转课堂、移动学习等方式，充分利用了成人原有的经验，增强了成人学习的效性和质性。例如中国远程教育网、中国现代远程与继续教育网等互联网媒体在成人学生与教师之间架起了沟通与学习的桥梁。在政教联合方面，成人教育充分联合各种社会资源，组织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力量，为自身发展开道护航，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充分保证了成人学习的无障碍和稳定性。

三、学科建构上的创生力

创生力是成人教育学扩容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它给予成人教育学丰富的存在形式和生命力。成人教育源于“教育”，是从“教育”的母体中孕育而来的，符合进化论的逻辑，“在原有存在形态的基础上裂变新的具有更大功能，具有更大生存力量的存在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以其自我不断的更新能力、自我分化能力和自我重构能力在教育进化中不断壮大。早期的成人教育学是单数形式存在的，其蕴涵着关于成人教育的几乎所有理论表述及认识成果，如近代以前的哲学在问世之初是以综合形态存在的一样，成人教育学最初也是综合形态的。之后，伴随成人教育实践以及成人教育学自身的成熟与开放，单数形式的成人教育学逐渐走向分化，孕育出许多成人教育的分支学科，从而形成现有的成人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成人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以及课程体系构成了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其基本框架的形成、构建和完善是成人教育学不断创生的过程，形成的多层次、多序列、多角度的成人教育学正是其创生力的体现。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基础学科成人教育学分化出的分支学科，如成人学习、成人教学论、成人课程论、成人史学、成人管理论、比较成人教育等。从综合形态到分支形态的演变使得成人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日渐丰富，从原本的一个问题点逐渐演变成知识的线与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面在横向与纵向间延伸，最终形成了较为清淅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故而第二类是由成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如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伦理学、成人教育统计学、成人教育哲学等，这类学科主要是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对这些学科视阈内的那部分成人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观察，视角深入且透彻，未来的扩展度相当可观。第三类是由不同教育对象所构成的特殊领域，如工人成人教育、军队成人教育、家庭成人教育、犯罪成人教育、妇女成人教育、老年成人教育等。成人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的分类体现了目前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由理论学科向应用学科、由最初的单数形式演化而成了复数形式的扩展。现行的教育学正在日益走向学校教育的死胡同，教育愈发模式化和僵化。这种背景下，成人教育学突破了其“母体”教育学，从传统的学校教育是唯一教育途径的怪圈中脱离出来，超越了教育学的传统视阈，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出发，以其强有力的扩容性将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教育实践纳入其中，建立一种民主的、灵活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模式。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保罗•郎格朗说过“在为保证终身教育实现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具体事务’中，成人教育的发展史首要的，因为成人教育看上去是整个终身教育的‘火车头’。”成人教育学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心与主体，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蓬勃的关键。成人教育学可以满足个体对知识无限渴望的需求，对于扁平化社会的治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的建立起着支柱的作用，对于改善社会分层与调和社会流动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篇（2）

关键词：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课程设计；课程编制

2011年10月8日，在《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2011］6号）中制定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该新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对教师教育机构设置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开发教材与课程资源、开展教学与评价，以及认定教师资格的重要依据。2014年8月18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教师［2014］5号）中指出，要打破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老三门”的课程结构体系，开设模块化、选择性和实践性的教师教育课程。重庆将于2016年上半年被纳入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省市之一。其中，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的试点省市，将逐步形成和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打破教师终身制的管理制度。相关政策举措的颁布实施，一方面反映出现实教育实践中对未来教师的要求在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实的状况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为此，有必要对新课程标准下的教育学课程设计的内涵、内容和其设计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教育学课程设计的内涵剖析

（一）课程设计的概念

季诚均认为大学课程设计包括大学课程设计的含义与过程、理论取向、设计模式、大学教学计划编制、大学教材编写。［1］汪霞认为，课程设计指课程的实质性结构、课程基本要素的性质，以及这些要素的组织形式或安排。当人们的意图是要识别一种存在实体的各种成分时，便是课程设计。课程设计重视微观层次上课程诸因素的安排，如学校各具体专业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的确定、各门课程的教学标准与教学要求、教师对所教学科的目标确定、教学内容与活动的选择、课程结构与类型的安排、实验设备与教具的使用等。对于课程设计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课程设计是在怎样的背景、理念或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即为什么要设计课程？二是课程设计究竟要设计什么？即课程设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课程设计”做如下定义：课程设计是指在某个时期或阶段，根据国家的教育政策、路线和方针的规定，结合学校的实际，依据教育理论和规律的要求，对课程标准、课程计划、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进行组织、编制和修订的过程。

（二）教育学课程设计的内涵

关于大学单门课程的设计，从理论角度，我们做了尝试性的思考，而对于高等学校（大学）的课程如何设计呢？不仅仅是因为在“教育”两字的前面加了“高等”二字或者在把“中等教育”的“中等”改成了“高等”而已，因为这样的研究范式仍停留在课程设计的普适性规律认识上。基于上述对课程设计含义和教育学课程的学科性质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推论出教育学课程设计的含义。它是指在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对该门课程标准、课程目标、课程计划、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所进行的组织、整合、调整与编制的过程。

二、教育学课程设计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学课程标准的设计问题

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课程标准中应更多地体现教师的规定。如体现教师如何成为课程的使用者与开发者，在促进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教师的责任与担当。高等教育的职能之一就是培养人才，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教育学属于公共课程，内容涉及教育、教育学、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目的、教育制度、课程、教学、德育、教育管理、教育评价等基本内容，内容没有太多理解性的障碍。对于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在无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去学习也同样可以收获教育学类知识。那么，教育学课程设计的时候，需要一方面利用好学生已有的学习知识基础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课程目标的设计，以期达到“跳起来摘桃子”的期望，促进本科生在最近发展区进行生长。如果这个课程目标没有设置好，教学目标就会失去教学中心和重心，教师在课程把握与教学中容易坠入“照本宣科”的传统性的教学模式之中，学生感受不到教师的课堂教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扮演好“导师”的作用，教师应该充分发挥指导、引导和教导的作用。按照大课程小教学的观点分析，课程设计包含于教学设计。教学成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教育学课程对于不同本科生而言，其地位和价值不一样，对于师范生而言，它是专业基础课程；对于非师范生而言，它又属于公共课、基础课或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中，应讲解知识本身存在的逻辑结构、知识的逻辑关系是如何推导的，知识与现实问题是怎样的关系等等。即使这样，也仍然不能忽视学生对教育学知识的记忆，因为学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考试，进行考试的技能训练也是课堂教学的内容。

（二）教育学课程目标的设计问题

课程目标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具有整体性、阶段性、持续性、层次性和递进性。广义的课程目标是指教育意图，包含了“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而教学目标又包含年级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狭义的课程目标主要指“教育目标”或“教学目标”，在笔者担任教育学课程的任课教师时，我们更多的是把课程目标等同于教学目标，该教学目标不仅仅是某堂课的单一的教学目标，而是对某门课程的若干堂教学目标的集合。以教育学课程为例，学校对课程目标做了如下的规定与文字描述：教育学课程目标：本课程总的教学目的是使师范类专业的学生理解和掌握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教学观、教育评价观和教育改革发展观念，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增强他们热爱教育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他们加强教师师德和业务修养的自觉性；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师范类专业课程理论及未来从事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规范指导。

（三）教育学课程计划的设计问题

课程计划就是某一门课程实际操作的计划安排。如课程内容讲解的进度安排、课时数的分布等等。就笔者任教的教育学课程的学分与学时分配来看，实验实践学时才2分。这样的设计时间过少。对于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大学本科生来说，可以为其增加实践性教学的学时。这里谈及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从课程教学和课程设计的角度来分析的，自然就排除学校对本科生专门安排的实习学期。在该门课程设计时，如何兼顾学科专业知识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知识的比例协调问题，成为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规划、课程计划以及教案等环节中需要不断深思与探索的命题。

（四）教育学课程内容的设计问题

课程内容的设计主要体现在章目节的呈现方式和教材的框架及文字表述等方面。在进行教育学课程内容设计时应避免千树一面的效果。在教育学课程教学中，笔者从2012年春季到2015年春季，讲授过体育专业专科生和生物专业、地理专业、计算机专业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课程。在三年的教学实践中，学校使用过两套教材。2012年春季使用的是杨小薇教授主编的《教育学基础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这套教材学理性较强，对于研究生的学习作用更大。从教学的感受和专科生的学习状态分析，该套教材对于体育学专业的专科生来说有些偏难。从2014年春季开始，在对地理专业和艺术设计专业开设教育学课程时，就改用了王彦才主编的《教育学》一书。从教学的角度分析，该门课程的内容设计应凸显基础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而减少对学理性的偏重，在本科生走向未来教师岗位中会有一些实际帮助。实践证明任何教材都具有相对滞后性。第一，从编著教材的想法到编委组的成立，到编写，再到出版发行，这个过程有一个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大致有1年左右，这客观上造成教材内容的相对滞后，不过，这样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第二，真正编写人员的素质和态度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水准。教育学课程设计在内容安排上应适度超前，因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只有适度超前才有可能弥补“时间滞后”造成的毕业生知识与技术的老化，才能将所学与实践应用结合起来。［2］

（五）教育学课程评价的设计问题

在高校里，大学教师是课程评价和课程设计的主体，大学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影响着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在高校里，学术领域一般是指学科领域、专业领域和职业领域，它们对高校课程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约翰•斯塔克的研究表明，对大多数大学教师来说，学术训练（即教师所接受的某一学科领域的训练）是对课程编制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其次依次是教学经验和教育信念。［3］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大学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对于促进本科生的学习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意义十分重要。如教育学课程的学科属性，它属于怎样性质的一门学科，该学科的特点如何影响着该门课程的内容选择和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等。教育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基础性学科，课程设计的时候既要求理论知识的呈现，也要求实践环节的体现。教师的课程评价既要有对课程本身设计的评价，也要有对其自己设计课程能力的评价。

三、教育学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由于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对教师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公共课教育学课程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这对大学教师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L．DeeFink在他的《创建深刻的学习经验：一种大学课程设计的整合方法》一书中写道：“只有当我们的大学教师都成为学习经验的设计者，而不是继续做原来意义上的教书先生的时候，我们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4］

（一）教育学课程标准的设计

课程标准规定了一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在课程教学中发挥着统领性的作用。教育学课程标准应结合《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新理念、新要求和每个学校的教学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课程标准要符合国家相关教育制度、政策和文件精神的规定，在此前提下，对每一门课程进行具体化的设计。课程标准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融入课程标准的内容中去，以此把它作为课程建设、课程改革与课程开发的纲领性的文件。

（二）教育学课程目标的设计

课程目标是指在课程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根据既定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目的而赋予课程的具体价值和任务指标。课程目标是对教育宗旨和教育目的的反映，是对课程固有价值的某种程度的体现，是课程任务指标的表述形式，是指导课程设计的准则。从教育活动的规律和教育学学科的发展特点分析，课程目标的设计依据一般源于两个标准：一是关乎于人的标准；二是关乎于国家的标准。由此推之，教育学课程目标的设计自然也应遵循这样具有普适性的标准。除此之外，该门课程目标的设计，还应遵循其他标准。如教育学课程的学科属性要求在课程目标设计时，应考虑课程的实践环节。因为教育学课程的知识本身就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三）教育学课程计划的设计

在教育学教材内容的设计时，可以安排适度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习）。如教育学教材中设计了教案的相关理论知识，但是教育学教师可以把写好一份教案作为作业来检测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和弄懂了教案的写法。写教案是备课的基本环节，是未来教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技能。所以课程设计时，需要教师在运用教材的时候对课程内容做适度的调整，这样对于培养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有帮助。同理，如学生教学技能培养等部分的教学，也可以安排几节课让本科生来讲课，通过教师评课、学生讲课、学生评课来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这可以在教育学课程内容设计时进行增加。这一环节不仅可以安排在学校安排的实践周或实习学期，平时都可以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逐渐渗透。

（四）教育学课程内容的设计

课程内容是根据课程目标从人类的经验体系中选择出来，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序列组织编排而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施良方指出，“课程内容的选择问题，是课程设计过程中的一项基本的工作，它涉及课程问题的方方面面，也是许多课程问题的集结点”。教育学课程内容的设计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材的编写、使用和修订问题。丁念金指出，各种教科书都应该注意的共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作为课程设计的具体化产品，教科书在结构上应该体现课程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评价。第二，教科书的纵向的形式结构采用单元的形式比较理想。第三，教科书除包括主体性的内容外，还应有大量的附带性的内容。第四，教科书一般应该比较厚。［5］

（五）教育学课程评价的设计

课程评价是对课程效果的检验，学校对课程评价的标准更科学才能有效检验课程的实验效果。在课程评价的环节，笔者任职的学校增加课程实习成绩或实践教学的权重，在保持理论教学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略向本科生实践课或实习课成绩倾斜。笔者从2012年春季到2015年春季，一直上公共课教育学课程。教过体育专业、地理专业、生物专业、计算机专业和艺术专业本科生的课程，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2014年秋季后，学校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改变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均占5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没有考到50分以上者，均为不及格。这样的考评方式加重了对学生平时成绩的权重，更合理地考察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为课程评价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共同发展。

作者：王琳博 艾小平 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季诚均．大学课程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5－48．

［2］吴晓义．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设计探讨［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8，8（6）：105．

篇（3）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篇（4）

二、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生的必要性

1.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我国强调一级学科发展的思路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竞争。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发展思路正是提高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探索，是与国际主流思潮接轨的需要。相较于我国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状况，其他发达国家要领先得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有了按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先例。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学科发展来看，其学科整合的内涵更丰富，归属性更加清晰，学科覆盖更加宽泛，能很好地体现当代科学技术交叉融合的大趋势，这与我国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发展思路是殊途同归的。然而，在当前我国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亟待需要改革。针对我国教育学在按二级学科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提出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其培养路径一改以往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强调拓宽了培养口径，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国际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而且，按一级学科授权的各学校可以灵活而迅速地调整学科方向，为调整和扩展研究领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有利于学科划分上改变原来学科面偏窄的问题，在学科内容上与国际接轨。

2.社会发展的需要

科技的日新月异加速了社会对各领域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该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正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来看，我国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社会建设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对于作为人才培养主基地的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目前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来看，其培养模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到硕士生将来的就业问题和发展方向，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生的发展思路就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迎合了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多元化趋势，遵循了研究生教育规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能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

3.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要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都是要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国家的需求，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竞争的创新型人才。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问题已成为高校及社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4]相较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目前我国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按照学位条例的要求，硕士要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但由于二级学科专业的限制以及封闭式的培养过程，难以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和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难以达到学位条例的要求。[5]为提高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成了当前一种必然的选择。一级学科授权后，学校可以充分利用一级学科的资源优势，以一级学科为平台，给研究生提供更多参与科研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提高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高水平研究生。[6]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对教育学科的整体水平、学科的内涵建设以及研究生培养质量都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封闭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不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人才的。

三、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生的可行性

1.按一级学科培养的观念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并不是一时的改革创举，而是经过长期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与根据教育学科发展规律探寻到的一条较为合理的硕士生培养路径，按一级学科培养的观念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寻求改革发展之路，尽管改革路径不一，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按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国内，1983年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观念首次被提出时并没有完全得到大家的认可。随着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需要，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但并未真正落实到实际培养层面。近年来，为了更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突破培养人才知识面偏窄的问题，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观念开始落实到实际培养上。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结构，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下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学位[2011]11号），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增加了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校单位授权点，加快了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进程。到目前为止，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提出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但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而且其他学科已有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生的成功经验，可以说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2.教育学学科发展时机已成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文件中有关一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的基本条件要求：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一一对照上述所提要求，笔者认为教育学已具备以上条件。一般来说，一门学科专业的独立成熟是有一些基本标志的。就教育学而言，今日的教育学已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制，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了11个二级学科，在多次的学科目录调整过程中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下设的各个二级学科根据社会要求和学科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始终都是以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学科发展基础的。并且在长期的学科建设中，教育学科的发展已逐渐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在长足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不菲的学术成果。教育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而且，在我国，其他学科已开创了按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先河，为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提供了成功的探索经验和改革氛围。整体来说，教育学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生的时机已成熟。

篇（5）

最早的“循证教育学”概念在1996年被提出，在当时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是：教师基于经验进行教育教学而缺乏必要的教学理论知识，教育研究者则注重对教育知识的研究而缺乏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提供了可能。针对循证教育学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释，但学者们都一致认同循证教育学是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沟通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论证的角度不同，但无疑循证教育学立足于科学的论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能够很好地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相结合，将受教育者、教育评价者乃至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相结合。

（一）循证教育学数据分析构成要素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具体的要素构成上，需要采取定性分析，形成基本的数据模型，并以此为证据开展深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是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教育研究是在教育工作中发现教育的规律，通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得出的系统化教育理论。教育理论是在教育对象的作用下产生的，具有不同阶段、层次的特征，因此教育理论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也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脱节埋下伏笔。教育实践是在教育活动的内在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是理论指导下的以人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形式，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搭建一个可以沟通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阐释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如果以循证教育学视角进行分析，则主要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证据来源和证据分析。教育理论相对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教育理论反映着教育的规律性，是既定的已经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实践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证据来源变性更大。我们不妨以文献检索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等数量情况来探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线性数据表象，统计情况见表1。分析2015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文献检索数量及应用数量，可以发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证据来源的差异性———教育理论关键词检索次数和教育实践的检索次数差距最为明显，可见教育实践的证据来源较为丰富，而相对于研究文献的数量形成来说，教育理论内容的文献具有相对多的数量。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在2015年有136篇，涉及的学科领域有18个，说明文献检索方面的证据来源还是较为丰富的。按照表1推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学科内容和研究方向上具备学科交叉性和互惠性。对于循证教育学的研究情况，我们按照文献检索及关键词检索统计了2002年至今近13年的论文篇数，并绘制了图1。由图1可知，2002—2015年，循证教育学相关的文献检索数量共有45篇，而2010—2015年以其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数量仅有7篇，可以看到循证教育学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的。单从文献的检索状况来看，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据来源是不足的，亟待丰富。从目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来看，从脱离走向融合需要一定的现实依据。研究者应该通过教育经验和价值理念等多方面，提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相关度。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

教育理论是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会因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影响而存在局限性，理论的研究可以超前或者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脱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二是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理论存在着排斥的现象。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表现

教育理论分为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只有在教育实践检验中才能够确定教育理论对教育活动发展的作用。理论与实践是一对矛盾，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发展轨迹，按照各自的逻辑起点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离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教育理论不能满足发展中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落后于实践。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1］。教育理论本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提升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但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理论知识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基础教育理论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框架，成为教育学发展的基石，而教育应用理论是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理论知识，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学术界一般偏重于对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对教育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应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研究者将教育理论神秘化、高深化的现象，使教育理论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艰涩难懂的理论讲解使教育应用者很难读懂，更难运用这些教育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了［2］。教育理论不能满足教育实践还表现在普适性的教育理论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多彩的实践。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单单依靠普适的教育理论将很难适应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发展与循证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达成融合的关键。2．教育实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排斥教育理论的现象。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离的现象不仅仅由于教育理论不能很好地满足教育实践的迫切需求，还在于教育实践固有的惯性及利益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也排斥教育理论。例如：很多老教师在教学中将会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授课，对变化的教育环境视而不见。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中经验主义是割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研究者与实践者分离成两个阵营的现象，也是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相排斥的表现。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教育活动，而人是一种可能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复杂性存在［3］。教育实践者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探索教育理论，却将理论研究的任务转交给专门的“闭门造车”的研究者，从而导致不能在现实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分离现象在教学中就使得教育实践往往忽视甚至排斥教育理论的应用。但多层次、多序列的教育理论必定具有多样的功能、内容和形式，既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观念的指导，又可为他们提供可操作的程序规则［4］。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

笔者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脱离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1．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缺少必要的沟通平台。专业化的教育理论研究使教育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绝不完美。那些后时代的高深教育理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而束之高阁，其结果只能使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推动着经济技术的革新，人们膜拜于理论巨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固定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盲动抑或盲从于理论的教条应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均衡也是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缺少相互统一的关键原因所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相机抉择，因此教育理论的研究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兼顾应用的同时还要考虑教育理论的后续延伸，要系统化、科学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2．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的重视不够。教育活动有其特殊性，是针对人的活动，因此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十分重要，但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也时常在教育实践者身上出现，对经验的过分依赖就会导致一些教育实践者不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单凭教育的经验进行实践，割裂了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教育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5］。另外，由于教育实践者自身素质、能力的不同，导致其不理解教育理论的实际内涵，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片面地运用教育理论，甚至错误地运用教育理论，导致教育理论达成的效果欠佳。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来源的基础，不论是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实践者，他们所有关注、研究和探索的领域都是教育的过程，然而脱离实践过程的教育研究都是“缘木求鱼”、不切合实际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实践过程的观察、对教育现象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仅仅在图书馆中进行以往学者著作的拜读或者纯文本的探索而罔顾现实，往往会偏离理论研究的方向，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6］。而循证教育学就是利用客观证据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搭建桥梁，倾向于实证分析的循证教育学把理论研究者从书本中拉到教育第一线来，进行教育实践领域的探究。“循证教育”旨在使教育者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谋求专业智慧与实践证据之间的融合，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跨学科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上［7］。

（一）以教育理论为基础提炼出实践应用理论

循征教育学研究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践活动探索科学的证据，通过证据为理论提供支撑，并以构建的理论来指引实践，真正达到教育理论从实践中来，进而指导实践的效果［8］。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一般被看作是教育理论的两个分支，而通过提炼与总结将基础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将教育现象纳入教育研究之中发展出实践应用理论，这就成为循证教育学搭建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第一步。在循证教育学的视域下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运用循证教育学方法使研究者深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实践，分析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任务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化规律，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认真把握，教育研究者才能真正从实践中提炼出有益于应用的教育理论。二是使教育实践者回归到教育过程的研究中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两层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和教育教学的实践者不完全是同一批人，这就导致了教育理论很难真实把握教育实践的变化，教育理论超前或滞后于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理念就是将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理论研究者进行融合，教育理论应用者通过现实教育活动提炼适合现代教育的应用理论。循证教育学就是需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实现教育的评价与反馈，这关系到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融合和促进的程度。因此，按照循证教育学理念，一种教育理论是否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该理论在教育实践中所达成效果的好坏。

（二）以价值认知整合的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升华

循证教育学主要致力于改变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层皮”现象，真正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促进现代化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在真实、可靠的多元证据基础上，依照实际教育情境开展教育实践的循证教育思维，较之以往教育学中的应用理论真正缩短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9］。基于循证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统一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研究者实事求是地按照循证教育学的研究程序进行教育理论的证据分析。根据循征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教育理论中的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并要求分类中的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者进行充分沟通，就教育理论的应用以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证据进行合理的判断，达成共识，然后教师再依据证据进行教学调整。在循证教育学中教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而是对受教育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外在环境以及心理、生理变化等进行分析取证，通过全面的证据调研进行总结提炼。其次，要有全局观。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配合，不仅包括教务部门，学校学术发展的科研部门，甚至学校的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都需要参与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循证当中［10］。最后，在循证教育学的应用中更要平衡好研究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及实践者之间的关系［11］。通过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案例和实证分析，让受教育者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探索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融合点；同时也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协调方法，达成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态势，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指引方向，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好的支持，引导教育理论关注教育实践。实践者作为教育理论的直接应用者，只有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自己的职业潜能，才能更好地依据证据来改良并发展出更加适合教育教学实践的新的教育理论［12］。

篇（6）

关于科研能力的内涵及其结构要素目前说法不一，尚未达成共识。关于科研能力的定义，有人指出“1.单个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2.整个科研队伍的数量、素质和集体的研究能力，以及科研信息的系统性、效率、实验技术装备的拥有量和优势等”。有关研究人员从科研活动的角度出发，把科研能力分为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应用外语能力、掌握现代计算手段的能力、科学实验的能力、科技写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讲解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九种，对不同专业、不同人才各有侧重。

（二）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

透过科研能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因素影响着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首先，学生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科研能力培养的内在因素。学生要具有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这是进行科研创新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学科知识形成学术预判，在学习过程中不断钻研，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导师、学术会议、科研课题、学术氛围等是推动科研能力发展的外在因素。教育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然而现在大部分学校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创新意识淡薄，科研能力较弱。他们很少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展科研活动或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和实践研究，而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又限制了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二、影响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发展的因素

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和研究，我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在近几年获得了迅猛发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速度较快，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如学生学科理论知识缺乏、学生创新意识单薄、高校科研环境制约、学术氛围不浓等问题。

（一）学科理论知识缺乏

关于学科基本结构理论，布鲁纳主张无论教什么学科，一定要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掌握知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十分重视学科的基本结构，并以学科知识结构为课程的中心。学科理论知识是学生进行科研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许多教育学的研究生并没有深入了解和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跨专业的学生，他们对教育学科缺乏理解、很难找到学科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大多数学生除了上课期间学习理论知识之外，缺乏其他获得学科知识的途径，例如：学术会议、实地考察和调研等，所有的这些都限制了学生科研创新的开展。

（二）创新意识淡薄

创新是一门学科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研究人员进行科研创新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在教育学学科中，创新主要表现为：善于运用不同的观点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采用不同的方法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善于发现教育中的新课题；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等等。然而，我国一些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主动思考，由于缺乏创新的意识，很难提出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一些研究内容也只是对前人的重复研究；缺乏创新的研究方法，不能很好的理顺事物间的内部联系、探索教育发展的内部规律。

（三）高校科研环境制约

科研环境是影响教育学研究生进行科研创新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科研环境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水平。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包括：学校缺乏较好的引导机制，学生能够参与的科研课题不多，学术交流不够，高校举办学术会议、学术报告的次数有限，学生很难接触到学科领域的前言知识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四）学术氛围不浓

通过相关的资料查阅和笔者的亲身经历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教育学学科的学术氛围不浓，高校对于教育学科的学术氛围建设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不够，导师对学生引导和影响不足，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机会有限等等。这些问题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其中，学生的个人因素影响很大：一些教育学的研究生对于科研创新的态度并不端正，他们只是为了混个文凭，单纯地学习考试时的知识，缺乏教育科研的热情和动力。在这种“气候”的传染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只是满足于现状，并不会积极的思考和学科钻研，在这样的氛围下又何谈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呢？

三、提高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若干途径

针对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若干建议如下：

（一）优化课程设置

目前，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按照“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的模式，有的大学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任选课和补修课。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理论课、教育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外语课。总体来说，我国教育学的课程设置基础理论课较多，实践课较少，因此需要优化课程设置。

1.增加方法论课程及研究方法课程的设置。

通过这类课程教会学生如何获取知识信息、从事实验操作和实际调查，使学生掌握开展科研创新的方法和途径，如教育科学研究的选题、教育科学研究方案的设计、教育科学的质的研究与定性研究、教育科学的行动研究、教育科学的比较研究、教育科学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以及教育科学的定量研究与数据处理等，并聘请经验丰富的图书资料中心人员进行信息检索、数据查询、文献下载等技能知识讲座。掌握这些科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开展科研创新活动。

2.构建“研究与学习型”课程。

关于课程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最新的教育动态给学生布置任务，学生根据自身兴趣提出研究课题和解决方案，老师最后给予补充和点评。关于授课形式，采用团队学习方式的教学组织设计，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小组成员通过查找材料、讨论和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实现教师“研究性”教学，学生“研究性”学习目标。

（二）加强导师的指导作用

导师在学生科研能力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导师高尚的人格和严谨治学的态度都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学生的科研的态度和思维。导师具有丰富的课题资源，引导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可以使学生将知识学习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在不断参与研究的过程中将学术知识深化、内化的同时，科研能力不断提高。除此之外，当前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普遍存在着惰性心里，投身科研活动的自觉性并不高，导师的监督和指导可以帮助和督促学生积极地开展科研活动。导师还可以定期给学生布置任务，集中学生，让他们互相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成果等，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三）改善高校科研环境

高校的科研环境是影响学生开展科研的重要因素。为提高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为一些教育学专业学科购买图书、数据库、信息软件、文献搜索平台等，为研究生提供更加自由便利的信息平台，并指派专门人员进行系统维护及更新，以便研究生能够及时地获得最新的科研信息、数据资料等。另外，可以邀请知名专家讲学，突破自我封闭，吸纳新鲜信息，使学生更好地接触和了解学科前沿。除此之外，学校可以设立一些小型报告厅、学术研究交流室，为教育学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学术交流提供更加便利的场所。

篇（7）

关键词：

课间休息时间；课间活动管理；教育学

如何才能让孩子们在这短短的课间十分钟，既获得身心的真正放松，又能安全和健康兼得，这应该是很多班主任甚至是学校头疼的问题。

一、现状：严格“管控”的课间能否得到真正的休息

很多学校一到课间休息时间，走廊里就会出现挂着胸牌的值日老师或值日学生，他们来回监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雷厉风行地奔赴现场，维持秩序。可是，这样的“和平”与“安宁”只是表象，爱玩是儿童的天性，经过了一节课（40分钟），他们要跑出教室去奔跑、去嬉闹，这是无法压制的内心需求。就像阿莫纳什维利所说：“儿童纪律的主要之点在于不是去压制顽皮，而是去改造它。”阿莫纳什维利曾在《孩子们，你们好！》中有过这样一段诘问：“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该让这些顽皮的儿童，积极的幻想家，在教室里和走廊里做些什么呢？读已经出了一个月（也许更多些时间）的墙报吗？为什么他们要读这种枯燥乏味的墙报？让他们没完没了地看著名的作家和科学家的相片，向往着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吗？”显然，我们都深知这是不可取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儿童内在的力量已不可控制地积聚起来，所以必须给他们一个释放的地方。在《山海经》中曾经记载过鲧、禹父子受命治水的故事，鲧用“堵”治水，洪水肆意泛滥；禹用“疏导”之法，天下得以安定。儿童教育其实也跟“治水”有相通之理———堵不如疏。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做才能使儿童的顽皮得到改造和疏导，而不是被压制下去呢？

二、探索：课间休息时间里我们该干什么

阿莫纳什维利在《孩子们，你们好！》一书中，记载着小学零年级学生的课间休息情况。第一次孩子们课间休息10分钟，其后还有两次休息，一次30分钟，一次10分钟，三次课间共休息50分钟。我们来看这些孩子，在这些时间中做了些什么？孩子们发现了挂在一个钩子上的可以用来跳绳的绳子，教师听到了从走廊里传来的跳绳的有节奏的击拍声和响亮的笑声；走廊的墙上挂着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在图画前聚集着一群孩子；在走廊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很大的、长达两米的厚实的白纸，在它的上方写着：“请画下你想画的一切”；在走廊里挂着一块长黑板，旁边放着彩色的粉笔和黑板擦；在挂着的横幅上有大写字母写着各种单词、成语绕口令、谜语和数字，部分孩子在试读着呢；在走廊的一角放有4张小桌子，小桌子四周放着小椅子，在桌上放着彩色的图书、杂志、成套的玩具、跳棋等；在教室的窗台上放着一套做滚球游戏的瓶状柱，听到了孩子们惊叹的叽叽喳喳声；在走廊的另一边墙上，安上了运动梯墙，在地上已经铺上了运动垫子，孩子们将在这儿其乐无穷……当然，学校环境、教育制度、学生年龄段不同，这些方法我们是无法照搬的，但不妨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比如说，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图书角，我们可以定期地举办“共读一本书”、“好书大家推”等活动，以此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让班级形成浓浓的读书氛围。这样，一到课间，图书角就吸引了大多数同学的注意力，孩子们有序借阅、自由阅读、畅谈交流，这样既能让班级的图书角不成为摆设，又丰富了学生的课间生活，岂不是一举两得？还有我们每个班里都有不少植物，这些植物大多是学生从家中精挑细选之后带来美化教室的，然而不少学生带来后就把它们抛诸脑后，常常导致很多植物因疏于照料枯萎而死。我们可以鼓励学生爱绿护绿，引导他们在课间照顾这些植物，这不也是一种既能培养责任心，又安全环保的休息方式吗？另外，漫长的大课间活动自然不能忽视，学校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丰富多彩的大课间活动计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证孩子大课间活动的正常进行，并充分激发每个孩子参与课间活动的热情，甚至我们也可以积极参与，主动地到孩子中去，这不正是一个融洽师生关系、拉近心灵距离的好时机吗？当然，根据每个班的地理位置、班级特色，我们还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猜谜语、成语接龙等小游戏）来丰富我们的课间，让这些“顽皮的儿童”不知不觉地“遵守纪律”起来。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确实也是事故频发的时段，在这短短的课间、在这小小的教室里，有可能会发生很多突发事件。学生之间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争吵起来，发生矛盾，或有其他的紧急情况发生。但我们也不能一味从安全和安定方面考虑，就剥夺了孩子们释放快乐的权利，况且有时候危机也即是教育的契机，如果能合理、有效地处理这些情况，更有助于班级凝聚力的产生以及教师威信的树立。阿莫纳什维利在《孩子们，你们好！》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当两个女孩因为苹果和胸针发生争吵时，当两个孩子碰翻了走廊上的花盆而互相推诿时，他是如何做的。他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决问题之法———真正解决矛盾的办法。阿莫纳什维利认为通常成人们面对这种情况时总是声色俱厉地责问儿童，非要找出肇事者，然而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做法貌似维护了公平、解决了问题，然而却加深了学生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做法怎会是正确的呢？其实作为班主任，像阿莫纳什维利碰到的这些小麻烦我们也会经常碰到，当我们说出一句责备，露出一丝嘲讽时，在学生心中埋下的是“粗暴残忍”的种子，他们也会互相怨怪、互相指责，而在这样的小矛盾中，孩子们互相残酷无情地对立起来，一个集体分崩离析。这难道是我们想看到的吗？正如书中故事的结尾，在老师默然的宽恕、关怀态度中学生得到了经验教训：她们互相握手言和；他们扫去了花盆碎片，齐心协力地救治仙人掌，共同商议后续事情。瞧，课间又恢复了和谐与安宁！到底怎样才是课间休息的真正“教育学”，我们都走在探索的路上，唯有一点是我能明确的，教学有课堂内外，但教育是不分课内课外的，做好我们能做好的每一个细节，这才是属于我的“教育学”。

篇（8）

1.2研究工具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量表由Derogatis编制，包含9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将SCL—90归纳为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以及因子分，作为本研究的心理健康水平指标。SCL—90量表包含9个因子，每一个因子都会反应被测者某方面的症状。本量表经过大规模人群测试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目前也为国际上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主要用于反应被测者有无各种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

1.3研究步骤本量表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每一位被测者，并对量表注明统一指导语。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与全国18-29岁青年组的常模结果进行比较，采用t检验。

2调查结果的分析

2.1结果分析100名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在SCL—90量表上的得分结果：100名研究生中，因子分≥2的学生18名，占总人数的64.3%。其中总分大于250分的被测者暂无，说明都无严重性心理问题。但是阳性项目超过43项的学生12名，占42.9%。筛查阳性者因子分布情况中较为明显的因子为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这里饮食睡眠属于附加项目，作为第十个因子来处理，以便使各因子分之和等于总分。见表1。

2.2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国内常模的比较职业教育学研究生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等各项因子与国内常模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于国内常模里没有饮食睡眠这一项，故这里暂且忽略，不影响比较结果。见表2。表2职业教育学研究生SCL-90因子分与国内常模比较（x±s）

2.3不同性别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不同性别职业教育学研究生SCL-90各因子的得分间差别具一定统计学意义（P＞0.05），t检验结果均为正值。见表3。表3不同性别职业教育学研究生SCL-90因子分(x±s）

3讨论与结论

篇（9）

关键词

教师教育;学校改革;大学;研究;批判性创新能力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具有完备的教师培养体系，但也都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大学与基础教育学校在教师教育方面的合作，为在校儿童、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及整个社会创造最大的效益?一直以来，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都在为师范生培养辛勤工作，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师范人才。在英国，教师教育者对师范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实习期间常常要跑遍一个地区上百所学校。以伦敦的布鲁耐尔大学为例，教育系的教育硕士课程学制一年，每年有300多名师范生，教育系教师需要到当地约300所学校指导实习工作。但遗憾的是，一旦实习课程结束，与这些学校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也就戛然而止。第二年只得重起炉灶，如此周而复始。显然，在教师培养方面大学与实习学校之间尚未形成一个高效、有机的机制。英国传统的师范生培养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随着大学科研竞争力的国际排名日益受到重视，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变得愈发重要。然而，教师教育工作者却不得不在现行体制下花费大量精力，“维持”［1］现有的培养体系的运转。琐细的事务无助于学术研究，也无法提供成功的教育实践证据，对实习学校未能形成应有的助益。在英国，高校教师教育者承担着师范生培养的重任，但工作现实对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对教师教育体系并未产生价值，相反，却消耗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导致教师教育者的“无产阶级化”。因为他们无法从工作中释放出更大的剩余价值，更无法利用这一价值提升个人，回馈学术。过去20年，实习学校教师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知识，然而现行的体制对此未曾予以应有的重视。这些教师指导每一位师范生，参与设计学校整体改革方案，采集并分析数据，对课堂实践开展行动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此间他们的专家知识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英国，至少有一代中小学教师接受过硕士学位水平的教育和培训，他们懂得如何指导师范生，身体力行参与校改，开展科研，与时俱进。实习学校本应在师范生培养方面大有可为，可是现行体制忽略了其中的潜能。按照惯性思维，通常只有大学帮助中小学发展，而不是相反。人们早已习惯了教师在大学接受教师教育，参加硕士、博士培养课程或者校改项目，当然这一切的确推动了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然而，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专家知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资源。为了整合实习学校在师范生培养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弥合个体与整体差异的构想，尝试将师范生个体培养与实习学校整体发展综合考虑，构建新型的大学与实习学校的关系，重新确立二者的工作范围，力求将各自的效能最大化;同时，为教师教育工作者创造环境，为其科研助力，形成具有真正影响力的研究。目前，各个学科的教师教育者的学术地位模糊，潜能有待释放。据此，本文提出的论点是:教师教育课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师范生培养本身即是一项混合型的社会实践。所谓“混合型的社会实践”，是指不同的活动参与者(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教育者、在校儿童等)拥有不同的知识和视角，这一多元复杂的社会实践特点对师范生培养最终能否成功至关重要。本文将从两个互相印证的视角来阐述以上观点。首先是模式2知识，它起源于科学社会学，关注知识产生的新方式。第二个理论源自列夫•维果斯基(LevVygotsky)的思想，即大家熟知的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学派方法论。虽然其他的方法也可以从理论上支持本文的论点，但由于大学普遍鼓励研究者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我们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采用科学家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非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想法)，从日常生活与学术理念的辩证关系出发，探索象牙塔之外知识产生的路径。

二、模式2知识的产生:教师教育与学校改革整合新思路

长期以来，关于教学实践知识(knowledgeinteaching)和为教学所用的知识(knowledgeforteaching)问题，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不小的争议。［2］“学科教学知识”［3］概念已经发展成为教师专业知识领域里的特殊门类，具有缄默、具体和情景化的特点。我们知道，优秀教师及其教学活动具有独特的智慧，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教师的专业化地位，这也是高校教师教育课程存在的理由。不过，本文提出的论点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教师教育课程复杂的社会实践特点更符合吉本斯(Gibbons)等提出的知识产出模式———“模式2”。［4］模式2理论强调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介作用，与本文的论点十分契合。现实社会中的教师教育情形复杂多变，相关科学概念的产生无疑离不开社会中介的影响。吉本斯和他的同事指出，伴随着人口、技术的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传统的以实验科学为主的知识产出方式作出了回应，一种全新的知识产出模式———“模式1”悄然出现。按照他们的观点，模式1的知识产出方式取决于学术兴趣，“主要是认知”［5］取向，在等级分明的“同质化”社会组织中推崇自主性原则。相比之下，模式2在社会实践中则表现出多样性、跨学科、社会责任感和反射性特点。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是学术性的，也可能是非学术性的;可能是工具性的，也可能是批判性的;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政府行为。因此，不同于以往的认知模式，教师教育领域的知识产出方式已经高度网络化，具有参与性、多元性和分散性特点。这种知识产出模式无论对新手教师还是对各类学校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教师教育可能是模式2知识产出方式的典型范例。诺沃特尼(Nowotny)等在论文“再论模式2”中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在各个学术领域有不同的解读，其中“获益最大的学科……正在努力摆脱成熟……学科屈尊俯就的倨傲态度”。［6］有些学科即便支持模式2，对它也只是一知半解。在借用模式2理论时，往往剔除了这一概念中的经济环境因素，忽略了研究这项“生意”的经济属性，因为知识的成果或“产品”，至少部分取决于全球资本的兴趣(无论它来自公共研究机构，还是私人经费支持)。不管怎样，模式2理论无疑为知识概念的转变提供了有用的隐喻。大学的功能关乎职业、政策，具有评价和公共服务的特点，诸多功能交织渗透，知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产生。模式2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历史观:即知识的产生是一个“对话过程，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使用者之间的紧张激烈的(也许是永无止境的)‘对谈’”。［7］这一交互过程使得研究者、研究对象、成果使用者、“科学同行”之间的身份关系变得模糊，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而且也颠覆了传统的“研究项目”先收集数据，后成果的线性时间顺序。显然，如何理解知识的产生是一个挑战。诺沃特尼用“agora”一词阐释了这一挑战的实质。“agora”代表原创模式2理论的空间、讨论场所和共同体。［8］“agora”是个古语，指集会的地方，也指汇集了各类资本的交易场所。吉本斯等最初使用的词是“混合空间”(hybridspace)，意指“形形的参与者会面开展公开辩论的地方”，［9］这个释义与模式2的第三项原则“组织多样性”相符。诺沃特尼等进一步明晰了“agora”的含义，指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最近发展区，字面意思是“社会市场”，即概念生成的空间:“agora”指的是生成问题、解决问题的环境，知识就在这个语境和背景下产生。大量的“专家”、组织和机构汇聚于此，在这里竞相生产知识，交换知识。同时，这里还聚集着各色“民众”，他们也都争先恐后，互不相让。这是一个政治与商业交集的所在，人们在这里确定研究的优先顺序，然后给以资助支持;在这里人们研究成果，互相交换、使用研究成果。agora是知识产出的原生地———人们从这里进入研究程序，这里的人和项目就是“模式2”知识的化身。［10］前文谈到的实习学校与高校，以及二者间可能形成的教师教育专业共同体恰好构成一个社会市场(agora)，他们的伙伴关系充满张力，有问题，有对立。从组织结构上看，至少三者之间存在着沟通的渠道，而且在英国已经实施了23年。不过，由于这一空间的最近发展区复杂而且分散，他们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还有待被系统地认识。泽克纳(Zeichner)与同事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中借用“横向专业知识”的概念，探索了实现更加平等、民主的教师教育实践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合作伙伴各方“不同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方法”可由社会中介调解，达成新的、可以适时转变的共同目标。［11］泽克纳吸收了恩格斯托姆的“工作结”［12］概念，他指出，当一项活动涉及到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多重行为主体参与时，伙伴参与比传统的组织方式需要更大的灵活性，目标导向尤为重要。“结”表示多个机构为了共同的目标开展的艰难的合作工作。在共同转换活动目标的过程中，新的知识在创新性实践中产生。由此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挑战，因为一种新型的知识———来自社会市场的知识，而非来自雅典卫城(acropolis)的知识———在这里获得了优先权。这意味着为了整体的回馈和共同的抱负，参与活动的各方需要有所舍弃。就个体而言，从混杂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知识往往是碎片化的，在一些人看来微不足道，因此要实现个人资本化(如发表研究，获得资助)更加困难。然而，从整体和更为科学的角度来看，混杂实践中得出的知识更为牢靠，更具社会解释力，具有反射性，也更有利于形成民主繁荣，而这正是大学的使命所在。在园艺学中，杂交具有优势，它意味着植物可以生长得更加强壮，更有生命力，吉本斯等和诺沃特尼等关于模式2知识产出的论断在原理上与之异曲同工。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教师教育实践探索

世界各国的教师教育合作方式不尽相同，高校大抵总是或多或少地起主导作用。通过考察英国本土中小学与高校在伙伴合作中各方责任的历史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伙伴合作方式已经悄然支持了模式2知识产出的观点。目前的合作方法比较随机，偶尔双方也会为了达成目标，组织起来协同工作。不过，显然这个混合空间(中小学教师、教师教育者和在校儿童)的巨大潜力尚未开发出来，这也是目前许多国家在教师教育实践中面临的困境。要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必须接受挑战。起源于前苏联学者列夫•维果斯基思想的文化历史方法论为我们带来启发。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对周遭世界持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只有当我们将个人观点与经过检视、认真研究后形成的学术或“科学”理论联系起来时，这些观点才更具说服力，才可为现实所用。维果斯基在《思维和语言》一书的第5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如书名所言，只有通过语言，尤其是开放性对话，日常观点与学术思想才能彼此互腴，从而生发出成熟的理念。他认为，正如思维与儿童言语的关系一样，二者相生相长是人类心智发展理论的基础。［13］社会文化理论重视社会互动在学习中的作用，因为互动本身构成了学习过程。不论是社会互动，还是文化机构如学校或者课堂上的互动，在个体的认知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维果斯基的继承者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恩格斯托姆(Engestr?m)，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旨在改善当下的实践环境，促进教学从业人员间的合作。他认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形成性干预”，因此称之为“工作改进研究法”(DevelopmentalWorkResearch)。［14］艾利斯(Ellis)采用恩格斯托姆的工作改进研究法开展了“发展英语教学，助力实习学习”(简称DETAIL)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在英国牛津大学进行，旨在通过该项研究为教师教育合作创建新的学习空间。［15-16］研究周期为一年，包括4个中学英语教研室、4名实习指导教师和16名师范生，研究设计并实施了恩格斯托姆的“变革实验室”，［17］中学指导教师、师范生和艾利斯三方共同参与数据分析工作坊，并以活动理论为概念工具，分析取自教学实践环境中的数据。首先，各校英语教研室选出英语教学和学习中亟待改善的“实践难题”，然后由研究助理、师范生(作为他们的作业之一)和艾利斯将这项“实践难题”生成为研究数据，接下来对该实践难题进行识别和认定，这是研究的重头戏，因为在思考如何变革之前，必须充分了解各英语教研室的教学实践状况。研究发现，其中一个英语教研室的实践难题是写作教学，主要是关于写作模版的应用，这是当时英国语文教育政策鼓励学校使用的教学资源。［18］写作模版为学生提供写作体裁(例如句子启动词和语篇标记语)的篇章结构。在变革实验室的对话空间，大家以活动理论为中介工具，深入理解教学实践难题。在这个对话空间，每个英语课堂就是一个活动系统，通过考察写作模版的各项功能，大家得出新的认识。写作模版不只是教学工具，不只帮助学习写作的年轻人适应陌生的体裁，调解他们的写作活动。写作模板还具有规则功能，套用活动理论术语，规则功能体现了课堂这一社会组织的决定性特点。对话空间启发了大家对体裁概念的理解，中学指导教师和师范生开始认识到: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对体裁概念的阐释和合理运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英语课堂上，体裁只是被用来作为学生遵守模仿的范本，课本上罗列着优秀作文具备的种种语言特点，供学生写作参照，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体裁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互动模式。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教室、英语教研室乃至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组织连同英国英语教学的政治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了体裁教学活动的目标。英语课堂上对体裁概念的理解尚嫌肤浅，有时甚至被擅用。由于课堂活动目标就是在绩效管理系统中评优，教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只对教学绩效管理系统负责，因为只要学生考试成绩好，教师就可能得到奖励。尽管写作模版本来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支持学生参与使用新的体裁，可现实课堂中写作模板被挪作他用，成为另一套社会分工(divisionoflabour)中需要遵从的规则，结果是本末倒置:学生的学习不再是教师的活动目标，学生成了衡量教师教学绩效的数据。可见变革实验室即是一个混合的社会空间，为了共同的目标，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汇聚到一起，整合了几个方面的知识，包括大学与中学教师的教学专业知识、相关政策知识(用政策强制推行写作模版，以此作为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方案”)、以及来自于社会学、政治学学科共同体的学术知识。该项研究对中学教师教学颇具影响，同时激发了教师共同体的讨论和交流。不过，与大多教师教育活动研究一样，此项研究的不足是，没有就英国语文教育政策的方向同公众展开更为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未能融入语文教学实践的共同体知识。该项目研究虽未彻底“解决”教师教学实践难题，但却契合了本文提出的通过伙伴合作或者模式2设计改善教学实践、创造新知识的主张。自觉地发现问题本身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因为问题是在重新平衡职业、政策、知识的批判性和公众的过程中碰撞激发出来的。毫无疑问，再平衡需要赋予英国教师更大的自由度，因为一旦活动中出现问题，他们可以自己对活动的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组合，当然再平衡也要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符。否则，可持续性的变革就无从谈起。我们需要明确指出现存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历史条件，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使他们发挥潜能，自如应对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指望用模式2、文化历史理论或研究方法论就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现实，不过，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明晰、有用的方法，使我们重新认识在中小学和高校开展的教师教育，并对其适时调配重组。通常研究者以教师和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独自开展研究。我们则认为，中小学教师、教师教育者、儿童、家长、政策制定者和出资人可以在同一社会市场(agora)合作生产知识。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更具活力，而且这种认识已经得到了模式2知识生产理论和日常大型科学研究项目的证实。同样，文化历史理论否定了对心智和行为的二元论认识，要求我们关注人类活动的实体及其社会组织，真正理解人类高级心理功能的发展。因此，在教师教育活动中，对参与活动的未来教师、中小学指导教师以及高校研究人员来说，社会分工(如在中小学和大学之间、在大学内部及其以外的社区)对所有成员可能获取和发展的知识种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历史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以发展为目的的新型干预工具，从各方的改进和发展来看，它的作用显而易见。当然，维果斯基还强调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历史传承与转型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法同样为文化历史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秉持文化历史立场的教师教育研究者不会向“终端用户”传授“研究发现”，也不会对中小学教师一味说教。如恩格斯托姆在评价实验方法设计时指出，线性的知识传播观“忽视了社会学家对我们的教导:干预意味着抗辩与争论，会引发冲突与对抗，震惊与错愕，因此只好不厌其烦地解释”。［19］相反，文化历史研究者承认自己与他人各有所长，拒绝扮演知识生产过程中最终仲裁者的角色。文化历史研究者将公众纳入研究视野，其目的不同于某些研究范式或学派，对后者而言，公众的作用仅仅是为了提高数据收集的有效性。［20］文化历史研究者的目标在于:寻求“在各方参与者之间形成批判性创新能力，譬如在研究者、教师和学生之间，或者在研究者、经理、工人和客户之间”。［21］就大学教师教育者与中小学教师目前的关系而言，双方开展合作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是在合作方式上的风险，恩格斯托姆称之为“家长式操纵”。［22］中小学教师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通过积极参与生产新知识的过程，他们掌握了对自己的活动和发展更大的主动权，为此他们需要学会吐故纳新，在保留缄默的实践智慧的同时，甘愿放弃从前的个人“英雄主义”。从高等教育的视角出发，模式2和文化历史理论可以在教学实践和组织层面上为教学法的发展和学习环境的设计提供理论支撑。合作式的跨学科研究把潜在研究用户的知识和专长植入到项目设计中，并筹划将知识发表传播出去，扩大影响力，这是生命和工程科学研究经常采用的方法。让工程师和生物化学家共同参与项目绝不只是面子工程，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或科研经费，而是为了使研究设计更具创新性，为了产生更具活力的新知识。恩格斯托姆的形成性干预是文化历史研究方法论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就目前而言，将形成性干预用好并非易事。文化历史观要求对现有的教学活动进行创造性干预，以便重构教学活动，教师必须自愿参加，并且渴望未来发生变化。转变必然具有颠覆性，但关键问题是:我们(高校教师教育者和中小学教师)希望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教学活动?我们是否对此乐见其成?这些是有志于挖掘模式2潜力，运用文化历史方法发展教师教育，促进学校改革的人士需要面对的问题。

篇（10）

（二）特殊儿童思想上的问题要比身体上的问题更突出。要先让每个特殊儿童正确认识自己接受自己本身是最大的挑战，也是特殊学校老师们最应该做的。只有通过爱让他们接受自己从而慢慢的认识到这个社会也是接受他们的，才能把他们心灵最低处的小窗户打开，才能让他们从思想上拉近和我们的距离。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一是好解决，还有的问题根本不用我们关注，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思想上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关爱，关爱让他们思想的翅膀飞翔起来，他们思想的眼界才会更宽广。每个特殊学校的儿童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一般孩子脆弱的多，他们比一般孩子更敏感。大部分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都会存在一种自卑感，特别是生理上的短缺会直接导致他们心理上自卑，感觉自己不如人。他们更容易失落、更容易敏感，更容易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离开来，更容易放大这个社会的负面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他们更不容易释放他们的负面情绪，反而会弱化自己本来的正面的东西，这样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特殊教育学校的儿童们的思想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给予更多关爱的理由。（三）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学习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生理上的某种缺陷，使得他们在学习上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们要付出的是一般学校普通学生几倍甚至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换来的可能是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所以，这种情况对于老师的要求更比较高了，老师们绝对不能以以看待普通学生的眼光看待这些学生们。

二、怎么更大程度的给予他们爱

（一）需要数学老师真正走近学生。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是采取住校的模式，很少有特殊学校招收走读生，一方面减轻了这些学生家长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校老师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每一个特殊学校里的学生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们需要的最多的是帮助、鼓励和老师对他的爱。特别是，这些学生都比较信任数学老师。因为数学老师和他们接触的时间最久。首先做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要求要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客观的对待这些孩子。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孩子，教育学习知识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当他们的守护者，给予他们无尽的爱，让他们不至于对这个社会有炎凉的看法，这样，才能让特他们主动的拥抱社会，才有可能在将来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社会中。老师们要自习观察每个学生的生活规律，及时捕捉每个学生的生活细节，要及时记录每个学生的特点，过一段时间行程汇总，做这样的分析能够从长时间跨度上分析了解学生，更好的把我学生，这样也才能更好的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关爱。

（二）多从思想上下功夫。数学思想或者思维的建立，有利于他们今后逻辑思维的发展，对于他们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前章已经说明思想的把握对于这些特殊教育学生的重要性。每一个数学老师要勇于做特殊学生思想上的引导者。当他们因为失落在校园里某个角落发呆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自惭形秽而自暴自弃的时候，当他们因为别人的冷风热潮而心灰意冷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这些时候，我们的老师在哪里，我们的老师是否已经察觉并采取了措施，我们是否用爱去化解了这些问题，还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有因为我们关心不够导致的。思想上的问题，无声无息，有时会很那觉察到，但是，一旦问题出现，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解决起来还有些棘手。最有效的是从一开始就要给这些孩子们倾注足够的爱，从思想上一些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小问题消失在萌芽状态。我们还要及时捕捉这些孩子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特长,及时进行有效有针对性的鼓励。老师们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上帝是公平的，每一个残疾儿童在生理机能上某一方面的残疾,必然会在生理机能的另一方面会有超长发展。而这些超长能力能否被发现，能否获得发展，能否给这些孩子以自信式的鼓励，关键看我们老师能否给予孩子们足够的爱，只要爱达到了，他们的潜力一定能发挥出来。对于这些特殊学校学生心理上的缺陷,老师们也得重视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操炼来促进其健康，只有心理上健康，才能带动他们的思想健康起来。比如,多让学生走出教室，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在运动中培养自己慢慢坚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