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趋势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文化趋势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目前，中国皮具行业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影响，在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皮具行业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但是皮具行业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十分突出，具体有以下几点。

1.皮具行业的现状和环境目前中国皮具行业制造水平较低，生产工艺落后，研发技术水平不高。尽管许多企业在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管理没有跟上，结果是生产线扩张了，但效益却没有明显提升，生产的产品仍然以中低档产品为主。

2.文化与艺术的融合性差，缺乏创新性目前中国皮具行业不注重向文化、向艺术要产品和效益，多数产品只是对目前市场流行产品的简单模仿，缺乏创新性，不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挖掘创新点。

3.企业存在用工难和人才难留的问题目前全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皮具产业面临着民工荒、用工难、人才流动性大的问题，仅狮岭每年就面临3万人的用工缺口。同时皮具产业对设计、研发、管理、营销、品牌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很大，但人才往往容易流失，很多企业成了一个培训机构，花大力气培养的人才却没有办法留住。①

4.品牌数量少，知名度不高目前，中国皮具行业拥有超过1万家各类皮具制造企业，但是具有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企业数量却很少，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来样、来件加工阶段，没有品牌的企业往往只能采用打“价格战”的营销方法。中国皮具行业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品牌效益不突出，与服装业、鞋业相比，皮具箱包行业在全国还没有形成一批中国名牌。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即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工艺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作为探讨皮具产业集群升级的一条道路。

二、“文化”与“艺术”范围的界定

“文化”一词是从《易经》贲卦象辞中的“人文化成”一语中简化而来的，其涵义有很大的可伸缩性。根据其外延的广狭，有大文化、中文化和小文化之别。大文化的外延非常宽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与自然相对应的概念。中文化的外延小于大文化，指人们改造、整合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具体指人类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人多称之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小文化的外延最窄，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财富。从三个文化的涵义可知，大文化与中文化是从宏观上、从理论上讲的，反映的是价值体系、精神理念；小文化是从微观上、从实践上讲的，反映的是人们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1]关于“传统”，传统固然与过去有关，但它的关键却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大家知道，时间是三维的，即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而事物在时间中有至少有三种形态，一、它产生于过去，但在过去就死亡了；二、它产生于过去，一直留存到现在，尽管它可能已经变形易位了；三、它产生于过去，留存到现在，并有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而所谓“传统”，至少是跨越两个时间维度的事物，即只有后面二者才能叫做“传统”。至于产生于过去并在过去就死亡了的事物，不能称作“传统”，因为它没有“传”下来，也未成其为“统”。所以我们说“传统”关键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指出的，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是思想，物质的东西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是精神却可以一直流传下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产生于过去、现在仍活在我们脑海里的精神的东西，或者形象点说，是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活的东西。[2]203.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直觉体悟的直观性和观物取形的象征性。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方面，在于直觉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关于“艺术”，目前为止．广义的分类有造型艺木（绘画、雕塑、摄影、书法等）、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实用工艺等）、表情艺术(音乐、舞蹈等)、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等)、综合艺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狭义的分类艺术专指语言艺术以外的其他艺术种类。语言艺术也称文学，人们有时把文学与狭义的艺术并称文艺。[3]本文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指能够为皮具行业所采纳、借鉴、吸收的精神和理念，并折射在皮具制造和研发工艺过程中的，具有鲜明传统文化和艺术特征的这一部分。皮具制造工艺是指皮具制造技术、研发技术、生产技术的综合体，也是皮具行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必要性和可行性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技术相结合，引领中国皮具行业新潮流和发展趋势，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1.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从皮革皮具的历史来说，皮革皮具的诞生是装饰品和服装的衍生品而来，其来源是一种装饰文化和贵族文化。到现代社会，皮革皮具日益涵盖、渗透、融入了各种文化，诞生了一系列针对各种文化而特别设计的个性各异的皮革皮具产品，适用于不同的消费人群。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精髓，寻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制造工艺的结合点，是建立中国品牌文化的重要目标。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形象地传达它的深厚底蕴，并直观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我们不只是借鉴传统文化在皮具材料制造方面、款式设计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应用，而是要挖掘文化精髓，使文化与技术紧密结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家、儒家文化更是对设计有着深远影响。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不仅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特征，而且标示出与西方文化传统质的区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和最高境界。[2]203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我们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创造潮流、引导潮流的根基。

2.正确处理产品个性化与生产规模化的关系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叫做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倾向；矛盾的“统一”，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为存在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在皮具行业中，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是一对相互的矛盾，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选择。鉴于皮具行业的特殊性，多数企业选择了规模化生产，借助“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依托国内的资源成本优势，不断扩大企业规模，而选择产品的个性化生产的企业较少，主要是因为采取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计研发技术的支持。从欧美国家皮具行业向时尚行业转化的过程来看：技术的发展使产品的共性趋于实现，文化的介入使产品个性得到张杨，而二者的结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3.采取差异化战略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采取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集中一点战略，这也正是管理的战略的不同体现。在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供不应求，企业只要考虑如何进行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就可以不断获取利润，企业往往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迅速扩大规模，提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但是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产品供大于求，企业就将有预见性地选择差异化战略或者集中一点战略，而对皮具行业来说，产品的个性化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的体现。企业采取这种战略也是应对竞争的一种出路。

4.向产品的个性化方面发展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消费者对皮革皮具产品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对消费者形成了刺激，带动了市场需求。目前，随着消费者对皮具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也使得皮具行业不得不向产品的个性化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实现共性）是可以进行相互转化的，只要企业注重设计研发和技术提升，产品的个性就会得到实现，企业的效益也会随附加值的提高而大幅提升。这样带来产品销售数量的提升，企业的制造成本也将降低，最终达成了规模化生产的成本效益，从而实现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这一对矛盾的统一。

四、技术支持

为了实现皮具行业的产品个性化与生产规模化的统一，需要各种技术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材料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设计研发技术、制造技术等等。

1.信息技术

21世纪可谓信息时代，诸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CAT（计算机辅助测试）、MIS（管理信息系统）、FMS（柔性制造系统）及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将普遍应用于皮革行业进而实现皮革行业的“e化”。皮具行业的“e化”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通过胶原结构模型，开展绿色皮革化学品的分子设计；（2）利用计算机软件的新技术，力求实现生产过程的计算机控制，以利于企业的规模发展，如：现代计算机辅助测试技术(ComputerAidedTesting)和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Intelligence)，使皮具手感以及感观等方面的表达，从传统的眼看手摸转向量化表征阶段；（3）利用计算机软件自动打版系统，可以实现企业研发设计的自动化、信息化；（4）利用强大的箱包设计软件的功能实现款式和配件的快速设计，节约绘制过程，更多时间用于创造性搭配和设计。

2.材料技术随着合成革、塑料、纺织面料等新材料的不断发展，皮革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材料要经受各种新材料的挑战。要立足于市场就必须要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不只是仅仅满足于现有的花色品种及常规皮革的制造。要立足于国际市场，就必须提高产品附加值。因此，开发各种特殊效应革以及稀有特种皮革已成为我国皮革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纳米技术已成为一颗新的科技明星。由于纳米材料具有高强度、高韧性、极强的吸湿性、抗菌性和阻燃性等优点，因此纳米科技的引入必将为皮革工业带来勃勃生机。材料技术的发展，也为皮具产品的特色和个性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机电一体化技术缝纫设备发明以来，经历了专业化、提速化阶段，进入了机电一体化阶段，其性质均属于机械技术的改进提高。专用机的应用必然需要在缝纫机上增加许多机械机构，一些零件结构特殊、复杂，精度要求也高，相应增加了制造难度，复杂系数的增加也伴随着机器故障率的增加。机电一体化技术对缝纫机而言，其含义概括地说就是缝纫机的刺布、挑线、钩线、送料等执行部件仍沿用原机械机构，而控制方面则采用电子或微电脑系统。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于皮革皮具行业的发展有着提升生产效率、节约成本的重要作用。

4.面料和产品的多样化如今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追求个性已成为时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皮革皮具也是如此，皮包、皮带、饰物、票夹等都在彰显人们的个性。要满足人们的需求，皮具产品就必须向着多品种、多风格的方向发展，其中皮革面料的多样化发展是皮具产品向多品种、多风格方向发展的基石。随着稀有皮革、特殊效应革的层出不穷和不断发展，皮具产品将不再局限于以猪皮、牛皮、羊皮等为基本原料，品种也将不再因原材料的限制而显得呆板、单一。不同特殊效应革及稀有皮革的使用或搭配，会使皮具产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如复古效应革、珠光效应革、动感效应革可使皮具休闲化、时髦化、动感化，从而使皮具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正规场合的佩戴和使用，而是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合；鱼皮优美自然的鳞纹是传统猪、牛、羊皮革无法比拟的，也是人工压花板无法仿效的。采用鱼皮制造的皮具优美、高贵，而不同鳞纹如光鳞纹、毛鳞纹、绒鳞纹、蜡感鳞纹等品种的鱼皮革制成的皮具，也自然风格不一，各具特色。

五、案例研究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产业链配合、市场运作等方式，积极探讨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技术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下面就狮岭镇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措施作一简介。

1.狮岭镇以及狮岭皮具行业现状狮岭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西北部，全镇总人口约2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近8万人；总面积16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广州市中心34公里，距广州新国际机场和花都港均15公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107国道（广清高速公路）、京广铁路，珠三角环形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处在港澳2小时交通半径内。独有的海、陆、空立体型交通优势，为狮岭镇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狮岭镇抓住国际皮革皮具行业转移、国内皮革皮具产业集聚的战略机遇，以市场为导向，以开放为动力，以民营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以创建区域品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实践中成功走出一条市场培育引领，产业集聚带动，农民就业创业，政府有为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富民强镇新路。①狮岭的皮革皮具行业经过多年滚动发展及产业链逐步完善，成为了花都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全镇有皮革皮具生产企业和商家5000多家，从业人员近12万人，年产皮具近4亿只，年产值超80亿元，皮具产量占全国的1/3，产品远销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狮岭镇目前拥有中国最大的皮革皮具专业批发市场——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主要经销皮具生产所需的各类原辅材料、皮具产品和缝制机械设备，每天交易额均超过2000多万元，全镇皮具、皮革交易总量为全国第一。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皮革皮具行业盛会—中国（狮岭）皮革皮具节已连续举办6届，更使狮岭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兼备交通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的狮岭镇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皮具生产销售中心和皮具原辅材料集散地，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皮具之都的光荣称号。①

2.狮岭在文化艺术与产品制造工艺相结合方面的举措与成果2003年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狮岭镇领导认识到，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引导皮具企业产品升级换代。那么如何升级，向哪一个方面升级呢？经过不断探索，狮岭镇政府和皮具企业达成了一种默契——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深入挖掘，从向制造要效益转为向创造要效益。首先建立“狮岭皮具”产业集群品牌，实现“从狮岭制造向狮岭创造”的转变，同时筹划成立中国皮具博物馆、皮具设计学院、皮具行业博士后工作站。狮岭还成立国内首家镇级产业研究机构——广州索派皮具产业发展研究院，旨在通过全面、客观审视狮岭皮革皮具行业发展优势及现状，整合全球皮革皮具资源，实现中国皮具之都的新一轮产业提升和技术飞跃，在世界皮具业界发挥应有的作用。上述举措极大地增强了狮岭皮具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吸引力，2004-2005年，狮岭镇的GDP都取得了超过10％的增长，特别是皮具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增幅超过了20％，外贸出口额增幅也超过20％，一大批企业正在不断做大做强，国家名牌、广东省名牌企业开始涌现。不少企业努力从OEM的低级贸易制造方式中解脱出来，进行ODM以及企业自主品牌的打造，其中嬉皮士、LCK品牌的成功尝试验证了这一点。这两家企业均推崇“皮具演绎生活”的创新理念，坚持文化、艺术与市场需求高度结合，自主设计实现销售的产品占企业销售产品的70%以上。在设计上，坚持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生产制造技术相结合，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嬉皮士在国内已经拥有200多家加盟店，而LCK更是已经进入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的大型商场中。②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工艺结合的发展趋势研究，结合产业集群品牌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狮岭镇人民政府注册了皮具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商标——“狮岭皮具”；在产品开发的思路上，以引领中国时尚潮流为宗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将传统文化引入皮具的设计当中，创造出一种富含文化魅力的时尚潮流文化。他们非常重视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质量，引入国际（意大利）先进的设计和生产工艺，再结合国内审美标准，推出适于国内销售的款式。选择一家狮岭最好的企业生产，注重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他们从一开始即以最标准的方式来生产品牌产品，达到与市场的高度融合。不到半年，企业已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吸引其他企业纷纷加盟。

六、结论

1．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原辅材料及产品生产制造相结合，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对于中国中小皮具生产企业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规模无法和大企业进行对抗，选择差异化竞争战略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2．在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生产制造相结合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处于一种引导的地位，从宏观上把握行业的整体发展，对行业的整体环境和良性发展进行引导，扶持各种智力平台、创新平台、研发平台的建立和发展，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产业的腾飞。

篇（2）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际广告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广告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跨文化才成为广告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问题广告

2003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刊登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广告，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的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恐惧斗室广告片，2005年6月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在我国播出的”下跪篇电视广告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广告风波。

这些问题洋广告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不适应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如立邦漆广告拿龙做文章，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龙滑落成一堆，将其任意解构“霸道”的广告让石狮子向丰田汽车致敬，引发了一种不安的联想：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古老符号，让石狮子向日本的汽车致敬意味着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商业文明俯首称臣石狮子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沟桥于是，霸道的广告就这样被”解读”，从而激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二、国际品牌，本土传播

国际广告传播中的问题广告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引起了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告批评就涉及到了洋广告和广告的崇洋问题，但真正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研究则在加入WTO之后。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的研究和介绍第二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西文化问题。

关于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李永、肖建春和陈绚分别做了介绍．他们指出．有三种基本模式：翻译式广告．模板式广告和指导式广告。

翻译式广告是根据在某国使用过的广告，用广告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图像、音乐等部分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仅保持了广告的原汁原味，而且通过语言上精心的翻译，适合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美感，更加让人易于接受。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个以“Can’tbeatthefeeling“为主题的广告，这一口号在我国翻译成挡不住的感觉“，日文的译文大致为我感觉到Coke”．意大利的译文为独特的感觉“，智利的译文为”生活的感觉“……电视画面同样都是一群青春活泼的男女在跳舞的情景。但是．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有时仅仅靠文字的翻译难以把广告的信息准确的表达出来。

模板式(样品式)广告是公司总部根据消费国市场调查发现的共性，设计出一种广告的模式，最终由广告公司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制作。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在中国各地电视台上播出的阿迪达斯公司的广告中，画面是两支由世界各国明星组成的足球队在进行激烈比赛．最后射门的任务是由中国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播出的这则广告，都是由该国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其余的广告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当地顾客的消费心理通过某种他们所向往事物的表述引起共鸣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博得了消费者的好感。

指导式广告是由总部对广告的策略、运行．预算及目标提出指导性意见，然后由地区经理或广告公司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地区经理和广告公司有很大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总部的要求自主的设计符合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告，比样品式广告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柯达总公司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提供一个中心的广告策略，由公司在当地确定媒体，而总公司会一直关注、监视着广告的策划与质量．只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时总部才会派人亲自出马。如壳牌石油公司曾要求其广告宣传应围绕”壳牌帮助你””壳牌是驾驶员、摩托车手的好帮手”的主题，各地可以依据当地的情形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告创意策划、表现。指导式广告为子公司提供了更大余地的自由度，各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出更能适合当地需求的广告，最大限度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只要不与总公司制定的广告主题相违背。

上述”创意标准化．表现当地化或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广告制作模式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广告的传播．即它所负载的使命．二是传播的目标地域的相关情况．包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艺术特点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因此．这些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洋广告，之所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愤怒，主要是广告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道德不相适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让国际广告能充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用能表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表现方法，将国际品牌的标准化创意表现出来，从而突破文化隔绝之屏障，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三、文化的趋同化与多元化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划和创意中．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共享性，更好地实施”国际标准．本土传播”的方略。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中突的层面。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自20世纪初开始的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他把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霍志坚、夏盼认为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必然导致在文化对话中的强弱关系结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差距．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并不可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显现着一种不平等关系．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利．并在以经济和政治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跨国传播中的广告是负载了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渗透倾向和攻击性。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其传播的内容所体现的：其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阶段．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培育了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并通过广告、运用媒体将这种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二．发达国家在倾销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输入国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态．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甚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达到文化渗透与拆解作用。

孙顺化通过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考察指出．在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之初．国家权力和利益都是最受关注的．无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还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家都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操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孙顺化认为．”恐惧斗室”的广告创意、广告表现有着鲜明的美国特征。基于美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要战胜而且能够战胜让它恐惧的所有异类．”恐惧斗室”中勒布朗·詹姆斯的战无不胜即传达了这种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隐藏在广告背后的国家权力的作用。

这些对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中突的观念．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的批评。在他们的批评话语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的深深忧虑：西方广告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无形中输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的青少年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含蓄和谦逊．青少年正在受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耐克和阿迪达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同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西方广告的文化扩张造成的民族文化的流失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引起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能否引起文化殖民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消融”民族文化”。

篇（3）

东韩村发展模式现状分析

东韩村概况

东韩村地处西安市邑区北郊，占地面积1.43平方公里，全村人口1000余人，共计250余农户，西户省道穿村而过，28公里直通西安，拥有便利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优势，对于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94年，东韩人以“新农村――绿色村庄――农民画庄”为主题，开始东韩新村建设，风格独特的别墅式住宅，依托着浓厚的时代文化信息，以户县农民画享誉中外，被誉为“陕西第一村”，年接待量达40000余人次，其中不乏来自德、英、美、法等各发达国家的游客，打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发展的平台。

东韩村发展模式探析

1、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东韩村是新时期农民画最早走向市场的发源地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民画大门因而打开，政府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第三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村民收入显著提高。其中，村中以潘晓玲、王乃良、曹全堂三位画家为代表的农民画销量显著，为拓宽销售渠道、便于交流展览，还建立了多个独立画室，吸引广大艺术爱好者来此参观拜访，如著名画家潘晓玲画室，年访客量达1500余人，年收入约七八万元。

村委会非常重视农民画发展，重新组织绿化和设计农民画宣传牌；组织人力对村口道路进行改造，设置文化墙和宣传画廊；村委会积极为村民谋发展，规范餐饮住宿业标准，通过定时的培训与监管，实现了星级化水准，为更高效地接待游客提供了基本保障，与此同时，也解决了留守妇女、老人的再就业问题，在保护传统文化发展的同时，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不但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壮大了集体经济，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2、以工促农，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东韩村自有的 “西安旋播机厂”在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经过不断的科技研发、管理升级、市场推广等，最终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复式作业农机生产基地，使东韩村80%以上家庭的农作物喷水灌溉实现“设备化”，“以工促农”，在耕地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缓解近年依靠进口补给农产品需要、粮食进口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同时，外资企业不断注入，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周边以机械制造兴起的企业蓬勃发展，工业园区面积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改变了村民原本的仅依靠农业就业的局面，靠天吃饭的自然状态。

3、引进城市新元素，提升村民生活品位。通过引进城市新元素，提升村民生活品味：一是大力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由村委会统一管理上下水管网，进行合理资源配置；二是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如建立中心V场，增加各类休闲、健身等基础设施，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满足村民生活娱乐的基本要求；三是提高通讯水平，引进无线宽带业务和数字电视，拓宽村民对外沟通的渠道，通过新兴媒体更有效、及时地接触各类信息。多方位地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加快东韩村城市化进程，使村民提前步入城市化的生活，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

4、打造O2O平台，大力推广农民画特色文化产业。为迎合时展需要，使“东韩村”更好地“走出去”，以人民群众得实惠为目的，走特色发展之路，致力打造O2O平台。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与走访，决定发挥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优势，已有的农民画文化资源优势，利用村民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环境幽雅的村容村貌，在有完整经营思想和丰富管理经验干部的带领下，结合东韩村特色文化产业――农民画销售，建立O2O平台发展电子商务业务，随着产业群的不断发展壮大，鼓励O2O平台深入发展到每一家每一户，并集中进行培训和指导，带领更多村民享受信息时代高效便捷的运作方式，拓宽农民画的销售渠道，解决农民画因季节差异导致销售不均的窘境。

制约东韩村发展的主要困境

过度商业化

传统文化村落发展的初期，由于当地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极高，农民画得以快速有效的发展。然而在东韩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旧的农民画作品内容形式陈旧，表现技法单一，缺乏创新意识，无法紧跟时代潮流以致被市场淘汰，从而使农民画的宣传和发展进入瓶颈。为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民画作者开始迎合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创作，农民画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逐渐走上“装饰画”的发展道路，一些作者不再仅仅依靠个人主观及艺术感受作画，导致农民画艺术水平有所下降，对农民画价值的发掘也逐渐减弱。如用丝网印刷来批量制作冒充手工绘制的农民画，盗用他人名义作画卖画等，将农民画创作活动过度商业化，丢失传统的艺术特点。致使作者们根据市场需要不断重复现有作品或减弱对艺术的更高探求，作品也就因此失去了艺术的独特性与自主性。违背文化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初衷，转变为单一地追寻经济利益最大化，传统文化的发展未能与村落发展同步。

未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农民画作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应在联系和发展其他行业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对当地文化、旅游、相关衍生品行业的带动和辐射，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村落建设的贡献，还是农民画本身的传承和发展，农民画应该是重点和中心。但东韩村当前农民画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如农家乐、技能培训、电子商务村等并无明显的联系。农民画已不再是促进经贸、餐饮等各行各业的融合与发展主力，甚至与其他行业的发展相脱离，使其市场价值和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处于落后趋势，老一辈原创作者越来越少，新一代鲜有人继承，因此农民画思想内容过于老旧，无法融入新鲜血液，无法紧跟时代潮流，违背了传统文化村落发展的初衷。

传统文化村落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单一性

作为以农民画兴起的传统文化村落，仅仅围绕如何扩大“画”的销量，并未提到如何保护与传承特色“农民画”文化，且至今村中知名画家仅有3位，导致农民画产业的发展具有局限性，无法深入到其他产业推动其发展。其次，画的生产、销售、宣传、培训等仍处于单一模式，农民画的创作缺乏创新性和市场适应性，导致农民画难以发挥更大的整合能力。由于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尚处于摸索探寻阶段，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无限的未知，并无优秀的、成型的模式得以借鉴，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之路尤为艰难，东韩村目前也仍未对此现象想出具体的具有创新性的有效解决方法，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模式还有待探索。

解决东韩村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严格规范农民画商业化发展

农民画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缺乏专业引导、组织、管理，尚未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也缺乏详尽的产权保护体系，从而导致农民画复制品、盗用品、残次品丛生。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挫伤了农民画家创作的积极性，还降低了农民画质量水平。

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加强引导、给予扶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应有的规章制度，普及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为农民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统一规范农民画的制作销售渠道，严格控制农民画销售点的开发数量，提高可售出的农民画标准，杜绝粗制滥造、成品大量复制的行为。与此同时，实行“创作”与“销售”的分离，为画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画家只专注于农民画的创作，保证作品的特色与质量；借助专业机构进行销售，由机构进行市场调查、文化宣传、产品销售等工作，增加农民画的宣传力度，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农民画的销售数量。合理分工，增强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目标。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优势

作为三大画乡之一，拥有大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东韩村，应在原有资源上加以利用和创造，将传统农民画与手工业、制造业相结合，如手工制品、工艺制品、纪念品、传统家居等，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工业当中，创造出具有当地文化气息的产品，打造特色品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开展各类以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如文化艺术节、农民画创作交流等，邀请全国各地的不同文化代表进行沟通和学习，提供与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合作的机会平台，在交流与融合中创新，同时对当地特色产业起到宣传推广作用。开设特色旅游专线，如展馆参观、农民画村庄农家乐体验等项目，完善集餐饮、旅游、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游客到来，将传统文化融入特色产业之中，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多元化发展模式并存

在科技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依靠单一的发展模式无法实现长期的发展。第一，a品多元化。以农民画为中心，在已有基础上开发创新同类产品，淘汰守旧落后的产品，推陈出新，创造市场活力，并开拓新的产品市场，满足不同领域消费者需求。第二，人才多元化。重视人才培养体系。现有的文化积淀大多过于陈旧，现有的艺术家也多以上一辈老艺术家居多，因此文化村落的传承与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要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培养新一代农民画画家继承者，使之更具有竞争力。第三，技术多元化。加大电子商务发展力度，创新传统宣传模式，改革商业活动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进行有效宣传，扩大市场需求，优化网络销售渠道、服务渠道。

要在物质文化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充实人力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价值，以技术创新为辅助，为其开辟宣传发展之新道路。使三者有效结合，多元化发展。

结 语

西安邑区东韩村农民画作为极具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特色优势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地位不可替代，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传统文化村落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在创新文化村落发展过程中，经验还尚为欠缺，模式还尚不成熟，发展道路还存在各种问题和弊端，但无法否认的是，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之路，是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国家各项传统文化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当地村民的努力下，传统文化村落必定会闯出一条创新之路。

东韩村应该在坚持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加强文化交流，在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将农民画推广出去，做大做强农民画产业，创新农村发展模式，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加快当地文化经济的繁荣、对促进城乡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光.传统村落[D]，2013.

[2]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缺陷及改进策略[J].中国商界，2010.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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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盛行，首先要归功于其歌词的古风古韵、清新脱俗。通常一首歌曲所描绘出的艺术形象，是由旋律描绘出来的音乐形象与歌词描绘出来的文学形象相结合的产物，在大众艺术接受过程中，歌词形象的鲜明性与通俗性远胜于音乐形象，因此，一首歌曲的好与坏、能否为大众所接受，首先就要看歌词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了。而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恰好吻合了这一特点，古色古香、除去旋律其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词了，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系列中国风歌词《青花瓷》《兰亭序》《东风破》等。

分析典型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歌词都是有一些来源出处的，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发如雪》中，“发如雪”的歌名本身便化用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的经典句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中的“惹尘埃”源自于南北朝禅宗慧能大师的名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其歌词名本身是取东风破的曲牌名，而其中的“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让人想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经典诗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中国传统辞赋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构，然后再与词作者的情意表达相结合，创作出格调清新淡雅的新律歌词是中国风歌词创作比较常用的手法。除了对于经典诗词文本的解构，中国风歌词中还经常使用拆散经典文本的结构习惯，进而构筑非常规词句搭配，这一点连方文山自己本人也是认同的，在其新浪博客的介绍页中，引用百度百科中对他的描述“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

这种写作方法与解构主义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字先于语言，基于文字的差异性可以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从而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语音中心论、文本的封闭论、语义的简单论（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东风破》中的一句歌词“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传统语言结构、逻辑的解构，这句歌词按照通常的语言结构来分析，可以将其细化成几个小短句，如“岁月如流，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剥落，透过油漆剥落的斑痕，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光景。”方文山用庖丁解牛般的手法拆解传统的语言结构习惯，以“油漆在墙上剥落”作为句子的结构核心，大胆将岁月比拟成斑驳的油漆直接替换为主语，然后将主人公的“我”舍去后，用“看见小时候”作为句子的补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结构性、多重意义的句子就创作出来了，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总之，不管是基于传统音乐辞赋内容本身的解构，还是对于文本结构、逻辑、搭配习惯的解构，一首好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必然会有一首极具古风古韵的歌词。

二、解构传统音乐体系，建构现代流行音律

从音乐的本体来说，中国风流行歌曲在音阶、调式、音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区别于其它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之上，而与当代流行音乐元素重新构建而成的。

首先，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阶视音级的多少而进行归类，比如包含有五个音级的称为五声音阶，包含有六个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以及包含七个音级的七声音阶。从调式的角度划分，五声音阶也称为五声调式，其基本的音级为宫、商、角、徵、羽，由这五个音级分别作为主音就可以构成最基本的五个传统调式，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任何一个偏音，比如清角、变徵、变宫、闰，就可以构成六声调式，而如果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偏音，那么就构成七声调式，最基础的七声调式分三大类，一共十五种基本调式，这三大类分别是添加变徵、变宫的雅乐音阶，添加清角、变宫的清乐音阶，以及添加清角、闰的燕乐音阶。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非常的繁多复杂。中国风流行歌曲在众多的传统调式音阶中，去繁存精，大部分都采用五声调式来进行旋律的写作，自然而然，音乐中就充满了古色古香的韵味。

其次，在编曲配器上，论文格式中国风流行歌曲揉合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来作为情感表达、彰显风格的重要手段。如果站在解构的立场上，换句话就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相结合而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体系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比较科学的分类，在西周时期，依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也称“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在各个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音乐的表演与演奏都有各自不同的音色体系，比如先秦时期的钟鼓之乐，就是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辅以编磬、笙、排箫、瑟等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再如唐代大曲中使用的清乐乐队主要由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等十多种乐器组成，丝竹、打击、吹管乐器成为该乐队编制的主要乐器；再如元杂剧使用的伴奏乐队，以笛、鼓、板为主，有时也加笙、琵琶、三弦、锣等乐器；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都均有其相对应的乐器编制，中国风流行歌曲并不是要承袭这些传统乐队编制体系，而是选取最具古韵代表性的乐器，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古筝、竹笛，《千里之外》中使用的钟、古筝、二胡等，与现代流行的电子、电声乐器相结合，重构了中国风的音色使用体系。

当然，传统音色的使用并不完全籍由演奏人员实施演奏，中国风歌曲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音色有很大部分直接用的是该乐器的采样音色，比如《霍元甲》《忍者》《七里香》中使用的笛子，《龙拳》中使用的古筝、琵琶等等，这些音色的制作，首先解构该传统乐器的单音弹奏，进而分解该乐器的演奏力度，再拆开各种演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采样，然后在采样器中进行重构并合成该音色，这也是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解构主义。

最后，在有些中国风歌曲里，会直接截取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旋律元素用于歌曲的前奏或间奏中，有的甚至直接在主旋律中与其它乐句进行融合，创作出极富古典韵味的音乐旋律。比如周杰伦的歌曲《双刀》《黄金甲》在前奏中引用了两首中国传统民歌的片段，而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则是将传统京剧的元素融入到旋律当中。这些都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直接汲取中国传统音乐养分的典型例子。

三、解构传统审美意象，传递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和文化的分支与组成，其结构的核心是“同中求异”，不论是句式结构、主题材料的发展变化，还是节奏的变化处理、曲式安排，都是在统一性的原则下追求些微的差异性。在音乐的审美上，讲究朦胧含蓄的意境美，强调作品的气韵生动、传神风骨，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统一、即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并追求艺术表现中情感与伦理道德的渗透与融合，推崇艺术表现手法的蕴蓄婉曲、动静相成、虚实相生，喜好艺术形态简约质朴、协调适度，以中庸平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流行歌曲作为俗文化的一种，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是其标志性的文化特点，而饱含艺术蕴味与深远意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缺憾，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在描绘理想的歌曲创作时憧憬“让艺术歌曲通俗化，让通俗歌曲艺术化”，中国风流行歌曲可以说正在践行着这一理想。它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分解传统艺术审美趣味，攫取典型意象，融合现代俗文化的元素，从而重构出当今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传递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在制造流行的趋势上提升了流行文化的艺术品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题、内容上，中国风流行歌曲破解传统音乐朦胧含蓄的形象，籍由更细化、并兼具视听色彩的具象，来塑造新时代的人物情感。比如有崇尚武学、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双截棍》《龙拳》《霍元甲》《曹操》《盖世英雄》《十八般武艺》等，有如山水素描般唯美意境的《青花瓷》《发如雪》《兰亭序》《东风破》等，有娓娓道来、细说故事般的《娘子》《斗牛》《爷爷泡的茶》《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

在单个歌曲中，也会具有多重典型的传统音乐意象，比如《东风破》中歌词写到“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离愁别恨和寻旧感怀两种典型的艺术意象。

篇（5）

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完善人格塑造的需要。中华古诗文经典，其知识之广泛，包容之博厚，辞章之精华，内涵之丰富，意存之高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教历史的国家，诗教的思想一脉相承，诗歌的节奏始终激荡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因此，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纲要》明确指出：让少年儿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的有效方法，诵读诗文活动不仅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而且对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将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积极作用。

一、建设书香校园，营造文化氛围

为让学生在书香的环境中受到熏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学校特意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根据学校硬件设施的特点，精心打造文化阵地。“读书角”“诗香阁”，经典古诗词上墙、上橱窗、上楼梯、上草坪、上校车。抬头是唐诗，低头是宋词。诗仙、诗圣、诗杰、诗怪、诗鬼等名家逸事、名家作品在文化长廊里随处可见。走进校园，阵阵诗意扑面而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十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教室里，有各班精心开辟的“古诗角”，精美的设计，尚雅的插图，更显得诗意盎然。

学校充分发挥红领巾广播站的作用，利用上下午放学及课外活动时间播放古诗词歌曲，中午播放古诗词赏析讲座录音，让学生们充分感受诗歌古国的风韵。他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脑子想的、空气里飘荡的，无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

二、注重诗文熏陶，丰富文化积淀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背诵优秀诗文选不少于150篇（含课文）”，并在大纲后面附有80首古诗词推荐篇目。新大纲第一次明确提出背诵的数量，特别是对古诗句背诵的规定。加强古诗词的背诵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 “重视语言积累、感悟、熏陶和培养语感，致力于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收集积累语言素材。”并进一步指出“积极创造条件，指导学生多读书，并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要“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我校的“开展诵读经典古诗文活动的研究”课题正体现了这一理念。此外，新课程要求阅读必须是为提升学生精神生活的活动，为养成学生终身读书习惯，培养阅读兴趣和终身持续发展奠基。通过经典诵读，让学生有丰富的多方面的智力活动，感受前贤的智慧和情怀，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丰富知识结构，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全面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通过与教材相关的名言警句、诗词赋文、传说故事、名人轶事等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教材为基点，进一步向文章作者的其他作品扩展；以节选的文章为基点，向整篇（部）著作拓展；以课文为基点，向同类题材的作品扩展等。教师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教材，灵活运用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挖掘、体验课文中具有中华文化的内容，让祖国5000年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文化画轴，透过一堂堂洋溢着文化精神气息的语文课展现出来，使学生大开眼界、大饱耳福、大受熏陶。

三、开展诵读活动，提升人文素养

为弘扬传统文化，学校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古诗文诵读活动，并且要求全体师生积极参与。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学期初各班对诵读要求制定计划，采取学生集体背与单独背、必背篇目与自选篇目背诵相结合。举行 班级“古诗文知识竞答”“诗词配画”“诗词配文”“师生对诗”等小型而多样的活动，以此激发学生诵读的积极性。

我们根据各年级学生的特点为学生列出书目，开展诵读活动：每天背一首古诗，每周抄一首古诗文，每月举行一次古诗文竞赛活动。通过“千古美文”朗读比赛、古诗文名句填空比赛、诗词短剧表演赛、古诗文知识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期末进行总展示。聘请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学生家长担任考评教师，对不同班级的学生的诗词诵记进行验收评定，给优秀者以奖励，增强学生的荣誉感，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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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道理”层次。儒释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其与中华民族的契合点究竟何在？比如，“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其道理何在？教师要先有透彻的认识，以便能从“道理”层面给学生讲明传统美德的意义和价值，如父母生我养我很辛苦，我应该以孝心相报;又如“礼”，“不学礼无以立”，是讲道理，礼仪、礼貌、礼节的要求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体现。

二是“规范”层次。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落实的制度与规则方面的体现。制度与规则的特点是明确规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如“慎终追远”是道理，“供奉祖先”就是制度和规则;又如，“礼”是道理，“三纲五常”就是规范。尊师敬师是道理，遇到老师行礼就是规范。

三是“仪式”层次，这是“规范”变成每个人的具体行为的有形环节。人们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美德，首先就从形式与行为中来感受。如家中最高长辈没落座，大家就不能动筷子;又如，鞠躬要先“双脚并立站稳，双手紧贴裤线，上身前倾75度，保持两秒”，都是“礼”的道理在形式或仪式方面的表现，严格照着做，就是规范行为要求，养成习惯就是践行了“道理”。

文化与美德要通过形式和行为来体验和实现，要通过制度和规范来固化和评判，要通过明理来入心，从而得以继承和弘扬。

今天，有些人常把明明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把文化和美德的道理与具体的形式和行为混同了。比如，经典本来是优秀文化的代表，读经典就是弘扬文化。但当人们看到读经典还被要求穿汉服时，就会觉得“读经典”未免太过时、陈旧、落伍，与今天的社会毫不相干了，不过只是一种表演而已。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读“经典”是否过时、陈旧、落伍，而在于经典被“读”的“仪式”确实过时、陈旧、落伍了。

因此，对传统美德我们要汲取其精华，创新其形式。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的今天，究竟应当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互过程中把握其立场和理念？中小学传统美德教育究竟需要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在今天，必须以世界眼光、全球视角和现代化理念来看待传统问题。好的东西，如孝悌、节俭等，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向世界宣扬，通过我们的榜样传播全球。

在中小学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哪些“道理”应该被提炼出来经课程化加工变为教育内容？其次，哪些旧有的“规范”需要被改造为符合当今社会形态的新型规则？哪些规范是多余而需要剔除的？哪些规范是残缺而需要完善的？第三，哪些陈腐的“仪式”需要被彻底放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仪式？仪式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是实施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什么样的仪式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庄严肃穆，又不至于让学生感觉太过虚幻？

仪式和行为是学校可尽情发挥的层面。每所学校的独特文化，往往都是在这个层面反映出来的。从道理层面看，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从制度和规范层面看，部分学校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形式和行为层面看，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并且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每所学校都可以并且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创造自己独特的稳固仪式、独特的行为要求、独特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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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非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Key words： undeveloped areas；non-historical famous village；traditional village；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2-0153-02

0 引言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中才得以逐步形成，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

欠发达地区是指经济条件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往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有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条例。另一类传统村落没有被列入历史文化名村，但其中很多村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是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村落迅速消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亟需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避免因错误的观念、短期的开发利益等各种原因破坏传统村落，使传统村落在传承历史文化、振兴旅游业、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师井村村落环境现状

师井古村是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深山中的一个贫困白族聚落，历史悠久，因盐而兴起，其早年为云龙五大盐井之一，是滇西盐马古道①上的一个村寨。师井古村是典型的山地白族聚落，四周山脉环绕。聚落形状呈有机块状分布，其建筑布局多平行于等高线进行。和绝大多数普通传统村落一样，师井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但也正是因此，使师井古村的传统山地白族建筑风貌得以保存。

2 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难点

2.1 村落保护发展的各方力量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是村民和基层干部。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民居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村民们从自身条件出发，对民居进行改建、重建，师井村近10年来的新建建筑均是现代砖混建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师井古村的整体风貌。师井村委会基层干部缺少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为整治村落环境，将村内原有石板路、土路全部铺设为硬质水泥路；并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拆除了古盐厂等历史建筑，砍伐周边山体上的树木。当地县政府和旅游部门则希望把师井古村纳入旅游资源，以旅游开发作为村落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师井古村在旅游开发上存在着很多难点，比如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公共卫生环境差等。

2.2 村落保护发展难点 ①经济因素的制约是影响村落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成熟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是开展传统村落旅游项目的必要前提。像师井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村寨，经济的制约显得尤为突出。②师井位于滇西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旅”游线路相对偏僻的位置，且相对同在云龙县的诺邓、宝丰两个历史文化名村也毫无地理优势可言，师井的盐井文化也不及这两个村落那么突出。在村落的传统资源要素方面，师井村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没有申遗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方面，虽然师井现存的传统建筑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是民居建筑，历史建筑较少，仅有一县级文保单位关帝圣君桥。显然像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传统村落要发展旅游产业是不能靠历史文化来吸引人的，必须谋求另外的方式。③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出于对新住房环境的要求，很多村民渴望对传统民居进行重建。在师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改建、重建，现代建筑取而代之，村里的街巷道路也变成了水泥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村落的消亡。④村落的保护并不是单纯的保护村庄中的构筑物，而是要保留一个活化的村落，即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一并保存下来。然而村民的意愿是住在生活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新居，这个难点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3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策略

3.1 对于村落的保护，要采用整体保护的原则。对村落整体风貌和格局进行保护，保护村庄道路网络、建筑群体空间、建筑布局风格、体量以及周边自然环境，只有在不破坏村庄整体风貌的前提下，村庄保护才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依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限于村庄内的保护，还要对村落自身与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几近完美的协调关系的保护。只有在不破坏村落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的前提下，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师井村环境秀丽，山环水绕，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都是师井有利的环境资源优势。村落保护更重要的文化的保护，强调其非物质文化中的关于民风、民俗及等方面的保护。重在继承与发扬，保持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师井古村是虽无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较好的保留了白族特征，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都与当地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3.2 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是我国传统村落的普遍发展模式。考虑到很多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的地理区位，单独一个村落发展旅游业前景不甚乐观，可结合附近周围其他古镇一起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组团式旅游干线，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对于旅游发展的定位，像师井这样基础条件较差的传统村落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是行不通的，“文化牌”很难打响可，从实际出发，发展具有山地白族文化及乡村田园特色的生态旅游村。以乡村生活体验、生态农业深度体验、民俗风俗体验、康体养生、乡村特色饮食为主的综合服务型“都市农庄”，通过有效的利用一、三产业的相互渗透特性，组织建构产业联动经济产品。

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强调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其次，关注村庄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村落污染物的处理，村落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引导；同时，强调文化资源、景观资源的延续发展。传统村落的保护，要把居民的需求摆在首位，以提高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避免冻结式保护和过度旅游开发两个极端，以传统特色饮食经营为主题开发适当的当地传统文化旅游主题。

3.3 对于传统民居的改造和保护，要充分征求村民对居住条件的意见，改善卫生基本条件，给水排水问题，用技术的手段对民居室内环境进行改造。同时积极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去，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豪感，减少对传统村落的人为破坏。事实证明，只有为广大人民带来真实的利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语

欠发达地区普通传统村落是建筑文化保护中的弱势部分，也是难度较大的部分。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下，只有合理的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才能使村落的文化得以继承。不同的地区、条件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势必要走不同的道路，本文只是从实际案例出发，对欠发达地区的非历史文化名村村落保护发展提出意见。

注释：

①参见：赵敏.滇西盐马古道.大理文化，2013（9）：100-108。

参考文献：

篇（8）

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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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凯，孙天宇，谢雪梅.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符号隐喻关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资源科学，2008，30（8）：1184-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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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秀娟.“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构研究——以广南县“世外桃源”风景区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2.

篇（9）

Abstract：Lead new features into the ol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w demands of social reality, but also change the current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n people will find the hop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new demands. Modif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Ping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street in suzhou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This article will put forward the re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replacement in Ping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street as an example to study about the principles and forms of function replace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Buildings. In the end recommend practical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History and Culture Street,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Reform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TU-0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2-52（4）

“拆迁”、“新建”常被认为是解决历史街区普遍存在的居住质量偏低、城市道路不畅等城市弊病的惟一途径。但随着对传统建筑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人们开始尝试改变“拆――建”模式，期望以另一种视角来审视我们已经熟悉的传统建筑，以便发现尚可利用的价值，从而让这些建筑继续服务于社会。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利用，正是这一构想的尝试和努力。

1传统建筑的价值

传统建筑特殊的构造体现了过去的技术，建筑的兴衰演变在其上刻下了历史烙印。保持着小桥流水、江南风情的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其实是在为今人讲述着它的过去，承载着苏州悠久的历史，体现着古城的特色。

平江历史街区有自身的特点。它除了用做展示、陈列或旅游景点之外，还可以恢复原有的居住功能或者利用传统建筑精致的造型、装饰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置换为特色餐饮、服务行业。由于街区的卓越区位，原有价值得到提升。而精心的整修设计可将原有风貌保留，街区的历史文脉大幅度地得到展示。

2传统建筑的现状

苏州平江街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部，其范围东至外城河，西至临顿路，北至白塔东路，南至干将东路，总用地面积116.5公顷。包括古城21、22、23、28、29、30号6个街坊。这一区域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耦园、10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64处苏州市控制保护古建筑等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包含了城河、城墙、河道、桥梁、街巷、民居、园林、会馆、寺观、古井、古树、牌坊等历史遗存所构成的街区历史风貌集中体现了苏州古城的城市特色与价值，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确定，依据了《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96－2010）》。2004年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为此作了《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将平江路以及与之联系的周边河街定为核心保护区，总用地47.4公顷。核心保护区之外设为建设控制区，以确保核心保护区的风貌、特色完整性，总用地面积69.1公顷[1]。

这一地段中传统的木构建筑占到了总量的80%以上，尚有少量民国时期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砖混结构公房。

3传统建筑优化整治原则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城苏州的组成部分，应该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的境域，而不能将其改造为旅游景区或巨型的陈列博物场馆，因此街区中传统建筑优化整治需要依据《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以及古城整体可持续的发展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利用形式，以保护好街区整体历史环境及风貌，即在依法保护好街区内现存的空间格局、街道水系、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物质文化遗存的前提下，激活和复兴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建筑优化整治应重点保护不同历史时期能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建筑，在体现街区真实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以实现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效益的统一发展。

基于对历史风貌与空间格局的保护原则，街区内的传统建筑需要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予以优化、整治。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进行定期的修葺和长效的管理，若有毁损，则应依据《文物法》有关“恢复原状”和“保持现状”的原则，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部分控制保护建筑及其他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建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遵循文保建筑的方法，而更多的则需整治优化。

首先是以动迁或置换的方法分流建筑中过多的居住人口；其次是拆除原建筑中的杂乱搭建物，以尽可能地恢复建筑原有的面貌；第三是根据新的用途引入必要的设施，以改善和优化使用功能。对于使用功能有较大调整的，也可以采取局部改造的方式，但需要考虑与周边建筑乃至整个街区风貌的协调。而那些质量极差且与传统风貌冲突较大的一般建筑，或临时及违章搭建则应考虑予以拆除，以扩大庭院空间和公共空间。

4传统建筑的利用形式

根据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建筑的现状，其利用形式应予以区别对待。

4.1文物建筑的利用

各级文物建筑因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科学价值，应该成为世人了解过去，探究或欣赏其技术和艺术的场所。从苏州的城市特点以及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来看，散布在街区内的10处各级文物建筑可以也应该成为公众的参观、游憩场所而加以利用。目前耦园、全晋会馆已向公众开放，而其余几处大多已修葺，虽然有的归属问题还待解决，但逐步对现在的使用单位予以土地置换，使之成为面向大众的陈设、展示场馆，已经为相关主管部门所认可。

4.2控保建筑的利用

控保建筑数量较多，所以并不宜于将他们全部辟为展示、陈列场馆。由于它们不象文物建筑那样具有显著的历史、艺术或科技价值，但其存在对于整个街区乃至苏州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的延续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它们的再利用可以在不破坏甚至是不改变原有形象的前提下予以改造，经过功能置换，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功能置换的尝试已有人开始实践，前面提到的仓库、厂房、里弄的置换改造应该说就是此类成功的实例。苏州传统木构建筑虽然不同于上海等地的近代建筑，但也同样有效地采用这样的方式。

钮家巷方宅是利用旧有建筑改造成旅店的实例[2]。这是一座旧式中型邸宅，属于传统的居住类建筑。由香港西北拓展有限公司承租，将其用作旅馆即“平江客栈”（图1）。从新旧功能的关系看，旅馆与住宅虽然存在着功能空间的差异，但两者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居住”。依据承租者的理念，希望让远道来的游客在对空间形式、建筑风格以至室内陈设的接触中体验苏州地区的居住传统，感受到与普通宾馆、酒店不同的文化气息。因此这样的功能置换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有的建筑风貌。

另一改造的典范是平江路29号联萼坊内的一处具有时代气质的“概念书店”（图2）。该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庭院民居，中部天井连接前后两进主要建筑，形成庭院深深的静谧氛围，加上建筑内留下的斑驳墙体、古色古香的家具，是个适宜读书写作的绝佳地方。概念书店经营项目广泛，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一面“未来墙”，顾客只需要将写好的信件放入墙上与日期对应的格子里，店主人就会在指定日期寄出这些信件。古老的建筑，未来的信件，正是寓意着时空的对话，别有一番风味。

控保建筑大多规模较大，如果将建筑组群修复后整体推向市场，往往会因面积过大而不能适应今天的家庭，而总价过高也会使人望而却步。整修后的“葑湄草堂”推出后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才找到买家，也说明了占地2000平方米左右的传统建筑其市场面较为狭小。相对而言，对于数百平方米的传统建筑却经常有人寻价，因此在不影响控保建筑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可逆性的分割，有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在我国古代，具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建筑大多采用“前堂后室”的布置，前后之间往往界限明确，以区别内外[3]。利用这样的布局特点，可以将前面的厅堂部分可用作餐饮、公共活动类的场所，因其临近街道，使用会较为方便。而后部的每一进楼厅改造为一套住宅，出入口布置在备弄之侧；底层设为客堂、起居室，两厢可安置厨房、厕所；楼层为卧室、书房。这样的居宅建筑面积大约为200平方米左右，前面有独立的天井，基本可以达到城市“别墅”的水平，也与传统的生活起居习惯相吻合。

4.3普通“老房子”的利用

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拥有64处控保建筑，为数较多的是普通民居。其中大多为传统的木构建筑，也有上世纪30-4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建筑，还有60-70年代构筑的“公房”。从历史的“原真性”来说，这些建筑应有选择地予以保留。因为每一历史阶段的建筑属于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社会时尚的具体物化形式，所谓历史文化街区就应该尽可能全面地保存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以反映街区的历史演进。如果仅仅依据人们一时的审美标准，将一些特定时期的建筑进行拆除，就可能在未来研究这一时期建筑时，无法找到实证材料，所以采用适当方法加以修葺利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未被列入控制保护的传统木构建筑构架较为简朴，规模通常也都较小，沿河或临街的建筑往往只是单幢楼房或平房；稍大的则在两侧加厢房，并前面加墙、门，围合成三合院，或前面加墙门间形成四合院；更大的也仅限于三到四进楼房。在此类建筑中，沿河或临街的原来就被用于各类商铺，因而可将其修葺，恢复原先的功能，以形成临街的各类店面。那些庭院式住宅可按上述控保建筑那样，以一进改造为一户的方式予以修复分隔，使之与今天的家庭结构、今天的生活方式相适应。

上世纪30-4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建筑布置紧凑，独立性较强[4]。在当时主要供小型家庭的居住用，如今仍可用于住宅。由于今天家庭结构变得更小，房间的数量就显得更为富裕，所以这样的建筑似更适宜于中小型公司、机构、团体的办公楼。

至于那些“公房”，保存的目的在于不让这一时期的建筑实例彻底湮没，因而需要进行慎重的甄别，且留存不宜过多，因为要使其满足今天的需求，内部结构须作较大的调整。

5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建筑的整治与优化

近年来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建筑的整治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疏散过多的居住人口；2、拆除建筑组群内部杂乱的搭建；3、整修已多年未予修葺的各类建筑；4、引入便于使用的生活设施；5、逐步进行建筑的功能置换。

人口过多是当今旧街区传统民居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过去的住宅通常只是为一家一户而建，但在晚清的数十年中大量的住户被安置进入，为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得不自行搭建以扩充使用面积。由于建筑的使用者众多，但日常的养护维修却无人问津，这就使建筑迅速破败。而建筑空间的混杂又影响了必要的市政管线的通达，使建筑内部无法使用今天已经十分普遍的各种生活设施，所以疏散过多的使用人口应该是建筑整治的关键。虽然疏散属于置换，而非拆迁，但应该也完全可以遵循现今的动迁政策。经过疏散，那些杂乱的搭建物的作用已经消失，可以进行彻底的清除。

旧有建筑的修葺需要依据“恢复原状”和“保持现状”原则。目前传统建筑的修复存在着动辄落架，大量更换构件的倾向，这除了一些施工单位不熟悉古建修复工程的施工做法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希望以提高工程量来达到获利的目的，结果是造成了传统建筑修复成本的居高不下。其实传统的古建维修讲究尽可能多地利用原构件，在原有构件存在开裂、朽烂时，在不影响承载的前提下，采用挖补、墩接等方法，让老构件继续发挥作用，即便是有些构件已经完全不能使用时，也可以用于需替换的小构件以做到物尽其用。所以，传统建筑的修葺需要考察施工队伍的素质，以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5]。

对于传统建筑因功能的置换而需要进行空间的分隔、附属建筑物的添加，同样需要本着以不伤害原有建筑结构、风貌的原则进行，而且需要考虑具有可恢复性。因为当这幢建筑在功能再次变更时，有可能方便地去除添加恢复原状。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或功能的转化，各种新的生活设施需要不断地进入每一幢建筑。为保证生活质量，改造后的传统建筑中能发挥它们的作用，需要对建筑中各种管线进行合理的安排。与传统建筑相邻的小巷建筑内部的备弄其实是置各种管线的理想场所。由于疏散了过多的居住人口，传统建筑变得规整，将公共管线排布于备弄，可以方便地通往各家各户。如果建筑内部布置合理，那么管线的分布也不至于十分复杂。

传统建筑再利用中，最为棘手的可能要数防火问题，因为木结构易燃，而火灾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其实在传统建筑中古人对于防火已有考虑，如备弄、前后建筑间的高墙、相邻建筑间的封火山墙等等。众多建筑能留存至今，这些建筑上的处理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备弄、高墙等依然具有防止火情蔓延的作用，当然为进一步防范可以将城市消防用水系统延伸到传统建筑集中的小巷、甚至备弄之中。在建筑内部梁架的隐蔽处设置喷淋装置。通往各处的电线，外加金属套管。另外在一定的范围内安放手提灭火器。有了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就不一定要拘泥于消防通道（主要指建筑外部道路系统）、防火涂料等的限制。

此外停车场地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现在有些人以为车辆不能停在家门口，甚至居宅内就不能体现生活质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如今即使在一些所谓“高档居住小区”大多采用集中式的停车库，而非一家一户都有自备车库，所以解决停车问题可以采取在一定的街区范围内建设内部的地下停车场的方法。将停车场建于地下可以不妨碍整体的历史风貌，集中停放也便于管理，而让这里的居民，外来的访客适当的步行，也会增进健康[6]。

自平江历史保护街区确立以来，这一老苏州“缩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健全的保护改建模式，旅游开发也已经逐步成体系。街区内无论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控制保护建筑，或是一般民房都能各得其用。从整体来看，苏州平江历史街区是保护与改造的典范。近几年，平江历史保护街区在延续过去的保护开发策略外，更加注重街区内原住民、留住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从市政、交通等各个方面解决居民实际问题，避免平江历史街区的开发给普通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同时也通过这一方式留住居民，使得平江历史街区成为真正“有人气的”生活化的“活”的历史街区[7]。

参考文献：

[1]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Z]．同济大学，2004.

[2]雍振华．旧建筑功能转换设计方法与问题探讨――钮家巷方宅改造设计[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18（1）：26-27.

[3]王建国．城市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75-76.

[4]阮仪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27.

篇（10）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是汉族南迁后将中原的传统建筑文化传播到滇池地区，并与当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结合，建造出的具有昆明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其中，建筑要素还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与含义，在构筑和建造的过程中结合了本地居民的文化习俗。因为城市商业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不同的家庭在装饰和设计上各有特点，但都是根据家庭情况、社会地位、、自身需求等调整和演变的。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

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

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

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

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

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

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扇门，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

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

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

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杨大禹，朱良文.云南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张惠.城市典藏话昆明[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