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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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0010);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ZS038）。

作者简介：陈 杰（1980-），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安 源（1986-），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132-05 收稿日期：2011-09-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体制转轨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总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而经济周期波动则呈现不断缓和的态势。那么，体制转轨在促进经济增长、平抑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樊纲，20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经济比重上升。这种体制变迁的过程与市场化的进程、要素使用效率尤其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的高速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展示出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合理性（刘伟 等，2002）。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源于经济体制本身（张连城，2006）。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转轨型波动特征不断消失的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特征逐步显现出来（雎国余 等，2005）。从现有文献来看，

虽然有研究涉及了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中体制性问题的分析，但尚不够深入；尤其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学者使用数理模型来解释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实证研究方面也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建立一个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理论模型

（一）前提假设

1．体制转轨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2．鉴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由各自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加以描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用政府投资或民间投资①在总投资中比重的变化加以描述。



3．假设存在三部门经济，这时国民收入Y由三个支出流组成：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于是有Y=C+I+G。

4．消费C被看做是收入Y的函数，且有C=cY。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0

5．一国投资I被分成政府投资Ig和民间投资In两部分，于是有I=Ig+In。

6．民间投资In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即In=I2+k2ΔY。其中k2为民间投资加速数，k2>0。

7．政府支出被视为外生变量，即G=G0。

8．假设整个经济社会中有m家国有制企业和n家私有制企业，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m家国有制企业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冲动，因此各家国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g，从而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政府投资变动为mΔig；n家私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倾向，因此各家私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n，从而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民间投资变动为nΔin。

（二）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

当经济过冷时，政府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减少投资，从而遏制总需求的过快扩张，使经济降温。因此，政府投资与经济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政府投资的决定可以用方程（1）表示

Ig=I1－k1(Y－Y*) (k1>0)（1）

由方程（1）可知，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由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决定。由于政府投资存在着相机抉择，从而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与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偏离的方向相反。政府投资变动的大小与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密切相关。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政府调控的模式。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小，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政府调控模式越是“微调化”，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小。相反，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大，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大；政府调控越是“大起大落”，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大。

（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过程

根据前提假设、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扩展后的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模型可以用方程组（2）来表示

Y=C+I+G0I=Ig+InIg=I1－k1(Y－Y*)In=I2+k2ΔYC=cY（2）

整理方程组（2）后可以得到方程（3）

ΔYY=1k21－c－I1Y－I2Y－G0Y+k1k2?(Y－Y*)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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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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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即使近期经济增速有些微放缓，也是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的回调，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并未结束。我们预计，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200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肯定达到9％左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三大需求看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未来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

自去年4月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呈现出平稳回落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得以延续。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看，增速已由2003年的27．7％回落至2004年的25．8％，到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22．8％，但仍高于政府全年增长16％的调控目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增速为27．6％，比上一年回落0．8个百分点，但今年1～5月份增速仍达到26．4％，只是平缓小幅回落。

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无疑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由于这种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同时，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 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左右，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从投资规模尤其是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数量人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建项目还很多，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显示，只有不足6％的在建项目被叫停，仍有8万多个在建项目和95％以上的投资规模得以保留。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施工项目个数110384个，同比增加11197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975亿元，同比增长28．7％。1～5月新开工项目56273个，增加1049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1268亿元，增长24．9％。这些数据表明，投资并没有在宏观调控的车轮下“一压就死”，投资需求张力仍然很强。

从中期的角度看，国家对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力度的加大，能源安全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实施5年来，西部地区已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在不考虑新增投资项目的情况下，未来几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仍将达20％以上。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大型水电和核电站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也为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最快，并且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铁路建设投资。由于 “煤电油运”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未来几年国家用于这些部门的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重化工业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比如，在2003年投资额为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未来3～5年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因素，为这些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将影响这些“城市增长极”今后几年的投资在建规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也为西安、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郑州和武汉等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据统计，上述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其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从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看，民营经济已在某些方面取代“政府经济”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决定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性行业，而且，民营经济发展将首次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所有这些，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极大地调动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情，拉动投资规模的扩大。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

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看，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0．22个百分点的水平。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投资。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努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水平。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日益增强。

2004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

2005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增长2．7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已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现了稳中有增的上升势头，并且增速开始加快。据测算，在其他拉动经济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居民实际消费实现11％以上的增长，就能保持GDP增速在8％以上。

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2004年更是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从40％迅速上升至超过70％。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GDP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拉动作用。

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出现了一些有碍出口扩大的不利因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通胀压力趋升，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贸易摩擦加剧，美元汇率波动，这些都会对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存在的升值预期，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出口增速会有所放缓。即使如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具有独特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仅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第二，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新技术产品正成为推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新亮点。中国出口商品经历了从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撑点和新增长点的三个阶段，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第三，外商投资导致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这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十几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目前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约为5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池。而在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七成，极大地影响了进出口规模。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7％，对外依存度高达45．5％。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逆转，因此，外商继续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势头将延续，中国的出口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第四，长期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成长。第五，世界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仍会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而中国经济仍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出口继续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宏观因素。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也会很有限。

经济周期理论表明，中国经济仍处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周期理论是解释经济波动成因和界定经济周期的理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三种周期现象，即2～4年的基钦短周期、8～11年的尤格拉中周期和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一般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从三种周期之间的关系看，长周期制约中周期，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

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而第五经济长波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而当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会下降，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又一轮技术创新开始，经济便进入下一个长波。工业先发国家经济长波大约为50～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度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的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大概在36年。

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1978～1980年；1989～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91年)。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或许还应考虑的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国外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

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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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波动对增长的影响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化经济国家的大批实体企业停产和倒闭，这不仅降低了世界整体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面对高经济波动，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投资、降低商业银行利息，但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定会减损经济的增长吗？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彻底消去，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到底存在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后危机时期再次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并无定论。

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二分法”）将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看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波动和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较为明显的有两种，首先是基于“干中学”理论，认为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基于Schumpeter的“毁灭性破坏”理论则认为波动对长期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主要源于“机会成本”和“清洁机理”的存在。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方面，Ramey & Ramey（1995）运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经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此后，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见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考虑波动性质，如Blackburn & Pelloni（2004）发现长期增长与实际冲击引起的波动呈正相关，而与名义冲击引起的波动呈负相关。二是考虑了数据类型，一些学者从使用加总数据转向使用分解数据进行研究，如Imbs（2007）发现尽管基于整体加总数据得到的波动与增长关系为负，但基于行业分解数据得到的二者关系却显著为正；三是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体制特征来研究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如Aghion et al.（2006）发现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受金融（信贷）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使得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同。

理论上对我国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张运峰（2008）通过构造随机增长模型证明随机冲击的增大不仅会使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波动）增大，同时也使增长率均值（增长）减小，这导致了在数量上表现为增长与波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李永友，2006；刘金全，2005；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杜两省，2011）。但是，这些研究都将样本期间整体考虑，而未分波动的不同阶段进行观察，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波动的状态有关。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低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过高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随着波动的程度存在非线性，Nelson（2007）的美国经验也得到当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率水平低于5%时，波动对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当波动率水平高于5%时，波动对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否随着波动程度的不同也存在非线性特征？此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出现了平缓特征，从而以1995或1996年为界限进行阶段划分，并分阶段考察二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划分是较粗糙的，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高经济波动也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不再合适，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判断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并在不同波动阶段，波动对增长有何影响。与现有国内文献仅使用国家层面数据或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本文考察了我国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

二、模型的建立

1.模型和估计方法

注：（1）此处低波动与高波动期的划分选择波动率平均值；（2）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标准，竞争性行业包括除了烟草制造和石油加工炼焦外的全部制造业，共26个行业，垄断性行业包括工业行业中非制造业和烟草制造、石油加工炼焦业，但不包括其它制造业，共11个行业。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解释

1.基于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寻找门槛值，并估计波动低于门槛值和高于门槛值两个阶段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是基于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二者增长率序列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3）是条件波动时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是标准差波动时的估计结果。

表2结果显示，除了列（1）外，其余三个序列F检验对应的bootstrap概率水平p值均小于0.1，表明经济波动对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存在门槛效应，在条件波动下，模型结果中波动变量系数（β1和β2）均不显著，但在低于门槛值时，均为负；在标准差波动下，β1显著小于0，而β2大于0不显著，波动变量门槛值分别为3.71%和5.27%，说明在非条件波动下，当波动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而当波动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和Nelson（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

2.基于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外一些研究指出在研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的数据类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Imbs，2007），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对此进行了验证，由于面板数据不易得到条件波动，在此波动只取标准差形式，其中，表3是基于地区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表4是基于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总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和分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重新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不同的波动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从全国加总GDP和加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数据看，在低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而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分不同地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在不同性质工业行业下，在低于波动门槛值时，竞争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正面影响，在高波动时影响均不显著。导致低波动时期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相反的原因是二者企业对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由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预防性储蓄观点和创造性破坏理论在目前还不成立。因此，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必要性的政府稳定性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严重的衰退。此外，结合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要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经济调节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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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永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06，第7期8-15页

[3]刘金全，付一婷，王勇.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检验[J].管理世界，2005，第4期5-12页

[4]刘志铭，郭惠武.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J].财经研究，2008，第2期18-30页

[5]卢二坡，曾五一.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第12期10-23页

[6]张运峰.波动与增长：基于随机增长模型的认识[J].统计与决策，2008，第22期23-25页

[7]Aghion P. et al.Volatility and Growth：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Enhancing Investment[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No.11349

[8]Blackburn K and Pelloni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volatility[J]. Economics Letters，2004， （83）：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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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ansen B.E.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 Econometrica， ，2000， 68（3）：575-603

[11]Imbs J. Growth and Volatility[J].Journal of Nonetary Economic，2007，（54）：1848-1862

[12]Nelson R.Nonlinear Volatility Effects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R].2007， Working Papers，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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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and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classstruggle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ofspecialized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knowledge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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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11)10-0041-06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关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周期理论的探讨，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三个角度：一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从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角度阐述了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二是从银行信贷行为的角度，认为银行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顺周期性，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三是从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角度考察。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信贷周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其中伯南克(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最为著名。

(一)基于信息经济学的信贷周期理论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微观金融领域中的运用，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有了微观上的理论基础。信息经济学认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存在差异，信贷市场具有其特殊性。Jaffeeand Russell(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以及Wil-liamson(1986)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或监督成本的存在，信贷配给是与银行理相一致的长期均衡现象，银行贷款利率相对于市场利率具有黏性，并描述了均衡信贷配给存在的充分条件和均衡利率的特征。在此微观基础上，Bernanke和Blinder(1988)、Bernanke和Gertler(1989)建立了关于信贷市场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即CC-LM模型和金融加速器模型。

1　均衡信贷配给理论(Equilibrium RationingTheory)。Stiglitz和Weiss(1981)年提出“均衡信贷配给论”。他们认为，当利率上升时，那些不愿意承担较高借款成本的较为可靠的借款者就会削减他们的借款数额。而那些在较高利率水平仍然愿意借款的公司，资信情况不佳，对银行来说具有更大的风险，因此银行要对后者限制信贷规模。这一观点从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克服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为与信用配额行为的矛盾。通过信贷配给，货币政策可通过信息不完全的信贷市场而不是货币渠道所需要的完全竞争和信息对称的货币、资本市场进行传导。

2　银行贷款渠道(Bank Lending Theory)。银行贷款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银行体系的中介功能在于将流动性需求较高的个人、家庭的存款转化为相对流动性较差的企业的贷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资金的融通和配置。负面冲击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由此造成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融资渠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进一步放大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形成经济周期加速、增强的传导机制。这种通过银行中介传导冲击的渠道就是所谓的“银行信贷渠道”。

3　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其主要含义是：当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时，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将降低，对其投资支出产生放大效应。Bernanke和Gertler(1995)进一步提出了外部融资升水(External Finance Premium)的概念和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并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当企业遭受冲击，其资产负债状况随外部融资的升水程度发生改变时，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都会发生变化，投资的改变会进一步引起下一期产量的变化，从而造成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机制。Bem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1999)将外部融资升水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分别融入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即所谓BGG模型)，进一步将资产负债表渠道大致概括为企业层面(包括银行与非银行)的投资支出效应和家庭层面的消费支出效应。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信贷渠道可以传导并放大原来货币政策的效应，严格证明了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对于金融加速器的这个基本分析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但都没有影响到原有定性分析的结果。

(二)基于银行信贷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　信息不完全时信贷波动的合理解释。许多监管实践发现，银行的许多信贷决策错误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而不是衰退中间发生的。一方面，在景气时期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偿债能力往往过于乐观，导致信贷政策放宽、信贷标准降低，于是许多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并在到期后出现违约和不良贷款现象，此称为一类错误信贷政策(Type 1 Lending Policy Errors)；另一方面在衰退时期，银行不良资产趋于增加，信贷政策趋于保守，使得许多正净现值的项目被拒贷，犯了二类错误信贷政策((Type 2 Lending Policy Errors)。许多研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代表性理论有：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羊群行为等。

2　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近年来，很多经济现象及研究都表明商业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带有明显的顺周期(Procyclicality)，Katalin Mero(2002)指出，这种顺周期特性源自贷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在经济开始出现疲软的时候由于更多地考虑到信用贷款的偿付可能，更加倾向于紧缩其信贷规模，使得那些没有风险、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规模，从而可能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紧缩，并转化为通货紧缩。因此，银行信贷政策的态度在本质上有助于加强经济波动，因而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

3　银行间的竞争加剧了信贷周期。主要结论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银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不同，信贷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同，造成在衰退时期银行信贷标准较高，而繁荣时期标准放宽。

(三)银行业风险管理对信贷周期的影响

1　银行的信用风险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一方面，企业违约率随经济周期逆向而动；另一方面，抵押品价值与经济周期平行，这样银行信用风险与经济周期存在依存关系。

2　风险监控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对于银行来说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是两种吸收损失的方法。资本金要求和贷款损失拨备是两个最重要的审慎管理工具，但是资本监管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贷紧缩，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Michele Cavallo和Giovanni Majnoni(2001)指出，银行资本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以风险为基础的

银行资本监管造成的；二是由于缺乏对银行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的基于风险的监管，银行资本的不足很大程度是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不足。

二、焦作市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分析

焦作市位于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煤资源丰富，工业发展较快。近年来，焦作市经济逐步转型，由资源型城市转向多方面发展的综合型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和生产规模得到较大发展，基本形成了以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食品、轻工、纺织、医药为主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焦作市金融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发展迅猛，也有力地支持了焦作地方经济增长。

(一)近十年来焦作市信贷基本情况

选取近十年焦作市贷款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十年间，焦作市贷款增长的特点，一方面是，焦作市贷款增长迅速。2000年元月份，焦作市贷款余额为147.83亿元，到2011年6月份，贷款余额达到536.53亿元，是2000年的3.63倍。忽略期间贷款剥离情况，十年贷款增长257.26％。另一方面，贷款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呈逐年稳步增长趋势。期间，2003、2004、2006、2009年贷款增长速度较高，同比增速分别为20.00％、18.61％、19.10％、18.28％。其余年份增速基本维持在10％以内。

期间经济增长情况为：2000年焦作市地区总产值为219.7亿元，到2010年为1247.6亿元，是2000年的5.1倍，十年期间增长了467.9％。与经济增长情况相比，焦作市信贷增速落后于经济增速。参考同期全国和河南省的贷款增长情况。近十年间，全国贷款余额由2000年的99371.1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479195.6亿元，增长了382.23％；河南省2000年贷款余额为的4356.94亿元，2010年为15871.32亿元，增长了264.28％。相比较，焦作市贷款增长落后于全国水平，稍低于河南省增长水平。

(二)焦作市信贷增长波动的周期情况

为了详细了解焦作市近十年信贷增长基本波动情况，选取十年来焦作市贷款月度同比增长速度的时间序列数据作图。可以看出，焦作市信贷增速波动较大，增长具有明显的波段性。焦作作为地市级城市，信贷增长可能受主观、临时性因素等影响较大，增长波动或被放大。几个较明显的波段为：

1　2000-2004年9月。2000-2002年1月，低速增长，增速基本维持在7％以下。2002年2月-2004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到2003年6月，增速达到本阶段最高21.46％。2003年7月-2004年6月，贷款增速逐步收缩，到2004年6月达到本阶段最低增速10.53％。2004年7月-2004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

2　2004年12月-2007年2月。2004年-2005年9月，增速收缩，到2005年9月增速下降到最低5.63％，2005年10月-2007年2月，增速逐步回升，到2007年2月增速达到最高24.29％。

3　2007年3月-2009年11月。2007年3月-2008年11月，贷款增速逐步收缩，到2008年11月达到本轮最低增速4.3％。2008年12月-2009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最高2009年11月达到本轮最高21.94％。本轮波段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继而波及全球，延伸至实体经济。焦作市2008年11月，贷款增速下降到最低点4.3％，主要是受金融危机波及，导致地方实体经济疲软，进而影响贷款投放。2009年，国家实施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一些大项目逐步上马，带动信贷增速逐步回升，同时，随着信贷投放力度的增大，焦作市经济增长也开始回升。

4　2009年12月-2011年5月。本轮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小波段，2009年12月-2010年11月，增速又开始逐步收缩，但降幅较小，最小为2010年11月增速为11.59％。到2011年增速又开始逐步回升。本轮信贷增长表现出的周期性，主要是受宏观调控及临时性因素扰动造成的。

(三)经济波动情况

由于地区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不可得，选取近十年经济增长年度数据作图。从图3可以看出，焦作市经济增长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但波动相对平缓，表现出周期性，基本上是一个波动周期。

1　2000-2004年，经济扩张期。在此五年期间，经济增速逐步提高，2004年为经济扩张的顶点，增速为20.1％。

2　2004-2009年，经济开始衰退，增速逐步降低，到2009年到谷底，增速为11.3％。

3　2009年至今，经济开始复苏，增速进入回升通道。

比较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由于焦作市信贷增长波动较大，2005年由于临时性因素造成贷款增速较低。忽略临时因素造成的大幅度波动，可以看出焦作市信贷增长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但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将近一年。焦作市作为中原地区中小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经济总量中工业增加值占绝对多数。因此，地区经济的增长对信贷投入依赖较大，可能是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的原因。

(四)与河南省、全国周期情况比较

由于焦作市信贷增长随机扰动因素较大，冲淡了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为了印证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现比较河南省和全国信贷与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看出：

1　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和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一致，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2004年以前，信贷与经济的顺周期性比较明显，但2005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速明显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2005年工行、中行等由于股份制改革，剥离了大量不良贷款，造成当年贷款增速不可比。如果还原剥离的贷款余额，当年贷款应该正常增长，2005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那么，2005年至2007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一致，处于逐步上升的阶段。2007年至2009年，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河南省和全国都处于收缩阶段，直到2010年增速企稳回升，但此时，信贷增速大幅增长，主要是国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克服了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避免了信贷萎缩加速经济的增长萎缩。此时的特点，焦作市与河南省和全国保持了一致性。

2　贷款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1999年，河南省和全国经济增长到达了收缩的谷底，而贷款增长到2000年才达到本阶段的低点。同样，在2007年全国经济增长扩张到顶点时，信贷增长到2009年才扩张到本轮顶点。

由于全国和河南省数据更具有代表性，而且河南省和全国信贷的顺周期性基本一致，且具有滞后

性，印证了近代信贷周期的经典理论。但焦作市信贷周期表现出的个性特点，也不容忽视，这与现代金融体系、地域经济等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都实行了信贷审批权限的集中上收，中小城市的信贷投放的自限减小，这样一来，中小城市贷款投放的偶然因素增大，不能以自身经济情况的变化，适度增加或减少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焦作市作为地市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行为容易受地方政府影响，政府为了保障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要求金融机构多投放贷款，以投资的增长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会直接造成经济增长对信贷增长的依赖增大，信贷增长的波动，更容易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出来，使经济周期滞后于信贷周期。同时，焦作市作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投资项目的建立以及后续投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所以经济增长对信贷投入的相关性更高，也是造成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的原因之一。鉴于焦作市信贷增长顺周期性的特点，地方监管机构更应引导银行稳定信贷投放行为，防止在繁荣时期信贷的过分扩张，造成经济增长的加速波动，也抑制在经济疲软时期银行信贷的过度谨慎，给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三、信贷增长周期性的主要成因

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表现出的顺周期行为，主要是在经济处于上升和繁荣阶段，商业银行倾向于降低资本充足率，放松信贷条件，以便于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在经济下降和衰退期，商业银行倾向于提升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信贷条件和收缩信贷。信贷的顺周期性，既由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的内生原因造成，也与外部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其他因素有关。

(一)信贷周期的内生性。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行为的内生性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银行信贷中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由于不对称，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那些风险可控、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从而造成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处于上行期时，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更乐意发放贷款，对抵押品的要求也会放松，信贷评审标准也有所降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宽松的信贷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升温。

2　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在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过于乐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大、收益相对较小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这些贷款往往会造成经济衰退时期的风险暴露和贷款损失增加。与此相反，在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容易过于悲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导致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更大。

3　贷款价格的变化。在经济高涨时期，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降低贷款价格来维持或增加市场份额，导致银行在经济上升时期放宽贷款条件，贷款风险溢价减少和抵押评估品不严格，这时所形成的信贷资产在整个存续期内的平均RAROC偏低。客户平均质量下降，这样，当经济衰退时，相对低质量的客户，违约风险相继暴露，为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银行不得不紧缩信贷。此外，当经济衰退使银行的索取权受损时，银行可能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导致银行资产的潜在风险更大。

(二)信贷顺周期性的外生性原因。外生性因素对银行信贷顺周期行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　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可能加剧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很多学者、实务界人士以及监管官员都对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其中，资本充足监管对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影响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充足监管确实存在着刺激银行信贷顺周期而行的效果。这种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银行资产质量具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客户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明显上升，导致银行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机构对客户的评级降低，而且，担保物的价值下跌，这些都会加剧银行信贷的萎缩。(2)从银行的盈利能力来看，在经济萧条期，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偿付能力下降，银行面临贷款损失的可能性增加，资本受到侵蚀，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并引发信贷评审条件的从紧，进而导致信贷萎缩。(3)在经济衰退期，整体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金融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下降，商业银行从外部筹集资本的成本上升，能力下降。(4)当经济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时，处于信息优势的大银行会率先通过注入货币资本或降低风险资产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将引起其他小银行的竞相模仿，从而导致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变化，杠杆率下降。因此，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的监管会强化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特征，放大经济冲击，加剧金融脆弱，甚至触发金融危机。

2　贷款损失拨备的影响。贷款损失拨备具有补充银行资本的特性，其计提充分与否，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进而影响银行的放贷行为。在经济高涨期，贷款违约率下降，银行会相应减少计提的拨备，表现出更高的利润水平，分配更多的利润，并进一步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需要计提更高的拨备，财务状况恶化，放款能力降低，使经济萧条更加严重。

3　公允价值的影响。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过于强调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这会强化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在经济衰退期，面对急剧下跌的资产价格，公允价值法要求将资产价格下降的影响及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会对银行的资本和资产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会导致银行资本价值的减值，资本充足水平下降，为维持一定的资本充足水平，商业银行不得不调整资产结构，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将导致担保物的价值下跌使贷款损失准备和资本水平提高。两方面的效果都会导致银行信贷的紧缩。

四、结论和建议

经过前文理论和实际分析，发现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近年来在理论上和实证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引证，无论是全国、河南省，还是焦作市的信贷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亲经济周期”效应，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可能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反过来，经济增长波动也会影响信贷增长的稳定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扩大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程度，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

这些结论带来诸多启示，虽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大规模投放对宏观经济的企稳回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信贷资金的大规模投放会形成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造成两难。所以在长期内，必须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维持银行信贷稳步健康增长，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要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防止银行贷款“一哄而上”或“一哄

而下”，确保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后危机时代继续施行逆经济周期的监管政策对于加快经济复苏步伐至关重要，即在经济上升期，应坚持更加审慎的监管标准，包括资本充足、流动性管理等；在经济下行期，应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实践中逆周期银行监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资本监管，提高资本质量

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基石，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本质量监管，明晰资本监管规则。一是严格资本比例要求。在资本比例上，可以适当提高核心资本要求，限制附属资本和次级债务的比例，并要求商业银行通过次级债等附属资本弥补资本时，必须相应补充核心资本，从而提高银行资本抵御风险能力。二是细化风险系数。对于房地产等周期性高度敏感和宏观调控重点关注的行业，可以单独设定风险权重，从监管导向上促进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三是明确干预措施。明确基于规则的立即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监管机构必须立即、自动采取相应的具体干预和处罚措施，防止监管宽容和政治干预。

(二)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压力测试

一是推广压力测试。要推广压力测试的运用，使压力测试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日常的风险管理、评估和预警的工具，而不是应急应景之举。二是扩大压力测试范围。要逐步扩大压力测试的范围，在积极探索宏观压力测试的同时，加强对房地产贷款、资本充足率和创新产品的压力测试。三是设定压力测试场景。要正确设定压力测试场景，不能基于温和甚至是错误的假设，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没有一家银行压力测试过银行间或商业票据市场全部冻结这一极端情况。四是实行逆周期的动态拨备制度。银行应在经济繁荣期多提拨备，在经济萧条期少提拨备。动态拨备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这不仅有助于为过热的经济降温，还可以在经济低迷时提供不时之需，促进经济快速复苏，从而降低周期波动的破坏性。五是减少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亲周期性。因此，监管部门应鼓励银行独立判断风险，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在需要使用外部评级时，应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同时，银行应高度重视内部评级法的运用，并改进内部评级法中的风险估计模型，适时采用跨周期风险评级法取代实时风险评级法，并使用压力测试方法检验资本水平是否满足经济下行期的需要。

(三)控制信贷杠杆，防止金融风险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较多，并且已有存贷比等控制工具，再使用总资产／总资本等监管工具意义已不大，关键是要控制实体部门的信贷杠杆。一是要控制房地产相关经济主体的信贷杠杆，严格落实贷款成数、收入比等监管要求，这既能有效防范贷款风险，又能防止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二是要控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杠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透明度较低，信贷杠杆往往不易控制，容易造成风险，需要在实践中严格把握。

(四)加强机制建设，提高监管透明度

我国监管独立性和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实践中还受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商业银行游说导致的监管宽容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在实践中，可以考虑建立社会公众咨询委员会。目前银监会已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随着社会对银行关注度的增加，可以通过设立社会公众咨询委员会等形式，扩大社会公众对监管的参与度，防止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监管的独立性，还有助于监管决策的民主化。同时，建立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机制。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应开发逆周期乘数，通过运用逆周期乘数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调整，降低逆周期信贷这类极端情况的发生，从而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参考文献：

[1]孙天琪，张观华.银行资本，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08.

[2]谢平，廖强.西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述评[J].金融研究,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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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4-02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与金融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金融部门与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如何通过金融部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规避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以来，美国大萧条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学术界对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金融危机的出现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还是亚洲金融危机，都让我们认识到了金融因素能够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现如今的周期理论已经不得不重新审视金融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近年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该理论将金融中介部门纳入DSGE模型框架中，在整体经济框架下对金融因素进行研究。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为“十三五”期间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出现。

一、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金融加速器理论

金融加速器理论以资产负债表渠道为基础，金融因素为切入点，研究了如何通过冲击影响经济运行，为周期理论的新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主流的观点通常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企业的现金流渠道为切入点。未预期的利率上升会使经济总产出和企业的现金流减少，从而使企业对外部融资份额的需求增加，这会使成本增加并且促使外部融资出现溢价现象，从而使企业下期投资、产出、收入和现金流减少。第二类是以抵押品价值与资产价格渠道为切入点。资本品的需求会被未预期的货币紧缩减少，这种货币紧缩也会使资产价格降低，企业用于贷款的抵押品价值也会减少，资产价格会随着预期现金流和企业净值的减少而进一步减少。金融加速器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将冲击部分问题放大，进而对经济造成影响。

外部融资溢价是其核心概念，借贷者之间的委托问题会受外部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变得更高。在信贷市场需求不改变的情况下，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与外部融资溢价之间呈反方向变动。而资产净值由很多因素决定，其中利润、资产价格等是很重要的因素，且这些因素与经济呈正方向变化，这会使外部融资溢价与经济周期呈反方向变化，由此带来企业投资、生产等方面的波动。因此，资产价格下跌可能会使企业资金负债情况变得不理想，使企业信用降低，向银行借贷出现危机。信贷市场具有不完备性，而这种不完备性会使冲击变大，这是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根本内涵。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现状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来说是将信贷约束纳入模型中，通过信贷约束来研究冲击是如何造成经济波动的。国外学者Bernanke和Gertler（1989）将一个信贷约束方程纳入到模型之中，以说明金融市场有放大功能，即金融加速器原理。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研究中，发现将银行中介和货币纳入到增长模型中能够更好地解释金融变量。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把金融部门引入到框架中，将信贷约束机制看作是内生的。

将金融部门纳入到框架之中是该理论的里程碑，之后的研究百花齐放，而金融冲击无疑是其中一个焦点。金融冲击是指由金融部门自身内生出的波动性，可能很小的冲击，但却可能使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Jermann和Quadrini（2012）的研究为我国金融危机后周期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他们将银行部门纳入模型中，在周期框架中集中纳入了银行、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等问题，考察了金融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冲击能够改变企业的借贷能力，进而对总产出造成影响。

国内学者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从流动性约束或借贷约束角度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结果表明，它们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张伟进、方振瑞（2013）将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全部纳入DSGE模型中，利用1997―2012年的季度数据，发现金融冲击不仅是投资波动的最重要因素，在解释总产出方面，贡献也较大。而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将金融冲击纳入DSGE模型中，发现金融冲击通过放大作用可以对经济波动造成很强的影响，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经济波动现象。霍强和蒋冠（2014）在金融摩擦的背景下，探讨了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了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而周炎和陈昆亭（2016）在DSGE模型框架下纳入金融经济周期，以此来分析供给侧冲击与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该现象解释力最强的是供给侧冲击而非金融冲击。

三、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空间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贷市场在国际中越来越重要，在开放经济下研究金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变得十分重要。而在开放条件下，关于适合中国经济情况的模型方面研究并不多，应该引起重视。

第二，2007年次贷危机过后，金融机构的摩擦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总的来说，该理论鲜有考虑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金融摩擦导致的经济波动，如垄断因素、税收因素等，而这些都将是今后需重点研究的方向。

第三，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如存贷款总额等于金融冲击等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避免经济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等负面现象，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对我国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2015年，随着股市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金融部门的支持无疑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促进作用，研究金融因素所导致的经济波动现象对于“十三五”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7月8日，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各方代表均肯定了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金融如何改革以及怎样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存贷款总额等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也要考虑金融因素能够放大冲击，进而使经济出现波动这一现象。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告别了通过利差躺着赚钱的时代，同质化的服务使得银行间竞争加剧，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金融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经济波动，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而银行信贷又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由于“融资难”问题的存在，受金融因素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大型企业。如果能够使融资渠道增加，则可以减缓外部融资溢价的影响，进而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因素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鼓励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中小企业才能够更容易生存下去，从而使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慎用，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无法立刻熨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并不高，此时增发货币可能会引起资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程度更深。

参考文献：

[1] Bernanke，Ben，Mark Gertler.“Agency Costs，Net Worth，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1）：14-31.

[2] Bernanke，Ben，Mark Gertler，Simon Gilchrist.“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 work”，in Taylor，J.B.and M.Woodford，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Volume1C，chapter 21，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1999.

[3] Jermann，Urban，Vincenzo Quadrini.“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nancial Shock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71-238.

[4] 陈晓光，张宇麟.信贷约束、政府消费与中国实际经济周期[J].经济研究，2010，（12）：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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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取得了之前任何一个阶段或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方面。但早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时期人们就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存在直线式的增长，而是普遍存在着经济扩张和收缩交替运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出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后来人们一般将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运行所表现出的重复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上下起伏变化谓之为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

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获得了更大发展，它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理论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两个核心，近一二十年来，两个研究领域又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我国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我国现有的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如“对我国经济周期长度研究和类型的研究虽已开始，但众说不一”之类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具体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周期的波动既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难题”。而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历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敢于实践的勇气，更需要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无疑将有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更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其测度也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对宏观经济将来运行的可能性趋势作出准确估计和判断，而这必须建立在对相应周期性波动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

由于一国的经济波动总是通过宏观总量及其相对率的上下起伏来表现，所以人们一般借助GDP总量及GDP增长率来划分其经济波动的周期。本文采用NBER的Bry和Boschan开发的测定经济时间序列转折点的程序（简称B-B程序）来界定我国GDP增长率变化（见图1）周期，并借此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周期性。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确定经济周期运行转折点时明确规定：第一，只有经济从一个高峰到相邻的另一个高峰，或从一个谷底到相邻的另一个谷底，波动时间在15个月以上，才称为一个经济周期；第二，一个经济周期的收缩和扩张阶段也都要分别持续5个月以上。这两条规定主要是排除一定时期内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脱轨现象”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干扰。考虑到“周期的长度及类型是经济运行当中内在的自身规律使然，应当是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后所研究的结果”，所以具体应用B-B程序的“谷一谷”法划分经济周期时，依据美国商务部相应规定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变通。

按照上述美国商务部对经济周期转折点划分的标准和规定，本文借助图1的分析可知，自1978年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周期（每个经济周期的具体波动长度特征见表1）：

第一个周期：1978～1981年（周期长度未知）；第二个周期：1981～1990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三个周期：1990～1999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四个周期：1999～2009年（周期长度为10年）；2009年后步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波动中。

这五个经济周期中，第一个周期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最后一次波动的部分收缩阶段，而李瑛（2007）在详细深入分析经济周期内涵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将改革前的经济波动纳入我国经济周期的研究范围是矛盾做法”，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价格体制改革，所以本文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主要针对后面四个经济周期。

表1中，T为实际长度，T为平均长度；σ为标准差，，其中，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y为样本值，标准差σ表示实际值y偏离平均值的波动幅度；v为波动系数，，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主要指标。

借助表1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长度特征的反映，结合图1中我国市场经济自1978年建立以来GDP增长率波动情况，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状态的具体特征（见表2）。

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分析

（一）周期类型

图1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自建立以来三个经济周期谷底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4%、3.9%、7.1%，均远高于0%，表明每一个周期均为增长型周期。何况虽然全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44%，但三个已完成的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中，最低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已为9%，且周期最高GDP平均增长率与最低GDP平均增长率之间仅相差0.4%，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二）周期长度

按照B-B程序的“谷-谷”法对经济周期波动长度的界定，经济波动周期的长度指一个波谷年份到下一个波谷年份的时间长度，是衡量经济波动平稳性特征的一项重要指标。从图1可知，按“谷-谷”法计算，自1981年到2009年的28年间，我国经济共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3年。

“按波谷年计算，即从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也是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6.7年”，意味着相较改革开放之前的波动，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同等时期内经济波动的次数在减少、长度在增加，说明每个经济周期波动持续的时间在延长，经济运行更趋平稳。另外，全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为0.9，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的扩张和收缩并不具备绝对化的对称性。

具体到一个周期的波动而言，其长度由扩张期长度和收缩期长度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表示每次周期波动的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持续性。一般来说，若扩张期的持续时间较长，收缩期的持续时间较短，那么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显然，具有长扩张型周期波动的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由表1可知，市场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三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意味着相比第一、二个周期而言，第三个周期为显著的长扩张型周期，表明该周期经济波动具备扩张的强持续性、收缩的弱持续性，让我们在看到第三个周期中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第一、二个周期中，政府存在对市场较多直接干预的去市场化做法导致市场经济波动较大、扩张持续性弱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更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已完成的三个周期的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这种周期长度正好吻合朱格拉周期的特征，“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典型的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

而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于1862年在其出版的《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的著作中最早提出，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时间规律性的。所以，既然我国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波动也呈现出朱格拉周期的长度特征，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经历类似于西方国家早期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进一步证明市场经济机制仅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方式，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服务。当然，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避免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如、贫富不均、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

（三）波动幅度

波动的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离差，表明经济增长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它的大小是反映经济运行是否平稳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上表2可知，我国市场经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10.6%，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降至6.5%，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则仅为2.2%；周期波动幅度在逐渐减弱，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更趋平稳。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是非绝对化对称的，故对振幅的衡量还应分为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两部分，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以分别反映扩张与收缩的涨、落程度。扩张高度是指周期的峰顶位置，表明的是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收缩深度是指回落的谷底水平，表明每个周期的收缩力度，谷底越低，说明经济增长越乏力、越不稳定。

由表2可知，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市场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和收缩深度最大的均是第一个周期，分别达14.5%、3.9%；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就已明显降低，分别为13.6%、7.1%；第三个经济周期则分别为11.4%和9.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扩张高度正在逐渐回落、收缩深度正在逐渐上升，三个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最大的是第一个周期，达14.5%；收缩深度最大的是第二个周期，为3.9%，而第三个经济周期整个周期的波动幅度仅为2.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更趋平稳。这说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和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值得今后工作中学习和借鉴，以达到更好的宏观调控过程和结果。

结论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可以概述为：长度规则、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减小。针对已完成波动的三个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周期类型（按波动性质分）均为增长型周期，表现为经济水平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交替出现，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周期长度（由一个波谷到下一个波谷的时间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吻合朱格拉周期特征，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步入了类似西方国家早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波动幅度（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由10.6%、6.5%到2.2%在逐渐减弱，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到增强。

波动高度（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14.5%、13.6%到11.4%在逐渐降低，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减少了盲目性扩张。

波动深度（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3.9%、7.1%到9.2%在逐渐提高，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有了较强抗衰能力。

波动的平均位势（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0%、9.5%、9.1%，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扩张收缩比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的时间长度与收缩期的时间长度之比）分别为0.5、0.3、4，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在扩张阶段有了更强持续性。

波动系数（标准差与样本平均值之比）由0.4、0.3到0.2在逐渐降低，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正向着更趋平稳、更具持久性的良好态势发展。

可见，波动幅度、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平均位势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在降低、稳定性在增强；周期类型、扩张收缩比率、波动系数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则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备良好持久性。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经济周期中，虽然每一个周期的时间长度都非常吻合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特征，但第一个周期的扩张期为3年、收缩期为6年，第二个周期的扩张期为2年、收缩期为7年，第三个周期的扩张期为8年收缩期为2年，三个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这既表明每一个周期都各具特点，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情景。

上述结果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表现出“稳定性增强、波动性降低、波动更持久”的特征。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证明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一般来说，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经济周期的特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是与此相反的，即扩张期较长、收缩期较短”。就上述分析而言，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这种转变又主要是在第三个经济周期得以完成的。

启示

（一） 必须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

结合上面的图表及分析过程可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09年后就步入了第四个波动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及规律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是指政府必须尊重市场、承认经济波动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律，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相反，还应该增强。总结来说，今后的宏观调控时应该注意：

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方向：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注意政策方向。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期时，政府应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收缩期时，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力度：针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也应该区别对待。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初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弱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中、后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强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革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已运行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可以证明，它大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服务。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得到逐步初步完善。下一步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使之进一步深化，使之帮助我国经济走向更高层面。

（三）向第三个经济周期学习和借鉴宏观调控经验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大潮中，我国经济最终也未能幸免并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该周期波动中的宏观调控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次危机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最后一次，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存在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唯一办法就是立足现实，立足国情，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经历中去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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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光明.经济周期波动：测度方法与中国经验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06

3.中国统计年鉴[R].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邓春玲.建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5.李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07

6.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7.邓春玲.建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篇（9）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 1953 —1957年 ,1958 —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 —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着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 1978 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1978 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 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着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

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 (1994) 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篇（10）

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具体地分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2.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3.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4.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後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6.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

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近年来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流派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