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在我国，一些社会学科存在着身份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行为分析方法的要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价值中立”论。行为分析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出应当完全摒弃意识形态，排除所有的价值判断，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严格防范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介入研究过程，反对把科学和道德、伦理问题混在一起，主张完全“价值中立”，以使各门学科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纯科学”。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应当“价值中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传统科学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感情特点影响之深，妨碍了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偏见、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革命，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为分析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以此来使各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二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科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三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并主张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按照达尔的观点，定量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进行比定性资料更有效地分析，从而检验命题是否成立；四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

二、行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

行为分析方法以人类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行为的内在机制，旨在找到行为规律，从而引导人的行为。其主要的研究思路以描述――解释――预测――导向四个阶段为分析框架来进行。描述是逻辑起点，该阶段是要对行为的状况进行客观的、准确的描述，还行为以本来面貌，从多角度刻画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把握行为的本质。解释就是要探究行为发生的原因，研究行为的发生机制，把握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找到行为的规律。这是四个阶段最重要的阶段，反映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行为分析最复杂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行为生成的原因有多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本质的和一般的原因等等，需要把握本质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预测则是在认识行为规律后对行为未来的发生和变化进行预测，是从已知到未知，从现在到将来的一种推理和猜测。这是一种基于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上的、合理的、科学的对未来的预测。导向阶段则是在对未来的预测前提下对人的行为形成一种影响，引导人们的行为朝着实现组织的目标发展，克服影响主体行为的消

极因素，充分发挥主体的行为积极性。行为分析方法可以说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首先，行为分析方法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一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促进作用。行为分析方法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如先进观察、资料收集、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为分析提供量化根据，以量化资料去说明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议论，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学性；二是假设法。假设方法主要是预定一套严格的理论假设、概念，然后依据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概念开展研究，使每个理论假设、概念都可以用实验资料予以检验和证明。这是自然科学指导原则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三是操作方法。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也要通过操作程序，不能进行操作的概念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进程。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为分析方法还是众多交叉学科和新理论的催生器。行为分析方法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的口号下，行为分析综合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行为。如在政治学研究中，行为分析方法认为政治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要研究政治行为必须要研究人类的其他行为，并研究其他与之有关的学科。这种多学科性研究催生了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地理学、生物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从而

扩大了其研究领域。

四、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启示

由于行为分析的内在缺陷，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倡议。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批评了价值中立论及哲学基础，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可分；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忽视了某些紧迫问题的解决，主张社会科学的政治化；批评了行为主义对社会科学传统研究方法作用的贬低，重新肯定了政治哲学及其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地位；批评了行为主义热衷于以技术手段做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过了研究本身。因此，我们在进行行为分析的同时，必须避免和预防行为分析的这些内在缺陷，使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建设性作用。

其一，社会科学要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不断探索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价值的追求，要重视规范研究。做到科学与艺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完美结合。

其二，社会科学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微观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根本的发展有战略思考。

其三，社会科学要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要走出书斋，实证研究也要丰富理论的发展，要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理论指导实证，实证发展理论，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社会科学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自身学科研究途径。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学科间的相对独立性，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不能使社会科学内各门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仆人或与其他学科混为一迹，失去本学科的独立身份和资格。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篇（2）

究竟什么是比较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有着多种的解释和定义，目前国际范围内较为认同的定义是，比较方法，是对两个或二者以上的事物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通过寻找比较个体之间的异同，来进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比较法也常常被称作是归纳法，在具体的操作使用上，会将具有表面具有相似性的物体进行排列，来分析其之间的差异，然而，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比较方法，也有了新的定义和运用，在新时期的比较方法中，更加注重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异同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也会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两大类。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先后对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和历史变化规律进行了对比。在本文所进行的研究中，将会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进行运用，因而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的结合，来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变化。

二、比较方法的作用

对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言，其往往较为隐蔽，难以直观的进行发现，因此需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考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中，比较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在众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当中，同样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可以说，比较方法是社会科学在进行定性研究当中的首选方法。在比较方法的使用当中，其涉及到了对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比较，还有对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对比，通过进行对比分析，使得大众能够了解认清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如果没有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社会认识的高度和层次可能呈现出下滑的?B势，对于比较方法来说，其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比较方法形成科学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通过利用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发展认识，通过对不同的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比较，得到事物之间的普遍结论，并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进而形成具有科学性的概念和解释，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由来。借助于比较方法，能够采取归纳的方式，发现不同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异同，这样的方式能够公众理清事物发展的规律，避免因认识不足而导致思维方式上存在的误区。在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比较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在不同领域当中来进行归纳总结，借助于比较来得到相应的科学概念和结论。

其次，用比较方法形成因果关系。在早期的研究当中，人们认为归纳是一种人们通过对比寻求事物因果关系规律的方式，借助于这样的方式，能够揭示潜藏在事物之下的因果关系和变化规律。在过去的研究当中，由于研究不够科学，分析不够系统，对于归纳也无法科学合理的进行，久而久之，对于归纳的使用也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成为定量研究。然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定量研究中采取归纳的方式往往会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复杂，其结果更为的低效，归纳又再次转向定性研究。

篇（3）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应用统计学时,统计分析是其关键环节,资料性质分析、资料类型的判断、统计方法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把握好,否则,其分析结果将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出现的问题,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问题

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再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做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态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

描述性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简单,但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值得怀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

1.均值的误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最常用指标,但应注意,对于正态或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它是较好的指标,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标准差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而对于偏态分布的样本,则常用中位数来描述集中趋势,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四分位数间距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种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应该报告标准差,或用直方图或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体内部的差异。

2.绝对数的误用

因为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较大的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误解。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样本的比例。

3.相对数的误用

相对数常用于描述定性资料的内部构成情况或相对比值或某现象的发生强度,一般有比与率两种形式。虽然比与率的计算形式是相同的,即两个绝对数之商乘以100%,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强度,而比则用于反映部分与整体或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数据的比较基础相差悬殊,用绝对数表述没有可比性时,就要借助于相对数。

应用相对数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百分比与百分率的混用;当分母很小时,只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没有报告样本量;当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率时,没有考虑到各总体对应的内部构成情况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较等。

例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实是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样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所观测的结果变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响因素取不同水平时,定量观测结果的均值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统计学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的误用也比较多。

正确选择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正确判断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再是检验定量资料是否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对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较为熟悉,后者则需要进行预分析,可适当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前提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用参数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还是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而根据对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的判断,确定采用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定量资料作统计分析时,常犯的错误有:

1.不管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盲目套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不验证“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前提条件,而直接应用参数检验法;

3.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人为拆成多个成组设计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法;

4.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决,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观测结果为定性变量的统计处理问题。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通常根据影响观测结果的原因变量性质分为三种情况:

1.原因变量都为定性变量,此类资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资料。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检验、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线性趋势检验、一致性检验(也称Kappa检验)、加权检验、对数线性模型等。

2.原因变量中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统计分析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结合专业知识先将定量的原因变量离散化,使其转化为定性变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统计方法处理;二是先对定性的原因变量,采用哑变量技术进行处理,转化为多个二值变量,赋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3.原因变量全部为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定性资料的最常用表达形式是列联表,列联表有多种类型,如横断面设计的四格(或称2x2)列联表、队列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配对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双向无序的R×C列联表、单向有序的R×C列联表、高维列联表等,不同类型所用统计方法也不同,所以处理这类资料的关键是分辨出列联表的类型,从而选择相应统计分析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常犯的错误主要就是列联表的误判,从而错误的选用统计方法。

四、相关与回归分析问题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局限于统计描述,较难从数量角度对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回归分析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实现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因变量进行预测,及对随机变化趋势进行适当修匀。

相关分析可用于对定类、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类资料进行定量描述,但各类资料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应用时,需要判明资料的类型;而回归分析则要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具体的,当为非时间性的连续型变量时,可用线性回归分析、多项式回归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当为时间变量时,可用COX半参数回归分析、指数分布回归分析及威布尔回归分析等;当为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型变量时,则需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二是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及多项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应用时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

1.没有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意义,就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时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现所谓的虚假相关。

2.对于较简单的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不注意应用条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关分析要求两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且都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满足条件,应采用其它相关分析法,如Spearman相关分析等。而线性回归分析则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随机变量,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在回归分析前,先要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两变量的显著相关性,再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才有意义。

3.只求得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而不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就下统计分析结论。因为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都是由样本数据求得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必须通过其相关参数的假设检验来判定。

4.多元回归分析策略的错误。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应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单变量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多个变量,再将它们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变量分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这种分析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单变量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非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先综合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作用、实际意义及关系,有些可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将经过初步筛选的所有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必要时可多用几种筛选变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在翔:社会统计理论与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2]胡良平等.医学统计学基础与典型错误辨析[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3.148-239

篇（4）

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是以“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让学生学会质疑”和“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两个层面来形成。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认识，提出“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对学会质疑的作用，并运用《显著的季风气候》中的降水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的教学案例实践说明它的合理性。结合安全保证的教学环境理论对培养学生解惑能力情感的作用分析，以及用省级行政区的轮廓特征教学案例来进一步证明；接着，通过对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理解及它们对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影响分析，再结合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教学案例来佐证。从而由培养质疑能力、培养解惑能力等两个层面说明了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观点。

关键词： 社会学科教学 学会阅读 学会思考

2000年，温州市社会学科中考率先实行开卷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与习惯，而不是光学会死记硬背，也不是“以读代答”、“以抄代答”，不作任何的思维加工的做无用功的学习。因此，学生的学习方法需要发生质的变化，其中学会阅读，学会思考是社会学科适应开卷考试、适应减轻学生负担的基础学习方法，它们贯穿于学生终身学习的过程之中。基于这种认识，进行了初一社会学科的学会阅读，学会思考的学习方法指导的探索。

一、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阅读是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学习之母。曾经有人统计，人生学习时间的90%都是用于阅读。一个学生阅读能力的高低对他各方面的学习会有重大的影响，一个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其学习能力也应该是较强的。据心理学阅读能力理论表明，阅读并非生来就会，而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形成和提高。在社会学科采用开卷考试以后，学生的阅读能力高低与否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才能丰富知识，开阔视野，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及发展的智力。

1.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趋向性的心理特征。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兴趣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促使学生萌发强烈的求知欲，从内心产生一种自我追求，自觉努力地去思考、去攀登，向着认知的目标前进。如果学生对学习有兴趣，那么他就积极地去思考、去攀登。在这过程中，他为了丰富知识，提高能力，就会积极地阅读各种各样的材料，从而培养了自己的阅读兴趣。

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有机结合是初一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所在，双主作用是课堂的主线，主宰课堂中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只有科学地运用双主作用的关系，才能把握住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机会。所以在初一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处理双主作用的关系，注重初一社会学科学习方法指导的选择，借助竞赛方式、自然景观和人文的图片、各种地图、精心选择的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思考、攀登的过程中，培养阅读兴趣。

日本的国土组成非常有特点，也容易绘制。于是让同学们仔细观察日本的疆域地图，然后请每组推选一名代表在黑板上进行简图绘制和填图比赛。尽管参加比赛的同学数目有限，但台下的每位同学都参与了整个认知过程，不停地加以点评，跃跃欲试。等比赛结束后，我们评出最佳画手，比赛获胜的同学有了很大的成功感和满足感，没有获胜的同学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成功,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跃跃欲试唯恐轮不到自己的主动参与状态。可见，科学地运用双主作用关系，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等教学手段，有利于促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积极地去阅读、去思考、去攀登，从而激发了学生阅读兴趣。所以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敲门砖。

2.组织互动教学，培养学生认读、解读能力。

认读是指学生的感性知识，形成背景知识。解读是指学生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背景知识来解释所读的内容，形成感性认识。认读、解读是学生阅读能力和技能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某一水平能力表现，认读是解读的前提和基础，解读是认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们是阅读能力和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动教学指师生民主合作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学会阅读能力的客观要求就是要求学生掌握认读、解读的技能。组织互动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认读、解读的能力，使学生形成阅读方法和技能。

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应留足时间，让学生民主地、平等地参与到组织教学中，达到师生互动。一改由教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为由教师提供精心设计的配合教材的阅读材料，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形成师生互动，共同参与。随着互动活动的顺利进行，培养了学生的认读、解读的能力。例上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强时，第一步发现问题：日本的经济特征是什么？教师提供两组反映日本经济特征信息，以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问题。第二步分析问题：日本经济特征为什么是这样？教师提供揭示问题材料，让学生通过讨论，探讨解决问题。第一步是通过师生互动培养了学生的认读能力；第二步经过师生互动，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材料，培养了学生解读能力。学生在这种民主合作、共同参与的互动教学中，在教师积极地引导下参与了认读、解读，从而培养了学生学会阅读知识，获取重要理论概念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思考能力

在开卷考试情形下，简单地机械地死记硬背，照搬照抄已从根本上丧失了市场，更多地是出现一些情景材料题或开放性试题，考核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与学生的思考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生的思考能力是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展现是学生思考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学生成熟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进行质疑解惑能力的培养，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思考能力。

1.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让学生学会质疑。

质疑是思考的起点，只有有了疑问，才会有深入思考、提出问题的过程。这过程就是疑问、思考、探索发现、创新的过程。

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往往习惯于自己提出问题，而不敢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唯恐耽误了课堂教学时间，从而丧失了培养学生养成读书思考、大胆质疑的学习习惯，不能做到“授人以渔”。其实，学习过程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的求知欲往往从质疑开始。如果问题总是由别人提出来，学生只是被动地解决问题，他们就难以感受到探索的兴趣和成功的快乐。所以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培养学生争相发问，互相质辩的习惯。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敢于发问和作尝试性回答；鼓励学生对现有的教材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提出相应的疑问；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人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见解，不要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书上是这样说的”，而泯灭了自己的质疑能力，折断了自己的思考的翅膀……

如上《显著的季风气候》中的降水的空间和时间变化时，要求学生理解南方雨季开始早，结束晚，时间长，降水多；而北方雨季开始晚，结束早，时间短，降水少的特点。教师积极创设情景，出示雨季推进活动示意图，准备充足时间，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和创新。在实践中，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两种性质不同的气团相遇为什么会形成降水？锋面雨带为什么总是先北上而后南退？10月以后，锋面雨带怎样突然消失了呢？雨带推进怎会有二进三徘徊的规律？……在激烈讨论中逐渐解决了问题，深入地理解了我国降水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特点。其中还提出很好的问题：中国综合国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改变这种降水规律，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可见，教师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才能激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扩大了学生的思维范围。尽管学生在质疑、争辩的实践中，出现一些幼稚问题甚至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这质难就是学习的矛盾，有质问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教师善于循循诱导，有利有节地点拨、启发，以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想为教学策略，以有质问为有效的途径，那么学生的质疑能力就会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

总之，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多让学生质疑，既可以取得培养学生学会读书思考，同时可以使学生形成钻研教材，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从而培养了学生学会质疑的能力。

2.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

学生的头脑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如果教师真正树立了“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意识，尊重学生，学生的思维潜能才会奔涌而出，才会使课堂教学真正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使学生真正体验到挑战智能高度带来的极大快乐。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供安全保证，营造民主的教学环境是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前提。

所谓安全指的是鼓励、关心、同情等，与安全相对应的，是恐吓。每个学生都需要成功、同情和爱，当这些需要受到挫折时，学生的身心发展就会受到伤害，课堂教学的民主气氛就丧失了。而安全保证是通过满足学生这些方面需要达到激发，学生才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对问题进行推理、判断、表述，逐渐形成一种勤学好问的学习风气。所以教师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过程中，积极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相信学生能分析问题，能解决问题，能成才。而教师不该挖苦、打击学生：“花岗岩或木头的脑子”，不该结论式地讥笑学生：“我教了几十年，你是最差的一个”，面对学生的回答，教师不该简单地用一声对或错，一个结论或一己之见轻易地下结论，将自己变成冷面的法官。如在《省级行政区》教学中，借助中国拼板地图理解各省的轮廓特征时，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充分满足学生安全保证的需要，每一位学生才能展开了想象翅膀，开启解惑的钥匙，各自想象各省的轮廓特征。有的说云南省的轮廓特征象开屏的孔雀，有的说云南省的轮廓特征什么都不像……你一言，我一语，内容非常丰富。对各省的轮廓特征，每一位学生都有了自己的亲身体验、比较的认知和解惑过程。这就是营造了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带来的效果，使每一位学生真正体验到了思考带来的极大快乐，从而激发了学生解惑的勇气和信心。

总之，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敢思敢说，为培养学生解惑能力打下情感基础和前提。

其次，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有利于学生积极的思考、探索、创新，从而培养了学生解惑能力。

质疑教学法是指提出一些现象让学生去质疑，从中得出正确的客观评价或结论。问题教学法是指就一节二章甚至一个单元的教学复习，教师先就教学或复习的内容精心设计成若干重要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层次地提出问题，辅之以教师的思维引导或重点问题的点拨解释，让学生去独立钻研思考，完成对问题的解答。这就是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实践中，教师要利用知识材料背景，以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为基础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材料，精心设计若干问题，让学生独立或小组钻研思考、探索，甚至于讨论，完成对问题的解决。例完成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教学时，出示我国土地利用类型百分比表和我国主要农业用地与世界的比较表，引导学生根据图表分析回答：①我国已利用土地有哪些？其中耕地、林地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②尚未利用的土地有哪些？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③改造后可利用的土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④我国土地资源的分布有什么特点？启发学生进行思维扩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地分析材料，逐渐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解惑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学会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思考，改善了学习方法，是初一社会学科适应开卷考试、适应减轻学生负担的基础学习方法，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社会学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篇（5）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57-02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是专门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德育性质的课程，它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学生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以达到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养成的目的。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品德与社会也被注入了新的生机，因此，我们需要根据改革的实践情况和班级的具体情况，改变以往的教学方法，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更好的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一、 增加互动教学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互动教学是指将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相互结合，使两者之间相互作用，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来活跃课堂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动手，动脑和动口能力，以加强学生的主关能动性。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布鲁姆曾经说过，学生自身的情感特征与能否成功的学好一门课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学习动机较高，兴趣度较大的情况下进行学习，要比那些没有学习动机，兴趣度不大的学生的学习效果好的多。因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兴趣度，是学好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关键所在。

例如在‘学习礼貌用语’一课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组，给每组的每个同学都安排一个角色，来进行角色扮演。例如在一组模拟商城购物的情境中，教师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个桌子，上面摆好各种小商品，使同学分别扮演顾客与售货员的角色，随后，让一组的两个学生进行自由发挥，其他组的学生和教师在下面当观众。首先，顾客走到售货员的面前，售货员会说您好，请问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吗？顾客可以回答，我想买一个发卡，您能帮我推荐一个吗？经过短暂的挑选与对话后，当顾客选完发卡的时候，售货员说：很高兴为您服务，欢迎下次再来。顾客接着回答说，谢谢您的帮助，再见。待场景模拟完成之后，教师可以让下面的观众进行互相讨论，看看他们的礼貌用语使用是否得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样一来，进行角色模拟的学生在模拟中学会了礼貌用语，而观看的同学也在讨论中加深了对礼貌用语的印象。

二、采取新型教学方法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数字故事教学法，它将动画、视频、音乐、图片、文字等元素进行整合，将原来的口头故得可视化，使得学生能更直观的感受到动画的内容，更容易被动画的效果所吸引，从而更容易从故事中获取知识。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可以通过网络来下载一些自己需要的素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课堂需要，使用多种软件来对数字故事进行编辑，例如powerpoint、premiere、Flash等软件都可以帮助教师很好的完成数字故事的制作。在制作数字动画的时候，教师应该遵循确定主题、编辑文本、收集素材、编辑整合这四项原则，以制作出生动的数字故事。

例如在制作‘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一课程的数字故事的时候，教师就应该结合‘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篇课文的内容，确定如‘地震来时不要慌’这样的故事主题。随后即可以编写故事的文本并收集素材，在编辑文本的时候，教师可以将时间设定为地震来临前到地震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而人物和地点分别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屋子里面。随后教师可在网上收集像卫生间之类的一些能够有效躲避地震伤害的空间和容易造成伤害的举动之类的素材。随后配上音乐，音乐的选择应该适合场景的发生，例如地震来临之前，可以配上轻松舒缓的音乐，而地震来临的时候，应该立即更换为紧张激烈的音乐音效，最后利用powpoint等办公软件将这些素材和音乐音效整合起来，以达到生动的效果，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被吸引。

三、将教学内容生活化

从品德与社会课程的课程目标来看，品德的教学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实际的密切联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品德与社会的教学，是品德与社会课程最基本的出发点。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把课本上的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并且教学素材的选择要全部来源于生活，使学生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体会素材中的内容，从而使学生在情感与教材内容上发生共鸣，引发学生的体验。

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会面临着离开自己生活学习六年的学校，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许多学生都会对小学的生活环境有着一种不舍之情，这时我们在讲授‘我的成长足迹’这一课时，就可以让学生回顾一下自己在小学六年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难忘的事情，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一件件事情列举出来，例如从学前班升入一年级时的感受、人生中第一次当值周生的经历、入少先队时的激动之情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学生在自己的小学学习阶段所经历过的，自己完全能体会其中的感情，从而使增加了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四、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品德与社会课程又是一门以学生日常生活为研究的课程，由此可见，实践教学对于品德与社会课程的重要性。在美国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我听了，然后我忘了、我看了，随后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才真正的懂了。因此，品德与社会的教学空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校园当中，而是应该使学生走出校园，更多的接触社会，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来体验这个社会，来认识社会，并且通过教师的正确引导，来了解社会，感恩于社会，最终做到回报社会。

例如在在讲到‘我们能为地球做什么’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来到附近的社区，在走进社区之前，教师可以先向同学提出此次去社区活动的要求，看看社区内有什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而能变得更好的。在一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后，同学们纷纷回到了老师的身边，这时老师可以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询问他们在这段时间内都为社区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些同学会说：我们扶行动不方便的老爷爷老奶奶上楼，有些同学则会说：我们把社区地上的垃圾捡了起来，扔到了垃圾箱，使地面变干净了，还有些同学会说：我们把运动器械擦干净了，不会弄脏锻炼的人的衣服了。从此可以看出，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不但改善了社区的环境，而且还学会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会了对老人的尊重，学会了对环境的保护，真正使学生的品德从实践中得到了提升。

五、结束语

在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学生作为课堂中的主体，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活跃课堂气氛，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教师应该将最贴近学生平时生活的内容带入到课程当中，让学生产生共鸣，同时采用故事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方法，使课程的内容能够更加形象和生动的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更容易的去理解与接受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内容，进而有效的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王丽.“导学互动”-品德与社会课堂的几点思考[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5（1）36

[2] 郑芝玲.“品德与社会”互动式教学模式及其变式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9）160-162

[3] 朱红.浅谈品德与社会教育[J].科技世界.2014（21）225

篇（6）

信息分析方法可广泛用于决策支持和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某些方法论优势。但情报学产生至今的数十年时间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情报学对本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缺乏有效的宣传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约了它们大规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现了。尽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发展过程中，它在专门领域的应用也需要情报学家根据信息分析的特点加以完善，但它作为一种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经展示无疑了。

篇（7）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篇（8）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篇（9）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篇（10）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74-07

社会科学范式呈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集群现象，涉及的是为某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遵循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结构性要素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这些结构性要素相互链接，共同制约着一群社会科学家观察和认识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视角和立场。在同一范式主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必将分享着共有的价值信念、理论命题和概念系统，遵循着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具体说，作为一个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客观性与自主性、群体性与公共性等学术品格。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范式是各种社会理论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论论战的基础。任何理论论战都必将以范式论战为前提，并最终上升至范式论战层面。各种理论的论战不仅涉及学术观点和命题的争论，而且其中还隐藏着不同范式在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分歧。

当前学界在对待社会科学范式问题时，将其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概念运用，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等同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等同于某种理论观点的争论，这显然无从彰显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本文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视为知识连续体的整体性联动，从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社会科学范式进行系统研究，这必将克服当前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呈现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同时，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的认识，不仅能使人们理解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新旧知识的交替过程，把握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和理论之树的脉络，重要的是让人们明了不同理论观点论战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语境，为新的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一、库恩关于范式问题的开创性研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是第一位对范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库恩看来，公共性是科学知识的基本属性。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创造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主导下的解谜活动，它“像语言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而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信守某种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种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它们构成了一张牢固的网络，成为了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因此，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抛弃了范式，就等于终止了范式所规定的科学实践活动。”对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范式将科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为该群体提供世界观及方法论的指导。而一个科学共同体就是分享着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学术研究旨趣、关注着共同的学术研究假设的人，它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个别科学家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共同体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因此，科学活动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离开了群体，个人的认识无法进行，这正是科学知识公共性的体现。

库恩从两个层面界定范式的内涵。一方面，范式“指谓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分享着共有的理论和知识规则。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研究共识是形成某种理论范式的基础。这些知识源于科学实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会知识，“一套科学习惯。”这些习惯可以是知识的、语言的、行为的，或技术层面的。由一群学者信守的理论范式犹如“一株演化树……一条线自树干直至树梢尖端，沿树向上决不折转回头，循此可找出一连串有亲缘关系的理论。”范式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囊括了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

库恩将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为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意味着“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这种范式转换始于科学实践中的意外发现和反常现象，这种现象无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释，并使之陷入了危机中，引发科学革命。意外发现、反常和危机，成为了指向非常规科学、建立新范式的路标。在不同范式主导下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展开了辩论和竞争，双方都试图取代对方，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论原则和价值信念。相继范式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对宇宙的构成要素及其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当范式发生变化后，解答问题的方式和正当性标准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家将采用不同的视角，怀着不同的期望和信念来面对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间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库恩所描述的理论范式的转化可以用下述图式加以表述：

依据库恩观点，范式是属于某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活动，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为该群体提供了基本的问题假设、方法论原则和价值信念。库恩的范式理论包含了如下要点：其一，范式具有群体性特征，是由一群学术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约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种科学直觉的特征，是隐藏在一群科学团体心灵深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是科学思维逻辑中的无形之手，科学革命的本质在于科学直觉和科学思维的转换，是一种信念的变化；其三，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相互取代的关系，故而多种范式之间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学进步没有统一标准，科学不是追求客观性与真理的活动，科学知识是相对的，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知识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

二、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及关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阐述

在库恩笔下，社会科学由一种追求客观性、追求真理的实践活动变为了追求主观性、相对性、突出科学直觉的群体心理活动。因此，库恩的范式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组信念，一种信仰，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史学家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认科学家的主观心理和思维方式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科学理论的发展涉及到科学理性问题，涉及到科学进步的客观标准。他指出，在库恩笔下，科学革命只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这种变化完全不受理性规则的支配。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没有区别，科学进步缺乏诚实性标准，库恩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思维逻辑之中，“认为科学革命是突发的、非理性的视觉变化，这是错误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某个孤立的理论假说，而是相互连续的理论系列即研究纲领。每个研究纲领都由一组被科学家群体所接受的“硬核”、保护该硬核不遭受反驳的巨大的辅助假说

“保护带”、方法论原则即“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等结构性要素所构成。硬核是研究纲领的基础，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改变。一旦硬核遭到反驳和否定，整个研究纲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护带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假说和命题的集合，它由很多辅助假说所构成，其功能是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从硬核引向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发现了新颖的事实并预见了经验增长，且反常只在内核的即保护带上发生变化，内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驳和动摇，那么这个纲领就是进步的；反之，如果未预见新颖的事实，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则其硬核将被放弃，该纲领也必将崩溃。反面启示法又称为消极性诱导，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禁止性规定，它禁止我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硬核。正面启示法又被称为积极性诱导，它限定问题，草拟辅助假说保护带的建立，预见反常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例证。它由提示及暗示构成。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学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问题、方针和步骤，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规定，能使科学家建立复杂的模型或结构来形塑和模拟现实，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实际的反例所困惑，因为“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的反常决定的。”正面启示法允许新的变体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它的竞争对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内容，即不仅进步地预测了其竞争对手真实地预测到的东西，而且还能预测其竞争对手未能预测到的某些东西，这个纲领就取代了其竞争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是库恩所说的竞争和取代的关系，各种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开放的，“永远也不要让一个纲领成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科学的清规戒律……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因此，不能因为一个年轻的纲领没有超过其强大的对手便抛弃它，理论范式之间应当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怀。只要该研究纲领能够产生新的事实，带来新的问题转换，就应当对其加以保护。

总之，在拉卡托斯看来，应当将科学理解为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成熟的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

三、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

如何评价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论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呢?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立场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分析之上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中是否也存在他们所说的理论范式和科学纲领呢?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是长期以来对真实的人类社会经验进行研究和积累的结果。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态性使得社会科学所形成的理论范式同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相比，其表现形态更为复杂。在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向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化中，应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合理借鉴、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命题。具体说，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体现在：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范式之间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种理论范式正是在差异中相互借鉴、修正和争论，才带来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理论之间的争论本身就是推动经验研究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带来了知识的繁荣，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为人们理解人类经验世界提供了多维视角。

其次，社会科学知识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理论知识既来自于现实的经验世界和社会实践，又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家的烙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如果说自然科学知识是一元的，那么社会科学知识则具有二元性，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因此，库恩所说的科学直觉、科学家的默会知识与拉卡托斯所说的客观知识、科学的客观标准即新颖事实是一致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而非神学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经验世界，立足经验事实。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想象力去观察世界，“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过程中”，从而使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与客观、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特征。同时，人类社会经验世界具有感性与理性、情感与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属性，具有多样性，以此为研究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库恩强调科学直觉与科学思维、强调科学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强调新颖的经验事实和客观知识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意义，两者之间是相容的，反映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双重特性。可以说，拉卡托斯赋予了库恩的理论范式某种社会基础，而库恩则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赋予了价值原则。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都是社会科学范式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元素。

第三，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具有公共性的品质。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群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对人类社会经验进行长期积累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对社会的思考，它是人类集体的创造，在明确的结构之内以期达到明确的目的。”库恩将在某个领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设、信守一定的科学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学直觉、坚持相同的方法论原则的群体视为科学共同体，将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形成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比喻为“一株演化树”。当我们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转向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应当看到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各种理论视角、社会科学家之间知识与思想的连续性，应当将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连续体，探寻该范式共同体成员之间知识发现的逻辑和内在联系。因此，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群体而非个人行为，必将引导我们去探究科学知识的发现逻辑及理论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四，社会科学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员必将分享着一组基本的理论原则、方法论假设、价值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其区别于其他范式，并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与其他范式展开论辩，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繁荣。库恩将一个范式中科学家所信守的共识、科学直觉、方法论原则和科学信念视为理论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则将共同体成员发现的新颖事实、信守的理论硬核和辅助假说即保护带、坚持的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基本要素。这说明，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研究问题倾向、还是从价值信念与研究共识层面，社会科学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思维连续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体中关于研究问题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问题应当研究，在研究中应当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质疑。它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

则来解释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领域中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最广泛共识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用它来对不同的研究共同体进行区分。它能够将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的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归纳、定义，并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

四、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及结构要素

为更好地体现社会科学范式的特征和学术品格，我们可以用下述图式来表述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结构、理论要素和内在逻辑。

这一图式首先表明，社会科学本身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充满价值争论的知识形式。每个社会科学家就经验世界和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取决于其兴趣的指向，并最终取决于其价值信念，“正是价值观念和兴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架。”在进入经验世界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信念隐藏于其理论表述与经验描述中，带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在看待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社会科学家群体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元素。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亚历山大分别称其为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持个人主义的学者主张社会行动是基于个人相互关系基础上造成的，社会运作依赖于个体仃为，个体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设定的旨趣，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成为了理论分析的起点。因此，个人主义者强调将“个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仅仅是一块肉――一个肉体。人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神圣的闪光和理性；以及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对美和善的热爱。这就是使人生活有价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径上，这些社会科学家的出发点是个体行为。并从个体出发逐步推演到集体行动乃至宏观的社会体系。集体主义者则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主张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他们往往从群体与社会层面来理解个体行为，强调个体行为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

学理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同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是两种具有明确区别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观察和认识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认知态度。学术研究中，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往往是系统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科学家按照一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理念人”。这些个体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个人，而是社会科学家所建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同样，集体主义中的“集体”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统化的产物，他们所表述的“社群”、“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同真实的人类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们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追求，并由此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因此，从学术上说，学者所持有的价值信念与国家及其社会生活中人们信守的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将两者混为一团。

其次，社会科学范式中，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要素，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科学家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信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从理性个体出发，并依据个体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行为及群体、社会的关系，主张“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亦即，“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种个人主义立场看，个体成为了社会的真正实体，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社会现象被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主义眼里，个人成为了一个超越历史的、不变的、离散的、自主的个人，社会是这种个人的自由的组合体，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人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往往会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认识个体行为。它认为，社会整体不仅是其构成元素即个体的总和，更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这个总和具有更多的属性，即社会的结构属性。这种结构属性既不是来源于个体本身，也不是个体的属性所能解释的。社会整体、社会制度或宏观社会现象具有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属性。方法论整体观强调，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虽然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相反，这种社会结构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的社会现象。亦即，个人现象只能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一定的价值信念是方法论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价值信念，就会有什么的方法论假设。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论战，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因此，方法论和价值观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性。故而，在社会科学范式的连续体中，我们将方法论放置在范例与理论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显方法论和价值信念之间的情缘关系。

第四，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构成某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要素。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会科学家进行长期思考和凝炼的结果，是区别于其他范式的关键要素。在范式系统中，理论原则与概念体系则是理论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往往针对不同的理论原则和命题展开。正是在这种思想交锋中，社会科学的知识得以积淀，同一范式主导下的理论之树得以成长。因此，在认识社会科学的范式时，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它们成为了学术思想与理论汇聚的焦点，成为了学术争论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识形态、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原则下，往往会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经验事实展开研究。信守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家，更习惯于对人的行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型，强调理性计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学者，往往习惯于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典型个案与拓展个案研究方法、历史与区域比较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强调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经验中，研究方法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交叉性，这正是社会科学范式相对开放和包容的体现。